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塔院寺金塔，位于金塔县城东南2.5千米的塔院寺内，塔与寺合称金塔寺或塔院寺。塔势雄伟，寺貌壮观，构成一幅神奇迷人的画景。明、清时被列为肃州八景之一，民国时又将它列为金塔第一景，金塔县县名由此而来。因此，金塔县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以塔命名的县。
  民国《金塔县志》记载：邑东南五里许，有金塔寺，内有古塔一座，高矗云霄。塔形上锐下圆，如古铜膽瓶，云是仿西域式与内地塔形迥别。并有蜀人李士璋作的《宝塔凌云》的诗句：
  宝塔凌云
  民国·李士璋
  塔势巍然若建瓴，晴云一抹接遥青。
  夕阳映作擎天柱，碧落高撑注月瓶。
  几度题名来雁字，何人写罢换鹅经。
  萧间古寺行踪少，细听松风响铎铃。
  建塔之初
  “金塔”是覆钵式塔，是藏传佛教的塔。这种塔的造型特点是在高大的方形基座上，建圆形覆钵形的塔身，上面安装塔刹。塔身下方上圆，具有浓重的原始性。自元代以后，喇嘛教建塔常采用这种形式，所以称为喇嘛塔。主要流传于南亚的印度、尼泊尔，中国的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省区。
  关于“金塔”的确切初建年代，现存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民间有此塔建于元代、唐代或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传说，但未见史料记载，有待考证。据《重修金塔县志·1934年手抄本校注》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即1732年）记载：“如我金塔寺之有塔，不知仿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曰筋塔。迨明万历二十年设堡，其地立官分土，因名其堡曰‘金塔寺堡’，是堡因塔而名也”。这是现有史料中关于“金塔”的最早记载。说明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时“金塔”已存在。据此证明“金塔”的始建年代，最迟也在明代。也说明，金塔，原名叫“筋塔”。后来，一方面根据谐音，另一方面，“金”象征财富，人们为了祈求金塔地方繁荣富足，改称为“金塔”。
  又据《重修金塔寺塔院寺》记载：“吾酒泉郡北有金塔寺焉，不知始于何年创之何帝，迨后倾颓全无，然其基尚存焉。后有孙公一贵于康熙四十二年躬鹰简命巡守是地，每夜辄闻斯地有鼓钟管龠之音。感化于心，顿然醒悟同山右僧性贵咸登法舟。遂一念之诚，募化十方修寺建塔造立金象”。另据《修编金塔方志》记载：“金塔寺，在城东南五里许。其塔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金塔游击甘州人孙一贵重建筑。土质铜顶，围七丈高五丈……”
  1987年维修金塔时，发现了历次维修的四层灰层，最里面的塔身土层经甘肃省博物馆专家实地查看，为明代建筑，并从金顶内发现了四次维修的记录牌。
  从以上史料说明，塔院寺金塔的初建年代不晚于明代。
  关于“金塔”的初建年代，笔者也翻阅了一些资料，认为初建年代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或元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空前的社会动荡与民族的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与中原农耕民族频繁交锋，北方区域动荡不安。多民族间冲突加剧，政权更替频繁，战争不断，人民饱尝战争疾苦，流离失所，顿感人生无常，需要精神寄托。希望得到神灵保佑，消灾免祸，祈求平安。