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曲县图书馆

第一章 人民武装
  第一节 武装机构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碌曲县人民武装部
  1953年6月成立县武装组，隶属于夏河军分区。1954年7月开始组建人民武装部，12月完成组建并开始办公，编制3人。1956年3月将人员增至5人，1957年3月增至10人。1959年碌曲，玛曲两县合为洮江县，两县人民武装部随之合并，称为洮江县人民武装部，1962年撤销洮江县，重新恢复碌曲、玛曲两县建制，随之又恢复了碌曲县人民武装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碌曲县人民武装部奉命进入地方“三支”、“两军”。1968年，碌曲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主要领导以军代表进入县革命委员会任主任。1976年至1980年人民武装部内设三个科：组训科、政工科、后勤科。1981年4月撤销组训科。1984年根据兰司务字第（84)124号文件和省军区司务字（84)43号文件精神，将组训科改名为军事科。1986年，根据中央指示，碌曲县人民武装部于6月16日移交地方，改为地方建制。1990年10月13日，根据上级的指示，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隶属甘南军分区，时人武部下设军事科、政工科与后勤科。
  二、碌曲县人民武装部历任部长、政委、副部长、副政委
  部长：王俊（1955.7—1957.12），张佐（1959.1—1961.12），崔万生（1961.11—1962.11），安德仓（1967．5—1970.11），刘锡珍（1969.11—1978.8）秦忠荣（1979.3—1981.4），尚随喜（1981.4—1982.12），王造时（藏，1983.3—1986.6），朱学孝（1986.4—1989.11），吴军（藏，1989.12—1990.9），张国栋（1990.10—1994.11），徐金保（1995.1—1996.10），马占忠（1996.10—1999.4），陈秦雄（1995.5—）。
  政治委员：张希桂（1966.5～1968.11），李自仁（1970.3—1975.3），黄启毅（1979.2—1980.9），华尔道（藏，1981.4—1983.6），龙正帮（1983.6—1984.5），万玛道尔吉（藏族1986.4—1989.12），文继承（1990.10—1995.12），杨建昌（1996.5—2003.12），杜育杰（藏，2004.2—）。
  副部长：元茂臣（1958.3—1960.12），崔万生（1961.3—1961.12），郝生志（1962.2—1964.4），马银郎（1964.7—1978.6），尕布藏（藏，1976.10—1978.8），赵兰桥（1978.8—1979.12），钟万奎（1978.12—1981.6），闫文治（1981.3—1985.4），汉光平（1985.4—1986.6），吴军（藏，1990.4—1993.12），杨启荣（藏，1994.4—1999.3），杜育杰（藏，1999.4—2004.1），杨秉雄（2004.11—2005.1），金生瑞（2005.2—）。
  副政治委员：惠世民（1958.10—1964.4），张希桂（1964.7—1966.5），李自仁（1968.11—1970.2），沈元成（1970.3—1970.10），马世仓（1970.10—1975.12），李文俊（1973—1978.8），曹胜荣（1978.12—1981.6），何如海（1981.3—1983.6）。
  第二节 武警、驻军
