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曲县图书馆

1953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后，党领导甘南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废除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少数民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人民民主政治，使甘南各族人民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甘南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甘南的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党在民族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措施，促进了全州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较快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但是，由于我们党执政时间不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管理国家事务的经验不足，加上极“左”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甘南州在执行党的民族地区政策和领导全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总体上是在曲折中前进，在起伏中发展的局势。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州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不断消除“左”倾思想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解放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在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将中国引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征程。正是从这里起步，甘南州的历史揭开了改革开放和发展进步的新篇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州第七次党代会前的十年，是甘南州历史转折和城乡改革全面展开的十年。全州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拨乱反正，调整社会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推行农牧村经济责任制，农牧村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认真落实党在民族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推动甘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的组织，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实现了甘南州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较快发展，也为全州改革开放的深化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拨乱反正，调整社会关系
  第一节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
  1978年12月18日至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申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展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这次会议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段斗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甘南州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州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州委和各县委成立了学习小组，组织100多名县级干部参加学习班。甘南州委宣传部门深入基层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座谈，州、县举办骨干培训班，各县举办科级干部学习班80多期。
  中共甘南州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共甘南州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79年5月12日至16日在合作召开。距上次代表大会有8年之久。出席会议的党员代表共有461名，其中少数民族党员代表占45.4%；妇女党员代表占13.9%；中青年党员代表占92.8%；列席党员代表49名，代表着全州15936名共产党员。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会讨论通过了杨应忠作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把我州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新牧区而奋斗》的工作报告，选举了新一届中共甘南州委员会。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州委委员36名，候补委员6名。选举杨应忠（藏）同志为州委书记，金巴（藏）、卢世仁（藏）、宋德寿、郭发永为副书记；常务委员是杨应忠（藏）、金巴（藏）、卢世仁（藏）、宋德寿、郭发永、汪佐清（东乡）、王应国（藏）、张世杰、胡培玉（藏）、程万普（军队）、马登昆（藏）、庞俊茂等12人。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如何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首要的任务是解除“左”倾思想对人们的长期思想禁锢，在全州干部群众中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恢复和发扬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全国经济界、学术界、新闻界踊跃参与讨论，打破僵化，解放思想，冲破“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的禁锢，推动全国思想的大解放。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要求，要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基层群众中去。1979年7月26日至8月28日，甘肃省委举办地、县委书记学习班，着重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省委下决心在全省范围内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一次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补课，以端正思想路线。7月27日，甘南州委宣传部召开有州级单位30多名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同志在发言中认为，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路线毒害极深，人们的思想长期受到禁锢，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尤其是在一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中，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仍然存在，思想还有待于进一步解放。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甘南州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大家充分认识到，不端正思想路线，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冲破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牢笼，就不可能真正贯彻落实好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彻底改变思想和工作作风，把各项工作搞好。
  10月13日，甘南州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会同志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以往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在贯彻民族统战政策、牧区阶级政策和生产方针中所出现的问题，讨论了如何认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把全州的农牧业生产搞上去。总结了以往违背客观规律，搞瞎指挥，农牧业生产遭受损失的教训。大家认为只有抓好真理标准讨论，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要求全州各级党组织切实搞好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要把讨论重点放在结合实际和解决实际问题上。
  10月15日至25日，州委召开全州公社书记参加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公社书记和州、县领导150多人参加了讨论会。大家在学习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总结工作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参加会议的同志有以下共识：（1）不能再搞人为的阶级斗争，要把思想集中到生产上来。前些年，搞“无处不有处处有”的阶级斗争，芝麻大的事也要往“纲”上拉，伤害了干部群众，弄得人人自危，谁还有心思搞生产。今后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要集中精力搞好农牧业生产。（2）不能再干劳民伤财的蠢事，要按自然规律发展农牧业生产。过去搞以粮为纲，毁草种粮，闹得农牧俱伤，害了群众。现在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发展生产有盼头了。（3）不能再搞剥夺农牧民的政策，要在大集体下给社员小自由。不能整天堵“资本主义路”，要给社员自留地、自留畜，给群众搞家庭副业的自由。（4）不能再搞平均主义，要使劳动好的先富起来。现在推行“两定一奖”、“五定一奖”等责任制，效果好，群众是欢迎的。这次讨论会后，到1980年2月，全州城镇机关到农牧村，自上而下层层举办学习班、训练班或专题讨论会，培训骨干，在干部职工和社员群众中，普遍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全面进行了一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
  全州广泛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全州党员干部和群众冲破了“左”的思想禁锢，解放了思想，恢复和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一次全州思想大解放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于全面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推行农牧村改革和全州改革开放起步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二节恢复健全各级党政组织
  恢复和健全全州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公、检、法机构及其职能，建立正常的政治组织秩序和工作秩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重要任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甘南州委、州人委被群众组织非法夺权，全州党政组织和常设工作部门普遍遭受到冲击，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1968年初，州、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于州、县革委会包揽了党、政、财、司法大权，其下设的政治部、保卫部、生产指挥部和办公室取代了州委、县委和州、县政府工作机构及公检法司的一切职能，破坏了原来正常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也处于停顿状态。1971年4月中共甘南州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后，逐步恢复了党员的组织生活和党的部分基层组织。1976年1月，甘南州革委会撤销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和保卫部，州委恢复组建了组织、宣传、统战等部门，州革委会也恢复设立了一些职能局。粉碎“四人帮”后，全州党的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但政治组织制度和法制不健全，工作秩序混乱，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问题十分突出。邓小平在关于《党的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南州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精神，积极着手进行领导机构和工作制度恢复改革工作。
  1979年1月，全州7个县分别召开了党代会，选举产生了各县委的领导机构和出席第五次州党代会的代表。中共甘南州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79年5月召开，会议选举了新一届州委，提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全州党的建设、组织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措施。
  1979年5月20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甘南州第六届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在合作召开，这是甘南州人大和州政协工作中断14年后再次召开会议，开始开展工作。
  甘南州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共有433名代表出席，代表总数中：工人38名，农牧民260名，解放军11名，干部114名，知识分子24名，各界爱国人士18名；少数民族281名，妇女96名；中共党员317名。大会邀请了州政协委员和州级单位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甘南州革命委员会和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条例（草案）》，选举产生了甘南州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州法院院长、州检察院检察长。会议选举金巴（藏）为州革命委员会主任，卢世仁（藏）、汪佐清（东乡）、王应国、张世杰、胡培玉（藏）为副主任及46名委员；选举李仲兴为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生鹏为州检察院院长。
  甘南州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委员130人，中共甘南州委副书记卢世仁主持开幕式并讲话。会议聘请委员132人，选出常务委员42人，卢世仁（藏）当选为主席，张世杰、王占彪、黄建业、杨丹珠（藏）当选为副主席。
  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 在加强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州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80年4月在合作召开。会议听取、审议和批准了州革委会、州中级人民法院和州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成立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甘南藏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更改为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选举卢世仁（藏）为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张文献、黄建业、杨丹珠（藏）、石宝珊、张添信为副主任及24名委员；选举金巴（藏）为州长，张世杰、胡培玉（藏）、马登昆（藏）、马成龙（藏）、强作仁、洪庭瑞为副州长；选举刘永贤为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生鹏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随后州人大常委会建立办事机构，下设办公室、政治法律委员会、经济建设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文卫科教委员会。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1984年3月开始，全州组织进行了县级直接选举工作。在州委领导下，首先成立了州选举委员会，并根据《选举法》和《组织法》，制定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县社直接选举实施细则沢为了取得经验，按照省选举委员会的部署，从1980年3月15日到次年1月底，在碌曲县进行了县社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继碌曲试点后，临潭、舟曲、迭部、夏河、玛曲、卓尼六县，于1980年9月中旬陆续开始，进行县社直接选举工作。截至1981年3月中旬，全州第一次县社直接选举工作胜利结束。这次选举工作都经历了选前准备；宣传“两法”，发动群众，搞好选民登记，充分发扬民主，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选举产生代表；召开公社和县人代会等阶段。选举产生了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选举了各县县长、副县长和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从选举结果看，这届选举工作是成功的。第一，进一步扩大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增强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的责任感。据统计，全州七个县共有选民24.67万人，在选举日参加投票的选民有21.1万人，占选民总数的85%以上。第二，使广大干部受到了一次群众性的考核和实质性的民意测验，选出了能够代表各族人民意志，为广大群众所信赖的代表；选出了比较好的领导班子。各县在选举领导班子中，不仅注意了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也注意提高民族干部比例，选举后县社两级领导班子中，民族干部超过了50%。第三，通过选举工作，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进一步发展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80年12月，中共甘南州委召开常委会，学习贯彻中央精神，专题研究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常委会认为，长期以来，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全州各级党委都存在着以党代政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不少弊端：党委和党委书记钻在事务圈子里脱不出身来，不能集中精力管好党的工作、抓好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助长了官僚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打击了职能部门和一些同志的积极性。经甘南州委常委会讨论研究，提出了解决党政不分的五条措施。（1）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中央精神，充分认识党政领导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2）解决兼职过多的问题。甘南州、县、社党委领导同志一般不宜兼任政府职务。（3）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各级党委的主要任务是集中抓好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大量的行政丁作要让政府去办，党委不要事事干预。（4）要明确党政工作和负责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提高工作效率。（5）农村人民公社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公社管理委员会。
  1983年底到1984年初，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当前政、社分设建立作中若干问题的通知》，全州举行第二次县社直接选举，同时各县普遍进行“社改乡”建立乡政权的工作，全州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都统一改称为乡（镇）人民政府；以原大队为基础建立村民委员会，以原生产队为基础建立村民小组。1989年底举行的第四次县乡换届选举中，全州108个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都选举设立了主席团常务主席，建立了乡（镇）人大工作机构。至此，全州州、县、乡三级党组织政权机构健全，职能进一步明确。
  第三节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
  粉碎“四人帮”后，甘南州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虽然从1978年3月开始，但进展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甘南州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精神，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甘南州上和七县都成立了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确定由一名副书记专抓此项 工作，全州抽调421名干部（其中州委常委1人，县级干部16人，科级干部123人），加强了办案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案件，全部进行复查甄别，截至1980年7月基本结束。甘南州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量大面宽、任务艰巨，各级领导和办案人员坚持原则，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保证了落实政策工作的顺利进行。甘南州、县首先都搞了一些试点，总结工作经验。甘南州委和各县建立了常委接待日制度，常委亲自接待来访群众，批阅处理申诉案件。在历时两年多的落实干部政策过程中，甘南州共立案复查的干部案件有2177件，复查结案2149件，占98.7%。属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干部案件共1191件，复查结案的1186件，占99.58%；属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986件，复查结案963件，占应复查总数的97.67%0全州共复查处理农牧区基层不脱产干部案件1063件，复查结案1051件，占应复查总数的99.8%；共复查处理社员、居民案件11982件，复查结案的占99.86%。这些案件中大部分是搞错和被诬陷的，都进行了平反昭雪，有287名干部恢复了工作，改为退休的313人，恢复党籍的33人。城镇居民和社员群众的冤假错案，全都复查，一一做了结论。其他申诉案件也根据不同情况和有关政策规定，复查后重新做了定性结论。对一部分有专长人员安排了适当工作，对造成的有关干部群众的经济损失进行了补偿。
  在落实干部政策期间，全州用于补发工资、生活困难补助、退职退休、接待上访人员和遗嘱子女抚恤经费83.3万元，按规定为378户1680名落实政策职工和受株连的家属子女恢复了城镇户口，为77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职工遗属子女补发了抚恤费和生活救济费，对23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安排了工作。这样，使全州长期以来积压的冤假错案，全部处理完毕。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据此，宣布在全州农牧区一律摘掉多年来守法的地主、富农、牧主、封建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帽子，其子女的个人成分一律定为社员。同时，恢复了城乡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的经营活动，纠正民族宗教工作中“左”的做法，落实了党的有关政策。至此，甘南州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人的各类社会问题，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为全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章农牧村改革的进行和城镇改革的起步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充当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排头兵，为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拉开了序幕。农村改革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进而发展市场经济，找到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农牧业和农牧村发展道路。
  改革前的甘南州农牧村经济运行机制，是一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运行机制。维系这种机制的基础，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农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农牧民除了拥有少量家庭副业经营外，不得从事其他经营；农牧民只能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并按劳动工分和人口获得个人收入。生产队经营活动及收入分配，都是自上而下由指令性计划确定；农畜产品也是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价格，按计划交给指定的国有企业，农牧民没有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农牧村小型集市贸易，常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禁止。这种体制使得全州农牧村经济由于在微观上缺乏激励，在宏观上得不到国家的应有支持而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状态J从1957年至1977年的20年中，全州粮食年均增长1.33%，由于人口增长，人均占有粮食没有增加多少。农村产业结构单一，1978年全州农作物种植面积中，粮食作物占88.77%，经济作物仅占6.88%，其他作物只占4.35%。农牧民收入水平低，1978年全州每个社员平均年收入只有95.53元，每个劳动日价值仅为0.39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南进行的农牧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甘南州是农牧产业为主的地区，进行农牧村经济体制改革意义重大。第一节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帷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甘南州改革开放起步，并取得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性进展。这期间，甘南州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精神，积极在农区、半农半牧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成功。
  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其目的是要突破人民公社集中经营、统一分配的模式。1979年1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开始纠正过去农村中“左”的错误，提高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切实贯彻按劳分配等25条原则和措施。两个文件下达后，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安徽、四川等省的部分地区实行了分地到组的责任制，有的也搞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取得了明显的增产增收的效果。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对上述文件做了重要修改，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包产到户。1981年5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拓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谈话对包产到户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全面推行。
  从1979年开始，甘南州进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到1984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0年为普遍推行划作业组、联产计酬和部分进行包产到户的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摸索、试点阶段。
  1979年1月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强调要普遍推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对作业组和专业队实行“三定一奖”或“五定一奖”等制度。1979年初，全州农区、半农半牧区在上年扩大并重新划分自留地、自留畜、饲料地的基础上，逐步推行联系产量的分组作业和“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到年底，舟曲、临潭、卓尼、迭部、夏河五个县的农区、半农半牧区，有66%的生产队划分了作业组。这些作业组，大多数实行了定劳力、定地块、定费用、定产量、定工分、超产奖励的“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80年初，甘南州委派工作组到夏河、卓尼、碌曲三县的一些社队开展调查，之后召开常委会议，认真研究了全州建立和完善农村各种生产责任制的问题，明确指出：“全州各社队应根据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分别实行生产队作业、作业组作业、大包干到户等三种形式的责任制，即在农区集体经济办得比较好的，继续坚持以队作业，实行定额管理、小段包工；集体经济办得一般的，实行联产计酬作业组；集体经济办得不好，根据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5月份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甘肃等几个困难大的省要进一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的意见》传达后，紧接着省委书记宋平烘于在贫困山区可以实行“责任田”的讲话》在《甘肃日报）上发表，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响，全州有许多生产队自动采取划青苗到户管理，准备在秋后调整土地实行大包干到户。一些以队、组作业的生产队，从已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的年终收益中看到了大包干到户的优越性，纷纷要求实行大包干到户。截至1980年底，全州所有社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社队由年初的62%发展到97%。从一年多的情况看，包干到户责任制效果好，尤其是长期贫困的临潭、舟曲两县实行大包干到户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第二阶段，从1981年至1982年上半年为全面推行“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阶段。
  1981年1月上旬，中共甘南州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提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牧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全面正确理解中央文件精神，解决好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放开手脚，积极推行群众所欢迎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到1981年春耕前，全州农区、半农半牧区全部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
  甘南州农区实行大包干到户的具体做法是，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全部分包到户，由社员自行计划种植，产品除上交征购和集体的各项提留外，剩余部分全部归承包户支配。具体办法有十条：一是土地分包办法。绝大部分社队是分川地、坡地、山地一个等级或三等九级（川、坡、山地各分三级）搭配，按人平均分包到户，也有个别社队采取按人劳比例分包。社员只有耕种权，不得荒芜弃耕，更不得转让、租借、典当、买卖，集体有权进行调整。二是牲畜和农具的使用管理办法。各类牲畜和架子车、犁头等小型农具一般都是参照市场价格，由群众讨论、按值定价、登记造册，按人或按地分摊固定到户使用。三是国家各项征购粮食交售和集体各项提留办法。1980年省上免除了全州的粮食征购任务。油料、农副产品征购任务和集体各项提留均按社员承包的土地多少分摊到户，由社员分别交售完成。四是对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照顾办法。五是对基层干部和各类半脱产人员补贴办法。大队、生产队干部除同社员一样划给承包地外，在集体提留中统一定粮食补贴。民办教师的国家补助金全部归己，外队籍的民办老师给予较多粮食补助，本地籍的划承包地和给予粮食补助。六是集体房屋和大中型农业机械等集体财产处理办法。对集体的仓库、圈棚、房屋和手扶拖拉机、压面机、小钢磨等，采取作价变卖给社员的办法处理，汽车和拖拉机一般承包给社员个人经营。七是继续保留下来经济效益好的一些集体经营项目的经营办法。际集体牧场、苗圃、砖瓦场、油坊、磨坊等基本上采取专业承包的方式。八是各类贷款和欠款的归还办法。九是国家投资的使用办法。国家下达的各项投资，一律计入集体财产之内，按规定项目集中使用。需投放给社员的，不直接投放现金，由集体统一购买生产资料，计价投放到户使用。十是基层干部工作任务调整和精简办法。
  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后，由于部分干部群众思想上存在模糊认识，曾一度出现了干部不愿管、社员不受管、上下断了线、集体的事无人管的状况；很多干部担心国家任务完不成，集体的各项提留、干部的补贴金落空等。针对这些问题，甘南州委、州政府在1981年着重抓了经济合同的建立工作.到年底全州大部分社队都建立了经济承包合同制，明确了承包户、集体、国家的权利义务。由于政府说话算数，认真兑现合同，取信于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群众满意地说：“合同签了，任务明了，制度硬了，滑不脱了，躲不过了。再不照章办事，就会吃亏。”当年，卓尼县在频繁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由于合同的保证.超额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农业承包经济合同的建立，较好的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是完善承包到户责任制的重要举措。
  第三阶段，1982年下半年到1984年为“双包”责任制的稳定完善阶段。
