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一、居延汉简的考古发掘
  居延汉简的获得，是主动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的成果。其大规模工作先后有8次；即前西北科学考查团于1927年和1930年的两次调查和发掘。甘肃省居延考古队1972年-1974年和1976年、1980年、1986年的6次调查和发掘。8次工作，不仅弄清了额济纳河流域各种不同时代的遗址的情况，而且获得了汉简3万余枚；不仅丰富了新史料，而且奠定了中国简牍学的雄厚的文物文献基础；同时也导致了中国简牍研究的国际化，成为国际显学。
  1、前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和发掘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接受瑞典地理学大家斯文赫定博士的补助组建的。考查团成立后，于5月9日从北京出发，从东至西，一路考查额济纳河下游及索果淖尔附近；一路考查额济纳河上游，直到金塔鼎新。主要工作有寻找古遗址、绘制地图、测水流、量湖深、观测气象等。这次考查并未发现汉简，但完成了地形及古遗址分布图的测绘，他们所绘地图至今是我们研究中须臾不能离开的依据，此后也无人再进行测绘，所以他们所制之图仍是居延考古史上的第一图，国际学术界都离不开它。此次考查之后，1929年4月8日，瑞典人贝格曼带领一班人取道黑龙江，终于8月25日到达北京，9月底拿到了由阎锡山签发的前往内蒙和新疆的护照，10月1日从北京出发西行。期间，1930年4月17日第二次到达额济纳旗，休息4天后开始了寻宝行动。4月27日在博罗松治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第一枚汉简，从此拉开了挖掘汉简的序幕。他们从北到南，不放过每一处遗址，经过一年的工作，他们在沿弱水两岸，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今甘肃省金塔县鼎新）约250公里之间，以及在布肯托尼与博罗松治约60公里之间，发现有汉代的塞墙和障堡亭燧，其间共有3段塞墙、39个烽台、2个城和4个障，在这些文物故址中获得10200枚汉简。其中在我县境内的肩水金关故址共出简850多枚。简中的年限集中于公元前82年—4年，同时出土的还有木、竹、角、陶、铁、芦苇、葫芦等器以及皮革、货币、织物等。大湾城故址城区及其边沿共出汉简1500枚，简中的年限集中于公元前86年-2年，最晚的是公元11年，属昭帝至王莽时期。据邮程记录：大湾城是肩水都尉府。大湾城出土有很多“卒马田官”的记载、田卒名籍、牛籍以及衣物簿等，附近有古代田渠遗迹，据考证这里曾是一屯田区。
  这些汉简于1931年5月运到北京，存放在北京大学，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学者进行整理。1938年抗战爆发，为免战火，由徐鸿宝、沈仲章先生把原简转运到香港，在香港进行了拍照。香港沦陷后，又转运至美国，最后运至台湾，现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居延考古队的发掘
  1972年9月，甘肃省文化组（文化厅）批准建立居延考古队，成员有甘肃省文化组王勤台（女）、甘肃省博物馆吴怡如、赵子祥、胡守兰（女）、酒泉地区文化处鲁凤魁等共10人，吴怡如任队长。他们从酒泉出发，先到达额济纳旗府所在地达来库布镇，沿伊肯河寻得破城子A8（此号由贝格曼所编），由此南北踏察了T21-T3各遗址，然后再向北从瓦因托尼A10开始，考察了宗间阿玛A1、察汗松治A2、纳林河西戈壁、黑城子K789等遗址。在考察完额济纳以北地区后，即南下考察了金塔县天仓一带遗址及双城A37、A38、T170-T178等烽燧。前后40余天，10月底返兰州休整。11月上述5人第二次从酒泉出发，考察了察科尔贴A27、大湾A35、地湾A33、金关A32、T154-T159诸烽燧、小方城A24、大方城K22、布肯托尼A22等遗址。这次考察，从南至北往返5次，行程800余公里，历时60余天，考察遗址50余处，采集汉简近800枚，其它文物100余件。实现了自1930年以后中国人第一次全面调查居延古遗址的目的。1973年9月-11月，又组建了考古发掘队，成员有甘肃省博物馆岳邦湖、初世宾、任步云、赵之祥、时友贵，酒泉地区苗天润、陈玉林、韩跃成、任天福、王伟，岳邦湖任队长。开始对肩水金关A32和破城子A8的郭内进行全面发掘。1974年6-11月除继续对破城子全面发掘外，对第四燧P·1也进行了了发掘。
  上述一次调查、两次发掘，共获汉简21000余枚、其它文物2000余件。这些简牍绝大多数是木简，只有极少数是竹简。就形制而言，有简、牍、楬、觚、封检、削衣等。通常完整的简牍每枚长23厘米左右，最长者达88.2厘米。其中纪年简的上限始于西汉昭帝始元时期，下限至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其中西汉武帝时期和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以后的简数量极少。昭帝至新莽时期的年号简基本上是连续的，属于宣帝时期的最多。
