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金塔是中国最早的古生物繁衍生息和人类活动地区。在金塔北山地区，发现了大量古老的藻类化石和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侏罗纪化石以及中生代鸟类化石。距今约1万年前，金塔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学会了制造石器、木器和骨角器，学会了烧制陶器，知道保存火种，学会了用火烹煮食物、加工工具，开始筑房定居的群体生活。部落组织由母系氏族公社逐步进入父系氏族公社。这个时期相当于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三皇”时期。距今6000多年前，磨制石器大量出现，开始烧制红陶罐和彩陶罐，用兽毛或树叶、草藤、苇草和鸟的羽毛连缀在一起披在身上。距今3900年前后，金塔开始进入青铜时期，铜器大量出现，磨制石器更加精细，陶器纹饰更加精美，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升。
  从公元前2070—前221年，中原地区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演化。金塔先民度过了漫长的19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早期青铜时代，氏族部落不断迁徙、发展、交融，氐族、羌族、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先后在这里生存、繁衍和发展。
  第一节 远古时期
  根据地质结构解剖分析，金塔境内北山一地的地层以中新生界为主，盆地四周边缘出露上古生界及元古界，地层发育由老至新出露有震旦纪中统、奥陶—志留纪、石炭纪下统一中统、二叠纪下统、三叠纪上—中—下统、侏罗纪中下统、白垩纪下统、第三纪上新统、第四纪。该区域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甘肃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等单位多次测量，采集有大量的古生物（包括古脊椎动物）化石，经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南京古生物研究所鉴定，该区域产极丰富的动植物化石50多个种属，动物化石有Carnosauriaindet食肉类恐龙、Coelurosauria indet虚骨龙类尾椎肋骨，Sauropoda rudet蜥脚类恐龙的尾椎，Ankylosauriaindet甲龙类的趾骨、肱骨等。这充分说明，这一带的地层结构形成于距今8亿年左右的元古代震旦纪。这一时期陆地大部分被海洋占据，到了晚期，由于地壳运动剧烈，海陆逐渐分明，藻类生命已开始在海洋中发展。后来，随着大地构造性质不断发生变化，陆地面积不断扩大，生物开始繁盛起来，尤其是三叶虫特别密集。再后来脊椎动物、植物、虫类生物不断增多，呈现出多样性。
  到了距今约2.5亿年至距今约6500万年，是地质年代的中生代。2002年甘肃省博物馆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金塔、玉门等地的中生代地质进行科学考察。在金塔县境内的白城子地区发现了十多具禽龙化石骨骼，最完整的一条保存了恐龙骨骼的70％以上，体长达9米多，是目前甘肃境内发现的最完整的一具恐龙化石骨架。同时与禽龙化石共同埋藏在一起的还有爬行动物龟类、软体动物螺类等。说明金塔在白垩纪早期埋藏的禽龙是生活在湖滨地带的。这一地区当时应该是植物茂盛，沼泽森林遍布，恐龙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煤矿开始形成。白垩纪末期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导致恐龙大灭绝，大地陷入一片寂静。距今6500万年左右，进入地质历史上的新生代时期，其中包括第三纪和第四纪。这一时期，由于地壳不断运动，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海陆分布，植被带分化日趋明显，哺乳动物、鸟类、真骨鱼和昆虫一起统治了地球。
  在距今1.2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末，金塔境内开始有人类活动，他们居住在山洞或丛林中，靠狩猎、捕捞、采摘维持生计，并开始制作简单的打制石器、木器和骨角器，学会了火的使用和火种的保存，产生了最早的人类社会组织——血缘家庭，语言开始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
  距今1万年左右，金塔境内的原始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先民已开始磨制石器，形式多样，用途转移。很多石器钻孔安上木柄，制成复合工具，证明人们掌握了钻孔技术。距今5000年左右，金塔先民普遍使用方形、圆形的半地下穴式房屋，亦有挖基打墙的地面建筑。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器和墓葬中，发现粟粒等植物种子，说明金塔已有了原始的种植业。从古墓葬中，发现有大量羊头、羊骨等随葬品，并伴有猪骨、牛骨、马骨和狗骨，这说明人类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不断改进狩猎的工具和方法，捕获动物增多，开始了“拘兽以为畜”，并加以驯养的早期畜牧业。这一时期，多数遗址有陶窑，陪葬物中有大量的彩壶、瓮、罐、瓶、碗、盆、钵、盂等陶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胎薄面光，说明制陶业已趋于成熟。男性墓葬中多是石刀、石斧，女性墓葬中则多是纺轮，说明当时金塔境内的先民已出现了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
  文化遗存
  金塔境内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文化特征与整个甘肃地区的文化特征基本相同。从目前发掘情况看，金塔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是马家窑文化晚期马厂类型，距今4300—4000年。
  马家窑文化遗存所展示的社会进步程度，达到了甘肃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之前的最高水平。综观马家窑文化遗存各方面情况，可以初步做出这样的判断：马家窑文化开始了母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至少发展到晚期，即马厂类型时，对偶家庭已相当稳固，父系氏族社会基本确立。以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为基础，又以灿烂的彩陶艺术为其文化特征，在跨时千年的演进历程中，分布地域日渐扩大，显示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趋同性。
  金塔境内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均为马厂类型，代表性遗址有缸缸洼遗址、火石梁遗址（均包含有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因素）。马厂类型属于马家窑文化晚期，因最早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而得名，距今4350—4050年，分布范围向西发展到酒泉市肃州区、金塔县、玉门市、瓜州一带。其陶器纹饰较马家窑类型有所简化，数量减少，制作也逐渐粗糙，但种类则较前繁多，有的器物口沿上还钻有便于携带的小系孔，其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
  在缸缸洼遗址和火石梁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磨制很精细的石刀、石斧、石镰、石锄、石凿等生产工具和刮削器及石片、石核等细石器，并有大量的绿松石、贝壳和铜器残片。在缸缸洼遗址内发现窑址4处，均已坍塌。四周遍布夹砂红陶罐和彩陶罐残片，部分陶器形状、花纹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社会组织形态
  随着锄耕农业发展，人们开始逐渐定居。形成较大的村落，一般在河流中上游，离河岸较远、地势较高的台地上，水源便利，生产、生活方便，居住安全。住宅形式以半圆或方形半穴居比较盛行，房屋的功能也有初步区分，出现了较为大型的房屋，表明已经有较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场所。