  这一时期是全州联产承包责任制巩固和完善的时期。中共甘南州委和州政府制定和采取新的政策措施，及时解决“双包”责任制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使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并把承包内容从种植业扩大到副业、工业、商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等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从1983年底到1984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甘南州完成了社改乡和建立村级经济组织的工作，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经济法人资格，有了经营自主权，使其主动性、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从制度层面上稳定和巩固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共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就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提出了新的政策措施，主要有：（1）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2）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3）农村的专业户是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应当珍惜爱护，积极支持。要鼓励技术、劳务、资金、资源多种形式的结合，使农民能够在商品生产中.发挥各自的专长，逐步形成适当的经营规模。为了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甘南州委、州政府从甘南的实际出发，在全州明确宣布，耕地承包期在15年以上，荒地、小区域的治理承包期在50年以上，并积极鼓励群众种草种树，谁种谁有，允许继承。半农半牧区的农户，已开始把经营重点转移到养殖业方面，养殖业收入比重上升。农区也从单一的粮食生产逐步转向以粮为主，扩大包括油料种植、兼营养殖、加工和其他副业的生产，经济收入有所增加。经过几年的实践.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促进全州农牧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农村大包干形式家庭承包责任制确定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体制，把农民的劳动成果同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把集体所有制和经营权分离开来，打破了“大锅饭”。农牧民有了独立经营的自主权，从而激发了积极性和主动性，使长期蕴藏的农业潜力迸发出来，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全州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充分显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旺盛的生命力。1980年全州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达0.88亿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比上年增长10.35%;油料总产323万公斤，比上年增长74.17%；农牧业总产值达9612.8万元，比上年增长1000多万元；人均口粮由上年的119公斤增加到161公斤。全州最早推行农业大包干责任制的临潭、舟曲两县变化最大。到1982年底，全州已有4100多户农民盖了新房，部分农民有了存款，不少人家添置了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视机等当时的“四大件”高档家庭用品，有些还购买了汽车、拖拉机、钢磨、榨油机、粉碎机等大中型农机具。全州农村呈现出“猪肥了、牛壮了、人欢了、田旺了”的兴旺景象。
  第二节推行牧业生产责任制和草场承包
  甘南州是甘肃省重要的牧区，畜牧业是全州的基础产业，在全州经济格局中占有車要的地位。甘南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带，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在4.5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草地面积为4084万亩，占全州总面积的70.28%。总理论载畜量为620万个羊单位，平均每个羊单位占草场0.4公顷。夏河、碌曲、玛曲三县是纯牧业县，卓尼、迭部县也有一定数量的牧业大队。全州牧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1978年全州畜牧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1.42%。畜牧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全州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影响全州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对甘南藏族聚居区的发展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甘南州的畜牧业自建州后，特别是1958年反封建斗争后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解放了生产力，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牧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有效改善，但由于极“左”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甘南州牧区经济结构单一，管理粗放，“大锅饭”的生产体制和分配制度，挫伤了广大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畜牧业的发展十分缓慢。还存在着畜种和畜群结构不合理，草场退化，科学养畜水平低，生产效率不高等问题。寻找甘南州畜牧业发展的突破口，是广大干部群众苦苦思考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央放宽了对农牧区的经济政策。甘南州认真贯彻落实党对农牧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以牧为主的方针，从甘南州牧区的实际出发，总结以往牧业生产的经验教训，不断深化牧区改革，实行畜、草双承包责任制，取得了畜牧业生产的突破性进展。
  牲畜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
  1979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了发展农牧业生产力的25项政策措施，对于纠正农牧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调动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牧业生产起到很大作用。根据中央精神，中共甘南州委和各县委，解放思想，率先在全省适当松动经济政策，在牧区恢复和健全了“两定一奖”（即按畜定工、以畜定产、责任到劳、超奖减赔）的生产责任制。在半农半牧区推行 “两定一奖”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到1980年底，全州有97%的牧业社队实行了“两定一奖”生产责任制，调动了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80年上半年，根据全国农村工作形势的发展需要，党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下发了1980年75号文件，总结了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经验，对加强和完善农牧业生产责任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牧区县、社传达学习中央75号文件和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12月甘南州委组织调查组到夏河县甘加公社、碌曲县尕海公社和卓尼县刀告公社调査研究后，下发了甘南州委关于《印发州委甘加、东海、刀告三个调查组关于推行生产责任制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在建立健全牧业生产责任制过程中，不要拘泥于“两定一奖”一个模式，有些地方大多数群众从发展生产出发，要求实行包括牧业包产到户在内的其他形式，我们应当予以支持，可以在县、社领导干部参加的情况下，选一两个生产队先行试点。1981年5月，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甘肃省委书记肖华到甘南调研，对卓尼县实行的牧业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给予充分肯定，并以省委文件印发，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这对甘南州各级干部震动很大。9月州委书记杨应忠提出：“当前在牧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还要松动松动，让群众充分讨论，选定适合当地情况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大包干到户对牧民群众吸引力很大，应当允许牧业社队实行大包干到户责任制。”10月州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明确提出搞牧业大包干到户责任制“方向要明确、步子要稳妥、方法要得当、工作要细致”。在这一精神指导下，牧业大包干责任制在全州绝大多数牧区社队建立了起来。
  牧业大包干到户责任制一经实行，就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但在实践中也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解决。州委于1981年11月召开了落实牧业生产责任制碌曲碰头会议，碌曲、玛曲、夏河、卓尼4个牧业县的负责同志、州直部门负责同志、16个牧业公社的党委书记及州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交流了情况，总结了各县试点经验，集中讨论了牲畜承包的具体办法、生产计划和国家任务、集体提留、草山管理使用、社队干部岗位责任等问题，使大家统一了思想，对牧业包干责任制的健康进行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用。到1982年4月，在全州740个牧业生产队中，有714个队实行了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占牧业总数的96.5%;26个队完善实行“两定一奖”责任制，占总数的3.5%。牧业建立“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的生产责任制适合甘南州牧业分散作业特点，适应甘南州牧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能把牧民的责、权、利有机地联系起来，调动了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牧业生产出现了非常喜人的形势。1982年全州牲畜保活率达到98.2%，仔畜成活率94.7%，比1981年同期上升4.1%。1982年5月，为总结、完善、稳定以大包干到户为主责任制，全州牧区工作会议在合作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牧区县、社、队的领导干部及甘南州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180人。省委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派省民委、省农委、省畜牧厅的同志参加指导会议。会议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一号文件）精神为指导，总结全州实行牧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讨论了州委《关于稳定、完善牧区生产责任制的几点意见》，研究决定完善牧业承包责任制的措施和对策。会议要求，县社队三级干部要用《纪要》统一思想，要使干部群众坚信“牧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草场等基本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是长期不变的”。随后，全州向牧区社员群众广泛宣传“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坚定了搞牧区承包责任制的信心，使甘南州牧区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完善。
  开始推行草场承包责任制
  牧区实行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群众养畜致富的积极性，畜牧业有了较快发展。但由于传统畜牧业经营思想没有改变，商品畜牧业意识淡薄，出现了盲目竞争发展牲畜头数，掠夺式使用草场的短期行为。牲畜数量不断增加，无计划利用草场和缺乏草场管理措施，造成草场超载严重，导致草场退化。产草量下降，草畜矛盾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甘南州委、州政府把草场承包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初开始，，在碌曲、玛曲、夏河三县进行试点工作。碌曲县尕海乡尕秀大队草场承包后，由于责、权、利明确，增强了群众管、护、建草场的责任性，扩大了安排畜群、调剂草场的自主权，有利于草场合理使用，防止过牧效果明显。4月下旬，州委和州政府在碌曲召开了全州牧区草场承包工作会议对全州全面开展草场承包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后州委、州政府下发了《关于在牧区实行草场承包到户责任制的决定》，《决定》指出，草场承包是继牲畜大包干到户后的又一重大改革，要发动群众，放开手脚，加快草场承包工作的步伐。决定就草场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期、草场基础设施使用管护、牧民承包的责任等问题，提出了7条实施原则。此后，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难度大，各地草场承包工作进展不平衡。1986年12月，州委、州政府又召开全州畜牧工作会议，传达了全省甘南现场会议精神，大家对照先进，寻找差距，制定深化草场承包工作的措施。会后下发烘于认真落实和完善草场承包责任制的决定确定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草场承包的任务。截至1987年9月，夏河、碌曲、玛曲三个牧业县已将1154万亩草场划包到户、联户或自然村，占三县可利用草场总面积的43.4%，其中冬春草场764万亩，夏秋草场390万亩。玛曲县草场承包工作分宣传发动、制定方案、落实划包、建立制度几个阶段，由各行政村自己制订承包方案，落实划包工作。具体措施有：一是按牲畜承包时的基数划包草场，照顾近几年牲畜发展情况；二是按现行行政区划划定各村、队草场，然后依草场质量和载畜能力连片划包到户，质量差的草场用增加面积的办法进行弥补；三是妥善解决了烈属、学校和寺院的草场问题，按用、管、建一体的原则，乡、村、联户组层层建立了草管组织，负责管理草场，仲裁纠纷。1989年秋，州委、州政府又决定在冬春季节集中力量把甘加等20个纯牧业乡的冬春草场承包下去，并提出有条件的，夏秋草场承包也要同步进行。此后，甘南州的草场承包工作进一步完善制度， 扩大承包范围，在探索和巩固中不断推进。
  第三节农牧村改革初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979年3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正式确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一致同意集中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工作。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的重大方针，调整工作全面展开。调整的重心不仅仅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更重要的是要摆脱过去那种高积累、高指标、高速度的框框。在调整过程中，中央提出要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为此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本着这一精神，1981年11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中国今后经济建设的10条新的方针，这表明党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转变。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里，甘南州经济虽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直到1979年年初，经济工作中基本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并没有改变过来，经济结构单一，农工比例，农业内部农、牧、林、副比例不合理的状况仍然存在。为此，根据中央和省上的精神，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努力改变过去不顾自然气候条件，千篇一律地搞“以粮为纲”的错误做法，从甘南州的实际出发，在积极推行农牧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放宽经济政策，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农牧业内部结构，退耕还牧，种草种树，促进了全州经济的良性发展。
  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
  20世纪80年代初甘南州的经济结构调整工作是在省委、省政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1979年7月16日，全省牧区畜牧工作会议在合作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发展牧区畜牧业生产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会议提出，牧区经济工作要打好三年调整这一仗，必须摆正方向，因地制宜，一业为主，坚持走农林牧相结合的道路。牧区要坚定地、长期地贯彻执行以牧为主，围绕畜牧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的方针。半农半牧区要坚决纠正重农轻牧、伤牧搞农的做法，真正做到农牧并举。要将不宜耕作的土地弃农还牧，种植多年生牧草，为逐步过渡到以牧为主创造条件。
  1980年7月，省委、省政府决定，迭部县的生产方针实行以林为主。随后，省委、省政府派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葛士英同志带领省级有关部门、甘南州、白龙江林管局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深入迭部县山区，同迭部县和迭部林业局的干部共同调查研究，制定了贯彻以林为主生产方针的实施方案，具体措施有：（1）给集体划定少量的山林经营权，即以生产队为单位，在村庄周围划护村林；村庄周围无林的就近划一些供集体和社员植树造林的荒山，谁造谁有。（2）迭部林业局把育苗、更新造林、护林等生产任务的部分或全部，通过签订合同承包给社队搞，付给合理报酬。（3）社队参加经营森林，国家、集体合营，林业主产品由迭部林业局统一经销，收入分成。（4）大办以生产林副产品为主的社队企业，充分利用伐区剩余物，开展综合经营，走林、工、商结合的道路。（5）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允许集体和个人进山割竹子、挖药材、拾蘑菇、掐蕨菜，允许社员拾烧材。（6）县、社、队和社员自用木材，就地提供，满足要求。（7）有计划、有步骤退耕一些陡坡耕地，还林还牧，再拿出一些好地培育树苗，大力植树造林。（8）迭部林业局今后招工时，首先录用当地少数民族青年，培养少数民族职工。这些政策措施在迭部县得到逐步落实，促进了迭部县林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速度，对增加当地群众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培育发展乡镇企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0年6月下旬，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省委书记李登瀛带领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30多人，来甘南进行调查研究，与各级干部就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精神，进行商讨和研究，制定尽快使甘南州富裕起来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调查研究近半个月，结束后参加了州委、州政府工作会议。在会上，宋平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他提出摆在全州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地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地方自治，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快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事业，治穷致富，使甘南地区尽快改变落后面貌，逐步兴旺发达，繁荣富强起来。为了支持甘南州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更快发展，他在讲话中还说明了给予甘南州在农牧民休养生息和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一是国家照顾甘南减轻农牧民负担，休养生息，改善生活，发展生产。（1）对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实行回销粮大包干，一定三年不变。（2）对一些困难社队，免除征购任务，五年不变。（3）农转牧的十个公社，口粮按牧民标准供应。（4）从9月1日起提高牧民的口粮。二是减免税收。（1）社队企业所得税，免征五年。（2）社队和社员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到集市上出售的自产农牧产品，免征交易税。（3）社队农用汽车、拖拉机，一律免征养路费。（4）调整财政收入基数，增加地方机动财力。
  这些政策措施，对当时促进甘南州农牧村改革和农牧村经济发展，改善农牧民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1年3月，州委、州政府召开工作会议，确定了全州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一是基本建设战线更缩短，投资更减小，将全州原基建投资1000万元压减到819万元。二是压缩支出、增产节约。行政费用的压缩达到20%。三是做好关停并转企业的善后工作，努力办好民族工业，发展轻工业。四是进一步改革农业内部结构，抓好迭部县的转林试点和部分宜牧社队的还牧工作。五是调整好经济发展同教育、卫生、科学发展失调的比例关系。
  截至1981年底，经济调整工作初见成效，有十个宜牧公社批准退耕还牧；在迭部县进行了以林为主生产方针试点工作，舟曲、卓尼两县经省上同意，将逐步试行以林为主的生产方针。调整了工业结构和产品方向，关停并转了9个原料和产品销路没保障的工业企业。1981年重工业产值在工业中所占比例由1978年的48.8%调整为32.9%，轻工业产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52.5%调整到67.3%。
  在畜群结构的调整中，坚持“提高总增、控制净增、加快周转、提高商品率”的方针，提倡压缩马、控制羊、发展牛和提高畜群中适龄母畜比例，使畜群总体结构逐步趋于合理。1988年与1978年相比，在整个畜群中牛由28.52%提高到34.53%，羊由68.12%下降到56.87%，适龄母畜比例由原来的37.89%提高到41.79%。
  1982年11月，州委五届二次（扩大）会议上提岀，要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大牧业的思想，合理利用资源优势，向生产的广度深度寻求农牧民致富的正当途径。要放开视野，因地制宜，实行“三个转变”：从单一经营转到发展多种经营上来；从落后粗放转到科学种田、科学养畜上来；从单纯追求牲畜存栏转变到提高出栏率和牲畜质量上来。以积极扶持专业户为重点，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扶持发展饲养、种植、加工的专业户、重点户。全州各县认真落实这一精神，大力扶持和发展各种类型专业户、重点户。到1984年底，全州从事饲养、种植、运输、经商的“两户”已有1.13万户，占全州总数的9.77%。这些“两户”中收入过千元的1300多户，万元户就有100多户。专业户、重点户的发展促进了农牧村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带动农牧民逐步改变生产经营观念、树立商品经济意识，提高了农牧业生产的质量和经济效益。
  退农还牧工作
  甘南州属高寒阴湿地区，除部分河谷地区气候温暖，适于农作物生长外，大部分地方海拔高，平均气温偏低，无霜期短，作物成熟慢，产量低，碌曲、玛曲、夏河三县大部分地方是草原性气候，根本不适于农作物生长。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甘南州响应“以粮为纲”、“全民大办农业”的口号，提出“大力发展垦荒事业，扩大耕地面积，高速度发展农业”的任务。在牧区不顾当地的自然地理和环境气候条件，脱离实际地要求粮食自给，大面积开垦荒滩和草原。牧区开垦的土地产量很低，有些连种子都收不回，农牧民劳禄一年收成很少，生活更加困难，而且破坏了草场植被，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1975年秋，全州开展各行各业的转轨定向工作，开始纠正乱垦草原的错误行为，扭转重农轻牧的现象。对牧区、半农半牧区社队经过调查摸底决定，原有17个纯牧公社仍执行“以牧为主”的方针，偏重于发展牛羊；17个半农半牧公社，草场面积大、牲畜数量多，群众有经营牧业的习惯，执行牧业社队的生产方针；地处二阴地区的32个农业公社转为半农半牧公社，执行 “农牧并举、全面发展”的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贯彻落实牧区经济政策，落实甘南州“以牧为主，牧农林结合，因地制宜，综合发展”的生产方针，省、州党委、政府将宜牧不宜农地区的退农还牧工作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1979年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将夏河县的那吾、扎油、卡加道、佐盖曼玛、麦西，碌曲县的西仓、双岔、阿拉，卓尼县的恰盖、完冒等10个公社、30个生产队退农还牧，转为纯牧业公社。一些军队和国有农牧场也先后退还了占用社队的草场约200万亩。
  1984年甘南州退农还牧工作会议提出了退农还牧的3个条件，即海拔在2500米以上，坡度在25度以上，发展牧业有一定潜力，现在人均占有羊单位5个以上，每羊单位占有草场3亩以上，群众有迫切要求。1984年到1986年，分三批将一部分半农半牧业乡村转为纯牧业乡、村。全州先后将夏河、碌曲、卓尼3个县的36个乡（镇）和迭部县7个乡的部分村，共1145个自然村、27705户、15.16万人、1021.9万亩草地、54.97万亩耕地、56.8万头各类牲畜全部转为纯牧业乡、村，执行牧区的各项政策。这样，全州的牧业人口由12.4万人增加到27.56万人。
  退耕还牧地区农牧民口粮由国家按牧民标准平价供应，并逐年扩大退耕种草和饲料、油料种植面积，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州政府提出了退耕还牧区粮食、油料和饲草的种植比例各占三分之一的目标。经过调查，退耕还牧地区粮油草种植比例由还牧前的10.96：1：0.91调整为3.19：1：1.6。实行退农还牧，进一步改善了农牧业结构，尊重农牧业生产规律，促进了全州牧业生产的较快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效益。到1990年，1979年还牧的10个乡，各类牲畜由26.8万头发展到30.3万头，增长T13.1%；总增率、出栏率和商品率分别由还牧前的11.2%、13.96%和7.6%提高到21.9%、22%和14.3%。1984年后还牧乡的“三率”由14.7%、15.5%和8.4%提高到23.3%、25.8%和16.6%。1979年还牧乡的牛羊肉、牛奶、绵羊毛产量分别由还牧时的113万公斤、446万公斤和8.4万公斤增加到1988年的219.3万公斤、712.3万公斤和11.2万公斤，其中商品牛羊肉152.4万公斤、牛奶427.4万公斤、绵羊毛8.9万公斤，比1979年分别提高91.7%、60%和32.8%。1984年后还牧乡的牛羊肉、牛奶和绵羊毛产量由还牧前的143.3万公斤、737万公斤和12.5万公斤，增加到340.8万公斤、2057万公斤和14.5万公斤。其中商品量分别达到238万公斤、1234.2万公斤和11.6万公斤，比还牧前分别提高了196%、180%和16%。全州畜牧业总产值由1979年的1690.3万元增加到1990年的4280.35万元，年均递增&36%。牧民人均纯收入1979年还牧乡由75.5元增加到1990年的450元，增加了4.9倍；1984年后还牧乡由103.4元增加到1990年的390元，增加了2.7倍。还牧群众生活得到明显改善，部分群众迈上了致富的道路。
  种草种树
  甘肃省的种草种树活动是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倡导下推行的。198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胡耀邦同志到甘肃视察，8月3日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胡耀邦说：“我们不能从抓粮食去抓粮食，我们在二三十年内，农业问题，农民生活问题，迫切的问题就是先唱一本经，叫种草种树之经；唱草木经一定要集中意志，种草种树问题，要家家户户干这事。要谁种谁有，收入归己，长期不变。种草种树，改造山河，治穷致富，要打它一场硬仗，准备打它三十年。”8月20日至9月2日，省委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的中心任务是传达、讨论胡耀邦总书记视察甘肃工作期间所作的重要指示，联系实际，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会议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励精图治，发扬开拓精神、创业精神和进取精神，贯彻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战略方针，实现我省农业发展方向战略性大转变，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把甘肃建成全国第一流的林业基地和畜牧业基地。会议提出了开展这一工作的十项措施。随后，种草种树活动在全省展开。同时，省委、省政府还作出烘于迅速开展大规模秋季种草种树活动的决定｝，对当年秋季种草种树活动进行了具体安排。
  9月18日，州委、州政府召开全州电话会议，部署打好种草种树第一仗的准备工作，在全州上下进行一次种草种树、发展畜牧的大讨论，来一个思想大发动、大解放、大转变，掀起动员千家万户齐动手、千军万马齐动员的采集草籽树种的高潮。全州当年秋季计划采集草籽50万斤，树种5万斤，进一步落实“三荒地”，用政策调动千家万户的积极性，努力完成秋季育苗造林任务。办好技术训练班，为种草种树培训科技指导力量。制定好近期和远期规划，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种草种树，用实际行动感动“上帝”。电话会议后，全州广大干部、群众紧张地动员了起来，积极采集草籽树种。州上和各县还成立了种草种树办公室，加强对此项活动的协调指导。10月，州委作出种草种树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是1984年至1987年，全州牧区每年围栏种草2万~4万亩，农区半农半牧区熟地种草10方至15万亩；全州每年植树造林9000至1万亩，育苗2000至5000亩。第二步是在30年内，全州种草面积新增百万亩，新增林地260万亩。1983年10月28日甘南州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方针的决议》，全州广大干部、群众、学生被动员起来了，他们积极采集草籽树种。州级58个单位，出动1200多人共采集草籽1万多斤。舟曲县县级机关1200名职工上山开挖水平沟1300多米，鱼鳞坑1200亩。迭部和卓尼两县确定把县城附近的荒山荒坡划给县级机关植树造林。夏河县进一步落实“三荒地”，把大夏河沿岸的荒山、荒坡、荒滩固定到户。
  1983年全州造林1.36万亩，育苗2100亩。1984年上半年全州完成春季造林1.7万亩，超计划71%；育苗2637亩，超计划12.7%；种草完成20.8万亩。按照三年停止破坏植被的精神.狠抓了护林、刹风工作，查处了一批毁林案件，狠刹了毁林歪风。此后，甘南州每年都将种草种树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每年完成25万多亩的种草和1.5万多亩的植树任务，并把种草种树与退农还牧、还林工作相结合。凡25度以上的陡坡地，都逐步退耕还林还草。在方法上，牧区主要是围栏封育补播，恢复植被，提高产草量。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主要搞好退耕种草和熟地种草，实行当年生和多年生并举，把种草与养畜结合起来，加强了饲草青贮和饲料加工网点建设。
  种草种树活动对甘南来说，是具有较大的积极作用的。首先，全民动员采集草籽树种、植树种草，起到了保护植被、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作用；它适应当时甘南州经济结构的调整，配合推动了全州退耕还牧、还林工作的进行，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和甘南州“以牧为主、牧农林结合、因地制宜、综合发展”生产方针的落实。甘南州把植树种草作为一项好的工作措施，长期坚持。
  第四节商贸流通价格改革与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牧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突破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重塑了农牧村经济的微观组织系统，恢复了农牧民的生产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而且把商品经济观念引入农牧村经济，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诸多方面，逐步按商品经济的要求实行资源重组，推动了农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为长期在波动与徘徊间寻觅出路的农牧村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农牧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牧村改革的成功，为城镇经济改革打下了基础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甘南州在积极推行农牧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根据中央和省上的有关政策，逐步放宽经济政策，鼓励农牧民发展多种经营，广开副业门路，允许发展小商店、小饭馆和搞运输，同时进行价格和商贸流通改革，恢复集市贸易，大大推进了商品流通，丰富了城乡市场商品供给，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也培育了个体经济的发展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形成。
  1979年起，全州逐步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等3种价格形式。同年，国家开始大幅度提高粮食、油料、生猪、肉牛、肉羊、鲜蛋、水产品、甜菜、黄牛皮、棉花、大麻、牛奶、酥油、甘蔗、木材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还扩大了粮油超购加价幅度，由加价30%扩大到50%。其中粮食统购价格每50公斤平均由11.76元提高到14.32元，提高21.力％。油料收购价格每50公斤由28元提高到36元，提高28.57%，粮油统购实行全省一个价格。生猪收购实行“出肉率定筹，毛斤计价”办法，全州收购价每50公斤平均由46.3元调整为60.7元，提高31.1%。肉牛实行分等含皮计价办法，每50公斤平均由58.2元调整到84.6元，提高45.4%。肉羊实行分等论价、皮肉分开计价办法，收购价每50公斤平均由53元调整为67.6元，提高幅度为27.6%。同年12月又调整了酥油收购价格，碌曲、玛曲每公斤收购价由1.48元调整为1.92元，卓尼、迭部、临潭由1.64元调整为2.14元，全州平均提高30.06%。上述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后，按当年商品量算，自治州农牧民当年人均增加收入4.5元，全州农牧民直接受益188.8万元。
  1979年11月起，全国统一提高猪肉、羊肉、蛋、禽、水产品、蔬菜、牛奶等8种主要副食品及其制品销售价格，全州平均提高38.9%，这次调价全州平均每人每月多支出1.56元。同时国家也给职工给予食品价格补贴，并给40%的职工增加工资，保证绝大多数职工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不下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集市贸易的性质和地位得到肯定。全州各县除恢复县城集市外，还增加和恢复了夏河县的完尕滩、博拉、阿木去乎，碌曲县的郎木寺，迭部县的电尕，舟曲县的插岗、立节等小集市。对临潭县原有旧、新城市场进行了整顿和加强，在旧城西河滩、新城东门外还增设了牲畜专业市场；新辟陈旗的三、八集，冶力关二、七集。新城将端午节庙会扩大为物资交流大会，卓尼县定于每年7月定期召开物资交流大会。
  临潭县于1980年8月下旬举办了城关地区物资交流会。参加物资交流的有江苏、山西、陕西和本省的工商企业单位49个，有3000多种商品和1500多头大牲畜投入了市场。物资交易成交额达50万元，其中国营和集体企业成交额42万元，占82.7%；集市贸易成交额8万元，占17.3%。在物资交流会前，各地都派出大量采购人员到四川、浙江等地和省内各地采购商品，组织货源。一些长期紧缺的名牌烟酒、电器和民族特需品都能敞开供应。在物资交流会上，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娱、体育活动，广大农牧民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喜气洋洋地从几十里远的地方赶来参加物资交流会，购买所需用品，感受改革开放的新气象。
  从1983年开始，全州进行国营供销、商业体制改革。1983年全州供销合作社围绕恢复由全民变集体这一中心，进行全面改革。至1985年，除州供销合作社外，各县供销合作社全都由“公办”的全民所有制变为“民办”的集体所有制，重新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即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健全了章程和规则。积极动员农牧民和职工入社，吸收新社员，1983年底新老社员达6.3万人，约占全州农牧村人口的16.2%。1984年全州国营商业进行体制改革，甘南州商业局对系统内46个门店分别实行“转、改、租”等形式，另有41个商店与国有公司脱钩。到1985年，全州零售商业机构中，集体商业从1980年的38个发展到289个。
  1984年金巴州长在州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丁作报告中提出，要疏通流通渠道，安排好城乡市场。国营商业在重点集镇下延伸批发机构，大力组织适销对路商品，做好农牧业机械和日用工业品的供应。在完成派购任务后，允许群众多渠道经营，长途贩运。根据全州牧区、边远山区商业网点不足、人员缺乏的实际，实行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鼓励城镇个体户到牧区、边远山区开展购销活动，解决农牧民“卖难”、“买难”的问题。有条件的县要建立贸易中心，组织产销见面，积极开辟农牧村市场。
