金塔县图书馆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秦朝。当时金塔所在的河西一带还为匈奴所占据。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二月，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西汉初，金塔仍为匈奴所统治。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兵河西，击败匈奴，金塔及河西走廊地区正式纳入西汉王朝版图。随后，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移民实边，开渠屯田，掀起了金塔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高潮，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王莽及东汉前期，窦融保据河西，金塔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东汉中后期，由于社会动荡，金塔经济发展缓慢。
  第一节 匈奴对金塔的统治
  匈奴族的崛起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剪灭六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但当时秦王朝的疆域还没有到达河西走廊一带。这时乌孙被月氏打败迁出河西，月氏控制着整个河西走廊。公元前206—前203年，匈奴打败月氏占领河西，金塔一带遂成为匈奴的驻牧地。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是以北方一个强大部落为主，吸收了鬼方、獯鬻（xunyu）、猃狁、戎、氐等许多部落和由中原北上的一部分华夏人而形成的。
  公元前3世纪前后，匈奴逐渐进入强盛时期，占有北方广阔的领地。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夺权，自立为单于（前209—前174年），并加强政权建设，使匈奴迅速壮大起来。
  西汉初期，匈奴实力空前强大，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控弦士卒约30万，不断侵扰邻族。他们利用楚汉相争、中原内乱之机南越长城，袭扰掠夺今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
  在“大破灭东胡”以后，又乘胜西进，于公元前203年以前，命军进入河西地区，打败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月氏大部分退出河西走廊，只有小部分留居原地。在经历了冒顿、老上、君臣三个单于统治时期（前209—前126年）的扩张，匈奴达到了鼎盛时期，控制着北到贝加尔湖、南到河套、东到辽河、西到葱岭的广大地区，建立起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
  社会形态
  早期匈奴民族的经济以游牧为主，已经开始使用金属兵器，尚无农耕、城堡。氏族、部落是基本的社会组织，也是生产、军事、政权合一的组织。实行原始的氏族族外婚，保持神秘的收继婚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没有文字和国家法律。生活用品多是畜产品。死后土葬，有棺椁、人殉、坟墓，没有坟堆。
  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匈奴的国家机构也日益完善。匈奴的贵族奴隶制政权的形式和军事组织是合二为一的。单于是最高统帅，管辖地区在其辖境中部；其下是左右屠耆（匈奴语，贤之意）王，即汉人常说的左右贤王，分别统领左右二部。左贤王庭，管辖的地区在其辖境东部；右贤王庭，管辖的地区在其辖境西部，包括金塔。左贤王相当于汉族政权的太子。再下是左右谷蠡王，和左右贤王合称“四角”。左右日逐王，左右温禺鞮王，左右渐将王，合称“六角”，他们都是单于的子弟。“四角”或“六角”，有继承单于的权利。
  匈奴部落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单位。将所有够年龄的壮丁“尽为甲骑”，统统编为骑兵，由大将、大都尉、大当户、骨都侯等24将分别统领。各部族的首领充当政权的各级官吏，各级官吏又都是各级的军事首领。从单于至大当户，都统兵打仗。多者统领万骑，少者统领数千骑，下设都尉、千长、百长、什长等官，逐级指挥。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
  匈奴人打败月氏后，河西走廊为右贤王辖区，其下又设昆（浑）邪王和休屠王，分领原属乌孙和月氏在河西的牧地。休屠王部驻牧武威、民勤，浑邪王部驻牧东到番禾，西到盐泽，南界祁连，北连居延，即今张掖、酒泉、额济纳旗一带。因此金塔属浑邪王驻牧地。浑邪王为右贤王统属，地位虽不低，但不是“四角”或“六角”。
  匈奴各王有自己的封地，可在自己的封地内组织政权和军队，进行统治。在浑邪王的政权和军队内，封有许多王，有的王可占地，如觻得王；更多的王，如单恒王、酋涂王、五王等，以他们的部众多少，决定在政权和军队中所占的位置。浑邪王政权和军事的统一形式，正是匈奴政军统一形式的基层化和具体化。
  经济形态
  匈奴占据金塔后，利用天然丰富的草场，从事畜牧业生产，这是游牧民族的特性，也是他们的主业。匈奴人畜养最多的是马、牛、羊。它们的多少象征财富的多寡，尤其是马，不仅是运载和代步工具，更主要的是作战的战斗力，在冷兵器时代，标志着一个民族兴旺的程度。当他们有了自己的驻牧地，相对稳定后，开始发展农业。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增多，逐渐接受汉人文化习俗，开始发展农业。他们除了种植黍、稷、麦、粟等粮食作物外，还种植桑、麻、枣、韭、瓜、葵等经济作物和菜蔬，开始使用铁制农具，生产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匈奴的手工业比较发达，主要有制乳业、制皮毛业、制陶业、制铁业和冶铜业。制乳业和制皮毛业是游牧民族最基本的手工业。匈奴制作箭镞，还有铁制农具，说明其已使用铁，并产生了冶铁业。但由于其流动性，冶炼技术的发展比较缓慢。同时，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往来也逐步频繁，以牲畜和皮毛交换汉人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商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第二节 与金塔有关的汉匈战争
  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统治是随着征讨匈奴的胜利而实现的。西汉王朝建立后，与匈奴一直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和亲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汉匈之间的矛盾。西汉初期经过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已具备了抗击匈奴的实力。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兵河西，击败匈奴，将河西走廊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范围。但匈奴并没有因河西之战的失利而放弃对汉王朝的进攻，汉匈战争一直持续到东汉王朝的结束。其中较为著名的，也是与金塔有关的两次战争。
  河西之战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万余骑兵出击河西匈奴军。
  霍去病（前140—前117），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西汉名将。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在长安病逝，年仅23岁。汉武帝特命陪葬茂陵（汉武帝陵），把他的墓冢建成巍峨的祁连山形状，墓前陈列“马踏匈奴”等大型原雕石刻，以表彰他远征匈奴的丰功伟绩，并谥予他景桓侯的封号。霍去病作战勇猛，是一位军事天才。汉武帝曾劝他学习孙吴兵法，他回答说：“为将须随时运谋，何必定拘古法呢？”汉武帝为奖励他的军功给他建造了豪华的宅第，他却说“匈奴不灭，无以为家也”。后人对霍去病备极推崇，李白《胡无人》诗云：“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
  汉军从陇西出塞，6天之内，过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令居（今甘肃永登西），越乌鞘岭，穿过匈奴5个部落王国，沿途消灭抵抗者，安抚降服者。然后继续西进，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亦称燕支山）1000余里，与河西匈奴军主力接战，杀其折兰王、卢胡王（一作卢侯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官，歼灭匈奴军8900多人，并且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浑邪王、休屠王战败逃走。这一仗，汉军深入匈奴境内2000余里，几乎贯穿整个河西走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给河西匈奴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采取正面平推式进攻，未能聚歼其主力，且使其易有所准备，汉军虽取胜，自己也损失了7000余人。霍去病班师后，汉武帝下诏，益封二千户给霍去病，以表彰他首次独立出征建立的功勋。