  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碌曲县中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碌曲县中队，前身为武都军分区独立营第一连，1953年底调入碌曲，改名为碌曲县公安中队，隶属甘南州公安支队，实行义务兵役制。1966年10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碌曲县中队，纳入解放军地方部队编制，由县公安局移交碌曲县人民武装部。1968年与酒泉玉门县中队对调，1976年1月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碌曲县中队，隶属公安局和甘南州武装警察科，实行义务兵役制。其任务是监所警械，配合公安机关处置突发暴力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防部队
  解放初，为了剿灭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和维护地方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碌曲县派有驻防部队。骑兵独立连，原为步兵，连部设在西仓，后移至桥头，1958年发生武装叛乱后改为骑兵，驻防桥头，1978年撤销建制。公安内卫第70团，原为步兵第18师53团。1949年在晋南组建，1952年7月进入甘南。曾有部分部队驻军碌曲。公安内卫第73团，1955年11月由甘肃省军区警备第二团改编为公安内卫第73团，辖7个连，连队分驻桥头、尕海、郎木寺、江岔等地，担负剿匪和维护社会治安任务。1957年3月，与公安内卫第70团合编为甘肃省公安内卫第2团，部队分驻电尕寺、旺藏寺、郎木寺、尕海、桥头、玛曲，1958年参与平息境内发生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第三节 新中国的兵役制度
  1966年根据上级命令，碌曲县第一次开始征集义务兵，兵员构成来源主要是农牧民年满18至21周岁的男性青年。征兵程序按照上级征兵工作的通知精神，首先成立碌曲县征兵领导小组，保证了征兵工作的组织领导，征兵领导小组成员分别是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和公安、民政、卫生、宣传等部的领导组成。征兵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武装部负责日常事务。每年征兵之际，人民武装部，各级党委、政府利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我国《兵役法》以及征兵工作的重大意义，并结合实际，广泛进行国防教育，强化公民的国防意识。另外对适龄青年进行排查摸底，报名登记，体检政审，复查等环节。审定新兵。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对初选的兵员由征兵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审定新兵，确定批准时间，之后发放入伍通知书，并且做好入伍新兵家属的思想工作，整理档案，核对各项手续。入伍新兵按指定日期到武装部集中，配发服装，进行编组教育，举行欢送会和新兵交接仪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志愿兵役制度。1955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公布，7月2日国务院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修正草案）。自此，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1978年改为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1984年实行以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并对服满现役后复员、退伍、转业的军人按照条件履行预备役士兵和预备役军官登记手读。
  第四节 民兵
  一、民兵组织的建立
