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长城的起源
长城，是我国古代一项极为雄伟的防御建筑工程，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长城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的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一万里。长城不仅工程雄伟壮丽，而且修筑历史悠久，从它开始修筑时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长城是由烽火台和列城等单体建筑发展起来的。初建的是彼此相望的烽火台，或是连续不断的防御城堡，而后用城墙把它们连接起来，便成了长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由于诸侯称霸而穷兵黩武，形成了大国兼并、弱肉强食的纷乱局面。就在这样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各诸侯国纷纷在自己的国土上起土为墙，内保统治，外御强敌。它们彼此间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利用原来的大河堤防或附近的山脉，逐段构筑城墙和关塞并将其连接起来，构成长城这一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但规模较小，互不连贯。约公元前7世纪，楚国最早修筑长城。其后，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前后，齐、燕、赵、秦、魏、韩各国也相继修筑了互防长城。如“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的千余里，以备楚”（《史记·楚世家·正义》）。而“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城”（《左传》）。“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史记·秦本纪》）。“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至上古、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为了防御北部匈奴族奴隶主贵族的南下骚乱，秦始皇派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史记·蒙恬列传》）。把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筑长城以拒胡”的长城连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建。“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止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至此，这一世界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建筑工程之一，便巍然雄峙在我国北部辽阔的土地上。
第二节 金塔汉长城修建的历史背景
秦朝末年，中原内部战争不断，匈奴趁机得以发展，如“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逋戍边者皆散，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原界于故塞”（《史记·匈奴列传》）。特别是冒顿时期，“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史记·匈奴列传》）。面对冒顿的强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冒顿出兵四十万攻打太原，汉朝出兵迎战，但最终战争失利，惨遭“白登之围”。此后汉与匈奴的关系便以“和亲”的方式来维持，但汉匈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冲突与短暂缓和交替进行，因此汉初基本上没有修筑新的长城。“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史记·匈奴列传》）。也有“胡骑人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史记·匈奴列传》）。甚至连边地都尉都未幸免，“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印。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史记·孝文本纪》）。“（汉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史记·匈奴列传》）。汉朝派“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史记·李将军传》）。所以和亲政策下的汉初至武帝时期并没有换来长期的和平。虽然西汉政府宣称匈奴小人盗边，并未形成大寇，但对于匈奴的扰边，汉初只是针对性地出兵还击，而匈奴的不断南侵，给西汉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当然，东汉时期也不例外，《后汉书·王霸传》：“建武十三年，是时，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鄣，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因此，面对以匈奴、羌等为首的游牧民族的不断扰边，汉政府出于自身实力的需要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
由于匈奴不断南侵，对西汉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当时北部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上谷、辽东等郡，常受匈奴侵扰，匈奴所到之处，不仅毁坏庄稼、抢劫财物，而且抢掠人口、残杀吏民，给当地社会生产带来很大的危害。而且匈奴曾以河西为根据地，在汉初三次入寇陇西，处处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关陇地区，使西汉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但由于实力的限制，西汉初期只是以防御为主，且当匈奴撤兵后也未有长途追击，更没有主动出击的情况。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汉文帝派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苏意、张武为将军，率大军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一带，修缮秦始皇长城，防御匈奴南下。从首都长安到长城沿线，还修筑了许多烽燧，用以传递军情。到了汉武帝时，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武帝时期用兵匈奴，首先夺得河套地区，不仅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而且扭转了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围”以来的军事劣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派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发动了有名的“河西战争”。霍去病率军出北地郡，进攻河西地区的匈奴右部，采取大迂回战术，经居延，奔袭祁连山北麓的匈奴部落，大败匈奴。而后又取得了几次大的胜利，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战争胜利后，在新的疆域新筑长城，巩固已经取得的疆域的安全。
此外，武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汉政府为保证丝路的安全畅通，将其战略重点放在河西地区，开始在甘肃河西地区大规模分段修筑长城。《史记·匈奴列传》：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益发戍甲卒18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从卫酒泉。”居延屯田，位于汉时会水县的北部，其中的一部分（肩水屯田区）就属于现在的金塔县。所以，金塔境内的汉长城除了军事上的防御之外，还起着开发居延屯田、保护通往中亚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作用。
第三节 河西汉塞的修筑时间
为了中原至西域交通的畅通，保障河西军屯和郡县移民垦殖的安全，确保河西成为经营西域的前进和后援基地，配合对河西的逐步开发，汉王朝选派精兵良将，移民屯垦戍边，用大量人力物力分五次逐段兴筑了障塞烽燧：第一次为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由令居筑塞至酒泉；第二次为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由酒泉筑塞至玉门关；第三次为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由张掖筑塞至居延泽，由休屠城筑塞至休屠泽；第四次为天汉初（前100至前99年），由敦煌西筑亭燧至盐泽（罗布泊）；第五次为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由媪围筑塞至揟次。从修筑地域来看，第一次修筑主要是从今永登北至酒泉，第二次是从酒泉至玉门关，第三次是从张掖向北至额济纳旗，第四次是从敦煌至罗布泊，第五次是从景泰至张掖境内。据此而知，金塔境内汉代长城是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逐匈奴而取河西之后开始修建的。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第二次大规模反击匈奴。河西走廊的中、西部被汉军所占领，先后建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军经西域征讨大宛，为保障前往西域的道路畅通，西汉王朝派遣18万戍边甲卒，在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二都尉府，以保卫酒泉、张掖。据考证，最早修筑的是令居（西汉县名，今永登县中堡乡罗成滩）至酒泉一段。《汉书·张骞传》亦详载此事，颜师古注引臣瓒曰：“令居，县名也，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也。”故知令居以西至酒泉长城的修筑，是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之后的事。十多年后，又修筑了酒泉至玉门间这段长城。《史记·大宛列传》：“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赵破奴与王恢虏楼兰王、破姑师，事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可知酒泉至玉门的长城，筑于同年或稍后。但据调查，汉长城到张掖市高台县境内的黑河镇夷峡口后，并没有过黑河直接向西，而是在金塔境内的肩水金关处过黑河后，沿北山盆地边缘先向南（西部塞），在营盘城南折向西直至玉门（北部塞）。这段长城应该就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由于居延地处军事要冲，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遂重新起用因犯法失侯的路博德为居延强弩都尉，有计划大规模的修筑居延地区的整体防御体系及府、县设施。南抵祁连山北麓，后又连至玉门附近祁连山下。两条长城同接于金塔县东北处的肩水金关，形成“L”形的掎角之势。《甘肃新志》载：“古长城在甘肃城北四百里，由镇夷东、狼心山北，至哈密北山一带，皆有长城及墩基一道……今州城北三十里有边墙，而边墙北三百余里有孤红山，山外现有长城遗址。”它大致在狼心山和孤红山以北，沿青山头西山、虎背山、炮台山、梭梭井、炭窑子井向西延伸。本段长城又称遮虏障。它既是防御线，又是控制线，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大作用。金塔境内的东部塞即为该段长城的一部分。
第四节 金塔汉长城的分布走向及结构特点
金塔境内汉代长城分别从县境东部和中部贯穿而过，东部塞和西部塞沿黑河两岸分布，北部塞沿北山山脉分布，介于东经98°03′～99°57′，北纬39°52′～40°41′之间。
金塔境内汉代长城根据走向分为三路，分别为东部塞、西部塞和北部塞。
东部塞总体走向为由南向北，自高台县进入鼎新镇双树村，起于鼎新镇双树村南19.08千米处黑河东岸的兔儿堡，由东南向西北先后经过鼎新镇双树村南的辽草湾、大茨湾、芨芨村西南、骡马湖后，又向东北先后经过鼎新镇的上元村西南、东明村东、友好村，航天镇的焦家湖、永联村东北、东岔村东、红柳坑、马莲井、毛城南后，又折向西北，止于肩水金关遗址。
西部塞总体走向为由北向南，起自航天镇大湾村东北19.31千米处的肩水金关对面的黑河西岸，沿黑河西岸，穿过航天镇大湾村东北15.21千米处的黄毛土沟后，拐向西南，经航天镇大湾村西、二杰村西、天仓村东北，止于航天镇营盘村东北2.1千米处黑河西岸的营盘堡。
北部塞总体走向为由东向西，起自航天镇营盘村东北2.1千米处黑河西岸的营盘堡，经航天镇营盘村西、大庄子乡双新村东北、古城乡下东沟村西北、西坝乡西移村北后，穿过沙枣园子自然保护区、芦草井和金塔与玉门交界的沙漠后进入玉门境内。
烽火台主要分为四路：一路沿东部塞分布；一路沿西部塞分布；一路沿北部塞分布；另一路从肩水金关向北，沿黑河东岸分布，一直延伸到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海。
金塔境内汉代长城的建筑方法是根据所在地的地势和地貌环境因地制宜。材质上，就地取材，分别存在沙土或沙土夹杂红柳、芦苇、砂砾等形式，也存在利用自然地物如河流、湖泊做屏障的情况。防御设施方面，以筑墙、挖壕堑和自然地物为主，辅以单体建筑、关堡和其他遗存。通过调查，金塔境内汉代长城从形式上看，包括墙体、壕堑、水险等。其中东部塞和西部塞以塞墙为主，北部塞以壕堑为主。
金塔境内的汉代长城有效地控制了适于人类生活的戈壁绿洲，蜿蜒绵亘于山岭、沙漠、戈壁等诸多复杂地形之中，其构筑的材料和方法，则因地形、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是因为西北地区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贫乏的资源所限制，汉长城在修建时不可能处处采用砖石，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来建造。据史料记载，路博德在修筑长城时，充分利用天然地形，因地制宜，“或版筑土垣，或垒砌石墙，或依高山峡谷等自然险阻稍作整治，或筑栅栏、篱笆，或于小河、溪流处构水闸，以防偷渡。”
金塔境内汉长城墙体分土墙和水险两大类。土墙以砂石土夹红柳、芦苇、梭梭木叠筑为主，兼有少量块石垒筑的墙体，材质主要有黄土、砂壤土，并夹有砾石以及红柳、芦苇、梭梭木等。如在西坝沙枣园子一带，过去生长着大片红柳、芦苇等植物，修建长城时就用这些植物的枝条和砂砾石为基本建筑材料。其建筑方法一般是一层植物茎干一层砂石土，交层叠铺，一般每层的厚度为0.2米～0.3米，整个墙体的高度可达数米。在金塔与玉门交接的一段则完全用梭梭木、红柳枝条等叠垒而成。在北山一带，部分地段则利用山中的块石垒起而填以砂石土。在北山边缘和黑河沿岸的平原地带则就地用砂砾石堆筑而成。水险则是利用河流和湖泊作为天然屏障。长城墙体保存较差，大多被毁，断续分布，残存墙体多呈脊梁状。
壕堑的建筑方法比较简单，全是中间挖壕，两侧堆垄。壕堑基本形制可辨，大部分坍塌淤塞严重。
关堡建筑方式有三种：一是采用黄绵沙土夹杂细砂砾分层夯筑，夯层厚0.05米～0.23米。二是砂石土、块石夹红柳、芦苇根茎分层叠筑，植物根茎层厚0.01米～0.1米，层间距0.1米～0.4米。三是片石、夯土、土坯夹植物根茎分层叠筑，夯层0.08米～0.1米，土坯长0.3米～0.33米，宽0.18米～0.2米，厚0.09～0.12米，植物根茎层厚0.05米～0.08米，块石层厚0.07米～0.09米。关堡整体保存一般，大多形制可辨。部分堡墙坍塌严重，大多数关堡内部建筑遗迹无存。
单体建筑的构筑方式较为复杂多样，基本上有十种：一是用黄土夯筑，夯层厚0.05米～0.18米；二是土坯夹红柳、芦苇根茎砌筑，土坯长0.22米～0.49米，宽0.18米～0.25米，厚0.14米～0.17米，植物根茎层厚0.01米～0.05米；三是土坯砌筑，土坯长0.3米～0.49米，宽0.16～0.25米，厚0.08米～0.18米；四是黄土夹红柳、芦苇根茎夯筑，夯层厚0.05米～0.11米，植物根茎层厚0.15米，间距0.08米～0.14米；五是土坯夹砾石分层垒筑，土坯长0.38米，宽0.2米，厚0.18米；六是外部黄土夯筑，内部土坯夹红柳根茎砌筑，夯层厚0.06米～0.14米，土坯长0.3米～0.4米，宽0.16米～0.2米，厚0.09米～0.15米，红柳根茎层厚0.05米，间距0.6米～0.8米；七是外部土坯砌筑，内部黄土夯筑，土坯长0.35米～0.4米，宽0.2米～0.25米，厚0.07米～0.16米；八是土坯、块石夹红柳根茎砌筑，土坯长0.3米～0.37米，宽0.15米～0.21米，厚0.07米～0.08米，红柳根茎层厚0.03米～0.05米，间距0.07米～0.25米；九是块石、黄土、砂石土夹植物根茎垒筑，植物根茎层厚0.1米，间距0.2米；十是下部土坯砌筑，上部块石垒筑，土坯长0.3米，宽0.17米，厚0.1米。
金塔境内的汉代长城基本上都是以土垄这种形式代替夯层明显的墙体，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所致，长城墙体建筑多是就地取材。境内汉代长城所经之处多是山前戈壁，黄土极少而戈壁砾石沙土多见，沙土的黏合度极低，要是夯筑，绝非易事，所以在沙土里掺入植物根茎进行踩踏堆筑，省时还是省力，都行之有效。以此也可以作为我们判定土垄为汉代长城体系的一个依据。
根据以往的调查结果，酒泉以西的北山已准平原化，高度很少超过200米，戈壁、沙滩分布广阔，北无高山可作凭借，南无黄土可资利用，故金塔境内部分地段汉塞仍采用中间掘壕、两侧堆垄（其中又有以砂砾堆垄和以红柳枝间夹砂砾垒筑土垄两种）构筑塞壕外，其余地段汉塞结构主要为以壕堑与墙垣相结合，沿河流并充分利用沿岸的沼泽、湖滩、风蚀台地等形成的复杂地形为屏障，构筑塞防。在开掘壕堑的同时，在壕堑外侧利用芦苇、红柳、砂砾等分层叠筑墙垣。在不同地区，塞垣结构又不尽相同。如西部塞和北部塞局部地段，塞垣有用红色燧石片砌筑内、外两壁，中填砂砾而筑成的。大部分地段塞垣以红柳或芦苇束为框架，中填砂砾，分层叠筑，每层间铺芦苇或红柳而成。除构筑塞垣外，还充分利用了黑河和北大河沿岸的湖沼、碱滩等复杂地形，不修墙垣，塞垣两端起止于湖岸水边、沼泽，利用天然屏障为防线。
总体而言，金塔境内汉长城资源保存较差。长城墙体因风雨侵蚀、山洪冲刷和人为踩踏、机动车辗压及牲畜活动酥碱坍塌严重，整体保存较差。壕堑也因风沙侵蚀、山洪冲刷和人为踩踏、机动车碾压及牲畜活动，壕沟被沙土填埋，土垄坍塌，但整体遗迹清晰可辨，大部分保存一般。墙体和壕堑部分地段因山洪冲刷消失，形成豁口。个别地段因人为开荒和生产建设被破坏。
金塔境内的单体建筑，绝大多数因风沙侵蚀、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损毁严重，仅存残基，高在0.1米～9.3米。
关堡保存一般，遗迹基本上都很清晰，城垣清晰可见。
第五节 金塔汉长城的称谓
战国以来，齐、魏、赵、燕、秦等国竞相以土、石构筑墙垣为边防，名之为“长城”。早在金文《犇敬钟》中，就有有关“长城”的记载。《竹书纪年》《战国策》《史记》《盐铁论》《淮南子》等文献，均将战国至秦代的边防设施称作“长城”。但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遣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黄河河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自榆中并和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史记·秦始皇本纪》）。自此后，边防设施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塞”。
塞，《说文解字》中注：“隔也。”其本意为阻隔，后引申作边界或险要处。以“塞”作为边防设施的专有名词，普及于汉代。如《汉书·匈奴传》：“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在河西汉代障坞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中，亦有大量关于“塞”的记录。
有研究者认为，各种边防设施名称的演变，意味着其结构的发展变化。秦始皇使蒙恬“城河上为塞”，仅属局部地段之权宜举措，尚未形成秦边防的主要形制。汉替秦后，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始，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大规模兴筑了障塞烽燧。由于疆域的迅速扩大，屯戍的大量需求，迫于人力、财力的制约，汉朝政府大面积推广蒙恬的措施，充分利用山川险阻、地形地物，同时采用各种手段，进行边防建设，从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和军事通信系统。《汉书·匈奴传》载郎中侯应语：“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强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由此可知，汉代所筑之边防设施，皆因地制宜，或倚高山峡谷，稍作整治；或临河流，兴筑木栅、水闸；或就地取材，垒砌墙垣，构筑篱笆，设置“强落”。所有上述设施，汉代总称之为“塞”。文物部门经过二十余年的调查证实，河西的汉代边防（包括金塔境内）是由壕堑、“天田”、芦苇、红柳和砂砾垒筑的墙垣，以及山峰、河流、沼泽、沙漠等天然屏障，甚至绳索、栅栏等共同组成的，因此，将河西的汉代边防设施多称为“河西汉塞”。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将汉代边防设施称之为边塞，而不称作长城。略谓：“汉之边塞，有时称之曰长城，有时称之曰障，有时称之曰鄣塞，亦有时简称之曰塞。大抵塞为通称，长城为绵亘相接之边垣，障为一地之防御工事，或指城堡而言”（第138页）。这种分辨是很精当的，现在有些人常常将汉代边塞一律称作长城，失之远矣。不知边塞包括有长城，然而边塞并非全部都是长城。
边塞是与长城不同的另一种军防体系，今人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边塞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边塞泛指边疆地区的全部军防设施，包括有长城、城障、列亭、烽燧、壕堑以及山险等。古代词诗歌赋所称的塞，也属于广义的边塞，是指除了长城以外的军防设施。不能轻易地将史籍中记载的塞、边塞，都看作是长城。
从军事角度来看，低矮的塞墙无法阻止匈奴骑兵的逾越，那么它有什么功用？塞墙应与天田有关，天田是用于侦察敌人活动情况的一种军事设施。颜师古注《汉书·晁错传》引苏林语曰：“做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视其迹，以知匈奴来人，——名天田。”在居延汉简中，有许多关于天田的记事，如“毋兰越塞天田出入迹”“说人画沙中天田六里”“天田不耕画”等。天田是古代侦察敌人踪迹的一种方法，即将城塞以外的土地整平，撒上细沙，如果敌人进入天田，必然要留下人马的踪迹，据此可以分析敌人的活动情况。塞墙以内，应为天田所在，于是，塞墙便成为天田的界限和标志，以便于检查。天田平整地面，不断撒沙，极似农民整治的田地，但是却并非是可耕之田，故而称作天田，即不能耕种之田。
第六节 金塔汉长城的发现及考古调查
岁月如梭，漫漫两千余年犹如一瞬间。但是汉代的边塞——长城，却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默默地守护着荒芜的戈壁，凄凉的丝绸古道。除了发思古之幽情的诗人在咏叹，它已渐渐地被人们遗忘。到了近代，汉代长城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首先发现金塔汉代古塞的人，是英籍匈牙利人马克·奧里尔·斯坦因（MarkAurelStein）。在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到中亚考察，他沿着1906—1908年间在敦煌境内发现边塞（汉代长城）的线路向东，穿过安西（瓜州）、酒泉至金塔，并在这一段烽燧线的汉代遗址中发掘获得汉简105枚。并通过这些汉简考证出金塔境内的这段长城属于汉代洒泉郡的北部都尉，部分遗址属于东部都尉。
此后，文物部门对金塔境内的长城考古调查工作进行了7次。
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遗址尤其是金塔境内的肩水金关遗址考察，发掘获得汉简850枚。
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沿黑河，南起金塔双城子，北至居延海一带进行了考古勘察。在调查、踏勘的基础上，于1973年和1974年夏秋季，对金塔境内的肩水金关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共掘得简牍11577枚，遗物1311件。
1981年和1986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对金塔境内的长城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并于1986年9月至10月，对地湾城障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出土汉简约2000枚。同时出土的还有木器、竹器、苇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铁器、铜器、皮革和织物等，还发现残笔一支。根据这里出土的函检与簿检，认定地湾城为肩水候官所在地。
1987年，在全国开展的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中，金塔县文物普查队对金塔境内的长城遗址进行了调查，由于条件所限，本次只调查了部分长城段和关堡、烽燧遗址，资料很不全面。
从2003年至2007年7月，甘肃省西北师范大学敦煌考古研究所李并成教授一行及甘肃省长城普查队，对金塔境内的汉代长城和明代长城做了普查。
2009年，在全国开展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金塔县文物普查队对本县境内的部分长城遗址进行了调查，新发现有墙体遗迹的长城遗址约30千米，沿线新发现烽火台12座，城障1座。
2010年，在甘肃省开展的早期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金塔县成立了第四调查组，对金塔境内的汉代长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彻底摸清了金塔境内汉代长城的“家底”。据调查，金塔境内汉代长城总长度305千米，墙体86段，壕堑29段，关堡15座，单体建筑117座，与长城相关的遗存6处。
通过以上7次考古调查工作，全面查清了金塔境内的汉长城墙体、壕堑、烽火台、关堡遗址，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开展长城研究、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节 汉代边塞管理制度
汉代金塔与西北边塞是一个整体，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但是中央政府没有明确的统一管理机构，而是由各郡县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合适的管理制度与规范，管理边塞事宜。
管理职官设置
部都尉（都尉）——部都尉府
汉代郡有郡守，称太守，负责本郡的全面工作（包括军事防御和统领军队）。边郡不同于内郡，因地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民族复杂，军事防御任务比较特别，管理也与内郡不同。除了与内郡相同的都尉外，往往设有2个或2个以上的部都尉。《汉旧仪》记载：“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迫虏……置部都尉。”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酒泉边塞都尉和别号如下：
张掖郡日勒县本注曰：“都尉治泽索谷。莽曰勒治。”居延县本注曰：“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颜师古注曰：“阚驷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
酒泉郡会水县本注曰：“北部都尉治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莽曰萧武。”乾齐县本注曰：“西部都尉治西部障。莽曰测虏。”
敦煌郡敦煌县本注曰：“中部都尉治广步候官。……莽曰敦德。”广至县本注曰：“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龙勒县本注曰：“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
凡有汉塞的边郡，具体管理者就是部都尉。部都尉秩比两千石，官有丞、候、千人，司马都尉丞与都尉同在都尉府，候、千人、司马各以候官、千人官、司马官为其治所。候与其所属的部候、隧在塞上，专司候望与烽火，自成系统。千人与司马应为边屯中的步兵、骑兵的首长。候、千人、司马除职司不同外，可能有等级的高低。
候——候官
20世纪以来，随着河西汉简的发现与研究，汉代边塞防御组织的轮廓逐渐明晰。依据汉代防御制度，边塞上的部都尉（府）管辖若干候官。候官的长官称为候，组织管理边塞防御及边塞地区屯垦。额济纳河流域的汉塞设有居延和肩水2个部都尉，分别辖有5个候官：
居延都尉所辖为：殄北候官、居延候官、遮虏候官、甲渠候官、卅井候官。
肩水都尉府或称肩水府所辖为：广地候官、橐他候官、肩水候官、仓石候官、庾候官。
因候官所在地称为障，所以候官又称为障候。候所管理的汉塞称为候官塞。候的官职相当于县令，秩比六百石。候的副职为候丞。下属人员有尉、掾、令史、士吏等。塞尉秩序比二百石，为候的副手，位次在候长之上，与候共同管辖若干候长，其职责主要是防备羌胡侵扰所辖范围内的边塞。塞尉之下的士吏、尉史为塞尉随从，主要职责是守望亭燧、烽火，防备盗贼。
候长——部
每一个候官所管辖的汉塞又分为若干部，部的长官为候长。每个候官所辖的部数量不等，依据史料记载，统领候长最多的是居延甲渠候官，有37个候长。各部大小不同，部吏或主吏有7人、9人、11人的，部卒有18人、22人、56人、66人的，所辖燧所有3所、6所、8所的。候长秩比二百石，月俸禄1200钱。
燧长——燧
燧是汉塞防御组织中最基层的单位。许慎《说文解字》曰：“燧，塞上亭守烽火者。”即所谓的哨所——烽火台及周围的房屋建筑。燧又称为坞。燧的管理者称为燧长，也称伍伯。一燧的戍卒有8人、4人、3人不等，最少为2人，以3人为最多。燧长月俸600钱。燧之间距离4汉里（约合1.5千米）。
管理制度
汉代边郡有统一的防御管理制度，以保证边境防御体系完整，保障边郡安全。
烽火制度
边塞每隔一定距离有烽火设施，用于传递军事情报。烽台建筑、烽火信号及遇有敌情传递情报的具体施放办法（烽火品约）等，构成了基本的烽火制度，保证及时通报敌情及有效实施军事防御。
烽台建筑 烽台建筑由台下建筑与台上建筑构成。台下部分有台基、坞垣和房子。周围的房子或供士兵居住，或储存戍守物品及生活用品等。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额济纳旗当时属于甘肃酒泉地区）发掘了甲渠塞第四隧遗址。该处是候长驻地，又是部候长治所。
遗址分南北两部分：西区为烽台和坞，东区为灰堆区。烽台残高34米，方形，夯土筑成，台基7.7米×8米。西南角有一灶膛，上方有烟囱，疑为发布信号的发烟装置。台南有坞，分为两个院落，东院有两间房屋，西院有三间房屋。坞外有残存的木转射和虎落尖桩，为防御设施。
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对河西汉塞全面调查，在敦煌西马圈湾湖滩发现一处圆形沙丘，为汉代烽燧遗址。经过清理，发现烽台及堡屋建筑，烽燧成长方形，结构为三层土墼夹一层芦苇垒砌，无黏结材料。堡屋建筑分为四期，在周围发现有房屋、伙房、灶台、灰坑、围墙遗迹，还有杂草、苣及丝绸残片等。遗址中还发现有安装于塞垣墙上的防御设施——木转射。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汉塞烽台台下建筑形制，烽台旁有坞，坞四周有坞垣，垣内为房屋，是戍卒居室，并有台阶可以通到台顶。