  新石器时代金塔境内原始居民的生产力水平已有较大提高，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增多，这使人们有剩余时间从事社会活动，因此有可能形成一定的社会组织。农业的初步发展，为原始人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食物，通过狩猎、捕鱼、采集等方式，也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这使原始人类能够在一定区域逐渐定居，形成聚落，开始出现简单的集体生活形式。
  这时的社会组织以原始共产制为所有制形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组成氏族公社。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开始由氏族公社
  向家族公社转变。随着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劳动效率提高，社会剩余产品逐渐增多，部落首领有了更大权力，产品分配不均衡现象开始出现，社会出现等级差别，开始向等级社会迈进，离文明时代越来越近。
  社会经济状况
  新石器时代末期，金塔境内的经济社会水平有了较大发展。农业开始发展起来，先民们在地势平坦、土质较好、水源充足、环境相对稳定的河谷冲积平原上，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用石锄翻土，播种庄稼，用石刀、石镰等收割庄稼，用石斧砍断树木，用石锤切断、打制石器，并经磨制等方法，对石器进行二次加工，制造精细的石器。
  狩猎、采集、捕鱼作为农业的补充，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狩猎的手段，可能主要是用“石球”打击，在集体的配合下，猎取野鹿、野猪、野牛等动物。采集活动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春天采集野菜，秋天采集胡桃树上的胡桃和灌木林中的野果，或挖取可食的植物根茎。用这些采集到的东西补充食物和调剂饮食。
  畜牧业开始萌芽，人们开始饲养家畜补充食物的不足。
  由于定居和群聚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简单的陶器加工。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人们学会了磨制石器，制作更加精细。还有用鸟兽类骨头制成的骨器和蚌器，骨锥、骨针、骨凿、蚌刀等，制造劳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学会了烧制陶器和制作装饰品，一些先进的手工技艺不断被人们认识和掌握，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简单的纺织开始出现，如织渔网等。
  人们利用自然洞穴的同时，学会了挖洞建造半穴居的房屋，用来遮风挡雨，抵御严寒，防止野兽袭击。新石器时代房屋建筑，经历了由半地穴或地穴到地面建筑的过程。
  生产工具有很大改进，精细的磨制工具被大量生产和使用，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使人们能够获得相对充足的食物，在满足需要之外，还略有剩余，私有产品业开始出现，氏族聚落逐渐形成，进入氏族社会。
  第三节 夏、商、西周时期
  夏、商、西周三代，从公元前21世纪起到公元前8世纪，纵跨13个世纪。是中国奴隶社会形成、发展并走向鼎盛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明日臻繁盛，开始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价值取向和发展路径的历史时期。
  历史沿革
  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国家政权的朝代，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从夏禹开始到夏桀灭亡，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共传13世、16王，历时470年。我国最古老而又比较准确的地理书籍《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中有关夏朝“九州”的记载，可以得知金塔属当时的雍州。
  公元前1600年左右，殷商灭夏之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商。商王朝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由汤至纣共传17世、31王，历时550多年。商朝以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和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著称于世。商王朝所控制的地域，大体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商时，国家性能及形式有了很大的进步，除了狭义的“国”，即以都城为中心的王畿之外，封国属邦的治理体制，还是以传统的族权为基础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西部反商势力组成的联军，由孟津渡过黄河，直扑商都朝歌。纣王兵败后自焚而死，商王朝灭亡。
  西周王朝的年代为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共传11世、12君，历时275年。其控制的地域范围西到陇山，北到今河北，东到大海，东南到淮河流域以南至长江下游，南到汉水、淮河流域。西周，也是我国奴隶社会发展到极盛和开始衰落的转折时期。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封邦建国，家国同构，制礼作乐，首倡“明德、慎罚、保民”，创立了垂范华夏两三千年、影响远播域外的中华礼乐文明。
  社会形态
  夏、商、西周时期，金塔先民和中原地区一样，已基本结束野蛮时代，迈入人类文明的门槛，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后期则过渡到青铜时代。
  夏代，金塔一带大体生活着两种部落和人群，即夏王朝所称的“氐、羌”。
  氐人，即定居于河谷、平川等较低地带，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耕部落人群。他们以固定农业为主，兼营饲养业，也进行狩猎活动；他们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的冶炼技术，形成了冶炼和制造红铜、铅铜、青铜等多种铜制品的冶铜业，还有制陶业和家庭纺织业。他们的居址为方形或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使用白灰面装饰墙壁。他们实行土葬，有氏族公墓，葬式多样；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父权制发达，女性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贫富悬殊，私有制逐步确立，正向奴隶社会过渡。在社会组织上，由父权制大家族组成部落，为解决部落间的种种矛盾和必要时抵御外侮，逐渐形成由多个部落结成的部落联盟，既是政治联盟，又是军事联盟。
  羌人，即在草原、山地以畜牧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游牧部落人群，包括与农耕部落接壤并实行定居的半牧半农人口。“羌”是甲骨文中唯一一个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是中国人类族号最早的记载。他们居无定所，以氏族部落为社会组织形式，逐水草而从事放牧羊、牛等牲畜的畜牧业生产，兼有狩猎、采集活动，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也从事简单的农业种植。他们与农耕部落的“氐”族相比，由于生活条件较为艰难，在整体素质上低于“氐人”。而且，由于他们长期与“氐人”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相互通婚，互相学习，互相渗透，开始酝酿创造与他们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并终于在夏代后期创造出了先进的酒泉火烧沟文化。《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火烧沟墓葬中出土的四羊头铜权杖柄、羊头柄彩陶方杯，尤其是随葬羊骨，都体现出了典型的羊文化特点。
