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概述
  在金塔县东沙窝一带分布着数十处古墓葬，据考古调查属于西汉至魏晋时期。由于这些古墓葬绝大多数为砖室墓，加之这一带沙漠化严重，土质松软，风沙将地面剥蚀严重，好多墓葬孤悬于外。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当地人挖墓砖衬砌渠道，修建圈舍，对墓葬造成了极大破坏。
  青沙梁南墓群 位于金塔镇境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2万平方米，在芦草沙丘、风蚀台地中暴露砖室墓4座，封土为沙砾堆筑、圆形。南北一字形排列，其中1号、4号墓墓顶砖部分暴露于地表，2号、3号墓顶砖已遭破坏。墓室呈长方形，单室券顶。2号墓长4.5米，宽1.6米；3号墓长4米，宽1.5米。出土的器物有灰陶罐、瓮、绿釉壶、仓、灶、井、案、碗和“长宜子孙”铜镜等。
  臭芦草窝1号墓群 位于金塔镇境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1.5万平方米。风蚀台地及沙砾戈壁相间地带中，可见18座封土堆，均沙砾堆积，3个一组自东北向西南排列。封土底径3米～5米，残高1.5米～2米，有的墓室已暴露在外。地表散见大量灰陶片及砖块，据推测为砖室墓。
  转嘴墓群 位于金塔镇境内，面积约6万平方米。在风蚀台地与砾石戈壁中，有封土堆20余座。其中6座墓已塌陷，墓砖暴露，墓道向东。1号墓道长12米，宽1.4米；2号墓道长9.8米，宽1.5米。墓室为长方形，长6.2米，为券顶砖室墓。地表散见大量灰砖，采集有灰陶罐、盘及五铢钱等。
  西沙草井南2号墓群 位于东坝镇境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7000平方米。分布于风蚀台地与砾石戈壁中，地表散见灰色条砖，可见5座砖室墓，已完全暴露，均为券顶。1号墓封土底径3.5米，高2米。3号墓封土直径7米，高1.4米。2号墓已破坏，墓室为长方形，长5.5米，宽2米。出土有陶罐、壶、灶、釜、甑和五铢钱等。
  三道沙巷东口1号墓群 位于大庄子乡境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2万平方米。分布于风蚀台地中，地表有墓葬暴露。系竖穴土坑墓，棺木已损。墓穴长2.2米，宽0.8米～1米，仰身直肢葬。出土物有陶罐、壶、灶及五铢钱等。
  臭芦草窝3号墓群 位于金塔镇境内，为砖券双室墓，1989年被盗。经清理，出土有铜马、羽人灯、釜鼎、甑等随葬品20余件。其中铜马被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骆驼刺湾墓群 位于大庄子乡境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1500平方米。地表散布大量灰陶片，并有铜器的碎片。暴露有砖室墓6座，因被破坏，仅残存墓底。墓底部有0.1米厚的草木灰，人骨架放置其上。采集有铜镞及墨书有“厝”字的陶片等。
  三道沙巷井西墓群 位于大庄子乡境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3500平方米。地表可见沙砾堆筑封土堆4座，均呈圆丘形。其中3号墓封土直径6米。1号、2号墓为砖室墓，墓室的平面呈方形，边长分别为5米和6米，墓顶已被破坏，早期被盗。3号、4号墓封土上有盗坑。
  古墩墓群 位于三合乡境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8万平方米。1988年1号墓被盗。为券顶砖室墓，有前、中、后三室，后室长2.2米，宽1.8米，中、前室不清。出土有陶瓮、罐、规矩铜镜和五铢钱币等物。
  龚家岗墓群 位于东坝镇境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2万平方米。暴露3座券顶砖室墓。1号、2号为单室墓，3号为双室墓。1号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2米，东西宽1.5米，深1.8米，距地表7米。出土铜镜1面、五铢钱数枚。
  驴尾巴梁墓群 位于金塔镇境内，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风蚀台地及戈壁中散见11座封土堆，平面呈圆形，间距15米～90米不等，均沙砾堆积。大部分遭破坏，周围散见大量灰色条砖和绳纹灰陶片，推测为砖室墓。
  孤孤洼墓群 位于金塔镇境内，分布于砾石戈壁中，面积约15万平方米。散见封土堆20余座，多呈圆丘状。采集有五铢线、绳纹灰陶片等。
  板地井墓群 位于金塔镇境内，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于砾石戈壁中，面积约15万平方米。散见封土堆20余座。大多数早期被盗，为砖室墓，周围散见大量墓砖和灰陶片。