  汉军取得第一次河西之战胜利后，为保证作战突然性，稍事休整，于同年夏，汉武帝命令霍去病第二次率军出击河西地区。霍去病吸取了第一次出击河西的教训，采取迂回包抄式进攻，先由今宁夏灵武渡过黄河，向北越过贺兰山，涉过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绕道居延海（今内蒙古西北），转而由北向南，沿弱水而进，经小月氏（未西徙的月氏人，今甘肃酒泉一带），再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匈奴境内2000余里，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弱水上游地区，从浑邪王、休屠王军侧背发起猛攻。匈奴军仓促应战。经过激烈的战斗，汉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歼敌3万余人，迫降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俘虏5王及5王母、单于阏氏、王子59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63人。汉军仅伤亡3000余人。浑邪王、休屠王率残军逃走。
  汉武帝对霍去病大加赞赏，益封其食邑五千户，其手下部将也多因功封侯。
  浑邪王攻杀休屠王，收编其部众降汉。汉武帝封浑邪王为漯阳侯，将其部众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5郡之边。为了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西汉政府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4郡，从内地迁移大量人口到这里戍边、生产。
  河西之战是汉武帝继河南、漠南作战胜利后对匈奴所采取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行动，也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最重大的三次战役之一。这次战役的胜利，使西汉王朝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地区，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为日后向漠北的匈奴单于主力发动进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李陵攻匈奴大战
  天汉二年（前99年）九月，汉武帝派李陵率步兵5000人，从酒泉出发，经金塔，出居延千余里，攻打匈奴。李陵到达浚稽山（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部），与匈奴骑兵3万余人大战，虽然取得胜利，斩获匈奴万余级，但终因军队粮草不济，不得不南撤。匈奴兵8万多骑追击，李陵且退且战，伤亡很大。快退到遮虏障时，单于怀疑有伏兵，欲退兵，适获汉军降卒，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单于遂遮道急攻李陵军。陵军力战，终不能突围，于是投降匈奴。
  第三节 会水县的设立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打败了河西一带的匈奴，河西大片地区划入西汉王朝版图。西汉王朝掌控河西走廊之后，即在这一带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和封建政权制度，以保证中央政府对其有效管辖。前期主要是耕战结合的军事性屯田，随着边疆地区进一步开发，开始大规模移民实边，建立编户齐民的民屯组织，开展大规模屯垦。修筑塞障城郭，隔离游牧区域与农耕区域，为开发河西第一步。第二步便是在新开拓边疆地区建立郡县，实行有效统治，组织军事性质屯垦，保障边境地区军用民需供给。
  行政建制
  为了巩固反击匈奴战争胜利的成果，经营西域，西汉王朝在河西先后设立了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和武威郡，史称“河西四郡”。“河西四郡”的建立，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辟中西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河西四郡的设置时间，《史记》《汉书·武帝纪》《汉书·地理志》中的三种说法不一致，尚无定论。本人倾向于以下说法：酒泉郡设置时间为元鼎六年（前111年）；张掖郡设置时间为或与酒泉郡同年稍后，或为元封元年（前110年）左右；敦煌郡设置时间不当晚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或元封五六年之间（前106—前105年）；武威郡设置时间为地节三年（前67年）。
  当时的酒泉郡包括今肃州区、金塔县、玉门县和瓜州县的一部分。辖禄福、表是、乐涫、会水、玉门、延寿、沙头（一作池头）、安弥、乾齐九县。其中会水县辖今金塔县全境及东南至高台罗城乡镇夷峡。
  汉代会水县的境域范围大致为：东南沿羌谷水至罗城，与表氏县（今高台县）接壤；正南与安弥县（今高台双井、盐池以南）为邻；西南与禄福县（今酒泉市肃州区）接连；西与延寿县（今玉门市）遥相连接；北面以古汉长城与匈奴相隔。县境东西总长360里，南北宽约240里，总面积约21600平方公里，是酒泉郡所领九县中面积最大的一个。
  汉代初置时的会水县居民，绝大多数是移民。它的社会组织，基本框架和内地一样，即中央——郡——县——乡——里的五级制。上面由中央——郡逐级管理，下面设有乡和里两级。郡有太守，西汉时还曾叫使君，下面有属官。县有大小，万户以上称大县，叫县令；万户以下称小县，叫县长。河西四郡下属的基本都是小县，会水县也不例外。乡是很重要的一级行政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乡有三老，有秩蔷夫游徼。三老掌教化，蔷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乡的权力较大，一切政策法令都是通过乡政府下达的。西汉末年全国有乡6622个，有县邑1314个，有郡国103个。大郡辖县20～51个，中等郡10～18个，小郡3～10个。居延汉简中有张掖郡的县9、乡3、里167。根据史料记载的汉代乡名称，分别为东乡、西乡、北乡、都乡、中乡和曲乡等。除未发现南乡外，东西北都有。都乡和中乡是一个意思，都是处于中心位置的乡，曲乡，可能是该县的政治中心，以原名命名。鉴于此，似乎西汉的乡是统一按方位命名的，每县5乡。
  乡的下面是里。里是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大致相当于今日农村的村委会或城市的街道办事处），从中央发布的诏令及一切行政法规，都由里去组织实施，在群众中贯彻执行。里在我国存在得很早，商周时已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记载，是25家为一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战国时以“五十家为里”。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地图上，标有里和住户数：大里百余户，中里50～60户，小里10余户。各地里的户数不同。从汉简中发现的汉代里名，以嘉名为多，如万年、万岁、长乐、千秋、安汉、富贵等。肩水金关汉简中记载的会水县的里有两个：延年里、未央里，就属嘉名里；还有的里前面冠以方位，如东阳里、东乐里、西成里、北阳里等；还有的里以姓氏为里名而聚族而居，如有高里、蒲里、候里等。会水县的里应属中小里，每里约以25户计算，则各乡有20个里，全县有近百个里。这样推算，会水县当时约有2500户，1万人左右。
  当时会水县社会基层里的基本状况是：里有里主——管理祭祀、丧葬、户口；里正、里胥——管理生产、收赋、催税、判案等；里魁、假士——管理治安与征兵；监门——负责居住区的安全警卫。二十几户人家的一个里，竟有如此繁多的事情，繁忙的工作。
  里中的居民，集中住在一起。这集中住的地方是按规定统一建的。287·13简载：“觻得安定里方子惠所，舍上中门第二里三门东入。”282·5简载：“觻得富里张公子所，舍在里中二门东入。任者，同里徐广君。”340·33简载：“包，自有舍，入里五门东入。”上面列举的是贳卖贳买契文中留下的家庭地址。这样的地址，正好说明西汉时的里，正是居民集中居住区。它的大小视居民的多寡而定，一般是外围筑有高高的围墙，四面开门，门有编号。里面整齐地分布房舍，房舍间大一些的叫道，小一些的叫巷。每个里都编号。这里与门结合，就可指出某家在某处了。会水地处边塞，且黄土较多，里的围墙都是土筑的，像一座座城堡。平时可防盗、防风沙；战时进可攻，退可守。后来的坞壁，实源于古老的坞，后发展为城堡式的里。现在金塔东沙窝一带尚能见到几座汉代的小城堡遗址，即坞壁，就是这种城堡式的里的再发展。
  里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登记户口，抽调兵役。会水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市场繁荣，是敌人容易进攻之处，也是汉朝出击和防守的基地。
  会水县名称的由来和具体位置
  关于会水县名称的由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众水所会，故曰会水。”《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在肃州东北一百四十里，其北有白亭，古曰白亭海。”《重修肃州新志》则云：“众羌水会张掖河。”可知“众水”又称“众羌水”，点明了会水县在众羌水汇张掖河的地方。所谓“众羌水”即发源于祁连山之南（古称“羌中”之地）而向山北流之诸水，即今山丹河、张掖河与酒泉讨赖河三条河流。先有山丹河源起，西北流一百一十公里汇张掖河，又西北流四百里（称羌谷水）至鼎新大汇水口。酒泉讨赖河自西南来又名白水，东北流至暗门与红水河会，又稍北流，纳清水河（古亦称墨水），经鸳鸯池，过夹山，又东北一百八十里至会水口与张掖河会。真是“众水所汇”。