  1985年2月，州委、州政府发出《关于主要畜产品购销办法的规定（试行）》。规定从1985年起，全部畜产品退出指令性计划，取消统购、派购，按照不同情况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同时也取消了粮食统购任务，实行合同定购。并进行农畜产品价格改革。小麦、青棵等4种原粮合同收购价较原统购价格提高35.1%，油料提高30%。取消统购价和超购加价，实行按“倒三七”固定比例计价，并实行购销同价，解决了粮食价格长期倒挂的不合理状况。7月1日，放开了生猪、肉牛、肉羊等副食品价格，实行指导性价格。肉牛、肉羊、生猪、牛奶等商品价格放开后，指导性收购价格比1984年平均收购价格提高23.9%，其他畜产品提高78.5%。畜产品价格开始由市场调节，随行就市，自由购销，牧民群众的收入明显增加。
  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
  1981年9月，甘南州州委发布了《关于发展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几个问题》，规定凡有城镇正式户口的待业青壮年、退休职工，都可以申请从事个体经营。经申请，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就可发给营业执照。可以从事来料加工、自产自销、经营代销、摆摊设点、走街串巷、流动售货等，也可从事城乡运销。在税收、价格、铺面（摊点）方面给予照顾。这些措施鼓励了城镇个体商贸经济的发展，也为城镇待业青年找到了新的就业出路。
  为了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在1982年12月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甘肃“放活经济的十个方面”。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就有六条：（1）允许社员个人或联户合作经营商业、饮食服务业、旅游业。（2）除粮、棉、油实行统购，猪、蛋、“三皮、一毛、一绒”和牧区的牛羊实行派购外，其余农副产品都可以上市；统购、派购的产品以户为单位完成任务后，也允许上市。（3）允许社员个人或联户合作经营可以上市的农副产品，并允许长短途贩运。（4）允许社员个人或联户购置农机具、拖拉机和汽车。（5）个体工商户和从事开发性种养业的能手，允许请帮工、带徒弟。（6）允许有文化和技术专长的个人或联合开办医疗所、学校、托儿所、电影院、戏院、书店等文化事业。
  这些政策，为城乡个体私营经济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大大促进了全州农贸市场的活跃和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六五”期间，全州积极恢复发展农贸市场和个体经济，引导广大农牧民发展商品生产，进入流通领域，活跃农牧区经济，使全州农贸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个体私营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80年，全州只有集市7处，很多地方由于缺乏交易的场所，群众“买难”、“卖难” 矛盾十分突出，给生活带来不便。到1985年底已开设农贸市场22处，上市商品品种也由1980年的100多种增加到1000多种，从而使全州商品流通从以往的少品种、少渠道、多环节，变为少环节、多品种、多渠道，繁荣了城乡市场。
  过去甘南州城镇居民吃菜，全靠几家国营菜店供应，菜源没保障，群众吃菜比吃肉难。自国家允许个人从事长途贩运以来，甘南州蔬菜贩运户和毗邻地区菜农积极购运蔬菜瓜果，投放全州各地市场，出现了蔬菜、瓜果上市早，品种多，价格合理的喜人景象。1985年在集市成交的蔬菜瓜果达233万公斤，保证了城镇居民按季节吃到了各种新鲜蔬菜。“六五”期间全州农贸市场各类商品成交额达到2443.5万元，与1980年相比翻了三番多。
  甘南州“六五”期间个体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农牧村个体工商户发展更快。到1985年底全州共有个体工商业4433户，从业人员6870人，拥有资金582.9万元。个体工商户数与1980年相比增加了9倍。在“六五”期间，全州个体工商业实现营业额达3953.9万元。仅1985年就实现营业额1000万元，相当于1981年全年营业额的8倍。尤其是甘南州一部分藏族群众，开始树立商品生产观念，务工经商，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已有300多户藏族农牧民从事个体工商业。
  第五节改革开放初期甘南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初期，甘南州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贯彻甘南州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措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拨乱反正，不断清除“左”的错误的影响，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国民经济在调整和改革中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在1983年7月召开的州第九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州长金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总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牧业生产在改革中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州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发展农牧业的有关精神，总结经验，确定了“以牧为主，牧农林结合，因地制宜，综合发展”的生产方针，调整农牧业内部结构，农牧区普遍推行了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各族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牧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82年底全州农牧业总产值达到10765万元，比1978年上升了26%。各类牲畜存栏256万头（只），四年来平均每年牲畜总增37万头（只）。林业生产，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保护和发展林业的方针政策，在迭部县搞了“以林为主”试点，在全州各林区实行了林业“三定”和划定“三荒地”。截至1982年底，全州已划护村林23.6万亩，在国有林区落实护林责任区97万亩，给社员划定“三荒地”39万亩。由于林业政策的逐步落实，调动了群众护林造林的积极性。四年中，全州共植树1.91万亩，迹地更新1860亩，四旁植树600万株，育苗2092亩。水利电力建设，随着农牧业大包干责任制的推行，水利建设逐步转向维修现有工程、积极推行水利管理责任制方面，加强维护管理，提高了工程效益。在一些地方病比较严重的缺水地区，重点抓了病区改水和人畜饮水工程，全州1978年只有人畜饮水设施14处，到1982年底建成人畜饮水设施190处，病区改水6处，解决了7.4万人、37万多头（只）牲畜饮水问题，改善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解决合作地区的能源问题，从1982年5月起，集中资金，开始兴建临合11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这也是甘南州有史以来最大的输电工程。
  二、工交战线经过调整和整顿，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工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
  轻工业的产值比例由1978年的52.2%提高到1982年的67%。有37家工业企业得到整顿，加强了领导班子，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了生产责任制，经济效益有所提高。1982年底，全州工业总产值达到1875万元，比1979年增长9.75%，实现利润比1979年增长了10倍。交通运输方面，加强了路政管理，推行民工建勤，整修了县社公路，在主要河流上架设了13座公路桥梁和36座吊桥，建成了玛曲黄河大桥和齐哈玛黄河渡口工程，解决了群众“过河难”问题。
  三、财贸工作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城乡市场活跃，商品供应比较充裕，农副产品上市量增加1982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5294万，比1978年增长27.5%，平均每年增加286万元。油品收购连续三年超额完成任务，1982年的收购量比1978年增长了三倍。财政收入连续四年超额完成了任务。1982年上市的商品成交额达332万元，比1979年增长了三倍；个体工商户1982年达到1300多户，从业人员1900多人，比1979年增长五倍多。
  四、随着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1982年全州农牧民平均收入76.49元，比1978年增长7.16%。同时，调整了职工工资，企业实行奖金制度，职工收入普遍增加。1979年到1982年四年间，全州城镇职工住宅竣工面积9.7万平方米，职工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农牧民治穷致富迈开步子，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城乡人民购买力提高，储蓄额逐年增加。1982年全州城乡储蓄金额达到1834万元，比1978年增长1.4倍。四年中还安排了2726名待业青年就业。
  五、民族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进一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战线经过拨乱反正，贯彻调整方针，调整了学校布局，制定了《甘南藏族自治州中小学试行工作条例》，壮大民族师资，在230多所中小学开设了藏语文课。在边远山区和牧区，建立了一些寄宿制小学，创办了四所藏族中学，改办了65所民族小学。加大了教育投资，1982年达到783万元，四年增长了33%。文化方面：广泛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州上成立了藏戏团，举行了藏戏调演。广播电视也有了发展，大部分县建立了电视差转台。民族卫生工作：建立了县藏医院两所，成立了甘南州藏医研究所，州卫校开设了藏医专业。整顿了大队医疗站，1982年底全州已恢复和整顿大队医疗站420个，占应建数的73%。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初步查清了全州地方病的分布情况和患病人数，制定了防治规划和关于食盐加碘的决定，在91个病区公社实现了食盐加碘，使地甲病基本得到了控制。计划生育工作，根据州实际，确定了“一、二、三”的生育指标。经过广泛宣传，提高了干部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扭转了人口无计划增长的局面。
  第三章加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大会通过胡耀邦同志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大会提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针对党的队伍中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大会还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
  党的十二大召开后，中共甘南州委及时发出批转州委宣传部《关于学习、宣传党的十二大文件的安排意见》的通知，在全州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中掀起了学习宣传党的十二大精神的高潮。1982年11月5日至12日，中共甘南州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学习传达了十二大文件。十二大代表、甘南州委书记杨应忠作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努力开创甘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南州的工作，分析了形势，就全州贯彻落实十二大精神作出了详细的安排。此后，甘南州以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指引，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按期召开了甘南州第六次党代会，在全州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中开展了整顿党风的工作，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使全州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一节干部“四化”建设和1983年机构改革
  经过几年全面的拨乱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得到根本改观。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形成的指导和规范执政党思想、政治、组织建设的重要文献。中共甘南州委扎实地抓了党员的教育工作，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反复学习《准则》、新党章，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按照《准则》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联系实际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领导干部党风不正的问题，使全州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得到加强。
  1980年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观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首先在干部制度方面迈出改革的步伐。中央强调，必须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使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甘南州第五次党代会后，州委注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实现干部“四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80年，选拔了41名中青年优秀干部担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职务。这些干部年龄在40岁以下的有15人，41岁至45岁的16人，最大的46岁，最小的32岁。他们进入各县领导班子后，使原来县领导班子文化程度偏低、年龄偏大、专业人员缺乏的状况有了改变，使当时各县党政领导的平均年龄下降3.2岁，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由5人增加到23人，并新增了专业领导干部11人。各县委也重视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和专业干部，如玛曲县委对历年来大中专毕业生做了摸底，全面考核，给任务压担子，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培养。1980年10月全县从畜牧、文教等系统提拔了34名中青年干部，充实加强了县直单位和公社的领导班子。这些干部平均年龄36岁，大专文化程度8人，中专20人，改善了县直单位和公社领导班子的专业知识和年龄结构。
  为了尽快改变全州干部队伍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状况，州、县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理论水平、知识和专业水平着手，制定了干部培养五年规划，采取层层负责，条块结合的办法，开展了对各级各类干部的培训工作。到1982年底，全州培训干部3442名，其中州管的县级和科级干部274名，大队干部和县社一般干部2700名，专业技术干部468名，提高了全州干部的素质。大胆放手地选拔了一批中青年干部，充实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从州第五次党代会到1982年底的三年中，全州先后选拔了623名初、中级干部（其中县级干部108名）。在这些干部中，业务技术干部104名，占16.69%；非党干部125名，占20.6%。由于中青年干部的增加，各级领导班子人员结构普遍有了改变。州委、州政府班子成员平均年龄降到51.2岁；各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平均年龄降到45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2.7%，专业技术干部占7.2%；各公社党委、管委会班子中，平均年龄39岁，比1980年下降3.5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8%，专业技术干部占10.5%。
  198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甘南州许多老干部愉快地响应中央的号召，主动离休、退休或退居二线，为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创造了条件。
  1983年5月9日，州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了省委关于甘南州领导班子的通知。会议由州委副书记金巴主持。省委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郑世荣同志宣读了省委关于甘南州领导班子配备的通知，原州委书记杨应忠调省直机关工作，原副书记郭发永、庞俊茂到州人大、政协工作，原副书记旦正甲改任州纪委书记，原州委副书记王应国同志担任中共甘南州委书记，贡卜扎西为副书记。
  1983年7月21日至29H，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合作召开。会议应到代表381名，实到314名。甘南州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及州委、州政府各部、委、办、局的负责人共59人和政协甘南州第七届委员会的156名委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州长金巴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州人大工作报告、州法院工作报告和州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审议和批准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草案）》及《甘南藏族自治州1982年财政决算和1983年财政预算安排的报告》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设立各委员会的暂行规定》；选举了州九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州长、副州长、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卢世仁（藏）为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文献、杨丹珠（藏）、张添信、马成龙（藏）、强作仁、庞俊茂为副主任及21名委员。选举金巴（藏）为州长，张月安、马登昆（藏）、郭念刚、赵振业（藏）为副州长，选举刘永贤为法院院长，陈作霖为检察院检察长。
  1983年7月19日，政协甘南州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合作召开。参加会议的委员131人，省政协副主席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到会代表省政协致贺词。本届委员会聘请委员149人，会议选出常务委员27人，郭发永当选为主席，张世杰、王占彪、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热旦加措（藏）、洛桑南杰•龙仁桑盖（藏）当选为副主席。本届委员会开始设立学习委员会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为了促进新老干部的交替，加强了老干部离退休工作，截至1985年6月，全州已有257名老干部离职休养。州、县各单位、各部门认真落实党的老干部政策，对离休干部过组织生活、阅读文件、参加有关会议等具体问题做了安排，还坚持节日慰问和对病员的医疗看望等活动。州上为老干部修住房40套2000多平方米，建设了活动场所。为114名行政十八级以上干部落实了用车包干费，解决了老干部20多名子女的就业问题，对异地安置和回乡定居的发了建房补助和安家费20多万元。
  机构改革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他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不高的状况，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没有希望，还可能要亡党亡国。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随后，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工作逐步展开。
  1982年12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安排在1983年要完成省地两级的机构改革。1983年8月召开的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强调，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四化”建设，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加快县处级机构改革。
  根据省委的总体部署，甘南州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在做好甘南州级领导班子换届配备的同时，开始进行州直部门和各县机构改革。到1984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了机构改革的任务。州政府的工作部门由原来的37个减为24个。全州各县的县直部门也相应进行了改革精简，乡社分设工作也都完成，共建立乡、镇人民政府108个。在进行机构改革的同时，州委认真抓了州直机关和各县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工作。按照干部“四化”方针，打破过去选拔干部的老套套、老框框，派出工作组到各县和州直各部门进行民意测验和民主推荐干部工作，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疏通了人才来源。调整后的领导班子，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与原班子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班子精干了。七个县党政领导班子共配备正副职62人，比原来少12人。州直部门共配备正副职95人，比原来也有所减少。二是平均年龄下降。七个县党政领导干部平均年龄39.4岁，比原来下降6岁，年龄最轻的只有27岁。州直部门新的领导干部平均年龄42.6岁，比原来下降5.4岁，基本形成了“梯形”年龄结构，有利于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三是文化程度提高了。调整后的县领导班子成员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26人，占41.9%，中专和高中文化程度的15人，占24.2%，比原来分别提高23.4%和6.7%。州直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26人，占27%;中专和高中文化程度的28人，占29.55%。四是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增加了。在七个县党政班子中，有少数民族干部31人，占班子成员的50%，增加5%，州直部门班子中少数民族干部增加10%。妇女干部也由原来的5名增加到7名。
  在这次机构改革和调整配备县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中，甘南州的老干部们从党的事业和甘南州的发展出发，重国家的兴衰，轻个人的去留，举才让贤，热情支持新班子的工作，表现出很强的党性觉悟，在机构改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次机构改革，精简了州、县工作部门机构和人员，理顺了工作职能，配强了领导班子，基本消除了机构臃肿、职责不清、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顺利实现了干部的新老交替，提高了全州领导干部的“四化”水平，对甘南州以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二节第六次党代会和整党
  第六次党代会的召开
  1984年5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合作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247名，候补代表28名。其中干部党员代表226名，专业技术人员46名，劳模和先进生产者24名。少数民族党员代表147名，妇女党员代表44名。列席代表84名。代表着全州1.68万名共产党员。金巴致开幕词，王应国代表第五届委员会作了题为《加强党的建设，致力振兴经济，全面开创甘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旦正甲作了《中国共产党甘南藏族自治州纪律检察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结束时张月安致闭幕词。
  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按照党的十二大精神和省第六次党代会决议，认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南州的工作，从实际出发，研究确定全州经济建设的长远奋斗目标和近期工作任务，为力争到1988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统一思想，增强信心，把甘南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甘南州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今后的总任务是：以十二大精神为指针，动员全州广大党员和各族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强团结，改革创新，开拓前进，治穷致富，全面开创甘南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经过20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的努力，把甘南州建设成为全省重要的牧业和林业基地，力争到20世纪末，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努力实现工农牧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是：在1983年底的基础上，力争五年实现工农牧业总产值、财政和农牧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即工农牧业总产值由1.24亿元达到2.48亿元，财政收入由1000万元达到2000万元，农牧民人均收入由168元达到330元。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各级党组织要实现农业建设指导思想的大转变，要把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作为改变甘南面貌的根本大计。
  王应国在工作报告中指出，一是要充分利用我州资源优势，努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畜牧业上，要坚决贯彻“以牧为主”的方针，近期要做好三年搞调整，五年抓发展的工作。在林业建设上，要放宽林业政策，充分调动各族群众种草种树、育林护林的积极性。要保护好现有森林，大搞植树造林。发展多种经营，要以建立和发展专业户、重点户为重点，充分应用“两户”的示范作用，逐步发展，全面推开。地方工业建设，地县工业要以发展各类畜产品、林副产品加工业、饲料工业、民族特需用品工业为重点。工交企业要抓好企业整顿和技术改造，把生产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二是要加强思想建设，大力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思想建设要在抓好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同时，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开展“五讲四美六热爱”活动。大力普及小学教育，到1995年全州各县全部普及小学教育。要积极发展科技、卫生、广电、文化事业。三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搞好法制建设。要继续发展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广泛深入地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大力宣传“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巩固和发展。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要继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争取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四是搞好全面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全州整党从1984年冬开始，先整顿州、县委及直属机关的党组织，1985年冬开始整顿乡、镇、农村和县级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
  旦正甲同志在州纪委工作报告中，对今后全州党的纪检工作提出了安排意见。（1）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扎实搞好全州的整党工作。（2）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纪检工作的首位。（3）狠刹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4）把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5）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6）加强纪律检查委员会自身建设。
  大会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六届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甘南藏族自治州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选出甘南州委委员共25人，候补委员共4人，甘南州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共19人。在州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选举王应国（藏）为甘南州委书记，金巴（藏）、张月安、贡卜扎西（藏）为甘南州委副书记；王应国（藏）、金巴（藏）、张月安、贡卜扎西（藏）、卢世仁（藏）、旦正甲（藏）、杨作斌（藏、军）、张怀义、胡培珍（藏）九人为甘南州委常务委员。选举旦正甲（藏）为甘南州纪委书记，李鹏恩、杨树德（藏）、蒋常宏为副书记。
  整党
  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全党各级党组织开始分批整党。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和纪律松弛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又处于空前活跃和深刻变动之中，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适应新形势，完成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整顿党的作风是十分必要的。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第一，统一思想，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右的错误倾向；第二，整顿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纠正各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第三，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第四，纯洁组织，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关键是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甘南州的整党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的。州第六次党代会就全州整党工作进行了安排。在州委六届一次全委会上，州委书记王应国要求全州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全面整党的准备工作，要搞好试点，学好整党文件，抓紧核查清理“三种人”。1984年7月中旬，州委整党试点领导小组召开全州整党准备工作座谈会，交流了整党试点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作出了全面整党工作的安排，计划从1984年10月开始，全州整党分四批进行。
  1984年12月26日，州委召开州直机关党员大会，进行整党动员。大会由州委副书记金巴主持，州委书记王应国作了动员讲话。会议对全州的整党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用三年时间分四批完成全州的整党任务。第一批整顿甘南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及州直机关、州属全部企事业单位及党的关系在甘南州的省属单位的党组织。会议要求，这次整党要牢牢掌握整党的总目的和要求，全面完成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四项任务。为此，要认真抓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学好整党文件，进一步统一思想。整党学习文件主要有《党员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毛泽东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和《邓小平文选》。第二，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高标准、严要求地搞好对照检查。第二，坚持实事求是、郑重地进行党员登记，做好组织处理。特别是要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层层负责把关，坚决做好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要抓好整改工作，及时解决对照检查和群众提出的问题，做到边整边改，这是检验整党搞得好不好的主要标志。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一般要组成两套班子，一套抓整党，一套抓日常业务工作。要结合本单位实际， 统筹安排，做到整党工作两不误。
  这次动员会后，第一批整党工作全面展开。这批参加整党的州直单位和省属驻州单位共132个，党员2039人。州直各整党单位都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制定了工作安排。整党一开始，州委整党丁作小组举办了州直机关单位党务主要负责同志学习班。有些整党大口和单位也先后举办了党员或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采取分散自学与集中辅导等办法，学习效果好。参加整党的党员参学率达到90%以上，基本做到了时间、人员、学习内容三落实。结合学习文件，积极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各单位边学边改、边整边改，注重解决具体问题，改进工作作风。1985年1月13日，甘南州委召开六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通报了州委常委集体对照检查情况。王应国同志在通报中总结了工作，检章分析了甘南州委常委会在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亍相应的整改措施。各单位领导班子和党员个人也都进行了对照检查和整改提高，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新的不正之风，切实增强了党员的党性，州直机关各单位工作作风有了明显的好转。到1985年6月，第一批整党基本结束。
  从1985年7月起，第二批（县直机关单位）整党工作开始。为了搞好县直机关单位的整党工作，州委于5月下旬召开了准备工作会议，并于7月中旬向七个县派驻了整党联络员小组；各县分别成立了整党指导小组并设置了办事机构，划分了大口，确定了负责人。各县在学习阶段保证学习时间，认真完成整党学习内容和任务，开展理想和纪律教育，突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边学边议，边整改边。坚持一把手抓整党，克服一般化。做好核查工作，抓紧大案要案和不正之风的查处力度。通过对照检查，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整改和提高。坚持原则，认真做好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
  乡级整党从1986年三四月开始，各县成立了乡级整党指导小组，向各乡派了2~3名联络员。乡级整党主要解决四方面的问题；第一，进行根本宗旨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性。第二，进行党的政策教育，解决执行党在农牧区改革和发展经济各项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治穷致富的根本任务。第三，认真处理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纯洁党组织。第四，抓好领导班子建设。