  这些古墓葬是研究金塔县汉魏晋时的历史、文化、丧葬习俗的有力实物依据。古人曰：“墓葬非藏枯骨也，乃藏人心也。”通过古墓葬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墓主人所处的时代、身份，而且还可以通过墓葬方式和随葬物品，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包括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水平、民情风俗、文化面貌以及民族关系、劳动方式、生产工具、房屋建筑、服装式样、文化体育、传统道德等多方面的信息。因此，这些古墓葬可以说是当时金塔一带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
  经清理发掘部分古墓葬，从墓室结构和随葬物品看，绝大多数为汉魏晋时的墓葬，后期墓葬极少。墓葬的形制大多是门前带有斜坡墓道的长方形洞室墓。因建筑材料和结构的不同，可分为四种类型：长方形砖券单墓室、砖土结合单墓室、有砖券墓门的前后双室墓和砖券拱顶的砖砌圹穴的小孩墓、瓮棺葬以及土洞墓。方向以东西向者多，南北向者少。从地域上分，大坡梁——天泉寺墓群多为土洞墓，东沙窝汉墓群以及三合、东坝的汉墓多为砖室墓。
  墓葬器物组合形式及陈列位置也极其特殊。有比较简单的器物组合型，墓内只有陶瓮和陶罐；有较复杂型，除陶罐和瓮外，还有陶壶3件、陶盆3件、陶仓3件，这已成定律；有实用器物已逐渐消失、反映生活方面的陶质模型器物大大增加的墓葬器物组合型；有具有一定延续和发展的器物组合型，例如墓室常有缺仓、少壶的现象；有的还出现了陶车、陶牛、俑人，猪、羊、狗、鸡等家禽和家畜，这一变化应是自汉武帝以来庄园经济日益发展的写照，是中国古墓葬在随葬方面的一次大变革。墓葬中众多的铜镜，不仅可以印证时代，而且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一般而言，铜镜为日光镜者，它的时代应是西汉晚期；有四神规矩镜、尚方规矩镜、简化规矩镜者，其时代应在东汉早期至中叶；有支规矩镜、四神规矩镜和四乳四神镜者，它的时代应在王莽时期至东汉晚期。
  经文物工作者实地考证，金塔县汉代墓葬器物组合形式的一般演变次序为：西汉晚期是瓮和罐，有时加上3件陶壶，王莽时期是3壶、3盆、3仓和灶、梯等炊具的组合；东汉早期至中叶是在3壶、3盆、3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案、盘、樽、碟、耳环、勺等墓中致祭的陈设器物组合；东汉晚期除案、盘等祭奠器物继续存在外，又有少量陶件、俑人、鸡、猪、羊、狗等动物偶像。
  据史料记载，在西汉前期普遍流行木椁墓，日用的陶器仍有寰底带绳纹的。西汉中期，开始出现了砖室墓，陶器上的绳纹基本消失，仓、灶、井等陶质明器逐渐增多，通行“五铢钱”。西汉后期北方的边远地区继续使用木椁墓外，已流行砖室墓，墓内出现彩色壁画，仓、灶、井等陶质明器进一步普及。新莽时期，砖室墓已在全国普及，其墓室顶部有隆起呈穹隆状的。东汉前期，木椁墓开始消失，砖室墓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壁画进一步盛行，陶质明器除仓、灶、井、猪圈、楼阁等模型外，还普遍流行犬、羊、鸡等各种动物的偶像，开始用买地卷随葬。东汉后期，流行砖室墓和画像石墓，还盛行用镇墓瓶随葬。曹魏至西晋初，墓葬多是由斜坡墓道、甬道、两侧带耳室的方形前室和长方形后室的砖墓和单室砖墓以及小型长方竖穴墓。西晋中晚期，具前后室的双室墓减少，多为单室方形砖墓和长方形竖穴洞室墓。大型墓葬都有长墓道，一般在25米以上。北朝时期，大中型墓绝大多数都是方形单室的砖木或洞室墓，大型墓室和墓道两侧壁面都绘有壁画。根据以上资料表明，金塔县境内的大坡梁——天泉寺墓群内的墓葬大多数为西汉、东汉至魏晋初期的墓葬，东沙窝古墓群内的墓葬大多数为西汉末期至魏晋时期的墓葬。
  从金塔县境内发现的大量汉魏晋时期的古墓葬充分说明，金塔县境内在汉朝时已有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居住。从众多的墓室结构和出土的随葬器物以及随葬器物的不同组合，说明金塔县境内在汉朝时经济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人民生活已实现了安居乐业。
  汉代具鞍铜立马