  1959年，洮江县建立了一支由52人组成的民兵武工队。1960年，全县有民兵273人，1972年民兵发展到2241人，编制5个连，43个排，163个班，其中基干民兵1013人。60年代初期，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民兵在政治上审查过严，全县民兵数量大幅度下降。1973年至1979年，全县调整了民兵编制、共编民兵400人。1980年至1993年，民兵做为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者，从战备状态转到和平建设上来。根据要求，碌曲县认真贯彻执行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突出重点，打牢基础的方针，有计划，有重点的搞好军事训练，做到训练一批，合格一批，储存一批，全县各乡和李卡如牧场分别建立了民兵营、连、排、班的建制。
  二、民兵组织的训练教育
  50年代，碌曲县结合牧区的特点主要进行的是骑术训练，在平叛时期主要进行的是战前训练，包括执勤，放哨，应付突发事件的技术战术训练，平时进行以“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课目为内容的五大技术训练。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根据形势需要对民兵进行“三打”（打坦克、飞机、打空降）和“三防”（防化学武器、防原子、防细菌）训练。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主要突出民兵干部、民兵专业技术分队的训练。民兵干部训练主要采取甘南军分区教导队举办集训班和县武装部组织培训相结合的办法。通过训练提高了广大民兵干部的技术战术水平及组织指挥能力。碌曲县结合本地实际，对民兵的教育工作主要采取四季抓闲季，忙时抓闲时，分散结合以合为主，主动配合、培训骨干、带动全面、针对现实、专题教育的办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58年前后政治工作的中心是围绕剿匪，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进行，结合实际进行了革命形势，战备任务，政策纪律，民族团结等教育，教育民兵维护群众利益，保守军队机密，严格执行国家民族政策，随时准备参军参战。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兵政治教育以党的总路线教育为主，激励民兵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重点突出了“老三篇”的学习和阶级斗争教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兵政治工作是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进行。教育民兵要坚持四项基原则和坚定社会主义理想，教育民兵学习雷锋，学习硬骨头六连，学习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英雄，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第二章 战事纪略
  第一节 明廷“收番剿虏”
  在境内拉仁关乡玛日村委会的牧场上，矗立着一座石碑，石碑由附近山坡上采取的沉积溶页岩凿制而成，碑体埋入地层，用条石夹砌成碑座，顶部由于人为的破坏而呈斜尖形。石碑正面几乎全部剥落，最甚处可达5厘米之多，仅存文字依稀可辩。石碑南距原拉仁关乡政府所在地直线约20公里，因为这里是道格尔沟口，人们便将石碑称为“道格尔古碑”。石碑左右两侧均有文字，分石刻（凿刻）和线刻（刀刻）两种，石刻为馆阁体与欧体两种，线刻字体不一，两侧碑文重叠刻写且又排列杂乱，每行独立成文，依稀可辩的文字大多为明代所刻，内容有官衔、姓名、籍贯和留名之事由。石碑右侧下部有藏文线刻草书，内容已无法辨认。