  从1986年10月开始，甘南州村级整党全面展开。甘南州、县、乡三级抽调900多名宣讲、联络、巡视和翻译人员到基层帮助开展工作。村级整党把坚持政策、脱贫致富、发展商品生产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正面教育，提高农牧民党员素质。配好党支部书记，建设好领导班子。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解决严重以权谋私、严重违法乱纪问题。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提高带领农牧民脱贫致富的能力。在村级整党中，对202个党支部进行了调整充实，新吸收党员923名。查处党员干部以权谋私和违法违纪问题，对清理出的130多万元拖欠款和贪污挪用资金，大部分进行了归还和退赔，对少数有严重错误的党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到1987年7月，全州四批整党工作基本结束。这次整党共有甘南州州、县、乡、村的1109个党组织、17597名共产党员参加。必过整党清理，全州定为“三种人”的有4人，犯有严重错误的38人，其中有5人被开除党籍，给予政纪处分的35人，缓期登记的党员130人，不予登记的党员144人。出党面占全州党员总数的0.86%。这次整党，对全州各级党员干部全面进行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进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和《邓小平文选》的学习教育，进行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和革命理想、宗旨、纪律、作风教育，进行了思想大整顿。清除“文化大革命”影响，解决突岀问题，纠正不正之风，切实改变了机关作风和服务水平。查处了大案要案，处理了一部分不合格党员。在整党期间，加强干部“第三梯队”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按照“四化”标准，先后选拔了543名中青年干部，充实到406个党政组织领导机构中，同时整顿配强了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进一步提高了全州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次整党成效明显，达到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要求，为全州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组织保证。
  在整党期间，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在1985年1月举行的州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接受金巴辞去州人民政府州长的职务，决定免去马登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决定李德奎代理州人民政府州长、张文启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在1985年7月初举行的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选举李德奎（藏）为甘南州人民政府州长，接受张添信辞去州人大副主任职务。在州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选举金巴（藏）为主席，补选郭发永、马登昆（藏）、杨积德（藏）为副主席。1985年10月李德奎被任命为州委书记，王应国调省直机关工作；增补王增祥、丹正嘉（藏）为州委副书记。在1986年7月举行的州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补选胡培珍（藏）为州长，接受张文献、马成龙辞去州人大副主任职务。第三节“严打”活动
  针对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领域出现的违法乱纪和社会治安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统一安排，甘南州开展了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此项工作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通过“严打”，有效遏制了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领域的犯罪和腐败行为， 严厉惩处了严重刑事犯罪，整顿了经济秩序，维护了社会安定，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有力的保驾护航作用。
  1982年6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各地要提高对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重要性的认识，统一行动，集中力量抓住重点，努力突破重大案件；大力开展反腐蚀教育，整顿党的组织和干部作风，加强和改进经济管理，堵塞漏洞；一手抓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并发出通知要求，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工作，由党委统一领导，党委政法委牵头，组织公、检、法和案犯所在单位联合办案，提高办案的质量和速度。要把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同整党整风和改进干部作风结合起来。
  1982年3月25日，甘南州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部署全州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工作。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同志要充分认识开展这场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盛衰兴亡的大事，要认识到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克服决心不大、顾虑多、消极观望和自身不干净、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等错误思想。一定要消除顾虑，排除阻力，迅速打开局面。对于走私、贩私、投机诈骗和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的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必须抓住不放，迅速加以处理。对于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依法从严制裁。对一般经济问题，要洗手洗澡，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做好经济赔偿。会后，这项工作全面展开，党委领导，政法、工商、财政、人事、组织部门和纪委全力开展工作。
  通过一年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取得初步成效。截至1983年4月，甘南州级机关揭发出各种经济案件线索60多起，已结案32起，结案率为53.3%；追回赃款9808元，赃物有木材32立方米，手表一只。全州各县共发现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各种案件线索238起，追回赃款、公款59261元，占应追回的91.8%。打击了一批经济犯罪分子，挽救了一些犯错误的干部。
  在1983年8月底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全国迅速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活动。甘南州公安机关采取果断措施，在9月初的几天时间里，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8个流氓团伙的46名流氓犯罪分子全部捕获，一网打尽。还抓获了一批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破获各种刑事案件84起。这批流氓团伙，无恶不作，肆无忌惮地进行凶杀、抢劫、强奸、盗窃等犯罪活动，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安定。严惩这些犯罪分子，大快人心，伸张了正义，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1983年10月，甘南州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决议》，《决议》要求，全州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决定及省人大常委会的重要决议，运用法律武器，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爆炸犯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刑事犯罪分子，坚决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依法给予最严厉的制裁。全州各部门、各单位广泛动员各族人民群众，要深入检举揭发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积极支持、协助政法公安机关从各方面发掘线索，深挖犯罪分子。要加强思想政治丁作，加强社会治安的管理，做好内部防范和治理工作，搞好综合治理。要加强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不准私营、非法经营出售弹簧刀、刮刀、匕首和钢砂枪、小口径步枪、猎枪、火枪；不准国家职工、在校学生、待业青少年携带上述刀具和枪支；个人所有的小口径步枪、猎枪、火枪，要有登记批准手续并严格保管。要彻底清理收缴销毁反动淫秽的书画、图片、录音、录像等。对拒不交出的，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在全州重点地区开展有声势、有威力地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全州各类刑事案件有了大幅度下降，破案率提高，挖出了一些隐藏较深的重大罪犯。城乡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合作等城镇地区公共场所各种滋扰活动、打架斗殴等现象大为减少，一些农牧区聚众赌博、迷信诈骗、拐卖妇女等犯罪活动大为收敛。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减少，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风气有了好转，也锻炼了干警，提高了政法公安部门的威信。
  甘南州在“严打”斗争中，坚持“打、改、防、教”一起抓，就是继续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和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加强对劳动教养人员和劳改罪犯的改造、教育，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预防犯罪，落实对失足青少年的帮教措施；做好普及法律常识工作，使干部群众知法、懂法、守法，增强法制意识。采取综合措施，不断提高社会治安治理水平。
  在进行“严打”斗争的1983年1月至1987年12月，全州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分子1336名，其中“严打”三个战役（1983年8月至1987年2月）集中打击的1967名批准逮捕人犯中，有故意杀人犯32名，抢劫犯84名，强奸犯117名，故意伤害犯214名，流氓犯98名，盗窃犯435名，盗抢犯26名，投机倒把犯11名，破坏电力、交通、通讯设备犯10名，其他96名。3年多的时期内，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人犯有H51名，在审查批捕时，追加逮捕犯罪分子33名。同时，在全州开展“严打”斗争中，把严重经济犯罪纳入统一行动，集中打击。截至1987年底，立案侦查经济案件34件52人，其中贪污案14件16人，行贿受贿案2件3人，其他案件18件33人，决定逮捕31人，起诉15件25人。以上犯罪分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9.17万元，通过办案挽回5.28万元。
  甘南州三年多的“严打”战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严厉打击了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严打”前后三年相比较，发案率下降了29.86%，基本上改变了社会治安和经济领域的非正常状况，经受住了大变革时期对社会治安的严峻考验，在全州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社会的安定，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为保障民族地区改革、开放、搞活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党中央关于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的决策是十分正确和非常必要的。“严打”斗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一次重大实践；是在党的领导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严格依法办事的一次重大实践。
  第四节创建精神文明
  党的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了重要位置。物质文明建设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客观环境，更迫切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在甘南州委五届二次全委（扩大）会上，对全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一要大力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懂得没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任务的道理。二要把共产主义理想、道德、纪律教育，作为这项建设的中心环节来抓。针对各个时期干部群众中出现的思想问题， 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劳动态度、服务态度教育，进行党的纲领、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高精神境界，使全州各族干部群众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三要巩固和发展“文明礼貌月”活动成果，进一步解决好城乡脏、乱、差的问题。要继续深入开展“文明礼貌”、“五讲四美”，学雷锋、树新风，建设“文明村”、“五好家庭”的活动。四要重视文化建设，积极发展教育、科学、文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等文化事业，提高各族人民知识文化水平。
  中央提出，从1982年开始，每年的三月份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在每年的“全民文明礼貌月”中，甘南州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广大党团员、干部职工、农牧民群众、学校师生、城镇居民，广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治理脏、乱、差活动。解决“脏”字提高环境卫生，解决“乱”字提高公共秩序，解决“差”字搞好服务质量。在州、县乡各级商业、饮食服务业及医疗卫生、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单位开展“三优一学”竞赛活动，把提高服务质量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的突破口，进行职业道德、文明行为、语言礼貌的基本训练。在节假日进行“提倡节俭、反对大办婚事；提倡男女平等、敬养老人，反对歧视虐待妇女和老人；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健康的文化娱乐，反对赌博”的“四提倡四反对”的宣传教育。在各行各业制定文明公约、职业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创建“五好家庭”和“文明村”，使“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经常化、制度化。全州还组织学习宣传朱伯儒、张海迪和华山抢险英雄集体以及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先进人物模范事迹的活动。持续进行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通过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和宣讲会等方式，向干部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深入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开展学习革命先烈、继承革命传统教育，培养“四有”新人，使全州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深入发展。
  全省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代表大会，于1982年11月5日至10日在兰州隆重召开。这次大会是建国以来甘肃省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群英盛会。来自全省各行各界代表1683人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宣读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的决定》，甘南州受到表彰的模范单位1个（夏河县甘加公社），先进单位5个，模范集体3个，先进集体3个，劳动模范11人，先进生产（工作）者19人。甘南州被授予甘肃省劳动模范的11人是：蒋开官、堪召草（女、藏）、完得草（女、藏）、勒毛草（女）立场，坚持原则，积极投身到清除污染的斗争中去。会后，州委宣传部和各县委召开座谈会，查找在文化宣传方面岀现的精神污染问题，决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标准，主动清除精神污染，把高质量的精神产品献给各族人民。
  1985年11月，州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注重解决好各级党组织对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认识，提高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各级党委要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形势下，提高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如果不加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埋头抓经济、搞改革，就保证不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摆上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各部门要齐抓共管。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要改进宣传工作，文化、艺术、宣传战线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它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适应这种要求，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紈议）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总结，是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甘南州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促进了全州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
  1987年2月，州委六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强调，要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各级党组织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州委书记李德奎代表州委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要学好文件，统一思想，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正确执行政策，消除群众疑虑；抓好法制建设，维护安定团结；加强党员教育，严肃政治纪律。讲活还要求全州要贯彻落实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3月27日，甘南州委召开州直机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面教育汇报会。汇报会由州委副书记王增祥主持，合作师专、甘南报社、州广电局汇报了学习中央文件、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情况，李德奎对下一步工作讲了意见。第四章完善落实民族地区政策， 支持甘南州全面发展
  甘南州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全州境内居住着藏、汉、回、满、土、苗、彝、壮、白、侗、羌、东乡、保安、撒拉、朝鲜、土家、维吾尔等24个民族。其中藏族是甘南的“土著”民族和主体民族，约占总人口的一半。汉、回族的人数也比较多，其他民族人数较少。由于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的原因，解放初期甘南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1953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后，全州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带领各族人民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全州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混淆民族和阶级问题，干扰和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损害了民族关系，破坏了甘南州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州消除“左”的思想禁锢，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彻底解决1958年反封建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恢复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开放了部分寺院，改善了民族关系和党群、干群关系。积极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文化，不断提高全州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力。中央和省上大力支持甘南州的发展，中央领导多次到甘南州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全省甘南州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支持甘南州发展的优惠政策，帮助甘南州结合实际确定发展目标，为甘南州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有力地保证了甘南州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第一节恢复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如何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维护甘南的稳定发展，一直是关系甘南州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问题也集中表现为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南州委、州政府认真落实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从1979年开始，每年都在全州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中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再教育，进行热爱祖国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使干部群众加深对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理解，提高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自觉性。在各族干部中提倡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真正树立“谁也不开谁”的思想。无论是本地干部还是外地干部，无论是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都要从甘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这个大局出发，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对影响团结的问题，要从大局岀发，多做自我批评，放弃偏见，消除成见，主动搞好团结。同时进一步动员全州各族人民，加强经济开发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物质基础，逐步消除民族地区事实上的不等。
  在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中，全州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搞好民族团结方面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1984年2月全省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甘南州就有18个先进集体和33名先进个人受到了表彰奖励。他们有热情宣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模范，有团结各族干部群众搞好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有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的模范，有在工作和生产中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的模范等。
  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甘南州在干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学习，认真贯彻落实第四章完善落实民族地区政策，支持甘南州全面发展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政策，按照法律要求正确处理自治地方同国家、少数民族同汉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正确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州民族语言文字得到重视和使用，州、县成立了藏语言编辑机构，承担了各类文件、宣传材料等的翻译任务，挖掘、整理了一些民族文化遗产。各级党政的重要会议和文件、各机关的牌子均使用藏、汉两种文字。《甘南报》藏文版和甘南人民广播电台藏语节目、州电影发行公司藏语译配影片，在宣传党的政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恢复了一些传统民族节目，民族风俗习惯普遍受到尊重。挖掘整理藏族文化遗产，州成立了藏戏团，举行了藏戏调演，促进了民间文艺活动的开展。发展藏医药事业，成立了州藏医药研究所，州卫生学校开设了藏医药专业，各县设立了藏医院或开设了藏医门诊，培养了一批藏医人员，使全州藏医药得到保护与发展。
  全州坚持和认真贯彻执行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甘南州大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有为祖国服务的强烈愿望，有较广的社会联系和文化知识，在本民族群众中有广泛的基础和影响。甘南州各级党委、政府对全州少数民族人士做到政治上信任，组织上适当安排，生活上给予照顾，尽可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通过少数民族人士的工作，更好地把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甘南州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服务。1980年设立了甘南州藏胞回归接待安置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正式开展藏胞接待安置工作。对要求回国定居的给予妥善安置，对朝拜、探亲访友、回国观光的热情接待、礼送出境，对一些中上层知名人士，州、县领导亲自接待，介绍情况，宣传政策。对接待安置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时研究解决。至1990年，全州共接待归国探亲、旅游、定居的藏胞460多人，其中安置66户、94人。
  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甘南州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的藏族、土族、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信仰伊斯兰教，少部分汉族和个别少数民族群众信仰基督教、道教以及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是甘南州信仰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主体宗教。
  甘南解放后，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满足他们的信教需求。坚持“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开”原则，恢复开放宗教活动场所，加强对宗教的领导和管理，使宗教逐步走向健康、稳定的正常轨道。甘南州的宗教工作也由于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经历了从甘南解放到1957年前的宗教持续兴盛期、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严格限制及1962年后宗教部分恢算开放期，“文化大革命”中对宗教采取了禁止的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南州的宗教工作进入了新的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后，根据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指示精神，全州开展了宗教政策再教育，纠正在宗教工作中“左”的做法，恢复正常的宗教事务，平反昭雪宗教人士的冤假错案，开放宗教场所，成立宗教团体组织，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引导，全面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一是通过复查，全州对“文化大革命”前的162名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全部平反昭雪，有107人列为统战对象，安排了职务，恢复了生活待遇。截至1990年，有近500名宗教界人士被安排在甘南州、县、乡四级政府、政协、宗教团体和群众组织中任职，使宗教界人士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
  二是恢复和开放宗教活动场所，基本满足信教群众的需求。到1982年全州已有123处宗教场所开放，截至1990年底全州开放宗教场所156处，其中藏传佛教寺院101处，住寺僧侣6593人，尼姑76人；伊斯兰教清真寺52座，有阿匍72人，满拉280A;基督教堂3处，有教徒1757人，教牧人员31人。全州总计有宗教职业者7418人，信教群众达36万多人，占到全州总人口的62%。
  三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把宗教事务纳入正常的行政管理轨道。甘南州各级党政组织，根据国家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对宗教的管理和监督，使各类宗教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宗教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坚决制止非法宗教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一方面帮助和指导各开放寺院、教堂，建立健全寺庙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另一方面是在乡镇一级成立由分管民族宗教的乡党委书记或乡长担任主任委员，由所在地村委会、寺管会推选代表组成乡宗教管理委员会，帮助和指导各寺管会的工作，监督、检查各宗教团体。调动宗教界人士的积极性，协助政府做好调解草山边界纠纷、发展民族教育、搞好计划生育、防病治病等工作。
  四是为减轻国家和广大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甘南州、县、乡各级政府大力提倡扶持各寺院和僧人兴办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坚持走“自食其力、以寺养寺、农禅并重”的道路。自1983年以来，甘南州各级宗教部门大力宣传“自食其力”、“以寺养寺”的方针，在宗教界人士的带动下，协助各寺庙兴办经济实体，开展自养生产，经营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手工业、印刷业、旅游业、医疗卫生业和运输业等，既增加了寺庙、道堂的经济收入，改善了僧众的生活，又减轻了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打破了长期以来宗教职业者不参加生产劳动的习惯。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大力培养、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也是搞好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建设，保障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得以充分行使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大力培养各级少数民族和各种专业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为此，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2条规定：“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198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4条和第65条规定：“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国家举办民族学院，在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且可以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为少数民族地方培养急需的干部和人才。
  甘南州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高度重视和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78年底全州少数民族干部有2519人，占全州干部总数的25.5%，他们在全州各条战线辛勤工作，为甘南州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省委的关怀指导下，甘南州采取多种措施，加快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步伐。
  1980年7月16日，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在甘南州级全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就加强甘南少数民族的培养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省委最近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党政领导班子，要力争在两三年内使民族干部占到总数的60%左右。要达到这个要求，既要积极，又要实事求是。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同选拔其他干部一样，也要按中央强调的三个标准办事，一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有专业技术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三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1983年10月省委书记李子奇在庆祝甘南州成立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甘南要大力培养一支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业务工作能力的少数民族队伍，使少数民族干部在干部总数中所占比例大体与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相当。”根据省委的这些指示精神，20世纪80年代甘南州在培养选拔民族干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民族政策，平反少数民族干部的冤假错案，使一批少数民族干部重新返回工作岗位。
