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汉代，金塔境内的工业主要是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小手工业行业。主要从事丝织品、粮食制品、皮革、木材、金属、玉器、砖瓦等加工制作的行业，如西汉时番禾郡（今金塔县境西部）生产的禄帛较为出名，生活在今金塔县境内的古代人类曾开始开采食盐矿藏。这些行业既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又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西汉中后期，金塔的手工业主要是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铁器加工、毛、麻纺织与编织、草编制品、皮革毡毯制品、木器加工、烧砖制陶、食品酿造等。如居延肩水金关出土了西汉昭、宣、元、成时期的遗物2300多件，其中包括金属器、竹木器、丝、麻、毛织品、皮革制品、陶器、漆器和笔、砚、渔网等物。从出土的锦、罗、纱、绢等10多件丝织品标本来看，色彩丰富绚丽，质地平整柔美，显示出一定的工艺水平。当然，这些物品未必是本地制作，不一定代表河西的手工业发展水平。但诸如木柅、袜板、鞋楦、革履、布袜和其他麻毛制品，大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有些则是生活必需品，皮毛制品尤其如此。从本地出土的各种物品，除丝绸、金属制品和漆器外，其他器物可大致反映当地的手工业的种类和技术水平。如上所述，两汉时期金塔的各类手工业生产，基本上都是为了满足生活生产需要，因而规模有限，工艺水平处于发展阶段。
  秦汉时期的铁器加工 汉武帝时期，铁农具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加工技术已传入金塔，并随生产发展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根据考古发现，在汉代遗址中就发现了铁犁残片，汉墓中发掘出铁质炊器及铁斧、铁刀残段等铁器。这都证明从汉代开始，金塔县已开始使用铁器。据东沙窝榆树井遗址出土的文物证实，汉代就使用石纺轮生产毛线，用于制作衣物等。东汉时期，铁农具的使用更加普遍，仅金塔县肩水金关等地出土的众多实物中，包括货币、残刀剑、箭、转射、积薪、铁工具、铁农具等，大多都是用熟铁铸造而成，说明当时已有铁器加工业。此外，在居延汉简中发现的鉴别刀斧优劣的专著《相利善剑刀》，记述了如何来区分好的剑和劣质的剑及花纹的标准14条，涉及剑的形状、成分、纹饰、制作技术、发展等重要内容。
  秦汉时期的毛、麻及皮革加工 远古时期金塔境内的畜牧业比较发达，毛纺织和皮革加工成为汉代最具特色的手工业。畜毛资源丰富，加上麻的大量种植，为毛、麻手工业提供了条件。毛、麻织品在各地的汉代遗址中均有发现，仅肩水金关出土了西汉昭、宣、元、成时期的遗物2300多件，其中包括丝、麻、毛织品、皮革制品等物。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中，曾出土了用很厚的牛皮制成的皮革鞋和制作精细的羊皮鞋垫，此外又有用于盛放物品的革橐、韦橐。从出土的锦、罗、纱、绢等10多件丝织品标本来看，均为平纹纺织，但颜色和经纬密度都各不相同；而像褐与毡垫等物的制作，相对而言都比较粗糙，麻布原料均为大麻，但质地则有粗细之别，至于麻类鞋袜，或用麻线纺织而成，或用麻布缝制，有的还用牛皮加固。这些麻毛织品的形制和制作，显示出相当高超的工艺水平，在今天金塔农村仍可以见到。在汉墓中还出土了陶纺轮等纺织工具，说明汉代金塔纺织业已普及。
  秦汉时期的木器加工 木器在日常生活中用途极广，房舍、车辆、书写材料和一些生产工具及守御器的制作，都与木工有关。金塔古代的木器，大致可分为生产工具（如锛、泥抹和木钻杆等）、生活用具（如木塞、木锥、木匙、木梳、袜板、楦头等）、房舍配件（如户牡、木拉手等）、守御器（如转射）和书写材料（如木牍、觚、两行等），汉简中记载的木器。除个别为铁制外，大多为木制品。在居延发现的一枚“吏卒日作簿”残简中，就有“三人木工、二人炊事”的记录。居延汉简还多次提到“舩”。研究表明，“舩”即“船”字的变体，是汉代人书写的习惯用法，这在汉代瓦当和《汉书》的有关记述中均有反映。上五简内容涉及船只的买卖、修缮和出入记录。其中两简中似乎是把船只当做所部的设备财产，故与兵器、谷物和草料等一起计入“兵谷财物簿”；说明当时黑河水量不小，且已有了船舶运输。