  金塔县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东汉具鞍铜立马，是1992年在金塔县境内的东沙窝臭芦草窝汉墓群出土的，为青铜烧铸，呈站立状，高36厘米，长36.5厘米。马背有一铜鞍，马尾翘起，马鞍和马尾可卸下与马分离，马鞍两边各有四小孔，马昂首站立，两耳前立，两眼凸圆直视前方，炯然有神，呈现出静态的力感，给人一种养精蓄锐之后急待出征的迫切感。因其历史悠久，形象逼真，出土很少，具有很高的考古和艺术价值，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中国的青铜工艺，始于夏代。最兴盛的时期是商代和西周。所以，一般都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作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代表。战国晚期，青铜器开始由盛转衰。到了汉代，青铜器已逐渐失去了礼器的意义，造型也基本摆脱了商周青铜器神秘、厚重的风格，显得灵便、精巧，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但汉代的铜器制造业规模依然很大，铜制品的数量和种类也非常多。器物特点是轻便、精巧、实用，但也有一些青铜器是素面厚胎，这个时期在这类青铜器中，也出现了许多精美绝伦的作品，显示了汉代在青铜铸造方面卓越的艺术成就，青铜马就是较具代表性的铜器之一。
  骏马在中国古代是作战、运输和通讯中最为迅速有效的工具，强大的骑兵也曾经是汉朝反击匈奴入侵，保持北部地区安定必不可少的军事条件，所以汉人对马的喜爱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并把骏马看作是民族尊严、国力强盛和英雄业绩的象征。尤其是天马在汉代具有崇高的政治象征意义。汉武帝为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极力敦促臣民向“天马”神袛顶礼膜拜，在全国掀起了“马图腾”的热潮。汉武帝《西极天马歌》云：“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其实，天马自古以来就是河西走廊土著居民崇拜的图腾。因此，大量骏马的形象出现于汉朝雕塑和工艺作品中。在汉代的古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马制品也不乏少见。尤其是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雷台墓中的东汉铜奔马，是这一时期铜马艺术品中罕见的精品，被定为中国的旅游标志。
  金塔出土的琥珀雕爱情鸳鸯配饰
  金塔县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琥珀雕爱情鸳鸯佩饰，是1987年金塔县文物普查队在臭芦草窝墓群残露的古墓中采集的。据专业人员实地调查，并对出土配饰的墓葬形制、陪葬器物等进行分析考证，确定该墓是一座典型的东汉时期的古墓葬，出土的琥珀饰品为东汉时期的人体佩饰品。此饰物用一块长5.6厘米，宽4.5厘米，重约60克的棕红色椭圆形的天然琥珀雕刻而成。该饰品只用寥寥几刀就雕刻出一对连理鸳鸯，两嘴相对，四目传神，卿卿我我，恩恩爱爱，造型逼真，形态可爱，表面有清晰可见的纹饰。该饰品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爱情的美好期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汉代雕刻技艺的高超和人们审美观念的提高。该饰品的发现，对研究汉代的文化习俗和工艺品的制作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极具历史考古价值和研究价值。2002年6月被省文物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琥珀是数千万年前的古代松柏科、豆科植物的树脂，埋于地层经过一定的化学变化后形成的一种树脂化石，是一种有机的似矿物，通常年龄大于1500万年。琥珀的形状多种多样，表面常保留着当初树脂流动时产生的纹路，内部经常可见气泡及古老昆虫或植物碎屑。又名北方之金，虎魄等，分为金珀、血珀、翳珀、棕红珀、蓝珀、绿珀、虫珀、蜜蜡、珀根、红松脂等种类。琥珀的形状为不规则块状、颗粒状或多角形，大小不一。血红色、黄棕色或暗棕色，近于透明。质松脆，断面平滑，具玻璃样光泽，捻之即成粉末。无臭，味淡，嚼之易碎无沙感。不溶于水，燃烧易熔，并爆炸有声、冒白烟，微有松香气。入药有镇静，利尿，活血的功效。
  琥珀是波斯语kahruba的汉译，产于波斯及其他各国，可做药材。《中国印度见闻录》载：“琥珀生长在海底，状似植物，当大海狂吼，怒涛汹涌，琥珀便从海底抛到岛上，状如蘑菇，又似松露。”唐宋时期琥珀作为高级贡品传入中国，中国汉文史籍里保存了大量此方面的记载。《册府元龟》卷九七二载，唐代宗大历六年九月（前771年），“波斯国遣使献珍珠、琥珀等。”《宋史》卷490亦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大食遣拖坡离进琥珀”。
  琥珀是佛教七宝之一，最适合用来供佛灵修，同时，具有强大的辟邪化煞能量，佩戴琥珀饰物能辟邪和消除强大负面能量，是经常外出人们保平安的最佳饰物。西方古时候把它拿来当作除魔驱邪的道具。琥珀还能够消痛镇惊，有的地方常给小孩胸前挂一串琥珀，以此驱邪镇惊。