  汉代会水县的县治，据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李并成教授考证，为位于金塔镇五星村2组西部耕地边缘的西古城（《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
  《汉书·地理志》酒泉郡会水县条：“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说明北大河（呼蚕水）汇入黑河（羌谷水）一带为汉代会水县之地。《史记·夏本纪》索隐曰：“《水经》云弱水出张掖删丹县西北，至酒泉会水县，入合黎山腹。”合黎山为河西走廊北山之中段，今临泽、高台、酒泉、金塔等县以北延伸的剥蚀残山属之。《水经注》卷40：“合离（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标明了会水县与合黎山的相对位置。金塔县天仓乡以北10千米许黑河右岸的大湾城（汉肩水都尉府遗址）所出汉简曰：“出钱千三百四十七，赋就人，会水宜禄里兰子房，一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506.27）；“口廪会水”（514.47）；“到会水而不交难亭留待难”（出土地不详，甲附4）。盖肩水与会水相邻，故有会水县的就（僦）人佣入。由此可见，今天沙浪滚滚满目龙荒的东沙窝，昔日曾是会水县绿洲的所在。依据上述等史料曾考得，西古城即汉会水县城。该城西汉始置，北魏废弃，北魏以后其地归属酒泉。
  第四节 西汉对金塔的设防
  修筑边塞
  自汉武帝开疆拓土以来，先后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夺回河南地，元狩二年（前121年）攻占河西走廊，元鼎六年（前111年）又攻占河湟地区，以及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统领西域的日逐王降汉，西域地区也归属汉朝，汉朝西北边疆大大拓展。西汉王朝控制河西后，为巩固疆域，保障边郡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从汉武帝时期起，开始大规模经营西域，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在西北边郡设烽燧、置亭障、屯戍卒、修武备，构筑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防御体系。汉代军事防御体系是一个以长城为主干，包括长城、关隘、亭障、烽燧等设施组成的多层次国防工程体系。
  会水县地处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咽喉。境内有沿黑河通向南北的必经之道，东为合黎山天然屏障，北为狼心山和孤红山自成锁钥，具有近屏河西、远控天山和黄河之势，乃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的地方。为了保证河西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在会水县境内修筑军事设施，派遣重兵把守。为加强军事力量，在会水县内设肩水都尉、东部都尉和北部都尉等军事机构，统辖境内各亭、障。《汉书·地理志》酒泉郡会水县本注曰：“北部都尉治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汉武帝元封二年至三年（前109—前108年），西汉王朝修筑了从会水县北部（黑河西）至玉门直到敦煌玉门关和阳关的塞垣（即现今所叫的长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或稍后，又修筑了从镇夷峡沿合黎山至狼心山北折向西行，达哈密北山的一段塞垣（当时叫遮虏障）。并在金塔境内黑河合黎山和北山的最狭窄处设立了河西走廊北部的唯一关口——肩水金关，堵死了匈奴南下入侵的通道。肩水金关的设立，为安定西域、保卫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金塔县境内汉长城总长约320公里，是甘肃省单县汉长城历程最长的县。长城沿线又设立烽燧、亭、障，戍卒守卫在长城沿线，负有耕田生产、打仗卫边的双重任务。西汉王朝大量从内地移民到会水县屯垦战守（垦田、守边），并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农业和经济的大发展。
  完善边塞管理制度
  汉代北方与西北边塞是一个整体，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但是中央政府没有明确的统一管理机构，而是由各郡县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合适的管理制度与规范，管理边塞事宜。
  凡有汉塞的边郡，具体管理者就是部都尉。部都尉秩比两千石，官有丞、候、千人、司马都尉丞与都尉同在都尉府，候、千人、司马各以候官、千人官、司马官为其治所。候与其所属的部候、燧在塞上，专司候望与烽火，自成系一统。千人与司马应为边屯中的步兵、骑兵的首长。候、千人、司马除职司不同外，可能有等级的高低。
  汉长城遗存据21世纪初开展的长城调查结果显示，现金塔境内保存有3道汉长城，依次为东部塞（即居延塞的一部分。总体走向为由东南向西北，自高台县进入鼎新镇双树村，沿黑河东岸先后经过鼎新镇双树村、芨芨村、上元村、东明村、友好村、永联村、航天镇东岔村，止于肩水金关遗址。）、西部塞（总体走向为由北向南，起于航天镇大湾村东北的肩水金关对面，沿黑河西岸，穿过航天镇大湾村、二杰村、天仓村，止于航天镇营盘村东北的营盘堡。）和北部塞（总体走向为由东向西，起于航天镇营盘村东北的营盘堡，经航天镇营盘村、大庄子乡双新村、古城乡下东沟村、西坝乡西移村后，穿过沙枣园子自然保护区和沙漠后进入玉门境内。），总长约306.1千米，是甘肃境内单县汉长城里程最长的县。现遗存有汉长城墙体85段，共计261.2千米；壕堑23段，共计44.9千米；关堡14座，烽火台83座。
  第五节 新莽时期的萧武县
  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8年），身为西汉大司马，录尚书事的王莽，取代汉朝，改为新朝（8—23年），历史上称为“新莽”，并进行改制，将会水县改为萧武县。
  新朝建立后，王莽针对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地起义不断的实际情况，意图通过改制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托古改制”，史称“王莽改制”，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郡县名改革。
  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恢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王莽的这种改制，也影响到了地处偏远的会水县的社会和经济。
  首先，县名变了。金塔一带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会水县后，县名一直沿用到王莽篡汉时。王莽为内外改革的需要，曾不断改郡县名，有的郡反复改五次，使送诏书的人不知送往何处。会水也被改为萧武县。拿改动较大的张掖郡来看，张掖郡改为设屏郡，觻得改为官式，昭武改为渠武，删丹改为贯虏，氐池改为否武，屋兰改为传武，日勒改为勤治，〓靬改为揭虏，番禾改为罗虏，居延改为居成。从这些改的县名中，好多带有“武”“虏”等字。从这些改的名字中，可以看出王莽对少数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以来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对少数民族采取歧视、打压的政策。这样的思想态度，最终导致了民族间的不和与战争，加速了新朝的灭亡，实是咎由自取。
  王莽的这种大范围的频繁对郡县名的改动，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连官吏也弄不清楚，所以王莽在后来的诏令中提到某地时也只好注明故地。
  其次，政府机构和官职的名称变了。为了表示改朝换代，革汉立新，废刘兴王，王莽根据儒家经典，将一大批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官职。王莽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其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因此，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在各级官吏中层出不穷。至于那些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则穷困潦倒，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第三，土地政策变了。王莽掌权后，根据古书上记载的井田制度，于公元九年颁布诏令，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一井，即九百亩；一家男丁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须将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原来没有土地者，按上述制度受田。并将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诏令还规定，如果有人敢于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人破坏法令，则将其流放至边境地区。
  第四，市场经营管理的政策变了。始建国二年（10年），建兴帝王莽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
