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曲县图书馆

一 碌曲县的青藏高原地貌
  藏族语言称洮河为“碌曲”，“碌曲”属于藏语中的河流名称。1953年6月18日，甘南藏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洮源行政委员会（县级），取名洮源是因为洮河发源于碌曲境内。是年10月1日，又改洮源行政委员会为碌曲行政委员会。1955年6月成立了碌曲县人民委员会，自此，碌曲县正式诞生。
  碌曲县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北与夏河县接壤，南与四川省若尔盖县相邻，西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西南与玛曲县相连、东与卓尼县毗邻。全县总面积5298.6平方公里，草场面积591.7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92.4％，森林面积25.7万亩，占全县总面积3.32％，耕地面积0.8万亩，占全县总面积0.01％。东西长126公里，南北宽93公里。全县辖5乡2镇2场（双岔林场和李恰如种畜场），24个行政村，95个村民小组。2012年全县总人口35529人，其中藏族人口31362人，占总人口的88.27％，农牧民人口28218人，占总人口的79.42％。民族经济以牧业为主，全县2012年财政收入7480万元（大口径），牧民人均收入4368元。
  碌曲县属于青藏高原地貌。西南高东北低，西南东北呈倾斜状态，海拔在2860米至4483米之间，相对高差1623米，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000米～3500米之间，县城所在地海拔高度为3100米。地势高亢，河流侵蚀作用微弱，地表起伏不大，山间谷地多为开阔草滩。县境内气候为大陆性气候，高寒阴湿，长冬无夏，春秋短促，年平均气温2.3℃，无绝对无霜期，相对无霜期在30天左右。雨热同季，年均降水量633～782毫米，多在秋季。
  西倾山是县境内的主要山脉。西倾山属于昆仑山—巴颜喀拉山东北边缘余脉，是洮河与白龙江、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西倾山在古籍中多有记载。《禹贡》是最早记载西倾山的典籍。《山海经》、《前汉书》记之更详，言桓水＜白龙江＞、洮水＜洮河）皆源于此山。其山又名强台山或西疆山，强台山下有大河名强川。藏语谓“碌恰布若”，意译为：“出神水之山岩”。这里的“倾”、“强”“疆”、“恰”同音，系藏语音转译，“西”为方位，即“中华之西方”。据张维《甘肃通志》载，盖洮西之群山，皆属于西倾山。《元和郡县志》说，西倾山在洮州卫西南二百五十里，此即禹贡之西倾山也。桓水、洮水皆源于此。《读史方舆纪要》、《洮州厅志》等古籍均对西倾山有所提及。《洮河厅志·卷二·山川》写到“洮地山名，以西倾为宗；大川以洮河为长”。宁文焕先生在《洮州八景的变迁》一文中写到八景之一景的“西倾禹迹”时说“西倾山在碌曲县境，为洮河、白龙江发源地”。“这里山势磅礴，嶙峋嵯峨，岩壁上的纹路相传为大禹率民疏河时留下的斧凿之痕，依稀犹存”。古代典籍所说西倾山，主要是今碌曲县境的山，现代地图上的“西倾山”的主山位于洮河源头之南，为碌曲玛曲两县的界山。现代地图上的郭莽梁，亦属西倾山。史载吐谷浑盛时，其主阿柴曾登临郎木寺一带的“西疆山”。今碌曲县境内的所有山脉均属西倾山系列。
  西倾山的母体孕育了洮河与白龙江的神龙之水。洮河古称洮水，是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洮河策源于县境内的代富桑雄草原。代富桑雄属于盆地，洮河右源出自西倾山的支隆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叫代桑曲或哈青河。左源为碌恰卜惹合山，地图上称为李恰如山。南麓的代富桑草原，由达尔滩和勒尔当滩的两条河汇流后名为代富桑雄曲，以碌恰卜惹合山水为干流，为正源，故称雄曲（藏语为干流之意）。根据以远原则，左源为正源。另有布里河、龙石达河、莫尔藏河汇入，其中以莫尔藏河较大。在李恰如牧场西野马滩河自南注入，自河源至此44公里始称碌曲。洮河在境内段146公里，有78条支流。白龙江发源于县境内郎木寺镇郭莽梁的德合拉卜哉山北曲哈尔登木西南约两公里处，境内流程14公里，后入四川省境。关于白龙江一名的来源，据说在白龙江发源地的岩石上，有不少花纹组成一幅龙的图样，在清澈的溪水中，流动的溪水形成涟漪使龙的图样晃动不已，犹如一条白色的巨龙奔腾跳跃。除了这两条河外，境内还有条河流叫黑河，位于郎木寺镇南部，境内段长27公里。
  由于境内地势高亢，河流侵蚀作用微弱，使碌曲县出现了不少青藏高原难得见到的生态景观。自碌曲县城向东行驶50公里，是著名的则岔大峡谷，地壳的不均衡运动，形成了峡谷内形态各异且又栩栩如生的石林景观。一座雄奇高大的山体从中间骤然断裂，又有溪水从中潺潺流出，只有大自然的神工鬼斧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走出则岔大峡谷，有一片辽阔的湿地水域，她就是被称做高原明珠的尕海湖。这片水域本名叫“姜托塘”，是藏语高寒湖的意思，大致形为椭圆，在碌曲县城西南方向约50公里处，核心区28020公顷，缓冲区28717公顷，实验区57724.9公顷，海拔3430-4300米，属于青藏高原气候带高寒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2。C。因地势低洼，来自山南的琼木旦曲、翁尼曲、多旦曲流进洼地后与洼地众多泉水汇聚而成湖，是甘南州境内第一淡水湖，也是青藏高原难得见到的水域景观。湖中盛产石花鱼，湖边是候鸟的理想栖息地。1982年被批准成立尕海候鸟自然保护区，1998年和则岔省级保护区合并成立“尕海一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1年9月被指定为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区重点保护以黑颈鹤为主的候鸟及其栖息地和以紫果云杉为主的森林草甸草原生态系统。保护区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其中植物43科600多种，我国特有的植物260多种，脊椎动物199种，昆虫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7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9种，我国特有动物40余种。保护区有两种类型的湿地，一类主要由河流及大小不等的河滩组成，另一类由湖滩和沼泽组成。碌曲县的青藏高原生态景观，除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便是草地景观。县境内的山地顶端多呈夷平状，各山之间多为开阔草滩，著名的草滩有尕海滩、晒银滩、果茫滩等。尕海滩面积350平方公里，牧草种类达上千种，可供牲畜食用的为800种，被誉为亚洲最好的牧场之一。每年夏天，碌曲县境内是一个绿色的世界，看不见裸露的山岩，到处绿草如茵，当内地酷热难耐时，碌曲草原气候凉爽，是游人避暑游玩的天堂。