  当时的金塔，社会发展阶段虽已出现奴隶制，但军事民主制仍占很大成分。社会组织结构较小，主要是核心家庭和血缘家庭。部落内部出现了阶级对立和斗争，出现了专职的军事首领，设立了由氏族部落首领、军事领袖、宗教祭司组成的管理机构，负责处理日常的事务，重大事件则由民众大会决定，还没有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机关。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产生了阶级压迫和剥削，进入了早期的阶级社会。在氏族中出现了氏族贵族和特权阶层，他们拥有着比一般氏族成员更多的财富和权力，这就为阶级和奴隶制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最初出现的阶级和剥削，是家长奴隶制或家内奴隶制。在铜石并用时代，由于人的劳动产生价值，开始把战俘、养子作为奴隶。不过家长奴隶制下的奴隶主和奴隶都是很少的，家长一般不脱离劳动，也不歧视劳动。奴隶往往被吸收到家庭中，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和其他成员一起劳动。最早被奴役的都是外部落、外氏族的人。随着氏族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才出现了奴役本氏族成员的现象。家长奴隶制是奴隶制的雏形，在阶级对立的程度上处于萌芽状态。奴隶已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奴隶主不仅占有其劳动，还占有其人身。私有财产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扩大，同时奴隶主利用奴隶劳动也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人们对财富和奴隶的渴求也就愈来愈强烈。原始社会开始向阶级社会转化，迈入国家和文明的门槛。
  综上所述，夏商周时代的金塔，由于地处偏僻，物质文化和生产活动受到影响，社会发展缓慢，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氏族部落和军事联盟是以分散无主导的自然发展形成，偏离了由多样性到统一性发展的进程。由于文化发展滞后，整个西北地区都没有形成以国家形态为特点的社会组织结构。
  文化遗存
  夏、商、西周时期，金塔境内孕育着特征明显、地域性较强的青铜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坝文化。
  四坝文化因最先发现于山丹县四坝滩而得名。四坝文化的分布，主要在河西走廊的中部和西部祁连山以北地区，东起山丹，西至新疆哈密盆地，北及黑河下游，南涉疏勒河中上游一带。考古资料表明，四坝文化晚于马厂类型文化，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当地文化的交融，并受到齐家文化和来自北方的某些文化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支青铜文化。
  金塔境内四坝文化类型的古遗址迄今发现了十多处，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处：
  缸缸洼遗址：位于金塔县大庄子乡永丰村东南7公里处的沙漠腹地。遗址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50米，面积约7.5万平方米。由居住区、制陶区、窖藏区、墓葬区4部分组成。遗址地表密布夹砂红陶片、彩陶片和破碎石器，并有少量灰陶残片。遗址东部为窖藏区，夹砂红陶、彩陶残片堆积如山，覆盖层厚度为0.3～0.9米。遗址中西部为制陶区，残存烧制陶器的窑址四座。一号窑长宽各1米；二号窑残底呈圆形，直径1.4米；三号窑长2米，宽1.5米，炉门南开，门口宽0.3米；四号窑仅存灰层，范围模糊，灰层中有木炭残块。遗址西部是墓葬区，多为竖穴土坑墓。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和征集的文物有双耳彩陶罐、双耳盆、石刀、石斧、石纺轮等69件。陶罐壁薄而硬，造型美观，带有人字形或菱形黑色陶纹。石器通体磨光，多穿孔。从遗存的窑址和大量残陶片看，这是一处陶器烧制作坊，其文化类型主体属四坝文化，兼有少量马厂文化类型的遗物，距今约4100—3600年。自发现至今，共采集陶器22件、石器300余件、骨珠两串。2013年，缸缸洼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火石梁遗址：位于金塔县大庄子乡头墩村九组东北14公里处的戈壁沙漠中。遗址东西长350米，南北宽270米，面积约9.5万平方米，由制陶区、墓葬区和冶铜址3部分组成。地表遍布夹砂红陶片、彩陶片和少量细泥红陶片。远眺，整个遗址如烈火般通红，故名。遗址内发现和采集有陶器、石刀、石勺等。石器通体磨光，制作精细，陶器类型多样，有精细的几何花纹，既有夹砂素面红陶片，又有细泥薄壁蛋壳陶、蓝纹陶片，其文化类型主体属青铜时期四坝文化，兼有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距今约4100—3600年。遗址内灰堆中有大量的炭结块、孔雀石和碎铜片，文化层厚度为0.3～2.2米，并出土有类似冶炼工具坩埚的两把石勺。这些充分证明，这是一处青铜时期的陶器烧制作坊和青铜冶炼场遗址。2013年，火石梁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道梁遗址：位于金塔县大庄子乡牛头湾村东北13.7千米处的沙漠中。遗址分布呈长方形，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00米，总面积6万平方米。地表散见有大量夹砂红陶片及少量红衣黑纹彩陶片，并暴露有刮削器、矿石、黑釉渣等物。遗址中心台地上有一南北宽2米、东西长4米的冶铜址，冶铜址东南10米处有一灰堆，呈圆形，直径3米，其东南20米处另有一处灰堆，呈圆形，直径10米，地表有铜锈块、炭烧结块等。采集有夹砂素面陶罐、夹砂彩陶罐、石器等遗物，根据采集标本的特征分析，为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遗存。2011年，二道梁遗址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山堂古铜矿遗址：位于金塔县白山堂铜矿（现名亚泰有色金属公司）西北2.2公里的低山丘陵地带。遗址南北长382米，东西宽185米，总面积27925平方米。在遗址中心位置遗存有原始矿坑一座，南北长19.7米，东西宽9.1米，深4.8米。矿坑壁面有原始工具凿挖的痕迹，四周散见铜矿石和磨制的开采用的硬石工具。石器通体磨光，制作精细，有石凿、石锤、石斧、石刀等。地表残留有极少量的红陶残片。在矿坑东南约200米处的一座丘陵山上，发现大量用于打制开矿石器的硬石块，虽已风化但石质坚硬，并在山坡地带发现已打制好的原始石器。据考古专家从遗物判断，属于骟马文化类型。这处古代铜矿遗址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以及文化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探索中国冶金史和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2011年，白山堂古铜矿遗址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个地窝遗址：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270米，南北宽150米，总面积4.05万平方米。在遗址中心有一半地穴式房屋遗迹，呈正方形，边长4.5米，房屋中心有一灶坑，呈圆形，直径1米，灶坑底部有红色烧结层。房屋东南6米处有一石块堆，中心有火烧迹象。遗址中心风蚀台地沟壑纵横，夹砂红陶片遍布，有少量红衣黑纹彩陶片，属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类型，它为研究金塔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的文化聚落分布提供了新的资料。
  这些遗址均未经正式发掘，但其遗址内暴露有大量的陶器、细石器、打制及磨制石器、骨器以及碎铜块、铜矿石等，从这些遗物的特征看，它们的主体遗存都与四坝文化雷同，兼有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因素。
  四坝文化的房址为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式两种：半地穴式均为长方形，地面经硬化处理，并有1个至数个烧烤坑和数个储藏坑；平地起建式房址较复杂，多为长方形。储藏坑和烧烤坑形制多样。陶窑为4座一组，窑室多呈圆形，这一点与在缸缸洼遗址内发现的4座陶窑相吻合。四坝文化的房屋遗迹，在金塔境内仅在一个地窝遗址内发现，为半地穴式，呈正方形，边长4.5米，因未经正式发掘，具体建筑结构不详。但房屋中心有一灶坑，呈圆形，直径1米，底部有红色烧结层，这很有可能就是烧烤坑。房屋东南6米处有一石块堆，中心有火烧迹象，推测可能是当时祭祀用的。