  “赊贷”，就是由政府办理贷款。具体办法是：如果百姓办理祭祀、丧葬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以向政府借贷。祭祀借贷须在十天内归还，丧事借贷须在三个月内归还，以上两项借贷不收取利息；工商贷款每年交纳不超过所借数额十分之一的利息。
  “五均”的主要内容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长皆兼司市，
  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五均官的任务一是按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征收税款；二是管理市场的物价，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市平”。如果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将控制的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以平抑物价；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则听任百姓自由买卖。
  在实行五均和赊贷的同时，王莽还设六筦之令。“筦”即“管”，就是由政府管理六种经济事业，即酒、盐、铁由国家专卖，铸钱由国家专营；向取利于名山大泽的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医生、巫、卜、樵夫、渔民、猎户及商贩征收山泽税；加上五均赊贷，合称为“六筦”。
  第五，使用的货币变了。王莽废除通行已久的五铢钱，别造货币6类28种（其中包括铜制的“泉货”6种）。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因此流通非常不便。而且这些币制改革，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然后又以更劣的货币代替原来铸造的货币，每更换一次货币，百姓就要遭受一次盘剥。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王莽施行货币改革期间，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十分混乱，黎民百姓深受其害，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不少人甚至在市场上痛哭。
  第六，老百姓的日子更苦了。王莽推行五均、赊贷及六筦等措施，其目的在于利用政府力量控制经济事业，平抑物价，限制商人囤积居奇，使贫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这些措施，无论从减轻普通百姓的经济负担，还是加强封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进而加强中央集权，都是有利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实际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延续。但是，推行这些政策大多是依靠一些富商大贾，他们利用特权同官僚、地主互相勾结，肥己营私，囤积居奇。原来为平抑物价防止商人渔利的五均，也变成官吏贱买贵卖从中谋利的机构。那些身穿官服的商人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结果给普通百姓带来更大的痛苦。
  在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以来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恶化，直至爆发连年战争，终于导致了全国此伏彼起的暴动和起义浪潮。
  “新莽”政权的衰亡
  王莽的改制终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腐不合实情，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各阶层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天凤四年（17年），全国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公元23年10月6日，起义军攻入常安（即长安），王莽在乱军中被杀，新朝灭亡。
  第六节 东汉窦融经营河西时期的金塔
  窦融保据河西
  公元23年，王莽被杀，天下大乱。时局动荡，地方势力拥兵以求自保，乘机割据称王，窦融保据河西。窦融统辖河西前后十多年，对金塔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窦融（前16—62年），东汉初大臣。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为汉文帝窦皇后之弟窦广国的七世孙，累世据官河西。王莽政权被推翻前夕，他率先投降了更始政权，被推荐为钜鹿太守。但他审时度势，不愿前去赴任。于是他辞去钜鹿太守之职，请求前往河西。更始帝任命窦融为张掖属国都尉。
  新地皇四年（23年）夏，窦融到达河西。他凭借其累世在河西为官的声望，广泛结交地方官员、豪杰，很快赢得了政治资本与群众基础，成为河西地区的实际领袖。河西五郡太守梁统（武威）、厍均（金城）、史苞（张掖）、竺曾（酒泉）、辛肜（敦煌）等人推举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建立起河西割据政权，但他始终奉更始政权为正朔。更始三年（25年）九月，赤眉军入长安，更始政权灭亡。窦融召集河西各郡长官及各州郡的豪杰集会，联合起兵自保，正式建立了河西自保政权。
  统治措施
  为据境自保，窦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他首先团结各地豪杰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对下层人民，“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
  将绝大部分罪犯都赦免了，还下令保护少数民族百姓的生产活动。同时他还整顿吏治，对下级官吏中不称职、空缺以及犯科的人员也做了相应的补迁；设置别驾、治等从事史，巡查州郡官吏，管理户籍文书，主持军事训练；对官吏实行全谷俸禄制度。
  在军事方面，窦融整顿军队，严肃军纪，加强对张掖属国精骑的军事训练，以提高其战斗力；严格烽燧制度和武器管理制度；颁布奖赏令，激励士兵勇敢作战。
  在经济方面，一是在农业生产上，继承了西汉的屯田制度。窦融把地方郡县和军队分为两个管理系统。一方面为解决军粮和军队里的其他需要，实行“军屯”，具体屯垦事务由军事长官兼理；另一方面还实行了“民屯”，在地方郡一级设“农都尉”，县一级设“田吏”，组织百姓开垦荒地，并由这些农官具体负责农耕事务。屯田所需的耕牛、农具和种子都由官府供给。居延汉简中记述了许多有关当时屯田的情况，涉及范围很广，如田官的组织、田卒人数、垦田数量、谷物种类、收获量、粮价、田仓、田卒给养、农亭、积谷内运、大司农调拨钱以及私田等，这些都反映出窦融时期在居延屯田的规模和效果。当时河西地区所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二十多个，大体可分为麦、米、谷、豆四大类，其情况可与农业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并驾齐驱。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为了发展五郡畜牧业，大将军府曾设置了“牧师苑”，专门负责畜牧事务，同时又颁布了禁杀马牛的政令，用来保护役畜。在建武十二年（36年），当窦融等前往洛阳晋见光武帝时，在路上所驱赶的马、牛、羊就多得满山遍野，而仅用来拉车的马就有四千多匹。三是大力发展水利事业。设置了主管水利的官员，专门负责农田灌溉。组织并鼓励老百姓修建农渠，引水灌溉。四是保护生态环境。河西五郡地区，自古林木稀少，天然绿洲常常遭受沙尘暴侵袭，植被保护问题当时就已受到人们的重视。窦融时期，曾通过采取严令“吏民毋得伐树木”的措施来保护环境。五是整顿钱币，稳定市场。禁止官吏铸钱、经商。
  窦融的上述措施，起到了缓和矛盾、稳定秩序的作用，在当时全国很多地区战争频繁、五谷无收、民众相食的时候，造就了河西这一片相对安定富裕的“世外乐土”。因此，天下名士如班彪、孔奋等和安定、北地、上郡等地的流民，纷纷投奔河西。窦融对这些名人贤士以礼相待，推诚结交，并根据各自的才干给其安排适宜的位置，从而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精干的谋事集团和官吏集团，使河西日益繁荣富裕，兵强马壮。
  窦融经营河西期间，文化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当时中原地区的一些名士和官宦之家为躲避战祸，纷纷来到河西。其中有许多文化素养很高的“儒雅之士”，他们徙居河西，著书立说，开办学校，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朝野上下不再将河西视为荒蛮落后的“化外”之地，而是与“中国”一体的臂腋所在。
  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五月，刘秀任命窦融为凉州牧，梁统为宣德将军。建武八年（32年）夏，窦融受诏与五郡太守到洛阳奏事。建武十三年（37年）四月，任窦融为翼州牧，十余日后，又迁为大司空。永平二年（59年），窦融从兄子窦林因罪处死，汉明帝刘庄诏令窦融归第养病。岁余，上交卫尉印绶。不久，病逝于洛阳，终年78岁，谥为戴侯。
  第七节 两汉时期的金塔人口
  西汉时的人口