台上部分，因烽台大小不等而形制各异。如在敦煌有高度从4米到7.7米，宽4米～5米到8米不等。烽台一般为上窄下宽，横剖面为四方形。烽燧也称为亭，亭的高度为台的高度加台上建筑的高度。汉代台上屋多为正方形，屋墙上开有瞭望孔和观火洞，以观察敌情、烽火。台上还有烽竿，烽竿由4部分组成：直立——木柱——烽柱；可上下移动的横木；系于横木上的绳索——烽索；起落绳索的辘轳。
烽火信号 谨候望，通烽火是汉代边塞亭燧的主要职责。烽火台遇敌警发出信号称为烽火。住在亭障上的士兵要哨探敌情，称为“斥候”。一旦有警，斥候随时向后防放出警报信号。当时的报警信号虽然比较复杂，但基本上分为五种，即烽、表、烟、苣火及积薪。
烽：即蓬，为烽燧信号的一种，其初意思大概是以草薪燃火为报警信号。
表：或称“表帜”，用赤色缯、布制作，形状似长方形的帛旗，由框架、烽布、绳索等组成，为防止被风扬起，表帜背部的上、中、下部衬有横木。因此，表是布烽的一种，以大小不一分大表、小表，置所不一，分坞上表、地表，又以用途不同分为亡人赤表、兰人表和垢表。所谓“亡人赤表”是以赤色的表告诉烽塞警戒追索逃亡的人；“兰人表”用于敌寇侵犯塞防之时；“垢表”可能是对烽火滞留失误的督责信号。《塞上烽火品约》规定，表用于白天。
烟：就是焚薪取烟。亭障有烟囱，焚薪之烟通过烟囱直上天空，白天易于使远方望见，这是敌情比较紧急发出的信号。当时举烟，先在堠下灶膛中充塞薪柴粪草，然后燃火，火烟借空气的吸力冲出囱外，高达十余米，所以烟也是边塞防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
苣火：即火把，汉简中记录有烽苣、角火苣、小苣、程苣火等。就是夜间将点燃的柴束，悬上高竿，也根据入侵者多少及远近增减数量。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居延甲渠塞第四燧出土汉代苣火实物，均用芨芨草束成，全长0.8米，底部直径0.07米左右，中间横插三根木棒，每根棒长0.22米～0.37米不等，棒与棒间相距0.2米左右，这些木棒起着平衡、定向、继火等作用。苣把不大，火力有限，多悬挂在坞上的烽竿。苣燃烧后为保持一定的方向，还在三根木棒处加系草绳，连接在槔头索上，确保相近烽燧也能看得清楚。同时木棒燃烧后既可继火，还能使周围的芨芨草不致燃烧过快，在某种程度上木棒起了对苣火的调节作用。
积薪：所谓积薪，是指堆积的各种杂色柴草。汉代把它专门用在烽燧台上，作为燃烧放火、传递信号的材料。在敌情最严重时，把大堆的柴束点燃，以表示情况紧急，这一信号一旦出现，就说明定要展开战斗了。居延汉简中有不少戍卒刈草的记载，说明伐薪积草是戍卒日常工作之一。在破城子、金关、第四燧烽燧遗址中，都发现有燃烧过的灰烬和大量的积薪。
总之，在五种汉代烽火中，烽、表、烟是白天使用的信号；苣火是夜间使用的信号；而积薪由于燃烧时烟浓火烈，故成为昼夜兼用的信号。这五种烽火信号，巧妙组合，传递信息，构成了汉代防御体系中主要的警报网络。
西汉的这种报警方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速度很快，可以日传千里。据历史学家向达在《敦煌考古》一文中估计，敦煌距长安四千余里，信息两三天就可到。
关于烽燧谁主昼谁主夜的问题，历代史书上说法不一样。《墨子·号令》：“……与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史记·周记》：“幽王为烽燧。”张守节《正义》：“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史记·司马相如传》：“烽举燧燔。”司马贞《索隐》也指出“烽主昼，燧主夜。”这些记载都是以白昼燃烟为烽，夜间点火为燧，合成烽燧。唐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时，对烽燧作了进一步说明：“边防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槔，桔槔头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则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则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见《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桔皋是可引物上下的高架子，兜零指笼子）。文中燃烟点火的方法，系汉唐时期的一般做法，但其“昼燔燧，夜举烽”在时间上与前一说法相悖。清训诂学家沈钦韩考证认为，还应以昼举烽，夜燔燧为准。《长城百科全书》倾向于这种意见。
根据居延汉简记载：“昼举亭上烽——烟”。说明烽是用于白天警示使用的信号。
但罗哲文著的《长城》一书中：“汉朝的烽火台在台子上竖立一个高架子，上面挂着一个笼子，笼子内装着干柴枯草，如果发现敌人来犯，夜间放火叫做‘烽’。在台子上还堆放许多燃烟的柴草，白天燃烟，叫做‘燧’，所以叫做烽燧。‘烽燧’或‘亭燧’的制度，自从在敦煌、居延的烽燧遗址中发现汉简之后，就已经比较清楚了。”
烽火品约 烽火发放涉及军事机密，所以文献记载不详，只有一些笼统记载。自20世纪，在敦煌、居延、肩水金关陆续发现关于烽火制度的简牍（其中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最为完整），为我们勾画出汉代边塞的亭燧烽火信号制度，可以进一步详细了解当时的具体规定。“品约”由“品”与“约”组成。汉代律令有科品、科条，均为中央发布全国统一执行的规定。烽火“品”，则为中央发布的关于烽火制度的规定。而“约”则为郡、部都尉根据其辖境情况制定的具体规定。
“品”和“约”合称“品约”。居延都尉根据敌情，对所属候官发布《塞上烽火品约》。
《塞上烽火品约》简册，是汉代候望烽燧系统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示警联防条令。它规定，在殄北塞当发现匈奴入侵，白天“举二烽，坞上表一，燔一积薪”；晚上则“燔一积薪，举候上离合苣火”，并要求“毋绝至明”。还规定当“匈奴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丞传檄告，人走马驰”。《烽火品约》是由都尉府制定并发布的，上例《塞上烽火品约》是由居延都尉府发布的，只约束其下属的三塞（甲渠、殄北和卅井塞）。而从地湾城、肩水金关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零星简是由肩水都尉府发布的，约束所辖的肩水塞等三塞。
《塞上烽火品约》规定，一塞被犯，其余两塞“和如品”。殄北塞地处三塞之北，无论匈奴“昼入”或“夜入”，都要按品约规定的示警信号“举烽”“燔薪”依次传递到卅井塞上，而卅井塞、甲渠塞要“燔薪如故”，直达居延都尉府。匈奴入犯卅井或甲渠塞，按《塞上烽火品约》规定，同样传递其他两塞，这就组成了一个机动的三塞联防系统，便于统一指挥，相互驰援。丞、尉、吏甚至县田官都有“示警”“言府”之责，并能及时将敌情报告都尉府。《塞上烽火品约》的执行是严格的，稍有违犯，将要受到惩罚。居延新简《建武五年甲渠劾候长王褒》册记述了候长王褒“不以时燔举”“燔举不当”而遭受弹劾。“不以时燔举”指“燔举”失时，贻误战机；“燔举不当”指燔举信号与敌情不符，示警违例。这按律都是要受到严厉惩办的。
据《塞上烽火品约》规定，匈奴在白天或晚上来犯时，根据不同的进入地点，应发出不同的信号，可使其他各燧明确判断出匈奴的进入位置。第二简规定，在“天田失亡”时应燔举的信号。“天田”是木栅外的工事，用沙子敷在地面上，以判断敌人的足迹。“天田失亡”即“天田”遭到扰敌破坏。第七简指出，匈奴进入索关内外，应发出的不同的信号。“索关”“县索关”或“卅井县索关”，都是指居延县索关。第八简规定在匈奴“复入”时，应该发出的信号。匈奴进入殄北塞后，继续南下寇入甲渠部，再西折进入卅井塞，根据“复入”的不同位置应发出不同的信号。第九简至十六简，规定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应当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如“守亭鄣不得下燔薪者”“夜即闻匈奴人及马声”“入塞千骑以上”“天大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等，要求依据不同的敌情，发出各种不同的示警信号。第十二、十三、十五简，明确要求在异常情况下除燔举以外，还应采取的其他措施，这就使联防更为完善，并具有切实可行的实际价值，它较前期的烽燧示警制度是一个较大的发展和进步。
天田制度
天田制度是汉代边塞的一种重要制度。天田是一种侦察踪迹而判断敌情的辅助设施，分布在边塞外侧。具体方法是将一定宽度的地表锄画松软，或在一定的地带上铺以细沙，刮平。若有人畜经过，便会留下足迹，侦察人员可以根据痕迹知道是否有人外逃或敌人闯入，即汉简文书中的“日迹”。
天田需要戍卒按照规定巡视。一是看天田上是否有人夜间出入留下的痕迹，如有应将情况记录下来，并立即将情况逐级上报。另一方面还要将天田上的痕迹抹平，或将因风力或其他人为破坏而凸凹不平的天田整平。巡查和“画治”（平整）天田，是亭隧戍卒的本职工作。候长、候史也要巡查天田，但是他们不直接组织戍卒巡查天田，部候天田上的有些工作要由他们组织，如人员安排、分工等。
考课制度
考课制度是汉朝政府对屯戍官吏控制、考核和奖惩的制度，是屯戍制度的重要内容。对戍边官吏的考核办法大致与郡县考核相同，但是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屯戍官吏考核大致在每年九月进行。
考察各部官吏士卒的变动情况。各部戍卒人员的变化情况，每月都要编制名册呈报给上级，到考课时，要将各月吏卒名册汇集在一起，待考核官员核实，主要考察戍卒病、死及流失、逃亡情况。
考察各部亭隧防守器械的备置、保存情况。按戍守单位配备的防守器械，均要登记造册，或为存档，保存在上级部门；或为上报文簿，以供上级考查时核对。供上级查看核实的，除上报名称、数量外，对缺失、损坏情况也要说明。呈报时间或每月报，称为“月言簿”；或3月一次，称“四时簿”。
考察各级官吏劳动日（出勤）数与职守情况。考核戍守官吏的目的是督促其恪尽职守，并作为日后升迁奖惩的依据。考核戍吏的劳动日数，一是视事书，记录该单位官吏工作情况，或有记录个人每日起居情况的，类似于今天的工作日志；二是外出巡查的日迹（记录）簿；三是病书，记录戍守官吏因病或因奔父母丧而请假、销假情况。
秋射。是对戍守官吏实行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考核戍守官史军事技能，考核成绩作为奖惩依据。每人发12支箭，射中6支为合格，每超一支奖励劳动日15日，不足6支，每少一支罚劳动日15日。汉简中有记录奖惩的“赐劳名簿”和“夺劳名簿”，是落实秋射奖惩结果的记录。
考察与现金财物管理有关的问题。汉简中常见的“钱出入簿”“财物出入簿”“谷出入簿”“吏卒禀名簿”“吏受奉名簿”等都是有关现金财物管理的记录簿，按月编制上报。到年度考核时，全年汇总，全盘查对。
汉塞的修筑、设施和有关管理制度及其实行，对汉朝边境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戍守汉塞官吏的精明守望和巡查，使匈奴因有所忌惮而很少侵犯边境，保证了汉朝边境的安定。
第八节 汉代居延地区的边防设施
西汉王朝控制河西后，汉武帝为保障边郡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西北边郡设烽燧、置亭障、屯戍卒、修武备，构筑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防御体系。
居延地区，是指南起甘肃省金塔县毛目一带，北至内蒙古额济纳旗金斯诺尔东北，长约350千米的黑河两岸区域。曾称为“瀚海”“大幕（漠）”“流沙”“弱水流沙”等。“居延”为匈奴语，意为“天池”或“幽隐”之意。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汉代更是布防严密。根据出土汉简得知，居延地区的边塞设有四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为天田。所谓“天田”，就是“以沙布其表，但视其迹，知匈奴来人。”根据居延地区实地考察，在塞墙的外侧，有一道沿塞墙走向伸延，宽3米～5米的平坦地带，用细沙填充，它就是天田。除沙布以外，也可利用边塞自然沙地来修制天田。天田有时亦可设置在河边，称“水中天田”，它是利用河岸沙地，侦察过往踪迹。所以，天田是用来侦察敌人袭击和士兵外逃的有效设施，是防卫胡羌入侵最外沿的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是栓柱和悬索。所谓“栓柱”，即直排立的木栓，上面系有悬索，形状类似今天的铁丝网。悬索较长，或单行，或数行，上面缀满示警设施，在当时防卫线上起着重要作用。敌人要侵入塞内，得先越过天田，冲过栓柱悬索网。因此栓柱和悬索便成了拦截敌人、通信报警的第二道防线。
第三道防线是塞墙，即长城，它像一道天然屏障捍卫着汉王朝边郡的安宁。居延长城有的用土筑，有的用石砌，有的利用自然天堑，形成一条绵亘不绝的防卫线。
第四道防线是城障烽燧外围的“虎落”，居延汉简中亦称“绳落”。在城障四周一般都埋设数排尖木桩，木桩高3.5米左右，间距0.7米左右，三角形排列。这是汉代居延人民针对匈奴骑兵入侵的特点发明的一种防御设施，当时在防卫敌人入侵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匈奴铁骑要冲过以上四道防线，才有可能与汉军短兵相接。居延汉塞防备甚严，一旦发现敌情，便主动出击，尽量把战火引向塞外，这可说是居延汉塞防御的一大特点。
除上述四道防卫线外，在汉代居延防御设施中还有以下几类：
“非常屋” 所谓“非常屋”，是指候望戍卒在突发战乱的情况下用以藏身的密室或暗道。
回门 所谓“回门”，即曲折回转的门径、门户。汉代居延城障多在门外复筑一坚固的屏墙，挡住入口，形成曲折狭窄的门径，只有绕墙另走一条道路，才能进入堡屋之内。这一设施在军事防御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是从正面屏蔽保护门户；二是限制敌人的进攻方向；三是便于内部扼守，从多方面夹击敌人。
辟门蒺藜和自制蒺藜 蒺藜是野生在沙地里的一种身长针刺的植物。居延戍卒把蒺藜填塞在坞门、堡户前方，可以阻止敌人冲击和破坏城门。同时他们还仿照蒺藜多刺的特点，用竹、木和金属制造出各种阻止和杀伤敌人的武器。自制蒺藜形状各异，制作小巧精制，有的两端锐尖，有的如两枚箭相连；有的十字形四尖，中心穿孔，数枚可穿插成长串；有的是短木棒上植竹木刺。这种自制蒺藜，既可以零星地散布在障隧门户及路径附近，又可以从城墙上面投向敌群，对刺伤敌人和战马有一定作用。
羊头石 即大小如羊头的石头，羊头石的使用，主要在障坞顶部，居高临下，杀伤力极强，来源又很丰富，是边塞地区御敌的绝好武器。1973年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障门东侧发掘出一堆叠积整齐的羊头石。
马牛粪 居延兵卒把人畜粪便、灰土污垢收集起来，用水调稀或晾晒成干粉，从城墙上面顺风浇洒攻城敌群，具有较强的杀伤力。因而马牛屎也成了防御中的武器，成为居延障塞常备之物。
转射 这种设施是安装在居延边塞坞堠上用来可转动发射箭矢的装置。居延出土的转射，是用四根方木合成“Ⅱ”型的方框，高0.41米，控制转角在100°～150°，通过斜下的射孔，采用合理角度向城坞下瞄准发箭，亦可观察敌情。
深目 常与转射并列，即可与转射配合使用，也可单独使用，是防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器物。
望火头 是居延兵卒为候望烽火而安装在坞堠之上的一种观察装置，形状为管状窥管，集视线于一固定点，便于寻找和识别由另一燧发出的信号。使用窥管不仅能预先对准候望目标，而且便利、准确，能够保证烽火传递无误。
总之，居延防御设施，是居延边塞地区广大戍卒聪明智慧的结晶。他们在条件艰苦、戍务繁重的条件下，克服各种困难，就地取材，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防御器械。这不仅对防范敌人的进攻、维护边塞的安宁、保障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对巩固和加强汉王朝在边郡地区的统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九节 汉代肩水塞防御工事的构成
肩水塞，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是汉代“居延塞”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地处河西通向居延塞外的要冲，好似咽喉要道，故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它不仅是居延汉塞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军事防御体系，也是居延汉塞赖以存在的重要的屯戍生活区。由于其地处要冲，布防严密，是汉代军事防御体系建设的典范。从肩水塞的布防体系可窥西汉河西防御设施的构成。
居延地区绵延300千米，东、西两侧有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的天然屏障，使黑河两岸成为河西走廊与蒙古高原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是北方民族南下河西走廊的唯一通道，也是匈奴偷袭汉王朝的主要通道之一。因此，控制了居延地区就可以远控大漠，近屏河西，东西襟带黄河、天山一带。同时，居延地区水草丰美，宜于农牧，是汉王朝和匈奴激烈争夺之地。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遣路博德为居延强弩都尉，大规模修筑了居延地区的整个塞防体系（以下简称“居延汉塞”），这个体系南抵祁连山北麓，北到居延城。后又从肩水金关西南连至玉门附近祁连山下。两条长城同接于金塔县东北处的肩水金关，形成“L”形的掎角之势。由于地处军事要冲，居延汉塞就成为河西走廊北部的重要屏障，在汉、匈对峙中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肩水塞就属于“居延汉塞”的一部分。分布在甘肃金塔县东北60千米的黑河两岸。在这一区域的黑河两岸，分布着两条平行的汉代壕堑，北端相交于金关。河东壕堑大致完整地延伸至鼎新镇西南的沙枣墩水库，长约60千米；河西壕堑断续延伸至航天镇国光村附近，长约45千米。在两塞间，有一道壕堑。肩水塞共有烽燧44座，城2座，障4座，关1座。根据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肩水塞是居延汉塞七处候官要塞中距张掖郡最近的一处重要塞防，属张掖郡的肩水都尉管辖，沿黑河两岸绵延60千米，是居延地区整体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居延肩水塞作为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都尉府的必经之路，北端设肩水金关以通北地，是抵挡匈奴南侵、保障河西走廊畅通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肩水塞辖区内的黑河两岸由于水源充足，土地适于农耕，成为居延地区的一处屯戍重地（另一处为黑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以供戍边军需，故肩水塞以堑壕或塞墙将黑河两岸的屯戍区围于塞内，用以保障屯戍区农业生产的安全。
由于肩水塞不单单承担军事防御职能，更重要的是它的屯田职能，因此，肩水塞的防御系统就不单单是塞防系统，它是由塞防系统、邮驿系统、军需屯田系统和水源保障系统四部分组成。
塞防系统
这一系统主要指承担军事防御功能的设施，进一步细分为防御设施、管理驻防设施和候望设施等三部分，构成了左辅右弼，互为掎角的军事防御体系。
防御设施
主要包括关城、壕堑、塞墙及天田。
关城 是汉代边防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城防线上最为集中的防御据点，军情紧急时，重要军队驻守于此。关城位置的选择非常重要，为了能控制险要，用较少的兵力抵挡较多的敌人，往往把关城建在高山峻岭之上，或深山峡谷之中，或河流转弯之处，使其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目的。肩水金关是汉朝初年在居延塞防线上设置的唯一关口。它是当时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都尉府的咽喉门户，拱卫着南面的肩水都尉府即大湾城地区和位于地湾城的肩水候官所在地等屯戍重地，因而取名“金关”，含有“固若金汤”之意。它设置的位置在黑河较窄处，也是金塔北山和合黎山的最窄处，有利于防守。
据1930年考古发掘记载：肩水金关主要建筑由两座对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构成的关门、烽台、坞和一方堡等组成。现仅存关门和关内西南侧坞院1座，整体遗迹呈长方形。关门仅存两座东西相对的长方形铺舍遗迹，中为门道。铺舍向外两侧向北2.5米处，有“阙柱”一对，仅残存地面遗迹，均与金关长城相连。铺舍为矩形，长6.5米，宽5米，残存铺舍墙最厚1.2米，最高1.1米。西侧铺舍内有一通铺舍顶的土墼台阶，现仅存三级；东侧铺舍内无台阶，但多一隔墙。铺舍与“阙柱”之间以土墼砌筑的墙体相连，长约2.5米。门道宽5米。关门内外埋有虎落尖桩和木转射，门两侧连结夯土塞墙。坞院在关门的西南侧，平面呈不规则形，东南角敞开（或系坞门所在）。坞院四面墙体仅存地面痕迹，尺寸不详。坞院内有房屋和马厩遗迹，形制和面积不清。西侧中部现存烽火台1座，黄土夯筑，已风蚀坍塌呈圆丘状，底部呈正方形，边长8米，高3.1米，夯层厚0.08米～0.1米。烽火台南侧有方形围墙（墩院），墙体黄土夯筑，夯层厚0.05米～0.08米。东墙长12.5米，南墙长13.1米，西墙长9米，北墙长4.2米，高0.25米～0.7米，墙宽0.7米～0.8米。北墙与烽火台东壁相连，西墙与烽火台南壁相接。北墙开门，院内有曲折夹道，两侧分布有住室、灶屋、仓库、院落等遗迹。坞院东墙、北墙及房屋、马厩形制和面积不清。
关城是肩水塞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其他建筑设施则共同拱卫着它，都是辅助设施。汉代关隘布局，多置于驿道上。张掖至居延的驿道，由南向北沿黑河东岸延伸，故金关关址即置于黑河东岸的驿道上。在此处设关，充分体现了据水为险的原则。西面有黑河和金塔北山为天然屏障，东面有合黎山自成锁钥，南北两面则为戈壁平原，登临在关门门楼之上，长城内外一览无余，使得这古塞雄关牢不可破，坚不可摧。
塞墙、壕堑及天田 是长城防御工程中的主体部分。肩水金关之处的汉长城，东接关门向东南延伸至合黎山下，后折向南沿合黎山西麓延伸；向西延伸至黑河东岸，过黑河后向西延伸至金塔北山脚下烽燧旁，又折向南沿北山东麓延伸，充分体现了据水为险，以险置塞的原则。其构筑方法，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用砂石土堆筑的，墙体中间夹有红柳、芦苇等。长城一侧有天田痕迹，现仅存砂石土堆筑的墙体基础，残存部分呈丘状土垄，剖面呈圆丘状，整体痕迹清晰可见。自然基础，土质疏松，底宽8.3米～13.8米，高0.3米～1.4米。这是因为当时汉王朝由于疆域的迅速扩大，屯戍的大量需求，迫于人力、财力的制约，政府大面积推广蒙恬的措施，充分利用山川险阻、地形地物，同时采用各种手段，进行边防建设，从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和军事通信系统。汉代所筑之边防设施，皆因地制宜，或依高山峡谷，稍作整治；或临河流，兴筑木栅、水闸；或就地取材，垒砌墙垣，构筑篱笆，设置“强落”。所有上述设施，汉代总称之为“塞”。通过调查证实，肩水塞也是由壕堑、“天田”、芦苇、红柳和砂砾垒筑的墙垣，以及河流、沼泽、沙漠等天然屏障共同组成的。
如果把肩水塞比喻成一把铁钳的话，那么关城是枢纽，两侧的长城则是这把铁钳上张开大嘴的两只钳牙。它们拱卫辅佐着肩水塞，形成军事上的掎角之势。如果敌人犯长城，屯守在两侧长城上的驻兵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不战自溃；如果他们本身受到敌人攻击，也可以利用天然的地理优势和完善的长城防御工程固守自救。
管理驻防设施
主要包括东大湾城、地湾城、营盘城等。
管理驻防设施主要是障城，是都尉府或候官治所。按照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也叫障。障，一般呈方形，面积随地域和官府等级大小不等，自21.6米×21.6米～70米×70米，墙垣以夯土版筑或土墼砌筑，基宽4米～6米，墙高8米～10米，墙顶有女墙，障内一角有登障顶的台阶，有的障顶附属有候望燧或候望屋，障内有房屋数间，是汉塞沿线最高大严密的防御设施，也是边防最高级别官员的治所或居室。坞，是面积较小的障，又叫小城或庳城。在肩水塞防御体系中，坞多附属于障或燧而组成一套完整的防御工事，其规模随所驻之军事机构的等级而定。如肩水都尉府所驻的大湾城遗址，坞的面积为184米×155米，比障的面积大两倍。而肩水候官所驻的地湾城遗址，坞围建在障的南、西、北三面，面积约71.8米×69.5米。坞墙夯土版筑或土墼砌筑，墙宽1米～2米，障面抹草泥，涂白灰。坞内沿坞墙四周有都尉府或候官署各掾属的公务房和住房，以及守卫戍卒的居室、马棚、畜圈等建筑。烽燧所属的坞，位于塞内者，坞皆偏于烽燧一侧，与燧连为一体，有狭窄而长的门道，多有双重门设置。位于塞外者，坞皆围于烽燧四周。根据汉塞障城的选址原则，都尉府所驻障，一般位于驿道上，与塞防保持一定的距离；候官所驻障，均位于塞防沿线。肩水塞防御体系中的障城也完全符合这个选址原则，即肩水都尉障——东大湾城，东距东部塞约6.7千米；肩水候官障——地湾城，因下辖金关，故位于金关附近。从大湾城和地湾城的地理位置布局看，呈三足鼎立之势，拱卫着金关。
肩水都尉府城——东大湾城 又称“毛城”。据出土汉简和史料记载考证，东大湾城为汉代张掖郡辖肩水都尉府城。汉武帝时，设置了“张掖属国都尉”，权力相当于太守，其下设三个都尉，肩水都尉是其中之一，是相当于郡的都尉。都尉都住在城里，东大湾城是肩水都尉的府城。东大湾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50米，由内城、外城和障三部分组成，总面积约8.75万平方米。外城仅东垣较完整，基宽2米，垣内有一道宽5米的浅壕，东南隅有烽火台一座，底边长5米，残高10米，东墙开门。城内有小屋残迹，曾出土汉简900余枚。城外环壕沟。内城位于外城东北部，东西长190米，南北宽140米，墙基宽2米，残高1.65米，北、东二垣保存较好，与外城垣相距10米平行。北墙正中开门。东北角筑烽火台，残高7米。城内外有房屋残迹，曾出土汉简500余枚，所出简中的西汉“田卒簿籍”较为重要。障位于内城两南部，长90米，宽70米，垣厚4米～6米，中有椽柱孔，顶部残存矮堞。南垣一小坛出土西夏文印版文书和西夏文丝绸各一件。障四周有两道平行土墙，应为宋元时期建筑。宋、西夏、元时当为驿站。
东大湾城是守城部队的驻营地，同时也是居延屯田的重要区域。平时军士们驻扎在这里进行屯田、练兵等活动；干戈相见之日，则服从都尉的统一调遣，辅弼着关城向敌人攻击。它不仅是守城部队的驻营地，同时还是军需库，储藏有大量的粮草、武器、火药等。这就避免了“军事曝立暑雨霜雪之下，无所藉庇，军火器具如临时起发则运迭不前”的情况，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肩水候官驻所——地湾城 位于肩水金关南侧的黑河东岸边，是汉代肩水候官所在地。地湾城遗址由三坞和一障组成，遗址范围100米×100米，现仅存一障，平面呈正方形，边长22.5米。城墙夯土版筑，基宽5米，残高8.4米，障顶四周有夯筑女墙，障顶东北角有一候望屋，与女墙间距0.27米，夯土版筑。障门西开。北墙和东南墙角处有成排的木棍残桩，当为虎落设施，障东北角有高约1米的小屋。障外共有三道坞壁，第一道坞在障西，面积55米×48米，基宽1.3米，残高3米，坞内有长方形房屋，坞门南开。第二道坞从障东南角起，沿障东墙南延30米折向西，内有房屋残迹。第三道坞在第一道坞北20米处，长约100米，厚2米。1986年发掘出土的许多汉简均记“肩水候官”或“肩水候长”，知此为肩水都尉所辖肩水候官治所。从地湾城的形制规模看，也应为肩水候官治所。汉代时候望系统的领导结构是：太守——都尉——候——候长——燧长。都尉一般都住在城里，称城尉，城的规模在130米×130米以上；候官都住在鄣里，称鄣候，障的规模是100米×100米以内的正方形围墙，而地湾城正符合障的标准。当时，居延地区一共10个候官，共统辖着261个燧，其中肩水候官统辖着86个燧。
营盘城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东北2.1千米处黑河西岸的一片风蚀台地上。西南距花庄墩烽火台3千米，西北距茵窝墩烽火台3千米，东南距长丰烽火台8.5千米。
营盘城的平面呈方形，边长80米，面积6400平方米，保存一般。墙体为夯土版筑，夯层厚0.08米～0.13米，内有红柳平铺为筋，剖面呈梯形。堡坐北向南，南墙的正中开有一门，门的前方有矩尺形曲臂（回门），在堡的四个墙角处各有角墩一座，东墙、西墙、北墙中部各有马面一座。受雨水风沙侵蚀，大部分夯土版筑的墙体被破坏。堡的东墙、南墙、西墙、北墙墙体均不同程度风化酥碱，并向墙体两侧坍塌成斜坡。该堡南侧采集有绳纹灰陶罐腹部残片、粗砂灰陶罐腹部残片、灰陶残片、红柳筋等。
营盘城是肩水塞防线上的一座重要城障。它居黑河西岸，处合黎山与马鬃山相邻峡谷，两道汉长城隔河相望，居延塞防线上的烽燧沿河林立。此处有沿黑河通向南北的必经之道，东有合黎山为天然屏障，北有狼心山和孤红山自成锁钥，黑河通道由此分岔，一路伸向张掖，一路伸向酒泉，是当时阻止匈奴进犯河西的屏障。
营盘城当地人叫将军营盘，认为是汉代李陵将军驻守酒泉时的营盘，当地农民曾在营地拾得残刀片、铜弩牙、箭镞等物。明代，内监芮钊扎营于此，又称芮公营。
候望设施
即烽燧，文献中称“亭”“亭燧”“燧”“亭障”“亭候”“亭儌”等。按其职能，有属于军事候望系统的烽燧；属于邮驿系统的邮亭、都亭；属于屯田系统的农亭；属于治安系统的乡亭、市亭；属于警卫系统的城亭、门亭等。在肩水塞防御体系中，属于军事候望系统的烽燧占绝大多数，它是汉代边防基层组织的驻所，作为传递军情的设施，是长城防御工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形制可分为三类：一类以土墼砌筑，有的土墼内掺和有苇筋、沙粒、石子等；一类为夯土版筑，夯层厚0.08米～0.12米，夯层中常残留有连接夹板用的，以芦苇或红柳拧成的绳索，为了加强夯层的黏和力，夯层间常竖插有许多红柳尖桩，有的尖桩上还缠有红柳枝或芨芨草；一类为以胡杨木棒为骨架，以碱土块、石块、红板泥块中夹芦苇、红柳、胡杨枝分层垒筑。汉代亭燧的上部有望楼，即汉简所称的“堠”“堠楼”“谯”等。望楼四周有女墙。望楼一面开门，敞露无屋顶，部分烽燧上有半露的遮阳草蓬，值勤戍卒可坐于蓬内。
根据汉代烽火制度，信号有昼、夜之分，昼有烽、表、积薪、亭上烽；夜有苣火、积薪、离合苣火。最基本的方法是，每当遇到敌情时，夜间举火，白天放烟，及时通报敌情。因白天阳光很强，火光不易见到，夜间火光很远就能看见。但根据来敌的数量和紧急情况程度，也可举烽、表或亭上烽。为了报告敌兵来犯的多少，采用了以燃烟、举火数目的多少和施放信号的不同来加以区别。在古代没有电话、无线电通讯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军情信息的办法可以说十分迅速了。烽燧的布局十分重要，要布置在高山险处或是峰回路转的地方，而且必须是要三个台都能相互望见，以便于看见和传递。它除了传递军情之外，还为保护来往使节安全、提供食宿、供应马匹粮秣等服务。有些地段的长城只设烽燧而不筑墙，金关以北的部分地段就是只设烽燧而不筑墙，这可能是此处的烽燧紧靠黑河，以黑河为天堑的缘故。
肩水塞内有烽燧40多座。在烽燧与塞的布局上，由于肩水塞辖区黑河两岸的地形较狭窄，东部塞烽燧均沿戈壁沙梁延伸，烽燧随地形设置，间距在1.5千米～2.3千米之间（约合汉里3.6里～5.5里）；西部塞沿黑河延伸，地形较复杂，烽燧间距在0.75千米～1.5千米之间（约合汉里1.8里～3.6里）。这些烽燧大都是沿长城线分布的，一般在城墙附近。一旦发生战事，烽燧即可施放信号，可谓狼烟四起烽火连天，就像接力赛一样很快就传到守城部队那里。此外，从居延汉简中记载的肩水塞的烽燧名称看，有陷阵燧、要虏燧、受降燧、灭虏燧、禽寇燧等，充分说明了肩水塞候望设施的重要性。
在肩水塞长城线外围的山中，还发现了几座沿长城线分布的烽燧，这些烽燧又叫“塞外列亭”，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及时传递警讯，御防外敌来犯。
肩水塞西邻黑河和金塔北山，东依合黎山，长城纵贯，一关雄踞，形成“关隘相连，烽火相望”，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塞墙是最基本的基础防线，是“物防”，而烽燧则是“人防”的基础，关城是最为集中的防御据点，是军事“焦点”，城障是长城防线的坚强后盾。严密的布局结构使得这个体系牢不可摧，在抵御外来侵略，保卫边疆安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邮驿系统
这一系统是将军事防御体系中的邮驿设施单独提取出来，类似于今天的道路交通系统，又可进一步细分为驿置和驿道两类设施。
驿置 即驿站，也叫邮亭。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驿站在我国古代运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信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据调查，根据地理位置推测，肩水塞内现存的邮亭有2处，即A36和T192。其中A36位于“肩水支流”干涸古河道的东岸，距壕堑遗址1.6千米，烽燧以土墼砌筑，三层土墼间夹一层芨芨草，残高4米。T192位于东部塞沿途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一高约2米，直径20米的平墩。