  在缸缸洼遗址内发现有墓葬，暴露有人骨、兽骨、陶器残片、铜器、玉器残件和绿松石珠、玛瑙珠、贝蚌品等珍贵饰物。该遗址未经正式发掘，墓葬具体形制、葬制和随葬器物不清，但从与此文化类型相同的酒泉火烧沟、干骨崖等遗址清理和发掘的墓葬看，墓室常见的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竖穴偏洞墓或带龛墓。部分墓有木质葬具。葬式以仰身直肢单人葬为主，其次是二次扰乱葬，也有侧身屈肢葬与合葬。合葬墓人数2～6人不等，以成年男女二人合葬居多。此外也有一男二女或一女二男的合葬墓，和齐家文化墓葬情况类似，这应当是一夫一妻制形成过程中多种婚姻形态并存的现象。还有一些被认为是父子合葬墓，反映了父系家族制的存在。墓向无序，东西向和南北向都有，东北向与西北向的比例较大。随葬器物情况不尽相同，以陶器为主，数量相差悬殊，少者仅1件，多者达19件。少数墓的随葬品中含金、银、铜、玉器和绿松石珠、玛瑙珠、贝、蚌品等珍贵饰物。盛行以羊、猪、狗、牛、马等畜类为随葬品，尤其是羊和猪十分普遍。个别规模较大的墓葬存在人殉、人祭现象。墓葬中已有明显的贫富分化，成年男女二人合葬墓的大量存在，表明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已相当稳固。人殉、人祭现象的存在，显示出贵族政治体制已露端倪。种种迹象说明，四坝文化时期社会已处于父权制下的军事民主阶段。
  经济活动
  夏、商、西周时期的金塔，农业生产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在金塔县境内，好多古遗址中，有大量堆积的陶器残片，并出土了许多陶器，这是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力佐证。因为在古代社会，农业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就无法保证大规模的制陶等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行。考古学资料表明，四坝文化中发现有一系列的石制农具，用于生产的各个阶段。在金塔境内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中，均发现有大量生产工具，其中既有石器、骨器、角器和陶器，也有铜器。生产工具的多样性，反映出夏商周时期，金塔农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在这一时期凸显出来。据兰州大学在缸缸洼遗址和火石梁遗址取样考古表明，至迟在距今4000年以前，即夏朝时期，金塔就种植有大麦、小麦、黑麦、粟、稷、高粱等多种农作物。还种植诸如核桃之类的果木和用于纺织的麻类作物。多种农作物的栽培种植，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为制陶、酿酒等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家庭饲养业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家畜品种主要有猪、狗、马、绵羊、山羊和家鸡。猪、狗与鸡的驯化和家养，说明这时的先民已定居。家庭饲养业的发展推动了畜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缸缸洼和火石梁遗址内发现死者殉牲的现象，种类有牛、羊、马、狗、猪，尤以羊骨发现为最。这一情况说明，当时金塔的畜牧业是相当发达的，而且是最主要的经济门类。各式骨镞、石镞、铜镞和箭杆、陶球、石球等器物的出土，又显示出狩猎仍是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
  青铜冶炼和铸造
  青铜器的发明和制造，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它直接导致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历史性飞跃，把人类由蛮荒时代推向文明时代。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我国青铜冶铸的起源地，而酒泉境内有色金属矿藏丰富，高度发达的制陶业又培育出了创造高温的方法，这是青铜冶铸较早兴起的物质和技术条件。
  金塔在远古时代，山川秀丽，矿藏丰富，铜矿是先民们最先发现的宝藏。由于先民们有熟练的制陶技术，对火候的掌握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因此冶炼铜矿石已不成问题。起初，他们只能冶炼红铜，后来可以用这些红铜锻造各类小型的器物，但是要制作成生产工具，硬度还不够。在较长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对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在铜中加入一定含量的砒石，冶炼成砷铜，成为铜砷二元合金，或加入锡石，冶炼成锡青铜，或在铜中加入一定含量砒石、锡石，冶炼成铜砷锡三元合金。在制造铜器过程中，开始以锻造为主，在热锻后又进行冷锻加工，以后又有了用范模铸造或复合铸造等复杂工艺。尽管金塔处于河西走廊西段，与东部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但终究由荒蛮时代迈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铜石并用时代，铜器在金塔已开始使用，有青铜、砷铜和红铜制品，基本上以小件工具和装饰品为主，大型容器为数不多。到青铜时代，中原王朝（包括西北东部的关中地区）已经有了极为发达的青铜冶铸工艺，器型和种类繁多，工艺精湛，花纹精美，达到了青铜发展的巅峰时期；西部地区的金塔，金属冶铸的工艺水平也达到了当时西北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一是铜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除了小件铜工具和装饰品之外，也生产了铸造精美的铜器。二是在青铜器的制作方法上，除小件工具仍然使用锻打外，铜容器已使用了范铸，形制复杂的铜器还使用合范法铸造。
  夏朝出现的四坝文化时期，青铜冶炼渐趋成熟。大量的青铜随葬和铜镞的出现是其主要表现，以铸造占主导，兼有热锻和冷加工工艺。生活在四坝文化时期的金塔先民在大量使用磨制石斧、石刀、石砍砸器、石刮削器、石锄、石凿、石磨棒等石器的同时，开始制造铜器。据考古发现，金塔先民在距今4100年至3600年前（相当于夏朝时期）就已经熟练掌握冶炼技术。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金塔县境内发现了两处遗址，即火石梁遗址和缸缸洼遗址，并有大量的铜矿石、铜碎块、炭结块和孔雀石。这些文物证明，这是两处青铜时代的陶器烧制作坊和青铜器冶炼场遗址，属四坝文化类型，距今4100—3600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又在县境北山发现白山堂古铜矿遗址，遗址中心位置遗存有原始矿井一处，南北长19.7米，东西宽9.1米，深4.8米，矿井壁面有原始工具凿挖痕迹。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中科院的专家实地考察，该遗址属青铜器时代的四坝文化类型，距今4100年至3600年。前有冶炼遗址，后有铜矿遗址，专家分析认为，火石梁遗址和缸缸洼遗址的冶炼铜就来源于白山堂古铜矿。相隔20年的两次重大发现相互印证，不仅进一步表明金塔先民在距今约4100年至36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冶铜技术，同时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了铜石并用时期。古铜矿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北方古代铜矿开采、选矿、冶炼、铸造技术及发展水平提供了实物证据，同时也为研究古代冶铜业的萌芽和发展状况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由于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西部地区错过了与中原地区相继进入文明社会的时机。中原地区建立起强大的中央王朝很久以后，金塔乃至西部地区仍处于众多民族迁移流动、未能形成文化趋同中心的落后状态。与这种缓慢发展的社会形态相对应，这一地区的青铜制造也进展缓慢，有些文化类型的青铜工艺较齐家文化有所进步，但终难跨过齐家文化所代表的那个青铜制作的低级阶段，产品仍以小件器物，如工具、武器、饰件等为主，极少发现青铜容器，更不用说成套的礼器了。青铜业只沿着制造兵器的方向发展，这也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水平。以畜牧业为主体的经济，无法形成大规模青铜冶铸的生产力，也很难培养出一批专门从事青铜制造的技艺精湛的工匠。而且，不存在以严整贵族体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环境，也就不可能产生对青铜容器和礼器的强烈需求。这种种因素都使得金塔土生土长的青铜冶铸业，在年幼期即陷入了停滞和枯萎。
  第四节 古老神话传说中的金塔
  关于颛顼巡狩居延的传说
  颛顼是五帝之一。古代儒者对五帝的搭配，由于看法不一，搭配不尽相同。但是，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孔安国，也无论是郑玄还是皇甫谧，他们各自论述的五帝中，都有颛顼。这就是说，颛顼是大家公认的帝君。《史记·五帝本纪》称他为“帝颛顼”。