  汉武帝元狩二年（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大败匈奴，斩首4万余级，降汉4万余人。说明当时河西至少有8万人。后汉武帝将匈奴浑邪王及其所率的4万余众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五原、西河五郡，置“五属国”以处之，河西地区出现了“空无人”的局面。为了巩固河西边防，有效地将新开之地迅速纳入郡县统治体系之下，汉武帝在河西“设四郡、据两关”的同时，开始向河西地区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并逐步建立完善县乡里基层组织。
  关于向河西的移民数量，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史记·匈奴列传》：“是后匈奴远循，而漠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书·平准传》：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但这次屯田实边的60万人不只到河西。“河西则指武帝所设四郡，即使以四个地域平均分配，河西亦应有田卒15万人”。
  《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从上面三次有数字记载的移民来看，“西汉前期向河西的移民不下40万”，而酒泉一带至少也有10万移民，会水的移民应该在1万人左右。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此次移民虽未提及河西，但有研究表明，这时原“会稽”二字系衍文，而移民地区则包括河西在内。
  此后，汉朝又陆续向河西移民。当时迁往河西者，“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汉代河西的编户，基本上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史载，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将作大匠解万年因“妄为巧诈”，奏建昌陵未成获罪；故关内侯陈汤既与谋其事，又妄言惑众，“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这些获罪的官员，往往是举家甚至举族迁徙而来的。
  招徕流民到河西安置的情况在居延汉简中也有反映。如：
  简15．言流民三月三日发觻得，至表E.P.T59∶623
  本简出土于汉甲渠侯官遗址破城子，上下均残缺。从简文看应是甲渠候官的中呈文书，大意是说某年三月三日有一批从觻得到表是的流民经过。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到流民出发的时间、地点和目的地，可见他们不是漫无目的四处漂泊的流民，而是政府有计划招徕或强制迁往河西的。此外，新出居延汉简中还有“三千四百八十五人敦煌郡”的残简（E.P.T65∶450，与其同出的纪年简绝大部分集中在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至新莽时期，故本简或亦属西汉后期。简中前往敦煌郡的“三千四百八十五人”可能也是发配到该地的“徙民”。
  汉简中还有很多押送囚徒到河西某地的记载。如居延汉简有：“山觻得二人送囚昭武，四月旦见徙复作三百七十九人……”（H34.9+H34.8），可见囚徒之多。敦煌马圈湾汉简有“送囚效谷”（D118A）、“富昌队长宋恭，送囚龙勒”（D266）、“送囚诣官”（D1626）等。这些刑徒或驰刑徒，除了戍守边塞外，还被广泛用于筑城、屯田、修桥、治道、伐茭、运输、日迹、候望、投递邮书和其他各种劳役，而且数量很大。
  经过汉武帝对河西的大规模经营，有大量内地移民迁入，许多退役的戍卒也携家带口留居河西，从而使会水人口迅速增加，会水一带地广人稀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善。《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全国103个郡国的户口，其中包括酒泉郡人口数的记载。《汉书·地理志》载：武威郡户17581，口76419；张掖郡户24352，口88731；酒泉郡户18137，口76726；敦煌郡户11200，口38335。当时河西共有人口280210。这是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人口数。颜师古注：“汉之户口，当元始时最为殷盛，故志举以为数也。”可以看出，当时酒泉郡在西汉末户口“最为殷盛”之时，人口达到11万多，按当时的九县平均，每县1.2万余人。酒泉郡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1人。这个人口密度在当时全国属最低，真可称得上是“地广民稀”了。
  王莽时期，甘肃人口大幅下降。因改制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混乱以及官僚、地主、豪商“缘而为奸”，肆意剥削、压迫人民，“使农商失业，食货阻废，民人到涕泣于市道”，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使人口不断下降。
  东汉时的人口
  东汉窦融时期，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25—36年），甘肃人口呈下降趋势，但河西人口却呈恢复趋势。会水在窦融的经营下，“民俗质朴，而融军政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社会安定殷富，人口自然增长；外来人口的迁入又使人口不断增加，使会水的人口呈恢复性发展趋势。
  东汉后期，会水人口曲折发展。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永和五年（140年）酒泉郡9城，户12706，口缺。张掖居延属国，户1560，口4733。酒泉郡按当时凉州口户比4.67计算，人口为59337人，人口密度0.78／平方公里。按当时的九县平均，每县6593人。从公元168年开始，鲜卑民族开始寇抄甘肃边境，有时一年达数十次，深入到酒泉郡的福禄、会水等县，“杀略不可胜数”。加之甘肃羌人起义，东汉政府进行镇压，使甘肃人口下降。到建宁二年（169年），甘肃人口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会水人口也相对减少。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后，河西各郡守拥兵自立，相互残灭，军民死伤，人口继续下降。可以说，整个东汉时期，会水人口乃至酒泉、甘肃就没有出现过峰值期。人口发展最好的时期就是窦融保据河西时期，人口发展平稳，当时人口应该高于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水平。
  第八节 两汉时期的金塔经济
  两汉时期是金塔历史上第一个大开拓与开发时期，也是金塔地方经济由畜牧业经济向农牧业经济转变，进而逐渐转变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期。
  农业
  徙民实边，是汉武帝的一大国策。西汉王朝采取“移民实边”的重大战略举措，迁中原大批戍卒和劳力来居延及金塔屯田开发，这就是当时最有名的居延屯田。居延汉简记载，在居延地区除居延农都尉外，还设有肩水农都尉，是区域屯田管理机构，规模很大，包括两个屯区，北部以甲渠塞、卅井塞和居延泽包围的居延屯田区和南部以肩水东西两塞保卫的骍马屯田区。其中骍马屯田区就位于现金塔县鼎新镇和航天镇一带。通过兴修水利，鼓励农耕，保护耕畜，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发展畜牧业，形成农业与畜牧业并存的经济模式，带动了金塔地方手工业的发展。丝绸之路畅通，使西域与中原地区商业贸易往来频繁。中原与西域各国的使团往来，汉官胡商交流，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和各种农作物新品种，促进了金塔经济社会的发展。
  东汉时期继续推行屯垦制度，采取了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释放奴婢，减轻刑罚；减免租赋，安置流民；减罪戍边，充实边郡；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更新、选用优良农作物品种；鼓励发展畜牧业和商业贸易，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各种手工业等，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两汉时期，由于政府采取徙民实边的政策，大量迁徙中原农业发达地区居民到会水及其周边地区屯田垦殖，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以及众多的农作物新品种，在会水得到大力推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汉代铁制农具已在金塔及酒泉、居延一带广泛使用。金塔县境内发现有汉代的犁、锸、铧、镰、锛、铲、刀等铁制生产工具，肩水金关遗址中也发现有铁镰、铁锄、铁锸等农具和刀、锛、凿等其他铁器。新式农具有耧车等。
  两汉时期，大量农作物种子从中原和西域引进金塔、居延一带，大大丰富了农作物品种结构。居延汉简中有许多关于粮食、蔬菜等农作物的记载，反映了该地区农业生产状况。居延汉简中记录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粟类和麦类两大类作物。粟类作物，这类作物在广义上指我国北方统称的谷子，最常见的是黍和米（即黄米、小米）。麦类作物，居延汉简中关于麦的记录简文很多，名称也不一，分别为：麦、大麦、小麦、穬麦等。还有“葱”“枲”等蔬菜类经济作物。饲草作物有茭、苇和藁等。
  根据居延汉简简文资料显示，当时的农作物品种主要有胡麻、粱米、黄谷、土麦、䅭䅣、白米、矿麦、黍米、黄米、白粟、胡豆、秫、糜、柘、荠、秣、谷、菽、麦、鞠、耩、米、姜等20多种，大多属麦、米、谷三大类。此外，在肩水金关汉代遗址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小麦、大麦、糜、谷、青稞、麻籽、豌豆、大蒜等实物，并有核桃、胡桃和杏核等水果核出现，说明这一时期金塔还种植蔬菜和果类等其他作物。