  由于琥珀形成的原因与过程，被人们认为具有来自大地之母的安定力量，因此也有可调和男女、阴阳的功用，让人们在思考时有更敏锐的感受。人们认为琥珀戴在不同部位有不同的其他功用：戴在眉轮，可协助去除杂念，让人更清明无惑；戴在喉轮，协助加强沟通能力，个性更开朗，更体贴他人，助人完成远大目标；戴在心轮，让情感在理性的约束下，找到真正的心灵伴侣。
  琥珀是一种古老的宝石饰品材料，自古以来是欧洲贵族佩戴的传统饰品，代表着高贵、古典、含蓄的美丽。作为宝石，也有近6000年的历史。在中国、希腊和埃及的许多古墓中，都曾出土过用琥珀制成的饰品。
  陶轺车
  金塔县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陶轺车藏品，是1987年县文物普查队在青沙梁墓群普查时采集，质地为灰陶，形似推车，双轮，双辕，车厢和车轮可以分离，此车长39厘米，宽16.9厘米，整车高20厘米，重2.47千克。从墓葬形制推断应属魏晋时期的随葬品。此车质地坚硬，结构轻灵，虽作为冥器葬入墓中，但为我们研究汉代的舆服制度和复原汉代的轺车，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甘肃省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轺车，《汉典》解释有二：一是一马驾之轻便车。《墨子·杂守》：“为解车以枱，城矣。以轺车，轮軲，广十尺，辕长丈，为三辐，广六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司马贞索隐：“谓轻车，一马车也。”《晋书·舆服志》：“轺车，古之时军车也。一马曰轺车，二马曰轺传。”因此，轺车又可用作驿车，称“轺传”“传车”。二是奉使者和朝廷急命宣召者所乘的车。亦指代使者。唐王昌龄《送郑判官》诗：“东楚吴山驿树微，轺车衔命奉恩辉。”明朱鼎《玉镜台记·南北凯旋》：“轺车日夜纷来往，馹使奔忙赖脚跟。”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又有轺车四出，则外国之一举一动，亦无不周知。”
  由此可知，轺车是一种轻便快速的小马车，车厢四面敞露，中间树有车盖，一般用一匹马驾车，也有用两匹马的。《释名·释车》说：“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其形制渊源于战车。《汉书·平帝纪》：“亲迎，立轺并马。”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轺，立乘小车也。并马，骊驾也。”这是用两匹马拉的轺车。汉初时的轺车为立乘，后来改为坐乘，一车可乘坐二人。因轺车结构简单，快马轻车，使用比较广泛，因此为一般小吏外出办理公事或邮驿传递公文时乘坐的马车，也是一般人常用的车子。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相传黄帝时已知做车。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车是商代的。商代与西周时期的车属于同一类型，都是双轮，方形或长方形车厢，独辕。辕的前端缚有一根横木叫“衡”，衡的两边各缚有人字形轭，用以驾马，多数是驾两匹马，也有驾四匹马的。到了汉代，车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独辕车渐少，多数为双辕车。双辕车一般驾一匹马，个别驾两匹马。车的种类繁多，使用范围扩大。到魏晋时轺车发展到了巅峰时刻，使用更加广泛，据《晋书·舆服志》说，“汉世贵辎軿（即辎车）而贱轺车，魏晋重轺车而贱辎軿。”汉晋时的官僚贵族出行多要有一个马车组成的车队，以炫耀其社会地位。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官僚贵族的墓葬里，常画或刻有出行的车队，有的甚至随葬铜铸的车马仪仗俑队。
  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了一组庞大的铜车马仪仗俑群，由38匹铜马、1头铜牛、14辆铜车（除1辆牛车外，余为马车）、17件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28件奴婢俑组成，这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铜车马仪仗俑。其中一件铜轺车引起专家的注意，此轺车长40.7厘米，宽41厘米，轮径25厘米，双辕，辕前部伸出车厢的部分向上弯曲，两辕之间有横轭，辕后部与车厢相接，压在车轴之上。两轮各有辐14条。车厢底由菱状网格组成，车厢前壁呈阶梯状向上倾斜，有轼（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轼中部有一孔作固定伞用。车厢顶有伞遮盖。伞高24.4厘米，直径32.4厘米。伞柄从轼中孔眼插下直通车厢底。驾车的马身躯高大，肌肉富于质感，头部饰铜当卢，颈上套轭，皆为铜饰。车夫跪坐于车厢内左侧，作双手持缰状。此车对于研究汉代的舆服制度和复原汉代的轺车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