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学崇尚虚浮，佯狂遁世，与佛教思想一致，佛教因玄学获益，相得益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此时，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的五胡君主，也亟须为自己寻求精神支柱，希望利用佛教惩恶扬善、生死轮回的教义来安抚各族百姓，缓和民族矛盾，并借宗教维护统治。佛教的传入，所宣扬的教义正好符合了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各地广建寺庙，开窟造像，大兴佛事活动。一时间，香火旺盛，佛事盛行，寺庙林立，窟龛密布，呈现出空前繁荣景象。
  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五个割据政权。前凉已信佛，佛教已广为传播，据《首楞严经》后记中记载：癸酉年（373年），凉州刺史张天锡，请月氏优婆塞支施仑在州内正厅堂、湛露轩下，出《首楞严经》《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日未经》4种，由龟兹（新疆库车）王世子帛延翻译。译经时，在场的有会水（今金塔县）的县令马奕，可见当时会水县信佛的程度。412年，匈奴族的沮渠蒙逊占领了姑藏（即凉州），统一了河西走廊，自称为“河西王”，使北凉国发展到了极盛。沮渠蒙逊本人是很相信佛法的，也怀有弘扬佛教的远大志向。他第一次将佛教文化引入政权。并大肆建筑寺庙佛塔，河西地区寺庙遍布，佛塔林立。为了使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尽快消除因多年战争引起的民族仇恨，恢复平静安闲的生活，他利用佛教的力量，不但在国内修建了华丽壮观的佛寺，还特意邀请了很多中外著名高僧前来凉州翻译佛经，使凉州成为当时全国的译经中心之一，河西佛教的重要基地。而在远离河西走廊中心的金塔，是崇佛的北凉国主沮渠蒙逊之子沮渠牧健在继任王位前的驻牧之地，佛教已很盛行。以上史料说明，为了政治需要，或许“金塔”就建造于这一时期。
  439年，强大的北凉政权仅仅存在了不到四十年，就被北魏的鲜卑人给消灭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tabatao）大力提倡“文教”。他认为让“虚诞不经”的“胡人”的佛教广为流传，只会招致“礼义大坏”“天常大乱”“王法废而不行”的恶果。同时，由于不负担赋税，徭役的僧侣人数膨胀，就会大大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另外，寺、塔、经、像的增多，也是对社会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这与拓跋焘大力提倡发展生产，节约开支，增加物质财富，保证军国费用的方针政策相抵触。太延四年（438年）、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和七年（446年），拓跋焘先后三次下诏打击佛教，要全国各地碎佛像、焚佛经、诛杀僧侣。金塔寺虽然位置偏僻，但也没有躲过这场灭佛之灾。
  据《肃镇华夷志》（明李应魁撰）卷三景致肃州八景金塔凌虚中说：“金塔寺，在酒泉东北六十余里，孤峰之北，创自前代，寺屋皆已颓毁，惟浮屠犹在，高数十丈，好事者时或登焉，俯视无边。”该书成书于明代，其“前代”即为元代，说明金塔寺创建于元代，“惟浮屠犹在”，说明当时金塔就已存在。在过去塔和寺是密不可分的，有寺就有塔，金塔的创建年代应该与金塔寺在同一个时期。
  名称由来