驿道 道路，是烽燧、坞障之间的系带，是长城防务体系当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障塞烽燧是武士身上所穿的甲片，军用道路则是将这些铁片连接的系带。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修建长城时也得遵循这个道理，长城沿线的道路应该是率先开通的。因为众多修筑长城的人员分布在长城沿线的广阔地带，他们的给养运输不得缺少，这就要求道路畅通。当长城防御体系初步完成后，为满足大军出塞以及传递情报等方面的需要，也势必要对道路的平整和畅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居延出土的汉简中得知，修筑道路并保证其畅通无阻，是戍卒的重要职责之一。在当时，设有专职筑路养路的士兵，称为“除道卒”。在破城子出土的《居延新简》简文上有：“口口口车马中央未合廿十步溜漉不可。”该简就是对雨后养路的一段记录。肩水塞内的驿道，沿黑河东西两岸的塞墙和烽燧分布。
军需屯田系统
这一系统是肩水塞有别于一般汉塞的重要内容。农田、井渠、护渠的亭燧、粮仓以及相关民事管理设施等均可包含在这一系统内。
农田设施 肩水塞，包括现在的金塔县鼎新镇和航天镇的大片区域，由于黑河两岸的绿洲是十分适宜耕种的，现在也是很好的农耕区。根据肩水金关汉简记载，肩水塞的屯田区主要是骍马田官屯田区，位于大湾城周边的黑河两岸，20世纪80年代在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和长城调查时，这一带田渠遗迹还很明显。近些年来，由于在这一带大面积开荒，遗迹已无存。但从现在新开垦的荒地看，土质肥沃，十分适宜耕种。这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带优越的农耕自然条件。
灌溉设施 即直渠和支渠。肩水金关汉简中有许多关于河渠的记载，如“肩水”“延水”“甲渠”“曲河”“赏水”等。其中位于黑河东岸的“肩水支流”，是骍马田官屯田区的主要水源供给系统。在这条支流四周，遍布了许多直渠和支渠，将水源输送到了农田，保证了农田灌溉。肩水金关汉简中还有许多关于井的记载，如“卅井”“自有井”等，这些井也应该是当时戍卒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之一。
管理设施即屯田系统内的亭燧及其他管理设施。这一系统内的亭燧及其他管理设施现遗存的有T189a、T194、T199、T201等4处，均位于汉代直渠遗迹的西侧，是屯田区守望渠水的亭燧遗迹。从出土汉简看，肩水塞内的管理机构既有军事方面的，即都尉——候——候长——燧长；也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即县——乡——里。
仓储设施 即仓址。作为当时大规模的屯田区域，肩水塞内应该有仓储设施，但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待进一步考古调查。
水源保障系统
这一系统即黑河水系，是居延汉塞赖以存在的生命线，黑河的水源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居延汉塞塞防系统、邮驿系统和屯田系统的存亡。
黑河河道是肩水塞的天然屏障。此外，在大湾城一带的黑河东岸，有一个大弯曲，当地名叫“大湾”。在大湾北段东岸，形成一片沼泽地，当地名“马莲井子”，黑河有一条支流（即肩水支流），由西向东穿过马莲井子沼泽地，转向东北流经大湾城东，分为两支，干流继续向东北，于地湾城西侧汇入黑河，支流向西北，于大湾城以北汇入黑河。这条黑河支流，绵延约21千米，现已完全干涸，但遗迹十分明显。沿河两岸，就是肩水都尉所属的骍马田官屯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这条支流和黑河河道将骍马田官屯田区的核心部分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尤其是将肩水塞的最高指挥机构——肩水都尉府城（大湾城）也包在了这个包围圈中。这既为屯田区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又保障了屯田区和肩水都尉府城的安全，真可谓是一道坚不可破的天然屏障。
第十节 金塔汉长城遗物
金塔境内汉代长城遗存主要出土于居延遗址所属的肩水金关、地湾城和大湾城遗迹及部分烽燧，这些遗物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木简、纸、帛文书；一类是兵器等军事用品，有刀、剑、箭镞、转射、燃烽燧用的积薪、草苣等；一类是屯戍农具、工具，有铁镰、铁凿、猎具、木量具、铁马嚼等；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品，有铜镜、木梳、麻鞋、漆耳杯、陶瓷残片、石碗、陶匙、勺以及丝、麻、毛革制成的衣物残布；一类是文具和钱币，还有辟邪用的人面画杙等，这些遗存对于研究汉代边卒屯戍生活以及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具有极大的价值。
居延汉简：指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遗址中出土的汉代简牍，在汉代，因此地分属张掖郡的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简牍命名由此而来。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对这一代的烽燧遗址进行了考察，首次发现了约10200枚简牍，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再次在这一地区的烽燧遗址中发掘了近2万枚汉简，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这些简牍年代约在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2世纪初）之间。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其中屯戍档案又包括两大类：一是居延、肩水两都尉及下属候官及亭燧的各种名籍和簿册；二是居延、肩水两都尉及候官亭燧收受和呈递的各种公文文书。这些简牍的内容涉及汉代长城沿边的边防屯务及有关典章制度，屯戍吏卒的日常勤务和他们使用的兵器工具、吏卒及其家属的生活、沿边交通驿传的管理制度等，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1972年秋，甘肃居延考古队沿黑河，南起金塔境内双城子，北至居延海一带进行了考古勘察。在调查、踏勘的基础上，于1973年和1974年夏秋季，对破城子、肩水金关、第四燧等三处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金塔境内的肩水金关故址，是本次发掘的第三个发掘点。在这里出土的文物仅简牍就达11577枚，加上1930年出土的850枚木简，在这里共出土简牍12427枚。还有货币、残刀剑、箭、镞、表、转射、积薪、铁工具、铁农具、竹木器械、各类陶器、木器、竹器、漆器、丝麻、毛、衣服、鞋、帽、渔网、网梭以及小麦、大麦、糜、谷、青稞、麻籽等，还有印信、印章、封泥、笔、砚、尺、木板画和麻纸等遗物1311件。（照001—028)
1986年，甘肃省又组织专人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共出土汉简约2000枚。这些简的年份集中于公元前84年至公元前24年，属西汉昭帝至王莽更始时期。同时出土的器物很多，有木器、竹器、苇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铁器、铜器、皮革和织物等，还发现残笔一支。根据这里出土的函检与簿检，认定地湾城为肩水候官所在地。
居延出土的简牍和遗物，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世人惊叹。这些简牍绝大多数是木制的，只有极少数是竹简。就形制而言，有牒、检、板、檄、椠、简、两行、觚、册、符、传、过所、削衣等分类。通常完整的简牍每枚长23厘米左右（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尺牍），最长者达88.2厘米，最短的仅3.8厘米。其中纪年简的上限始于西汉昭帝始元时期，下限至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其中西汉武帝时期和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以后的简数量极少。昭帝至新莽时期的年号简基本上是连续的，属于汉宣帝时期的最多。
居延汉简内容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文物价值。
政治方面包括汉代的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内容；经济方面有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储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等，其学术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军事方面，肩水金关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障的文书档案，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的为弩；科技文化方面，肩水金关函检中记载有《九九表》，同时，居延纪年简多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无疑是研究两汉朔、闵排列的第一手资料。
著名学者李学勤说，就汉简的价值而言，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居延汉简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还涉及天文历法、医学、古代气候的变迁、农业生产、兵器制作等科学技术领域。看《甘肃简牍百年论著目录》，发表的学术成果已有2600多项，其中专著200多部。不仅国内各大学、各研究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有研究简牍的学者，在港台地区，在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东西方发达国家都有研究简牍的学者，有的已有近百年历史。可以说，汉简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积淀在知识领域，进入民族文化的知识系统。
从艺术的角度讲，居延汉简很多都是汉代书法的精品。不只是汉隶的典范之作，而且还有篆、隶、楷、草、行各体书法的出现和流变。日本民间一向把临摹汉简作为书法精进的必修阶段。日本的中学还把甘肃汉简收进了教科书。
从西部开发的角度讲，汉简记录了我国西部开发的早期历史。汉武帝开拓河西、挺进西域，是中华民族对西部建设的早期贡献，与我们今天的西部开发有着历史的传承关系，其开发理念和勇武精神多有借鉴启迪处。汉简中的具体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从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角度讲，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汉简中有匈奴、羌人、乌孙、月氏等古代民族的丰富记载，而上述民族与现代的有些民族有着文化和血缘上的源流关系。研究各民族对西部建设的贡献，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稳定。
从弘扬丝绸之路文化和发展中外关系的角度讲，7万多枚甘肃汉简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丝绸之路有关。它不仅直接记载了陕西、甘肃等丝路东段的情况，还记载了新疆地区丝路中段和帕米尔以西丝路西段沿途各国的情况，如此生动具体的记载在世界各国是独一无二的。
从弘扬历史文化的角度讲，汉简中记载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制度本身，都有古老而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宣传展示，都是对干部、群众和大、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增强进取精神、完善人格追求的最好教材。
从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讲，汉简的出土地点，汉简记载的每座烽燧、每个战场，以及涉及的风土人情，都可为开发当地的旅游事业提供丰厚的文化内涵。另外，可以从书法艺术、简牍知识的普及、简牍简册的复制等多个方面开发出文化产业项目。
总之，汉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记载，是我们今天应该着力研究和弘扬的文化遗产。
第十一节 金塔汉长城在河西防御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金塔长城在整个河西防御体系中的作用相当重要。尤其是肩水塞，它地处黑河通道，是河西通向居延塞外的要冲，好似咽喉要道，是汉代“居延塞”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肩水塞不仅是居延长城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军事防御体系，也是居延长城赖以存在的重要的屯戍生活区。由于其地处要冲，布防严密，是汉代军事防御体系建设的典范。根据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肩水塞是居延长城七处候官要塞中距张掖郡最近的一处重要塞防，属张掖郡的肩水都尉管辖，沿黑河两岸绵延60千米，是居延地区整体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都尉府的必经之路，北端设肩水金关以通北地，是抵挡匈奴南侵、保障河西走廊畅通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肩水塞辖区内的黑河两岸由于水源充足，土地适于农耕，成为居延地区的一处屯戍重地（另一处为黑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以供戍边军需，故肩水塞以堑壕或塞墙将黑河两岸的屯戍区围于塞内，用以保障屯戍区农业生产的安全。由于肩水塞不单单承担军事防御职能，更重要的是它的屯田职能。因此，肩水塞的防御系统就不单单是塞防系统，它是由塞防系统、邮驿系统、军需屯田系统和水源保障系统四部分组成。
特别是位于肩水塞内的肩水金关，是汉代居延塞防线上的唯一关口，取名“金关”，含有“固若金汤”之意。首先从河西走廊的地域特点看，它是走廊北口的一把“锁”。弱水是由蒙古高原到祁连山北麓丰美草地的南北通道，是匈奴与羌人联系的咽喉地。若控制了弱水两岸就是控制住了自漠北而至河西、西域之通道的要冲，封堵此河西走廊的北部豁口，对汉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走廊的这种地形，要保证河西地区的安全，必须把好进入走廊的这处豁口。而肩水金关正好处在这个豁口上，好似一把锁，紧紧“锁”住了这一豁口。其次，从建关时间看，它是割断匈奴人联系，阻止匈奴南下的一座“卡”。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人退守漠北后，匈奴对西汉王朝大的威胁早已解除，军队的战略防守作用已渐渐失去，屯田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但退守漠北的匈奴并没有完全死心，他们经常搞一些小的骚扰，并通过此通道与内地的匈奴人联系。因此，为了彻底消灭匈奴，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派李广利二次征大宛。同时又派路博德到居延筑塞，并“益发戍甲卒18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史记·大宛列传》）。肩水金关就修筑于这一时期，此举的目的就是防御匈奴趁汉王朝远征大宛之际，南下河西，威胁汉兵在西域的军事行动。西汉统治者充分认识到了据守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因此，设立了肩水金关，通过严密的防守和严格的盘查，有效地割断了匈奴人的联系。从肩水金关处发掘的诸如通行证之类的汉简中可以看出，汉代的此类文书写得非常详细，有的汉简还要写清楚这些人的年龄、身高、长相、肤色等，严格的控制着关内外的人口流动。这说明，一方面是防止内地的人员，尤其是罪犯外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匈奴人等外夷混入内地。第三，从汉长城的走向看，它是据守长城的一个关键“点”。汉长城的走向都是精挑细选的，一方面是为战略防御服务，另一方面是为了控制绿洲，会水境内的两条长城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汉长城从张掖过来，到黑河镇夷峡口后，并没有越黑河而过直接通向酒泉，而是沿黑河向北延伸到了肩水金关，折向西穿过黑河，沿北山向西南延伸到营盘墩，又折向西直至敦煌玉门关。同时，又向北延伸了数百千米的烽燧线，直至居延。这条总体走向呈“几”字形的汉长城有效的将会水绿洲，乃至整个酒泉郡都控制在了长城以内。居延地区宜农宜牧，又是汉朝政府与匈奴争夺的焦点地区，汉朝政府要想控制该区域，没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和防御体系是不行的。而军事防御体系设立后，没有控制体系的关键据点是不行的。从历朝历代修筑的长城看，一般在长城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关键位置都设有关卡。肩水金关正好处在这两条汉长城的交界点上，成为据守这两条汉长城的一个关键的据点。另外，从肩水金关所处的地理位置看，也正好符合据水为险，倚水设关的地域特点。第四，从地理位置看，肩水金关是扼守居延，通达南北的一条“喉”。这一点从肩水金关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汉王朝在肩水金关处的设防就可以看出。从设防看，在肩水金关的南面肩水候官和肩水都尉等军事长官都驻扎在这一带，可以说是重兵设防。肩水金关东侧的汉长城一直向东延伸到毛目东山后，才沿黑河折向南行。而西侧的汉长城也延伸东北山后，才折向西南，一直延伸到了玉门、敦煌境内。肩水金关作为河西乃至中原与居延交往的唯一关口，它的咽喉地位已经很清楚了。
第十二节 金塔汉长城价值
长城是我国古代各封建割据集团和各民族统治集团之间矛盾战争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替，万里长城已完成了它的战略防御使命。所以清代康熙皇帝慨叹道：“当时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是尔家。”今天万里长城虽然失去了军事上的防御能力，但它还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中西交通、民族关系的实物见证，特别是研究历代王朝军事部署与军事措施的第一手资料，其历史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一是金塔位于汉王朝的边远地区，当军事防御线构成之后，边塞的施工及维护，大量戍卒及内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人口增长。
二是金塔长城守护着这一地区和会水县，乃至河西走廊的绿洲并使之繁荣。长城的修建，使塞内地区得到了安全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环境，保证了长城内地的安全，促进了塞内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三是由于金塔境内长城的修建，保证了边境的安宁，稳定的边境状态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得以正常的交流与发展，对于汉王朝文明的扩展以及西域诸国的归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是金塔汉代长城历史上是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长城这一综合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伟大历史见证，也是汉代中央王朝对河西走廊地区实施统治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五是金塔长城巧妙依托和利用黑河、北山、戈壁的自然环境进行选址和布局，遗址规模巨大，遗存类型丰富，保存状况良好，以汉简为代表的出土文物数量众多，是研究我国汉代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防御制度、屯戍组织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
六是金塔长城的各类城、障、坞、关、烽燧等建筑类型众多，且大多采用夯土、土坯等当地材料和技术筑成，是汉代河西走廊地区防御建筑和生土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建筑史研究价值。
七是金塔长城，尤其是肩水塞所处的居延一带，自古以来气候干旱，生态脆弱，汉代及后世的大规模屯戍活动对黑河两岸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致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研究居延塞的历史格局和屯戍活动对研究该地区汉代以来的生态环境变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八是长城遗址是中国汉代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第十三节 有关书籍对金塔汉长城遗存的记述
金塔境内的汉长城，自二十世纪初斯坦因发现后，调查、发掘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至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调查资料。为了便于对比、查阅，现将有关书籍中关于前人对金塔长城的一些调查成果加以汇总整理。
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一书中的记述
金塔县（p123～128）
今金塔县西南部，为汉代会水县辖境。会水县境西抵干海子，东达弱水（今黑河），北至走廊北山（马鬃山地东南部），南为合黎山余脉——夹山，境内主要有以呼蚕水（今北大河）冲积扇为中心的金塔绿洲。《汉书·地理志》：“会水，北部都尉治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根据今金塔县北的地理形势，西自今西坝乡西移村以北的黄水沟，向东经北海子盐场、明沙窝井、石梯子湖，至北大河转向东流处，东西绵延约25千米的火石夹山、夹山泉水出露带和北大河支流下游汇流带，汉代当为湖滩、沼泽地区（现已沦为盐碱残丘地、波状沙窝地和干涸沟壑）。大约以其北的低湾子山地与明沙窝山地之间宽约6.7千米的北海子水域为界，以西至干海子东南，属于北部都尉辖区；以东至北大河河口，属于东部都尉辖区。
今金塔县境内属于酒泉郡的汉塞遗迹，可分为两大段。西段西自玉门市境内的干海子东南，经沙枣园南，生地湾北，东止于西坝乡西移村东北的低湾子山地，呈西北——东南走向，全长约56.7千米。东段西自明沙窝井以北2.8千米的低山戈壁边，东止于北大河汇入黑河河口，呈西南——东北走向，全长约56千米。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对沙枣园以西，仅派其印度助手拉姆·辛前往调查，由于拉姆·辛陷入沙枣园沙丘地中，为逃脱困境，匆忙中将调查记录全部丢失。而斯坦因本人，则对石梯子山东西两侧，进行了调查，并采获部分汉简。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成员、瑞典人沃尔克·贝格曼踏查了东段的5座烽燧和1座城障。今据调查，西段汉塞结构为中间掘壕，内外两侧以砂砾垒筑土垄。大致可分为7小段。自西向东沙枣园段，长约18千米，为大面积波状沙丘地（汉代似为沼泽地），残存汉塞遗迹约6千米，现内外两侧土垄基宽约14.1米，残高约0.7米，中间壕堑上宽约2.5米，深约0.5米，烽燧遗迹已坍塌无存；廿里小墩段，长约4.9千米，为红柳沙包地（汉代似为红柳，草滩地）、残存汉塞遗迹约500米，现内外两侧土垄基宽约12米，残高约0.3米，中间壕堑上宽约3.3米，沿线残存城障1座、烽燧1座；盆地坑段，长约9.8千米，为戈壁滩，残存汉塞遗迹约500米，现内外两侧土垄基宽约12米，残高约0.7米，中间壕堑上宽约3.3米，沿线残存烽燧1座；边墙井子段，长约8.1千米，为戈壁南缘草地地带，汉塞已坍塌无存。沿线残存烽燧2座；床窝子墩段，长约2.7千米，为残丘地带，残存汉塞遗迹约2.7千米，现内外两侧土垄基宽约20.2米，残高约1.2米，中间壕堑上宽约6米，沿线残存烽燧1座；生地湾段，长约2.8千米，为残丘地带，残存汉塞遗迹约2.8千米，现内外两侧土垄基宽约19米，残高约0.2米～1.7米，中间堑壕上宽约5米，沿线残存烽燧1座。以上残存的城障、烽燧遗址，部分已为明代利用、改建；低湾子段，长约10.4千米，为残丘和山前戈壁地带，汉塞于J7T45c转向东北延伸，止于北海子盐池北的低山边（以东汉代可能为北海子水面），残存汉塞遗迹约7千米，沿线残存魏晋城障遗址1座。东段汉塞，大致可分为4小段。自西向东，明沙窝井子段，长约12.5千米，为石梯子湖西北岸的低山、戈壁边缘，不见汉塞遗迹，可能早期被洪水冲毁，沿线残存烽燧2座；石梯子山段，长约3.5千米。为走廊北山的余脉——黑山、大红山山前冲积扇与北大河北岸草地结合部，残存汉塞遗迹约500米，结构为砂砾间夹红柳叠砌而成，现基宽5米，上宽2.3米，残高0.45米，顶部塌陷成沟，宽1.2米，沿线残存烽燧1座；红墩子段，长约28千米，为走廊北山余脉——黑山、大红山山前冲积扇南缘。由于20世纪40年代修筑金塔至鼎新公路时，由“臭墩子”向东北，利用汉塞遗迹为路基，汉塞及沿线的烽燧遗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J19（T46h、A43）以东未被利用的汉塞遗迹，现残存约2千米，结构为燧石片间夹红柳叠砌两壁，中填砂砾而成，现基宽2米～3米，残高1.3米～1.6米，沿线残存烽燧5座；营盘段，长约12千米，原为北大河北岸草地，现已沦为戈壁，无任何汉塞遗迹，可能早期被毁。沿线残存城障1座、烽燧1座。现将金塔境内属于汉代酒泉郡的城障、烽燧遗址情况，介绍如下：“J”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金塔县的编号；“T”为斯坦因编号；“A”为贝格曼编号。
J1（T45h） 城障遗址，当地名“营盘大墩”。位于生地湾农场场部西北约28.2千米的红柳沙包地中。北距营盘堡简易公路0.4千米。障以土墼砌筑，面积24米×20米，墙宽1.1米。晚期于东墙外以夯土包筑，夯层宽0.8米，厚0.1米；夯层中夹有圆木筋，墙残高9米。障内有房屋遗迹，灰层厚约3米。此障已为明代利用、改建。
J2（T45g） 当地名“廿里小墩”。位于生地湾农场场部西北约22.7千米的戈壁上。北距营盘堡简易公路0.1千米，西北距J1（T45h）约4.9千米。烽燧以土墼间夹芦苇砌筑。底基4.6米×4.6米，燧顶3米×3米，残高4.8米。地面有大量灰色绳纹陶片、石磨残块。
J3（T45f） 位于生地湾农场场部西北约15.7千米的戈壁上。西北距J2（T45g）约9.8千米。烽燧以土墼间夹芦苇砌筑。底基3.5米×3.5米，残高2.4米。地面有大量灰色绳纹陶片，采集“货泉”1枚。
J4（新发现） 位于大头井北偏西2.7千米的草滩边。西偏北距J3（T45f）约2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已坍塌成土丘。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J5（T45e） 当地名“边墙井子墩”。位于板滩井北偏东约2.4千米的残丘地中。西北距J4约6.15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夯层厚0.18米，夯层间夹梭梭柴，已坍塌，顶部呈凹陷状。底基南北长4米，东西宽4.7米，残高3.7米。
J6（T45d） 当地名“床窝子墩”。位于生地湾农场场部北偏西约5.1千米的残丘地中。西北距J5（T45e）约2.7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夯层厚0.12米，夯窝直径0.06米。底基3.7米×3.7米，残高5米。地面有大量灰色绳纹陶片。
J7（T45c） 城障遗址。位于生地湾农场场部东北约4.3千米的残丘地中。东偏南2.3千米为明代的“镇朔墩”（T45d），西北距J6（T45d）约2.8千米。障墙以土墼间夹芦苇等砌筑，后为明代利用。20世纪60年代尚存，墙残高约7米，现已全部坍塌，仅存一角。南北长约8米，东西宽约6米，呈鱼脊状，残高2.5米。地面有大量灰色绳纹陶片。
J8（新发现） 城障遗址。当地名“石营子房”，位于北海子盐场西北约1.5千米、汉塞北侧的青石低山上。山高出戈壁20余米，西南距J7（T45c）约8.85千米。障墙以片石、土墼、砂砾等间夹红柳、胡杨枝等叠砌，已坍塌。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根据此障的地理位置和形制，可能为魏晋时期的城障遗址。
J9（新发现） 位于明沙窝井东北2.7千米、明沙窝山地南缘的风蚀砂石山包上。西北距J8约9.95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土丘。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J10（新发现） 位于明沙窝井东北3.5千米、明沙窝山地南缘的风蚀砂石山包上。西南距J9（T45d）约1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土丘。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J11（T45a） 当地名“腰墩子”。位于“臭墩子”（明代墩台）西北约3.2公里的石梯子山西侧山嘴上。西南距“石梯子墩”（T45b，明代墩台）约2.4千米，西南距J10约13.8千米，北距汉塞遗迹6米。烽燧夯土版筑，夯层厚0.09米～0.12米。底基南北长4.9米，东西宽4米，残高5米。燧南侧有一豁口。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J12（T46a） 位于“臭墩子”东北约5.75千米的残丘地中。西南距J11（T45a）约8.35千米。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烽燧北距汉塞遗迹9.1米，土墼砌筑。底基4.9米×4.9米，残高2.7米。周围遍布汉代陶片。烽燧附近灰堆中发现2枚残断木简。此燧现已无存。
J13（T46b） 位于“臭墩子”东北约7.35千米的残丘地中。西距J12（T46a）约1.6千米。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烽燧已完全坍塌，地面残存两堆石头，于燧东侧灰堆中，发现汉简2枚和无字素简数枚，其中有释文者1枚（见《敦煌汉简》2422号）。此燧现已无存。
J14（T46c） 位于“臭墩子”东北约8.8千米的残丘地中。西距J13（T46b）约1.6千米。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遗址内仅存石头砌筑的残墙基，东侧有一片灰区，从中采集汉简2枚、铜镞1枚。此燧现已无存。
J15（T46d） 位于“臭墩子”东北约10.2千米的残丘地中。西南距J14（T46c）约1.65千米。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烽燧为土墼砌筑，一层土墼间夹一层芦苇，土墼尺寸0.43米×0.2米×0.1米。底基5.5米×5.5米，残高1.2米。此燧现已无存。
J16（T46e） 位于“臭墩子”东北约14.2千米的戈壁上。西南距J15（T46d）约4千米。烽燧现已全部坍毁无存。
J17（T46f）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南约18千米的戈壁边。西距J16（T46e）约1.6千米。烽燧现已全部坍毁。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J18（T46g）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南约16.3千米的戈壁边。西南距J17（T46f）约1.6千米。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烽燧位于坞的东北角，已坍塌成低矮的黏土堆，坞内面积17米×24米，坞墙以砂砾间夹柴草叠筑，已坍毁成低矮的土梁。此燧现已无存。
J19（T46h，贝格曼编号A43，下同）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南约16.3千米的戈壁边。西南距J18（T46g）约1.6千米，北距汉塞遗迹20米。烽燧以土墼砌筑。底基4.9米×4.9米，残高1.5米。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燧东、南壁尚与坞墙相连，坞内面积7.23米×4.9米，内有数间套房，房内灰堆中采集汉简20枚，其中有释文者12枚（见《敦煌汉简》2423—2434号）。今坞墙遗迹已平毁无存。