  这次新出土的居延汉简就其数量和内容而言，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出土的居延汉简，它不仅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把居延汉简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我县境内的肩水金关故址，是本次发掘的第三个发掘点。20世纪30年代，贝格曼将该地定为A32，并在此掘得木简850余枚、遗物50余件。居延考古队调查首次发现，这里曾是张掖郡肩水都尉府所属的肩水金关关城。肩水金关在行政上属肩水都尉府，是和居延都尉府相连的南北交通要地。肩水金关关门两侧有对峙的6.56米的长方形夯土墩台，中间开有5米宽的门道，门道两侧有排立的木柱，说明关门的结构基本上与汉长安城城门结构相同。所不同的是肩水金关关门西侧的夯土墩台中尚辟有居室和通向门楼的阶梯，这种形制当为边塞关门的特点。门内有烽火台，围墙内有居住区、马厩等。在这里出土的文物除简牍外，还有麻纸、封泥、笔、砚、木版画等，还发现有“棨信”（“棨信”是一张21厘米×16厘米的红色编织物，上写“张掖都尉棨信”六字）。这次在肩水金关共掘得简牍11577枚（其中未编号的有1426枚），遗物1311件，加上1930年出土的850枚木简，在这里共出土简牍12427枚。在肩水金关出土的实物有货币、残刀剑、箭、镞、表、转射、积薪、铁工具、铁农具、竹木器械、各类陶器、木器、竹器、漆器、丝麻、毛、衣服、鞋、帽、鱼网、网梭以及小麦、大麦、糜、谷、青稞、麻籽等，还有赢信、印章、封泥、笔、砚、尺、木板画和麻纸等。
  在这次发掘的诸多文物珍品中，有弓一件，其年代在新莽末或建武初。箭二件，三棱铜镞，其中一枚箭的杆上雕刻“雎阳六年■”五字，属昭帝、宣帝时期；另一支残箭杆上雕刻“元凤三年，执金吾护工卒史喜、考工令通、令史奉省……”此箭系由中央政府监造。转射一枚，此器与居延汉简记载的“转射”形制颇吻合，砌在坞顶的堞上，可承托弓弩向坞外左右移动发射，而不为外来箭镞所伤，此外，还可透过斜孔向外观察敌情。尺二件，边缘刻十等分，属昭帝、宣帝时期，墨线界格，属西汉晚期。信一封，为21厘米×16厘米见方的红色织物，上方正中缀系，正面墨笔篆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这封信，文字简明，显然属于实用幡信用物，出巡时用以证明都尉身份的凭信，或者也可不悬于戟而单独使用，实质上是一种威仪礼仗之类的东西。当然，它既是通行关隘的证件，又是高级官吏的一种标志。麻纸一团，经修复展平，色泽白净，薄而匀称。与纸同一处出土的木简最晚年代是宣帝甘露二年（前25年），似可作为判断该纸年代的重要依据。其出土地层属于平帝建平以前。木板画二幅，一幅用墨线勾出一只带翼的虎，作于王莽时或建武初期。另一块属昭帝、宣帝时期，画虽不精，显系戍卒或下级吏员手笔，但作品古朴，体现了时代特征和风格。
  1976年9月-10月，居延考古调查队又一次对额济纳河下游开展了普查，以岳邦湖为领队、任步云、庞述谦等为队员的队伍，对布肯托尼的卅井塞、察汗全吉的甲渠塞以及北部的殄北塞等广大区域进行了踏察，考察遗址80余处，采集汉简100余枚，并对居延都尉K710遗址进行了详细考察，取得了大量资料。
  1980年8月，为编写发掘报告做补充材料，何双全与岳邦湖、初世宾、任步云、赵之祥及司机李永生等，又一次赴额济纳，详细查验了破城子的发掘资料，同时在郭东墙缝中发现了晋太康元年木简1枚，对断定该遗址的下限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这枚简留存于当地文管所。
  1986年6月-8月，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对金塔县的大湾城A35进行了全面发掘，弄清了建筑结构，出土汉简1000余枚，这些简的年号集中于公元前84年至24年，属昭帝至王莽更始时期。同时出土的器物很多，有木器、竹器、苇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铁器、铜器、皮革和织物等，还发现残笔一支。结合贝格曼在这里挖出的汉简，研究断定A35是肩水都尉府肩水候官的办公地，与相距不远的肩水金关互为作用。这些新简出土后，运往兰州，保存在今甘肃省文物考古所。
  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总体看很分散，涉及30多个具体的小地点，但因遗址规模的大小、级别的高低和保存状况的不同，各点所出汉简也是千差万别，各具姿容的。从出简遗址的性质上，有烽燧、部候、候官、都尉府、关口等5类。所有汉简都出土于都尉府以下各级单位的遗址中，其中烽燧有20多处、部候3处、候官5处、都尉府2处、关口1处。出简最多的是甲渠候官和肩水金关以及肩水都尉府和肩水候官驻地。肩水金关（A32），1930年出简850枚，1974年出简11577枚，2次共出简12427枚；肩水都尉府（A33地湾），1930年出简2000枚；肩水候官（A35大湾），1930年出简1500枚，1972年采集15枚，1986年出简1100枚，3次共计2615枚。金塔境内共计出土汉简17042枚。
  二、居延新简的整理
  居延新简的整理工作始于1975年春，先由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对全部居延新简进行了清理，初步写出了释文，并按出土探方或房屋依次记录了每枚简牍的形制、材质、尺寸、简文等，为它们建立了详细的资料档案。1978年起，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由甘肃省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参加了汉简的整理工作。1983年5月，在湖南长沙举行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古代史规划会议上，新出土的居延汉简的整理工作被列入“六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整理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整理甲渠塞侯官和甲渠塞第四燧出土的简牍，第二步再整理肩水金关出土的简牍。甲渠侯官和甲渠塞第四燧出土的简牍和释文经过多年的反复对照简影和复对原简，前后数易其稿，于1983年9月至1984年1月在北京经过集体讨论定稿。