  二是下达专项招干指标，放宽条件从州内招收少数民族干部，并且在大学生分配、自然减员增补、经济和政法干部招收中实行倾斜性政策等，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从1983年至1992年的十年中，全州累计招收少数民族干部790人，占招干总数的45.4%。从1985年起，根据各县乡镇干部岗位缺额的情况，先后聘用了193名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少数民族青年到乡镇工作，增加了乡镇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
  三是按照党的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选拔干部的方针，本着就地培养、就地选拔、就地使用和适当交流相结合的原则，选拔了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少数民族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州、县的人大主任、州长、县长，都基本依法由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在州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所属部门负责人中，也提高了少数民族干部比例。1981年底，甘南州级领导班子中的少数民族干部占到55.35%，各县领导班子中少数民族干部占到50.1%，公社领导班子中少数民族干部占到27.3%。到1988年甘南州、县、乡三级领导班子中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分别达到77.8%、40.7%和38.8%。
  四是多渠道加大民族干部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扩大民族干部来源。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每年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时，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分数线，扩大了少数民族考生录取比例。州内四所中专逐年增加招生人数，为甘南州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从1981年到1988年，全州向省内外大中专学校的30多个专业选送了441名少数民族学员。全州还从高考落榜的少数民族学生中，选送分数较高的到省内外大中专学校学习，毕业后定向分配到本州的县乡工作。大中专培养分配的毕业生成为甘南州少数民族干部增加的主要渠道，同时也逐步优化了甘南州干部队伍的文化知识和年龄结构，提高了全州干部素质。1978年底，全州各级干部有9896名，少数民族干部只占25.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干部占13.4%，中专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9.7%，高中以下学历的要占到干部总数的56.9%。到1988年底，全州干部总数增加到13909名，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提高到40.38%，大专以上学历干部占到15.18%，中专和高中学历干部占57.80%，高中以下学历干部所占比例下降到27.02%。全州共聘任各类专业技术人员6464人，其中少数民族2312人，占35.77%。
  全州的少数民族干部来自本民族人民群众，与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了解本民族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对于改变甘南地区的落后面貌，加快甘南现代化建设，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能够自觉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与汉族干部互相学习，携手共进，不断提高行使自治权的能力和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水平，带领全州各族人民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甘南州经济社会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州庆三十周年
  1953年9月25日至30日，在拉卜楞寺召开了甘南各界各族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甘南藏族自治区自治机关的组成人员（1955年依据宪法，将甘南藏族自治区改为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了和国庆节相吻合，体现举国同庆，宣布将自治州的成立日规定为10月1日。到1983年，自治州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全州隆重举行了庆祝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活动。中央和省上派出了代表团前来祝贺，合作和各县城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活动。
  1983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各族各界万名群众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建州三十周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代表团团长文正一，省四大班子代表团团长李子奇、副团长李登瀛、吴坚、李呢阳、杨复兴、朱宣人、黄正清、张建纲、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李彬、秘书长卢克俭等同志，临夏州和省内七个自治县也派代表团前来参加。早上七点多钟，各族干部、工人、农牧民身着节H盛装，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列队进入会场。
  上午十点，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金巴同志宣布大会开始，礼炮齐鸣，一束束气球腾空升起。甘南州委书记王应国同志首先讲了话。他代表甘南州党政军向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中央、省上和兄弟民族地区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接着他回顾了建州三十年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就如何进一步搞好甘南州的民族区域自治、经济文化建设发展发表了意见。国家民委顾问文正一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央向自治州的各族人民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和亲切的问候。他指出，三十年来，甘南州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各条战线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后，我们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制订规划，落实政策，尽快地把林业畜牧业搞上去。他说，甘南州是以藏族为主，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共同聚居的地方，加强民族团结，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必须教育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两个离不开”的思想，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日益巩固和发展。省委书记李子奇在讲话中对甘南州的工作提出了几点希望：（1）继续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效能。（2）大力培养一支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3）从实际出发，把经济建设事业搞上去。（4）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大批少数民族科技人才。（5）进一步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
  庆祝大会上还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国家民委、水利电力部、教育部、省四大班子以及省级有关部门和兄弟民族地区发来的贺电、贺词和贺信。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贺电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全体各族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三十年来，自治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希望自治州各族人民在中共甘肃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新宪法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针对西北情况提出的种草种树、发展牧业、发展林业、治穷致富、改变面貌的战略方针，加强各民族之间内部的团结，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甘南建设成为团结、富裕、文明的自治州而奋斗！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盛作出新的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1983年9月28日
  为了庆祝建州三十周年，在合作举办了全州第三届民族运动会暨篮球邀请赛。民族运动比赛项目有13个，篮球比赛邀请了省直单位球队8个。经过7天的激烈比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中央民族歌舞团和省杂技团来甘南州慰问演出，州歌舞团演出了藏族舞剧《顿月顿珠》。
  第二节班禅额尔德尼两次到甘南州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深受藏族人民爱戴的杰出的藏传佛教领袖，也是一位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是原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毕生追随中国共产党，是我党的忠诚朋友。他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调整和落实民族政策及宗教政策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班禅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和强烈的事业心，奋力工作，多次去各地藏族聚居区视察，足迹几乎遍及整个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1980年，他恢复工作第一次去藏族聚居区前，邓小平同志约他到家里，亲切的对他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
  20世纪80年代，班禅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地两次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视察工作，对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甘南州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班禅关心藏族人民的疾苦，心系民族地区的前途和命运，为早日改变藏族地区落后面貌，他尽心竭力，劳苦奔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甘南州广大乡村、城镇和草原帐篷，工厂、学校、机关和寺院，都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
  班禅第一次到甘南州
  1980年1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第一次来甘南州视察，从青海省循化县乘汽车首先到达甘南州夏河县。班禅副委员长在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海声、副省长黄正清，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长王世杰，省政协常委、省佛教协会会长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省政协常委、佛协副会长贡唐仓等陪同下，到达夏河县境内土门关时，受到甘南州各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班禅副委员长到达夏河县境后，接受了沿途和清水、麻当等地信教群众的朝拜。到达夏河县城后，在拉卜楞寺接受了隆重的宗教欢迎仪式。
  11月24日上午，班禅副委员长听取了夏河县的工作汇报，他就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讲了意见。班禅委员长说，从1958年到粉碎“四人帮”以前，我们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处于不正常状态，时间这么长，积累的问题是不少的，要解决好，要向前看。接着，夏河县召开了群众大会，班禅副委员长和各族干部、群众、寺院僧侣见了面，接受了朝拜，并作了重要讲话。下午，班禅副委员长到桑科公社进行视察，他要求公社干部群众，要和接壤的青海省兄弟社队搞好团结，对有争议的草山界线，要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解决。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发生械斗，要维护安定团结的新局面。
  11月29日，班禅副委员长前往甘加公社视察工作，受到群众的欢迎。他在群众大会上要求干部群众要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令，要爱国家，爱社会主义。干部要爱护群众，为人民办事；群众要听干部的话，要搞好民族团结，搞好干部团结。民族内部要互相爱护，互相团结。要教育我们的后代学习好思想和好作风，要让孩子们好好上学，学好藏文，以此为基础，去学习其他民族的科学文化知识。他还参加了甘加公社和青海循化县岗察公社草山纠纷调解会，他说：“纠纷要用说理的办法解决，用打仗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相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是可以调解解决草山纠纷问题的。”
  班禅副委员长还视察了夏河县藏族小学、县藏医院，观看了藏戏（巴旦保）。他对各族干部群众宣讲了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精神，要求基层干部要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他强调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要求群众把子女送到学校，先学好民族语文，然后学好汉语文和科学技术知识，把青少年培养成建设“四化”的有用人才。班禅副委员长同宗教界人士座谈时指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正当的宗教活动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寺院僧侣要自觉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共产党。不能做违背国家利益和佛教戒律的事情。对已经废除的封建特权、封建压迫剥削制度绝不能恢复，不允许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集体不能向寺院供饭，寺院也不能向集体和个人摊派财物。要求寺院僧侣在进行佛事活动的同时，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民族医学、天文地理、历法算术等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研究、整理工作。积极开展造型、雕塑等民族工艺美术品的生产，让民族艺术放出异彩。
  12月3日，班禅一行离开夏河返回兰州。
  班禅第二次到甘南州
  1982年9月20日，班禅副委员长第二次到甘南州视察。陪同视察的有国家民委副主任薛剑华，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副省长黄正清，省民委主任沙里士，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佛协副会长、省政协副主席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贡唐仓等有关负责同志。班禅副委员长到达夏河时，受到万余名各族群众和僧众的夹道欢迎。
  9月23日班禅副委员长由夏河县前往合作，沿途经过夏河县唐尕昂、上卡加、下卡加、美仁、美武、那义等公社时，当地藏族群众纷纷集会，举行隆重仪式，迎接班禅活佛。下午，两万多各族各界群众自动排列在通往班禅副委员长下榻的州政府招待所的马路两旁，迎接班禅副委员长的到来。9月24日下午，班禅副委员长由州党政领导同志陪同，在合作人民会堂会见州级县以上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离休老干部。班禅副委员长同大家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班禅额尔德尼副委员长在向甘南、阿坝两州群众发表广播讲话中说，我这次的任务，一是了解这些地方总的情况，特别是对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向中央汇报，同时也向地方提出工作建议；二是向这些地方的各族人民和干部职工表示亲切慰问，并向你们转达中央一贯给予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和人民的巨大关怀和照顾；三是向各族广大人民和干部宣传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出一把力；四是朝拜现存于拉卜楞寺庙内的我的恩师拉科多吉强活佛的灵塔为主的各寺庙的佛像、佛塔、佛经，并举行祈祷开光，祝愿佛教昌隆，众生平安。
  9月25日班禅副委员长冒雨看望了甘南州军分区官兵，他高度赞扬人民解放军为保卫祖国、建设甘南州立下的不朽功勋，希望指战员在今后继续搞好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加强军民团结，提高军事素质，为开创甘南州建设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班禅副委员长从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玛曲县视察，他日夜兼程，先后视察了玛曲县藏族中学，尼玛、欧拉、采日玛、齐哈玛、阿万仓、曼日玛等公社和河曲马场，接受了数万牧民群众的朝拜。他强调指出，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教育，坚持抓好藏语文教学。要努力提高生产，顾全大局，不要打架闹草山纠纷，要听党和政府的话，把玛曲建设好。10月1日晚，班禅副委员长在碌曲县和各族群众一道欢庆国庆节，并在联欢会上讲了话。随后视察了碌曲县藏医院和郎木寺、采海、玛艾、西仓、阿拉、双岔等公社。
  10月6日，班禅副委员长出席了甘南州级机关单位藏族干部座谈会。10月7日上午，合作地区州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各族职工900多人在人民电影院隆重集会，热烈欢迎班禅副委员长。大会由中共甘南州委书记杨应忠主持，班禅副委员长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今天要谈的中心意思是在党的十二大路线指引下，总结经验，发扬成绩，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把各方面工作提高一步，建设繁荣富强、兴旺发达的新甘南。”他重点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甘南州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民族交错居住的民族自治地区。在这里注意搞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有着重要的意义。藏族作为实行区域自治的主体民族，一定要主动地团结自治地方的其他民族，搞好民族团结的关键在于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各民族干部各有所长，只有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谅互让，才能真正加强团结，做好工作。
  第二，认真总结经验，把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提高一步。要从甘南州实际出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充分发挥牧业这个优势使甘南州尽快富起来。要继承和发扬藏族优秀历史文化，加强藏语文的教学和使用，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是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第三，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甘南州的藏族全体信仰佛教，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人口比例大。在甘南州正确对待宗教问题，认真做好宗教工作，保证宪法赋予人民的信教自由的权利，保障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这对于民族工作和群众工作，对于安定团结和党群关系都会产生直接而重大影响，根本的问题是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加强对宗教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宣传教育，使他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10月8日班禅副委员长在临潭县视察清真寺会见回族阿匍时说：“你们要相信党，听党的话，要团结。不但要和汉族、藏族团结，互相体谅，互相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也要搞好本民族各教派之间的团结。这样，大家心情舒畅，生活愉快，全国的穆斯林高兴，各族人民都高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祖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各项事业繁荣昌盛。”
  随后，班禅副委员长还先后到临潭、卓尼、舟曲、迭部等县视察，听取当地人民政府的工作汇报，接受群众朝拜，对各地民族教育、文化、宗教、统战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重要意见。10月21日，班禅额尔德尼副委员长在国家民委副主任薛剑华和省、州负责同志的陪同下，结束了在甘南州为期一个月的视察，离开迭部县，前往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
  班禅额尔德尼副委员长在20世纪80年代两次视察甘南藏族自治州，足迹遍布全州七个县的大部分乡村，会见了州、县、乡各级干部和数十万各族群众，各族群众对他十分崇敬和爱戴，扶老携幼，夹道欢迎。每到一地，班禅大师都不辞劳苦，顾不得吃饭和休息，了解人民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为他们摸顶、祝福。他广泛宣传党的十二大精神，宣扬共产党的恩德，大力倡导民族团结，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关心民族教育、文化和经济社会建设事业，为实现甘南民族宗教和统战工作的全面拨乱反正、规范发展，为巩固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甘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政治社会影响。
  第三节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到甘南州视察关怀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关心甘南州，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亲赴甘南州视察，调查研究，了解甘南州情和民情，对甘南州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了许多指示，帮助甘南州谋划美好未来，促进了甘南州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进步，也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对民族地区的深切关怀。胡耀邦视察甘南州
  1986年5月16日，是甘南各族人民难忘的日子。这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前来甘南州视察，这也是中央最高领导首次到甘南州。
  5月16日中午12时左右，胡耀邦总书记乘坐直升机降落在现合作民族师专学校的校址上，受到等候在这里上万名甘南州各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一片欢呼声中，由甘南藏族自治州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代表甘南州54万各族人民，向胡耀邦同志和瞎同来访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及甘肃省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以藏族最崇高的礼仪敬献洁白的哈达，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下午2时许，胡耀邦同志不顾辛劳，在高海拔、缺氧的情况下，参加了座谈会，听取了甘南州各县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对甘南州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观念、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指导。
  对甘南州的经济建设，胡耀邦总书记讲了牧业、林业、农业、乡镇企业和民族工业、交通、电力、生产与交换、分配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他的讲话贯穿着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从甘南州的实际提出问题，研究解决甘南州具体问题的方法。他说：“在林业，要在保持国有权属的条件下，内部实行多层次、多联式的承包经营，解决好国营与群众、外来林业工人与当地群众两对矛盾，搞好林业本身和林区经济的多种经营。康县的办法是一种模式，但不是唯一模式，各地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在草原建设上，不能满足于现有办法和路子，可以用飞机撒播的办法大面积改良草原。乡镇企业和民族工业，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把牲畜身上的、草地上的、山林里的东西加工利用，用加工业带动经济发展步伐。在农业上，要重视青棵生产，用价格政策调动群众种植青棵的积极性，还要发动和组织机关单位、群众专业户搞塑料大棚种菜，解决吃菜难的问题。要发展地方交通和群众生活用电，宁肯补贴烧电也要把木材省出来等。”
  胡耀邦同志在谈到甘南州发展商品生产时提出：商品观念不是固有的，是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而产生的。生产不发展，就没有东西去进行商品交换；价格压得低，群众就没有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商品观念也就上不来。所以，在商品观念问题上不能怪群众，要从我们的工作方面看问题。在谈到干部工作作风时他说：“解决实际问题，不是给上面看。”甘南州各级干部表示，在今后工作中，时刻牢记总书记指示，以解决问题、让群众得到实惠为目的，进一步树立扎扎实实的作风，埋头苦干，不搞形式，不图虚名，真正干出实绩。
  在座谈中，胡耀邦同志对甘南州的各项丁作询问得非常仔细，十分重视群众生活。他详细询问牧民群众的住房、吃饭、穿衣和生活卫生情况，并与他视察川北时看到的情况作比较，还分析内蒙古、河西和甘南州的不同气候特点，对改善甘南群众的生活条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许多具体办法，他要求在座的州、县负责同志“既要解决生产方针，又要指导牧民生活，把改善群众生活同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密切联系起来”。他责成州、县领导要把改善牧民住房当作一项重大建设，现在要指导牧民过好生活，把牧民住房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用5年、8年的时间，使牧民的住房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根本改善。胡耀邦同志还十分关心在甘南州工作的广大职工、干部的生活。他从种菜谈到改善职工的福利问题时说，这是最大的福利，有菜吃，吃到便宜菜，职工干部的积极性就高了。胡耀邦同志听完州、县的汇报后，在当晚兴致勃勃地为甘南州第一所高等学校一一甘南合作民族师专和《甘南报》挥笔题写了校名、报头。
  5月17日上午8时，胡耀邦同志一行离开合作，乘专机前往兰州。胡耀邦同志离开后，中共甘南州委连续两次召开州委常委扩大会和甘南州委六届三次全委扩大会，学习贯彻胡耀邦总书记对甘南州工作的指示精神。大家认为，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到甘南州视察，这是全州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对我们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他对甘南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辟深刻，切合实际，对甘南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5月18日，合作民族师专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甘南州视察时乘坐的直升机起落的地方，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省委副书记卢克俭，甘南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甘南州军分区的领导李德奎、张月安、贡卜扎西、丹正嘉、卢世仁等参加了奠基仪式。6月6日，《甘南报》正式启用胡耀邦同志题写的报头。
  李铁映甘南州之行
  1988年7月14日至20日，甘、青、川、藏、滇五省区藏族教育研讨会在合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专程参加会议并在甘南州视察指导工作。
  7月14日，李铁映在五省区藏族教育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代表国家教委，向常年工作在民族教育工作第一线的全体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并对他们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强调，振兴中华，教育为本，要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的基础工程来抓，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他从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战略眼光出发，要求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教育，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说，发展藏族教育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甘南州从本地区的民族、经济、宗教等实际出发，依靠各方面人士办学，值得很好总结。党和国家对整个藏族聚居区的民族、经济、宗教政策是不会变的。教育是民族希望之光，一百年后也是永恒的主题。教育是人民的事业，必须依靠人民，依靠社会，依靠各行各业来办。
  就如何办好藏族教育，李铁映谈了四条意见。第一，藏族群众分布广，地处边远山区，经济比较落后。搞好藏族教育，不仅能加快商品经济发展步伐，造福藏胞，而且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方面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就整个藏族聚居区而言，在自然地理条件、社会发展、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及生产生活方式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发展藏族教育，必须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统筹协调，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讲求实效，走出一条符合客观规律的路子。第二，在藏族聚居区实行“双语”教学，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符合民族团结方针的，也是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这一方针必须坚持下去。在搞好藏、汉语教学的同时，也要加强外语教学，提高学生外语水平，以便走向世界，因为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第三，关于文化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的问题。藏族教育的方针应该是：重点加强基础教育，优先发展师范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巩固提高高等教育。要以增加当地农牧区人才拥有量和培养当地中初级实用人才为主，并兼顾向上一级学校输送合格人才，推行不同年限的义务教育。要在发展中形成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合理结构。一个民族的素质是不能输入的，提高民族素质的根本是教育问题。第四，积极发挥宗教界人士办教育的积极性。面对藏族聚居区的实际情况，处理好教育与宗教的关系，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办教育的积极性，对藏族教育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各地区教育部门都应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协同统战、宗教部门，从各地实际出发，探索发挥宗教界人士办教育的途径和形式。
  7月14日下午，李铁映在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国家民委副主任江家福、甘肃省委副书记卢克俭、副省长刘恕的陪同下，在甘南州政协副主席、合作师专副校长赛仓•洛桑华尔旦家中，亲切会见了甘南州热心教育事业的宗教界人士热旦加措、东藏成来、依拉久美等人。李铁映应赛仓活佛之邀，与诸位宗教界人士共进午餐，赛仓用丰盛的藏餐进行招待。李铁映说，宗教界人士办教育为藏族振兴作出了贡献。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愚昧必然导致贫穷。要使藏族富裕起来，文明起来，只有抓教育。李铁映在甘南州期间，还游览了拉卜楞寺，视察了夏河县藏中、藏小，并为学校题了词。
  费孝通到甘南州考察
  1985年8月中旬，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来甘南州进行考察。费老就如何开发甘南州，发展商品经济，建设小集镇，提高甘南州人口素质，培养人才等问题讲了许多宝贵意见。他指出，发展藏族聚居区的现代化建设，甘南州应先行一步，应成为繁荣藏族地区经济的门户和港口。
  75岁高龄的费孝通，不顾各种高原反应，在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观点。他指出，不要站在一般地区的位置看甘南州的地位，不要光看到甘南州20多万藏族人民发展，要站得高一些，要看到全国300多万藏族人民的发展和利益。甘南州长期以来就是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以后，甘南州已起着繁荣藏族聚居区经济的门户作用。现在，甘南州每年有300多辆汽车奔驰在青藏公路上，把商品、文明、信息带到西藏。每年仅运往西藏的酥油就多达150万斤，这一点就了不起。甘南州的现代化建设搞好了，西藏的步伐也就加快了，甘南州应起到根据地的作用。
  费老说：“我在一些牧民家里调查后发现，相当一部群众仍然满足于100只羊、20头牛，骑着马儿到处走，唱着歌儿乐悠悠的小牧经济生活。商品观念淡薄，商品生产不发达，这是不行的。牧区的经济起飞，不可能单靠林牧业，更重要的是有赖于工业的兴起，加工制造、外销才是牧区发展的大道。”关于人才问题，费老认为当前要用东部的脑子发展西部的经济，并在实践中培养一些藏族技术人才，然后以他们为骨干，把技术和知识扩散到各个地方。在人才培养上也要搞细胞分裂。
  第四节甘肃省甘南经济开发会议和给予甘南州的优惠扶持政策
  甘南州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恶劣，社会发育水平低，经济发展步伐缓慢，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自身发展能力又十分有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省上十分关注甘南州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为了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帮助甘南州等少数民族地区加快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步伐，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1983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甘南州经济开发会议和全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工作会议，深入调查研究甘南州情，帮助甘南州理清发展思路，确定发展目标，尽省上的财力制定了一系列扶持优惠政策，帮助建成了一批重点项目，广泛开展了对口协作支援和横向经济联合，有力的支持和带动了甘南州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这些会议及其所制定的优惠政策，是非常切合甘南州实际情况的，对甘南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帮助是十分巨大的，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甘肃省甘南开发工作会议