  秦汉时期的草编织业 金塔境内绿洲边缘，红柳丛生，河流下游湖泊、沼泽地带，芦苇、蒲草茂盛，为草编制品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汉代利用芦苇、蒲草和细红柳枝等编织的苇奁、草席、草垫、草门等草编织业在农户中十分普及。许多汉代遗址、墓葬中，都有发现，汉简中也有笥、筩（即桶）、席等物。其中席又有“苇席”、“蒲席”和“紝席”之分。“苇席”与“蒲席”指所用材料有别，苇席用芦苇，蒲席用蒲草， “紝席”即衽席，它与苇席、蒲席之别，即在于材料质量的高下。
  秦汉时期的烧砖制陶业 汉代是我国古代陶瓷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西域地区的开发与经营，军民屯垦规模扩大，因官衙民宅建设需要，金塔制陶业发展较快，并具有一定规模，特别是灰陶（泥质灰陶）仍被广泛使用。建筑用陶在秦汉陶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产量、质量还是品种，都较以前有了提高，当时还烧出了一种从胎质、釉质到装饰都区别于以前的原始瓷。汉代陶瓷技术的主要成就，从居延肩水塞等地汉墓所出土的陶器看，铅釉陶大部分出土在金塔县境北部，而且是从汉武帝开始，数量不多，自汉宣帝后逐渐增多，釉色主要有绿、黄、黄褐色等。从其他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陶器或陶碎片，造型优美，种类繁多。从现存的许多汉代遗址、墓葬和边塞沿线，都发现有大量汉代陶片和砖块实物，在居延地区发现有一处窑址，附近有陶片、砖块和五铢钱等物；1999-2002年，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很多陶制的釜、盆、小口罐体和勺等残片，多为泥质灰陶，也有砂质红褐陶。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汉代金塔烧制陶器已很普遍了。
  居延古酒酿造方法 从居延汉简中也发现了一些有关酒文化的简文，据考证，早在西汉时期，居延地区就有酿酒之举、饮酒之风。
  居延酒文化上溯两千多年前，居延人以“六物”要诀酿得居延古酒，可谓酒之上尊。汉代的酒不同于今日的烧酒，即蒸馏酒。当时的酒，一般习惯上称为水酒，仅经发酵酿造而成，未经过蒸馏、提纯工艺处理过程。当时，水酒的酿造方法，是先将原料，如稷、秫、稻或粟，浸水之后，以陶缸、陶瓮或大型陶罐装好，外裹以麻、帛或丝绢，使其升温、生“蘖”，然后加水施火，要掌握火候。这样酿出的水酒，自然很不纯净，含杂质太多，故呈红、黄色。这种初酿之酒，必然要经过罗、绢过滤，然后才可饮用。当时酒分为上、中、下三等，称之为上尊酒、中尊酒、下尊酒。酒除作为饮用之外，还可入药或作为药引。由此可见，酒在汉代居延地区已相当普及，广为社会各阶层所利用。
  居延古酒酿造有“六物”要诀，简文记述了它的严格操作要求和制造程序：“掌酒者，秫稻必齐，麸蘖必时，湛膳必洁，水泉甘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六物大酋。”秫、稻乃酿酒的原料，麸蘖，即酵发菌，作为酒酵，即今酒曲。“湛”即今“沉”字。“湛膳”即今蒸煮黍稷。“大酋”即质量上乘的酒。
  居延酒用于“存问”、“赏赐”。存问用酒之制是汉代养老令具体执行的方式之一，所谓“存问长老”即“养老之意”，当时规定：“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赐民酒肉，并不仅限于老者，当时或为新王登基，或为“举功行赏”，亦赐酒肉。“赏赐”用酒之制，就是把酒用于大小文臣武将因功受赐。 《汉书·武帝本纪》载有“公元前121年夏天，霍去病从居延南下，打到小月氏，大败匈奴，汉武帝赐酒一坛，霍去病倾酒于泉，与众将共饮”，此为酒泉之来历。考证此故事，是否可得出汉武帝赏赐之酒来之于居延酿酒？
  居延酒的计量方法见于汉简，有升、斗、斛、石等，这实际上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容器计量，即“量”，另一种是重量计量，即“衡”，各不相同，不可相混。当时居延戍卒滥饮之风弥盛，且酒量也惊人，简文载有“能饮酒一石”，此例虽为个别，但可见当时饮酒大量，汉代一石合十斗，一斗合今市制为四斤，一石之酒，即重四十斤，饮酒海量，恐非一般。
