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曲县图书馆

在境内拉仁关乡玛日村委会的牧场上，矗立着一座石碑，石碑由附近山坡上采取的沉积溶页岩凿制而成，碑体埋入地层，用条石夹砌成碑座，顶部由于人为的破坏而呈斜尖形。石碑正面几乎全部剥落，最甚处可达5厘米之多，仅存文字依稀可辩。石碑南距原拉仁关乡政府所在地直线约20公里，因为这里是道格尔沟口，人们便将石碑称为“道格尔古碑”。石碑左右两侧均有文字，分石刻（凿刻）和线刻（刀刻）两种，石刻为馆阁体与欧体两种，线刻字体不一，两侧碑文重叠刻写且又排列杂乱，每行独立成文，依稀可辩的文字大多为明代所刻，内容有官衔、姓名、籍贯和留名之事由。石碑右侧下部有藏文线刻草书，内容已无法辨认。
  石碑所镌刻的内容，属于明朝的部分大多与当时在境内或距离县境不远处发生的局部战争有关。在石碑上留下姓名的明朝军队将领有：镇守总兵官云中陈霞、临巩兵备道燕人张栋、河州副总兵榆阳周国口、榆阳领兵口口周久口经历牛应春、领兵指挥金城夏光裕、徐鸾、陈卿千户柳汝口熊宗口、张掖领兵口口范重光、固原领兵指挥黄进禄、万历三十年七月守备黄大巳、河州营领兵中军指挥孙希尧、千总指挥妙筹、榆林领兵副总兵口口口口。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将领带领部队或驻扎、或经过碌曲，同时能够在战争胜利后于石碑上留下姓名，表明了在洮河上游地带一个较长的时期，曾经发生过一系列军事冲突。查阅古籍，碑文所刻之事有三件为史书所载。石碑所刻三件事为“天口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日镇守总兵官云中陈霞、临巩兵备道燕人张栋、河州副总兵榆阳周国口标下守备陈国口。榆阳领兵口口周久口经历牛应春领兵收番剿虏到此”，此为一件。第二件即“领兵指挥佥城夏光裕徐鸾陈卿千户柳汝口熊宗口”，最后一件是“河州营领兵中军指挥陈希尧，千总指挥妙筹把总费守约李朝臣，随征指挥杜镇宋邦”。对碑文镌刻的三件事，古籍中是这样记述：据《明史·西域二》记载，（万历）二十三年增设临巩总兵官，以刘口任之。……明年诸酋复掠番族，将窥内地，铤部将周国柱御之莽剌川，又大破之。“《循化厅志·土司》写到万历二十四年临巩兵备道副使张由土门关至莽剌川火酋及昆都鲁夕成巢穴，斩首并生擒一百三十余名，夷器千件，马牛羊三万”。《临洮志·世纪》篇有关碑中所说之事这样记载“（万元）二十四年正月，昆着等酋纠合真相等酋，假抢番窥内地，兵备道张栋会同临洮镇总兵官遣大兵入剿，贼迎敌。我兵全胜，追至巢穴，酋复大溃奔逃”。“二十六年三月，火酋着力兔等往牧松山，缘我兵收降斩数多，议欲仇犯，兵备副史张栋会同临洮总兵官陈霞，调大兵分五路堵剿，至六个井大破之。”四月火酋复寇，乌兰二兵备副使张栋遣兰、河二营兵马由照子山追袭酋，大破”。“二十七年正月，酋众屯位团卜山，窥内地，临巩兵备道副使荆州俊遣河州营副总兵周国柱统兵击破之”。
  古籍中所载以上史料与碑文大体相符。史料所载的时间可能多为战事结束的回军时间，碑文时间为23年11月1日，已近年末，回旋期应为24年。碑文中的“云中”、“燕人”“榆阳”等是将领的籍贯。从古籍的内容看，当时的战争是很有规模的，从碑文上看，不仅战斗的次数多而且年复一年延续较长。诸多将领，一次又一次前往碌曲及其以远，他们肩负的战斗使命就是碑文中所说的“收番剿虏到此”。“收番”中的“番”指的是碌曲及其毗邻的藏族部落，当时一些藏族部落慑于元蒙残余的武力威胁参与了骚乱，助逆抢掠，所以，朝廷军队在征剿蒙古势力的同时，也要收降参与作乱的少数藏族部落。“剿虏”中的“虏”，指的是在青海的元朝残余蒙古势力火落赤、永邵卜等。从史料记载来看，自明朝建政以来，留在青海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俺答子宾兔，俺答侄子火落赤和永邵卜以及其他残余蒙古贵族，由于明朝统治者鞭长莫及而常常犯扰内地和抢掠藏族部落。在明朝建政二百多年间，明廷与元朝在青海的残余势力的斗争，相当剧烈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碌曲县境以东为洮州府，西部是青海省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碌曲就成了朝廷与元蒙残余势力军事斗争的前沿阵地。根据碑文，明朝廷对“收番剿虏”军事行为的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收番剿虏”不仅调集了附近军队，而且调集了千里之外的军队，如果说河州副总兵来碌曲不算太远的话，那么张掖领兵范重光、宁夏固原领兵黄进禄和陕西榆林领兵前来碌曲作战，算得上是劳师袭远。据此可见，元蒙残余与参与骚乱的藏族部落势力之大危害之烈，进而可知战斗之激烈。早在一千多年以前，道格尔古碑何以会矗立在洮河上游的茫茫草地上，而几百年以后，明朝军队又频繁的在这里安营扎寨？因其处于唐蕃古道必经之途，既是道格尔沟、赛杰布沟与玛日科三沟交叉处，又是道格尔曲河汇入叟曲河形成热吾克赫河的汇流处，是一片由道格尔桑尺郭山、杰姆则雅杂山和道格尔玛格山三山环抱的方圆约1公里的草滩。试想，在这块有天然屏障卫护、有草有水的地方整休军队，庆祝胜利，并把胜利镌刻在石碑上，对那些远离故乡的将领和士卒，该是莫大的慰藉与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