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曲县图书馆

1955年6月，碌曲县人民委员会成立。在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中，中共碌曲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使碌曲县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5年冬到1956年春，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甘南藏区农业县的部分地区开展了互助合作化运动，这对碌曲县的藏族部落震动很大。1956年1月后，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了牧区工作座谈会，就在这个时期，合作化的问题在碌曲县的藏族部落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
  山雨欲来风满楼。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带有革命色彩的社会变革，首先是引起了碌曲县部分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思想的波动，加上残余土匪的造谣破坏，不少部落头人顾虑重重，甚至感到恐惧。他们认为，走合作化就是“分土地，分牛羊，吃大锅饭，睡大炕，念经不自由”等等。尤其是他们对丧失牛羊和封建特权感到强烈的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中上层人士，尤其是那些已经被政府安插在政府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少数中上层人士，不是认真学习领会党的政策，顺应历史潮流，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铤而走险，采取与政府对抗的态度。他们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煽动群众，在暗中集会准备反抗。1955年12月中旬到1956年1月中旬，西仓部落头人在玛艾部落调解西仓新寺与阿木去乎命案纠纷时，乘机聚在一起开会，研究商讨对应合作化问题。一位主持会议部落头人（此人叫乔科旦科）在会上说：“回去告诉大家，美国飞机回来了（前不久在碌曲上空发现气球），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牲畜土地都要自己做主，不合作，不归公，坚决抵抗，必要时以死抵抗到底”。这次集会后，凡是参加集会的头人回到村后，公开给村民宣传抵抗合作化。西仓土房头人逢人便说：“你们给其他人互相传达到，以后不要和政府的人接近。”已经被政府安插的西仓洪布管家罗卜藏，对刚从兰州开会回来的干部石忠表示说：“我们坚决要求宗教信仰自由，牲畜自己做主，不实行合作。”在牧民群众中，一些富裕户有的怕分掉自己的牛羊和土地，有的则害怕合作化后自己丧失了权利。则岔村的一个富裕户有牛150头，绵羊1000多只，马100余匹，他找到工作组说：“人不给我帮助，我不给人帮助，土匪方面我不去，政府方面我不来，不分牛羊我高兴，也拥护。”部分中等户也反对合作化，一位村民说：“合作化穷人翻身，我们有钱人遭殃。”对于一般群众来说，他们对合作化的不理解，只是思想波动而已。但是，对那些思想顽固的中上层人士来说，他们有着自己的图谋。1956年3月初，西仓土房则岔一带谣言四起，有人说：“有3个人就可以搞掉一个公家人，有100人就可以把新寺的汉家全部搞掉。这是不走合作化的好办法。”在这个时期，极少数部落上层人士正在阴谋策划武装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在谣言传出不久，西仓部落聚众4000余人向政府示威。此后不久，1956年6月，发生了晒银滩流血事件。
  互助合作化尚未付诸实施，县境内部分土官头人已经闹得声势浩大。这个时期，双岔部落第十八代世袭土官阿才的情绪，传染给了部落的不少人。1956年春，已经是碌曲县县长的阿才赴北京等地参观，祖国内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使他的观念得到转变。在藏族群众中，传说着这样一件事，说是郭哇阿才到内地参观，在开会期间丢了出席证，还在会场捣乱，共产党也没敢把他怎么样的。与阿才同行参观的人说：“阿才说，共产党说走社会主义要自愿，若不自愿就说你思想不好，不跟共产党走。我看我们都是明愿心不愿，再说，互助合作化了，连一个牛羊都没有了，这不是明明的分了吗？还说宗教信仰自由，有的寺院仅仅有几个和尚，而且没有一个年轻的，老和尚一死，寺院就完了。我们藏区也危险，合作化了，和尚生活来源大大减少了，也就完了，将来死了连个念经的都没有。阿才在北京时在中央民委主任汪锋面前说他不走社会主义，共产党说走社会主义要自愿，若群众走我不管，对参观的情况，我回去一定宣传，至于走不走社会主义，那就在于群众，我不负责任。阿才在干部面前说合作化好，回去一定宣传，暗中却给有的人说，该应付的还得应付。”阿才回来后正值召开妇代会，双岔工作组前往牧区动员代表，他明劝暗阻，结果双岔连一个妇女都没有出席。阿才给工作组说：“群众不愿意，我没有办法。”
  与乔科旦科、洪布罗卜藏、阿才等人不同的是，在中上层人士中，有的则对合作化表现出另一种态度。西仓活佛大日仓等给群众说，“合作化不是可怕的，能够吃饱，全国都合作化了，可能是件好事，你硬也硬不过去，还是跟着大家走着看”。对合作化持积极态度的上层人士是旦增僧盖。1955年秋，旦增僧盖就曾向政府提出过在郎木寺试办互助组，实行联群放牧的意见。1956年春，他参加甘南州政府会议回来后说：“甘南工委提出的十二年规划、28条和牧区走社会主义的办法照亮了我的心。我的牲畜正苦于无人照料不增产，工作开展后我首先带头合作。”他对县委领导说：“在碌曲县的合作化中，请工作组考验我是不是听党的话努力工作，以后慢慢会知道。”在头人中比较落后的拉麻吉在甘南开会回来说：“28条很好，内容我没弄清楚。”他对县委工作人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工作人员给他逐一解释，他说：“刚刚开始，也许我们不习惯，以后会习惯的。”
  在群众中，不少人站在中立的一边。他们表示：“我们听洪布郭哇的话，他们如何指示，我们坚决执行。”
  贫困牧民对合作化表示热烈欢迎，并积极行动起来。西仓加禾村的回汉民自动组织起来，一个常年互助组，其中贫苦户占到90％，有4户无地贫苦藏族也自动组织起来，租地合作生产。早在1954年，郎木寺就自发组织了常年互助组，分布在加科等3个牧民村庄，共有42户牧民，宣传合作化时，才发现了这种自动组织起来的情况。1956年3月初，双岔部落的一个村庄有6户人家组织了一个常年互助组。随后，有些贫苦牧民相继组织起一些互助组。
  但是，部分中上层对合作化的反对，在1956年及以后的一段时期，造成了社会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