  居延出土文物有陶制酒器，称之为“尊”。当时酒分为三品，或称为三尊，“尊”本指酒器，也作为祭祀时用的礼器。
  居延品酒将酒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酒用稻米酿造，中品用稷米，下品为粟米。上品为达官贵人所专用，而一般庶民、戍卒只能饮用下品甚至变质的酒。
  秦汉时期的造纸业 造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金塔境内及周边地区的墓葬及遗址中曾多次发现汉代的纸张，在我国造纸史上占有突出位置。1973年－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居延肩水金关西汉烽燧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麻纸两件。一件与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木简共存，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开，长宽为21厘米×19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显微观察和化学鉴定表明，它是由本色废旧麻絮、绳头、布料等制成，以苧麻为主要成分，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另一件出土于汉平帝以前的地层，长宽约为11.5厘米×9厘米，暗黄色，尚含麻筋、线头和碎布头，结构显得较为松弛。这些情况表明，在遥远的边塞已有了质量较高的纸，这种纸在内地的出现应更早一些。从这些事实说明，早在西汉时期，金塔不仅造出了麻纸，而且已经将它用于书写了。纸张取代竹简，成为广泛应用的普通物品，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秦汉时期的纺织业 秦汉是我国古代纺织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丝、麻、毛纺织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棉纺也有所发展。缫车、纺车工具以及脚踏斜织机都已广泛使用，多综多蹑织机已相当完善，束综提花机也已产生，织出比较大型的花纹。染色技术也有了发展，出现了多色套版印花，发明了蜡印工艺。1972年－1974年，在额济纳河下游汉代烽燧遗址白墩子烽燧采集到丝绸残片若干；1973年－1974年，在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发现大量的丝、麻、毛等以及一件织网梭，遗址年代大致为汉武帝至新莽时期，反映了秦汉时期金塔的纺织技术水平。
  西三角城遗址 西三角城遗址位于金塔县羊井子湾乡羊井子村东北1公里处，东经99°02′34.9″，北纬39°59′3.7″，海拔1239米。周围为戈壁砾石地带，遗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500米，面积25万平方米。遗址中心有45米×40米的小城一座，城墙遗迹尚存，残高2米～3米，基宽2.7米，夯层厚0.1米～0.23米，南面开门。似为汉—魏晋时的坞院遗迹。遗址内地表有大量绳纹灰陶片及石器残片。周围分布着多处古遗址、古窑址、古墓葬。其中在城北500米处有一处古遗址，地表散布大量的夹砂红陶片和彩陶片，从彩陶纹饰看，属四坝文化类型，并发现许多碎骨，似为墓葬区；在城西北300米处的台地上发现一窑址群，范围31米×17米，共发现窑址6座，呈不规则的排列，间距1米，平面均呈马蹄形，面积3米×3.5米，灰层厚1.5米，据推测为汉代制陶窑址；在城南500米处发现窑址群1处，在3座小土丘上有残窑底3座，周围发现大量的烧结铁块和灰陶片，灰层厚0.3米，窑壁烧结层0.5米，初考证为汉代冶铁遗址；城东65米处有窑址1座，平面呈椭圆形，长2.5米，宽1.9米，残高0.2米，窑壁烧结层厚0.05米。1993年3月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