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汉代金塔与西北边塞是一个整体，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但是中央政府没有明确的统一管理机构，而是由各郡县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合适的管理制度与规范，管理边塞事宜。
  管理职官设置
  部都尉（都尉）——部都尉府
  汉代郡有郡守，称太守，负责本郡的全面工作（包括军事防御和统领军队）。边郡不同于内郡，因地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民族复杂，军事防御任务比较特别，管理也与内郡不同。除了与内郡相同的都尉外，往往设有2个或2个以上的部都尉。《汉旧仪》记载：“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迫虏……置部都尉。”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酒泉边塞都尉和别号如下：
  张掖郡日勒县本注曰：“都尉治泽索谷。莽曰勒治。”居延县本注曰：“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颜师古注曰：“阚驷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
  酒泉郡会水县本注曰：“北部都尉治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莽曰萧武。”乾齐县本注曰：“西部都尉治西部障。莽曰测虏。”
  敦煌郡敦煌县本注曰：“中部都尉治广步候官。……莽曰敦德。”广至县本注曰：“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龙勒县本注曰：“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
  凡有汉塞的边郡，具体管理者就是部都尉。部都尉秩比两千石，官有丞、候、千人，司马都尉丞与都尉同在都尉府，候、千人、司马各以候官、千人官、司马官为其治所。候与其所属的部候、隧在塞上，专司候望与烽火，自成系统。千人与司马应为边屯中的步兵、骑兵的首长。候、千人、司马除职司不同外，可能有等级的高低。
  候——候官
  20世纪以来，随着河西汉简的发现与研究，汉代边塞防御组织的轮廓逐渐明晰。依据汉代防御制度，边塞上的部都尉（府）管辖若干候官。候官的长官称为候，组织管理边塞防御及边塞地区屯垦。额济纳河流域的汉塞设有居延和肩水2个部都尉，分别辖有5个候官：
  居延都尉所辖为：殄北候官、居延候官、遮虏候官、甲渠候官、卅井候官。
  肩水都尉府或称肩水府所辖为：广地候官、橐他候官、肩水候官、仓石候官、庾候官。
  因候官所在地称为障，所以候官又称为障候。候所管理的汉塞称为候官塞。候的官职相当于县令，秩比六百石。候的副职为候丞。下属人员有尉、掾、令史、士吏等。塞尉秩序比二百石，为候的副手，位次在候长之上，与候共同管辖若干候长，其职责主要是防备羌胡侵扰所辖范围内的边塞。塞尉之下的士吏、尉史为塞尉随从，主要职责是守望亭燧、烽火，防备盗贼。
  候长——部
  每一个候官所管辖的汉塞又分为若干部，部的长官为候长。每个候官所辖的部数量不等，依据史料记载，统领候长最多的是居延甲渠候官，有37个候长。各部大小不同，部吏或主吏有7人、9人、11人的，部卒有18人、22人、56人、66人的，所辖燧所有3所、6所、8所的。候长秩比二百石，月俸禄1200钱。
  燧长——燧
  燧是汉塞防御组织中最基层的单位。许慎《说文解字》曰：“燧，塞上亭守烽火者。”即所谓的哨所——烽火台及周围的房屋建筑。燧又称为坞。燧的管理者称为燧长，也称伍伯。一燧的戍卒有8人、4人、3人不等，最少为2人，以3人为最多。燧长月俸600钱。燧之间距离4汉里（约合1.5千米）。
  管理制度
  汉代边郡有统一的防御管理制度，以保证边境防御体系完整，保障边郡安全。
  烽火制度
  边塞每隔一定距离有烽火设施，用于传递军事情报。烽台建筑、烽火信号及遇有敌情传递情报的具体施放办法（烽火品约）等，构成了基本的烽火制度，保证及时通报敌情及有效实施军事防御。