  石碑所镌刻的内容，属于明朝的部分大多与当时在境内或距离县境不远处发生的局部战争有关。在石碑上留下姓名的明朝军队将领有：镇守总兵官云中陈霞、临巩兵备道燕人张栋、河州副总兵榆阳周国口、榆阳领兵口口周久口经历牛应春、领兵指挥金城夏光裕、徐鸾、陈卿千户柳汝口熊宗口、张掖领兵口口范重光、固原领兵指挥黄进禄、万历三十年七月守备黄大巳、河州营领兵中军指挥孙希尧、千总指挥妙筹、榆林领兵副总兵口口口口。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将领带领部队或驻扎、或经过碌曲，同时能够在战争胜利后于石碑上留下姓名，表明了在洮河上游地带一个较长的时期，曾经发生过一系列军事冲突。查阅古籍，碑文所刻之事有三件为史书所载。石碑所刻三件事为“天口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日镇守总兵官云中陈霞、临巩兵备道燕人张栋、河州副总兵榆阳周国口标下守备陈国口。榆阳领兵口口周久口经历牛应春领兵收番剿虏到此”，此为一件。第二件即“领兵指挥佥城夏光裕徐鸾陈卿千户柳汝口熊宗口”，最后一件是“河州营领兵中军指挥陈希尧，千总指挥妙筹把总费守约李朝臣，随征指挥杜镇宋邦”。对碑文镌刻的三件事，古籍中是这样记述：据《明史·西域二》记载，（万历）二十三年增设临巩总兵官，以刘口任之。……明年诸酋复掠番族，将窥内地，铤部将周国柱御之莽剌川，又大破之。“《循化厅志·土司》写到万历二十四年临巩兵备道副使张由土门关至莽剌川火酋及昆都鲁夕成巢穴，斩首并生擒一百三十余名，夷器千件，马牛羊三万”。《临洮志·世纪》篇有关碑中所说之事这样记载“（万元）二十四年正月，昆着等酋纠合真相等酋，假抢番窥内地，兵备道张栋会同临洮镇总兵官遣大兵入剿，贼迎敌。我兵全胜，追至巢穴，酋复大溃奔逃”。“二十六年三月，火酋着力兔等往牧松山，缘我兵收降斩数多，议欲仇犯，兵备副史张栋会同临洮总兵官陈霞，调大兵分五路堵剿，至六个井大破之。”四月火酋复寇，乌兰二兵备副使张栋遣兰、河二营兵马由照子山追袭酋，大破”。“二十七年正月，酋众屯位团卜山，窥内地，临巩兵备道副使荆州俊遣河州营副总兵周国柱统兵击破之”。
  古籍中所载以上史料与碑文大体相符。史料所载的时间可能多为战事结束的回军时间，碑文时间为23年11月1日，已近年末，回旋期应为24年。碑文中的“云中”、“燕人”“榆阳”等是将领的籍贯。从古籍的内容看，当时的战争是很有规模的，从碑文上看，不仅战斗的次数多而且年复一年延续较长。诸多将领，一次又一次前往碌曲及其以远，他们肩负的战斗使命就是碑文中所说的“收番剿虏到此”。“收番”中的“番”指的是碌曲及其毗邻的藏族部落，当时一些藏族部落慑于元蒙残余的武力威胁参与了骚乱，助逆抢掠，所以，朝廷军队在征剿蒙古势力的同时，也要收降参与作乱的少数藏族部落。“剿虏”中的“虏”，指的是在青海的元朝残余蒙古势力火落赤、永邵卜等。从史料记载来看，自明朝建政以来，留在青海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俺答子宾兔，俺答侄子火落赤和永邵卜以及其他残余蒙古贵族，由于明朝统治者鞭长莫及而常常犯扰内地和抢掠藏族部落。在明朝建政二百多年间，明廷与元朝在青海的残余势力的斗争，相当剧烈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碌曲县境以东为洮州府，西部是青海省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碌曲就成了朝廷与元蒙残余势力军事斗争的前沿阵地。根据碑文，明朝廷对“收番剿虏”军事行为的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收番剿虏”不仅调集了附近军队，而且调集了千里之外的军队，如果说河州副总兵来碌曲不算太远的话，那么张掖领兵范重光、宁夏固原领兵黄进禄和陕西榆林领兵前来碌曲作战，算得上是劳师袭远。据此可见，元蒙残余与参与骚乱的藏族部落势力之大危害之烈，进而可知战斗之激烈。早在一千多年以前，道格尔古碑何以会矗立在洮河上游的茫茫草地上，而几百年以后，明朝军队又频繁的在这里安营扎寨？因其处于唐蕃古道必经之途，既是道格尔沟、赛杰布沟与玛日科三沟交叉处，又是道格尔曲河汇入叟曲河形成热吾克赫河的汇流处，是一片由道格尔桑尺郭山、杰姆则雅杂山和道格尔玛格山三山环抱的方圆约1公里的草滩。试想，在这块有天然屏障卫护、有草有水的地方整休军队，庆祝胜利，并把胜利镌刻在石碑上，对那些远离故乡的将领和士卒，该是莫大的慰藉与鼓舞！
  第二节 鲁大昌火烧格萨日