  二 悠久的藏族氏族部落与藏传佛教文化
  一座大山孕育出一条长河，一条长河孕育出一方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产生了巴比伦的古代文明，尼罗河造就了埃及的人类辉煌，地中海的地理优势培育了高度发达的古代希腊文化。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长江与黄河，恒河与印度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由于缺乏历史资料，人们对于碌曲县是否会有古代文化感到困惑。根据人类远古文化顺水传播的规律，我们得知中原仰韶文化曾沿渭水逆流而上，经洮河远赴河湟流域。洮河不仅传播了仰韶文化，也培育了碌曲县的氏族部落文化。早在新石器时期碌曲境内就有八类先祖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甘南州博物馆李振翼等人在碌曲县进行考古普查，挖掘出一批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在阿拉乡玛尕台遗址出土的有石斧、石片、石磨盘残块。在县城秀龙沟台地遗址出土的有磨制石斧，残石杵、残石铲等。在青科村遗址出土的有洼陶片。在玛尕台遗址出土的有绳纹陶片以及寺洼、齐家文化陶片。还有属于秦汉时期的“段羌印信”。据文物考古专家推断，秦汉时期，西倾山一带居住有种存羌、先零羌、烧当、参狼和白马诸羌，他们时叛时降，常得到朝廷封赐，三国时诸葛亮、姜维常常联合羌人讨伐曹魏。“段羌印信”应为羌人接受收编时凿刻之印鉴。约在公元317—420年间，吐谷浑入侵西北大部地区，碌曲为吐谷浑部族所占据。吐番王朝兴起后，于公元713年—742年间击败甘、青、川交界地区的吐谷浑，占领了安多地区，进而向东派遣了许多兵马镇守汉藏边防。就是在这个时期，碌曲境内也来了一些兵马部散居于县内各地，后来他们未能返回故里，在此地以狩猎为生。这是藏族涉足碌曲最早的时期。三百多年以后，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登基称帝，整个藏族地区为萨迦法王统治。元朝廷对吐番地区实行安抚政策，并设立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由国师八思巴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事务。如果说在此之前境内的藏族氏族部落还不够稳定的话，发展到元蒙时期，碌曲境内陆续形成以藏族四大姓氏中的“东氏”繁衍的十八大“察”系分支的“萨木察”部及“确科”部族、“阿拉”氏族和“吉仓”等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开始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明朝末年境内的氏族部落不仅已经建寨居住，而且在世袭首领的统治下有了一定的发展。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延续了元代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措施。各地凡归附朝廷的土官头人、僧侣均授予官职封号，掌管本地事务。元明时期，朝廷的安抚政策和藏传佛教的传播，对藏族氏族部落的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年藏族自称为“博”，尽管诸多部落之间常常发生利益冲突，一些械斗甚至是战争相当激烈残酷，然而，在“博”的旗帜下，他们都能够团结起来。共同的地域感，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文化信仰和共祖同源关系，使他们形成了极强的民族凝聚力。这一点，碌曲藏族部落的形成与发展很能说明问题。在萨迦王朝时期，据说是八思巴大师派遣了一位称作“阿拉氏”的喇嘛到多麦地区安抚慰问驻防官兵。阿拉氏来到今碌曲阿拉地方，当地藏族听说此人是国师派来的，十分崇敬并尊他为上师，后来阿拉氏在今碌曲县阿拉乡巴尔扎村定居。阿拉氏通过传播藏传佛教受到崇敬并成为当地氏族部落的统治者，可见藏传佛教的感召力之大。碌曲藏族氏族部落在形成之初，藏族群众就十分重视藏传佛教寺院的建设。公元1277年，八思巴大师的心传弟子贡保洛哲到碌曲一带传教，是他修建了境内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多松多寺院。此后，寺院不断增加，经过三、四百年的发展，几乎是每个稍大一点的部落都有自己的寺院。小寺林立虽然做事方便，但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不及大寺，到了清朝建立大寺势在必行。安多地区的著名藏传佛教寺院西仓新寺，就是在清朝时期由16个小寺合并而成。17世纪下半叶，在碌曲县诞生了两位藏族哲人，他们是坚参桑盖和南木卡桑奥。坚参桑盖55岁时荣任甘丹寺第53任法台。1747年5月，这位藏传佛教界的饱学之士回到故乡开始修建郎木寺院。郎木寺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宏伟的规模，被藏族史籍称为“佛教圣地”。南木卡桑奥56岁时荣任甘丹寺第55任法台。两位法台声誉遍及藏区，深受达赖及藏族人民的尊崇和爱戴。到了清朝末年，碌曲县境内除了这两个在安多藏区具有较大影响的寺院外，还有拉仁关寺院、旺藏寺院、毛日寺院、多松多寺院、丁古寺院和吉仓寺院等8所具有相当规模的藏传佛教寺院。寺院不仅是佛学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寺院的发展壮大，完善和巩固了政教合一的政治格局。