  这座塔为什么叫“金塔”，在当地流行的有四种说法：一是说因为塔的外表是用纸筋裱糊而成的，所以初建时把这座塔叫做“筋塔”，后人根据谐音，称为“金塔”。二是说塔上供奉一尊释迦佛金面铜像而得名。三是说因为塔初建时是土塔，因为常年风吹雨淋，塔身土层脱落严重，为了保护塔身，寺院的僧人就用牛筋裹在塔身上，防止土层脱落，时间久了，人们就叫其为“筋塔”，后人根据谐音，称为“金塔”。四是说整个塔体呈现出汉字“金”的造型，所以叫“金塔”。首先，我们应该排除的是第三种说法，牛在过去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人们一般不会杀耕牛，就算老死或病死的耕牛人们也不会扒其皮，食其肉。一座塔身要用牛筋来裹，需要多少头牛，当时牛本身就很少，哪有这么多的牛筋？这是不可能的。第二种说法民间流传最广。过去在塔上或寺庙里供奉金面铜佛像很多，几乎大大小小的寺庙或塔上都在供奉，甚至条件好的大户人家也在供奉，为什么单单这座塔因供奉金面铜佛像就叫金塔，这种说法也似乎经不起推敲。至于第四种说法，所有覆钵式塔的基本结构大体相同，就像一个“金”字造型，也不能足以为证。剩下的第一种说法在史料中有确切记载，据《重修金塔县志·1934年手抄本校注》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即1732年）记载：“如我金塔寺之有塔，不知仿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曰筋塔”。这里所说的“筋”即纸筋。《百度百科》中对纸筋的解释是：纸筋，用白纸筋或草纸筋，使用前应用水浸透、捣烂、洁净；罩面纸筋宜用机碾磨细。稻草、麦秸应坚韧、干燥，不含杂质，其长度不得大于30毫米。稻草、麦秸应经石灰浆浸泡处理。以前用草纸，现在多数用水泥纸袋替代，因为水泥纸袋的纤维韧性较好。其用途是掺在石灰里起增强材料连接，防裂、提高强度，减少石灰硬化后的收缩，节约石灰的使用。古时建造土房子时掺到泥浆里，以提高墙体韧度、连接性能。“纸筋灰”是一种用草或者是纤维物质加工成浆状，按比例均匀的拌入抹灰砂浆内，作用于防止墙体抹灰层裂缝，增加灰浆连接强度和稠度。因当时初建金塔时，为了提高墙体韧度、连接性能，在泥浆中掺入了用稻草、麦秸经石灰浆浸泡处理过的纸筋，从金塔历次维修的灰层中，也发现了纸筋，与“塔以筋砌”相吻合。这才是金塔名称真正的由来。
  重建维修
  关于塔院寺及“金塔”的维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先后有四次。据民国《创修金塔县志》记载：“明朝末期，塔已倾颓，其基尚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金塔营游击甘州（今张掖）人孙一贵，重建土质铜顶塔，塔围七丈，高五丈，塔顶高五尺，围约一丈二尺，四十二年告竣。延至雍正十年（1732年），性贵弟子可法，募化资财，将前后殿宇及舞殿覆瓦，谋久固之，并增筑钟楼和鼓楼。清同治四年（1865年），战乱中庙宇被焚，唯塔未受损失。光绪四年（1878年），贡生陈豫讷督修，化十方布施，仍建大殿三楹，上供释迦佛，寺庙恢复原貌，景观更加宏伟。宝塔上锐下圆，如古铜胆瓶状，土质塔身，高五丈、围七丈，外表用纸筋、白灰等物粉饰。铜铸塔顶，高五尺，围约一丈二尺，塔上供奉金面铜佛一尊。其后又有商民芦德，贡生刘怀基曾先后两次修葺之。”另据《修编金塔方志》记载：“其塔修葺三次，第一次贡生陈豫讷修葺之。第二次商民芦德修葺之。第三次民国十年（1921年），贡生刘怀基修葺之”。
  但据1987年从塔顶内出土的4块维修木牌证明，金塔的维修时间分别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和民国十二年（1923年），《修编金塔方志》中记载的时间可能是维修寺庙的时间。