  随着河西地区屯田的发展，中原先进的耕作方法在金塔所在的酒泉得到大力推广。当时，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耕作方法——代田法，在酒泉及西北其他边郡也有大范围推广，选种和施肥技术也有所发展。
  西汉中后期，西北地区农业发展成绩显著。在武帝末期的数十年再次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河西及其他边郡地区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粮食丰收。大司农耿寿昌建议，在边郡地区修筑粮仓，积储粮食，谷贱时提高价格收购，保护农民利益，谷贵时减价出售，是为常平仓，民众得到很多便利和实惠。边郡农业丰收，保证了国防巩固和边境安宁，又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畜牧业
  在畜牧业发展上两汉统治者采取设立马政，鼓励发展家庭养殖业，保护耕畜等措施推动了金塔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养殖品种主要是牛、马、羊、驼等。此外，还有鸡、狗、兔等。东汉时期河西及整个西北地区畜牧业都很发达。史书记载，东汉西北“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后汉书·西羌传》）建武初年（25年），窦融击败金城郡的先零羌封何种，获牛马羊万头，谷数万斛。后窦融等河西五郡太守上奏归附朝廷，除官僚宾客相随外，还有“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后汉书·窦融列传》），足见当时河西畜牧业的发达。
  手工业
  两汉时期，金塔境内的工业主要是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小手工业。这些行业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并且能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主要有铁器加工、毛、麻纺织与编织、草编制品、皮革毡毯制品、木器加工、烧砖制陶、食品酿造等。
  居延肩水金关出土了西汉昭、宣、元、成时期的遗物2300多件，其中包括金属器、竹木器、丝、麻、毛织品、皮革制品、陶器、漆器和货币、残刀剑、箭、转射、积薪、铁工具、铁农具、笔、砚、渔网等物。在金塔汉代遗址中还出土了陶纺轮等纺织工具，说明汉代会水纺织业已普及。麻布则是当时常见的衣物原料，汉简中麻布及其制品的记载很多，在金塔肩水金关遗址发现了很多麻布及用麻布制作的鞋、袜、帽和铠甲衬里等。
  金塔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木器，大致可分为生产工具（如锛、泥抹和木钻杆等）、生活用具（如木塞、木锥、木匙、木梳、袜板、楦头等）、
  房舍配件（如户牡、木拉手等）、守御器（如转射）和书写材料（如木牍、觚、两行等）。
  草编用品在金塔境内许多汉代遗址、墓葬中，都有发现。其中席又有“苇席”“蒲席”和“纴席”之分。“苇席”与“蒲席”指所用材料有别，苇席用芦苇，蒲席用蒲草，“纴席”当即衽席，它与苇席、蒲席之别，即在于材料质量的高下。
  汉代随着西域地区开发与经营，军民屯垦规模扩大，因官衙民宅建设需要，会水烧砖、制陶业发展较快，并具有一定规模。在金塔现存的许多汉代遗址、墓葬和边塞沿线，都发现有大量汉代制陶窑址和残陶片、砖块等实物。在许多汉代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了很多陶制的釜、罐、盆、壶、甄、仓、井、灶和牛、羊、猪等动物偶像以及轺车等，多为泥质灰陶，也有极少数砂质红褐陶。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汉代会水烧制陶器已很普遍了。
  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金塔境内已有了酿酒行业。西汉时酿的酒，不是现在经过蒸馏的烧酒，而是未经过蒸馏、提纯的水酒。肩水金关汉简中还有关于豉、酱的记载，说明这时人们已掌握了制作豉、酱的技艺。此外，汉简中还多见有“麴”字，“麴”（同“曲”）可酿酒，也可酿醋、酱等调味食品。
  商业贸易
  汉代时，金塔一带的商业贸易逐渐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后，丝绸之路得以畅通，随着中西间频繁的贸易往来，两汉时期的商业经济也开始活跃起来。由于会水地处丝绸之路和“草原丝路”南北连接的孔道，加之，会水是北通居延的必经之路，东西、南北商业贸易的繁荣毫无疑问带动了会水商业贸易的繁荣。
  转射
  当时金塔的市场大致可分为设在乡村地区的基层市场（集市）和郡县治所市场两类。不仅在乡、里设有乡村集市，而且在邮驿机构所在的交通要道和人口聚居的大坞壁也设有集市。不论官私用度，都可到市场购买。汉代市场上买东西，除了现钱交易，还有贳买（即赊买）和贳卖（即赊卖）。但这种贳买或贳卖要立契约，契约要有“旁人”（即中人）和“任人”（保人）。旁人是见证人，保人是担保者。
  此外，还有“私市”，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当时百姓或由内地到边郡的生意人所进行的商品贸易活动，二是现役屯戍吏卒的“私市”贸易活动。这两类情况均得到官府的许可和承认，因而是合法的。这些“私市”贸易人，对汉简中边塞地区的经济生活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
  汉代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各类商品繁多。既有米、麦、姜、韭、葱等和鱼及各种肉类，也有牛、马、羊、鸡等家畜家禽；既有布币、衣物、鞋帽，也有工具、车辆、茭草；既有刀剑兵器和药材，也有奴婢、田宅及其他杂物。这些商品除金属器和布帛等物是从外地转运而来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本地所产。
  汉代为加强市场秩序管理，在京师及各郡县市场都设有市令、长、丞和市掾、市啬夫等，有时也笼统地称为“市吏”。
  汉代向商人征的税，分关税和市租两类，前者称“过往税”，后者称“收益税”或“交易税”。
  赀算，是汉代一项重要经济制度。两汉时算赋时有修改，但总的看来，大同小异。西汉的财产税以十万为计算标准，不够十万，免税，十万以上每“万钱算百二十七钱”，也就是每万钱交百二十七钱。算是计算单位，百二十钱为一算。
  第九节 两汉时期的金塔教育文化
  两汉时期，一方面随着金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金塔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中原文化与边塞文化、西域文化在这里交锋与碰撞，形成了新的地域文化。会水的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宗教、司法等有了显著的进步。
  教育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确立的时期，这一时期官学和私学都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初步形成了封建社会的学制系统。
  西汉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定学制系统。官学分为五级，即太学、学、校、庠、序五级，其中太学为中央官学，为国家最高学府和全国学校的典范，属大学性质；学和校分别设在郡国和县一级，属中学性质；庠和序分别设在乡和里，大致可算小学性质。每个学、校各置经师一人，每个庠、序各置《孝经》师一人，地方官学都是学习儒经的。
  西汉文教兴盛以后，私学也发展了起来，包括经师收徒讲学和初级的蒙学。西汉末年，中原动荡，不少士人避居河西。先后迁往酒泉、敦煌的名门望族有索、张、曹等大姓，他们除拥有雄厚的财富外，还有深厚的儒学渊源，他们带来许多文化典籍、著作和儒学知识。他们在当地建立学馆，著书立说，授徒讲学，传授儒家经典，把源于中原地区的儒学传播到河西，极大地促进了酒泉文化教育的发展。
  与此同时，初级蒙学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居延汉简可知，与会水相邻的居延地区当时已有了蒙学书籍和习字、小九九的文字记载。
  科学技术
  两汉时期，农学、天文学、数学、医学等达到了新的水平，造纸、印刷等技术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农学方面，汉代，由于居延大规模的屯田和移民实边，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促进了会水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中原地区发明的耧车和代田法，也在会水得以推广，因“用力少而得谷多”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
  西汉成帝时著名农学氾家胜之著的《氾胜之书》也称《农书》。《农书》总结了农业生产的六个基本环节的理论和技术问题，并总结了禾（谷子）、黍、麦、豆、麻和桑等十多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对指导当时农业生产、发展本地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造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金塔肩水金关遗址发现的汉代纸张，在我国造纸史上占有突出位置。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肩水金关遗址的发掘中，发现麻纸两张。一张与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木简共存，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开，长宽为21×19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显微观察和化学鉴定表明，它是由本色废旧麻絮、绳头、布料等制成，以苧麻为主要成分，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另一张出土于汉平帝以前的地层，长宽为11.5×9厘米，暗黄色，尚含麻筋，线头和碎布头，结构显得较为松弛。这表明至迟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在遥远的边塞已有了质量较高的纸。