  帝颛顼也代表一个时代。
  帝颛顼是黄帝的孙子。黄帝正妃嫘祖，生有二子：嚣器与昌意。嚣器生娇极，昌意生颛顼；黄帝崩，孙子颛顼即位，这就是帝颛顼。
  《史记·五帝本纪》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意思是说：颛顼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他沉静稳练而有机谋，通达而知事理。他养殖各种庄稼牲畜以充分利用地力，推算四时节令以顺应自然，依顺鬼神以制定礼义，理顺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民，洁净身心以祭祀鬼神。他往北到过幽陵，往南到过交阯，往西到过流沙，往东到过蟠木。各种动物植物，大神小神，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全都平定了，没有不归服的。
  颛顼往西到过的流沙，《汉书·地理志》载“在张掖居延县”。唐《括地志》也载：“居延海南，甘州张掖县东北千六十四里是。”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古有居延泽，亦称居延海，在张掖汇聚了弱水（今山丹河）与羌谷水（今黑河）的河水流注此海。此海处于巴丹吉林沙漠西侧的沙漠中。
  羌谷水（末段又称弱水）在沙漠流经处，形成了一条绿色长带。这条长带，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民族南下河西的通道，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居延道”。
  古时的居延，包括金塔境内的鼎新一带。帝颛顼西至流沙，就是西到居延，也就是到了金塔。他不怕路途遥远，不顾仆仆风尘，到金塔，到居延，不是怀旧，而是辛劳地勤政，是对金塔的关怀，是对金塔枢纽地位的重视。
  关于大禹治弱水的传说
  大禹也叫夏禹，是“帝颛顼高阳”的孙子。《新语》中说：“大禹出于西羌”，是西部人。禹前之“大”，是后世人表示尊敬而加的。
  相传，尧舜禹时期，弱水泛滥，洪水滔天，淹没庄稼，冲毁房屋，冲走牲畜。于是，大禹率众人治水，劈开合黎山，使洪水下泄，流经金塔鼎新绿洲后进入居延一带低洼地，形成居延海。并在弱水两岸，开沟疏导，使两岸大片土地变岁田。
  弱水，就是今天的黑河，是河西地区最大的内流河，发源于祁连山走廊南山南坡甘、青省界附近的白沙沟脑海拔4400米处至海拔1750米处的鹰落峡口，中上游名甘州河或张掖河，进入张掖盆地称黑河。在走廊北部遇龙首山阻挡而转向西流，至高台镇夷峡出合黎山与金塔南山间的缺为下游，经金塔盆地至鼎新有讨赖河（又名北大河）自西向东汇入，称额济纳河。我国最早的地理文献《尚书·禹贡》篇，就有“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的记载。
  合黎，就是今天甘肃省金塔县东部的合黎山，黑河北流遇龙首山阻拦而西流，到甘肃高台县镇夷峡出山进入金塔盆地。镇夷峡两岸峭壁高耸刀砍斧劈，相传为当年大禹所开，崖壁上似有斧凿痕迹。流沙即今天内蒙古西部与甘肃交界地区巴丹吉林沙漠，弱水末端即进入沙漠地带，居延海为黑河尾闾湖，分为东、西两个。因沿途筑坝拦水灌溉，下泄水量急剧减少，生态环境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东、西居延海相继干涸。20世纪90年末期开始，为拯救下游生态环境放水下泄，湖面部分恢复。
  由此证明，在大禹时代，金塔一带的河谷绿洲上，早期先民们开始利用便利的水资源，开沟引水，灌溉农田，早期绿洲农业生产已具一定的规模。
  周穆王西巡的传说
  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曾经西巡到达昆仑山，会见西王母后西至塔里木河流域。据《晋书》记载，279年，在汲县魏安襄王墓中出土《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前1001—前947年）“西征犬戎，国二十”，直到极西处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故事。这个故事《竹书纪年》（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原本写在竹简上而得名。晋成宁五年即279年，一说太康元年或二年，280年或281年，在战国汲县魏王墓中发现。共二篇，叙述夏、商、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和《史记》都加采录。《纪年》卷下周穆王条：“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史记·秦本纪》《史记·赵世家》记周朝第五代国主周穆王姬满，曾命御者造父，驾八骏，率六师，雄心勃勃，巡游西方，得见西王母。这些记载虽然带有传奇色彩，但是多少能反映出远在公元前10世纪黄河流域与中亚之间的某种联系，尤其是《穆天子传》一书如同旅行日记，行程日期、道路方向、山川地理、风土人情，逐一列数，记载清晰。
  书中记载，周穆王自宗周（洛阳）启程后，先向北涉障水，越钘山至河套以北，然后向西，绕道山西和陕西北部，向西南下到青海，经乐都、积石再向西，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循叶尔羌河、塔里木河到库车，再越天山，经特克斯河谷到伊犁河边。“乙亥，天子东归”，返伊犁，到焉耆，走的约是汉代丝绸之路北道。穆天子西巡，一去一回，基本循的是以后开通的丝绸之路南北大道。说明早在信史记载丝绸之路南北线路之前，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存在，它们的开辟和使用靠的是羌人、塞人、月氏、乌苏等一批又一批古代游牧民族。后来，西汉时的张骞通西域，大体上就是沿着周穆王所走的路线西进的，这条路被人们称为老北道。
  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在《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一文中认为《穆天子传》第一卷主要记述周穆王十三年西巡黑河流域的情况。说周穆王于该
  年三月二日进入“焉居、禺知之平”，岑仲勉认为焉居即义渠，禺知即月氏，义渠居于今武威一带，月氏居于今张掖、酒泉一带，“焉居、禺知之平”即甘、凉、肃三州富沃之平野。初四日到达河宗子孙蒯柏綮所居的蒯邦，蒯邦即在今张掖一带。十一日穆王继续西行，到达阳行之山河伯无夷的都城（约在今高台县境）。在河伯无夷的陪同下，继续向燕然之山（当指合黎山）进发。中途受到另一大首领河宗柏夭的迎接，柏夭向穆王敬献束帛与璧玉，然后一同到达柏夭所居的都城（当在今高台天城附近）。十六日这天，穆王在众人的陪同下，专程前往合黎山，“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观看了当年大禹开凿的峡口。回城后，穆王命井利、梁固二臣整饬随行的六师兵丁，亲自选择戊午吉日（二十一日）举行祭河大典。经过这次祭河大典，穆王才决定继续西行，以登昆仑之丘。第二天是二十二日，穆王大朝于黄之山（当是天城东面的黑山），观看了当年大禹“导弱水于合黎”的图册与有关记载。穆王还展出了带来的金、银、珠、玉等各种宝器，让人们观赏。这使河宗、河伯大开眼界，赞叹不已。
  最后周穆王到了昆仑山的西王母之地。西王母听说周天子来作客，特地为他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仪式。会见时，穆王向西王母赠送织有花纹的绸缎一百匹、素色的绸缎三百匹。西王母高兴地收下了礼物，并邀请穆王参观了她的宫殿和花园。第二天，穆王临行前在瑶池举行了宴会。在宴会上，宾主频频举杯，作歌吟诗共叙友谊。
  宴会结束后，西王母邀请穆王登上弇［yan］山，眺望山下美丽的景色。穆王在弇山顶上的大石头上，刻了“西王母之山”五个大字，还和西王母一起，种了一棵槐树，作为此行的纪念和东西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象征。穆王还访问西王母的属国和附近的许多国家，采集了许多当地的珍禽异兽。然后告别了西王母，满载着中亚和西北地区的特产和各族人民的深厚情意回到了镐京。
  西王母是传说中的古昆仑丘国的君主，由于她建立的国家在中国的西方，所以又称西王母国。在我国古代民间传说中，有西方女儿国的故事，可能指的就是西王母国。不过当时并不一定是一个国家，可能正是处于母系社会鼎盛时期的一个氏族部落，西王母就是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
  穆天子和西王母这次友好会见的场景，在酒泉西凉时期5号墓葬前室的东西壁画上，可以见到二人举杯互祝时的温馨画面。
  《穆天子传》说明，在西周的前期，尽管酒泉尚未列入周朝的版图，但西周的国王已经知道酒泉，并与居住在酒泉的氏族部落建立了友好关系。
  虽然《穆天子传》的记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是，书中记述的有关西域的山川地理形势、物产、习俗、风情，基本与历史的实况相符，它记录了早在汉代以前，我国中原民族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