  烽台建筑 烽台建筑由台下建筑与台上建筑构成。台下部分有台基、坞垣和房子。周围的房子或供士兵居住，或储存戍守物品及生活用品等。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额济纳旗当时属于甘肃酒泉地区）发掘了甲渠塞第四隧遗址。该处是候长驻地，又是部候长治所。
  遗址分南北两部分：西区为烽台和坞，东区为灰堆区。烽台残高34米，方形，夯土筑成，台基7.7米×8米。西南角有一灶膛，上方有烟囱，疑为发布信号的发烟装置。台南有坞，分为两个院落，东院有两间房屋，西院有三间房屋。坞外有残存的木转射和虎落尖桩，为防御设施。
  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对河西汉塞全面调查，在敦煌西马圈湾湖滩发现一处圆形沙丘，为汉代烽燧遗址。经过清理，发现烽台及堡屋建筑，烽燧成长方形，结构为三层土墼夹一层芦苇垒砌，无黏结材料。堡屋建筑分为四期，在周围发现有房屋、伙房、灶台、灰坑、围墙遗迹，还有杂草、苣及丝绸残片等。遗址中还发现有安装于塞垣墙上的防御设施——木转射。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汉塞烽台台下建筑形制，烽台旁有坞，坞四周有坞垣，垣内为房屋，是戍卒居室，并有台阶可以通到台顶。
  台上部分，因烽台大小不等而形制各异。如在敦煌有高度从4米到7.7米，宽4米～5米到8米不等。烽台一般为上窄下宽，横剖面为四方形。烽燧也称为亭，亭的高度为台的高度加台上建筑的高度。汉代台上屋多为正方形，屋墙上开有瞭望孔和观火洞，以观察敌情、烽火。台上还有烽竿，烽竿由4部分组成：直立——木柱——烽柱；可上下移动的横木；系于横木上的绳索——烽索；起落绳索的辘轳。
  烽火信号 谨候望，通烽火是汉代边塞亭燧的主要职责。烽火台遇敌警发出信号称为烽火。住在亭障上的士兵要哨探敌情，称为“斥候”。一旦有警，斥候随时向后防放出警报信号。当时的报警信号虽然比较复杂，但基本上分为五种，即烽、表、烟、苣火及积薪。
  烽：即蓬，为烽燧信号的一种，其初意思大概是以草薪燃火为报警信号。
  表：或称“表帜”，用赤色缯、布制作，形状似长方形的帛旗，由框架、烽布、绳索等组成，为防止被风扬起，表帜背部的上、中、下部衬有横木。因此，表是布烽的一种，以大小不一分大表、小表，置所不一，分坞上表、地表，又以用途不同分为亡人赤表、兰人表和垢表。所谓“亡人赤表”是以赤色的表告诉烽塞警戒追索逃亡的人；“兰人表”用于敌寇侵犯塞防之时；“垢表”可能是对烽火滞留失误的督责信号。《塞上烽火品约》规定，表用于白天。
  烟：就是焚薪取烟。亭障有烟囱，焚薪之烟通过烟囱直上天空，白天易于使远方望见，这是敌情比较紧急发出的信号。当时举烟，先在堠下灶膛中充塞薪柴粪草，然后燃火，火烟借空气的吸力冲出囱外，高达十余米，所以烟也是边塞防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
  苣火：即火把，汉简中记录有烽苣、角火苣、小苣、程苣火等。就是夜间将点燃的柴束，悬上高竿，也根据入侵者多少及远近增减数量。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居延甲渠塞第四燧出土汉代苣火实物，均用芨芨草束成，全长0.8米，底部直径0.07米左右，中间横插三根木棒，每根棒长0.22米～0.37米不等，棒与棒间相距0.2米左右，这些木棒起着平衡、定向、继火等作用。苣把不大，火力有限，多悬挂在坞上的烽竿。苣燃烧后为保持一定的方向，还在三根木棒处加系草绳，连接在槔头索上，确保相近烽燧也能看得清楚。同时木棒燃烧后既可继火，还能使周围的芨芨草不致燃烧过快，在某种程度上木棒起了对苣火的调节作用。
  积薪：所谓积薪，是指堆积的各种杂色柴草。汉代把它专门用在烽燧台上，作为燃烧放火、传递信号的材料。在敌情最严重时，把大堆的柴束点燃，以表示情况紧急，这一信号一旦出现，就说明定要展开战斗了。居延汉简中有不少戍卒刈草的记载，说明伐薪积草是戍卒日常工作之一。在破城子、金关、第四燧烽燧遗址中，都发现有燃烧过的灰烬和大量的积薪。
  总之，在五种汉代烽火中，烽、表、烟是白天使用的信号；苣火是夜间使用的信号；而积薪由于燃烧时烟浓火烈，故成为昼夜兼用的信号。这五种烽火信号，巧妙组合，传递信息，构成了汉代防御体系中主要的警报网络。