  1984年9月1日至6日，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在合作召开了甘南州开发工作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和各委、办、厅、局及对口支援单位负责人，有甘南州委、人大、政府、政协、甘南军分区和各县的负责同志，还有河西、陇东六个牧业、半牧业县和临夏州的同志共170多人。省政协副主席黄正清、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有关专家任继周、王无怠、张录革、张尚德、陈兴中、杨兴贵等同志也应邀请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对甘南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及突破口；研究确定开发甘南州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对主要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确定。会议开始时由副省长刘恕主持，省委常委、副省长侯宗宾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期间省上有关领导和专家作了大会发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会议对甘南州发展规划、建设项目、优惠政策进行了热烈讨论。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省、州、县组织了200多人，对甘南州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经济社会调查，并就重点建设项目及政策问题，同有关部门进行了反复衔接协商，省委对甘南州经济发展专门进行了讨论。会议期间通过讨论，制定了甘南州经济社会战略发展规划，确定了《关于促进甘南藏族自治州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和384个开发项目，其中建设项目117项，技术改造项目16项，乡镇企业223项，同外地6个单位挂钩对口支援项目28项。这次会议既是一次开发论证会又是一次战略规划和开发甘南州的工作会。
  会议确定甘南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是：贯彻改革和开放精神，以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智力开发和技术开发放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挥牧、林、水等自然资源优势，大办地方丁业和乡镇企业，努力发展以牧业和林业为主的各项经济，争取二三十年内，把甘南州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第一流的林、牧业基地。五年内，要实现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农牧民收入三个翻一番。
  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促进甘南州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主要内容是：(1)国营林业企业中规模很小的林场，可以按“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办法，承包给林场职工和林区群众经营。村庄附近的小片林，可改为集体所有制，由当地群众承包经营。林缘残次林都划作自留山。省属林业企业给所在县的木材和利润留成，提高到20%。国营林场要充分利用当地劳力，进行造林育林和砍伐，不用或少用外地工。（2）取消农副产品、林副产品（含木材）和药材统购、派购制度。国家所需的畜产品，可采取牧（林、农）工直交和合同制的办法解决。（3）将省对甘南州财政的固定补助递增率由5%提高到10%，从1985年起，六年不变。牧业税全部留州财政使用。（4）对甘南州粮食的免征免购政策延长到1990年不变。对由农转林转牧的林牧民，平价供应口粮（林民全年口粮不足400斤的补足400斤，牧民每月25斤）。（5）从1985年起，六年内免征乡镇企业税收。对从事开发性生产的专业户，自受益之年起，十年内免交集体提留和国家税收。（6）设立合作民族师专；兰州大学、兰州师专、庆阳师专增设民族班；西北民族学院增设预科；已经设立民族班的西北师院、甘肃农大、兰州医学院继续办好。对少数民族中、小学学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实行食宿免费。（7）在甘南州工作的科技人员、教师、医生、干部，根据地方财力状况并区别不同地区和本人条件，工资可以向上浮动一至二级，有特殊贡献和在特殊困难地区工作的可以浮动三级。其中本科、大专毕业后满一年、中专毕业后满三年的，逐步解决其家属的城镇户口问题。（8）允许甘南藏族自治州实行对省内和国内外开放的政策，以优惠的条件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积极扶持办好“甘南开发公司”，在兰州、拉萨两市设立甘南州办事处，并可派人参加省驻外大城市办事处。
  甘肃省甘南经济工作会议
  1985年8月25日至28日，甘肃省甘南州经济工作会议在合作召开。
  省委书记李子奇、省长陈光毅、副省长路明，省直有关部门，酒泉、张掖、武威、兰州、天水、临夏六个地（州、市）和兰炼、兰化、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及甘南州直单位的负责同志共241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重点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加快甘南州经济建设步伐，加快甘南州群众治穷致富步伐的问题，明确了甘南州经济发展和奋斗目标。会议提出甘南州的近期发展方针是：以牧林为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民族工业，坚持开放、开发、改革，搞活流通，致富群众。
  会议开始时，省长陈光毅作了讲话，总结了甘南州经济工作的成绩和主要经验，指出了今后奋斗目标。会议结束时，省委书记李子奇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会议的特点是：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相结合，虚实结合，会内会外结合。会上，甘南州长李德奎作了题为織开大门，开发致富，加快甘南民族经济的发展步僞的讲话。
  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保护和发展甘南林业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发展甘南畜牧业生产若干问题的意见》。在保护和发展林业方面， 制定了优惠政策，主要是：（1）采取承包的办法发动群众保护森林。要调动林区群众护林的积极性，让群众在护林中得到利益。将原每亩5分钱的护林费和组织马队护林每人每天4元钱集中起来使用。组织林区群众承包护林，护林费直接发给群众。（2）组织林区群众承包林区生产。今后，凡是林区的生产，包括清林、抚育、迹地更新、次生林改造、修路等，都应当承包给林区群众进行。（3）林副业生产放开。允许林区群众进林开辟林副业生产门路；为了照顾林区群众的生活困难，免除税收和管理费；各林场和县、乡要切实做好组织服务工作。（4）增加林区群众的民用木材指标。对林区群众修建房屋、增设架杆等用材指标，予以适当增加。凡是林区群众用材方面的合理要求，应该尽量予以满足。（5）适当扩大护村林。（6）实行林业利润返还。从1986起，木材出厂价在现行价格的基础上，每立方米原木向上浮动30元；抚育材价格在调价后的基础上，再上浮30%。从1986年起，每年按白龙江林区木材生产计划，留40%木材，其中20%作为抚育材交给企业；20%以原木出厂价交给林区乡镇企业，交给林区乡镇企业的木材要给甘南州留一半。从1986年起，白龙江林业工业公司和各分公司，所纳税金和按规定留给地方20%的利润，全部交给所在县。（7）从林区群众中招收合同丁。为帮助林区群众增加收入，从林区群众中招收5000名合同工，直接参加林业生产，一年轮换一次。（8）给林区困难户的优惠待遇。将白龙江林区内人均纯收入60元以下的26个乡，列入全省困难地区，享受困难地区的优惠待遇，三年内免交牧业和乡镇企业所得税，优先享受贴息、低息贷款等。
  这些有关林业方面的优惠政策，使迭部、舟曲、卓尼等林区县直接受益，大幅增加了县级财政来源，扶持带动了以加工林产品为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拓宽了林区群众的副业门路，增加了群众收入，加快了林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
  全省民族自治州、县经济开发会议
  1987年9月10日至13日，全省民族自治州、县经济开发会议在甘南合作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临夏、甘南两个自治州及所属县（市）负责人；酒泉、张掖、武威、平凉、天水五个地区的张家川、肃南、肃北、阿克塞、天祝五个自治县的负责人；中央在甘肃五个大型厂矿企业负责人，共200多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文件，传达落实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精神，检查总结近几年省上对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围绕加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个中心，集中研究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问题。
  在会议上，省委书记李子奇、省长贾志杰、省委副书记卢克俭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提出，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目标按两大阶段设置。第一步，在“七五”期间要集中力量基本解决贫困地区农牧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在“七五”基础上进一步解决脱贫，逐步走上致富之路。总的要求是：坚持改革开放，依靠科技进步，积极调整结构，加快资源开发，启动内部活力，长期稳定发展，使民族经济一年有一个新变化，几年上一个新台阶。
  在会议上，提出了民族地区今后三年的具体任务和奋斗目标，拟定和补充修改扶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十二条政策规定，确定了一批建设项目。在会议产生的紐要》中，重申和增加了以下优惠政策。
  一是，省财政对少数民族州、县财政补贴，从1988年起，以1987年递增10%的实际补助数为准，实行定额补助；交通能源基金分成，除上交中央部分外，其余全部返还州县使用。二是，从1988年起，民族地区州、县出口商留成外汇，全部留州、县统筹使用；分配给出口生产企业的留成外汇，州、县可视情况合理使用。以后民族地区州、县以因特殊需要申请增加外汇，省上应继续给予照顾。
  三是，为支援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1985年省政府原定省财政3年每年给甘南州的300万元开发资金延续到1990年。
  四是，从1987年到1990年.省投资公司每年应安排500万元贷款，主要用于扶持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
  五是，原定给甘南州贷款1000万元，由民政贴息，用于扶持无畜户和发展奶牛的政策，应继续执行。此项贷款用完后，农行在1989年、1990年两年每年给甘南州发展奶、肉牛基地再安排贷款800万元。
  六是，民族地区生产性自筹基建项目，投资总额在50万元以下交纳建筑税确有困难的.经省税务局批准可以给予减免照顾。
  七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县乡镇企业按规定享受免税优惠。到期纳税仍有困难的，按照税收管理体制，根据批准，可允许少数民族地区乡村集体企业税前归还技术改造贷款和设备贷款60%，困难较大的可以全部税前归还；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技术改造项目，投产后的新增利润免收所得税；对乡镇企业征收所得税，以1985年实际征税额为基数，超过部分减半征收。3户以上联户办企业可先按集体企业征税，并应积极引导，帮助创造条件，建立必要的章程、制度，使其逐步具备集体所有制条件。
  八是，继续恢复和完善民族贸易“三项照顾”政策。
  九是，从1987年起，给民族地区村社医生生活补贴8元、卫生员6元，其经费由省财政负责拨付。
  十是，省教育、卫生厅对口支援甘南州7个县医院和7所中学。省直有关厅局所属中专学校，对民族地区实行计划内降分定向代培民族学生。
  第五节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制定颁布《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政治制度。列宁指出：“如果不保证每一个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具有比较大的特点以及具有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享受自治，就不可能设想有现代的真正的民主国家。” （《列宁全集》第20卷29~31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全国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通过贯彻落实党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在我国变为现实，变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1953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甘南州是全国最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地区之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甘南州各族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自治州不断加强政权建设，大量培养和选拔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正确行使自治权，保障了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民主权利。发展民族教育和文化，推广藏语言文字，贯彻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甘南州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州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甘南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1980年4月，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甘南州人大常委会，同年各县的人大常委会也相继产生。州人大常委会建立后，在州委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认真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政策，根据甘南州实际，研究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定期审议和决定自治州内重大问题，加强监督工作，改进和完善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扩大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各级人大代表和人大机关工作人员中的比例，确保甘南州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推进了全州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它是在《宪法》这个根本大法的基础上保障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它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经验，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把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法制化.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提供了法律保障，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建设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邓小平同志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7页。）自治法颁布并实施后，甘南州各族人民欢欣鼓舞，认真贯彻落实。1984年7月13日甘南州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全州开展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议》，决议要求，全州要把学习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法当作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来对待，加深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精神和具体内容的理解，克服和纠正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各种思想障碍及错误倾向，提高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觉性。全州领导干部带头，培训宣讲骨干和翻译，深入农牧村和各行各业进行宣讲辅导，促进了学习宣传活动的深入开展。省、州组织有关人员多次到有关部门和各县对自治机关建设、自治权的行使等方面进行认真检查，遇到问题及时处理。省委、省政府加大了帮助和支援甘南州等民族自治地方的力度，在制定政策和安排计划时给予甘南州许多照顾和优惠。省上结合甘肃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特点，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于1988年制定出了《甘肃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甘南州从1980年就开始着手起草《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1980年12月11日，成立了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立法工作领导小组（以后更名为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起草领导小组），并于同年12月15日召开全州民族立法工作会议。1981年4月下旬，草拟出《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彻稿）》，在小范围内讨论后，修改为征求意见稿，下发各县和州、县级以上单位征求意见。与此同时，州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专门进行讨论。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又作了认真修改。经州民族立法工作领导小组审查，修改为《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草案）》之后，提请1981年10月召开的州八届人大三次会议进行讨论修改。因当时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尚未发布，一些政策性问题不明确，故搁置了一段时间。198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施行后，根据自治法和甘肃省实施自治法若干规定，继续讨论修改，直至1989年8月7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呈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审批。1989年9月27日甘肃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1989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正式颁布施行，经历了8年多时间先后易稿20次。
  《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是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原则和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甘南州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制定的，是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确实施的地方性基本法规。它充分反映甘南州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和共同愿望，对于甘南州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国家的统一，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加速甘南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必将发挥重大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共分8章66条，它规定了甘南州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若干问题，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甘南州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在总纲中规定了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和组织制度，提出了实施民族自治的指导思想，规定甘南州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甘南州内各民族使用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和保持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保障甘南州内各民族公民宗教信仰自由，重视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及技术人才等。
  第二，关于甘南州自治机关的组成。一是规定甘南州自治机关的机构组成及职责，即甘南州自治机关是甘南州人民代表大会和甘南州人民政府。二是规定了甘南州自治机关的民族组成，包括甘南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民族组成，甘南州人民政府甘南州长的民族成分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以及甘南藏族自治州所属工作部门工作人员的民族组成。规定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中必须有藏族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由藏族公民担任，在甘南州政府组成人员中藏族人员所占比例应略高于藏族在全州人口中所占比例，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要尽量配备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三是规定了甘南州人民法院和甘南州人民检察院的组成和职能。
  第三，关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和义务。一是规定了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机关立法、变通或停止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使用语言文字，培养当地民族人才，自主管理财政金融，自主地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的自主权，以及实施这些自主权时上级机关应当给予的扶持和照顾政策；二是规定了甘南州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任务等义务。
  第四，关于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一是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要保障甘南州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没有上级国家机关的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就很难行使。二是提出了上级机关从财政、税收、投资、信贷、技术、人员等各方面应帮助甘南州发展经济和文化。
  第五，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关系。规定了甘南州自治机关处理甘南藏族自治州内的民族关系要遵循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甘南州自治机关要履行帮助甘南州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职责。
  《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实施，使甘南藏族自治州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获得了切实保障，民族教育加快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得到尊重和发扬，全州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全州各族人民的拥护，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在制定自治条例的同时，组织有关部门起草单行条例。甘南州人大常委会1982年5月29日第九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甘南藏族自治州计划生育实施办法》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关于做好食盐加碘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的规定》1987年6月，甘南州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试行办法》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畜禽防疫暂行条例》。1989年5月，甘南州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甘南藏族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结婚年龄变通规定》，并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施行。
  第五章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甘南州经济社会稳步发展
  改革如一缕春风，吹暖了甘南大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南州通过拨乱反正，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积极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前十年，是甘南州改革起步和全面展开的时期。甘南州首先在农牧村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牧业包产到户责任制，解放了农牧业生产力，调动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随后进行城镇经济体制改革，放开了价格，搞活了企业和市场流通。在经济领域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改革的助推作用推动甘南州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州大部分农牧民过上了温饱生活；城乡广开就业门路，农牧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市场供应大为改观，基本改变了过去商品匮乏的局面；民族教育文化不断进步，农牧民医疗卫生水平进一步提高。改革和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文化社会体制，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各方面的工作积极性，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社会潮流。
  第一节“六五”计划的完成和“七五”计划的制订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是甘南州第六个五年计划和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在改革的探索中，逐渐使甘南州干部群众明白了一个道理，发展是硬道理，改革的目标就是发展。在中央和省上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州的努力，顺利完成了“六五”计划的各项目标任务。在总结经验，深化对甘南州情认识，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七五”计划，并较好地完成了“七五”计划前三年的发展任务，使甘南州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甘南州“六五”计划的完成情况
  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六个五年计划，是根据中共十二大提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在1980年的基础上，到20世纪未实现翻两番的战略部署，在认真总结过去30多年来甘南州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全州的实际而制定的。并于1983年7月21日在甘南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
  根据中共甘南州委、州政府确定的“以牧为主、牧农林结合，因地制宜、综合发展”的生产方针，制定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把全部经济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工农业产值计划每年增长4.1%，后3年平均每年增长5%。农业总产值计划达到13531万元，比1980年增长14.68%。工业总产值计划达到2236万元，比1980年增长27.62%。财政收入1985年计划达到1014万元，平均每年增长1.8%，财政支出每年约5300万元，每年国家补贴4300万元。各类牲畜计划到1985年发展到265万头（只），粮食总产量稳定在7500万公斤。
  在“六五”期间，由于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了农牧业生产责任制，根据甘南的自然资源优势，调整了产业结构，使全州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好势头，尤其在1984年和1985年，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合作召开了两次甘南开发工作会议，制定了甘南经济社会战略发展规划，制定了促进甘南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提出一批开发项目。会议确定农村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积极支持农牧民扩大商品生产。还提出了加快城市改革和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这对顺利完成“六五”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5年，全州社会总产值达到23306万元，比1980年增长了51.6%，年均递增8.7%;国民收入达到14125万元，比1980年增长105.8%，年均递增15.53%;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5812万元，增长16.7%，其中农业增长4.7%，工业增长97.7%；财政收入达到1439万元，比1980年增长55.3%；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23元，比1980年增长110%。特别是在“六五”后两年，在省上两次甘南经济工作会议的指导帮助下，认真贯彻“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总方针，明确了“以牧林为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民族工业，坚持开放、开发、改革，搞活流通，致富群众”的经济建设方针，全州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工业比重过低的状况逐步有所改变，农业内部逐步从单一的农牧业经济转向多种经营、综合发展，乡镇企业成为振兴农牧村经济的突破口。
  “六五”期间，通过进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强了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管理，在注意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前提下，加快了建设进度，提高了老企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开发了一批新产品。以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为重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安排基本建设。“六五”时期全州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0023万元，比“五五”期间增长30.8%。“六五”期间建成的主要项目有：临潭县独山电站、临潭县冶海电站、迭部代古寺电站等6座小水电站及夏河供电所；建成舟曲金钱沟煤矿、舟曲县水泥厂、夏河王格塘水泥预制厂，舟曲、夏河、卓尼三县木材加工厂及迭部县木材综合加工厂扩建工程。夏河县饲料厂、甘南地毯厂也先后建成投产，并完成了一批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建设项目。横向经济联系有了良好开端，仅1985年就落实对外经济技术协作项目60项，引进资金259万元，引进各类技术人才40赊人。城乡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全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16%，职工工资收入年平均增长9.9%，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消费结构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吃、穿、用比五年前有了较大改善。
  甘南州“七五”计划的制订
  甘南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是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建设，按照甘肃省《七五计划纲要》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确定的目标，在总结“六五”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编制的。1986年7月经甘南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下达执行。
  “七五”期间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落实以牧林为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民族工业，坚持开放、开发、改革，搞活流通，致富群众的建设方针，立足于资源优势，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民族经济发展步伐，努力改善农牧民生活基本条件，争取提前实现第一个翻番目标， 为在二三十年内把甘南州建设成为全省第一流的林牧业基地积蓄力量。
  甘南州“七五”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三项：一是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农牧民增强商品意识，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基本上奠定甘南州既有地方特色又有生机和活力的民族经济体系的基础。二是加强重点建设，加快资源开发，保持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争取在1983年的基础上实现全州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三个翻一番”，为后十年经济的全面振兴积蓄后劲。三是在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努力改善城乡人民生活。“两县三片”贫困地区实现“三年吃饱、五年温饱”，牧区2.5万户牧民群众的居住条件要有明显的改善。
  根据这三项基本任务，甘南州提出“七五”计划的奋斗目标是：
  第一，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1990年社会总产值达到34420万元，年递增9.4%。比1985年增长47.7%；国民收入达到20640万元，年递增7.9%，比1985年增长46.1%。
  第二，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330万元，年递增9%，比1985年增长53.87%0其中农业产值达到16380万元，年递增5.8%，T业产值达到7950万元，年递增18.1%0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2%上升到32.7%。