  封建社会，封建头人打怨家给藏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32年，双岔部落与西仓部落的土官为了区区小事闹得面红耳赤，酿成大祸。起因是双岔部落的毛日寺院活佛尕藏罗日加措欲去西仓寺院居住，他的出走又影响到双岔头人拉代的利益，这就使拉代深为不满。夏河县的麦西、阿木去乎等部落与十二部落有草山矛盾，为了夺回有争议的草山，他们煽风点火奔走呼号，头人拉代不惜引狼入室，差人向国民党驻甘肃军阀鲁大昌求援。鲁大昌早就想控制甘南的藏族地区，见来邀请已是求之不得。
  1933年5月，鲁大昌命令旅长梁应奎率骑兵团、特务团，其子鲁明率手枪营，以调解藏民内部矛盾争端为由进驻碌曲。鲁大昌的部队从岷县出发，经临潭、阿木去乎后驻扎在毗邻碌曲的夏河县麦西村。西仓十二部落首领加毛得知鲁大昌要袭击十二部落的消息后，立即进行紧急动员。十二部落募兵千人并决定主动出击。他们埋伏在兰甸沟，准备迎头痛击鲁大昌。兰甸沟在洮河北岸，沟长0.5公里，以兰甸梁为界，北与麦西为邻，西南距离西仓三十余里，是通往西仓的必经之路。多哇部落的牧民埋伏在兰甸沟，天刚蒙蒙亮，鲁大昌的先头部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设伏圈。突然，一个叫道绕的首领一声令下，藏兵们挥鞭跃马冲入敌阵，顿时兰甸沟刀光剑影，硝烟弥漫。这次战斗共消灭鲁大昌部队80余人，伤20多人，俘虏了部分兵士，缴获了不少枪支，打死了鲁军团长顾某。由于缺乏军事常识和麻痹大意，十二部落在首战获胜后撤出兰甸沟。鲁军受到重创之后在麦西重整旗鼓，29日晚鲁军占领兰甸沟进而走出桑地沟直奔西仓。鲁军在西仓附近的根岔村和加科村与持枪牧民交火，十二部落节节败退，很快鲁军占领了西仓寺院。5月30日，西仓寺院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厮杀惨叫之声不绝于耳。22名正在念经的和尚束手被擒，有位叫贡去乎的和尚侥幸逃生，其余21人均倒在了屠刀之下。随后，鲁军又在寺院对面的山林里搜索，30多名藏身树林的僧侣未能幸免于难。一时间，西仓附近横尸遍野，血流成河。鲁军惨绝人寰的行径激起了阿拉、吉仓、双岔等部落的一致反对，他们联合起来与鲁军进行游击战。梁旅仓惶撤兵，在牙藏沟口遭到袭击，三营文书当即毙命，头人拉代也在双岔激战中被鲁军打死。在这次事件中，西仓寺院及其大批文物典藉均被付之一炬，战火中被烧毁的文物有，大小经堂15座，昂欠18座，紫白檀木佛塔16个，三丈高铜佛一尊，清道光皇帝赐赏的金印一枚，还有“智度寺”的金字匾及大批佛经等。期间被焚毁的还有双岔、毛日寺院的两座昂欠。
  鲁大昌军队的暴行遭到各届舆论的强烈谴责，十二部落头人上书甘肃省政府控告鲁大昌，国民党甘肃省当局迫不得已进行查办，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西仓寺院出白洋两万给鲁大昌赔偿损失（因鲁部烧毁寺院而抵消），十二部落出白洋两万给鲁大昌赔偿人命。十二部落为了不再受鲁大昌的骚扰，含冤以牛羊马匹折价交清了这笔冤枉债。
  第三节 围剿马良股匪
  解放初期，在以郎木寺为中心的川、甘、青交界的广大地区，盘踞着大小21股士匪，他们中间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危害最深的就是原国民党马步芳的团长马良和马步芳参事室少将高参马元祥的反动武装。他们在台湾“中美联合办公室”和“国民政府游击委员会”的指挥下，纠集从内地逃亡的恶霸地主、旧军官、兵痞、流氓等2000余人，从1952年6月起，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以郎木寺等地为据点，将主力分布在上下迭部、西仓、双岔的密林中，蛊惑人心、烧杀掠抢，煽动暴乱，拦劫军车，袭击甘南境内刚刚建立起来的一些区乡政权，严重干扰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
  马良，马步芳的族叔，字眉臣，绰号“马八团长”、“喇叭司令”，回族，地主出身，甘肃省临夏县人。解放前曾任临夏民团团长、参议和马步芳青海保安团团长职务。解放初，被人民政府留用。1951年马良在临夏组建了反革命秘密组织“西北革命同盟会”，并于当年4月在和政县南乡策动了反革命暴乱，失败后带着三个儿子潜逃到碌曲。1951年2月，国民党政府委任马良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103路”司令，负责甘、川、青藏区的反革命武装活动。马良受委任后，于1952年3月底，在西仓新寺正式打出了“103路”的招牌，收编小股士匪，招募地痞流氓，强挟群众入匪，1952年8月，台湾当局对他进行了7次空投，使他的队伍迅速扩大。截至1952年11月底，由原来的十几人扩充到700余人，编为8个纵队。