  两汉时期的天文历法已经渐趋成熟。汉代的历法研究和运用，从居延汉简的年历表中，可以发现当时的律历水平已经很高了。罗振玉、王国维把这些记载有日月干支的简牍定名为“历谱”，如“元康三年历谱”“永光三年历谱”等。这些历谱可谓我国最古老的日历之一。
  居延汉简中发现了大量的“医简”，居延医简称得上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病历。这说明汉代居延地区，中医、中药已得到普遍应用，不论是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还是丸、散、丹、剂等治疗药物配剂，都能在出土汉简中查到实例。
  文学
  秦汉时期，金塔境内的文学艺术尚处于开创阶段，形式主要有文学、史学等，表现手法简单，艺术风格古拙质朴，带有更多原始韵味。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从自发向自觉过渡的重要阶段，涌现了众多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地处西北边陲的金塔，随着移民屯田的推进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原地区的史传、诗歌等文学也在金塔境内的会水、居延等地兴起和传播。
  1973年在肩水金关出土的一枚汉简中写有“谨奉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这是居延汉简中记载的一位戍边军人写给心爱的名叫春君姑娘的未及发出的书信，堪称穿越千年的“不朽的情书”，也是发现的当时最短的四言诗。
  绘画
  秦汉时期的绘画艺术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岩画、墓葬壁画、砖石画、木版画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古拙自然、生动质朴，表现手法简练而朴素，具有明显的早期艺术特征。
  金塔境内没有发现早期岩画，也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壁画。1973年，金塔境内的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木版画一幅，属昭、宣时期。画面高20厘米，宽25厘米。有两块木版组成，中间两侧用细麻绳连缀。画面以纯黑绘制，右边一棵大树，树下系一匹黑马。画法先以黑线勾勒出马的轮廓，再以黑色填充。马昂首嘶鸣，尾巴上翘。马后方站立一人，侧面，略有胡须，结成发髻，着长袍，束腰带。树上攀缘两人，双手紧握树干。左边一人在奔跑，天空中有五只小鸟飞向大树。这幅画可能是当时戍边士卒所画，线条古拙简练，形象生动。
  书法
  汉代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极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书法由篆变隶，由隶变为章草、行书，至汉末，中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笔法不但日臻成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
  金塔境内出土的肩水金关汉简，为研究汉字形体的演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肩水金关汉简立足于汉代文化生态，书体多姿多彩，不仅有正规的隶书，也有介于隶楷之间的行书或称新隶书，不仅有近于楷体的字体，还有类似于现今美术字的字体，草书更为发达。汉简中篆、隶、草、行并存。从字形上看，有的字形工整，结体严谨，有史晨之韵；有的轻灵飘逸，烂漫多姿，似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朴茂，端庄古雅，颇似后来《张迁》的风格：包容性极强。反映出汉字发展过程中的很多现象，为研究汉字结构发展提供了大量墨宝真迹。
  音乐 舞蹈
  秦代和汉初金塔境内生活的羌、匈奴等游牧民族，能歌善舞，音乐舞蹈已成为当时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乐器有胡笳、琵琶、鼙鼓、胡篪等，还有笛，此后又有羌笛，吹出悠扬婉转的乐曲，引起古代无数文人墨客遐想。1974年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一件竹质单管乐器，通长约24厘米，管口直径约1.5厘米，三面开七孔。据专家考证，认为这是当时俗称的横吹乐器。横吹就是笛的别名，演奏时一鼓和角相伴。
  当时流行的少数民族舞蹈为胡舞。《后汉书·五行志一》记载：“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竟为之。”特别是胡人进退有序的舞蹈风采，作为异域文化的象征，引发了汉代人们对其的关注。匈奴人还有走马、摔跤、斗骆驼等娱乐活动。
  肩水金关汉简
  简牍，是我国优秀的古文化遗存物。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汉简称肩水金关汉简，是众多简牍中璀璨夺目的明珠之冠，多年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与关注。
  肩水金关汉简，是指出土于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的肩水金关遗址及其附近的地湾城（肩水侯官所）和大湾城（肩水都尉府城）遗址，总计17000余枚，属居延汉简的一部分。
  肩水金关汉简绝大多数是木制的，只有极少数是竹简。就形制而言，有牒、检、板、檄、椠、简、两行、觚、册、符、传、过所、削衣等分类。通常完整的简牍每枚长23厘米左右（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尺牍），最长达88.2厘米，最短的仅3.8厘米。其中纪年简的上限始于西汉昭帝始元时期，下限至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其中西汉武帝时期和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以后的简数量极少。昭帝至新莽时期的年号简基本上是连续的，属于宣帝时期的最多。
  肩水金关汉简内容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文物价值。
  政治方面包括汉代的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内容；经济方面有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储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其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军事方面，肩水金关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障的文书档案，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的为驽；科技文化方面，肩水金关汉简中记载有《九九表》，同时，居延纪年简多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无疑是研究两汉朔、闵排列的第一手资料。
  汉律与司法
  居延汉简中涉及汉代司法程序的事例较多，从中可以看出汉代司法程序大体分为事由、举劾、验问、无以证、送证人、鞫系书、劾、遣书、诏所名捕、狱证、送囚、捕亡、刑名等几大类。
  汉代的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徙边、罚金、禁锢、赎刑、族刑连坐等八大类。汉简中对汉代的刑罚也有记载，可补正史之不足。汉代的诉讼程序规定，除一般民事和轻微的刑事纠纷强调“以道譬之”，即按封建伦理道德，晓以道理进行调解外，其他程序均应按《囚律》《捕律》《令》《狱令》执行。
  宗教
  秦汉之际，匈奴人占据金塔。在宗教信仰上，匈奴人拜天地日月，祭祀祖先，敬畏鬼神，有巫师占卜施法，这是一种较原始的萨满教。
  汉代在我国宗教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外来宗教——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西汉时，佛教已传至我国龟兹、于阗等地。汉通西域以后，佛教开始从塔里木盆地经酒泉，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
  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汉平帝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御道以南立白马寺，这是中国境内由官方资助建立的第一所有文献可考的佛寺。
  大约到公元2世纪晚期，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时，由于桓帝笃好佛教，民间建祠、造像、礼佛之风的盛况空前。同时也出现和培养了一批略识梵文、粗通胡语，且可与西僧共事翻译佛经的中国沙门和信士者。于是，有规模地翻译佛经正式开始，胡僧传法布教事业也从此正式开始。佛教由仅知顶礼膜拜偶像“神明之耶”的简单宗教仪法，进入输入佛典、探索义理而加以弘扬阐发的新阶段。