J20（T46i、A42） 当地名“沙墩子”。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南约13.1千米的戈壁边。西南距J19（T46h、A43）约1.6千米。烽燧以土墼砌筑，土墼尺寸0.34米×0.2米×0.12米。底基南北长4.8米，东西宽5.3米，残高2.5米。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燧南尚有坞墙遗迹，现已无存。1930年贝格曼踏查时，于此燧采集汉简5枚，其中有释文者1枚（见《居延汉简甲乙编》86.12号）。
J21（斯坦因遗漏，贝格曼编号T215）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南约11.7千米的北大河北岸。西南距J20（T461、A42）约1.45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底基南北长4米，东西宽5米，残高1.5米。
J22（T46Jj、A41）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约10.6千米、北大河北岸的砂梁上。西南距J21（T215）约1.35千米。烽燧以土墼间夹红柳砌筑。底基3米×3米，残高1.5米。地面有大量灰色绳纹陶片。1930年贝格曼于此燧采集木褐1件，上有汉字（释文见《居延汉简甲乙编》354.4号）。
J23（T46k、A40） 当地名“红墩子”。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约8.4千米、北大河北岸的红砂梁上。西南距J22（T46Jj、A41）约2.25千米。烽燧为明代利用、改建。有早、晚期，早期以小土墼砌筑；晚期外包夯土层，夯层厚0.16米。底基南北长15米，东西宽14.3米，残高15米。燧南有一夯筑的长方形房屋基址。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和青花瓷片、黑釉粗陶片等。
J24（T461） 当地名“红沙墩”。位于航天镇营盘村北偏西约2千米的砂石山包上。西南距J23（T46k、A40）约7.85千米。烽燧为明代利用、改建，夯土版筑，夯层厚0．19米。底基15米×15米，残高8米。燧顶小土墼一平一竖砌筑女墙。燧南有坞堡残基，堡墙以小土墼砌筑，面积16米×11米。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
J25（斯坦因遗漏、贝格曼编号A39） 城障遗址，当地名“营盘”。位于航天镇营盘村东北约1.7千米的北大河北岸。西偏北距J24（T461）约1.2千米，东距北大河与黑河交汇处约5千米。障呈方形，面积78米×78米，障墙夯土版筑，夯层间夹芦苇、柴草，基宽4米，现残高0.2米。门南开，门外有矩尺形曲壁（“回门”）。此障为明代利用、改建。障四角增筑角楼、东、西、北三面墙外中间，各增筑一马面。
T214（贝格曼编号）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北约2.8千米、营盘水库北岸的戈壁上。西南距J23（T46k、A40）约5.1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已全部坍毁，现上置一测量标志，地面不见陶片。此燧不在汉塞沿线，可能为明代墩台。
T213（贝格曼编号） 当地名“雷墩子”。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北约2.2千米、营盘水库北岸的台地上。西北距T214约0.65千米。烽燧分早、晚期，早期夯土版筑台基，夯层厚0.06米～0.09米。底基8米×7米，台高0.7米。台基上夯土版筑墩台，夯层厚19厘米；晚期以土墼竖砌包筑，土墼尺寸0.37米×0.19米×0.07米，墩台现残高3米。地面不见陶片。此燧不在汉塞沿线，可能为明代墩台。
肩水塞（p160～170）
在今甘肃金塔县东北60千米的黑河两岸，分布着两条平行的汉代堑壕，北端相交于金关；河东壕堑大致完整地延伸至鼎新镇西南的沙枣墩水库，长约60千米；西壕堑断续延伸至航天镇国光村附近，长约45千米。另外，在鼎新镇境内，北自沙枣墩水库，南至高台县西北的镇夷峡北口，长约42千米，有一道烽燧线，在T205至T206之间，还有一道壕堑。沿着这三道塞，以及东、西两部塞之间，共有44座烽燧、2座城、4座障、1座关。可分为4组：1．东部塞，17座烽燧、1座障、1座关；2．西部塞，11座烽燧；3．两塞间，10座烽燧、2座城、3座障；4．沙枣墩以南，6座烽燧。以上4组城障、烽燧，均应隶属肩水都尉，但不一定都归肩水候官管辖。据A33出土简（263.14C）记载，肩水都尉领属的候官，除“槖他”“肩水”外，还有“仓石候官”“庾候官”以及“骍马田官”（187.16）等。总之，由于出土资料的限制，我们对金关以南障塞、亭燧的隶属关系，还不能完全解决。
东部塞 A32、A33、T174—T176\T180-T182、T186—T188、T191、T195、T197、T197a、T198、T200、T202、T203
东部塞的壕堑，呈东北——西南走向，北始自金关，向东南呈弧形经T174、T175东侧，转向西南至T176，遗迹被流沙掩埋。至T181西南，遗迹出现，至T182折向南，至T186折向西南，至T188折向南呈弧形向西南延伸。在T188南约1千米处，从主壕堑分出一道支壕，呈弧形向西偏南延伸约3千米消失。在这道支壕的中间约1.5千米处，又分出一道支壕，向西北延伸约1.2千米消失。在两道支壕的夹角内，有1座烽燧，编号T189。主壕堑继续向西南延伸至T191东侧，又分出一道支壕向东北延伸约5.8千米跨过汉代直渠及其支渠，以及“红墩子”低洼地，止于马莲井子沼泽地边，西距黑河东岸约1千米。主壕堑继续向西南，自T191开始，傍汉代直渠延伸，两者相距约50米～100米。壕堑遗迹至T191西南2.5千米处消失，至T197东北1千米处出现；至T200西南约700米处又消失，至西南3千米处又出现；再向西南延伸约6.9千米又消失，至T202东北约600米处又出现，至T203西南约600米处消失。东部塞的壕堑，大约止于鼎新镇西南约9.2千米、沙枣墩水库东侧的汉代直渠（今名“大坝渠”）边。
A32 关门遗址。位于航天镇东北约34.6千米的黑河东岸100米处，东北距T168约1.6千米。1930年贝格曼在此试掘5个地点，共出土汉简850枚以上，年号集中在西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至哀帝建平三年（前4年）之间，同出的还有木器、竹器、芦苇器、葫芦器、角器、陶器、铁器、皮革、货币和织物等。根据出土简牍分析，此处为肩水都尉所属的“肩水金关”遗址。
1973年8月，甘肃居延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代号“EJ）。遗址主体建筑为关门，是两座对峙如阙的长方形夯土版筑楼橹（F2、F3，面积各为6.5米×5米，墙最厚1.2米，残墙最高1.12米，基部砌一层土墼，土墼尺寸0.49米×0.24米×0.14米。楼橹中间的门道宽5米，前口东侧发现烧残的大门构件：地袱、垫木、门枢、门臼等。门道两侧墙基，各残存4根半嵌在墙内的方、圆形排叉柱，下垫石块，最粗的方柱每边长0.21米，推测立柱顶部即门道上面，曾有过桥或门楼等建筑。西侧楼橹（F2）内有一通橹顶的土墼台阶，现仅存三级。屋内堆积层自上而下，第一层为碎土墼、泥块、草泥；第二层为烧焦的树干、芦草和炭渣，可能是坍毁的楼橹顶棚或建筑的屋顶；第三层为碎草，草中发现的残简，最晚纪年是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东侧楼橹（F3）内无台阶，但多一隔墙，墙东的窄间里出土汉简636枚。楼橹外，两侧向北至“阙柱”，以土墼各砌筑长约2.5米的关墙，再由东、西“阙柱”折向东、西，西侧关墙直抵黑河岸边，长约100米。东侧关墙长约26米，与堑壕相接，向东南直抵T174号烽燧。关门内外和“阙柱”侧，排列有呈正方形的虎落尖桩，有的尖桩埋在方形坑中；有的尖桩在下部刻一缺槽，再横贯一根短木，以防动摇。
坞在关门内西南侧，北墙长36.5米，南墙长35.5米，东墙残长24米。东南角敞开，或系坞门所在。坞墙夯土版筑，夯层厚0.05米～0.08米，墙宽0.7米～0.8米，残墙最高0.7米。坞经过多次重修，坞墙和房屋（F6—F9）马厩（F4、F5、F10—F13）为同一时期，其下叠压有较早的坞墙（在西北角）、灰层、房屋（F14）的土墼墙、积粪层。F12、F13之下发现更早的灶、炕、秸槔、篱笆墙。
坞西南角残存烽燧和方堡，南北相连。烽燧，底基7.7米×7.8米，早期夯土版筑，夯层中斜插许多小尖桩；晚期以土墼包砌。方堡（F1），夯土版筑，面积13米×12.5米，墙宽1.2米～1.3米。门窄小，内有曲折迂回的夹道，两侧分布住室、灶屋、仓库、院落。堡内发现灶台及印章、砚、木刻偶像和成帝“永始三年诏书”等简册。燧、堡周围也分布有虎落尖桩，尖桩打破了燧北和堡东各一段坞墙。堡门附近发现1枚残破的转射。整个建筑有火烧的痕迹。
遗址共出土简牍11577枚（其中未编号的1426枚），遗存1311件，其中有货币（半两、五铢）、残刀剑、箭镞、转射、积薪、铁器、农具、陶器、竹木漆器、丝麻毛革制的衣服、鞋、帽残件、渔网、网坠、织网梭、粮食（大麦、小麦、糜、谷、青稞、麻籽等）、棨信、印章、封泥、笔、砚、木板画、尺、麻纸等。
根据出土简牍，此遗址最迟在昭帝时，已称“金关”或“金关燧”。同时设有“通道厩”（73EJ,T10）。由于“金关”地处张掖通往居延的交通咽喉，兼有关口、邮驿、候望等多种职能，是汉代河西地区的军事重地之一。屯戍活动的衰落约在王莽末年，东汉建武初年曾有恢复，但活动相对冷落。
A33 城障遗址，当地名“地湾城”。位于航天镇东北约34千米古河道汇入黑河河口处的东南侧戈壁上。东北距A32（金关）约600米，西北距黑河河岸700米。1930年贝格曼曾在此进行试掘，十八个地点共出土简牍约2000枚。第二地点（过道西部）和第三地点（过道南屋）各出许多简。第四地点（房子，4.5米×3米）出土地湾简的大部分和1件帛书（353.1）。第五、第六地点（房子，9米×3米）出土数简和2件帛书（A33:6.70.20,21）。第十四地点出简6枚。第十五地点出简8枚。第十六地点出简1枚和写有大字的纸1张。第十七地点出简数枚；第十八地点出简1枚。出土纪年简集中于昭帝至王莽更始时期之内（公元前84年至公元前24年）。同出的器物有木器、竹器、苇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铁器、铜器、皮革、织物以及2支残毛笔（A33:6:57,A33:9:1）等。根据出土的检署，此障为“肩水候官”所在。
1986年9月至10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地湾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代号“ED”）。遗址由障、坞组成。障呈方形，面积21.6米×21.6米，建于一夯土台基上，台基宽7.5米，高0.2米～0.6米，边缘距障外墙基0.85米，距障内墙基0.65米。障墙黄土夯筑，基宽6米，顶宽2.8米～3.5米，残高7.9米～8.2米。障顶四周有夯筑女墙，宽约0.2米，残最高0.56米，残长2.3米。障顶东北角有一候望屋，与女墙间距0.27米，夯土版筑，墙宽0.6米，残高0.43米，残长1.2米。障门西开，外宽2.6米，内宽2.7米，门高3.6米，进深5米，自外向内呈漫坡。障门内左、右两壁基部残存纵向地袱，南侧地袱保存尚好，原为两节木段相接，现存东段，上有四个方榫，现残存排叉柱下端一节，有榫头插入榫孔。障门内左、右两壁上部，距地面3.1米～3.25米处，有两排木柱洞，柱径0.2米～0.35米，两排间距0.85米。障内靠东墙有一土墼砌筑的房屋已焚毁。障外北侧有一迁葬墓坑，东西向，长1.9米，宽0.5米，深0.4米。坑内仅有苇席夹丝绵的裹尸残片，西端有漆钵1件，已残。障外北侧和东侧，有虎落尖桩各四排。坞分早、晚期，均黄土夯筑，早期坞墙，南与障东南角相连，北与障西北角相连。南东墙长33米，南墙长69.5米，西墙长71.8米，北墙长49米，北东墙长17.2米，墙宽1.2米～1.7米，残高0.15米～0.33米。坞墙西南角因地势较低被洪水冲刷，遗迹无存。坞门可能在南墙西段，亦残毁无存。坞内建筑主要集中于障南的东北角。晚期坞墙，南与障西南角相连，北与障西北角相连，南东墙长20.2米，南墙长49米，西墙、北墙叠压在早期坞墙上，西墙长59米，北墙长49米，北东墙长17.2米，早期墙稍向东偏斜，晚期墙取直。晚期坞墙宽1.8米，残高0.12米～0.7米。坞门向南，门宽2.7米，门内两侧以土墼砌筑门墩，门内残留有地袱、门框、门臼等。坞内建筑主要集中于障西的东北角。在早期坞墙外侧，有虎落尖桩和梅花桩三排，可能有早、晚之别。尖桩呈方形排列，每桩基部掘成0.34米×0.34米的方坑，桩距0.7米。梅花桩排列不甚规则，每组以4～5根木尖桩斜插于土内，相互形成枝杈，似为后期补缺所为。晚期坞墙西侧，有零星虎落遗迹，破坏严重，已无规律，也有可能是早期坞外虎落的孑遗。在北坞墙以北20米处，有一道夯筑墙垣，宽约2米，残高0.2米，残长约100米，东、西两端残断，是否为第三道坞墙，尚有疑问。也有可能如K688城东的一道塞垣，东端转向南，经障东，止于早期坞以南的低洼地边；西端止于黑河岸边。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没有证据加以说明。在西坞墙外30.4米处（即《述要》所称的两小堆残土处），发现一房屋遗迹，现存西墙和南墙，土墼砌筑。西墙残长2.3米，残高0.28米；南墙残长2.4米，残高0.18米。东端有一木桩，桩内插一东西向木板。房内出土数百枚残断汉简。
由于A33地处河口，坞西南角地势低洼潮湿，灰区正处在这一位置，大量简牍受潮腐朽，已变成泥末。坞西侧低洼地上，留有大片因洪水冲刷而下的遗物残迹。同时，由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附近修筑铁路、车站，以障坞遗址作为后勤基地，造成巨大破坏。所以此次发掘收获不大，仅出土汉简千余枚和少量遗存，尚待整理。
T174 位于A32东南约2.3千米的台地上，与A32（金关）有壕堑相连，壕堑于烽燧东侧转向南延伸。烽燧以土墼砌筑，残高5米。
T175 位于T174西南约2.3千米的小台地上。烽燧以土墼砌盖，二层土墼间夹一层芨芨草，残高3.5米。烽燧东侧有不甚明显的壕堑遗迹。
T176 位于T175西南约2.3千米的小台地上。烽燧已坍塌成圆丘，顶上立有测量觇标。由此燧向西南，壕堑遗迹被流沙掩埋，不见痕迹。
T1180 位于T76西南约3.6千米的小台地上。烽燧已坍塌成砂砾圆丘。
T181 位于T180西南约1.6千米的戈壁上。烽燧以土墼砌筑，四层土墼间夹一层芨芨草。底基5米×5米，残高4.5米。附近有方形的房屋和坞的残迹。由此向西南，又有较明显的壕堑遗迹。
T182 位于T181西南约1.7千米的戈壁上。烽燧以土墼砌筑，已坍塌，残高2.5米。烽燧周围有方形壕堑环绕。
T186 位于T182南稍偏东约1.65千米的戈壁上。烽燧以土墼砌筑，已坍塌成圆丘形，残高约2米，布满砾石。
T187 位于T186西南约2.55千米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述要》称烽燧在一方形坞（60米×60米）北壁之内，今已无存。
T188 位于T187西南约3.7千米的一低矮小台地上。烽燧以土墼砌筑，残高2米。
T191 位于T188两南约6.8千米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
T195 位于T191西南约6.7千米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
T197 位于T195西南约2.3千米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
T197a（新发现） 位于T197东南约2千米的塞外戈壁上。烽燧已坍塌。
T198 位于T197西南约1.8千米的戈壁上。烽燧以土墼砌筑，已坍塌。
T200 位于T198西南约2.1千米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
T202 位于明代沙枣墩东北约5.6千米的戈壁上，东北距T200约14.8千米，西距大坝渠约0.8千米，烽燧南侧有壕堑遗迹。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周围有沙丘。
T203 位于T202西南约3.1千米的戈壁上，西南约1.1千米隔大坝渠为鼎新镇进化村。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
西部塞 T169-T172、P12、T178、T183、T184、T185、T190、T196
西部塞的壕堑，呈东北——西南走向，北始自A32（金关）的黑河对岸，向西绕T169北，转西南经T171、T172东侧，于T173西侧不远消失，残长约5.4千米。壕堑又于T178以北1.5千米处出现，向南经T178东侧，转向西南延伸，残长约2.5千米。壕堑又于T183东北2千米的黑河北岸出现，沿黑河西北岸向西南延伸，至T183以东约0.8千米折向西，经T183南侧向西1.5千米处，折向西南延伸，经T185东南侧，至航天镇中丰村东北1.6千米处消失，残长约12.3千米。由此向西南至北大河口，壕堑遗迹已全部被毁。
T169 当地名“实疙瘩”。位于A33（地湾）的黑河对岸。烽燧以土墼砌筑，已坍塌，残高3.5米。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T170 当地名“沙河墩”。位于T169塞外西偏北2.7千米。烽燧以土墼砌筑，土墼层间夹有木棒、草绳。底基南北长5.9米，东西宽3.8米，残高10米。燧中间有一条东西向豁口。烽燧西侧有一直径约16米，高约1.5米的土堆，上有残存的积薪。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
T171 位于T169西南2.3千米、敖包山以东的戈壁高冈上。烽燧以土墼砌筑。底基6米×6米，残高7米。燧顶有土墼砌筑的小屋。此燧曾经明代改建、增筑，保存较好。
T172 位于T171西南约750米、敖包山东南的戈壁高冈上。烽燧已坍塌。
P12 当地名“双岔墩”。位于T172西南约5千米、A35（毛城）西北2.4千米、黄毛土沟东南的戈壁上。烽燧以土墼砌筑，土墼间夹红柳层。底基5.4米×5.4米，残高8米。1930年出土汉简2枚、有字褐1枚（93.7）。
T178 当地名“窑墩”。位于P12西南约4.6千米的戈壁上，壕堑遗迹由北向南从烽燧东侧通过。烽燧以土墼砌筑，土墼间夹芨芨草层，残高1.5米。
T183（斯坦因编号T84b） 当地名“唐房墩”。位于T178西南3.45千米、航天镇沙门子村东北800米，东距黑河900米。烽燧夯土版筑，夯层厚0.06米～0.08米。底基4.5米×5.5米，残高0.7米。
T184 当地名“驴丘墩”。位于T183西北2.65千米的小山上。烽燧夯土版筑，残高约4米。
T185（斯坦因编号T84a） 当地名“雷墩子”。位于T183西南5.45千米、航天镇二截村西600米。烽燧以土墼砌筑。底基南北长7.5米，东西宽5.5米，燧顶已被风蚀成圆锥形，残高1.9米。
T190 当地名“五分墩”。位于航天镇天仓村北偏西300米。烽燧夯土版筑，夯层厚0.08米～0.1米。底基6.8米×6.8米，燧顶已风蚀成圆锥形，残高1.6米。
T196（斯坦因编号T46m） 位于航天镇国光村东北1.5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夯层厚0.06米～0.08米。底基南北长2.8米，东西宽3.6米，残高0.5米。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
两塞间
西岸 T173、F179
T173 位于T172西南约800米，与A34相距1.7千米，隔黑河南北相对。烽燧中心部位为夯土版筑，外壁为明代以小土墼包砌，残高7米。
F179（斯坦因编号T84c） 城障遗址，当地名“马庄”。位于P12西南约5.3千米的草地边缘，西偏北距T178约750米，东距黑河2.4千米。障呈正方形，面积21米×21米，夯土版筑。基宽5.6米，残高1米，门南开。障东墙接一长方形坞，面积10.5米×6.5米。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大湾城 当地又名“哨马营”。位于F179东北约2.9千米的黑河西岸。城呈正方形，250米×250米，夯土版筑，夯层厚0.18米。基宽6.5米，顶宽3米，残高7.5米。女墙宽0.8米，残高0.2米。现东墙已被河水冲毁。地面有黑釉粗瓷片和少量灰陶片。年代似为元代建筑。
东岸 A34—A38、F177、T189、T189a、T192—T194、T199、T201
黑河东岸，在A37以北，有一个大弯曲，当地名“大湾”。在大湾北端东岸，形成一片沼泽地，当地名“马莲井子”，黑河有一条支流，由西向东穿过马莲井子沼泽地，转向东北流，经A35（毛城）东，分为两支，干流继续向东北，于A33（地湾城）西侧汇入黑河；支流向西北，于A35以北汇入黑河。这条黑河支流，绵延约21千米，现已完全干涸，是否就是汉简中所称的“肩水”，值得探索。如果这种推测不误，沿河两岸，大约就是肩水都尉所属的骍马田官屯田区。
A34 位于A35东北约3.4千米的河边台地上，北距黑河1千米，东北距A33（地湾城）约5.4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圆丘，残高约1米。
F177 城障遗址。位于A35（毛城）西北约200米，二者被一古渠分隔。障呈正方形，面积18米×18米，残高1米，夯土版筑，现已被黑河冲毁无存。
A35（斯坦因编号T48d） 城障遗址，当地名“毛城”。《述要》称“大湾城”位于A33（地湾城）西南约8.7千米，西距黑河200米，东距干涸古河道2.4千米。遗址由障、坞组成。障，面积70米×70米，夯土版筑，墙宽4米～6米，残高8.5米，门位于东墙正中。宋、元时期，北墙北移20米，东、西两端各扩筑20米，使障的平面成为北大南小、形似“冒”字的不规则格局。同时，补筑了障西南角和西墙北端的望楼，以及障门内的短墙、通障顶的土台阶、障顶女墙等。1930年，在南墙上的小坛（第十六地点）曾出土西夏文印版文书和有西夏文的丝绸各1件。障外东、北部有坞，北墙长约184米（现存166米），东墙长约155米，西墙长约94米（现已为洪水冲毁无存），南墙长约116米（西段38米为晚期改建平毁），可能曾经过晚期改建，坞墙夯土版筑，基宽2米，残高约1.65米～2米。坞北墙中间开门（第一、第二地点）。坞东墙中间（第四地点）和东南角（第十二地点）各有一望楼，底基5米×5米，高4.5米，似为晚期增筑。东北角有一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残高约7米。1930年在此燧南壁下清理出一小屋（第三地点），高1.8米，深0.75米。在坞内、外第一、二、三、四、七、九、十二等地点，均出土有汉简若干枚。第八、第十一地点，出土汉代器物；坞内一现代庙址下（第六地点）出土汉简约500枚；第十地点出土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器物。
宋、元时期，除扩筑障墙外，在障门外加筑瓮城；在障四周掘一道宽约7米的壕沟；在壕沟外加筑两道平行的土墙，今存东墙和南墙东段。在坞外约17米处，加筑外城，现北墙和东墙保存较好，东墙残存210米，北墙残存130米。墙内有一道宽约5米的浅壕，南段较宽，其上有一条窄沟。
宋、元时期外城的东南角有1座汉代烽燧，夯土版筑，底基5米×5米，原高2.5米，宋、元时在其上加筑至10米。将汉代的望楼改筑成小屋，门南开，以木梯或绳梯上下。小屋之上，中空，两侧有脚窝登燧顶。燧东、燧南原有两间房子（第三、第四地点），已倒塌成土堆。在东屋（第十三地点），1930年曾出土汉简约900枚。
A35共计出土汉简约1500枚，纪年简集中在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至平帝元始二年（2年）之间，最晚为王莽新始建国三年（11年）。同出的器物约350件，有木器、竹器、葫芦器、芦草器、石器、陶器、铜器、铁器残件，以及皮革、丝麻织物残片等。根据A35出土的邮书课，此遗址应为肩水都尉府治所。A35出土的简牍中，有许多关于“骍马田官”的记载，以及田卒的名籍、衣物簿、牛籍等，可能骍马屯田区就在A35以东的干涸古河道两岸及其以南地区。
A36（斯坦因编号T48g） 位于T182西南约1.5千米的干涸古河道东岸，东距壕堑遗迹1.6千米。烽燧以土墼砌筑，三层土墼间夹一层芨芨草。底基6.5米×6.5米，残高4米。燧东南有一行三堆石板，相距70米。1930年曾出土汉简5枚和其他木器残件等。根据此燧的地理位置，可能为驿道上的邮亭遗址。
T189 位于T188西南约2.139°28′、西南向弧形支壕（方位北偏东36°）与西北向支壕（方位北偏西17°5′）相交的夹角内。烽燧已坍塌成一圆丘。
T189a（新发现） 位于T189西南约1.5千米的汉代直渠西侧，东距壕堑遗迹约1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土丘。
A37 城障遗址。位于T189西约5.5千米、黑河南岸约1.7千米的盐碱滩上，西南距A38约4.2千米。障呈方形，面积43米×40米，黄土夯筑。基宽8米，残高2.1米。门南开，宽约2米，门外有曲壁。障墙已完全盐碱化。 《述要》所载，紧接东墙的长方形坞壁和坞东南角的方形望楼，今已无存。1930年曾出土汉简1枚。
A38（斯坦因编号T47） 古城遗址。位于航天镇双城村北约400米、黑河东岸约200米处。城呈长方形，面积354米×266米。方向南北，夯土版筑，墙基宽3米～3.4米，残高约1米，城东南角和东北角有角楼，西墙和南墙外有马面，城中部以夯筑薄墙分为南、北两部分，今存西段。地面可拾到灰色绳纹陶片。但据此城现存的建筑形制，应为宋、元时期或以后的城址，是否是在汉代遗址上改建而成，未经考古发掘，难以确定。不过，由于此城靠近河岸，地势较低，城东、南、北三面多沼泽、水洼、盐碱地，不宜大面积耕作。如果是汉代肩水县旧址，则晚期地形一定发生过改变，或者黑河改道，或者地基下陷。总之，如某些学者所推测，此城为汉代肩水县城的意见，值得商榷。
T192 位于T189西南约4.1千米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高约2米，直径20米的平墩，上立有测量觇标。根据此燧的地理位置，可能与A36相似，亦为驿道上的邮亭遗址。
T193 位于T192南偏西约1.4千米的戈壁上，东距汉代直渠的支渠遗迹约500米，西距航天镇东岔村约3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土丘。
T194 位于T193西南约4.6千米处、汉代直渠遗迹的西侧，西距航天镇东光村约2.3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土丘。
T199 位于T197西南约1.9千米处、汉代直渠遗迹的西侧，东距T198约250米。烽燧已坍塌成土丘。
T201 位于T199西南约4.4千米处、汉代直渠遗迹的西侧。烽燧已坍塌成土丘，残高约5米。
以上T189a、T194、T199、T201等4燧，均位于汉代直渠遗迹的西侧，似属屯田区守望渠水的亭燧遗迹。
沙枣墩以南T204—T207b
T204 位于鼎新镇骡马湖村南500米的黑河东岸，河与燧之间隔一水渠，东北距T203约6.6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已坍塌成土丘，高约2米，上立有测量觇标。
T205 当地名“高腰子墩”。位于鼎新镇芨芨村西南约2.5千米的古河道岸边，东北距T204约7.8千米。烽燧夯土版筑，明代改建。外壁以小土墼包砌。底基8米×8米，残高3米。上立有测量觇标。燧东侧至T206有壕堑遗迹。
T206 位于T205南偏西1.15千米的古河道岸边。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高约1米。燧东侧有壕堑遗迹。
T207 位于T206西南8.3千米的古河道岸边，西距鼎新镇双树子村约600米。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高约1米。西南约100米，有一座明代墩台，中心部位为夯土版筑，外以土墼包砌。底基7米×7米，残高约1.5米。此即《述要》所载的烽台。
T207a（新发现） 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砂砾包上，砂包高约4米，西北距T207约3.1千米。烽燧以土墼砌筑，残高约2米。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根据此燧的地理位置，似属驿道上的邮亭遗址。
T207b（新发现） 位于鼎新镇大茨湾村南约11.3千米古河道岸边的突出台地上，南距镇夷峡口的明代墩台1.3千米，北距明代“小墩”烽台4.5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圆形平墩，高约0.5米。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
段清波 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一书中的记载
烽燧（p217）
“目前甘肃省境内保存汉代烽燧351座，主要分布于河西各地，计酒泉地区237座、张掖地区55座、武威地区40座、金昌市6座，另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屯田区（即居延屯田区）有烽燧165座。”
金塔县东部烽燧自西向东有T46a-1，计12座，T213-215,3座，共15座。T461即红砂墩，底基15米×15米，残高9米许。T46K(A40）红墩子底基亦15米×15米，残高9米，烽南有长方形房址。T461(A42）即沙墩子，残高3米，土间夹芦苇、柴木筑成。北部烽燧今存10余座，自东向西计有：石梯子墩，位于臭水墩西4千米，残高6米。镇朔墩，位于生地湾国有农场场部东北5.5千米，残高10米。五连北部墩，位于生地湾农场五连北3.5千米，残高10米。二十里小墩，残高10米。营盘大墩，残高6米。又有旧寺墩、木头井北部墩。此外重要的烽燧尚有：T44d烽，位于疙瘩井东南6千米，底基4.9米×4.9米，残高4.3米。T44c位于T44d西北4.8千米，西距疙瘩井6千米，其东面为断山口河，底基2.4米×2.6米，残高2米，土墼垒砌，残余16层，有坞壁，已成废墟。T44f位于T44d西南2.5千米，残高2米。T44b位于T44西北2.5千米，底基8.2米×8.2米，残高6.4米。T44a位于T44b西北4.5千米，俗称柴墩子，底基9.7米×9.7米，残高4.3米。
甘肃境内的障城（p227）
据李并成《河西走廊西部汉长城遗迹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记述：“金塔县东部障即A49，位于两河交汇处西5千米北大河北岸，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78米，夯土版筑，夹压芦苇和柴草层，基厚4米，残高4米～5米。四角置角墩，南垣正中开门，有矩形瓮城。北、西、东三垣各筑马面一座，马面显系后代增修。该障规模较大，依其位置应系东部都尉治所东部障。石营子坊城障，位于西坝乡西移村正北6千米的戈壁上，南北25米，东西31米，基宽3.6米，残高4.7米，夯土夹红柳、石块筑成，南开门，当即北部都尉所治偃泉障。”
“肩水金关遗址，主体建筑关门，坞在关门内西南侧，坞墙北长36.5米，南北长35.5米，东残长24米。东南角敞开，或系坞门所在。残墙最高处70米，厚0.7米～0.8米，夯筑，夯层0.05米～0.08米。坞西南角残存方堡，夯土方堡13米×12.5米，壁厚1.2米～1.3米，门窄小。”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十四节 金塔汉长城几次调查的差异
据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记载：在斯坦因、贝格曼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塔境内东部塞和西部塞的三次调查中，均登记为堑壕。但在2010年的早期长城资源调查中，除东部塞在地湾东梁发现一段壕堑外，其余地段发现的均是低矮的塞墙。
据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记载：北部塞自营盘至北海子长约56千米的区域内，只发现汉塞4小段，2.5千米。但在2010年的早期长城资源调查中，这一区域内却发现了大量的汉塞遗迹，共21段，长约28千米。
造成以上两种结果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自然、人为因素的破坏造成的。在2010年的调查过程中，由于离前几次调查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特别是近年来，东部塞境内的大部分地段由于开荒、修渠、修路，对长城遗迹破坏较大。从长城分布走向图上就可看出，铁路基本上就沿着长城线分布。因此，好多地段的长城遗迹一侧已被破坏，原来的壕堑，现在只剩下一侧的壕垄了，就只能作为墙体登记了。
二是调查方法不同造成的。2010年的长城调查工作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在这次调查中没有进行细致的发掘分析，只能凭肉眼和经验来判断，因此，一段塞墙到底是墙体还是壕堑以及其具体的构筑方式掌握的还是不到位，造成认定上的偏差。
三是调查线路的不一致造成的。从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中对金塔北部塞的记载中，斯坦因和贝格曼对于北部塞位于红砂小墩到北海子的这一段长城除记载了几座明代烽燧外，遗漏了大量的墙体和烽燧遗迹，这说明他们二人的调查对这一段长城基本没有涉足。据当时陪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的刘玉林说，他们对这一段长城也没有涉足，致使调查不彻底、不全面。在2008年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和2010年的长城调查中将这一段长城作为重点进行了调查记载，使金塔境内的长城线更加完整、清晰、明了。