这种统治体制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在公元13世纪，佛教在藏族地区全面兴起，萨迦教派借助元朝力量又一次统一了藏族地区并建立了萨迦王朝。这也就是藏族地区纳入中央政府，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的开始。萨迦王朝不再具有吐番王朝的性质，它是依靠元朝中央政府的力量来加强自己的教权从而达到拥有政权，确立政教合一的政治统治目的的。到17世纪，格鲁派的崛起，达赖、班禅转世系统的建立，五世达赖受到清朝皇帝册封，政教合一制度更加巩固，并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既然是政教合一，僧侣集团就不会允许氏族部落酋长自行其事。五世嘉木样时期，西仓十二部落与夏河拉卜楞寺为统属关系而几乎兵戎相见。拉卜楞当局政务主管嘉木样父亲贡保东智对唐隆土官讲，既然你处的寺院隶属拉卜楞寺，那么你的部落也应为拉卜楞管辖。唐隆土官不认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贡保东智感到难堪，他调集所辖部落兵马，一方面给十二部落施压，一方面派说客去说服对方。十二部落也集结人马武装对峙，后来经两个活佛出面调解才避免了流血冲突。但是到了1940年，唐隆部落继任土官还是向嘉木样大师进贡求和。这种情况表明，在藏族地区任何一个氏族部落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辖区教权的最高统治。就如同在封建时代的汉族区域，人们的言行务必接受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理论的规范一样。
  藏传佛教寺院同时也是文化教育的传播中心。寺院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受教育者导入宗教信念，同时也使受教育者学会某些生存所需的专业技能知识。寺院教育内容庞杂，归纳起来主要有大小五明教育，具体有显宗教育、密宗教育、医学教育及其他教育。寺院教育还包括艺术、技工、时轮历算等。戏剧、歌舞、乐器、唐卡、雕塑、刺绣、建筑房屋、桥梁等都是艺术教育的内容。寺院教育有严格的等级。每个寺院都似一所大学，下设许多学院，如医学院、显、密宗学院、文学院等。
  碌曲县虽然地处边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大多数牧民缺乏文化科学知识。然而，传统的藏族文化在过去还是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少数地方民族精英通过艰苦努力，为近代碌曲藏族氏族部落赢得了极高的文化品位和声誉。清圣祖康熙年间，生于碌曲娘仓家族的卡隆曼干为清廷康熙御医。卡隆的先祖即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创建境内第一所藏传佛教寺院多松多寺院的西藏名僧贡保洛哲。二世萨木察仓晋美南卡曾在清廷任雍和宫主持和辅印喇嘛，晋美南卡深得嘉庆皇帝欢心。清文宗道光年间，道光皇帝给西仓寺赐名“惠觉寺”。类似这样碌曲境内藏传佛教寺院的高僧大德与清廷皇帝的密切往来有好几起。当坚参桑盖从拉萨返回碌曲时，达赖喇嘛感叹说：“以往还未曾有过噶丹赤哇去边隅的先例，但你这位施主异乎寻常……”生于境内阿拉部落的洛桑慈成木嘉措，是藏族现代史上著名的佛学家、天文学家和教育家。碌曲藏族氏族部落的文化传承后继有人，有个叫嘎藏陀美的青年，已出版专著8部，翻译出版世界哲学名著3部，整理、审校并出版佛学古籍27部。
  1955年，碌曲县人民政府成立，碌曲县的藏族氏族部落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社会制度骤然变革，使其先前自然性的社会运动过程中断了。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切入所具有的进步意义无庸赘述，然而，社会的其他诸多形态改变却需要漫长的过渡。旧的氏族制度，宗教领袖或宗族家长裁决制度仍然为群众所尊崇，有神论在群众中影响甚深甚广，党的一些政策的贯彻落实，草山民事纠纷的调处等，还需要部落首领和宗教界高僧大德的积极配合与协助。只有立足于碌曲县民族地区的社会实际，充分调动和发挥民族宗教界进步人士的积极作用，认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才能促进碌曲县的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三 五十七年的风雨历程
  1956年9月9日，政协碌曲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预示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碌曲县委员会正式成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磨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人民政协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积极团结民族宗教进步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为碌曲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而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
  政协碌曲县委员会虽然在1956年成立，但碌曲的统一战线工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已经开始。
  1950年秋，双岔部落世袭土官阿才派人前往临潭县人民政府联系（历史上双岔部落为临潭县管辖），表示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与碌曲藏族氏族部落首领结成统一战线，在碌曲建立人民政权的序幕。
  1951年5月，中共临潭县委向双岔派出党的第一支工作组。同年10月，临夏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专署派遣工作组前往双岔、西仓开展工作。是年12月，专署工作组在双岔、西仓进行了为期18天的政策宣传和统战工作。