  第十节 两汉时期的金塔生活习俗
  两汉时期的金塔，政治高度统一，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逐渐形成了在住宅、用具、服饰、饮食、婚丧嫁娶等方面丰富多彩的生活习俗。
  住宅
  两汉时期，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建筑技术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居住条件也有一定的改善。
  金塔一带的房屋大多为长方形，大体为基座、屋身、屋顶三段。房屋墙壁有的用木柱为架，中夹秸秆，内外涂抹草泥；有的为夯土版筑而成；少量用砖砌成。屋顶用椽，椽上苫草，或加枝条涂泥，少数也有盖瓦的。农民使用农具、耕畜、车辆等生产资料，庄院需要宽敞。这种宽敞大院，俗称“庄子”。建造时先打一个圈墙叫“打庄子”，是用竖立的架杆夹上墙版，放上湿土，一层一层筑成。这种墙叫“打墙”，用土坯砌成的叫“扎墙”，庄子的大小有24丈至64丈不等，是指庄墙的周长。庄子由车门、车院、里院（家院）与夹道四部分组成。
  生活用具
  两汉时期的家庭用具，主要有席、几、床等家具，灶、釜、碗、盘、杯、勺、壶等餐饮用具，炉、灯、罐、桶等生活用具。
  两汉时，上自天子，下至黎民百姓，坐卧起居都用席。席一般以草或竹篾编制而成。座席有一定的讲究，家庭中长辈专席。《后汉书·邓训列传》记载：“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
  几，大多为长方形，矮足，是炕上用的桌子。
  床，又称榻，是睡卧的家具。尊者也以床作为坐具。两汉时的床一般为木制，较矮，大多没有栏杆。东汉末，还有一种叫胡床的坐具从西域传入内地。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小用具，和现在家庭使用的马扎相似。
  家庭加工食物的用具，主要有灶、锅，还有碗、盘、杯、勺、壶等餐饮用具。这些用具在金塔出土的文物中出现较多。一般的餐饮用具多为灰陶制品，极少施釉，十分简陋。当时使用的灯，有陶质和铜质的，也有木质的，都是燃油的，一般灯的底座较高。金塔县东沙窝汉墓就出土有多种形状的灯。罐、瓶、桶等家庭用具，在金塔的汉墓中都有出土。还有当时人们梳头用的梳及篦，也是汉代酒泉居民梳妆打扮的必备之物。“梳言其齿疏也，篦言其细相枇也”。梳篦在金塔的汉代遗址中也有实物出土。
  交通工具
  汉代的河西地区因畜牧业发达，人们多以牲畜代步。汉代河西最常见的代步乘用车是马拉的轺车。
  除乘人的马车以外，载货运输的牛车数量也大量增加。因其车厢宽大，又称大车、方厢车。汉代金塔民间最常用的运输工具也主要是牛车。
  服饰
  两汉时期，会水的纺纱业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织物的品质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服饰的样式和品种增多，图案和佩饰也越来越华美。
  汉木篦
  两汉时期的金塔游牧民族主要是以皮毛为衣。另外还利用动物的毛碾压为毡或编织加工为衣来穿。匈奴人的服饰称为胡服。王国维《观堂集林·胡服考》说，匈奴服饰最大的特点是附蝉为文，貂尾为饰。其冠系以貂尾为饰。
  秦汉时老百姓日常生活所穿的服装叫“常服”。常服分为长袍和短衣两大类。长袍源于先秦的深衣，深是把着于上身的“衣”和服于下身的“裳”（约同于裙）缝合到一起的衣服。秦汉时期的袍服分为禅衣、襜褕、腹袍，它们厚薄宽窄不同，因而可以在不同的季节穿。内衣的代表是衫和䙏。无袖之衫称为汗衣，样式与现代的马甲相似；䙏是夹内衣。上短衣的代表是襦和袭。襦是一种及于膝上的绵夹衣，只能作短衣外用。女子经常穿的往往是上襦下裙。穷苦平民穿麻布短襦挎，衣着窄小，头戴斗笠或小帽。受游牧民族利于骑射的短服影响，袭是没有续棉絮的短上衣，又称褶。两汉时期的鞋称为履。富人多穿丝鞋，贫民则多着草屦、麻鞋。汉代的袜子，有用布帛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汉代肩水金关和长城烽燧旁出土文物中，有皮革和麻布类鞋，其中就有大人和小孩子的鞋、鞋垫、袜子等，说明这样的服饰在当时会水已经很盛行。
  饮食
  随着秦汉生产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肉食的比重增加，烹饪技术有所改进。
  在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农作物有大麦、粟、糜、豆、苜蓿、大蒜、核桃、胡桃、杏核等，另有大量家畜骨骼，如马、牛、羊、鸡、狗、兔、骆驼等，其中以马、牛、鸡的骨骼居多。马、牛、骆驼主要用于役力，苜蓿为牲畜饲料，其他都可以看作人们的食品。
  面食一般称为“饼”，当时还不会发酵技术。所谓饼，有死面的蒸饼、烙烤的炉饼和水煮的汤饼，汤饼就是今天的揪面片。还有一种由西域传来的胡饼，就是现在我们常见的烧饼。
  秦汉时金塔的老百姓主要食品有麦饭和麦粥。麦饭是把麦子蒸熟后晒干而成的食品，能够长期储存而不坏，是人们旅行的必备食品。麦粥在汉代也称麦饭，是用未去皮的麦子煮成粥，是营养价值较高的一种流食。当时的会水还食用粟，将粟饭暴干而成干糒。秦汉时，人们的副食主要是蔬菜和肉食两类。葵、韭和葱是常见的蔬菜。此外还有菠菜、葫芦、黄瓜、豆芽、蒜等，吃法与今天相同。肉食品可分为家养和野生的两大类。畜禽中以羊、猪、狗、鸡为主。羊肉在人们的饮食中占重要比例。
  酒是两汉时人们常见的一种饮料。会水饮酒风气盛行，连屯戍的官兵也喝酒。
  两汉时一般人习惯于一日两餐，极少三餐。居延汉筒中有“朝三升，暮三升”的记载，说明即使费体力的军人也是朝暮两餐。
  婚姻习俗
  两汉时期，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巩固发展，婚姻家庭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会水的婚姻习俗与内地习俗略有不同。汉代夫妇双方比较平等。聘娶一般都要有媒人沟通，但也有自由婚、指定婚、抢夺婚等。
  东汉时，迁徙至河西地区的妇女，不得因故逃至内地与人结婚，否则会被遣送回边。当时也有不同民族通婚的情况。
  汉代法定的结婚年龄，据《白虎通义·嫁娶》所说，是“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都属早婚。
  汉代婚嫁的程序还是沿用秦以前的礼仪。聘娶先由媒氏沟通，然后行纳采（向女方家送礼求亲）、问名（询问女子的名字与生辰）、纳吉（卜得吉兆后到女家报喜、送礼、订婚）、纳征（订婚后给女家送重礼）、请期（先定完婚吉日，向女家征求意见）、亲迎（新郎到女家迎亲）等“六礼”。结婚时，就要用一根丝绳束发，成婚后，新郎亲手将丝绳从新娘头上解下，这就是所谓的结发。婚后如果妻子有不生育、淫乱、不敬公婆、吵架、盗窃、忌妒、恶疾七种情况，丈夫可以将其离弃，称为“七出”。如果女子结婚后对丈夫不满意，可以离去改嫁。
  金塔一带的少数民族的婚俗与汉族不同。匈奴、乌孙等实行的是收继婚制。《汉书·匈奴传》记载：“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嫁于匈奴的王昭君和嫁于乌孙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都有这样的经历。据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住家族的财产不至于散落。羌族既实行贵族多妻制、部落间或同部落通婚，也实行收继婚。
  丧葬习俗
  秦汉时期，金塔在丧葬习俗方面除了具备中原地区的一般特点外，还有自己的特殊之处。
  一般来说，丧葬之礼以葬礼为中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葬前的丧礼。包括招魂、哭丧、停尸等内容。第二阶段：葬礼。这是丧葬礼仪中最为隆重的环节，这一环节包括三个内容——告别祭奠、送葬、尸体处理。第三阶段：葬后服丧之礼。
  会水的丧葬方式大多为土葬。土葬除了受观念和信仰的影响外，其原始的起因也直接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为了防止野兽及鸟类的侵害，为了防止尸体的腐臭及对环境的污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泥土掩埋，掘坑深藏，成为历代相沿的丧葬制度。敦煌从有文字记载的丧葬方式就是土葬。后汉时的敦煌太守仓慈卒于沙州，“千人负土，筑坟于此”（P.3636）。坟墓的形制大多采用封丘式坟。坟的高度是以等级、身份为依据的。封土为坟的作用一是作为墓的标志，二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封丘式的坟形状作圆锥形，这种形制的坟一直沿用至今天。王公贵族则采用墓葬形制。墓葬形制在建筑结构上有砖室和土洞之分。在平面布局上有双室、单室区别。从金塔出土的汉墓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在金塔也盛行厚葬。随葬品除一些明器，如陶俑、木车、彩釉碉楼、井、灶、壶、仓、厕、耳杯、钱币外，还有死者生前用过的一些物品，展现墓主人生前的日常生活。
  金塔当时的少数民族葬俗不尽相同。匈奴人是土葬，但没有封堆，而且实行以人殉葬和厚葬制度，“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羌人对死的认识和纪念死者的方法很特别，史载，羌人“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则以刃自刺”。“其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邓）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此请祷求福”。羌族也实行火葬，“羌人死，燔而扬其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