长城，是我国古代一项极为雄伟的防御建筑工程，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长城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的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一万里。长城不仅工程雄伟壮丽，而且修筑历史悠久，从它开始修筑时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长城是由烽火台和列城等单体建筑发展起来的。初建的是彼此相望的烽火台，或是连续不断的防御城堡，而后用城墙把它们连接起来，便成了长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由于诸侯称霸而穷兵黩武，形成了大国兼并、弱肉强食的纷乱局面。就在这样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各诸侯国纷纷在自己的国土上起土为墙，内保统治，外御强敌。它们彼此间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利用原来的大河堤防或附近的山脉，逐段构筑城墙和关塞并将其连接起来，构成长城这一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但规模较小，互不连贯。约公元前7世纪，楚国最早修筑长城。其后，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前后，齐、燕、赵、秦、魏、韩各国也相继修筑了互防长城。如“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的千余里，以备楚”（《史记·楚世家·正义》）。而“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城”（《左传》）。“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史记·秦本纪》）。“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至上古、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为了防御北部匈奴族奴隶主贵族的南下骚乱，秦始皇派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史记·蒙恬列传》）。把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筑长城以拒胡”的长城连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建。“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止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至此，这一世界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建筑工程之一，便巍然雄峙在我国北部辽阔的土地上。
第二节 金塔汉长城修建的历史背景
秦朝末年，中原内部战争不断，匈奴趁机得以发展，如“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逋戍边者皆散，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原界于故塞”（《史记·匈奴列传》）。特别是冒顿时期，“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史记·匈奴列传》）。面对冒顿的强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冒顿出兵四十万攻打太原，汉朝出兵迎战，但最终战争失利，惨遭“白登之围”。此后汉与匈奴的关系便以“和亲”的方式来维持，但汉匈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冲突与短暂缓和交替进行，因此汉初基本上没有修筑新的长城。“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史记·匈奴列传》）。也有“胡骑人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史记·匈奴列传》）。甚至连边地都尉都未幸免，“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印。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史记·孝文本纪》）。“（汉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史记·匈奴列传》）。汉朝派“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史记·李将军传》）。所以和亲政策下的汉初至武帝时期并没有换来长期的和平。虽然西汉政府宣称匈奴小人盗边，并未形成大寇，但对于匈奴的扰边，汉初只是针对性地出兵还击，而匈奴的不断南侵，给西汉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当然，东汉时期也不例外，《后汉书·王霸传》：“建武十三年，是时，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鄣，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因此，面对以匈奴、羌等为首的游牧民族的不断扰边，汉政府出于自身实力的需要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
由于匈奴不断南侵，对西汉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当时北部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上谷、辽东等郡，常受匈奴侵扰，匈奴所到之处，不仅毁坏庄稼、抢劫财物，而且抢掠人口、残杀吏民，给当地社会生产带来很大的危害。而且匈奴曾以河西为根据地，在汉初三次入寇陇西，处处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关陇地区，使西汉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但由于实力的限制，西汉初期只是以防御为主，且当匈奴撤兵后也未有长途追击，更没有主动出击的情况。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汉文帝派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苏意、张武为将军，率大军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一带，修缮秦始皇长城，防御匈奴南下。从首都长安到长城沿线，还修筑了许多烽燧，用以传递军情。到了汉武帝时，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武帝时期用兵匈奴，首先夺得河套地区，不仅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而且扭转了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围”以来的军事劣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派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发动了有名的“河西战争”。霍去病率军出北地郡，进攻河西地区的匈奴右部，采取大迂回战术，经居延，奔袭祁连山北麓的匈奴部落，大败匈奴。而后又取得了几次大的胜利，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战争胜利后，在新的疆域新筑长城，巩固已经取得的疆域的安全。
此外，武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汉政府为保证丝路的安全畅通，将其战略重点放在河西地区，开始在甘肃河西地区大规模分段修筑长城。《史记·匈奴列传》：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益发戍甲卒18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从卫酒泉。”居延屯田，位于汉时会水县的北部，其中的一部分（肩水屯田区）就属于现在的金塔县。所以，金塔境内的汉长城除了军事上的防御之外，还起着开发居延屯田、保护通往中亚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作用。
第三节 河西汉塞的修筑时间
为了中原至西域交通的畅通，保障河西军屯和郡县移民垦殖的安全，确保河西成为经营西域的前进和后援基地，配合对河西的逐步开发，汉王朝选派精兵良将，移民屯垦戍边，用大量人力物力分五次逐段兴筑了障塞烽燧：第一次为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由令居筑塞至酒泉；第二次为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由酒泉筑塞至玉门关；第三次为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由张掖筑塞至居延泽，由休屠城筑塞至休屠泽；第四次为天汉初（前100至前99年），由敦煌西筑亭燧至盐泽（罗布泊）；第五次为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由媪围筑塞至揟次。从修筑地域来看，第一次修筑主要是从今永登北至酒泉，第二次是从酒泉至玉门关，第三次是从张掖向北至额济纳旗，第四次是从敦煌至罗布泊，第五次是从景泰至张掖境内。据此而知，金塔境内汉代长城是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逐匈奴而取河西之后开始修建的。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第二次大规模反击匈奴。河西走廊的中、西部被汉军所占领，先后建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军经西域征讨大宛，为保障前往西域的道路畅通，西汉王朝派遣18万戍边甲卒，在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二都尉府，以保卫酒泉、张掖。据考证，最早修筑的是令居（西汉县名，今永登县中堡乡罗成滩）至酒泉一段。《汉书·张骞传》亦详载此事，颜师古注引臣瓒曰：“令居，县名也，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也。”故知令居以西至酒泉长城的修筑，是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之后的事。十多年后，又修筑了酒泉至玉门间这段长城。《史记·大宛列传》：“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赵破奴与王恢虏楼兰王、破姑师，事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可知酒泉至玉门的长城，筑于同年或稍后。但据调查，汉长城到张掖市高台县境内的黑河镇夷峡口后，并没有过黑河直接向西，而是在金塔境内的肩水金关处过黑河后，沿北山盆地边缘先向南（西部塞），在营盘城南折向西直至玉门（北部塞）。这段长城应该就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由于居延地处军事要冲，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遂重新起用因犯法失侯的路博德为居延强弩都尉，有计划大规模的修筑居延地区的整体防御体系及府、县设施。南抵祁连山北麓，后又连至玉门附近祁连山下。两条长城同接于金塔县东北处的肩水金关，形成“L”形的掎角之势。《甘肃新志》载：“古长城在甘肃城北四百里，由镇夷东、狼心山北，至哈密北山一带，皆有长城及墩基一道……今州城北三十里有边墙，而边墙北三百余里有孤红山，山外现有长城遗址。”它大致在狼心山和孤红山以北，沿青山头西山、虎背山、炮台山、梭梭井、炭窑子井向西延伸。本段长城又称遮虏障。它既是防御线，又是控制线，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大作用。金塔境内的东部塞即为该段长城的一部分。
第四节 金塔汉长城的分布走向及结构特点
金塔境内汉代长城分别从县境东部和中部贯穿而过，东部塞和西部塞沿黑河两岸分布，北部塞沿北山山脉分布，介于东经98°03′～99°57′，北纬39°52′～40°41′之间。
金塔境内汉代长城根据走向分为三路，分别为东部塞、西部塞和北部塞。
东部塞总体走向为由南向北，自高台县进入鼎新镇双树村，起于鼎新镇双树村南19.08千米处黑河东岸的兔儿堡，由东南向西北先后经过鼎新镇双树村南的辽草湾、大茨湾、芨芨村西南、骡马湖后，又向东北先后经过鼎新镇的上元村西南、东明村东、友好村，航天镇的焦家湖、永联村东北、东岔村东、红柳坑、马莲井、毛城南后，又折向西北，止于肩水金关遗址。
西部塞总体走向为由北向南，起自航天镇大湾村东北19.31千米处的肩水金关对面的黑河西岸，沿黑河西岸，穿过航天镇大湾村东北15.21千米处的黄毛土沟后，拐向西南，经航天镇大湾村西、二杰村西、天仓村东北，止于航天镇营盘村东北2.1千米处黑河西岸的营盘堡。
北部塞总体走向为由东向西，起自航天镇营盘村东北2.1千米处黑河西岸的营盘堡，经航天镇营盘村西、大庄子乡双新村东北、古城乡下东沟村西北、西坝乡西移村北后，穿过沙枣园子自然保护区、芦草井和金塔与玉门交界的沙漠后进入玉门境内。
烽火台主要分为四路：一路沿东部塞分布；一路沿西部塞分布；一路沿北部塞分布；另一路从肩水金关向北，沿黑河东岸分布，一直延伸到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海。
金塔境内汉代长城的建筑方法是根据所在地的地势和地貌环境因地制宜。材质上，就地取材，分别存在沙土或沙土夹杂红柳、芦苇、砂砾等形式，也存在利用自然地物如河流、湖泊做屏障的情况。防御设施方面，以筑墙、挖壕堑和自然地物为主，辅以单体建筑、关堡和其他遗存。通过调查，金塔境内汉代长城从形式上看，包括墙体、壕堑、水险等。其中东部塞和西部塞以塞墙为主，北部塞以壕堑为主。
金塔境内的汉代长城有效地控制了适于人类生活的戈壁绿洲，蜿蜒绵亘于山岭、沙漠、戈壁等诸多复杂地形之中，其构筑的材料和方法，则因地形、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是因为西北地区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贫乏的资源所限制，汉长城在修建时不可能处处采用砖石，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来建造。据史料记载，路博德在修筑长城时，充分利用天然地形，因地制宜，“或版筑土垣，或垒砌石墙，或依高山峡谷等自然险阻稍作整治，或筑栅栏、篱笆，或于小河、溪流处构水闸，以防偷渡。”
金塔境内汉长城墙体分土墙和水险两大类。土墙以砂石土夹红柳、芦苇、梭梭木叠筑为主，兼有少量块石垒筑的墙体，材质主要有黄土、砂壤土，并夹有砾石以及红柳、芦苇、梭梭木等。如在西坝沙枣园子一带，过去生长着大片红柳、芦苇等植物，修建长城时就用这些植物的枝条和砂砾石为基本建筑材料。其建筑方法一般是一层植物茎干一层砂石土，交层叠铺，一般每层的厚度为0.2米～0.3米，整个墙体的高度可达数米。在金塔与玉门交接的一段则完全用梭梭木、红柳枝条等叠垒而成。在北山一带，部分地段则利用山中的块石垒起而填以砂石土。在北山边缘和黑河沿岸的平原地带则就地用砂砾石堆筑而成。水险则是利用河流和湖泊作为天然屏障。长城墙体保存较差，大多被毁，断续分布，残存墙体多呈脊梁状。
壕堑的建筑方法比较简单，全是中间挖壕，两侧堆垄。壕堑基本形制可辨，大部分坍塌淤塞严重。
关堡建筑方式有三种：一是采用黄绵沙土夹杂细砂砾分层夯筑，夯层厚0.05米～0.23米。二是砂石土、块石夹红柳、芦苇根茎分层叠筑，植物根茎层厚0.01米～0.1米，层间距0.1米～0.4米。三是片石、夯土、土坯夹植物根茎分层叠筑，夯层0.08米～0.1米，土坯长0.3米～0.33米，宽0.18米～0.2米，厚0.09～0.12米，植物根茎层厚0.05米～0.08米，块石层厚0.07米～0.09米。关堡整体保存一般，大多形制可辨。部分堡墙坍塌严重，大多数关堡内部建筑遗迹无存。
单体建筑的构筑方式较为复杂多样，基本上有十种：一是用黄土夯筑，夯层厚0.05米～0.18米；二是土坯夹红柳、芦苇根茎砌筑，土坯长0.22米～0.49米，宽0.18米～0.25米，厚0.14米～0.17米，植物根茎层厚0.01米～0.05米；三是土坯砌筑，土坯长0.3米～0.49米，宽0.16～0.25米，厚0.08米～0.18米；四是黄土夹红柳、芦苇根茎夯筑，夯层厚0.05米～0.11米，植物根茎层厚0.15米，间距0.08米～0.14米；五是土坯夹砾石分层垒筑，土坯长0.38米，宽0.2米，厚0.18米；六是外部黄土夯筑，内部土坯夹红柳根茎砌筑，夯层厚0.06米～0.14米，土坯长0.3米～0.4米，宽0.16米～0.2米，厚0.09米～0.15米，红柳根茎层厚0.05米，间距0.6米～0.8米；七是外部土坯砌筑，内部黄土夯筑，土坯长0.35米～0.4米，宽0.2米～0.25米，厚0.07米～0.16米；八是土坯、块石夹红柳根茎砌筑，土坯长0.3米～0.37米，宽0.15米～0.21米，厚0.07米～0.08米，红柳根茎层厚0.03米～0.05米，间距0.07米～0.25米；九是块石、黄土、砂石土夹植物根茎垒筑，植物根茎层厚0.1米，间距0.2米；十是下部土坯砌筑，上部块石垒筑，土坯长0.3米，宽0.17米，厚0.1米。
金塔境内的汉代长城基本上都是以土垄这种形式代替夯层明显的墙体，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所致，长城墙体建筑多是就地取材。境内汉代长城所经之处多是山前戈壁，黄土极少而戈壁砾石沙土多见，沙土的黏合度极低，要是夯筑，绝非易事，所以在沙土里掺入植物根茎进行踩踏堆筑，省时还是省力，都行之有效。以此也可以作为我们判定土垄为汉代长城体系的一个依据。
根据以往的调查结果，酒泉以西的北山已准平原化，高度很少超过200米，戈壁、沙滩分布广阔，北无高山可作凭借，南无黄土可资利用，故金塔境内部分地段汉塞仍采用中间掘壕、两侧堆垄（其中又有以砂砾堆垄和以红柳枝间夹砂砾垒筑土垄两种）构筑塞壕外，其余地段汉塞结构主要为以壕堑与墙垣相结合，沿河流并充分利用沿岸的沼泽、湖滩、风蚀台地等形成的复杂地形为屏障，构筑塞防。在开掘壕堑的同时，在壕堑外侧利用芦苇、红柳、砂砾等分层叠筑墙垣。在不同地区，塞垣结构又不尽相同。如西部塞和北部塞局部地段，塞垣有用红色燧石片砌筑内、外两壁，中填砂砾而筑成的。大部分地段塞垣以红柳或芦苇束为框架，中填砂砾，分层叠筑，每层间铺芦苇或红柳而成。除构筑塞垣外，还充分利用了黑河和北大河沿岸的湖沼、碱滩等复杂地形，不修墙垣，塞垣两端起止于湖岸水边、沼泽，利用天然屏障为防线。
总体而言，金塔境内汉长城资源保存较差。长城墙体因风雨侵蚀、山洪冲刷和人为踩踏、机动车辗压及牲畜活动酥碱坍塌严重，整体保存较差。壕堑也因风沙侵蚀、山洪冲刷和人为踩踏、机动车碾压及牲畜活动，壕沟被沙土填埋，土垄坍塌，但整体遗迹清晰可辨，大部分保存一般。墙体和壕堑部分地段因山洪冲刷消失，形成豁口。个别地段因人为开荒和生产建设被破坏。
金塔境内的单体建筑，绝大多数因风沙侵蚀、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损毁严重，仅存残基，高在0.1米～9.3米。
关堡保存一般，遗迹基本上都很清晰，城垣清晰可见。
第五节 金塔汉长城的称谓
战国以来，齐、魏、赵、燕、秦等国竞相以土、石构筑墙垣为边防，名之为“长城”。早在金文《犇敬钟》中，就有有关“长城”的记载。《竹书纪年》《战国策》《史记》《盐铁论》《淮南子》等文献，均将战国至秦代的边防设施称作“长城”。但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遣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黄河河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自榆中并和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史记·秦始皇本纪》）。自此后，边防设施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塞”。
塞，《说文解字》中注：“隔也。”其本意为阻隔，后引申作边界或险要处。以“塞”作为边防设施的专有名词，普及于汉代。如《汉书·匈奴传》：“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在河西汉代障坞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中，亦有大量关于“塞”的记录。
有研究者认为，各种边防设施名称的演变，意味着其结构的发展变化。秦始皇使蒙恬“城河上为塞”，仅属局部地段之权宜举措，尚未形成秦边防的主要形制。汉替秦后，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始，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大规模兴筑了障塞烽燧。由于疆域的迅速扩大，屯戍的大量需求，迫于人力、财力的制约，汉朝政府大面积推广蒙恬的措施，充分利用山川险阻、地形地物，同时采用各种手段，进行边防建设，从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和军事通信系统。《汉书·匈奴传》载郎中侯应语：“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强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由此可知，汉代所筑之边防设施，皆因地制宜，或倚高山峡谷，稍作整治；或临河流，兴筑木栅、水闸；或就地取材，垒砌墙垣，构筑篱笆，设置“强落”。所有上述设施，汉代总称之为“塞”。文物部门经过二十余年的调查证实，河西的汉代边防（包括金塔境内）是由壕堑、“天田”、芦苇、红柳和砂砾垒筑的墙垣，以及山峰、河流、沼泽、沙漠等天然屏障，甚至绳索、栅栏等共同组成的，因此，将河西的汉代边防设施多称为“河西汉塞”。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将汉代边防设施称之为边塞，而不称作长城。略谓：“汉之边塞，有时称之曰长城，有时称之曰障，有时称之曰鄣塞，亦有时简称之曰塞。大抵塞为通称，长城为绵亘相接之边垣，障为一地之防御工事，或指城堡而言”（第138页）。这种分辨是很精当的，现在有些人常常将汉代边塞一律称作长城，失之远矣。不知边塞包括有长城，然而边塞并非全部都是长城。
边塞是与长城不同的另一种军防体系，今人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边塞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边塞泛指边疆地区的全部军防设施，包括有长城、城障、列亭、烽燧、壕堑以及山险等。古代词诗歌赋所称的塞，也属于广义的边塞，是指除了长城以外的军防设施。不能轻易地将史籍中记载的塞、边塞，都看作是长城。
从军事角度来看，低矮的塞墙无法阻止匈奴骑兵的逾越，那么它有什么功用？塞墙应与天田有关，天田是用于侦察敌人活动情况的一种军事设施。颜师古注《汉书·晁错传》引苏林语曰：“做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视其迹，以知匈奴来人，——名天田。”在居延汉简中，有许多关于天田的记事，如“毋兰越塞天田出入迹”“说人画沙中天田六里”“天田不耕画”等。天田是古代侦察敌人踪迹的一种方法，即将城塞以外的土地整平，撒上细沙，如果敌人进入天田，必然要留下人马的踪迹，据此可以分析敌人的活动情况。塞墙以内，应为天田所在，于是，塞墙便成为天田的界限和标志，以便于检查。天田平整地面，不断撒沙，极似农民整治的田地，但是却并非是可耕之田，故而称作天田，即不能耕种之田。
第六节 金塔汉长城的发现及考古调查
岁月如梭，漫漫两千余年犹如一瞬间。但是汉代的边塞——长城，却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默默地守护着荒芜的戈壁，凄凉的丝绸古道。除了发思古之幽情的诗人在咏叹，它已渐渐地被人们遗忘。到了近代，汉代长城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首先发现金塔汉代古塞的人，是英籍匈牙利人马克·奧里尔·斯坦因（MarkAurelStein）。在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到中亚考察，他沿着1906—1908年间在敦煌境内发现边塞（汉代长城）的线路向东，穿过安西（瓜州）、酒泉至金塔，并在这一段烽燧线的汉代遗址中发掘获得汉简105枚。并通过这些汉简考证出金塔境内的这段长城属于汉代洒泉郡的北部都尉，部分遗址属于东部都尉。
此后，文物部门对金塔境内的长城考古调查工作进行了7次。
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遗址尤其是金塔境内的肩水金关遗址考察，发掘获得汉简850枚。
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沿黑河，南起金塔双城子，北至居延海一带进行了考古勘察。在调查、踏勘的基础上，于1973年和1974年夏秋季，对金塔境内的肩水金关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共掘得简牍11577枚，遗物1311件。
1981年和1986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对金塔境内的长城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并于1986年9月至10月，对地湾城障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出土汉简约2000枚。同时出土的还有木器、竹器、苇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铁器、铜器、皮革和织物等，还发现残笔一支。根据这里出土的函检与簿检，认定地湾城为肩水候官所在地。
1987年，在全国开展的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中，金塔县文物普查队对金塔境内的长城遗址进行了调查，由于条件所限，本次只调查了部分长城段和关堡、烽燧遗址，资料很不全面。
从2003年至2007年7月，甘肃省西北师范大学敦煌考古研究所李并成教授一行及甘肃省长城普查队，对金塔境内的汉代长城和明代长城做了普查。
2009年，在全国开展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金塔县文物普查队对本县境内的部分长城遗址进行了调查，新发现有墙体遗迹的长城遗址约30千米，沿线新发现烽火台12座，城障1座。
2010年，在甘肃省开展的早期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金塔县成立了第四调查组，对金塔境内的汉代长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彻底摸清了金塔境内汉代长城的“家底”。据调查，金塔境内汉代长城总长度305千米，墙体86段，壕堑29段，关堡15座，单体建筑117座，与长城相关的遗存6处。
通过以上7次考古调查工作，全面查清了金塔境内的汉长城墙体、壕堑、烽火台、关堡遗址，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开展长城研究、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节 汉代边塞管理制度
汉代金塔与西北边塞是一个整体，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但是中央政府没有明确的统一管理机构，而是由各郡县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合适的管理制度与规范，管理边塞事宜。
管理职官设置
部都尉（都尉）——部都尉府
汉代郡有郡守，称太守，负责本郡的全面工作（包括军事防御和统领军队）。边郡不同于内郡，因地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民族复杂，军事防御任务比较特别，管理也与内郡不同。除了与内郡相同的都尉外，往往设有2个或2个以上的部都尉。《汉旧仪》记载：“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迫虏……置部都尉。”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酒泉边塞都尉和别号如下：
张掖郡日勒县本注曰：“都尉治泽索谷。莽曰勒治。”居延县本注曰：“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颜师古注曰：“阚驷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
酒泉郡会水县本注曰：“北部都尉治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莽曰萧武。”乾齐县本注曰：“西部都尉治西部障。莽曰测虏。”
敦煌郡敦煌县本注曰：“中部都尉治广步候官。……莽曰敦德。”广至县本注曰：“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龙勒县本注曰：“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
凡有汉塞的边郡，具体管理者就是部都尉。部都尉秩比两千石，官有丞、候、千人，司马都尉丞与都尉同在都尉府，候、千人、司马各以候官、千人官、司马官为其治所。候与其所属的部候、隧在塞上，专司候望与烽火，自成系统。千人与司马应为边屯中的步兵、骑兵的首长。候、千人、司马除职司不同外，可能有等级的高低。
候——候官
20世纪以来，随着河西汉简的发现与研究，汉代边塞防御组织的轮廓逐渐明晰。依据汉代防御制度，边塞上的部都尉（府）管辖若干候官。候官的长官称为候，组织管理边塞防御及边塞地区屯垦。额济纳河流域的汉塞设有居延和肩水2个部都尉，分别辖有5个候官：
居延都尉所辖为：殄北候官、居延候官、遮虏候官、甲渠候官、卅井候官。
肩水都尉府或称肩水府所辖为：广地候官、橐他候官、肩水候官、仓石候官、庾候官。
因候官所在地称为障，所以候官又称为障候。候所管理的汉塞称为候官塞。候的官职相当于县令，秩比六百石。候的副职为候丞。下属人员有尉、掾、令史、士吏等。塞尉秩序比二百石，为候的副手，位次在候长之上，与候共同管辖若干候长，其职责主要是防备羌胡侵扰所辖范围内的边塞。塞尉之下的士吏、尉史为塞尉随从，主要职责是守望亭燧、烽火，防备盗贼。
候长——部
每一个候官所管辖的汉塞又分为若干部，部的长官为候长。每个候官所辖的部数量不等，依据史料记载，统领候长最多的是居延甲渠候官，有37个候长。各部大小不同，部吏或主吏有7人、9人、11人的，部卒有18人、22人、56人、66人的，所辖燧所有3所、6所、8所的。候长秩比二百石，月俸禄1200钱。
燧长——燧
燧是汉塞防御组织中最基层的单位。许慎《说文解字》曰：“燧，塞上亭守烽火者。”即所谓的哨所——烽火台及周围的房屋建筑。燧又称为坞。燧的管理者称为燧长，也称伍伯。一燧的戍卒有8人、4人、3人不等，最少为2人，以3人为最多。燧长月俸600钱。燧之间距离4汉里（约合1.5千米）。
管理制度
汉代边郡有统一的防御管理制度，以保证边境防御体系完整，保障边郡安全。
烽火制度
边塞每隔一定距离有烽火设施，用于传递军事情报。烽台建筑、烽火信号及遇有敌情传递情报的具体施放办法（烽火品约）等，构成了基本的烽火制度，保证及时通报敌情及有效实施军事防御。
烽台建筑 烽台建筑由台下建筑与台上建筑构成。台下部分有台基、坞垣和房子。周围的房子或供士兵居住，或储存戍守物品及生活用品等。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额济纳旗当时属于甘肃酒泉地区）发掘了甲渠塞第四隧遗址。该处是候长驻地，又是部候长治所。
遗址分南北两部分：西区为烽台和坞，东区为灰堆区。烽台残高34米，方形，夯土筑成，台基7.7米×8米。西南角有一灶膛，上方有烟囱，疑为发布信号的发烟装置。台南有坞，分为两个院落，东院有两间房屋，西院有三间房屋。坞外有残存的木转射和虎落尖桩，为防御设施。
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对河西汉塞全面调查，在敦煌西马圈湾湖滩发现一处圆形沙丘，为汉代烽燧遗址。经过清理，发现烽台及堡屋建筑，烽燧成长方形，结构为三层土墼夹一层芦苇垒砌，无黏结材料。堡屋建筑分为四期，在周围发现有房屋、伙房、灶台、灰坑、围墙遗迹，还有杂草、苣及丝绸残片等。遗址中还发现有安装于塞垣墙上的防御设施——木转射。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汉塞烽台台下建筑形制，烽台旁有坞，坞四周有坞垣，垣内为房屋，是戍卒居室，并有台阶可以通到台顶。