  美好的神话传说，是远古西域先民与中原友好交往的见证，先民们用朴素的神话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也给后世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供人们参考，或有夸张的表述，但也折射出远古时期的风土民情，给人们无限的探索和想象空间。
  由此或可推断，在周王朝时期，酒泉境内生活的先民们已经开始通过开始这条通道（周穆王西巡之路），与西域、中亚、西亚以至更远地方的人们进行贸易交流，通过这条通道，东西方文化也已经开始早期的交流。
  关于弱水的传说
  从金塔县境东北部流过的古弱水，是一条很古老的河，《尚书·禹贡》说到它，《山海经》提到它，《离骚》讴歌它，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也论及它。它不仅以古老而闻名，而且以神话传说的离奇而享誉，比如《玄中记》说它弱得“鸿毛不能起也”。（弱得连根鸟的绒都浮不住），《十洲记》也说是“鸿毛不浮”，比如《山海经》说它水中有吃人的寞窳（yayu芽遇），有蹚过弱水向西王母讨不死药的后羿，水上有空中大神上天下地的天梯，屈原的《离骚》还说弱水岸边有宓妃的住处，等等。
  说到大神，在《山海经》中就是指天上的帝，不是地上的小神小将。弱水的大神，也是《山海经》中整个天帝系统的一部分。据统计，《山海经》说到帝有32处。这众多的帝，也有他们活动的场所。据徐旭生先生研究，天帝最喜欢活动的地方，有三处，一处在《山海经·中次七经》所云的泰室、少室（今河南嵩山——有名的“少林寺”所在地）一带，是群帝往来之处。
  一处在《山海经·中次十一经》所云的“帝困之山”（今河南南阳、镇平、南台一带），还有一处就在《山海经·西次三经》所云的“昆仑之丘”。
  昆仑山，魏晋时人（包括马岌）说在酒泉。一般人也都如此认为。山上有天帝住的“县圃”“阆风”。《山海经》认为它是群帝喜欢聚会的“下都”。因为群帝往来多，所以弱水上有“疾呼天响”“日中无影”的“建木”。研究神话的老专家袁珂先生在《神话研究》中说：这建木就是众帝所自上天下地的“天梯”。昆仑山上常露脸，也最为人熟悉的是“西王母”，她是母系社会的代表。传说弱水中吃人的寞窳，还是西王母的女儿收走交给西王母发落的。所以群帝所喜欢往来的“下都”，实也包括弱水流域（今金塔）在内的一大片地域。弱水流域的古老，由此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五节 春秋、战国时期
  历史沿革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
  西周末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犬戎强大，最后杀幽王而亡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继位后，将王都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开始了历史上的东周时期。东周分两个时期——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
  从前周平王元年（770年）周室东迁洛邑，到前敬王四十四年（476年），这一阶段的历史大体与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年代（前722—前481年）相当，因而史学上称之为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甘肃东部为秦国占有，而中部和金塔所处的西部地区仍是牧猎部族的活动地域。随着秦国势力的不断壮大，到秦穆公之后，秦最终完成了对诸戎的征服与汉化，结束了西北地区长期存在的族帮割据局面。大部分戎族被纳入定居农业文化圈，既有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推动了中国走向大一统的步伐，加速了西北各族同华夏的交融，逐渐形成了西北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经济文化圈。
  公元前475—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初期，许多原来的诸侯国开始陆续相互兼并，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称雄的局面，即所谓战国七雄。最终秦国灭亡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西北地区唯一的大国，不仅代表了西北地区先进的生产力，而且主导着西北地区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进程。甘肃东部广阔地域为秦的半壁江山；甘肃西部众多的牧猎部族，均受其制约和影响。
  社会形态
  春秋时期，在金塔境内生活的人群，主要是西周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羌人或羌戎人。羌，属他称，是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他们大多数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少数人半农半牧，或从事农耕业。他们以部落为社会基本组织单位，多个部落结成部落联盟，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如“妻后母，纳嫂”的婚姻习俗，“以战死为吉利，病死为不祥”的人生观，以及“自古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掠，以力为雄”（《后汉书·西羌传》）的社会政治组织体制，“多事羱羝神，人信巫觋”（《后汉书·西羌传序》）的鬼神观和逐渐形成的火葬风俗等，都与华夏人有所不同。《左传·襄公十四年》羌戎氏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执币不通，言语不达。”
  春秋战国时期，地球进入地质史上的全新世晚期，温度开始波动式下降，北方的气候环境变得异常寒冷干燥。由于气温偏低，以种植粟类作物为支柱的农业生产所依赖的水、热气候条件已不复存在。大约从商代中期开始，境内以种植业农业为主的羌、氐等先民开始向中原地区迁徙，春秋时期达到高潮。
  战国时期，秦国通过改革，完善了封建制度，强化了封建政权，充实了国力，逐渐征服了甘肃东部春秋时期保留下来的一些戎狄酋邦，将其完全控制，并对甘肃境内的羌人发动了无数征战性战争。战争的结果，有大量的羌戎人被驱逐出甘肃，融入华夏民族之中，或向其他地方迁徙流动，只有少数人仍留在本地，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使河西一带基本上形成了地理真空。由于祁连山下河西走廊广袤的草原吸引着游牧民族，于是，大量游牧民族乘机迁入河西走廊一带。在迁入人口中，数量最大的当属月氏、乌孙两个民族，留居此地的羌戎人逐渐与他们交融，成为当地民族。据《汉书》记载，月氏与乌孙“俱在敦煌、祁连间”。月氏人在酒泉至张掖一带的祁连山下广阔的草原驻牧和从事农业生产，并在今张掖市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建立了王城——“昭武城”；乌孙人则在酒泉以西至敦煌间游牧。由于月氏强盛，乌孙为小国，受制于月氏，在秦始皇病死前后，月氏攻灭了乌孙，因此月氏控制着整个河西。据《括地志》云：“凉、甘、肃、延（应为瓜）、沙等州地，本月氏国”，从凉州（今武威）到沙洲（今敦煌）都在月氏人的控制之下。
  月氏人有较为完备的五翎侯组织。《后汉书·西域传》载：“月氏为匈奴所灭，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顿、都密，凡五部翎侯。”公元前206一前203年前后离开河西，公元前160年前后辗转到了大夏，有五个氏族部落联盟，这五个翎侯都是各自联盟的首领。这种社会组织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史记·大宛列传》载：“大月氏……控弦者一二十万。”有学者根据大月氏的兵力情况推算出月氏人有十万余户，四十余万人口，一二十万骑兵。要管理这样众多的人口和军队，没有较完备的社会组织是不可能的。月氏人按照种姓建立氏族部落联盟，他们将许多氏族联成部落，许多部落结成联盟，每个联盟都有首领，这些首领组成最高层，能力突出者为王。月氏人的这种部落联盟，已具有奴隶制国家性质。
  古代游牧民族一般都分有游牧的地段，称之为“分地”，而月氏人也不例外。在河西境内他们以昭武为中心，东西又分了几个次中心，东面凉州以姑藏（今武威）为中心，民乐以月氏城（今民乐永固城）为中心，张掖以觻得城（今城西黑水国一带）为中心；西面酒泉以福禄为中心，瓜州以瓜州为中心，沙洲以敦煌为中心。每个中心都有大小不等的部落首领。这既是社会组织，也是生产组织，更是军事组织。月氏的人口和军队是紧密结合的，人口众，军队多。月氏的军队除了攻灭乌孙、归化西戎、西羌等氏族，就是对付匈奴了。匈奴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才转入奴隶氏族制，并逐渐强盛起来。在它强盛之前，月氏早已强盛。当时月氏威慑力很大，是西北方一个很强大的军事联盟或部落。匈奴头曼单于为了搞好和月氏的关系，只好将自己的太子冒顿送给月氏做人质，也可以说，在战国时期，月氏人凭着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军队，驰骋疆场，称雄河西，连匈奴人也难望其项背。这是月氏人在河西的全盛时期，也是月氏人在河西光辉灿烂的顶峰。