  1952年，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工作组虽然与碌曲藏族民族宗教人士开始频繁接触，但由于对党的政策不够理解，加之人民政权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威胁到了部落头领的封建统治以及国民党残匪从中挑拨，虽经党的工作组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劝导，杜岐率领党的工作组还是未能进驻碌曲开展工作。1952年6月29日，杜岐率领21人工作组，在部队1个独立营，1个骑兵连与民主人士和医疗队配合下，前往双岔、西仓开展工作，到达双岔附近，27个部落头人出面阻拦。6月30日早晨8时，双岔5庄和西仓9庄集结300多人袭击部队与工作组驻地，遂发生西仓、双岔枪战事件。这次枪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造成了较大的伤亡，解放军牺牲10人，伤20余人，部落藏兵死6人，伤20余人。西仓、双岔事件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西北军政委员会组成访问团，于1952年7月30日在夏河县阿木去乎就西仓、双岔事件以调解形式解决。人民政府对事件的处理态度是：宽大对待，不咎既往，争取头人，教育群众，孤立匪特。西仓代表对政府的宽大处理深受感动，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与人民解放军对抗，消灭匪特，保证交通运输及过往军人、工作人员的安全。事后，进驻碌曲的工作组在军队和民族宗教界人士的协助下，遵照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汪锋“能团结者，一定团结，可安插者，一定安插，可照顾者，一定照顾”的指示，说明人民政府对受匪特煽动袭击解放军和参加匪特组织的群众，只要脱离匪特，既往不咎。同时讲解了党在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
  1955年6月，碌曲县人民委员会成立。大会选举的县政府6名领导中有5人为部落头人。县人民政权建立之初，全县共有民族宗教上层人士50人，其中32人分别在县委、县政协担任领导、委员等职务。
  1958年春，在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和国民党匪特及“藏独”分子的唆使和支持下，甘南州的局部地区发生了以封建部落为基础，以极少数寺院为据点，妄图颠覆人民政权，杀害党和政府干部为目的的武装叛乱。碌曲县境内发生的叛乱是甘南局部叛乱的一个组成部分。1957年底，甘南境内开始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在牧区有70％的生产资料长期被土官头人和寺院占有，合作化的深入发展触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可避免地引起他们的反抗。从1957年6月开始，原拉卜楞寺六世嘉木样的经师贡去乎三哲就多方串联，密谋策划。在叛乱的准备阶段，碌曲境内的一些主要部落头人也参与其中。1958年1月29日，县境内以拉木再为首的3名匪徒，纠集50多人杀害了县工作组的5名干部。此后，烧杀抢掠，集结大批武装力量围攻县城，阻击军车，放火焚烧部队营房等恶性流血事件相继发生。为了平息叛乱，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组成平叛部队，从1958年3月18日开始平叛作战。到1958年12月，一场历时10个月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1958年境内发生的武装叛乱，是继1956年6月晒银滩流血事件之后，碌曲境内发生的又一起规模较大的武装叛乱。叛乱平息后，全县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
  平息武装叛乱，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废除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废除封建特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行之有效的措施。但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冤假错案。在反封建斗争及其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在处理参叛人员问题方面，出现了打击面过大，捕人过多的失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甚至把一些属于民族文化方面的东西当作封建迷信予以批判清除。反封建斗争后，全县的藏传佛教寺院只剩郎木寺一处。而且寺内僧人也所剩无几。1959年7月，针对民族宗教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县政协会同县委统战部尽力进行了纠正解决，要求对已确定保留的寺院不得任意破坏，尤其是对寺院经典资料要妥善保存。1959年8月，对15名民族宗教人士进行安排。为了解决保留寺院没有僧侣的问题，决定抽调喇嘛、活佛7人住寺，以劳动、学习、念经三结合的方式进行思想改造。1962年，关闭的寺院重新开放，在寺僧侣增加到500多人。1963年对开放寺院进行了整顿，使在寺僧侣减少到103人。1964年、1965年相继整顿寺院，到1965年，在寺僧侣减少到47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5年，政协工作还注重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还俗喇嘛的思想教育。1960年，有106位还俗喇嘛被集中在郎木寺接受教育。1963、1964、1965年，采取多种形式对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以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个主义教育。1963年输送龙仁桑盖、奇桑盖、巴西哇、金德哇4位活佛到州政治学校学习，同时先后输送60多名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到省州政治学校学习。