台上部分，因烽台大小不等而形制各异。如在敦煌有高度从4米到7.7米，宽4米～5米到8米不等。烽台一般为上窄下宽，横剖面为四方形。烽燧也称为亭，亭的高度为台的高度加台上建筑的高度。汉代台上屋多为正方形，屋墙上开有瞭望孔和观火洞，以观察敌情、烽火。台上还有烽竿，烽竿由4部分组成：直立——木柱——烽柱；可上下移动的横木；系于横木上的绳索——烽索；起落绳索的辘轳。
烽火信号 谨候望，通烽火是汉代边塞亭燧的主要职责。烽火台遇敌警发出信号称为烽火。住在亭障上的士兵要哨探敌情，称为“斥候”。一旦有警，斥候随时向后防放出警报信号。当时的报警信号虽然比较复杂，但基本上分为五种，即烽、表、烟、苣火及积薪。
烽：即蓬，为烽燧信号的一种，其初意思大概是以草薪燃火为报警信号。
表：或称“表帜”，用赤色缯、布制作，形状似长方形的帛旗，由框架、烽布、绳索等组成，为防止被风扬起，表帜背部的上、中、下部衬有横木。因此，表是布烽的一种，以大小不一分大表、小表，置所不一，分坞上表、地表，又以用途不同分为亡人赤表、兰人表和垢表。所谓“亡人赤表”是以赤色的表告诉烽塞警戒追索逃亡的人；“兰人表”用于敌寇侵犯塞防之时；“垢表”可能是对烽火滞留失误的督责信号。《塞上烽火品约》规定，表用于白天。
烟：就是焚薪取烟。亭障有烟囱，焚薪之烟通过烟囱直上天空，白天易于使远方望见，这是敌情比较紧急发出的信号。当时举烟，先在堠下灶膛中充塞薪柴粪草，然后燃火，火烟借空气的吸力冲出囱外，高达十余米，所以烟也是边塞防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
苣火：即火把，汉简中记录有烽苣、角火苣、小苣、程苣火等。就是夜间将点燃的柴束，悬上高竿，也根据入侵者多少及远近增减数量。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居延甲渠塞第四燧出土汉代苣火实物，均用芨芨草束成，全长0.8米，底部直径0.07米左右，中间横插三根木棒，每根棒长0.22米～0.37米不等，棒与棒间相距0.2米左右，这些木棒起着平衡、定向、继火等作用。苣把不大，火力有限，多悬挂在坞上的烽竿。苣燃烧后为保持一定的方向，还在三根木棒处加系草绳，连接在槔头索上，确保相近烽燧也能看得清楚。同时木棒燃烧后既可继火，还能使周围的芨芨草不致燃烧过快，在某种程度上木棒起了对苣火的调节作用。
积薪：所谓积薪，是指堆积的各种杂色柴草。汉代把它专门用在烽燧台上，作为燃烧放火、传递信号的材料。在敌情最严重时，把大堆的柴束点燃，以表示情况紧急，这一信号一旦出现，就说明定要展开战斗了。居延汉简中有不少戍卒刈草的记载，说明伐薪积草是戍卒日常工作之一。在破城子、金关、第四燧烽燧遗址中，都发现有燃烧过的灰烬和大量的积薪。
总之，在五种汉代烽火中，烽、表、烟是白天使用的信号；苣火是夜间使用的信号；而积薪由于燃烧时烟浓火烈，故成为昼夜兼用的信号。这五种烽火信号，巧妙组合，传递信息，构成了汉代防御体系中主要的警报网络。
西汉的这种报警方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速度很快，可以日传千里。据历史学家向达在《敦煌考古》一文中估计，敦煌距长安四千余里，信息两三天就可到。
关于烽燧谁主昼谁主夜的问题，历代史书上说法不一样。《墨子·号令》：“……与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史记·周记》：“幽王为烽燧。”张守节《正义》：“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史记·司马相如传》：“烽举燧燔。”司马贞《索隐》也指出“烽主昼，燧主夜。”这些记载都是以白昼燃烟为烽，夜间点火为燧，合成烽燧。唐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时，对烽燧作了进一步说明：“边防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槔，桔槔头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则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则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见《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桔皋是可引物上下的高架子，兜零指笼子）。文中燃烟点火的方法，系汉唐时期的一般做法，但其“昼燔燧，夜举烽”在时间上与前一说法相悖。清训诂学家沈钦韩考证认为，还应以昼举烽，夜燔燧为准。《长城百科全书》倾向于这种意见。
根据居延汉简记载：“昼举亭上烽——烟”。说明烽是用于白天警示使用的信号。
但罗哲文著的《长城》一书中：“汉朝的烽火台在台子上竖立一个高架子，上面挂着一个笼子，笼子内装着干柴枯草，如果发现敌人来犯，夜间放火叫做‘烽’。在台子上还堆放许多燃烟的柴草，白天燃烟，叫做‘燧’，所以叫做烽燧。‘烽燧’或‘亭燧’的制度，自从在敦煌、居延的烽燧遗址中发现汉简之后，就已经比较清楚了。”
烽火品约 烽火发放涉及军事机密，所以文献记载不详，只有一些笼统记载。自20世纪，在敦煌、居延、肩水金关陆续发现关于烽火制度的简牍（其中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最为完整），为我们勾画出汉代边塞的亭燧烽火信号制度，可以进一步详细了解当时的具体规定。“品约”由“品”与“约”组成。汉代律令有科品、科条，均为中央发布全国统一执行的规定。烽火“品”，则为中央发布的关于烽火制度的规定。而“约”则为郡、部都尉根据其辖境情况制定的具体规定。
“品”和“约”合称“品约”。居延都尉根据敌情，对所属候官发布《塞上烽火品约》。
《塞上烽火品约》简册，是汉代候望烽燧系统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示警联防条令。它规定，在殄北塞当发现匈奴入侵，白天“举二烽，坞上表一，燔一积薪”；晚上则“燔一积薪，举候上离合苣火”，并要求“毋绝至明”。还规定当“匈奴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丞传檄告，人走马驰”。《烽火品约》是由都尉府制定并发布的，上例《塞上烽火品约》是由居延都尉府发布的，只约束其下属的三塞（甲渠、殄北和卅井塞）。而从地湾城、肩水金关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零星简是由肩水都尉府发布的，约束所辖的肩水塞等三塞。
《塞上烽火品约》规定，一塞被犯，其余两塞“和如品”。殄北塞地处三塞之北，无论匈奴“昼入”或“夜入”，都要按品约规定的示警信号“举烽”“燔薪”依次传递到卅井塞上，而卅井塞、甲渠塞要“燔薪如故”，直达居延都尉府。匈奴入犯卅井或甲渠塞，按《塞上烽火品约》规定，同样传递其他两塞，这就组成了一个机动的三塞联防系统，便于统一指挥，相互驰援。丞、尉、吏甚至县田官都有“示警”“言府”之责，并能及时将敌情报告都尉府。《塞上烽火品约》的执行是严格的，稍有违犯，将要受到惩罚。居延新简《建武五年甲渠劾候长王褒》册记述了候长王褒“不以时燔举”“燔举不当”而遭受弹劾。“不以时燔举”指“燔举”失时，贻误战机；“燔举不当”指燔举信号与敌情不符，示警违例。这按律都是要受到严厉惩办的。
据《塞上烽火品约》规定，匈奴在白天或晚上来犯时，根据不同的进入地点，应发出不同的信号，可使其他各燧明确判断出匈奴的进入位置。第二简规定，在“天田失亡”时应燔举的信号。“天田”是木栅外的工事，用沙子敷在地面上，以判断敌人的足迹。“天田失亡”即“天田”遭到扰敌破坏。第七简指出，匈奴进入索关内外，应发出的不同的信号。“索关”“县索关”或“卅井县索关”，都是指居延县索关。第八简规定在匈奴“复入”时，应该发出的信号。匈奴进入殄北塞后，继续南下寇入甲渠部，再西折进入卅井塞，根据“复入”的不同位置应发出不同的信号。第九简至十六简，规定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应当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如“守亭鄣不得下燔薪者”“夜即闻匈奴人及马声”“入塞千骑以上”“天大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等，要求依据不同的敌情，发出各种不同的示警信号。第十二、十三、十五简，明确要求在异常情况下除燔举以外，还应采取的其他措施，这就使联防更为完善，并具有切实可行的实际价值，它较前期的烽燧示警制度是一个较大的发展和进步。
天田制度
天田制度是汉代边塞的一种重要制度。天田是一种侦察踪迹而判断敌情的辅助设施，分布在边塞外侧。具体方法是将一定宽度的地表锄画松软，或在一定的地带上铺以细沙，刮平。若有人畜经过，便会留下足迹，侦察人员可以根据痕迹知道是否有人外逃或敌人闯入，即汉简文书中的“日迹”。
天田需要戍卒按照规定巡视。一是看天田上是否有人夜间出入留下的痕迹，如有应将情况记录下来，并立即将情况逐级上报。另一方面还要将天田上的痕迹抹平，或将因风力或其他人为破坏而凸凹不平的天田整平。巡查和“画治”（平整）天田，是亭隧戍卒的本职工作。候长、候史也要巡查天田，但是他们不直接组织戍卒巡查天田，部候天田上的有些工作要由他们组织，如人员安排、分工等。
考课制度
考课制度是汉朝政府对屯戍官吏控制、考核和奖惩的制度，是屯戍制度的重要内容。对戍边官吏的考核办法大致与郡县考核相同，但是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屯戍官吏考核大致在每年九月进行。
考察各部官吏士卒的变动情况。各部戍卒人员的变化情况，每月都要编制名册呈报给上级，到考课时，要将各月吏卒名册汇集在一起，待考核官员核实，主要考察戍卒病、死及流失、逃亡情况。
考察各部亭隧防守器械的备置、保存情况。按戍守单位配备的防守器械，均要登记造册，或为存档，保存在上级部门；或为上报文簿，以供上级考查时核对。供上级查看核实的，除上报名称、数量外，对缺失、损坏情况也要说明。呈报时间或每月报，称为“月言簿”；或3月一次，称“四时簿”。
考察各级官吏劳动日（出勤）数与职守情况。考核戍守官吏的目的是督促其恪尽职守，并作为日后升迁奖惩的依据。考核戍吏的劳动日数，一是视事书，记录该单位官吏工作情况，或有记录个人每日起居情况的，类似于今天的工作日志；二是外出巡查的日迹（记录）簿；三是病书，记录戍守官吏因病或因奔父母丧而请假、销假情况。
秋射。是对戍守官吏实行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考核戍守官史军事技能，考核成绩作为奖惩依据。每人发12支箭，射中6支为合格，每超一支奖励劳动日15日，不足6支，每少一支罚劳动日15日。汉简中有记录奖惩的“赐劳名簿”和“夺劳名簿”，是落实秋射奖惩结果的记录。
考察与现金财物管理有关的问题。汉简中常见的“钱出入簿”“财物出入簿”“谷出入簿”“吏卒禀名簿”“吏受奉名簿”等都是有关现金财物管理的记录簿，按月编制上报。到年度考核时，全年汇总，全盘查对。
汉塞的修筑、设施和有关管理制度及其实行，对汉朝边境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戍守汉塞官吏的精明守望和巡查，使匈奴因有所忌惮而很少侵犯边境，保证了汉朝边境的安定。
第八节 汉代居延地区的边防设施
西汉王朝控制河西后，汉武帝为保障边郡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西北边郡设烽燧、置亭障、屯戍卒、修武备，构筑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防御体系。
居延地区，是指南起甘肃省金塔县毛目一带，北至内蒙古额济纳旗金斯诺尔东北，长约350千米的黑河两岸区域。曾称为“瀚海”“大幕（漠）”“流沙”“弱水流沙”等。“居延”为匈奴语，意为“天池”或“幽隐”之意。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汉代更是布防严密。根据出土汉简得知，居延地区的边塞设有四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为天田。所谓“天田”，就是“以沙布其表，但视其迹，知匈奴来人。”根据居延地区实地考察，在塞墙的外侧，有一道沿塞墙走向伸延，宽3米～5米的平坦地带，用细沙填充，它就是天田。除沙布以外，也可利用边塞自然沙地来修制天田。天田有时亦可设置在河边，称“水中天田”，它是利用河岸沙地，侦察过往踪迹。所以，天田是用来侦察敌人袭击和士兵外逃的有效设施，是防卫胡羌入侵最外沿的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是栓柱和悬索。所谓“栓柱”，即直排立的木栓，上面系有悬索，形状类似今天的铁丝网。悬索较长，或单行，或数行，上面缀满示警设施，在当时防卫线上起着重要作用。敌人要侵入塞内，得先越过天田，冲过栓柱悬索网。因此栓柱和悬索便成了拦截敌人、通信报警的第二道防线。
第三道防线是塞墙，即长城，它像一道天然屏障捍卫着汉王朝边郡的安宁。居延长城有的用土筑，有的用石砌，有的利用自然天堑，形成一条绵亘不绝的防卫线。
第四道防线是城障烽燧外围的“虎落”，居延汉简中亦称“绳落”。在城障四周一般都埋设数排尖木桩，木桩高3.5米左右，间距0.7米左右，三角形排列。这是汉代居延人民针对匈奴骑兵入侵的特点发明的一种防御设施，当时在防卫敌人入侵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匈奴铁骑要冲过以上四道防线，才有可能与汉军短兵相接。居延汉塞防备甚严，一旦发现敌情，便主动出击，尽量把战火引向塞外，这可说是居延汉塞防御的一大特点。
除上述四道防卫线外，在汉代居延防御设施中还有以下几类：
“非常屋” 所谓“非常屋”，是指候望戍卒在突发战乱的情况下用以藏身的密室或暗道。
回门 所谓“回门”，即曲折回转的门径、门户。汉代居延城障多在门外复筑一坚固的屏墙，挡住入口，形成曲折狭窄的门径，只有绕墙另走一条道路，才能进入堡屋之内。这一设施在军事防御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是从正面屏蔽保护门户；二是限制敌人的进攻方向；三是便于内部扼守，从多方面夹击敌人。
辟门蒺藜和自制蒺藜 蒺藜是野生在沙地里的一种身长针刺的植物。居延戍卒把蒺藜填塞在坞门、堡户前方，可以阻止敌人冲击和破坏城门。同时他们还仿照蒺藜多刺的特点，用竹、木和金属制造出各种阻止和杀伤敌人的武器。自制蒺藜形状各异，制作小巧精制，有的两端锐尖，有的如两枚箭相连；有的十字形四尖，中心穿孔，数枚可穿插成长串；有的是短木棒上植竹木刺。这种自制蒺藜，既可以零星地散布在障隧门户及路径附近，又可以从城墙上面投向敌群，对刺伤敌人和战马有一定作用。
羊头石 即大小如羊头的石头，羊头石的使用，主要在障坞顶部，居高临下，杀伤力极强，来源又很丰富，是边塞地区御敌的绝好武器。1973年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障门东侧发掘出一堆叠积整齐的羊头石。
马牛粪 居延兵卒把人畜粪便、灰土污垢收集起来，用水调稀或晾晒成干粉，从城墙上面顺风浇洒攻城敌群，具有较强的杀伤力。因而马牛屎也成了防御中的武器，成为居延障塞常备之物。
转射 这种设施是安装在居延边塞坞堠上用来可转动发射箭矢的装置。居延出土的转射，是用四根方木合成“Ⅱ”型的方框，高0.41米，控制转角在100°～150°，通过斜下的射孔，采用合理角度向城坞下瞄准发箭，亦可观察敌情。
深目 常与转射并列，即可与转射配合使用，也可单独使用，是防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器物。
望火头 是居延兵卒为候望烽火而安装在坞堠之上的一种观察装置，形状为管状窥管，集视线于一固定点，便于寻找和识别由另一燧发出的信号。使用窥管不仅能预先对准候望目标，而且便利、准确，能够保证烽火传递无误。
总之，居延防御设施，是居延边塞地区广大戍卒聪明智慧的结晶。他们在条件艰苦、戍务繁重的条件下，克服各种困难，就地取材，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防御器械。这不仅对防范敌人的进攻、维护边塞的安宁、保障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对巩固和加强汉王朝在边郡地区的统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九节 汉代肩水塞防御工事的构成
肩水塞，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是汉代“居延塞”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地处河西通向居延塞外的要冲，好似咽喉要道，故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它不仅是居延汉塞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军事防御体系，也是居延汉塞赖以存在的重要的屯戍生活区。由于其地处要冲，布防严密，是汉代军事防御体系建设的典范。从肩水塞的布防体系可窥西汉河西防御设施的构成。
居延地区绵延300千米，东、西两侧有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的天然屏障，使黑河两岸成为河西走廊与蒙古高原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是北方民族南下河西走廊的唯一通道，也是匈奴偷袭汉王朝的主要通道之一。因此，控制了居延地区就可以远控大漠，近屏河西，东西襟带黄河、天山一带。同时，居延地区水草丰美，宜于农牧，是汉王朝和匈奴激烈争夺之地。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遣路博德为居延强弩都尉，大规模修筑了居延地区的整个塞防体系（以下简称“居延汉塞”），这个体系南抵祁连山北麓，北到居延城。后又从肩水金关西南连至玉门附近祁连山下。两条长城同接于金塔县东北处的肩水金关，形成“L”形的掎角之势。由于地处军事要冲，居延汉塞就成为河西走廊北部的重要屏障，在汉、匈对峙中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肩水塞就属于“居延汉塞”的一部分。分布在甘肃金塔县东北60千米的黑河两岸。在这一区域的黑河两岸，分布着两条平行的汉代壕堑，北端相交于金关。河东壕堑大致完整地延伸至鼎新镇西南的沙枣墩水库，长约60千米；河西壕堑断续延伸至航天镇国光村附近，长约45千米。在两塞间，有一道壕堑。肩水塞共有烽燧44座，城2座，障4座，关1座。根据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肩水塞是居延汉塞七处候官要塞中距张掖郡最近的一处重要塞防，属张掖郡的肩水都尉管辖，沿黑河两岸绵延60千米，是居延地区整体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居延肩水塞作为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都尉府的必经之路，北端设肩水金关以通北地，是抵挡匈奴南侵、保障河西走廊畅通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肩水塞辖区内的黑河两岸由于水源充足，土地适于农耕，成为居延地区的一处屯戍重地（另一处为黑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以供戍边军需，故肩水塞以堑壕或塞墙将黑河两岸的屯戍区围于塞内，用以保障屯戍区农业生产的安全。
由于肩水塞不单单承担军事防御职能，更重要的是它的屯田职能，因此，肩水塞的防御系统就不单单是塞防系统，它是由塞防系统、邮驿系统、军需屯田系统和水源保障系统四部分组成。
塞防系统
这一系统主要指承担军事防御功能的设施，进一步细分为防御设施、管理驻防设施和候望设施等三部分，构成了左辅右弼，互为掎角的军事防御体系。
防御设施
主要包括关城、壕堑、塞墙及天田。
关城 是汉代边防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城防线上最为集中的防御据点，军情紧急时，重要军队驻守于此。关城位置的选择非常重要，为了能控制险要，用较少的兵力抵挡较多的敌人，往往把关城建在高山峻岭之上，或深山峡谷之中，或河流转弯之处，使其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目的。肩水金关是汉朝初年在居延塞防线上设置的唯一关口。它是当时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都尉府的咽喉门户，拱卫着南面的肩水都尉府即大湾城地区和位于地湾城的肩水候官所在地等屯戍重地，因而取名“金关”，含有“固若金汤”之意。它设置的位置在黑河较窄处，也是金塔北山和合黎山的最窄处，有利于防守。
据1930年考古发掘记载：肩水金关主要建筑由两座对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构成的关门、烽台、坞和一方堡等组成。现仅存关门和关内西南侧坞院1座，整体遗迹呈长方形。关门仅存两座东西相对的长方形铺舍遗迹，中为门道。铺舍向外两侧向北2.5米处，有“阙柱”一对，仅残存地面遗迹，均与金关长城相连。铺舍为矩形，长6.5米，宽5米，残存铺舍墙最厚1.2米，最高1.1米。西侧铺舍内有一通铺舍顶的土墼台阶，现仅存三级；东侧铺舍内无台阶，但多一隔墙。铺舍与“阙柱”之间以土墼砌筑的墙体相连，长约2.5米。门道宽5米。关门内外埋有虎落尖桩和木转射，门两侧连结夯土塞墙。坞院在关门的西南侧，平面呈不规则形，东南角敞开（或系坞门所在）。坞院四面墙体仅存地面痕迹，尺寸不详。坞院内有房屋和马厩遗迹，形制和面积不清。西侧中部现存烽火台1座，黄土夯筑，已风蚀坍塌呈圆丘状，底部呈正方形，边长8米，高3.1米，夯层厚0.08米～0.1米。烽火台南侧有方形围墙（墩院），墙体黄土夯筑，夯层厚0.05米～0.08米。东墙长12.5米，南墙长13.1米，西墙长9米，北墙长4.2米，高0.25米～0.7米，墙宽0.7米～0.8米。北墙与烽火台东壁相连，西墙与烽火台南壁相接。北墙开门，院内有曲折夹道，两侧分布有住室、灶屋、仓库、院落等遗迹。坞院东墙、北墙及房屋、马厩形制和面积不清。
关城是肩水塞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其他建筑设施则共同拱卫着它，都是辅助设施。汉代关隘布局，多置于驿道上。张掖至居延的驿道，由南向北沿黑河东岸延伸，故金关关址即置于黑河东岸的驿道上。在此处设关，充分体现了据水为险的原则。西面有黑河和金塔北山为天然屏障，东面有合黎山自成锁钥，南北两面则为戈壁平原，登临在关门门楼之上，长城内外一览无余，使得这古塞雄关牢不可破，坚不可摧。
塞墙、壕堑及天田 是长城防御工程中的主体部分。肩水金关之处的汉长城，东接关门向东南延伸至合黎山下，后折向南沿合黎山西麓延伸；向西延伸至黑河东岸，过黑河后向西延伸至金塔北山脚下烽燧旁，又折向南沿北山东麓延伸，充分体现了据水为险，以险置塞的原则。其构筑方法，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用砂石土堆筑的，墙体中间夹有红柳、芦苇等。长城一侧有天田痕迹，现仅存砂石土堆筑的墙体基础，残存部分呈丘状土垄，剖面呈圆丘状，整体痕迹清晰可见。自然基础，土质疏松，底宽8.3米～13.8米，高0.3米～1.4米。这是因为当时汉王朝由于疆域的迅速扩大，屯戍的大量需求，迫于人力、财力的制约，政府大面积推广蒙恬的措施，充分利用山川险阻、地形地物，同时采用各种手段，进行边防建设，从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和军事通信系统。汉代所筑之边防设施，皆因地制宜，或依高山峡谷，稍作整治；或临河流，兴筑木栅、水闸；或就地取材，垒砌墙垣，构筑篱笆，设置“强落”。所有上述设施，汉代总称之为“塞”。通过调查证实，肩水塞也是由壕堑、“天田”、芦苇、红柳和砂砾垒筑的墙垣，以及河流、沼泽、沙漠等天然屏障共同组成的。
如果把肩水塞比喻成一把铁钳的话，那么关城是枢纽，两侧的长城则是这把铁钳上张开大嘴的两只钳牙。它们拱卫辅佐着肩水塞，形成军事上的掎角之势。如果敌人犯长城，屯守在两侧长城上的驻兵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不战自溃；如果他们本身受到敌人攻击，也可以利用天然的地理优势和完善的长城防御工程固守自救。
管理驻防设施
主要包括东大湾城、地湾城、营盘城等。
管理驻防设施主要是障城，是都尉府或候官治所。按照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也叫障。障，一般呈方形，面积随地域和官府等级大小不等，自21.6米×21.6米～70米×70米，墙垣以夯土版筑或土墼砌筑，基宽4米～6米，墙高8米～10米，墙顶有女墙，障内一角有登障顶的台阶，有的障顶附属有候望燧或候望屋，障内有房屋数间，是汉塞沿线最高大严密的防御设施，也是边防最高级别官员的治所或居室。坞，是面积较小的障，又叫小城或庳城。在肩水塞防御体系中，坞多附属于障或燧而组成一套完整的防御工事，其规模随所驻之军事机构的等级而定。如肩水都尉府所驻的大湾城遗址，坞的面积为184米×155米，比障的面积大两倍。而肩水候官所驻的地湾城遗址，坞围建在障的南、西、北三面，面积约71.8米×69.5米。坞墙夯土版筑或土墼砌筑，墙宽1米～2米，障面抹草泥，涂白灰。坞内沿坞墙四周有都尉府或候官署各掾属的公务房和住房，以及守卫戍卒的居室、马棚、畜圈等建筑。烽燧所属的坞，位于塞内者，坞皆偏于烽燧一侧，与燧连为一体，有狭窄而长的门道，多有双重门设置。位于塞外者，坞皆围于烽燧四周。根据汉塞障城的选址原则，都尉府所驻障，一般位于驿道上，与塞防保持一定的距离；候官所驻障，均位于塞防沿线。肩水塞防御体系中的障城也完全符合这个选址原则，即肩水都尉障——东大湾城，东距东部塞约6.7千米；肩水候官障——地湾城，因下辖金关，故位于金关附近。从大湾城和地湾城的地理位置布局看，呈三足鼎立之势，拱卫着金关。
肩水都尉府城——东大湾城 又称“毛城”。据出土汉简和史料记载考证，东大湾城为汉代张掖郡辖肩水都尉府城。汉武帝时，设置了“张掖属国都尉”，权力相当于太守，其下设三个都尉，肩水都尉是其中之一，是相当于郡的都尉。都尉都住在城里，东大湾城是肩水都尉的府城。东大湾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50米，由内城、外城和障三部分组成，总面积约8.75万平方米。外城仅东垣较完整，基宽2米，垣内有一道宽5米的浅壕，东南隅有烽火台一座，底边长5米，残高10米，东墙开门。城内有小屋残迹，曾出土汉简900余枚。城外环壕沟。内城位于外城东北部，东西长190米，南北宽140米，墙基宽2米，残高1.65米，北、东二垣保存较好，与外城垣相距10米平行。北墙正中开门。东北角筑烽火台，残高7米。城内外有房屋残迹，曾出土汉简500余枚，所出简中的西汉“田卒簿籍”较为重要。障位于内城两南部，长90米，宽70米，垣厚4米～6米，中有椽柱孔，顶部残存矮堞。南垣一小坛出土西夏文印版文书和西夏文丝绸各一件。障四周有两道平行土墙，应为宋元时期建筑。宋、西夏、元时当为驿站。
东大湾城是守城部队的驻营地，同时也是居延屯田的重要区域。平时军士们驻扎在这里进行屯田、练兵等活动；干戈相见之日，则服从都尉的统一调遣，辅弼着关城向敌人攻击。它不仅是守城部队的驻营地，同时还是军需库，储藏有大量的粮草、武器、火药等。这就避免了“军事曝立暑雨霜雪之下，无所藉庇，军火器具如临时起发则运迭不前”的情况，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肩水候官驻所——地湾城 位于肩水金关南侧的黑河东岸边，是汉代肩水候官所在地。地湾城遗址由三坞和一障组成，遗址范围100米×100米，现仅存一障，平面呈正方形，边长22.5米。城墙夯土版筑，基宽5米，残高8.4米，障顶四周有夯筑女墙，障顶东北角有一候望屋，与女墙间距0.27米，夯土版筑。障门西开。北墙和东南墙角处有成排的木棍残桩，当为虎落设施，障东北角有高约1米的小屋。障外共有三道坞壁，第一道坞在障西，面积55米×48米，基宽1.3米，残高3米，坞内有长方形房屋，坞门南开。第二道坞从障东南角起，沿障东墙南延30米折向西，内有房屋残迹。第三道坞在第一道坞北20米处，长约100米，厚2米。1986年发掘出土的许多汉简均记“肩水候官”或“肩水候长”，知此为肩水都尉所辖肩水候官治所。从地湾城的形制规模看，也应为肩水候官治所。汉代时候望系统的领导结构是：太守——都尉——候——候长——燧长。都尉一般都住在城里，称城尉，城的规模在130米×130米以上；候官都住在鄣里，称鄣候，障的规模是100米×100米以内的正方形围墙，而地湾城正符合障的标准。当时，居延地区一共10个候官，共统辖着261个燧，其中肩水候官统辖着86个燧。
营盘城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东北2.1千米处黑河西岸的一片风蚀台地上。西南距花庄墩烽火台3千米，西北距茵窝墩烽火台3千米，东南距长丰烽火台8.5千米。
营盘城的平面呈方形，边长80米，面积6400平方米，保存一般。墙体为夯土版筑，夯层厚0.08米～0.13米，内有红柳平铺为筋，剖面呈梯形。堡坐北向南，南墙的正中开有一门，门的前方有矩尺形曲臂（回门），在堡的四个墙角处各有角墩一座，东墙、西墙、北墙中部各有马面一座。受雨水风沙侵蚀，大部分夯土版筑的墙体被破坏。堡的东墙、南墙、西墙、北墙墙体均不同程度风化酥碱，并向墙体两侧坍塌成斜坡。该堡南侧采集有绳纹灰陶罐腹部残片、粗砂灰陶罐腹部残片、灰陶残片、红柳筋等。
营盘城是肩水塞防线上的一座重要城障。它居黑河西岸，处合黎山与马鬃山相邻峡谷，两道汉长城隔河相望，居延塞防线上的烽燧沿河林立。此处有沿黑河通向南北的必经之道，东有合黎山为天然屏障，北有狼心山和孤红山自成锁钥，黑河通道由此分岔，一路伸向张掖，一路伸向酒泉，是当时阻止匈奴进犯河西的屏障。
营盘城当地人叫将军营盘，认为是汉代李陵将军驻守酒泉时的营盘，当地农民曾在营地拾得残刀片、铜弩牙、箭镞等物。明代，内监芮钊扎营于此，又称芮公营。
候望设施
即烽燧，文献中称“亭”“亭燧”“燧”“亭障”“亭候”“亭儌”等。按其职能，有属于军事候望系统的烽燧；属于邮驿系统的邮亭、都亭；属于屯田系统的农亭；属于治安系统的乡亭、市亭；属于警卫系统的城亭、门亭等。在肩水塞防御体系中，属于军事候望系统的烽燧占绝大多数，它是汉代边防基层组织的驻所，作为传递军情的设施，是长城防御工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形制可分为三类：一类以土墼砌筑，有的土墼内掺和有苇筋、沙粒、石子等；一类为夯土版筑，夯层厚0.08米～0.12米，夯层中常残留有连接夹板用的，以芦苇或红柳拧成的绳索，为了加强夯层的黏和力，夯层间常竖插有许多红柳尖桩，有的尖桩上还缠有红柳枝或芨芨草；一类为以胡杨木棒为骨架，以碱土块、石块、红板泥块中夹芦苇、红柳、胡杨枝分层垒筑。汉代亭燧的上部有望楼，即汉简所称的“堠”“堠楼”“谯”等。望楼四周有女墙。望楼一面开门，敞露无屋顶，部分烽燧上有半露的遮阳草蓬，值勤戍卒可坐于蓬内。
根据汉代烽火制度，信号有昼、夜之分，昼有烽、表、积薪、亭上烽；夜有苣火、积薪、离合苣火。最基本的方法是，每当遇到敌情时，夜间举火，白天放烟，及时通报敌情。因白天阳光很强，火光不易见到，夜间火光很远就能看见。但根据来敌的数量和紧急情况程度，也可举烽、表或亭上烽。为了报告敌兵来犯的多少，采用了以燃烟、举火数目的多少和施放信号的不同来加以区别。在古代没有电话、无线电通讯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军情信息的办法可以说十分迅速了。烽燧的布局十分重要，要布置在高山险处或是峰回路转的地方，而且必须是要三个台都能相互望见，以便于看见和传递。它除了传递军情之外，还为保护来往使节安全、提供食宿、供应马匹粮秣等服务。有些地段的长城只设烽燧而不筑墙，金关以北的部分地段就是只设烽燧而不筑墙，这可能是此处的烽燧紧靠黑河，以黑河为天堑的缘故。
肩水塞内有烽燧40多座。在烽燧与塞的布局上，由于肩水塞辖区黑河两岸的地形较狭窄，东部塞烽燧均沿戈壁沙梁延伸，烽燧随地形设置，间距在1.5千米～2.3千米之间（约合汉里3.6里～5.5里）；西部塞沿黑河延伸，地形较复杂，烽燧间距在0.75千米～1.5千米之间（约合汉里1.8里～3.6里）。这些烽燧大都是沿长城线分布的，一般在城墙附近。一旦发生战事，烽燧即可施放信号，可谓狼烟四起烽火连天，就像接力赛一样很快就传到守城部队那里。此外，从居延汉简中记载的肩水塞的烽燧名称看，有陷阵燧、要虏燧、受降燧、灭虏燧、禽寇燧等，充分说明了肩水塞候望设施的重要性。
在肩水塞长城线外围的山中，还发现了几座沿长城线分布的烽燧，这些烽燧又叫“塞外列亭”，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及时传递警讯，御防外敌来犯。
肩水塞西邻黑河和金塔北山，东依合黎山，长城纵贯，一关雄踞，形成“关隘相连，烽火相望”，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塞墙是最基本的基础防线，是“物防”，而烽燧则是“人防”的基础，关城是最为集中的防御据点，是军事“焦点”，城障是长城防线的坚强后盾。严密的布局结构使得这个体系牢不可摧，在抵御外来侵略，保卫边疆安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邮驿系统
这一系统是将军事防御体系中的邮驿设施单独提取出来，类似于今天的道路交通系统，又可进一步细分为驿置和驿道两类设施。
驿置 即驿站，也叫邮亭。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驿站在我国古代运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信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据调查，根据地理位置推测，肩水塞内现存的邮亭有2处，即A36和T192。其中A36位于“肩水支流”干涸古河道的东岸，距壕堑遗址1.6千米，烽燧以土墼砌筑，三层土墼间夹一层芨芨草，残高4米。T192位于东部塞沿途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一高约2米，直径20米的平墩。