  孙一贵复塔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游击孙一贵分守其地，每夜辄闻渔鼓梵唱之音，乃与僧性贵谋为创建。当时，孙一贵来金塔任职，只见原金塔寺的地方只有原塔院寺的地基和倒塌的土疙瘩了。但这儿的居民却说，此处每至夜半，常有“鸣罄朗诵经声”和“钟鼓管龠之音”进入人们的听觉之中，神奇至极，妙不可言。孙一贵将军为了探个究竟，在巡守此地时住在了塔基附近。可睡至半夜时，梦见一座寺院有塔有庙，僧众正在击磬诵经，他看的清清楚楚、真真切切。醒来后钟鼓管龠之音还回响在耳边，寺院情景还在眼前浮现。这种奇异之事的梦显，孙将军深思良久，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于是他马上召集当地的比丘僧性贵，会士耆成彩、黄纡、张有宝、梁孤等人进行了反复的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塔她之异征，由佛祖之感应而来”，应当在此地重修大雄宝刹，作为此一方之呵护，为做善之征兆。决定做出之后，孙一贵将军亲自向上级争取资金。性贵及会士们“募化十方鸠工庀材”，按梦中图景在原址重修宝塔，造立金像。在塔前重建了寺院，寺内建正殿三间，前承抱厦，两庑十间，中殿十间，前殿三间及山门、戏台俱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宝塔修建完毕。至此院寺重建工程竣工，虽均属泥土修遣，终不能坚固持久，但可使王子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可法熏修金塔寺
  雍正十年（1732年），性贵弟子可法在塔院寺当主持。他发现寺院原泥土建造的土房因鸟鼠穿啄，风雨摧残，有的已快坍塌的寺院已显颓敞。为谋久固之计，可法与善士陶光洛商议，决心把庙宇修成砖瓦的。在资金十分奇缺的情况下，幸亏山右的张玉庆先生真心信佛，拿出了苦力积存下的六十两银子，带动了有威望的绅士、有权势的官员、有名望的庶土老人，全民动员，竭力殚虑，共谋良计。大家一起苦心募化资财，觅请工匠，煅烧黏土，将前后殿宇加砖覆瓦。更建钟鼓楼二座，以竟其功。重修后较昔大为改观，堪称久固之禅堂。
  中晚清对金塔寺的维修
  可法对金塔寺维修之后，因有砖瓦覆盖，较前壮观结实多了。但毕竟经风吹日晒雨淋，年久了仍需要维修。可法维修的塔院寺历经四十五年后，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双桂下第三十七代纯真老人（字理意）与徒弟广慧商议对宝塔进行了修葺。他们四处化缘，组织工匠，加固了塔基，粉刷了塔壁，使宝塔焕然一新。到了同治四年（1865年），回民马文录起事，在王子庄、肃州一带烧抢掠夺。他们为破坏王子庄的风水，在路过塔院寺时，将寺院放火焚烧，使其毁于一旦。寺院一毁，王子庄地方顿显冷落。时隔十三年后，有今东坝贡生陈豫讷（字仲民）倡导，民众齐心，募化十方，建筑了大殿三楹，上供释迦牟尼佛祖。从此塔院寺香火复盛。之后金塔堡商民芦德对其塔修葺一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王子庄发生地震，佛塔被震出裂缝，但没有坍塌。主持张玉柱募捐资财，于七月份对佛塔进行了维修，粘填了缝隙，加固了塔基，较前更为坚固。
  民国贡生刘怀基复修金塔寺
  民国十年（1921年），今西坝贡生刘怀基，人称“刘贡爷”，多行善举。他看到塔院寺年久失修，塔及寺庙十分破旧。他了解了民意，请示了县府，募捐了部分资财，其余不足的资财全有自己负担。经过两年多复修，寺庙恢复了原貌，景观更加宏伟。塔前大殿内正中塑释迦牟尼佛像，左而塑文殊菩萨像，右而塑普贤菩萨像，最后塑观世音菩萨面对宝塔而坐。墙壁上画有风神、雨伯、雷公、电母神像。中殿上顶有子牙楼，殿内上塑弥勒佛、韦陀菩萨，左右塑十八罗汉。殿外两旁有约两米多高的大理石石碑，前后都刻满碑文。前殿内塑四大天王。前殿与中殿之间，东侧为东岳天子殿，上塑地藏菩萨和东岳天子，左右墙上画有十大阎罗王，并画有十八层地狱壁画。西侧为三霄娘娘殿，塑有“云霄”“碧霄”“琼宵”三位娘娘神像。前后殿宇、左右厢房、钟楼、鼓楼、山门、戏台均系砖土木结构，上覆砖瓦。院内还专门从祁连山里挖来了松树移栽在院内，有居士专门培育管护。民国十二年（1923年）又对宝塔进行了修葺，在塔顶室内敬贡了金丽铜佛。至此，塔院寺规模之大，年代之久，不能不令金塔人自豪，令外地人惊叹！殿宇修建的雕塑技术、壁画设计艺术、碑文匾额撰写的艺人，不仅在金塔是独一无二的，就在酒泉、河西乃至甘肃也为数不多。她展现了金塔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也凸显了佛教神奇的精神魅力。不仅有着很高的文物研究价值，也是迷人的观赏佳景。