  从1950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是碌曲县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其中1950年到1958年为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碌曲县政权的建设和巩固时期，这个阶段经历了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甚至暴发了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这是党和政府与民族宗教人士经历的第一个以付出流血牺牲为代价的磨合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艰难而激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方面是由碌曲藏族氏族部落自身的封闭性特点所致；另一方面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左”的思想路线，致使“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这是一个深刻而沉痛的历史教训。1958年至1965年为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对前一阶段的错误有所纠正，但是由于党的工作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是不可能的。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政协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民族宗教人士和其他民主人士再次受到打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协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政协工作机构得以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政协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改革开放之初，政协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统战政策。从1979年到1983年，在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扩大化中受到处理的412名民族宗教人士，“文革”中受到处理的92名民族宗教人士的案件全部复查结案，共发放抚恤补助费11.06万元。针对政策落实不彻底的问题，1984年采取补救措施，进一步处理遗留问题。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85年6月，解决了政协委员“文革”中被没收查抄财物的问题，清理了民主人士的档案，处理了一些长期得不到处理的积案。1987年，对州政协副主席龙仁桑盖等6名活佛在“文革”中被查抄财物和拆毁私房的问题，进行了彻底解决，共补发落实政策款3.08万元。这次平反冤假错案，历时最久，解决问题最为彻底，对自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至“文化大革命”近20年产生的冤假错案逐一清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平反冤假错案，对进一步调动民族宗教人士和社会各界民主人士参与碌曲县的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1980年，经县委批准开设宗教活动点7处，其中喇嘛教活动点4处，伊斯兰教活动点3处。到20世纪90年代，全县开放藏传佛教寺院8座，红教扎仓1处，有僧侣953人，红教徒20人。开放伊斯兰清真寺活动点4处，基本上满足了信教群众的要求。在开放宗教场所的同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依法加强了对宗教场所的监管。针对宗教场所管理的主要措施是加强对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法制教育，在寺院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同时恢复了活佛转世制度。
  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极大地调动了民族宗教人士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性。他们利用自己在藏族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动员适龄儿童入学、调处草山纠纷、化解民间矛盾、寺院实行自养，减轻群众负担，促进了碌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稳定发展。
  20世纪80年代，民族宗教界人士为碌曲县藏族中学成立积极捐资助学。据统计，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罗藏南杰·龙仁桑盖、贡唐仓·丹贝旺旭、德哇仓·嘉样图丹加措等17位高僧大德共向碌曲县藏族中学捐资1.35万元。郎木寺第三世嘉洛华活佛全国优秀教师杨旦嘉措先生亲自到藏族中学任教，他带病坚持工作，最终在教育岗位上以身殉职。有3名常委被县教育局聘请为名誉校长经常坚持深入乡村宣讲政策，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动员群众送子女入学，巩固和提高了学生入学率，并为教育事业捐款2875元。