肩水金关出土的简牍尚未整理结束。据报道统计，这批简牍中有以下重要资料：（一）、文书类《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建武六年甲渠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大司农罪人入钱赎品》《盐铁令品》《建武初期残册》成帝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成帝永始三年《诏书》册王莽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建武初期《居延都尉吏奉谷秩别令》甲渠侯官《言府书》五种建武初年《军情》简《塞上烽火品约》建武五年《居延令移甲渠迁补牒》《候吏广德坐罪行罚》檄河平三年《斥免将军行塞所举燧长》简《验问侯吏无追逐器》简天凤三年甲渠《米糒少薄》建武五年《侯长王褒劾状》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二）、册简类《相利善剑刀》《算术书》《九九术》《苍颉篇》《急就篇》《论语》等（三）、历书类等干支表《历书》纪年简居延新简最显著的特点是出土了大量的简册，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价值之高均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以甲渠侯官（破城子）保存的完整册书最多，弥足珍贵。这些简册出土时或被堆储在一起，或与杂草、畜粪混合堆成积薪，或垫在圈底，或当作垃圾抛在各处，有的仍编联成册，有的编绳虽已朽断，但出土时仍保持册形，有的虽已散落，但还可以编联成册。从遗存简册和编绳痕迹来看，编绳有二道、三道两种，饶有兴趣的是新莽时期还有用红绳编联的。简册内容包括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推辟书、爰书、劾状、各类薄籍等。此外，还有《九九术》、干支表、各种形式的历谱、医药方和《苍颉篇》、《急就篇》等残简。特别是发现了详细载有长安至河西的二十个驿置的里程简，途经京兆、右扶风、北地、安定、武威、张掖等郡，对确定西汉时长安以西、敦煌以东的交通路线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批简牍出土以后，1978年第1期《文物》杂志刊登了由甘肃居延考古队写的《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一文和遗址、简册照片，对这次试掘甲渠侯官（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和南部的肩水金关三处遗址的情况进行了首次报道。同期《文物》杂志上还刊登了由许苹芳写的《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一文，对新出土的简牍作了较详细的分类介绍，同时还和以前发现的居延旧简进行了比较研究，说明新出土简牍的价值所在。此外，该期《文物》杂志上还发表了由居延考古队简册整理组整理的《〈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1979年第1期《文物》杂志发表了由甘肃居延汉简整理组整理的《〈侯吏广德坐罪行罚檄〉释文》。1979年第4期《考古》杂志上发表了由居延考古队简册整理组整理的《〈塞上烽火品约〉释文》。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居延新简》一书（32开平装本），书中只公布了甲渠侯官和甲渠塞第四燧出土简牍的释文，没有图版照片，释文按原简出土地点及探方的顺序编号编写。1994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仍由上述四个单位合编的《居延新简——甲渠侯官、甲渠塞第四燧》一书（8开精装本），该书全面记载了1972年-1982年间于甲渠侯官、甲渠塞第四燧及卅井塞次东燧等处遗址周查采集、发掘、复查新获简牍的全部简影、释文。根据登录的编号统计，甲渠侯官所获简牍数为7933枚，第四燧所获简牍为195枚。此外还收录了下列五宗简牍：①1982年在甲渠侯官治所采集散简20枚；②甲渠塞第四燧采集散简67枚；③1976年在居延都尉卅井塞次东燧获简173枚；④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散简7枚；⑤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地点不明散简14枚。这样，该书收录的简牍总数达到8409枚，其中个别未能获得简牍照片者，都在有关释文处注明“图版缺”。该书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为便于读者翻阅查检，分别编有详细目录。由于一些原因，甲渠侯官和甲渠塞第四燧的发掘报告未能收入该书内，作者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特在该书的前言中较多地介绍了有关遗址的发掘情况，并附有遗址发掘图四幅。
  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可知，肩水金关遗址所出土的11000多枚简牍的整理情况，目前尚未定稿。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侯官、甲渠塞第四燧》一书的前言介绍，作者将另编该书的姊妹篇——《居延新简——肩水金关》一书，届时除全部发表肩水金关的简牍内容外，还将甲渠侯官、甲渠塞第四燧和肩水金关的发掘报告一并附入此书内正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