  乌孙在金塔一带活动时，是一个以牧业为主兼营业的民族在西迁塞地后则成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汉书·西域传》）专事游牧畜牧业生产了。
  乌孙的社会组织，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是宗法的氏族部落组织。战国时期，乌孙已进入阶级社会。《汉书·张骞传》就提到乌孙有布就翕侯。从《汉书·西域传·乌孙传》可以清楚地看到，乌孙社会实行昆弥（即国王）为首的专制统治。王位的继承，实行长子继承制。乌孙的政权组织比较简单，昆弥（王）是最高统治者，其下为大禄，相当于相。大禄之下，有左、右大将二人，这是王国最重要的军职。大将以下有“翕侯”，其地位、权势亦极重，大概是实际带兵管民的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高级负责人，也就是原来本部族的首领。乌孙的军事制度，实际是全民皆兵。在“十二万户”的乌孙居民中，有“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可见每户的丁兵均是胜兵。这与匈奴的制度是一样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亦侵伐，其天性也。”（《汉书·匈奴传》）可见，平常的生产组织与战时的军事组织是完全合一的。而组织形式，应该就是从氏族社会接收过来的氏族、部落的外壳。所以，翕侯既是原来的部落首领，又是现在新的军事、生产的领袖。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其富人有四五千匹马。”说明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是很明显的。
  乌孙获取奴隶的手段，一方面是把民族内部成员变成奴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利用战争对四周地区的民族掳掠。
  产业状况
  春秋、战国时期，金塔境内的产业主要是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这一时期，农业仍在继续发展，但它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有下降和衰退之势，而畜牧业生产则在快速发展，与农业并驾齐驱，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之一，金塔由原始农业区转变为半农半牧。由于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游牧民族相继进入金塔，更使畜牧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渐突出，并最终使金塔成为以游牧为主的畜牧业经济区。手工业则主要是金属冶炼、陶器制作、毛纺织、骨角器加工等。
  月氏、乌孙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祁连山下广阔的优质草场，为月氏、乌孙等民族从事畜牧业提供了优良条件。他们放牧的牲畜品种主要有牛、羊、马、驴、赢，还有駃騠和騊駼（古代良马名）等。羊是游牧民族主要衣食之源，月氏人不仅养羊数量大，而且养得好。郭璞注《山海经》云：“月氏国有大尾羊，如驴，即羬（大也）羊也。”《太平御览》说：“月氏国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寻生如故。”说月氏人养的羊有肥大的羊尾，像韭菜一样，割了能再生，这把月氏人养羊都神化了。牛也是主要的畜种之一，它是驮物的役力，也是食品——肉和乳的重要来源之一。马，更是重要的畜种，可以吃肉喝奶，可以代步驮物，打仗还可以冲锋陷阵，更代表一个民族的战斗力。同时，祁连山里有野驴，月氏人也有能力驯养它。月氏人牧养的牲畜品种多，不但能驯养野马、野驴，而且能使它们杂交，这说明他们的畜牧业很发达。
  乌孙的牲畜种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主要有马、羊、牛、骆驼、驴等，而以马、羊为主。考古发掘中，曾发现马、羊、狗的骨架或部分骨骼，以马、羊骨居多。《汉书·匈奴传》说其“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
  春秋时期，金塔境内的氏族部落都是兼营农业的游牧人群。月氏人的祖先本身就擅长农业，由于月氏人放牧的草场自然条件优越，既是天然草场，又适宜发展农业，久而久之，游动少了，相对固定了，月氏人又重新重视农业了。这从月氏人离开河西辗转到大夏，并很快适应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的事实也可以得到印证。他们较大规模的在河流两岸的低平地区开垦耕地，用各种木石骨蚌农具和青铜农具耕播。为了防洪排涝建立起农田沟洫体系。与此相联系，垄作、条播、中耕技术和选种、治虫、灌溉等技术亦已萌芽，休闲制逐步取代了撂荒制。为了掌握农时，人们已开始利用物候知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农业虽然还保留着原始农业的某些痕迹，但无论工具、技术、生产结构和布局都有很大进步和变化，精细耕作技术已在某些生产环节出现。
  根据考古资料，在大约战国时期的乌孙墓葬中，开始发现有谷物和农业劳动工具，如碾谷子用的石头碾子、磨盘、青铜镰刀，烧焦的谷物等。这说明，当时农业已在乌孙社会生产中出现，当然这时的农业生产规模仍然较小，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金塔手工业种类有冶炼、陶器制造、毛纺织、骨角器加工等。考古资料证明，战国时期匈奴手工业已相当发达，能制造各种铜器和铜武器，如铜镞、铜戈、铜剑、铜斧、铜盔等，此外还能制造陶器，加工毛皮和乳制品。当时的月氏势力比匈奴强大，其手工业的水平应当说与匈奴不相上下。
  毛纺织业，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手工业门类。毛纺织物是他们衣着的重要材料。他们用羊绒、羊毛加工、擀制的毛毡，建造穹隆形的毡幕，遮风避雨，易于搬迁，很符合游牧生产和生活的特点。毛布纺织，也是户户牧民家庭必须掌握的又一种技能，主要由妇女承担。
  陶器制造、金属冶炼、纺织、玉石制造等工艺在当时金塔境内各游牧部落中已有较高水平。不过这时的手工业仍然处于家庭手工业阶段，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完全的独立部门。
  第六节 金塔境内的古老民族
  先秦时期金塔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这一时期金塔境内活动的主要是羌、氐、戎、月氏、乌孙等民族。他们交替占据，或各守其境，和平相处；或相互攻伐，兵戈相向。他们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创造了丰富的游牧文明。
  羌族
  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历史悠久、分布广阔、影响深远的民族。今天河西走廊沿祁连山一带是他们当时主要的活动场所之一。
  从我国有文字记载开始，就出现羌人的名字和某些记事。甲骨文中最早的“羌”字是个独体象形字，为人戴羊角之象。孙海波《甲骨文编》“羌”字下注云：“此象人饰羊首之形，盖羌族人民之标识也。”这其实是羊图腾装扮在文字形体上的反映。《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许慎把羌族同“牧羊”联系起来，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以养羊业为主要生存形态的部族。
  殷商卜辞中言及该族男性为羌，女性为姜。羌、姜初为同一族体，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羌族是参与创造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要部族。
  《国语·晋语》中说，华夏族两大主干成分的黄、炎二族属同一族源，而炎帝即为羌族的始祖。
  关于羌人的族源，古史学界的认识大体趋于一致，主张在甘肃中部和青海东部地区。
  到了商代，金塔境内生活的羌人，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金属冶铸业等，手工业比较发达，人口定居的时间很长，已进入青铜时代。至于民族属性，应是以崇拜羊的羌戎族成分为主。