  多年来，省、州、县、乡、村之间因草山而引起的争端时有发生。据统计，从1984年以来，碌曲县与外省、邻县或本县境内乡村之间的草山争执达10处14次，严重影响了地区之间的民族的团结。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奇桑盖、才巴郎杰，常务委员依拉久美、唐让，委员罗藏旦巴、其旦等人主动协助各级政府，先后参与了5处草山纠纷的调解。他们通过大量的事实和历史依据，反复耐心地说服和教育双方群众，及时制止和处理了3起即将爆发的械斗，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许多委员还在本人所在的地区，自觉向群众进行遵纪守法的宣传和教育，协助制定乡规民约，村规村纪，使打架斗殴、偷盗赌博酗酒闹事、破坏森林、猎捕野生珍贵动物的行为及其他刑事、民事案件逐年下降。为群众安全生产和生活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维护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在此期间，全县各寺院根据各自的条件，积极兴办牧场，种植饲草料，开办藏医门诊部、小卖部、磨面、榨油、缝纫作坊、汽车运输等牧、工、副业。七届委员会期间，各项牧、工、副业纯收入达4.19万元，八届委员会期间纯收入达16.25万元，九届委员会期间纯收入达到52.8万元，十届委员会期间纯收入达到162.18万元。寺院取得的收入，除用于扩大再生产和适当改善个人生活外，主要用于维修寺院和扶持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广开兴办自养门路，既增加了寺院收入，减轻了群众的宗教负担，又增加了社会财富，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一定的方便。
  十一届委员会期间，政协碌曲县委员会在历届政协工作的良好基础上，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围绕碌曲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使专题调研有新的进展，发挥委员作用有新举措，参政议政水平有新提高，自身建设有新面貌，成为党政团结各界、协商国事、听取意见、协调关系的重要渠道。2002年，县政协委员会协同州政协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调查组，对碌曲县阿拉山电站、碌则公路、郎木寺小城镇建设施工质量、工程进展进行调研视察，组织部分委员和人大代表一同视察了县城环境卫生和周边环保情况。各界委员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紧紧围绕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提案205件，经审查立案179件，不少提案得到了认真办理落实，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把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作为履行政协职能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充分运用例会、视察、调查、提案来信来访等形式，广泛了解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对草山边界纠纷、农牧民增收减负、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通过座谈走访，集中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把带有共性的意见要求概括为政协的意见建议，以报告、提案、信息等多种形式进行反映，进一步拓展了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使全县的重大决策融入了政协组织，各界群众的愿望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先后协助县委、县政府调处了如四川若尔盖县苟日村与郎木寺乡波海村之间的重大草山纠纷10余起，调解民事纠纷40余起，为解除全县草场承包和草原建设实施中的隐患，促进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少工作。
  十二届委员会期间，政协碌曲县委员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全县工作大局，采取全委会集中协商、常委会专题议政、专题调研讨论等多种形式，共召开全委会4次、常委会议20次、专题调研讨论会9次，就碌曲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有关问题表民意、献良策，提出意见、建议。并选择带有全局性的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结合实施农牧互补战略、矿产资源开发与促进可持续发展、民族教育状况、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组织委员开展专题调研活动5次，重点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县中学教育管理工作的建议案》和《关于加快我县实施“三大产业”项目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等四个调研报告。各界委员提出提案128件，经提案委审查，立案109件，提案办复率达到100％，在反映民意、完善决策、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得以较好的发挥。