  守护传承
  金塔，在新中国成立后维修了两次。
  第一次是1987年。据史料记载，自民国五年（1916年）维修后，到20世纪80年代，经几十年风吹雨淋，塔身百分之五十的表皮脱落，多处出现裂纹。须弥座三分之二塌陷，土坯全部裸露，只东北角能看出外形，覆钵体只剩三分之一泥皮。当时若不及时维修，塔有倾覆的可能，鉴于这一情况，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曹延茂多次向县委、人大、政府呼吁，对古塔进行维修保护。1986年，时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肖占瑞高度重视，带领县人大、政府、政协的有关领导亲临现场视察，大家一致认为维修保护“金塔”已刻不容缓。1986年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经过认真研究，做出维修“金塔”的决定。并积极向甘肃省文物局争取资金2万元，县财政自筹1万元，对古塔进行加固维修。并将原位于县中学内的东岳庙正殿移建于古塔近旁，改为文昌阁。
  工程维修工作由时任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局长的潘进德同志负总责，县文化馆馆长曹延茂具体组织实施，文化馆职工刘玉林、赵立云为现场监工。工程施工由酒泉三墩乡长城村古建筑队承担，于1987年4月开工，10月竣工。
  维修时，先搭架清理外表皮，将脱落的表皮全部铲除。在清理到覆钵体上端，与塔顶接触部位时，发现历次维修的四层灰层，每层3厘米～4厘米。清理到第五层时，发现十三天佛龛，保存尚好，从中采集到两尊泥塑释迦牟尼佛像。对于这一发现，当时的县文化广播电视局领导十分重视。及时请示县政府，请甘肃省博物馆文物专家赵志祥来现场鉴定。根据实地查看，认为最里面的一层即第五层为明代建筑。据此考证，“金塔”始建于明代。清理到金顶时，发现经书20余卷。其中一卷经书中夹有释迦牟尼彩画像2张，并发现里面存有记录历次维修的四块木匾。与十三天发现的四层灰层相印证。
  这次共采集到经书20余卷，历次维修的木匾4块及泥塑释迦牟尼佛像和释迦牟尼彩画像，并从塔院寺内采集到琉璃塔顶一个和佛瓦当3块等明清时的遗物。经专家鉴定，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4件，3级文物4件，这些文物全部保存在县博物馆内。
  清理完毕后，开始复原，从须弥座到覆钵体按清制复原，十三天按明制复原。为了保证修旧如旧，复原的泥用古方法加工，即用三合土加糯米粥、棉花混合，增加了泥的黏合度和强度，防止开裂。金顶上的木头因虫蚀严重，用猪血腻子刮了两遍。然后整个塔身用红土粉刷，并喷了一层保护剂，恢复了塔的旧貌。
  在维修前，塔顶已丢失，现塔顶是维修时用纯铜加工而成的。在封顶时，将从金顶和佛龛内取出的经书、维修宝塔牌，和彩塑佛像，按原样复制一套放入金顶内密封。
  佛头瓦当按当时的原样复制，琉璃瓦在西安加工，八角风铃也是重新加工的。
  在维修底座时，地铺砖和砌墙用的砖原想加工成明时的灰砖，但烧成后由于火候不够，加之雨水浸泡，没有成功，最后用我县砂砖厂烧制的灰砖代替。
  维修结束后，县人民政府立碑纪念。
  第二次是2011年。进入21世纪，历经多年风吹日晒雨淋的“金塔”，塔体表面又出现了裂缝和脱落，又因附近水渠和农田灌溉渗漏，塔基倾倒，塔身倾斜。金塔县博物馆从甘肃省文物局争取资金30万元，对“金塔”又一次进行了加固维修。这一次维修对塔体表面裂缝进行了填充和粉饰，校正了宝顶，用仿古青砖砌筑了塔基四周围墙，夯实加固了塔基，并在塔基四周围筑了青石围栏，使这一名胜古迹百世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