  西周时原有的甘肃羌人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羌人部落随其酋豪被周王分封于中原各地而整体迁入中原，与华夏人交融，到战国时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仍留居甘肃一带的羌人数量已大为减少，青海的部分羌人趁机迁入甘肃。当时生活在金塔一带的羌人，他们以氏族部落为社会组织形式，逐水草而居从事畜牧业生产，兼有狩猎、采集活动，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也兼行一些简单的农业种植。
  西周以后，羌族几乎从文献记载中消失，根据学界研究，倾向于认为西周、春秋时期的西戎，多是由羌族演化而出，即西戎中包括了羌族诸部。只是由于不同时代人们记录民族活动的用语习惯不同，造成了羌族在文献中的消失。两汉时期活跃于甘、青地区的西羌，可能是西周、春秋时期西戎中某些族系的后裔，他们又沿用了“羌”的族称。
  战国时，自公元前7世纪以后，由于秦国的强大，西部羌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向东方乃至中原地区频繁迁徙了，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原始的生产方式，向农耕兼畜牧的生产方式过渡。
  氐族
  氐族是早期金塔一带活动的少数民族之一。氐族是定居于河谷、平川等较低地带，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农耕部落人群。他们以固定农业为主兼发达的饲养业，也进行狩猎活动；他们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的冶铜技术，形成了能冶炼和制造红铜、铅铜、青铜等多种铜制品的冶铜业，还有制陶业和家庭纺织业。他们的居址为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使用白灰面装饰墙壁。
  他们实行土葬，有氏族公墓，葬式多样；男女二人合葬已不鲜见，且男性仰身直肢，女性或左或右侧身屈肢；墓中殉葬品差别很大，等级明显。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父权制发达，女性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贫富悬殊，私有制逐步确立，正向奴隶社会过渡。在社会组织上，由父权制大家族组成部落，为解决部落间的种种矛盾和必要时抵御外侮，逐渐形成多个部落结成的部落联盟，既是政治联盟，又是军事联盟，已由氏族社会进入了政治社会。
  在河西地区，自东向西，均有氐人分布，并留下了许多与氐族有关的地名和水名，如氐池县、氐置水等。氐人有众多分支，各有称号。除了外徙的氐人逐渐被汉化外，留居原地的大多氐人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
  自夏商周开始，氐人与中原王朝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诗经·商颂》中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逸周书·王会篇》中也有周成王时“氐羌以鸾鸟县”而鸾鸟就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鸟“鸾凤”，同时也是神农炎帝氏族所奉的图腾。从中也可以看到黄帝族、炎帝族与氐族之间所存在的深厚的渊源关系。
  戎族
  戎族是早期活动在酒泉境内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戎族是氐羌族转化而来。
  考古证明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落的遗存。在商代或商周之际，甘肃洮河辛店文化姬家川类型的一些部族曾大规模东徙，在陇东、陕西西部形成较大的部落联盟。
  商代中晚期，商王朝多次征伐杀戮氐羌人，抓捕氐羌人做奴隶和祭祀、随葬的人牲，使氐羌人口大减（包括向各地逃跑的），力量削弱；后来又有许多氐羌人参加周人灭商的战争，并迁往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成为西周王朝的藩臣，使留在西部的氐羌力量进一步削弱。而这时，东夷族群的畎夷西迁，在陕甘地区扎根，逐渐与当地的羌氐戎人和北狄族群交融，发展成为当时西部最强大的部族——犬戎。那时，犬戎非常厉害，不仅征服了周围的氐羌戎狄人；攻占同族群西迁来的赢秦人的据点西垂（在甘肃礼县），多次打败赢秦的军队，杀死赢秦的首领；屡屡侵犯周人的土地；甚至成为公元前771年攻杀周幽王、灭亡西周王朝的主力军，战功赫赫。
  春秋战国时期，甘肃境内有西部诸戎。后来，周、秦多次对西戎作战，特别是赢秦人，长期征讨戎人，从公元前9世纪的秦庄公、襄公，到公元前7世纪的秦穆公，与戎人的战争不断，秦穆公时取得了对诸戎国的全面胜利，这就是《史记·秦本纪》记载的“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据《左传》记载，陆浑戎原居住于瓜州（今敦煌）。前637年，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做了俘虏，归国时诱陆浑戎东迁伊川。东迁的陆浑戎受到晋国的安置，成为其附庸，并分为两支。一支居西称“姜氏之戎”，另一支居东称“允姓之戎”。到了晋平公时期晋国霸业衰落，陆浑戎便叛晋归楚。前525年，晋卿荀吴灭掉了陆浑之戎。
  当时，在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古称河西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带，居住着许多游牧部族，其中见诸古代典籍的就有允姓之戎、陆浑之戎、大夏等。
  这些当时北方的游牧部落很早就活动在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和北方草原上，他们依靠强弓劲马，在这一带纵横驰奔，经常与河东之地的定居人民发生冲突。至秦穆公时，为了彻底解决来自河西地区游牧部族的侵扰，用谋士由余的良策，在公元前623年，派兵攻打戎王，占领了许多游牧部落的地区，最终导致了这些被打败的部落向北和西方迁徙。至公元前7世纪末，这些人开始出现在塞地，即伊犁河和楚河流域。
  月氏
  月氏是自春秋以来就活动于酒泉至敦煌广大地区的古老民族。关于月氏的情况，古代史料中多有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疆，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在战国末期到秦时，月氏强盛，匈奴曾一度受其控制；曾打败过匈奴，迫使匈奴头曼单于降服，把儿子冒顿送到月氏作为人质；又击溃了同在敦煌、祁连间游牧的乌孙，杀死乌孙王难兜靡，夺其地盘，迫使乌孙人亡走匈奴。冒顿单于时代，匈奴强大起来，与月氏展开了对河西地区的争夺，最后月氏被打败，大部分月氏人被迫西迁，离开酒泉，沿着天山北部，到达原为塞族人居住的伊犁河流域，史称大月氏；后来，又被乌孙王昆莫借匈奴兵打败，月氏与当地的塞人一起再西迁中亚阿姆河流域，并攻占原希腊人统治，后已分裂的“大夏”国地（今俄罗斯南部和阿富汗等地）。公元1世纪，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国，成为公元1世纪至3世纪时中亚地区的强大国家，并创造了犍陀罗佛像艺术，使佛教迅速向外传播，声威远播。而留居于张掖、酒泉一带祁连山南部的一部分月氏人，依附羌人，散居于羌族地区，史称小月氏。后来因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小月氏中的多数人迁到甘、青间的河湟地区，包括令居（今永登），称为“湟中月氏胡”；少部分留在张掖地区，与汉族杂居，依附汉朝，称为“义从胡”，后来分别交融于羌、汉等民族。
  月氏是游牧民族，随畜移徙，盛产马匹。溯其族源，月氏族应为夏王朝灭亡时有虞氏西逃的一支。
  月氏和大夏一样，虽然起源于中原，但却都属于欧罗巴种的塞族。月氏语言亦属印欧语系。
  乌孙
  关于乌孙的历史，《汉书·西域传》记载：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羹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乌孙原本和月氏族一样在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河西地区，是一支规模不大的游牧部族。分居于河西走廊的东西两端，西为乌孙，东为月氏，大致以今张掖之山丹县为界。后来乌孙被月氏攻灭，首领难兜靡被杀，部分依附于匈奴。难兜靡之子昆莫长大后，在匈奴的帮助下打败了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再度远徙至大夏国境。胜利后的乌孙人遂留居于原大月氏占据的塞族故地，势力逐渐强盛，最终脱离了匈奴的控制。
  关于乌孙人的族源，学术界也众说纷纭，即有匈奴说、突厥说、西戎说、塞种说等。就目前所能检索到的资料立论，谓乌孙属吐火罗族的意见，在诸说中比较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