同时，县政协主席斗绕、县政协委员才巴郎杰、旦贝、毛兰木、达尕、赛赤加、安贡、万千、尕尔藏、尕藏益西等积极协助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及乡（镇）党委、政府调处了项目建设、矿山、草山、民事、民间及邻里纠纷60余起，特别对苗头性的问题，一经发现主动出面说服教育，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消除在基层，为争取人心、增进团结、维护稳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针对牧区偷牛盗马、影响稳定等社会治安问题，在民间活动和宗教活动中通过民族宗教界人士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影响力，教育引导群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有力配合了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为我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自十三届委员会以来，政协碌曲县委员会组织广大政协委员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突出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切实增强履行政协三大职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政治协商更加有效、民主监督更加有力、参政议政全面推进，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把搞好调研视察作为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立足点和切入点，先后组织各类调研、视察62次，在政协会议上作典型发言和建言献策173人次，取得了一大批紧扣中心、见真着实、切实可行的调研、视察成果，有些调研、视察成果以县委、县政府文件形式转发，有些意见和建议被县委、县政府采纳。二是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反对台独、“3·14”、反自焚等重大事件中，都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引导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界群众，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行动上的自觉，保持同党中央的高度一致，保持同县委同心、同步、同向、同力。三是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高质量、讲求实效”的工作方针，积极做好提案办理工作，认真做好提案的征集、提交、审查、立案、交办和督办，抓好重点提案的跟踪督办。共受理各类提案210件，经审查立案196件，其中确定重点提案24件，按期办结22件，按期办结率达到92％。在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促进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开展和落实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加强对政协委员的政治业务培训，通过举办“政协委员培训班”、召开座谈会、定期走访、发送学习材料、编发《政协工作简报》、《会刊》等形式，帮助委员了解情况，熟悉政策，提高了广大政协委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参政议政能力。五是加强政协制度建设，先后制定并完善了《政协碌曲县委员会工作规则》、《政协碌曲县委员会委员学习联系制度》等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工作制度体系和比较适合政协特点的工作运行机制。六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通过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有计划的思想、作风、纪律整顿及开展“三讲”教育、效能风暴、创先争优等活动，县政协机关牢固树立“为政协委员服务、为政协工作服务”的宗旨，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七是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政协工作动态和政协委员先进事迹，在各类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反映政协工作和委员风采的文章20余篇，扩大了政协工作的影响力，得到社会的赞许和认可，为宣传碌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政协碌曲县委员会已经走过了57年的历程，路虽艰辛，结果甘甜。57年来，历届县政协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前进中创新，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政协工作的新路子，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重要经验。主要是：必须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把自觉接受和维护党的领导作为正确履行政协职能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促进科学发展作为履行政协职能的第一要务；必须坚持突出团结民主两大主题，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履行政协职能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从总体上整合政协工作资源，把主动争取社会各方支持和实现政协内部协调配合作为履行政协职能的基本方法；必须坚持不断地推进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把建立和完善政协工作新机制作为履行政协职能的有力保障。
  在纪念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之际，从记述政协的大事入手，从组织机构到重要文献、从经常性工作到重要人物，以志书的形式将政协碌曲县委员会建立以来的历史真实记载下来，全方位回顾政协走过的历程，再现和还原历史，对过来的人是美好的回忆，对现在和后人也将起到激励和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