驿道 道路，是烽燧、坞障之间的系带，是长城防务体系当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障塞烽燧是武士身上所穿的甲片，军用道路则是将这些铁片连接的系带。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修建长城时也得遵循这个道理，长城沿线的道路应该是率先开通的。因为众多修筑长城的人员分布在长城沿线的广阔地带，他们的给养运输不得缺少，这就要求道路畅通。当长城防御体系初步完成后，为满足大军出塞以及传递情报等方面的需要，也势必要对道路的平整和畅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居延出土的汉简中得知，修筑道路并保证其畅通无阻，是戍卒的重要职责之一。在当时，设有专职筑路养路的士兵，称为“除道卒”。在破城子出土的《居延新简》简文上有：“口口口车马中央未合廿十步溜漉不可。”该简就是对雨后养路的一段记录。肩水塞内的驿道，沿黑河东西两岸的塞墙和烽燧分布。
军需屯田系统
这一系统是肩水塞有别于一般汉塞的重要内容。农田、井渠、护渠的亭燧、粮仓以及相关民事管理设施等均可包含在这一系统内。
农田设施 肩水塞，包括现在的金塔县鼎新镇和航天镇的大片区域，由于黑河两岸的绿洲是十分适宜耕种的，现在也是很好的农耕区。根据肩水金关汉简记载，肩水塞的屯田区主要是骍马田官屯田区，位于大湾城周边的黑河两岸，20世纪80年代在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和长城调查时，这一带田渠遗迹还很明显。近些年来，由于在这一带大面积开荒，遗迹已无存。但从现在新开垦的荒地看，土质肥沃，十分适宜耕种。这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带优越的农耕自然条件。
灌溉设施 即直渠和支渠。肩水金关汉简中有许多关于河渠的记载，如“肩水”“延水”“甲渠”“曲河”“赏水”等。其中位于黑河东岸的“肩水支流”，是骍马田官屯田区的主要水源供给系统。在这条支流四周，遍布了许多直渠和支渠，将水源输送到了农田，保证了农田灌溉。肩水金关汉简中还有许多关于井的记载，如“卅井”“自有井”等，这些井也应该是当时戍卒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之一。
管理设施即屯田系统内的亭燧及其他管理设施。这一系统内的亭燧及其他管理设施现遗存的有T189a、T194、T199、T201等4处，均位于汉代直渠遗迹的西侧，是屯田区守望渠水的亭燧遗迹。从出土汉简看，肩水塞内的管理机构既有军事方面的，即都尉——候——候长——燧长；也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即县——乡——里。
仓储设施 即仓址。作为当时大规模的屯田区域，肩水塞内应该有仓储设施，但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待进一步考古调查。
水源保障系统
这一系统即黑河水系，是居延汉塞赖以存在的生命线，黑河的水源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居延汉塞塞防系统、邮驿系统和屯田系统的存亡。
黑河河道是肩水塞的天然屏障。此外，在大湾城一带的黑河东岸，有一个大弯曲，当地名叫“大湾”。在大湾北段东岸，形成一片沼泽地，当地名“马莲井子”，黑河有一条支流（即肩水支流），由西向东穿过马莲井子沼泽地，转向东北流经大湾城东，分为两支，干流继续向东北，于地湾城西侧汇入黑河，支流向西北，于大湾城以北汇入黑河。这条黑河支流，绵延约21千米，现已完全干涸，但遗迹十分明显。沿河两岸，就是肩水都尉所属的骍马田官屯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这条支流和黑河河道将骍马田官屯田区的核心部分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尤其是将肩水塞的最高指挥机构——肩水都尉府城（大湾城）也包在了这个包围圈中。这既为屯田区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又保障了屯田区和肩水都尉府城的安全，真可谓是一道坚不可破的天然屏障。
第十节 金塔汉长城遗物
金塔境内汉代长城遗存主要出土于居延遗址所属的肩水金关、地湾城和大湾城遗迹及部分烽燧，这些遗物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木简、纸、帛文书；一类是兵器等军事用品，有刀、剑、箭镞、转射、燃烽燧用的积薪、草苣等；一类是屯戍农具、工具，有铁镰、铁凿、猎具、木量具、铁马嚼等；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品，有铜镜、木梳、麻鞋、漆耳杯、陶瓷残片、石碗、陶匙、勺以及丝、麻、毛革制成的衣物残布；一类是文具和钱币，还有辟邪用的人面画杙等，这些遗存对于研究汉代边卒屯戍生活以及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具有极大的价值。
居延汉简：指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遗址中出土的汉代简牍，在汉代，因此地分属张掖郡的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简牍命名由此而来。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对这一代的烽燧遗址进行了考察，首次发现了约10200枚简牍，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再次在这一地区的烽燧遗址中发掘了近2万枚汉简，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这些简牍年代约在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2世纪初）之间。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其中屯戍档案又包括两大类：一是居延、肩水两都尉及下属候官及亭燧的各种名籍和簿册；二是居延、肩水两都尉及候官亭燧收受和呈递的各种公文文书。这些简牍的内容涉及汉代长城沿边的边防屯务及有关典章制度，屯戍吏卒的日常勤务和他们使用的兵器工具、吏卒及其家属的生活、沿边交通驿传的管理制度等，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1972年秋，甘肃居延考古队沿黑河，南起金塔境内双城子，北至居延海一带进行了考古勘察。在调查、踏勘的基础上，于1973年和1974年夏秋季，对破城子、肩水金关、第四燧等三处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金塔境内的肩水金关故址，是本次发掘的第三个发掘点。在这里出土的文物仅简牍就达11577枚，加上1930年出土的850枚木简，在这里共出土简牍12427枚。还有货币、残刀剑、箭、镞、表、转射、积薪、铁工具、铁农具、竹木器械、各类陶器、木器、竹器、漆器、丝麻、毛、衣服、鞋、帽、渔网、网梭以及小麦、大麦、糜、谷、青稞、麻籽等，还有印信、印章、封泥、笔、砚、尺、木板画和麻纸等遗物1311件。（照001—028)
1986年，甘肃省又组织专人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共出土汉简约2000枚。这些简的年份集中于公元前84年至公元前24年，属西汉昭帝至王莽更始时期。同时出土的器物很多，有木器、竹器、苇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铁器、铜器、皮革和织物等，还发现残笔一支。根据这里出土的函检与簿检，认定地湾城为肩水候官所在地。
居延出土的简牍和遗物，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世人惊叹。这些简牍绝大多数是木制的，只有极少数是竹简。就形制而言，有牒、检、板、檄、椠、简、两行、觚、册、符、传、过所、削衣等分类。通常完整的简牍每枚长23厘米左右（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尺牍），最长者达88.2厘米，最短的仅3.8厘米。其中纪年简的上限始于西汉昭帝始元时期，下限至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其中西汉武帝时期和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以后的简数量极少。昭帝至新莽时期的年号简基本上是连续的，属于汉宣帝时期的最多。
居延汉简内容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文物价值。
政治方面包括汉代的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内容；经济方面有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储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等，其学术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军事方面，肩水金关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障的文书档案，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的为弩；科技文化方面，肩水金关函检中记载有《九九表》，同时，居延纪年简多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无疑是研究两汉朔、闵排列的第一手资料。
著名学者李学勤说，就汉简的价值而言，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居延汉简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还涉及天文历法、医学、古代气候的变迁、农业生产、兵器制作等科学技术领域。看《甘肃简牍百年论著目录》，发表的学术成果已有2600多项，其中专著200多部。不仅国内各大学、各研究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有研究简牍的学者，在港台地区，在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东西方发达国家都有研究简牍的学者，有的已有近百年历史。可以说，汉简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积淀在知识领域，进入民族文化的知识系统。
从艺术的角度讲，居延汉简很多都是汉代书法的精品。不只是汉隶的典范之作，而且还有篆、隶、楷、草、行各体书法的出现和流变。日本民间一向把临摹汉简作为书法精进的必修阶段。日本的中学还把甘肃汉简收进了教科书。
从西部开发的角度讲，汉简记录了我国西部开发的早期历史。汉武帝开拓河西、挺进西域，是中华民族对西部建设的早期贡献，与我们今天的西部开发有着历史的传承关系，其开发理念和勇武精神多有借鉴启迪处。汉简中的具体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从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角度讲，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汉简中有匈奴、羌人、乌孙、月氏等古代民族的丰富记载，而上述民族与现代的有些民族有着文化和血缘上的源流关系。研究各民族对西部建设的贡献，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稳定。
从弘扬丝绸之路文化和发展中外关系的角度讲，7万多枚甘肃汉简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丝绸之路有关。它不仅直接记载了陕西、甘肃等丝路东段的情况，还记载了新疆地区丝路中段和帕米尔以西丝路西段沿途各国的情况，如此生动具体的记载在世界各国是独一无二的。
从弘扬历史文化的角度讲，汉简中记载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制度本身，都有古老而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宣传展示，都是对干部、群众和大、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增强进取精神、完善人格追求的最好教材。
从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讲，汉简的出土地点，汉简记载的每座烽燧、每个战场，以及涉及的风土人情，都可为开发当地的旅游事业提供丰厚的文化内涵。另外，可以从书法艺术、简牍知识的普及、简牍简册的复制等多个方面开发出文化产业项目。
总之，汉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记载，是我们今天应该着力研究和弘扬的文化遗产。
第十一节 金塔汉长城在河西防御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金塔长城在整个河西防御体系中的作用相当重要。尤其是肩水塞，它地处黑河通道，是河西通向居延塞外的要冲，好似咽喉要道，是汉代“居延塞”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肩水塞不仅是居延长城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军事防御体系，也是居延长城赖以存在的重要的屯戍生活区。由于其地处要冲，布防严密，是汉代军事防御体系建设的典范。根据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肩水塞是居延长城七处候官要塞中距张掖郡最近的一处重要塞防，属张掖郡的肩水都尉管辖，沿黑河两岸绵延60千米，是居延地区整体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都尉府的必经之路，北端设肩水金关以通北地，是抵挡匈奴南侵、保障河西走廊畅通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肩水塞辖区内的黑河两岸由于水源充足，土地适于农耕，成为居延地区的一处屯戍重地（另一处为黑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以供戍边军需，故肩水塞以堑壕或塞墙将黑河两岸的屯戍区围于塞内，用以保障屯戍区农业生产的安全。由于肩水塞不单单承担军事防御职能，更重要的是它的屯田职能。因此，肩水塞的防御系统就不单单是塞防系统，它是由塞防系统、邮驿系统、军需屯田系统和水源保障系统四部分组成。
特别是位于肩水塞内的肩水金关，是汉代居延塞防线上的唯一关口，取名“金关”，含有“固若金汤”之意。首先从河西走廊的地域特点看，它是走廊北口的一把“锁”。弱水是由蒙古高原到祁连山北麓丰美草地的南北通道，是匈奴与羌人联系的咽喉地。若控制了弱水两岸就是控制住了自漠北而至河西、西域之通道的要冲，封堵此河西走廊的北部豁口，对汉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走廊的这种地形，要保证河西地区的安全，必须把好进入走廊的这处豁口。而肩水金关正好处在这个豁口上，好似一把锁，紧紧“锁”住了这一豁口。其次，从建关时间看，它是割断匈奴人联系，阻止匈奴南下的一座“卡”。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人退守漠北后，匈奴对西汉王朝大的威胁早已解除，军队的战略防守作用已渐渐失去，屯田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但退守漠北的匈奴并没有完全死心，他们经常搞一些小的骚扰，并通过此通道与内地的匈奴人联系。因此，为了彻底消灭匈奴，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派李广利二次征大宛。同时又派路博德到居延筑塞，并“益发戍甲卒18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史记·大宛列传》）。肩水金关就修筑于这一时期，此举的目的就是防御匈奴趁汉王朝远征大宛之际，南下河西，威胁汉兵在西域的军事行动。西汉统治者充分认识到了据守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因此，设立了肩水金关，通过严密的防守和严格的盘查，有效地割断了匈奴人的联系。从肩水金关处发掘的诸如通行证之类的汉简中可以看出，汉代的此类文书写得非常详细，有的汉简还要写清楚这些人的年龄、身高、长相、肤色等，严格的控制着关内外的人口流动。这说明，一方面是防止内地的人员，尤其是罪犯外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匈奴人等外夷混入内地。第三，从汉长城的走向看，它是据守长城的一个关键“点”。汉长城的走向都是精挑细选的，一方面是为战略防御服务，另一方面是为了控制绿洲，会水境内的两条长城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汉长城从张掖过来，到黑河镇夷峡口后，并没有越黑河而过直接通向酒泉，而是沿黑河向北延伸到了肩水金关，折向西穿过黑河，沿北山向西南延伸到营盘墩，又折向西直至敦煌玉门关。同时，又向北延伸了数百千米的烽燧线，直至居延。这条总体走向呈“几”字形的汉长城有效的将会水绿洲，乃至整个酒泉郡都控制在了长城以内。居延地区宜农宜牧，又是汉朝政府与匈奴争夺的焦点地区，汉朝政府要想控制该区域，没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和防御体系是不行的。而军事防御体系设立后，没有控制体系的关键据点是不行的。从历朝历代修筑的长城看，一般在长城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关键位置都设有关卡。肩水金关正好处在这两条汉长城的交界点上，成为据守这两条汉长城的一个关键的据点。另外，从肩水金关所处的地理位置看，也正好符合据水为险，倚水设关的地域特点。第四，从地理位置看，肩水金关是扼守居延，通达南北的一条“喉”。这一点从肩水金关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汉王朝在肩水金关处的设防就可以看出。从设防看，在肩水金关的南面肩水候官和肩水都尉等军事长官都驻扎在这一带，可以说是重兵设防。肩水金关东侧的汉长城一直向东延伸到毛目东山后，才沿黑河折向南行。而西侧的汉长城也延伸东北山后，才折向西南，一直延伸到了玉门、敦煌境内。肩水金关作为河西乃至中原与居延交往的唯一关口，它的咽喉地位已经很清楚了。
第十二节 金塔汉长城价值
长城是我国古代各封建割据集团和各民族统治集团之间矛盾战争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替，万里长城已完成了它的战略防御使命。所以清代康熙皇帝慨叹道：“当时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是尔家。”今天万里长城虽然失去了军事上的防御能力，但它还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中西交通、民族关系的实物见证，特别是研究历代王朝军事部署与军事措施的第一手资料，其历史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一是金塔位于汉王朝的边远地区，当军事防御线构成之后，边塞的施工及维护，大量戍卒及内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人口增长。
二是金塔长城守护着这一地区和会水县，乃至河西走廊的绿洲并使之繁荣。长城的修建，使塞内地区得到了安全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环境，保证了长城内地的安全，促进了塞内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三是由于金塔境内长城的修建，保证了边境的安宁，稳定的边境状态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得以正常的交流与发展，对于汉王朝文明的扩展以及西域诸国的归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是金塔汉代长城历史上是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长城这一综合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伟大历史见证，也是汉代中央王朝对河西走廊地区实施统治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五是金塔长城巧妙依托和利用黑河、北山、戈壁的自然环境进行选址和布局，遗址规模巨大，遗存类型丰富，保存状况良好，以汉简为代表的出土文物数量众多，是研究我国汉代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防御制度、屯戍组织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
六是金塔长城的各类城、障、坞、关、烽燧等建筑类型众多，且大多采用夯土、土坯等当地材料和技术筑成，是汉代河西走廊地区防御建筑和生土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建筑史研究价值。
七是金塔长城，尤其是肩水塞所处的居延一带，自古以来气候干旱，生态脆弱，汉代及后世的大规模屯戍活动对黑河两岸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致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研究居延塞的历史格局和屯戍活动对研究该地区汉代以来的生态环境变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八是长城遗址是中国汉代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第十三节 有关书籍对金塔汉长城遗存的记述
金塔境内的汉长城，自二十世纪初斯坦因发现后，调查、发掘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至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调查资料。为了便于对比、查阅，现将有关书籍中关于前人对金塔长城的一些调查成果加以汇总整理。
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一书中的记述
金塔县（p123～128）
今金塔县西南部，为汉代会水县辖境。会水县境西抵干海子，东达弱水（今黑河），北至走廊北山（马鬃山地东南部），南为合黎山余脉——夹山，境内主要有以呼蚕水（今北大河）冲积扇为中心的金塔绿洲。《汉书·地理志》：“会水，北部都尉治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根据今金塔县北的地理形势，西自今西坝乡西移村以北的黄水沟，向东经北海子盐场、明沙窝井、石梯子湖，至北大河转向东流处，东西绵延约25千米的火石夹山、夹山泉水出露带和北大河支流下游汇流带，汉代当为湖滩、沼泽地区（现已沦为盐碱残丘地、波状沙窝地和干涸沟壑）。大约以其北的低湾子山地与明沙窝山地之间宽约6.7千米的北海子水域为界，以西至干海子东南，属于北部都尉辖区；以东至北大河河口，属于东部都尉辖区。
今金塔县境内属于酒泉郡的汉塞遗迹，可分为两大段。西段西自玉门市境内的干海子东南，经沙枣园南，生地湾北，东止于西坝乡西移村东北的低湾子山地，呈西北——东南走向，全长约56.7千米。东段西自明沙窝井以北2.8千米的低山戈壁边，东止于北大河汇入黑河河口，呈西南——东北走向，全长约56千米。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对沙枣园以西，仅派其印度助手拉姆·辛前往调查，由于拉姆·辛陷入沙枣园沙丘地中，为逃脱困境，匆忙中将调查记录全部丢失。而斯坦因本人，则对石梯子山东西两侧，进行了调查，并采获部分汉简。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成员、瑞典人沃尔克·贝格曼踏查了东段的5座烽燧和1座城障。今据调查，西段汉塞结构为中间掘壕，内外两侧以砂砾垒筑土垄。大致可分为7小段。自西向东沙枣园段，长约18千米，为大面积波状沙丘地（汉代似为沼泽地），残存汉塞遗迹约6千米，现内外两侧土垄基宽约14.1米，残高约0.7米，中间壕堑上宽约2.5米，深约0.5米，烽燧遗迹已坍塌无存；廿里小墩段，长约4.9千米，为红柳沙包地（汉代似为红柳，草滩地）、残存汉塞遗迹约500米，现内外两侧土垄基宽约12米，残高约0.3米，中间壕堑上宽约3.3米，沿线残存城障1座、烽燧1座；盆地坑段，长约9.8千米，为戈壁滩，残存汉塞遗迹约500米，现内外两侧土垄基宽约12米，残高约0.7米，中间壕堑上宽约3.3米，沿线残存烽燧1座；边墙井子段，长约8.1千米，为戈壁南缘草地地带，汉塞已坍塌无存。沿线残存烽燧2座；床窝子墩段，长约2.7千米，为残丘地带，残存汉塞遗迹约2.7千米，现内外两侧土垄基宽约20.2米，残高约1.2米，中间壕堑上宽约6米，沿线残存烽燧1座；生地湾段，长约2.8千米，为残丘地带，残存汉塞遗迹约2.8千米，现内外两侧土垄基宽约19米，残高约0.2米～1.7米，中间堑壕上宽约5米，沿线残存烽燧1座。以上残存的城障、烽燧遗址，部分已为明代利用、改建；低湾子段，长约10.4千米，为残丘和山前戈壁地带，汉塞于J7T45c转向东北延伸，止于北海子盐池北的低山边（以东汉代可能为北海子水面），残存汉塞遗迹约7千米，沿线残存魏晋城障遗址1座。东段汉塞，大致可分为4小段。自西向东，明沙窝井子段，长约12.5千米，为石梯子湖西北岸的低山、戈壁边缘，不见汉塞遗迹，可能早期被洪水冲毁，沿线残存烽燧2座；石梯子山段，长约3.5千米。为走廊北山的余脉——黑山、大红山山前冲积扇与北大河北岸草地结合部，残存汉塞遗迹约500米，结构为砂砾间夹红柳叠砌而成，现基宽5米，上宽2.3米，残高0.45米，顶部塌陷成沟，宽1.2米，沿线残存烽燧1座；红墩子段，长约28千米，为走廊北山余脉——黑山、大红山山前冲积扇南缘。由于20世纪40年代修筑金塔至鼎新公路时，由“臭墩子”向东北，利用汉塞遗迹为路基，汉塞及沿线的烽燧遗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J19（T46h、A43）以东未被利用的汉塞遗迹，现残存约2千米，结构为燧石片间夹红柳叠砌两壁，中填砂砾而成，现基宽2米～3米，残高1.3米～1.6米，沿线残存烽燧5座；营盘段，长约12千米，原为北大河北岸草地，现已沦为戈壁，无任何汉塞遗迹，可能早期被毁。沿线残存城障1座、烽燧1座。现将金塔境内属于汉代酒泉郡的城障、烽燧遗址情况，介绍如下：“J”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金塔县的编号；“T”为斯坦因编号；“A”为贝格曼编号。
J1（T45h） 城障遗址，当地名“营盘大墩”。位于生地湾农场场部西北约28.2千米的红柳沙包地中。北距营盘堡简易公路0.4千米。障以土墼砌筑，面积24米×20米，墙宽1.1米。晚期于东墙外以夯土包筑，夯层宽0.8米，厚0.1米；夯层中夹有圆木筋，墙残高9米。障内有房屋遗迹，灰层厚约3米。此障已为明代利用、改建。
J2（T45g） 当地名“廿里小墩”。位于生地湾农场场部西北约22.7千米的戈壁上。北距营盘堡简易公路0.1千米，西北距J1（T45h）约4.9千米。烽燧以土墼间夹芦苇砌筑。底基4.6米×4.6米，燧顶3米×3米，残高4.8米。地面有大量灰色绳纹陶片、石磨残块。
J3（T45f） 位于生地湾农场场部西北约15.7千米的戈壁上。西北距J2（T45g）约9.8千米。烽燧以土墼间夹芦苇砌筑。底基3.5米×3.5米，残高2.4米。地面有大量灰色绳纹陶片，采集“货泉”1枚。
J4（新发现） 位于大头井北偏西2.7千米的草滩边。西偏北距J3（T45f）约2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已坍塌成土丘。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J5（T45e） 当地名“边墙井子墩”。位于板滩井北偏东约2.4千米的残丘地中。西北距J4约6.15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夯层厚0.18米，夯层间夹梭梭柴，已坍塌，顶部呈凹陷状。底基南北长4米，东西宽4.7米，残高3.7米。
J6（T45d） 当地名“床窝子墩”。位于生地湾农场场部北偏西约5.1千米的残丘地中。西北距J5（T45e）约2.7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夯层厚0.12米，夯窝直径0.06米。底基3.7米×3.7米，残高5米。地面有大量灰色绳纹陶片。
J7（T45c） 城障遗址。位于生地湾农场场部东北约4.3千米的残丘地中。东偏南2.3千米为明代的“镇朔墩”（T45d），西北距J6（T45d）约2.8千米。障墙以土墼间夹芦苇等砌筑，后为明代利用。20世纪60年代尚存，墙残高约7米，现已全部坍塌，仅存一角。南北长约8米，东西宽约6米，呈鱼脊状，残高2.5米。地面有大量灰色绳纹陶片。
J8（新发现） 城障遗址。当地名“石营子房”，位于北海子盐场西北约1.5千米、汉塞北侧的青石低山上。山高出戈壁20余米，西南距J7（T45c）约8.85千米。障墙以片石、土墼、砂砾等间夹红柳、胡杨枝等叠砌，已坍塌。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根据此障的地理位置和形制，可能为魏晋时期的城障遗址。
J9（新发现） 位于明沙窝井东北2.7千米、明沙窝山地南缘的风蚀砂石山包上。西北距J8约9.95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土丘。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J10（新发现） 位于明沙窝井东北3.5千米、明沙窝山地南缘的风蚀砂石山包上。西南距J9（T45d）约1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土丘。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J11（T45a） 当地名“腰墩子”。位于“臭墩子”（明代墩台）西北约3.2公里的石梯子山西侧山嘴上。西南距“石梯子墩”（T45b，明代墩台）约2.4千米，西南距J10约13.8千米，北距汉塞遗迹6米。烽燧夯土版筑，夯层厚0.09米～0.12米。底基南北长4.9米，东西宽4米，残高5米。燧南侧有一豁口。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J12（T46a） 位于“臭墩子”东北约5.75千米的残丘地中。西南距J11（T45a）约8.35千米。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烽燧北距汉塞遗迹9.1米，土墼砌筑。底基4.9米×4.9米，残高2.7米。周围遍布汉代陶片。烽燧附近灰堆中发现2枚残断木简。此燧现已无存。
J13（T46b） 位于“臭墩子”东北约7.35千米的残丘地中。西距J12（T46a）约1.6千米。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烽燧已完全坍塌，地面残存两堆石头，于燧东侧灰堆中，发现汉简2枚和无字素简数枚，其中有释文者1枚（见《敦煌汉简》2422号）。此燧现已无存。
J14（T46c） 位于“臭墩子”东北约8.8千米的残丘地中。西距J13（T46b）约1.6千米。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遗址内仅存石头砌筑的残墙基，东侧有一片灰区，从中采集汉简2枚、铜镞1枚。此燧现已无存。
J15（T46d） 位于“臭墩子”东北约10.2千米的残丘地中。西南距J14（T46c）约1.65千米。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烽燧为土墼砌筑，一层土墼间夹一层芦苇，土墼尺寸0.43米×0.2米×0.1米。底基5.5米×5.5米，残高1.2米。此燧现已无存。
J16（T46e） 位于“臭墩子”东北约14.2千米的戈壁上。西南距J15（T46d）约4千米。烽燧现已全部坍毁无存。
J17（T46f）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南约18千米的戈壁边。西距J16（T46e）约1.6千米。烽燧现已全部坍毁。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J18（T46g）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南约16.3千米的戈壁边。西南距J17（T46f）约1.6千米。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烽燧位于坞的东北角，已坍塌成低矮的黏土堆，坞内面积17米×24米，坞墙以砂砾间夹柴草叠筑，已坍毁成低矮的土梁。此燧现已无存。