  第三，财政收入达到2000万元，年均增长6.8%。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00元，年均增加30元，年均递增12.4%，比1985年增长79.37%。
  第四，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4%。以下。
  第五，各类牲畜存栏达到288万头（只），总增率、出栏率、商品率分别达到22%、21.5%和15%。粮食总产稳定在6500万公斤，油料总产量达到500万公斤，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6000万元，年均递增22%。
  实现“七五”计划的主要措施：（1）抓好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解决好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搞活流通。（2）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以草原建设、畜种改良为重点，大力推进科学养畜.提高产量，加快周转，提高商品率；综合利用森林资源，走兴林致富的道路；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进一步抓好乡镇企业的生产和建设。（3）加快资源开发步伐，增强民族经济实力。思想要活，政策要宽，办法要多。（4）建设一批开发性生产项目。（5）抓好困难地区工作，尽快实现脱产致富。（6）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证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节城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行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是以中共十二大召开为标志。1984年9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确立了我国新的经济体制模式。《决定》系统地总结了从1979年以来的改革经验，制定了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从这时起，改革也从农村改革为重点转变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中要求，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这是国营企业深化改革的重大步骤。
  甘南州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由农牧村到城镇，由点到面，由单项到综合的发展过程，它冲破了长期形成的封闭的、僵化的模式，经济体制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要求，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入手，实行简政放权，两权分离，落实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积极推行承包经营。截至1988年底，全州已承包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47个，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21个，合作供销企业43个，煤炭、医药、电力公司等企业14个，农林牧及其部门下属企事业单位17个。承包后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经营决策权、生产自主权、产品销售权、人事使用权和工资奖金分配权。
  二是随着指令性计划的缩小和各种市场的发展，经济运行机制已在向“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向转化和发展。全州指令性计划已由过去的100多种缩减为14种，州上计划分配的商品由1979年的38种减为14种。社会商品供应有了大幅度增加，1987年全州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79年增长1.4倍，绝大多数企业将经营转向市场，参与竞争。
  三是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所有制结构正由单一型向多元型发展。截至1987年全州已有集体企业69个，全州集体经济完成社会总产值1080万元，完成税利82万元，比1985年分别增长94.6%和78%。个体工商业4713户，从业人员7157人，年营业额达到2332万元；乡镇企业4832个，从业人员14515人。与此同时，劳务输出比以前成倍增加，说明商品经济在改革中得到较快发展。随着投资政策的调整，产业结构正在向合理的方面转化，主要表现在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产值所占的比重得到了调整和优化。
  改革前十年，甘南州经济体制改革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大胆引入竞争机制、风险机制，使改革不断深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竞争机制渗透到企事业单位各个环节。全州已承包的88个企业、17个事业单位、4项基建项目和5项科研课题，都成功地引入竞争机制。承包的企事业单位普遍做到了“五个坚持”：即坚持打破企业干部与行政干部、脱产人员与不脱产人员、干部与工人的界线，鼓励同等条件下开展竞争；坚持把好“三关”，即投标人资格审查关，承包方案测算论证关、合同核定公证关；坚持层层招标、层层竞争；坚持实行招标、投标、答辩、确定承包人的公开；坚持对新的承包人实行半年的动态考核。
  第二，全员承包已出现了发展的势头。1988年底，全州实行全员承包的企业已有24户，搞得比较好的是夏河县，全县19个大小企业绝大多数实行了全员抵押承包。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在企业内部按不同的层次岗位，实行承包风险抵押。承包期满后按整个企业和不同层次岗位的实际效益进行结算，盈利企业和完成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车间、班级、个人，按银行现行利率还本付息；完不成任务的，按合同规定比例扣除抵押。
  第三，集体经济开始植入全民经济。在承包中，一部分国营企业为了增强自身活力，在内部兴办了集体企业，如经销公司、建筑队等，实行“一厂两制”，既安排了富余人员，又拓宽了经营门路。同时，社会上的能人开始跨入国营企事业单位的“铁门槛”。
  第四，加快了企业内部改革步伐。承包后的绝大部分企业，都重视抓企业内部改革。如州民贸公司承包后抓了五个方面的改革，即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强化指挥系统，提高办事效率；改革内部分配制度，实行按比例超收分成和浮动工资制；拓宽经营渠道，将原来由公司纵向单渠道进货改为纵横多渠道进货；打破资金上的“大锅饭”，实行流动资金按柜组结算；实行商品购销一体化，使公司的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
  第五，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和宏观经济管理方式开始由直接管理为主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随着全州对政府管理机构的调整和计划、财税、物价、金融、物资、商业、外贸等管理体制的改革，过去由政府部门分投资、分物资、分项目、下指令性指标进行直接管理的状况有所改变，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越来越多地被引入经济生活。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有了较大进展，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的办法；税收制度由单一税制向复合税制转化；金融管理体制，基本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包括其他金融机构在内的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体系。
  甘南州对外开放起步
  甘南州地处祖国内陆腹地，由于受地理位置、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在对外开放的时间上和广度、深度上要比东南沿海和省内其他地区晚一些、滞后一些。甘南州在发展经济中按照“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针，实施“外引内联”的对外开放战略。州、县结合实际，立足资源条件，扩大出口产品和对国内外的贸易，加强地区协作多渠道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带动了甘南州内相关企业技术改造和管理水平，也逐步提高了全州的对外开放意识。
  1980年，通过与四川省阿坝州红原肉联厂联系，甘南州首次出口牛羊肉100吨，首次收购出口蕨菜69吨。1981年，甘南州外贸收购总值达到731.69万元。1983年州外贸局改称“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后，进出口范围扩大为土畜产类、工艺品类和进口物资。1985年州外贸公司增设蕨菜收购点，出口蕨菜完成695.54吨，并完成骨肥、饲料419吨，蚕豆800吨，出口商品收购总值为409.5万元。1986年出口商品扩大到21种，增加了沙棘汁、地毯、菜子饼等品种，蕨菜出口成为外贸“拳头”产品。
  夏河县在经济技术协作中打开了新局面，他们敞开大门，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努力吸收技术、资金、人才和信息。完尕滩乡农工商公司和兰州四毛厂合资，在完尕滩兴办兰夏绒毛加工厂，成为夏河县的骨干企业。夏河县皮革厂新建了皮件车间，经和兰州毛纺公司洽商，对方同意将省内纺织机械使用的皮革配件由该厂生产。县砖瓦厂、民族五金厂、民族被服厂先后从山东、江苏、上海请来技术人员、已退休老师傅，到厂里短期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企业培训职工，开拓新产品。县服厂在上海老师傅的指导下，生产的男女西装、呢大衣，式样新颖，做工精细，受到群众欢迎。
  随着对外开放和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甘南州经济格局逐步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全州广大农牧民积极进入流通领域，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出现了像夏河县王格尔塘牧工商公司、玛曲县尼玛乡牧工商联合公司等一批实行横向经济联合的企业。同时，甘南州还加入了甘、青、藏、川、滇五省（区）少数民族协作，建立了同四川阿坝州、青海黄南、果洛州、甘肃陇南地区等少数民族毗邻十七个县的协作关系，这对促进甘南州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起到了很好作用。
  为了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加快甘南的开发建设步伐，甘南州政府于1986年10月制定出对外开放的十二条优惠办法，主要内容是：（1）敞开大门，欢迎各地的国营、集体企业和个人及外国朋友来甘南独资或合资从事工交、科技、商业、建筑、文教卫生及旅游等行业.甘南州愿从资源、能源、场地、劳务、经济信息等方面积极提供服务。欢迎客户对甘南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畜产品、林产品深加工方面进行经济联合、技术协作。（2）联合开发的项目的利润分成是：凡独资企业的税后利润全归客户；合资企业的利润按投资比例或协定分成。总投资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客户资金占80%以上的，从正式投产起的三年内甘南州不参加税后利润分红；税后留利在5万元以下且在客户投资未收回前，甘南州不参加分红。（3）凡来甘南投资兴办能源、交通、开矿、办厂而分得的利润，在五年内减半征收所得税。凡合资企业开发的新产品，经有关部门鉴定认可，免征2~3年产品税。（4）凡将新技术、新科研成果作为投资的，其新增利润可以在5~10年内进行优惠分成。（5）凡来甘南帮助现有企业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实现利润比上年有大幅度增长的，从当年新增税后留利中，视其经济效益分别提取5%至10%作为一次性奖励；提供信息或咨询服务取得经济效益的，除付给服务费外，可按产后第一年增加纯利润企业留利部分的10%至30%发给一次性奖金。（6）凡帮助甘南解决技术难关的科技人员，除按所在地区工资类别照发工资外，视其增加的经济效益另发给相当于本人工资一倍以上奖金。在甘南工作三年以上的，解决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就业，其家属系农村户口的可转为城镇户口。
  第三节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开发式扶贫起步
  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壮大，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是我国农村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在农牧村改革的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甘南州乡镇企业得到较快发展，成为农牧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同时，全州贫困地区工作得到重视和加强，各项扶贫工作的政策措施得到贯彻落实，贫困县、乡群众的生活有了改善。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甘南州是传统农牧业地区，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使农村孕育和产生了一大批能工巧匠，但由于“重农轻商”的传统文化严重窒息了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牧民世世代代被捆在土地和牧场上，始终摆脱不了贫穷的困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农牧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的农牧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甘南州农牧民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和治穷致富的热情，给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农牧村经济带来了生机，使大批农牧村剩余劳动力从贫瘠的耕地和有限的牧场上分离出来，发展商品经济，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创建了大批乡镇企业。
  甘南的社办企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就开始出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甘南的社办企业时起时落，发展缓慢，水平很低，1980年全州社办企业只有310户，从业人员2100人，产值仅为614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牧村改革的深入开展，甘南州的乡镇企业从1984年起步，1985年上路，开始进入较快的发展阶段。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决定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其内含范围除社（乡、镇）办企业、队（村）办企业外，还包括部分社员联营的企业及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1984年以来，甘南州委、州政府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甘南经济的突破口来抓。1984年11月，甘南州乡镇企业管理处升格为甘南州乡镇企业管理局，各县也先后成立了乡镇企业管理局，下设了供销公司。
  1985年2月初，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乡镇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决定》就全面实行承包责任制，加强城乡协作，加速智力开发和技术引进，广开资金来源，搞好物资供应，实行税收优惠，切实保护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1985年2月中旬，甘南州委、州政府发出《关于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规定》。其中主要内容是：（1）乡镇企业的范围：即乡、镇、村举办的企业，包括联营、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2）乡镇企业的财产完全归企业所有。（3）乡镇企业要由行政指导型变为服务经营型，成为经济独立、经营自主的企业。（4）企业的资金要通过集资入股、银行贷款、引进外资、国家补贴、增加积累等多种渠道解决。财政部门要从国家支援农村投资中，每年提出50%扶持乡镇企业。（5）从1985年连续6年内免征乡镇企业税。（6）各企业要多形式、多渠道开发智力，培养和引进人才。这个繳定）成为甘南州乡镇企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经过全州的努力，到1985年底，全州乡镇企业已发展到1826户，其中乡镇办企业236户，村办企业134户，从业人员7612人；年总产值2143.99万元，占全州农牧业总产值的15%，其中工业产值767.05万元；年总收入2223.29万元，其中工业收A710.92万元，完成纯利润415.64万元，上缴国家税金153.01万元。迭部县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到1986年全县就有以木材加工、蕨菜加工、运输等为骨干的乡镇企业141个，从业人员达到1143人。仅1986年上半年完成产值509.2万元，实现利润56.59万元，交纳税金32.17万元，从业人员人均创利润495元。
  1987年3月，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规定》，提出了坚持多种形式齐上、推行股份制、进一步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完善考核指标等12条具体规定。从1987年9月起，根据省上的安排，甘南州乡镇企业开始了整顿和落实承包责任制工作。甘南州乡镇企业实行经营承包制具体采用了集体承包、合伙承包、个人承包和项目承包4种形式。到1988年底，全州有80%的乡镇企业实行了承包责任制。通过实行承包责任制，明确了企业经营者与乡、村企业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增强了承包经营者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了企业经营者的经营主动性和灵活性。同时，承包者在企业内部实行多形式、多内容的逐级承包，使任务到人、责任到岗，并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使企业的经营管理逐步正规。
  甘南州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积极扶持，乡办、村办、户办、联办一齐上，四轮齐转，乡镇企业得到较快发展，在全州国民经济特别是在农牧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示出来。到1990年，全州乡镇企业完成产值8392.38万元，占全州工农业总产值的33.12%，基本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自成体系，在生产能力、企业布局、产品结构等方面，对国营工业起到了填空白、补缺门、增实力的作用。1990年乡镇企业个数达到7314个，从业人员17661人，占当时农牧村劳动力的6.5%，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场所。乡镇企业总收入达到8351万元，占到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5.99%；上缴税金595.6万元，占全州财政收入的13%，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乡镇企业的发展，促使农牧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带动了广大农牧民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各族农牧民群众开始出现了由固守土地牛羊转向因地制宜广开生产门路，由死守家门转向走出去挣钱学本事，由轻商鄙利转向搞流通做生意的活跃局面，仅1988年临潭、舟曲、卓尼三县劳务输出就达3万余人。
  开发式扶贫启动
  甘南州是高寒阴湿的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气候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广大农牧民的生活非常贫苦。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甘南州各族人民的生活，从物资和资金上给予了很大帮助，这对维持甘南贫困人口的生活和保证安定团结的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这种帮助在投入方式上大都采取的是无偿给予、平均分发到户的办法，主要用于生活救济，而不是用于生产开发。因此，全州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而在一些地方还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有些地方花钱靠国家，吃粮靠救济，一味地“等、靠、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甘南州农牧村改革的成功推进，迅速改变了农牧村的面貌。但经济发展的不平稳状态也很快地显现出来，贫富差距拉大。同时，甘南州农牧村经济整体水平不高，农牧民人均收入很低，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面还很大。截至1985年底，全州有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120元以下，人均口粮在200斤以下，户均负国家和信用社债务150元以上的贫困乡有54个，贫困户30830户，共计人口15.91万人，分别占全州农牧民总户数的36.6%和占农牧民人口的35.5%。
  从1985年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革命老区和高寒阴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开发式扶贫。1985年11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加强老区困难地区建设的规定》，制定了10条优惠政策，提出改革单纯救济为开发式扶贫，变“输血”为“造血”。同时加大对扶贫资金的投入，决定动员社会力量对口支援帮县扶贫。
  1986年3月，甘南州委、州政府作出《关于抓好贫困地区的工作尽快解决温饱问题的意见》，提出了全州扶贫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及扶持优惠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从1986年到1988年，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乡、村或农户达到人均纯收入200元（含口粮500斤），解决吃饱的问题。从1988年到1990年，每年又要有50%的乡村或农户人均纯收入达到300元（含口粮600斤），解决温饱问题。要求贫困地区的县乡，要根据本地实际，分别以乡村或农户为单位，制定扶贫规划，分批治理，限期脱贫。
  全州扶贫对象的情况是：1986年舟曲县被列为国务院扶持的贫困县，临潭县为省列扶持贫困县，当时州列13个贫困乡，即卓尼县大族、洮砚、藏巴哇、柏林4乡；夏河县吉仓、达麦、唐尕昂、卡加曼4乡；迭部县阿夏、花园、腊子、桑坝4乡；碌曲县阿拉乡。1987年卓尼县被列入省扶贫困县，州列13乡做了调整，夏河县增加了王格尔塘、加茂贡二乡；迭部县增列洛大乡；碌曲县增列双岔乡。调整后13乡基数不变。1988年卓尼县转为国务院扶持牧业贫困县（农转牧县）。州列贫困乡增列玛曲县采日玛乡，成为14乡。1986年国务院、省、州扶持的二县13乡有农户50944户，人口25.986万人，其中贫困户32181户占63.11%，贫困人口16.47万人占63.38%。
  扶贫的主要措施：一是甘南州委、州政府制定了各项扶持贫困县乡发展的优惠政策。州财政从1986年起每年筹集100万元，作为夏河、碌曲、玛曲、迭部4县14个贫困乡的扶贫资金，专款专用，扶持贫困户发展经济，一定五年。为了帮助3个贫困县解决基层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1986年开始由州计委、教育局会同扶贫部门统筹资金，优先在3个贫困县兴办职业中学，对高、初中毕业回乡青年进行初级技术培训，对经过培训的学员，在招工招干中优先聘用。为了扶持临潭县适宜发展牧业的乡村调整产业结构，从1989年农村回销粮中调剂50多万公斤，作为临潭县调整产业结构补助粮，由县负责，安排到户。
  二是建立甘南州、县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对口帮扶制度。1986年开始，州上组织42个部门和单位下基层帮乡扶贫。头一年的任务是帮助制订规划，后两年的任务是办一、两件实事。1987年全州抽调1200多名干部去3县14乡用两个月时间，将贫困县乡农户分四等立档建卡（四等为温饱户、吃饱户、贫困户、特困户），对贫困县乡发展什么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县乡村制定了脱贫规划。州、县有关单位在对口帮乡中，办了许多实事，解决了一些贫困乡村的急迫问题。如州供销社帮助卡加曼乡调查论证项目，组织32户贫困户办起8个砂石厂，组织310人出州搞劳务，两项收入9.2万元；州水电局给临潭县冶关乡修河坝100米、两个人畜饮水工程，投资11万元；州财政局同省上有关部门解决在碌曲县阿拉乡投资8万元架人行桥1座、建地方电视接收站1处等。
  三是贫困县乡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开展扶贫工作。舟曲县提岀，扶贫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长抓林、短抓牧、不长不短抓果树，当年抓好粮工副”，要达到“三个五、两个一”的目标，即到1990年达到人均有花椒树和果树50棵，有5分基本农田，有50元的工副业收入，每户出售1头商品畜。临潭县坚持“强化基础，振兴农牧，多种经营，开发脱贫”的指导思想，到1990年的扶贫目标是“一、二、三”，即1户有1头商品畜，1户有1个劳力从事多种经营和工副业，1户有两亩商品田（蚕豆、油料），1户有3亩林果园（薪炭林、林果、药材），人均纯收入达到300元。卓尼县坚持“以牧为主，以农促牧，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思路，集中发展商品畜牧业和畜产品加工业。
  四是科学使用扶贫资金。甘南州扶贫资金主要是国家投资和省投资金，州筹100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扶持州列14个乡。在资金使用上，坚持先富民、后富县的原则，以“短、平、快”项目为基础，带动贫困户尽快脱贫。1986年和1987年扶贫资金投资的重点在一家一户的小产业上，采取自下而上讨论评估的办法，坚持“五扶五不扶”的原则。1988年后扶贫资金坚持钱随项目走，集中资金，规模扶持，效益到户。
  1986年到1990年5年间全州共投放扶贫资金5057.9万元，其中州投资501.2万元。这些资金开发扶持了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主的田、水、路、电、植树造林等基础设施建设，共修梯田3.86万亩，增加水浇地0.98万亩，建小水电站64处，架设农电线路209.3公里，修公路369.7公里，架桥26座，解决了8.41万人的饮水问题。大量投资扶持发展商品粮油基地，花椒林果基地、农养畜牧业基地建设获得较好效果，促进了贫困县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扶持以林畜农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开发和建材业为主的乡镇企业72项，带动了贫困地区群众的家庭工副业生产，增加了收入。五年投入智力开发资金129.14万元，组织州、县、乡科技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科技承包和技术培训，共举办各类农牧村新的实用技术培训班345期，培训干部群众3.3万人（次），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科学种田、科学养畜和发展致富的能力。
  这几年甘南州扶贫工作的成效是明显的。全州1985年人均产粮170公斤，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23元，有贫困户3854户199661人，分别占总农户的60.96%和农牧总人口的59.97%。通过五年的扶贫开发建设，到1990年全州人均产粮172公斤，人均纯收入375元，增加59.2%；扶持的68997户农户和351853人中有22345户114395人解决了温饱，使全州的贫困户下降到17700户94157人，贫困面下降了35.63%。
  第四节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等社会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是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措施。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普及文化教育的同时，对甘南的民族教育给予高度重视，把发展民族教育作为落实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中央到省、州、县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民族教育的方针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甘南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中甘南的教育工作受到严重冲击，教学秩序被破坏，学校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严重下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甘南州委、州政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在教育上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从甘南实际出发，调整了教育内部结构，加强民族师资队伍建设，改革教学管理制度，使全州民族教育得到健康发展。
  1979年7月，全省畜牧业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民族地区师资的培训，适当增加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力争两三年内在每个生产队办1所小学，有条件的公社办1所初中，每个牧区县办1所完全中学，逐步普及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1980年，省委下发《关于加强民族教育的问题的工作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对民族地区的现有学校进行调整，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小学和寄宿制学校。据此，州人大颁布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民族教育的试行意见》，提出充实加强小学，积极发展民族教育，稳步的调整教育内部的结构和比例关系，发展寄宿制学校。随后，州委、州政府派工作组到77个公社检查全州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根据全州教育战线太长、摊子太大、师资短缺的实际情况，全州压缩调整了79所中小学，州、县积极创办适应牧区、边远山区办学特点的寄宿中、小学。首先在碌曲、玛曲和夏河3个牧业县创办了夏河的桑科、玛曲的曼日玛等5所寄宿制民族小学，在夏河、玛曲两县城创办了两所寄宿制中学。1981年合作一中等学校设立了民族班，1982年在卓尼、迭部、夏河县创办寄宿小学6所，舟曲县改建了藏族中学，碌曲县创建了寄宿制藏族中学。1984年卓尼、迭部两县创建了寄宿制藏族中学。
  1982年的全州第一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在总结交流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积极稳妥地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由州人大颁布了《甘南州藏族中小学试行工作条例》，确定在藏族中、小学实行藏汉“双语”教学，确定“两个为主”的教学体系。1984年，又制定了《12年制藏族中小学教学计划》，逐步形成完善了双语教学体系。
  培养合格的教师队伍，是甘南教育发展的重要环节。为了适应中小学普及扩大教学的任务，从1977年以来，陆续从中小学民办、代课、招聘教师和五大毕业生及其他地区中通过文化考试，择优选招了1071名中小学公办教师，弥补了全州中小学教师的不足。1981年，州文教局组织对全州1100多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进行了业务考核和文化考试，对其中考试成绩好、胜任教学的招为公办教师；对成绩较好，基本胜任教学的740人统一颁发民办教师《任用证》；对其中较差的360多人予以辞退，提高了教师队伍素质。高考制度恢复后，甘南师范等师范类学校毕业的大中专生，成为甘南高素质教师队伍的主要来源。甘南民族学校于1980年将主要任务改为“培养牧区民族小学教师”，承担以藏、汉语为主的双语教学，1980年至1990年共培养毕业生10届1062人。为了发展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缓解少数民族师资不足的矛盾，1985年1月省政府批准成立合作民族师范专科学校，于同年8月正式招生。当时设有藏语系、汉语系和数学系各1个班，1986年增设了政史系。学校以培养初中教师为主，承担全省民族地区在职民族初中教师的培训任务。
  1985年甘南州委、州政府召开全州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发展甘南州基础教育规划，制定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实施意见》，《关于筹措办学经费的试行办法》、《关于学校管理改革的意见》和铁于进一步办好寄宿制学校的试行意心等文件，要求各极党委、政府把发展民族教育作为甘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各县乡层层签订责任书，实行五包干（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队、队干部包户、校长包巩固率、教师包合格率），使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有了明显提高。1988年，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注重实效”的原则，确定在牧区和边远山区，第一步实现每户有1个脱盲人，第二步保证每户有1名小学毕业生，第三步实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发展规划。
  甘南州的民族教育之所以能够较快地发展，是与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多年来国家在财力、物力上给予了特殊照顾，除正常教育经费外，还专设了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为甘南教育投入了大批资金。州、县从每年增收的地方财政中也划出一定比例的款额用于民族教育，每个乡每年从新筹措的公益金中提取50%用于教育。对全州少数民族学生一律免费供应课本，对寄宿制民族中小学生免收学费，并发给助学金。从1982年到1987年，全州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总投资为2300多万元，其中中央下拨的专项补助款近900万元，省上统筹和财政专项补助费1200多万元，州、县和群众集资169万元。全州新建校舍8.5万平方米，改建校舍2.3万平方米，维修校舍9.3万平方米，购置桌凳共2万多套。校舍危房的比例由1982年的30%下降到1988年的16%。全州集中财力建成寄宿制小学41所，寄宿制藏族中学6所，扩大了部分规模较大的普通中、小学，新建教学楼30余幢，在1989年和1990年两年中，全州还多渠道筹资62.3万元，用于筹资办学和校舍建设，使全州各类学校基本实现了“一无（危房）两有（书本、课桌）”。
  1988年4月，全州教育工作会议就调整甘南教育结构，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等问题，结合甘南州情，制定出了改革措施：（1）全面推行“分极办学，分工管理”的管理体制。（2）改革学校管理制度。试行校长负责制；试行教职工聘任制；边远地区的村学实行教师承包制，把竞争机制引入学校的服务机构。（3）继续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促进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在甘南民校、师范、卫校、畜牧学校4所中专面向农牧区，发展职业教育，采取“短平快”的方法，培养直接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急需人才。（4）强化职业教育，实施“培训一从业一致富” 一体化计划。
  1988年7月，国家教委在甘南合作召开了西藏、青海、甘肃、贵州和云南五省（区）藏族教育研讨会，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到会讲了话。会议着重讨论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藏族教育的发展趋向和需要采取的方针政策。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甘南州总结出了符合实际的发展牧区教育的五条路子，即实行了牧读小学与寄宿制小学相衔接的办学形式；探索职业技术教育与基础教育早期结合的教育模式；加快寄宿制小学的改革步伐，使学校成为以教育为主的教育、文化、科技推广中心；推行“双语”教学，逐步形成民族语言教学体系；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办教育的积极性。这五条路子，受到甘肃省和国家教委的肯定，在会上进行了宣传交流，并向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推广。
  到1990年，全州已有各类学校747所，在校学生68635名，其中少数民族学生32427名，占47.25%。全州的儿童入学率为77.25%，巩固率为87.64%，毕业率为90.75%。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90年，从甘南州招收的大专以上学生共2084名，共中藏族782名，招收中专生12230名，共中藏族2739名。甘南籍学生到国外留学有21名，其中藏族5名。
  科技工作的发展和成果