  西汉的这种报警方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速度很快，可以日传千里。据历史学家向达在《敦煌考古》一文中估计，敦煌距长安四千余里，信息两三天就可到。
  关于烽燧谁主昼谁主夜的问题，历代史书上说法不一样。《墨子·号令》：“……与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史记·周记》：“幽王为烽燧。”张守节《正义》：“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史记·司马相如传》：“烽举燧燔。”司马贞《索隐》也指出“烽主昼，燧主夜。”这些记载都是以白昼燃烟为烽，夜间点火为燧，合成烽燧。唐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时，对烽燧作了进一步说明：“边防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槔，桔槔头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则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则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见《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桔皋是可引物上下的高架子，兜零指笼子）。文中燃烟点火的方法，系汉唐时期的一般做法，但其“昼燔燧，夜举烽”在时间上与前一说法相悖。清训诂学家沈钦韩考证认为，还应以昼举烽，夜燔燧为准。《长城百科全书》倾向于这种意见。
  根据居延汉简记载：“昼举亭上烽——烟”。说明烽是用于白天警示使用的信号。
  但罗哲文著的《长城》一书中：“汉朝的烽火台在台子上竖立一个高架子，上面挂着一个笼子，笼子内装着干柴枯草，如果发现敌人来犯，夜间放火叫做‘烽’。在台子上还堆放许多燃烟的柴草，白天燃烟，叫做‘燧’，所以叫做烽燧。‘烽燧’或‘亭燧’的制度，自从在敦煌、居延的烽燧遗址中发现汉简之后，就已经比较清楚了。”
  烽火品约 烽火发放涉及军事机密，所以文献记载不详，只有一些笼统记载。自20世纪，在敦煌、居延、肩水金关陆续发现关于烽火制度的简牍（其中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最为完整），为我们勾画出汉代边塞的亭燧烽火信号制度，可以进一步详细了解当时的具体规定。“品约”由“品”与“约”组成。汉代律令有科品、科条，均为中央发布全国统一执行的规定。烽火“品”，则为中央发布的关于烽火制度的规定。而“约”则为郡、部都尉根据其辖境情况制定的具体规定。
  “品”和“约”合称“品约”。居延都尉根据敌情，对所属候官发布《塞上烽火品约》。
  《塞上烽火品约》简册，是汉代候望烽燧系统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示警联防条令。它规定，在殄北塞当发现匈奴入侵，白天“举二烽，坞上表一，燔一积薪”；晚上则“燔一积薪，举候上离合苣火”，并要求“毋绝至明”。还规定当“匈奴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丞传檄告，人走马驰”。《烽火品约》是由都尉府制定并发布的，上例《塞上烽火品约》是由居延都尉府发布的，只约束其下属的三塞（甲渠、殄北和卅井塞）。而从地湾城、肩水金关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零星简是由肩水都尉府发布的，约束所辖的肩水塞等三塞。
  《塞上烽火品约》规定，一塞被犯，其余两塞“和如品”。殄北塞地处三塞之北，无论匈奴“昼入”或“夜入”，都要按品约规定的示警信号“举烽”“燔薪”依次传递到卅井塞上，而卅井塞、甲渠塞要“燔薪如故”，直达居延都尉府。匈奴入犯卅井或甲渠塞，按《塞上烽火品约》规定，同样传递其他两塞，这就组成了一个机动的三塞联防系统，便于统一指挥，相互驰援。丞、尉、吏甚至县田官都有“示警”“言府”之责，并能及时将敌情报告都尉府。《塞上烽火品约》的执行是严格的，稍有违犯，将要受到惩罚。居延新简《建武五年甲渠劾候长王褒》册记述了候长王褒“不以时燔举”“燔举不当”而遭受弹劾。“不以时燔举”指“燔举”失时，贻误战机；“燔举不当”指燔举信号与敌情不符，示警违例。这按律都是要受到严厉惩办的。