J19（T46h，贝格曼编号A43，下同）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南约16.3千米的戈壁边。西南距J18（T46g）约1.6千米，北距汉塞遗迹20米。烽燧以土墼砌筑。底基4.9米×4.9米，残高1.5米。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燧东、南壁尚与坞墙相连，坞内面积7.23米×4.9米，内有数间套房，房内灰堆中采集汉简20枚，其中有释文者12枚（见《敦煌汉简》2423—2434号）。今坞墙遗迹已平毁无存。
J20（T46i、A42） 当地名“沙墩子”。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南约13.1千米的戈壁边。西南距J19（T46h、A43）约1.6千米。烽燧以土墼砌筑，土墼尺寸0.34米×0.2米×0.12米。底基南北长4.8米，东西宽5.3米，残高2.5米。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1915年斯坦因调查时，燧南尚有坞墙遗迹，现已无存。1930年贝格曼踏查时，于此燧采集汉简5枚，其中有释文者1枚（见《居延汉简甲乙编》86.12号）。
J21（斯坦因遗漏，贝格曼编号T215）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南约11.7千米的北大河北岸。西南距J20（T461、A42）约1.45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底基南北长4米，东西宽5米，残高1.5米。
J22（T46Jj、A41）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约10.6千米、北大河北岸的砂梁上。西南距J21（T215）约1.35千米。烽燧以土墼间夹红柳砌筑。底基3米×3米，残高1.5米。地面有大量灰色绳纹陶片。1930年贝格曼于此燧采集木褐1件，上有汉字（释文见《居延汉简甲乙编》354.4号）。
J23（T46k、A40） 当地名“红墩子”。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约8.4千米、北大河北岸的红砂梁上。西南距J22（T46Jj、A41）约2.25千米。烽燧为明代利用、改建。有早、晚期，早期以小土墼砌筑；晚期外包夯土层，夯层厚0.16米。底基南北长15米，东西宽14.3米，残高15米。燧南有一夯筑的长方形房屋基址。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和青花瓷片、黑釉粗陶片等。
J24（T461） 当地名“红沙墩”。位于航天镇营盘村北偏西约2千米的砂石山包上。西南距J23（T46k、A40）约7.85千米。烽燧为明代利用、改建，夯土版筑，夯层厚0．19米。底基15米×15米，残高8米。燧顶小土墼一平一竖砌筑女墙。燧南有坞堡残基，堡墙以小土墼砌筑，面积16米×11米。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
J25（斯坦因遗漏、贝格曼编号A39） 城障遗址，当地名“营盘”。位于航天镇营盘村东北约1.7千米的北大河北岸。西偏北距J24（T461）约1.2千米，东距北大河与黑河交汇处约5千米。障呈方形，面积78米×78米，障墙夯土版筑，夯层间夹芦苇、柴草，基宽4米，现残高0.2米。门南开，门外有矩尺形曲壁（“回门”）。此障为明代利用、改建。障四角增筑角楼、东、西、北三面墙外中间，各增筑一马面。
T214（贝格曼编号） 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北约2.8千米、营盘水库北岸的戈壁上。西南距J23（T46k、A40）约5.1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已全部坍毁，现上置一测量标志，地面不见陶片。此燧不在汉塞沿线，可能为明代墩台。
T213（贝格曼编号） 当地名“雷墩子”。位于航天镇营盘村西北约2.2千米、营盘水库北岸的台地上。西北距T214约0.65千米。烽燧分早、晚期，早期夯土版筑台基，夯层厚0.06米～0.09米。底基8米×7米，台高0.7米。台基上夯土版筑墩台，夯层厚19厘米；晚期以土墼竖砌包筑，土墼尺寸0.37米×0.19米×0.07米，墩台现残高3米。地面不见陶片。此燧不在汉塞沿线，可能为明代墩台。
肩水塞（p160～170）
在今甘肃金塔县东北60千米的黑河两岸，分布着两条平行的汉代堑壕，北端相交于金关；河东壕堑大致完整地延伸至鼎新镇西南的沙枣墩水库，长约60千米；西壕堑断续延伸至航天镇国光村附近，长约45千米。另外，在鼎新镇境内，北自沙枣墩水库，南至高台县西北的镇夷峡北口，长约42千米，有一道烽燧线，在T205至T206之间，还有一道壕堑。沿着这三道塞，以及东、西两部塞之间，共有44座烽燧、2座城、4座障、1座关。可分为4组：1．东部塞，17座烽燧、1座障、1座关；2．西部塞，11座烽燧；3．两塞间，10座烽燧、2座城、3座障；4．沙枣墩以南，6座烽燧。以上4组城障、烽燧，均应隶属肩水都尉，但不一定都归肩水候官管辖。据A33出土简（263.14C）记载，肩水都尉领属的候官，除“槖他”“肩水”外，还有“仓石候官”“庾候官”以及“骍马田官”（187.16）等。总之，由于出土资料的限制，我们对金关以南障塞、亭燧的隶属关系，还不能完全解决。
东部塞 A32、A33、T174—T176\T180-T182、T186—T188、T191、T195、T197、T197a、T198、T200、T202、T203
东部塞的壕堑，呈东北——西南走向，北始自金关，向东南呈弧形经T174、T175东侧，转向西南至T176，遗迹被流沙掩埋。至T181西南，遗迹出现，至T182折向南，至T186折向西南，至T188折向南呈弧形向西南延伸。在T188南约1千米处，从主壕堑分出一道支壕，呈弧形向西偏南延伸约3千米消失。在这道支壕的中间约1.5千米处，又分出一道支壕，向西北延伸约1.2千米消失。在两道支壕的夹角内，有1座烽燧，编号T189。主壕堑继续向西南延伸至T191东侧，又分出一道支壕向东北延伸约5.8千米跨过汉代直渠及其支渠，以及“红墩子”低洼地，止于马莲井子沼泽地边，西距黑河东岸约1千米。主壕堑继续向西南，自T191开始，傍汉代直渠延伸，两者相距约50米～100米。壕堑遗迹至T191西南2.5千米处消失，至T197东北1千米处出现；至T200西南约700米处又消失，至西南3千米处又出现；再向西南延伸约6.9千米又消失，至T202东北约600米处又出现，至T203西南约600米处消失。东部塞的壕堑，大约止于鼎新镇西南约9.2千米、沙枣墩水库东侧的汉代直渠（今名“大坝渠”）边。
A32 关门遗址。位于航天镇东北约34.6千米的黑河东岸100米处，东北距T168约1.6千米。1930年贝格曼在此试掘5个地点，共出土汉简850枚以上，年号集中在西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至哀帝建平三年（前4年）之间，同出的还有木器、竹器、芦苇器、葫芦器、角器、陶器、铁器、皮革、货币和织物等。根据出土简牍分析，此处为肩水都尉所属的“肩水金关”遗址。
1973年8月，甘肃居延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代号“EJ）。遗址主体建筑为关门，是两座对峙如阙的长方形夯土版筑楼橹（F2、F3，面积各为6.5米×5米，墙最厚1.2米，残墙最高1.12米，基部砌一层土墼，土墼尺寸0.49米×0.24米×0.14米。楼橹中间的门道宽5米，前口东侧发现烧残的大门构件：地袱、垫木、门枢、门臼等。门道两侧墙基，各残存4根半嵌在墙内的方、圆形排叉柱，下垫石块，最粗的方柱每边长0.21米，推测立柱顶部即门道上面，曾有过桥或门楼等建筑。西侧楼橹（F2）内有一通橹顶的土墼台阶，现仅存三级。屋内堆积层自上而下，第一层为碎土墼、泥块、草泥；第二层为烧焦的树干、芦草和炭渣，可能是坍毁的楼橹顶棚或建筑的屋顶；第三层为碎草，草中发现的残简，最晚纪年是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东侧楼橹（F3）内无台阶，但多一隔墙，墙东的窄间里出土汉简636枚。楼橹外，两侧向北至“阙柱”，以土墼各砌筑长约2.5米的关墙，再由东、西“阙柱”折向东、西，西侧关墙直抵黑河岸边，长约100米。东侧关墙长约26米，与堑壕相接，向东南直抵T174号烽燧。关门内外和“阙柱”侧，排列有呈正方形的虎落尖桩，有的尖桩埋在方形坑中；有的尖桩在下部刻一缺槽，再横贯一根短木，以防动摇。
坞在关门内西南侧，北墙长36.5米，南墙长35.5米，东墙残长24米。东南角敞开，或系坞门所在。坞墙夯土版筑，夯层厚0.05米～0.08米，墙宽0.7米～0.8米，残墙最高0.7米。坞经过多次重修，坞墙和房屋（F6—F9）马厩（F4、F5、F10—F13）为同一时期，其下叠压有较早的坞墙（在西北角）、灰层、房屋（F14）的土墼墙、积粪层。F12、F13之下发现更早的灶、炕、秸槔、篱笆墙。
坞西南角残存烽燧和方堡，南北相连。烽燧，底基7.7米×7.8米，早期夯土版筑，夯层中斜插许多小尖桩；晚期以土墼包砌。方堡（F1），夯土版筑，面积13米×12.5米，墙宽1.2米～1.3米。门窄小，内有曲折迂回的夹道，两侧分布住室、灶屋、仓库、院落。堡内发现灶台及印章、砚、木刻偶像和成帝“永始三年诏书”等简册。燧、堡周围也分布有虎落尖桩，尖桩打破了燧北和堡东各一段坞墙。堡门附近发现1枚残破的转射。整个建筑有火烧的痕迹。
遗址共出土简牍11577枚（其中未编号的1426枚），遗存1311件，其中有货币（半两、五铢）、残刀剑、箭镞、转射、积薪、铁器、农具、陶器、竹木漆器、丝麻毛革制的衣服、鞋、帽残件、渔网、网坠、织网梭、粮食（大麦、小麦、糜、谷、青稞、麻籽等）、棨信、印章、封泥、笔、砚、木板画、尺、麻纸等。
根据出土简牍，此遗址最迟在昭帝时，已称“金关”或“金关燧”。同时设有“通道厩”（73EJ,T10）。由于“金关”地处张掖通往居延的交通咽喉，兼有关口、邮驿、候望等多种职能，是汉代河西地区的军事重地之一。屯戍活动的衰落约在王莽末年，东汉建武初年曾有恢复，但活动相对冷落。
A33 城障遗址，当地名“地湾城”。位于航天镇东北约34千米古河道汇入黑河河口处的东南侧戈壁上。东北距A32（金关）约600米，西北距黑河河岸700米。1930年贝格曼曾在此进行试掘，十八个地点共出土简牍约2000枚。第二地点（过道西部）和第三地点（过道南屋）各出许多简。第四地点（房子，4.5米×3米）出土地湾简的大部分和1件帛书（353.1）。第五、第六地点（房子，9米×3米）出土数简和2件帛书（A33:6.70.20,21）。第十四地点出简6枚。第十五地点出简8枚。第十六地点出简1枚和写有大字的纸1张。第十七地点出简数枚；第十八地点出简1枚。出土纪年简集中于昭帝至王莽更始时期之内（公元前84年至公元前24年）。同出的器物有木器、竹器、苇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铁器、铜器、皮革、织物以及2支残毛笔（A33:6:57,A33:9:1）等。根据出土的检署，此障为“肩水候官”所在。
1986年9月至10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地湾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代号“ED”）。遗址由障、坞组成。障呈方形，面积21.6米×21.6米，建于一夯土台基上，台基宽7.5米，高0.2米～0.6米，边缘距障外墙基0.85米，距障内墙基0.65米。障墙黄土夯筑，基宽6米，顶宽2.8米～3.5米，残高7.9米～8.2米。障顶四周有夯筑女墙，宽约0.2米，残最高0.56米，残长2.3米。障顶东北角有一候望屋，与女墙间距0.27米，夯土版筑，墙宽0.6米，残高0.43米，残长1.2米。障门西开，外宽2.6米，内宽2.7米，门高3.6米，进深5米，自外向内呈漫坡。障门内左、右两壁基部残存纵向地袱，南侧地袱保存尚好，原为两节木段相接，现存东段，上有四个方榫，现残存排叉柱下端一节，有榫头插入榫孔。障门内左、右两壁上部，距地面3.1米～3.25米处，有两排木柱洞，柱径0.2米～0.35米，两排间距0.85米。障内靠东墙有一土墼砌筑的房屋已焚毁。障外北侧有一迁葬墓坑，东西向，长1.9米，宽0.5米，深0.4米。坑内仅有苇席夹丝绵的裹尸残片，西端有漆钵1件，已残。障外北侧和东侧，有虎落尖桩各四排。坞分早、晚期，均黄土夯筑，早期坞墙，南与障东南角相连，北与障西北角相连。南东墙长33米，南墙长69.5米，西墙长71.8米，北墙长49米，北东墙长17.2米，墙宽1.2米～1.7米，残高0.15米～0.33米。坞墙西南角因地势较低被洪水冲刷，遗迹无存。坞门可能在南墙西段，亦残毁无存。坞内建筑主要集中于障南的东北角。晚期坞墙，南与障西南角相连，北与障西北角相连，南东墙长20.2米，南墙长49米，西墙、北墙叠压在早期坞墙上，西墙长59米，北墙长49米，北东墙长17.2米，早期墙稍向东偏斜，晚期墙取直。晚期坞墙宽1.8米，残高0.12米～0.7米。坞门向南，门宽2.7米，门内两侧以土墼砌筑门墩，门内残留有地袱、门框、门臼等。坞内建筑主要集中于障西的东北角。在早期坞墙外侧，有虎落尖桩和梅花桩三排，可能有早、晚之别。尖桩呈方形排列，每桩基部掘成0.34米×0.34米的方坑，桩距0.7米。梅花桩排列不甚规则，每组以4～5根木尖桩斜插于土内，相互形成枝杈，似为后期补缺所为。晚期坞墙西侧，有零星虎落遗迹，破坏严重，已无规律，也有可能是早期坞外虎落的孑遗。在北坞墙以北20米处，有一道夯筑墙垣，宽约2米，残高0.2米，残长约100米，东、西两端残断，是否为第三道坞墙，尚有疑问。也有可能如K688城东的一道塞垣，东端转向南，经障东，止于早期坞以南的低洼地边；西端止于黑河岸边。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没有证据加以说明。在西坞墙外30.4米处（即《述要》所称的两小堆残土处），发现一房屋遗迹，现存西墙和南墙，土墼砌筑。西墙残长2.3米，残高0.28米；南墙残长2.4米，残高0.18米。东端有一木桩，桩内插一东西向木板。房内出土数百枚残断汉简。
由于A33地处河口，坞西南角地势低洼潮湿，灰区正处在这一位置，大量简牍受潮腐朽，已变成泥末。坞西侧低洼地上，留有大片因洪水冲刷而下的遗物残迹。同时，由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附近修筑铁路、车站，以障坞遗址作为后勤基地，造成巨大破坏。所以此次发掘收获不大，仅出土汉简千余枚和少量遗存，尚待整理。
T174 位于A32东南约2.3千米的台地上，与A32（金关）有壕堑相连，壕堑于烽燧东侧转向南延伸。烽燧以土墼砌筑，残高5米。
T175 位于T174西南约2.3千米的小台地上。烽燧以土墼砌盖，二层土墼间夹一层芨芨草，残高3.5米。烽燧东侧有不甚明显的壕堑遗迹。
T176 位于T175西南约2.3千米的小台地上。烽燧已坍塌成圆丘，顶上立有测量觇标。由此燧向西南，壕堑遗迹被流沙掩埋，不见痕迹。
T1180 位于T76西南约3.6千米的小台地上。烽燧已坍塌成砂砾圆丘。
T181 位于T180西南约1.6千米的戈壁上。烽燧以土墼砌筑，四层土墼间夹一层芨芨草。底基5米×5米，残高4.5米。附近有方形的房屋和坞的残迹。由此向西南，又有较明显的壕堑遗迹。
T182 位于T181西南约1.7千米的戈壁上。烽燧以土墼砌筑，已坍塌，残高2.5米。烽燧周围有方形壕堑环绕。
T186 位于T182南稍偏东约1.65千米的戈壁上。烽燧以土墼砌筑，已坍塌成圆丘形，残高约2米，布满砾石。
T187 位于T186西南约2.55千米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述要》称烽燧在一方形坞（60米×60米）北壁之内，今已无存。
T188 位于T187西南约3.7千米的一低矮小台地上。烽燧以土墼砌筑，残高2米。
T191 位于T188两南约6.8千米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
T195 位于T191西南约6.7千米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
T197 位于T195西南约2.3千米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
T197a（新发现） 位于T197东南约2千米的塞外戈壁上。烽燧已坍塌。
T198 位于T197西南约1.8千米的戈壁上。烽燧以土墼砌筑，已坍塌。
T200 位于T198西南约2.1千米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
T202 位于明代沙枣墩东北约5.6千米的戈壁上，东北距T200约14.8千米，西距大坝渠约0.8千米，烽燧南侧有壕堑遗迹。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周围有沙丘。
T203 位于T202西南约3.1千米的戈壁上，西南约1.1千米隔大坝渠为鼎新镇进化村。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
西部塞 T169-T172、P12、T178、T183、T184、T185、T190、T196
西部塞的壕堑，呈东北——西南走向，北始自A32（金关）的黑河对岸，向西绕T169北，转西南经T171、T172东侧，于T173西侧不远消失，残长约5.4千米。壕堑又于T178以北1.5千米处出现，向南经T178东侧，转向西南延伸，残长约2.5千米。壕堑又于T183东北2千米的黑河北岸出现，沿黑河西北岸向西南延伸，至T183以东约0.8千米折向西，经T183南侧向西1.5千米处，折向西南延伸，经T185东南侧，至航天镇中丰村东北1.6千米处消失，残长约12.3千米。由此向西南至北大河口，壕堑遗迹已全部被毁。
T169 当地名“实疙瘩”。位于A33（地湾）的黑河对岸。烽燧以土墼砌筑，已坍塌，残高3.5米。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T170 当地名“沙河墩”。位于T169塞外西偏北2.7千米。烽燧以土墼砌筑，土墼层间夹有木棒、草绳。底基南北长5.9米，东西宽3.8米，残高10米。燧中间有一条东西向豁口。烽燧西侧有一直径约16米，高约1.5米的土堆，上有残存的积薪。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
T171 位于T169西南2.3千米、敖包山以东的戈壁高冈上。烽燧以土墼砌筑。底基6米×6米，残高7米。燧顶有土墼砌筑的小屋。此燧曾经明代改建、增筑，保存较好。
T172 位于T171西南约750米、敖包山东南的戈壁高冈上。烽燧已坍塌。
P12 当地名“双岔墩”。位于T172西南约5千米、A35（毛城）西北2.4千米、黄毛土沟东南的戈壁上。烽燧以土墼砌筑，土墼间夹红柳层。底基5.4米×5.4米，残高8米。1930年出土汉简2枚、有字褐1枚（93.7）。
T178 当地名“窑墩”。位于P12西南约4.6千米的戈壁上，壕堑遗迹由北向南从烽燧东侧通过。烽燧以土墼砌筑，土墼间夹芨芨草层，残高1.5米。
T183（斯坦因编号T84b） 当地名“唐房墩”。位于T178西南3.45千米、航天镇沙门子村东北800米，东距黑河900米。烽燧夯土版筑，夯层厚0.06米～0.08米。底基4.5米×5.5米，残高0.7米。
T184 当地名“驴丘墩”。位于T183西北2.65千米的小山上。烽燧夯土版筑，残高约4米。
T185（斯坦因编号T84a） 当地名“雷墩子”。位于T183西南5.45千米、航天镇二截村西600米。烽燧以土墼砌筑。底基南北长7.5米，东西宽5.5米，燧顶已被风蚀成圆锥形，残高1.9米。
T190 当地名“五分墩”。位于航天镇天仓村北偏西300米。烽燧夯土版筑，夯层厚0.08米～0.1米。底基6.8米×6.8米，燧顶已风蚀成圆锥形，残高1.6米。
T196（斯坦因编号T46m） 位于航天镇国光村东北1.5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夯层厚0.06米～0.08米。底基南北长2.8米，东西宽3.6米，残高0.5米。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
两塞间
西岸 T173、F179
T173 位于T172西南约800米，与A34相距1.7千米，隔黑河南北相对。烽燧中心部位为夯土版筑，外壁为明代以小土墼包砌，残高7米。
F179（斯坦因编号T84c） 城障遗址，当地名“马庄”。位于P12西南约5.3千米的草地边缘，西偏北距T178约750米，东距黑河2.4千米。障呈正方形，面积21米×21米，夯土版筑。基宽5.6米，残高1米，门南开。障东墙接一长方形坞，面积10.5米×6.5米。地面有灰色绳纹陶片。
大湾城 当地又名“哨马营”。位于F179东北约2.9千米的黑河西岸。城呈正方形，250米×250米，夯土版筑，夯层厚0.18米。基宽6.5米，顶宽3米，残高7.5米。女墙宽0.8米，残高0.2米。现东墙已被河水冲毁。地面有黑釉粗瓷片和少量灰陶片。年代似为元代建筑。
东岸 A34—A38、F177、T189、T189a、T192—T194、T199、T201
黑河东岸，在A37以北，有一个大弯曲，当地名“大湾”。在大湾北端东岸，形成一片沼泽地，当地名“马莲井子”，黑河有一条支流，由西向东穿过马莲井子沼泽地，转向东北流，经A35（毛城）东，分为两支，干流继续向东北，于A33（地湾城）西侧汇入黑河；支流向西北，于A35以北汇入黑河。这条黑河支流，绵延约21千米，现已完全干涸，是否就是汉简中所称的“肩水”，值得探索。如果这种推测不误，沿河两岸，大约就是肩水都尉所属的骍马田官屯田区。
A34 位于A35东北约3.4千米的河边台地上，北距黑河1千米，东北距A33（地湾城）约5.4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圆丘，残高约1米。
F177 城障遗址。位于A35（毛城）西北约200米，二者被一古渠分隔。障呈正方形，面积18米×18米，残高1米，夯土版筑，现已被黑河冲毁无存。
A35（斯坦因编号T48d） 城障遗址，当地名“毛城”。《述要》称“大湾城”位于A33（地湾城）西南约8.7千米，西距黑河200米，东距干涸古河道2.4千米。遗址由障、坞组成。障，面积70米×70米，夯土版筑，墙宽4米～6米，残高8.5米，门位于东墙正中。宋、元时期，北墙北移20米，东、西两端各扩筑20米，使障的平面成为北大南小、形似“冒”字的不规则格局。同时，补筑了障西南角和西墙北端的望楼，以及障门内的短墙、通障顶的土台阶、障顶女墙等。1930年，在南墙上的小坛（第十六地点）曾出土西夏文印版文书和有西夏文的丝绸各1件。障外东、北部有坞，北墙长约184米（现存166米），东墙长约155米，西墙长约94米（现已为洪水冲毁无存），南墙长约116米（西段38米为晚期改建平毁），可能曾经过晚期改建，坞墙夯土版筑，基宽2米，残高约1.65米～2米。坞北墙中间开门（第一、第二地点）。坞东墙中间（第四地点）和东南角（第十二地点）各有一望楼，底基5米×5米，高4.5米，似为晚期增筑。东北角有一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残高约7米。1930年在此燧南壁下清理出一小屋（第三地点），高1.8米，深0.75米。在坞内、外第一、二、三、四、七、九、十二等地点，均出土有汉简若干枚。第八、第十一地点，出土汉代器物；坞内一现代庙址下（第六地点）出土汉简约500枚；第十地点出土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器物。
宋、元时期，除扩筑障墙外，在障门外加筑瓮城；在障四周掘一道宽约7米的壕沟；在壕沟外加筑两道平行的土墙，今存东墙和南墙东段。在坞外约17米处，加筑外城，现北墙和东墙保存较好，东墙残存210米，北墙残存130米。墙内有一道宽约5米的浅壕，南段较宽，其上有一条窄沟。
宋、元时期外城的东南角有1座汉代烽燧，夯土版筑，底基5米×5米，原高2.5米，宋、元时在其上加筑至10米。将汉代的望楼改筑成小屋，门南开，以木梯或绳梯上下。小屋之上，中空，两侧有脚窝登燧顶。燧东、燧南原有两间房子（第三、第四地点），已倒塌成土堆。在东屋（第十三地点），1930年曾出土汉简约900枚。
A35共计出土汉简约1500枚，纪年简集中在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至平帝元始二年（2年）之间，最晚为王莽新始建国三年（11年）。同出的器物约350件，有木器、竹器、葫芦器、芦草器、石器、陶器、铜器、铁器残件，以及皮革、丝麻织物残片等。根据A35出土的邮书课，此遗址应为肩水都尉府治所。A35出土的简牍中，有许多关于“骍马田官”的记载，以及田卒的名籍、衣物簿、牛籍等，可能骍马屯田区就在A35以东的干涸古河道两岸及其以南地区。
A36（斯坦因编号T48g） 位于T182西南约1.5千米的干涸古河道东岸，东距壕堑遗迹1.6千米。烽燧以土墼砌筑，三层土墼间夹一层芨芨草。底基6.5米×6.5米，残高4米。燧东南有一行三堆石板，相距70米。1930年曾出土汉简5枚和其他木器残件等。根据此燧的地理位置，可能为驿道上的邮亭遗址。
T189 位于T188西南约2.139°28′、西南向弧形支壕（方位北偏东36°）与西北向支壕（方位北偏西17°5′）相交的夹角内。烽燧已坍塌成一圆丘。
T189a（新发现） 位于T189西南约1.5千米的汉代直渠西侧，东距壕堑遗迹约1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土丘。
A37 城障遗址。位于T189西约5.5千米、黑河南岸约1.7千米的盐碱滩上，西南距A38约4.2千米。障呈方形，面积43米×40米，黄土夯筑。基宽8米，残高2.1米。门南开，宽约2米，门外有曲壁。障墙已完全盐碱化。 《述要》所载，紧接东墙的长方形坞壁和坞东南角的方形望楼，今已无存。1930年曾出土汉简1枚。
A38（斯坦因编号T47） 古城遗址。位于航天镇双城村北约400米、黑河东岸约200米处。城呈长方形，面积354米×266米。方向南北，夯土版筑，墙基宽3米～3.4米，残高约1米，城东南角和东北角有角楼，西墙和南墙外有马面，城中部以夯筑薄墙分为南、北两部分，今存西段。地面可拾到灰色绳纹陶片。但据此城现存的建筑形制，应为宋、元时期或以后的城址，是否是在汉代遗址上改建而成，未经考古发掘，难以确定。不过，由于此城靠近河岸，地势较低，城东、南、北三面多沼泽、水洼、盐碱地，不宜大面积耕作。如果是汉代肩水县旧址，则晚期地形一定发生过改变，或者黑河改道，或者地基下陷。总之，如某些学者所推测，此城为汉代肩水县城的意见，值得商榷。
T192 位于T189西南约4.1千米的戈壁上。烽燧已坍塌成高约2米，直径20米的平墩，上立有测量觇标。根据此燧的地理位置，可能与A36相似，亦为驿道上的邮亭遗址。
T193 位于T192南偏西约1.4千米的戈壁上，东距汉代直渠的支渠遗迹约500米，西距航天镇东岔村约3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土丘。
T194 位于T193西南约4.6千米处、汉代直渠遗迹的西侧，西距航天镇东光村约2.3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土丘。
T199 位于T197西南约1.9千米处、汉代直渠遗迹的西侧，东距T198约250米。烽燧已坍塌成土丘。
T201 位于T199西南约4.4千米处、汉代直渠遗迹的西侧。烽燧已坍塌成土丘，残高约5米。
以上T189a、T194、T199、T201等4燧，均位于汉代直渠遗迹的西侧，似属屯田区守望渠水的亭燧遗迹。
沙枣墩以南T204—T207b
T204 位于鼎新镇骡马湖村南500米的黑河东岸，河与燧之间隔一水渠，东北距T203约6.6千米。烽燧夯土版筑，已坍塌成土丘，高约2米，上立有测量觇标。
T205 当地名“高腰子墩”。位于鼎新镇芨芨村西南约2.5千米的古河道岸边，东北距T204约7.8千米。烽燧夯土版筑，明代改建。外壁以小土墼包砌。底基8米×8米，残高3米。上立有测量觇标。燧东侧至T206有壕堑遗迹。
T206 位于T205南偏西1.15千米的古河道岸边。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高约1米。燧东侧有壕堑遗迹。
T207 位于T206西南8.3千米的古河道岸边，西距鼎新镇双树子村约600米。烽燧已坍塌成圆丘形，高约1米。西南约100米，有一座明代墩台，中心部位为夯土版筑，外以土墼包砌。底基7米×7米，残高约1.5米。此即《述要》所载的烽台。
T207a（新发现） 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砂砾包上，砂包高约4米，西北距T207约3.1千米。烽燧以土墼砌筑，残高约2米。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根据此燧的地理位置，似属驿道上的邮亭遗址。
T207b（新发现） 位于鼎新镇大茨湾村南约11.3千米古河道岸边的突出台地上，南距镇夷峡口的明代墩台1.3千米，北距明代“小墩”烽台4.5千米。烽燧已坍塌成圆形平墩，高约0.5米。地面有少量灰色绳纹陶片。
段清波 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一书中的记载
烽燧（p217）
“目前甘肃省境内保存汉代烽燧351座，主要分布于河西各地，计酒泉地区237座、张掖地区55座、武威地区40座、金昌市6座，另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屯田区（即居延屯田区）有烽燧165座。”
金塔县东部烽燧自西向东有T46a-1，计12座，T213-215,3座，共15座。T461即红砂墩，底基15米×15米，残高9米许。T46K(A40）红墩子底基亦15米×15米，残高9米，烽南有长方形房址。T461(A42）即沙墩子，残高3米，土间夹芦苇、柴木筑成。北部烽燧今存10余座，自东向西计有：石梯子墩，位于臭水墩西4千米，残高6米。镇朔墩，位于生地湾国有农场场部东北5.5千米，残高10米。五连北部墩，位于生地湾农场五连北3.5千米，残高10米。二十里小墩，残高10米。营盘大墩，残高6米。又有旧寺墩、木头井北部墩。此外重要的烽燧尚有：T44d烽，位于疙瘩井东南6千米，底基4.9米×4.9米，残高4.3米。T44c位于T44d西北4.8千米，西距疙瘩井6千米，其东面为断山口河，底基2.4米×2.6米，残高2米，土墼垒砌，残余16层，有坞壁，已成废墟。T44f位于T44d西南2.5千米，残高2米。T44b位于T44西北2.5千米，底基8.2米×8.2米，残高6.4米。T44a位于T44b西北4.5千米，俗称柴墩子，底基9.7米×9.7米，残高4.3米。
甘肃境内的障城（p227）
据李并成《河西走廊西部汉长城遗迹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记述：“金塔县东部障即A49，位于两河交汇处西5千米北大河北岸，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78米，夯土版筑，夹压芦苇和柴草层，基厚4米，残高4米～5米。四角置角墩，南垣正中开门，有矩形瓮城。北、西、东三垣各筑马面一座，马面显系后代增修。该障规模较大，依其位置应系东部都尉治所东部障。石营子坊城障，位于西坝乡西移村正北6千米的戈壁上，南北25米，东西31米，基宽3.6米，残高4.7米，夯土夹红柳、石块筑成，南开门，当即北部都尉所治偃泉障。”
“肩水金关遗址，主体建筑关门，坞在关门内西南侧，坞墙北长36.5米，南北长35.5米，东残长24米。东南角敞开，或系坞门所在。残墙最高处70米，厚0.7米～0.8米，夯筑，夯层0.05米～0.08米。坞西南角残存方堡，夯土方堡13米×12.5米，壁厚1.2米～1.3米，门窄小。”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十四节 金塔汉长城几次调查的差异
据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记载：在斯坦因、贝格曼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塔境内东部塞和西部塞的三次调查中，均登记为堑壕。但在2010年的早期长城资源调查中，除东部塞在地湾东梁发现一段壕堑外，其余地段发现的均是低矮的塞墙。
据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记载：北部塞自营盘至北海子长约56千米的区域内，只发现汉塞4小段，2.5千米。但在2010年的早期长城资源调查中，这一区域内却发现了大量的汉塞遗迹，共21段，长约28千米。
造成以上两种结果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自然、人为因素的破坏造成的。在2010年的调查过程中，由于离前几次调查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特别是近年来，东部塞境内的大部分地段由于开荒、修渠、修路，对长城遗迹破坏较大。从长城分布走向图上就可看出，铁路基本上就沿着长城线分布。因此，好多地段的长城遗迹一侧已被破坏，原来的壕堑，现在只剩下一侧的壕垄了，就只能作为墙体登记了。
二是调查方法不同造成的。2010年的长城调查工作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在这次调查中没有进行细致的发掘分析，只能凭肉眼和经验来判断，因此，一段塞墙到底是墙体还是壕堑以及其具体的构筑方式掌握的还是不到位，造成认定上的偏差。
三是调查线路的不一致造成的。从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中对金塔北部塞的记载中，斯坦因和贝格曼对于北部塞位于红砂小墩到北海子的这一段长城除记载了几座明代烽燧外，遗漏了大量的墙体和烽燧遗迹，这说明他们二人的调查对这一段长城基本没有涉足。据当时陪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的刘玉林说，他们对这一段长城也没有涉足，致使调查不彻底、不全面。在2008年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和2010年的长城调查中将这一段长城作为重点进行了调查记载，使金塔境内的长城线更加完整、清晰、明了。
相关地名
金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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