  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强调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科技事业，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力培养引进科技人才，健全科研机构，支持科普教育、科技推广和各项科研工作，鼓励科技人员为农牧业生产和经济建设提供优质服务，全州科技工作不断进步，课研成果增多，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大。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1979年以来，甘南州解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的历史遗留问题，冤假错案基本上得到了平反昭雪，调整了一大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知识分子工作，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入了党，不少提拔到领导岗位，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条件有了一定改善。1985年到1987年，州委、州政府抽调力量，集中查处有关知识分子的案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案件采取综合管理、分级包干、责任到人，做到了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全州知识分子的351个历史遗留案件全部落实解决。两年多时间，有1100多名优秀知识分子入了党，620多人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解决了340多人的夫妻分居问题，报批了1400多人的家属户口，解决调整了620多人的住房，安排160多名知识分子子女就业，调整了59人专业不对口问题，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随着大中专毕业生的逐年分配，科技人员增多，全州知识分子队伍壮大。1980年全州干部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1394人，中专学历的3081人，分别占干部总数的13.33%和29.46%。到1990年干部职工中大专以上的2582人、中专的6606人，占干部总数的比例分别提高到17.77%和45.46%。1981年成立了甘南州、县职称评审委员会，在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中陆续评定了专业技术职称。1987年，全州进行职称改革工作，进入评聘阶段，全州从1987年4月开始，在州县10个事业单位进行试点的基础上，经过1987、1988两年的职改工作，在全州24个系列的1055个事业单位和33个企业单位中开展了专业技术职务评定、聘任。参加评定的企事业专业技术人员共8609人，首次获得职称的占82.2%，其中获得高级资格的177人，中级资格的1670人，初级资格的5253人，为评聘职称的人员落实了工资福利待遇。
  二、健全机构和科普工作
  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州已基本建成比较完整的州、县、乡三级农、林、牧科技示范推广服务体系，共有科研技术推广机构217个，有科技示范乡21个，示范村62个，示范户2249个。有独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5个，专业技术人员149人，科技管理体系延伸到乡一级，并建乡（镇）科经委49个。各种协会、学会相继成立，甘南州、县自然科学学会（协会）发展到40个，会员2488人，其中，州级学（协）会12个，会员1449个；县级学（协）会28个，会员1039个；乡（镇）科普协会发展到66个。为了加强科技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各级科技部门通过举办讲座、图片展览、设科技宣传栏，举办科技赶集、赶会、科技兴农宣传月、组织科技人员下乡提供服务等模式，进行科普宣传，使科技知识的普及面进一步扩大。1983年，州科协创办了旨在促进农牧民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刊物《甘南科普》。为了加强农牧村实用技术的推广，在1988年陆续编印了《甘南州民族科普丛书》、《科普简讯》、《农牧业机械化》、《甘南气象》等不定期科普刊物10多种，发行8.7万册，分别送往科技户、科技致富能人、乡镇科协会员手中，甘南州科协还将适于牧民的科普资料译成藏文，以方便广大牧民的需要。
  三、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
  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是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查清当地农业自然资源，提出发展方向和增产途径，科学的划分农业区域和制定长远的农业规划，以便科学地利用自然资源，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指导大农业生产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1982年省上确定碌曲县为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试点县，碌曲组织人员开展了粗线条的农业区划工作，完成了《曲县天然草场资源》等8份成果报告（初稿）及图表。
  1984年开始，州级和各县全面开展农业资源调査与区划工作。州、县都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主任的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抽调技术人员开展工作。州级和各县抽调近千人，分别成立了畜牧、农业、林业、水利、气象、农经、农机、乡镇企业等数十个组，开展专业资源调查与区划。根据省州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的有关文件和设计的技术规程，先进行外业调查，后进行内业汇总。各专业组普查与抽查相结合，工作队员不畏辛劳，足迹遍布了全州的山山水水，设样方、采标本、测数据，经过一年半的外业工作，掌握了全面的第一手资料，随后进行了内业汇总分析。查找历史资料，汇总调查资料和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归纳，进而编写文字报告。这次调查的成果是丰厚的，各县编成了资料数据全面、分析区划科学的全县农业资源调查的区划综合报告和十几种专业报告，土地、气象专题报告和动植物名录及大量的图表。
  经过三年的工作，1986年底各县基本完成了任务，相继通过了省区划委对成果的验收。州级的汇总编写相继进行，到1989年全部通过了验收。州、县的农业区划成果由于质量高、实用价值大，受到各方面的好评，有一项获得省自然科学科技进步三等奖；获省区划委员会一等奖的4项，二等奖的3项，三等奖的7项；获州科技进步奖的14项。农业区划工作是甘南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基础性科技普查活动，积累的资料门类齐全、数据全面详细，为提升大农业和全州经济工作水平提供了基础数据和基本思路，为全州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四、科研和技术推广成果
  截至1990年底，甘南州、县各学会举办交流活动170多次，交流科技论文和调查报告1600多篇。甘南州科技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甘南科技》期刊，发行29期，刊登科技稿件306篇。州畜牧科学研究所先后承担科研推广、产品开发、星火计划、丰收计划项目102个，其中55项成果分别获国家、省、州科技进步奖。林业科技人员先后完成50项成果，受省、州奖励的26项。农业上引进粮食作物品种600多个，经济作物品种30多个。1978一1990年全州优秀科技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的14项、厅级奖励20项、省州科学大会奖励13项，获1988年州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5项，一等奖12项，二等奖19项，三等奖33项。这些科研成果，有50%以上应用于生产，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为了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企业进步和农牧村商品生产，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到生产一线，以各种形式搞好科技扶贫、科技开发和科技服务。1983年5月甘南州委、州政府发出《关于拓宽搞活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管理的试行办法》，办法制定了许多鼓励科技人员到农牧村和企业生产一线建功立业的扶持优惠政策。此后，全州推广科技实用技术的工作进一步展开，科学技术在农牧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医疗卫生改革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
  一、医疗卫生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甘南州各级医疗卫生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在调整、改革、整顿的基础上，加强医院的经营管理，选拔中青年业务骨干充实加强医院领导班子。同时，狠抓医务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各医院的医疗水平、管理水平、服务质量都有了较大提高。从1979年到1983年，全州先后向省内外医疗卫生单位派出进修人员160多人，甘南州、县还举办各种学习班培训未经正式学校学习的护理人员，提高了各医院医疗护理水平。1979年甘南卫校成立后，逐年扩大招生，向全州输送医疗卫生人才，基本扭转了甘南医疗卫生人员不足的状况。多方筹集资金，购置医疗器械设备。20世纪80年代全州卫生事业稳步发展，医疗卫生机构、技术人员、技术装备等都有了较大改观，形成了以州、县、乡为中心的三级医疗网。截至1989年底，全州设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76个，其中县以上综合医院9所，藏医院5所，中心卫生院15所，乡卫生院48所，门诊部、所42个，设有病床973张，卫生技术人员1313人。1980年甘南州经过考试、考核，为527名卫生技术人员晋升、评定了职称。1987年5月全州开展卫生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改革，共有1305名卫生技术人员取得各级任职资格，其中取得副高级职称资格的51人，取得中级职称的258人，取得初级职称的943人。
  同时，州、县都建立健全了妇幼保健机构，配备了人员器械。各妇幼保健站以妇女“两病”防治、推广新法接生和儿童体检为主，积极开展妇幼卫生工作。基本上摸清了全州妇女“两病”的发病情况，对严重患者进行了手术治疗。培训新法接生员576人，对3万多儿童进行了健康检查，对部分在校儿童进行了视力调查。
  1982年以来，各级政府和防疫单位认真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把计划免疫工作列入目标管理，开展了以计划免疫“四苗”接种为主的预防保健工作，建立和整顿了基层卫生防疫网。全州各乡（镇）都配备了专、兼职防疫医生，给全州12岁以下儿童建立了预防接种卡、册，每年平均投放各类疾菌苗30万份，使多年来经常发生的11种主要法定传染病逐年下降。到1988年底，全州“四苗”覆盖率超过了85%的指标，经中央卫生部、世界儿童基金会考核，夏河县“四苗”全程免疫达到99.52%，夏河县卫生防疫站被评为全国计划免疫先进单位。
  在农村合作医疗方面，1978年以后，由于生产体制的变革等因素的影响，全州各县约有半数以上的合作医疗站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赤脚医生人数也大大减少。针对这种情况，1982年对全州大队医疗站进行了整顿，从实际出发，对大队医疗站在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基础上，采取国家与社队共同扶持、分年投资、分批巩固、逐个办好的办法，使全州645个大队中的380个医疗站得到巩固。为了稳定赤脚医生队伍，合理解决报酬问题，从1984年起，全州7县除临潭、舟曲两县的赤脚医生由省上按每人每月6~8元拨款补助外，其他5县均由地方财政拨款，按每人每月6~12元给予补助。1989年，全州的乡村医疗站已恢复到494个，有乡村医生411人，卫生员365人，在农牧村医疗保健和计划免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4年，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州广泛开展，33个县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中，有2个实行了院（站）长责任制管理，有8个实行百分计奖制。在103个乡卫生院中，实行浮动工资的7个，实行百分计奖的1个，实行“五定一奖”的6个，其他形式改革的39个。1987年在冶力关召开了全州卫生改革工作会议，确定将全州卫生改革进一步深化。首先，对计划免疫工作实行了州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计免对象的层层承包责任制，把计免任务与工资、奖金、保健津贴、乡村医生补助挂钩，同时把计划免疫工作任务纳入了州、县、乡政府的目标管理。其次，在甘南州人民医院、夏河县医院、王格尔塘中心卫生院、临潭县长川乡卫生院进行了“全民所有、院长负责、聘任合同、事业单位优化管理”和“定额补助、任务承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超额提成、亏损扣罚”的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改革试点。经一年实施，各试点单位改革均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和经验。同年10月，在合作召开了全州医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制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甘南藏族自治州医院院长负责制试行办法》等指导性文件。1988年3月，州卫生局成立了卫生改革领导小组，设立了办事机构，加大了工作力度。当年全州147个医疗卫生单位，有63个单位实行了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承包责任制，占42.8%。
  二、发展藏医药事业
  藏药学是祖国医药学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藏族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尤其在诊断、治疗、制药、用药等方面有其独到之处。长期以来，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深受广大藏族群众的欢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甘南州藏医药事业获得新生，并迅速得到发展。1979年，甘南州第一所藏医院建立，之后碌曲、玛曲、卓尼县藏医院建立。截至1990年，设有藏医门诊19个，以藏医为主的村医疗站69个，全州有藏医技术人员208人。他们除积极为广大藏族群众诊病治病外，还创造条件，开展藏医药学遗产的研究、挖掘、整理工作。夏河县藏医院制各种丸、散、丹藏药250多种，编写了藏医整骨、藏药炮制、放血艾炙疗法、藏医简明手册等，还翻印了藏药学专著《品珠本草》、《四部医典解释》、《藏医历史》等书籍，为藏医药发展作出了贡献。
  为了培养更多藏医药人才，适应全州藏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甘南州卫生学校1979年建校后就设立了藏医士专业，到1990年共招收7届241名学员，毕业生分配到全州各藏医单位，从事藏医药临床工作，成为基层藏医的主力军。1989年，经甘肃省教育委员会批准，甘肃省中医学院在甘南卫校开办了藏医系，为甘南等藏族聚居区培养高层次的藏医人才。1980年4月，省政府批准成立了甘南藏族自治州藏医药研究所。1986一1988年，在四川省著名学者旦科的指导下，甘南藏研所试制成功了“二十五味松耳石丸”、“二十五味珍珠丸”、“芒觉珍宝丸”等藏成药；1989年6月首次制成了 “七十味珍珠丸”、“仁钦章觉”两种名贵珍药丸，并通过了鉴定。
  三、计划生育工作
  甘南州的计划生育工作是改革开放后开始的。1979年开始，在农业人口比重大、汉族人口多的社队及全州机关干部、城镇居民中推行计划生育，在牧区加强对藏族群众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经过省计生委和有关专家的反复论证，甘南州在1981年首次提出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实行计划生育的决定。1982年5月29日经甘南州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甘南藏族自治州计划生育实施办法》。该办法根据甘南不同地区经济、自然地理条件和人口增长情况，决定实行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一、二、三”生育政策。即（1）国家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藏族干部、职工、城镇居民，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2）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农牧民，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此类乡、村中，又区别两种情况，凡是山大沟深、地广人稀、劳力不足、交通不便、医疗卫生条件差的乡村，一对夫妇生育指标也可放宽到三个；在人口稠密、地少人多的生产队，一对夫妇也应只生育一个孩子。（3）牧区（碌曲、玛曲、夏河）和舟曲县的拱坝、铁坝、大年、插岗，迭部县的卡坝、阿夏、尼傲、达拉公社的藏族群众，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三个。上述具体生育政策，受到1982年在甘南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理论会代表的肯定和赞赏。认为甘南州的“一、二、三”政策，既符合国家关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的精神，符合人口规律，也符合甘南实际；以利于民族自治血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此后，在全州人口中加强了对计划生育方针、政策以及人口理论、优生节育等知识的宣传教育。特别是针对甘南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素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居住条件、生产条件以及藏族全民信奉藏传佛教等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各种宣传方式，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实施避孕节育工作中，加强领导，统一认识，提高避孕药具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位置，抓好避孕药具的宣传，建立管理制度和账卡。加强了对计生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服务质量。甘南州地域辽阔，农林牧区生活条件不同，在采用避孕节育措施时采取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办法。自全州“一、二、三”生育政策实施以后，大力鼓励已有一个孩子的妇女放环，生够两个孩子的夫妇一方结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采取“四术”措施（即放环、男女扎、人流、引产）的1980年为64.86%，1985年为67.38%，1990年为31.20%。1980年以来，全州州、县计生服务站累计做女扎术9141例，人流2272例，引产423例，上环5718例。1990年全州人口出生率为24.02%。自然增长率为16.67%。
  期间，甘南州文化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全州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立足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底蕴，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具有艺术魅力，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在1985年全省戏剧调演中，甘南编排的藏族神话舞剧 《顿月顿珠》荣获演出一等奖，1987年赴北京演出，在文化界影响颇大，获文化部物质奖。1983年以来建立乡镇文化站31个，开展了文化宣传和文艺辅导，推进了农牧村群众文化活动。第五节改革开放前十年经济发展成就和基本经验
  甘南州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甘南州八届一次会议
  1988年5月25日至6月2日，甘南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合作召开。应出席会议的代表233名，实到217名。其中丁人代表12人，农牧民代表65人，知识分子代表30人，爱国民主人士代表10人，干部代表114人，解放军代表2人，少数民族代表115人，妇女代表36人。大会审议通过了胡培珍州长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批准了卢世仁主任作的甘南州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听取审议了甘南州法院和州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甘南州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和甘南州人民政府州长、副州长及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州检察院检察长。卢世仁（藏）当选为州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念刚、杨丹珠（藏）、杨积德（藏）、万作良（藏）当选为副主任，杨镇西（藏）当选为秘书长，才老等22人当选为委员；胡培珍（藏）当选为州人民政府州长，张文启、赵振业、敏政（回）当选为副州长；刘永贤当选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作霖当选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胡培珍州长在政府报告中说，从1983年以来的5年中，州政府在州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认真执行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启动内在发展活力，全州经济由回升走向持续稳定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他说，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千方百计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改革统揽全局，以力争三年基本解决温饱为目标，深化改革，放开搞活，强化基础，加强服务，依靠科技，注重效益，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速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1988年5月23口至31日，政协甘南州第八届一次会议在合作召开，参加大会的聘请委员有157名，其中中共党员委员69名，占43.6%；党外人士88名，占委员总数的56.4%。第八届政协委员知识结构有了大的提高，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和藏语文程度高中以上的有135名，占委员总数的86.5%；委员年龄下降。还安排了乡镇企业、个体专业户中的代表人物为委员。参加会议的全体委员列席了第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工作报告。州委书记李德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选举产生了由38人组成的政协第八届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州政协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大会选举金巴（藏）为政协甘南州八届委员会主席，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热丹加措（藏）、龙仁桑盖（藏）、杨炳南（藏）、丁炳林、毛兰木（藏）、李俊吉、包建荣（藏）为副主席，杨炳南兼任秘书长。
  改革开放前十年经济发展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南州顺利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积极推进农牧村改革和城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千百年来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牧区经济，正逐步转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整个经济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第一，民族经济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1978年到1988年，全州社会总产值由1.70亿元增加到2.98亿元，年均增长12.8%；工农业总产值由1.05亿元增加到2.2亿元，增长T109.5%，年均增长10.9%;农业总产值由8531万元增加到14553万元，增长70.59%，工业总产值由1957万元增加到6854万元，增长2.5倍。地方财政收入由785.3万元增加到2834万元，增长了2.6倍。农牧民人均收入由95.53元增加到324元，增长了2.4倍。这些主要经济指标的大幅增长，从总体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成绩。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效果，产业构成和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8.66%提高到31.2%。新建了一批以牧林矿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成为全州工业生产新的骨干。一批老企业经过技术改造，扩大了生产能力，提高了经济效益，走巩固发展现有企业与开发新产品、扩充新领域相结合的路子。1985年到1988年，全州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达1825.26万元，实现利税287.84万元，开发新产品37种，其中获部优、省优的7种。工业生产由过去单纯的畜产品粗加工、农机工业向矿业、林产品、食品、塑料、机械等行业扩展和向畜产品的深加工发展，为经济发展积蓄了后劲。乡镇企业的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由过去的11:1，提高到7：3.事第二、第三产业的达到2.1万人.从事畜产品运销的达1.7万人，每年劳务输出2.5万人，农牧民从非农产业中得到的收入达到人均120万元，成为农牧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第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形式正在逐步适应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要求，向多种经济成分和多元化发展。国营企业打破过去的铁饭碗，建立生产岗位责任制，实行层层经营承包，职工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实行定额工资或计件工资制，发挥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较快，城市集体企业发展到69家，产值达到563.74万元，比1983年增加450.68万元。个体工商户已达到4713户，从业人员7157人，人们的商品生产意识和就业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发展地方民族经济与内联外引开展经济协作，走开放与开发相结合的路子，全州共落实协作项目78项，引进资金391.5万元，为甘南州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四，流通领域发生了较大变化。国营商业、供销部门商品流量扩大，商品零售额由10年前的6511万元增加到1.97亿元，国内纯购进由1978年的852万元增加到1988年的2238万元。城乡集市贸易逐年增加，畜产品交易、工业品市场、物资市场的范围和拥量不断扩大，金融和技术市场开始萌发，尤其是大量个体商贩运销活动，不仅弥补了商品流通上的需要和不足，而且在商品生产中争取了一席之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企业自产自销、产供销一体化、牧工商一条龙、科研生产联合等多种形式出现，为生产流通领域增添了新的活力。
  第五.基础建设稳步发展，为全州经济建设积蓄了一定发展后劲。1983年以来，全州共完成建设投资1.95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1.08亿元，技术改造投资0.19亿元，“以工代赈”和其他渠道投资0.67亿元。全州建成工业项目36个，新增2.2万吨水泥、1.6万立方米木材加丁、1万吨煤炭、500吨罐头、100吨干格素等的生产能力。新建公路8条123公里，重点改造公路21条342公里，已有98%的乡镇和74%的自然村通了汽车。完成水电项目697个，新架更新农电线830公里，架设35千伏输电线路196公里，有93%的乡镇和71%的自然村通了电，全州基本的生产、生活设施得到有效改善。
  第六，城乡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农牧民人均收入年递增14.1%，高于全州经济增长速度。经过三年扶贫，贫困地区的三县和十四乡，有1.5万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农户贫困面由1985年的60.8%缩小到1988年36.4%。随着畜牧业的稳定发展，牧区多数群众开始由温饱走向致富。碌曲、玛曲、夏河、迭部四县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400元，其中玛曲达到了700元。全州职工工资总额由2683万元增加到9116万元，职工平均工资由1175元增加到2013元，尽管有物价上涨的影响，但城市居民大多数家庭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城镇个人储蓄由2010万元增加到9076万元。
  改革开放前十年的基本经验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甘南州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十年甘南的发展的历史启示，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才能实现一个地区的发展。甘南州是经济贫弱的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忽视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贫困。改革开放以来，甘南州由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初步改变了甘南的面貌，人民生活显著变化，人们开始享受经济建设的成果，也使干部群众明白：要改变甘南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面貌，只有走加快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二，必须坚持深化改革，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活力。改革的浪潮，不但促进着对旧的体制的变革，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正因为广泛的农牧村改革、城镇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改革，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甘南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改革不仅改变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束缚，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对环境闭塞、人的观念滞后陈旧的甘南来说，不断深化改革显得十分重要。改革是开拓性事业，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前进，在坚持改革方向的同时，要抓治理整顿，及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甘南州经济文化滞后，基础薄弱，在工作指导上，既要有改变面貌的紧迫感，又要注意防止超越客观实际，急于求成，造成新的折腾。要在注意效益和均衡发展的前提下，争取有合理的发展速度，保持地方民族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第三，必须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甘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是比较多的，既有自然条件差、地理环境差、交通不便、资金匮乏等因素，也有人口文化素质低、文盲半文盲比例大，尤其是人才缺乏、信息闭塞、思想观念落后等原因。甘南州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全州干部群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过程。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展开，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逐渐由封闭僵化转向开放活跃，由重农牧轻商贸转向初步具有商品意识、市场经济意识，由故土难离到走南闯北学本事、做生意，由“肥水怕流外人田”转向接纳外来人才资金、招商引资等。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甘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需更大书特书的话，那么，甘南人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一思想革命所取得的进步就更值得大书特书了。同时.我们也会意识到甘南与其他先进地区相比，人们的思想解放程度还不够彻底，克服观念僵化、思想保守将是长期的任务。
  第四，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走符合甘南州实际的发展路子。改革开放以来，甘南州委、州政府通过调查研究，不断加深对州情的认识，努力把中央的精神和外地经验同甘南的实际结合起来，逐步摸索出了一些符合甘南实际的发展路子。这些基本路子有些虽然找对了，但由于思想认识和经济力量等方面的原因，落实得不够好，有些思路还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所以，要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甘南州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看准了的事情紧紧抓住不放，持之以恒，务求实效。
  第五，必须认真做好民族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改革开放前十年，甘南州认真贯彻落实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落实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落实中央和省上的一系列扶持甘南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进行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努力消除影响民族事实上不平等的根源，巩固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同时，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也使民族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出现新问题。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不时发生一些民族习俗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摩擦，草山纠纷也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国外极少数搞民族分裂的人，仍在进行煽动破坏活动。所以要继续深入细致做好民族宗教和统战工作，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六，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在改革开放中，甘南州各级党组织不断加强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从严治党，端正党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党内纪律松弛的现象比较普遍，基层党政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突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但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一些人的精神面貌，一些地方的社会风气、道德水准都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反而出现了滑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一切向钱看”等不良倾向滋长蔓延，造成人们思想混乱，阻碍了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定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只有把党的各级党组织建设好，才能保持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才能坚强有力地带领全州各族人民，夺取甘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