  据《塞上烽火品约》规定，匈奴在白天或晚上来犯时，根据不同的进入地点，应发出不同的信号，可使其他各燧明确判断出匈奴的进入位置。第二简规定，在“天田失亡”时应燔举的信号。“天田”是木栅外的工事，用沙子敷在地面上，以判断敌人的足迹。“天田失亡”即“天田”遭到扰敌破坏。第七简指出，匈奴进入索关内外，应发出的不同的信号。“索关”“县索关”或“卅井县索关”，都是指居延县索关。第八简规定在匈奴“复入”时，应该发出的信号。匈奴进入殄北塞后，继续南下寇入甲渠部，再西折进入卅井塞，根据“复入”的不同位置应发出不同的信号。第九简至十六简，规定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应当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如“守亭鄣不得下燔薪者”“夜即闻匈奴人及马声”“入塞千骑以上”“天大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等，要求依据不同的敌情，发出各种不同的示警信号。第十二、十三、十五简，明确要求在异常情况下除燔举以外，还应采取的其他措施，这就使联防更为完善，并具有切实可行的实际价值，它较前期的烽燧示警制度是一个较大的发展和进步。
  天田制度
  天田制度是汉代边塞的一种重要制度。天田是一种侦察踪迹而判断敌情的辅助设施，分布在边塞外侧。具体方法是将一定宽度的地表锄画松软，或在一定的地带上铺以细沙，刮平。若有人畜经过，便会留下足迹，侦察人员可以根据痕迹知道是否有人外逃或敌人闯入，即汉简文书中的“日迹”。
  天田需要戍卒按照规定巡视。一是看天田上是否有人夜间出入留下的痕迹，如有应将情况记录下来，并立即将情况逐级上报。另一方面还要将天田上的痕迹抹平，或将因风力或其他人为破坏而凸凹不平的天田整平。巡查和“画治”（平整）天田，是亭隧戍卒的本职工作。候长、候史也要巡查天田，但是他们不直接组织戍卒巡查天田，部候天田上的有些工作要由他们组织，如人员安排、分工等。
  考课制度
  考课制度是汉朝政府对屯戍官吏控制、考核和奖惩的制度，是屯戍制度的重要内容。对戍边官吏的考核办法大致与郡县考核相同，但是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屯戍官吏考核大致在每年九月进行。
  考察各部官吏士卒的变动情况。各部戍卒人员的变化情况，每月都要编制名册呈报给上级，到考课时，要将各月吏卒名册汇集在一起，待考核官员核实，主要考察戍卒病、死及流失、逃亡情况。
  考察各部亭隧防守器械的备置、保存情况。按戍守单位配备的防守器械，均要登记造册，或为存档，保存在上级部门；或为上报文簿，以供上级考查时核对。供上级查看核实的，除上报名称、数量外，对缺失、损坏情况也要说明。呈报时间或每月报，称为“月言簿”；或3月一次，称“四时簿”。
  考察各级官吏劳动日（出勤）数与职守情况。考核戍守官吏的目的是督促其恪尽职守，并作为日后升迁奖惩的依据。考核戍吏的劳动日数，一是视事书，记录该单位官吏工作情况，或有记录个人每日起居情况的，类似于今天的工作日志；二是外出巡查的日迹（记录）簿；三是病书，记录戍守官吏因病或因奔父母丧而请假、销假情况。
  秋射。是对戍守官吏实行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考核戍守官史军事技能，考核成绩作为奖惩依据。每人发12支箭，射中6支为合格，每超一支奖励劳动日15日，不足6支，每少一支罚劳动日15日。汉简中有记录奖惩的“赐劳名簿”和“夺劳名簿”，是落实秋射奖惩结果的记录。
  考察与现金财物管理有关的问题。汉简中常见的“钱出入簿”“财物出入簿”“谷出入簿”“吏卒禀名簿”“吏受奉名簿”等都是有关现金财物管理的记录簿，按月编制上报。到年度考核时，全年汇总，全盘查对。
  汉塞的修筑、设施和有关管理制度及其实行，对汉朝边境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戍守汉塞官吏的精明守望和巡查，使匈奴因有所忌惮而很少侵犯边境，保证了汉朝边境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