  马良股匪无恶不作。1952年4月，在马良的策划和煽动下，夏河县阿木去乎头人集兵骚乱，公开驱赶当地驻军和政府工作人员。随后又煽动西仓、双岔的九部落头人聚众2000余人，阻击解放军进兵川西，打伤干部、战士20多人，夺去机枪1挺，步枪2支。马良鼓动洮河林场工人哗变，威胁50多名工人入匪，6月，出兵偷袭岷县洛大乡政府，杀害了乡长。1952年10月13日，马匪残杀了夏河县博拉区政府秘书王维勤和县公安局审讯股长刘兴德，12月，马良股匪参谋长马振中率领110余人在西仓至阿木去乎的公路上，袭击解放军运输车队，打死战士5人，抢走全部军用物资。1953年2月13日，马匪80余人将公安十二团的20名武警围困在腊子口一带。
  1952年10月，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西南、西北军区首长在成都商讨了剿匪问题，决定由西南军区抽调5个团的兵力，协同西北军区作战。西北军区抽调10个团的骑兵、步兵、工兵和两个汽车连及5架飞机组成剿匪主力，迅速开展歼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战斗。1953年1月，西北军区甘青剿匪指挥部（剿指）在夏河县成立（后迁址桑科，剿匪期间曾移驻西仓新寺和郎木寺），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徐国珍任第一副司令员，高维嵩任第一副政委，朱声达任第二副司令员、朱侠夫任第二副政委、黄正清任第三副司令员，龚兴业任参谋长。第一线指挥由徐国珍负责。
  1953年2月，“剿指”调集西北军区和青海省果洛支队共10个团的兵力，围剿马良股匪。唐克战斗是最大规模清剿的首次战斗。战前，骑一师于3月15日从陇西出发，以7天行军五百余里的速度，于21日到达合作，25日进驻尕海。这时，据师部侦察队报告，马匪窜到四川黑河包物藏一带，因此，该师又于26日挥戈向东进入川西。当骑一师抵达黑河北岸时，得悉马良率匪600多人，已逃往索格藏，部队又迅速奔袭。3月29日凌晨2时30分，骑一师先头部队在索格藏山地与小股散匪遭遇，发现对方仅有稀疏枪声，不久，从一个土房内冲出四、五个匪徒，逃向唐克西山。骑一师紧紧尾追至西山，但未发现敌人。6时左右，当部队准备露营休息时，该师一团在唐克东山突然发现一股匪徒，并观察到东面的山上有成群敌人，师部命令一、三团立即发起攻击，马匪凭借险要的山势顽固抵抗。8时许，二团闻讯后由阿拉山地区赶来投入战斗。在强大的火力攻势下，经过3小时激战，马良股匪全线溃败。这次战斗共歼敌3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马良的土匪势力。马良在唐克失败后，当天带300余残兵窜到四川若尔盖县班估地区。这时，土匪内部发生了争执。五纵队主张到南坪一带去，而二队主张到青海去投靠马元祥，互相争吵的结果是南坪。马良本不想去南坪，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勉强同意。但当天晚上，马良带领三个儿子和其他部下，19人逃往四川阿坝，打算西渡黄河投奔马元祥。3月31日，当马良到达距阿坝20华里的一个山林时，身边只剩下15个人了。第二天他派人去阿坝买粮，两天后，买粮的人空手而回，说阿坝情况不好，解放军和民兵四处搜捕散匪，根本买不到粮食，出于无奈，他只好又窜到郎木寺一带潜藏。
  唐克战斗后，马良匪部一纵队司令马虎山带领残匪200余人，逃窜至白河以北的巴地树林隐藏，又于4月15日逃到甘川边界的降扎，被第11师33团发觉，立即组织1000余兵力追击。是日下午2时，该团3营在降扎以北追上逃匪，经6小时激战，匪徒死伤众多，余匪溃不成军，一小部分窜入花尔干山丛林中，百余人在马虎山率领下继续向北逃窜。后被解放军33团和11师追击部队在临夏境内歼灭。4月8日晚公安11团2营向流窜到迭部县达拉沟的匪独立第七纵队司令敏海峰发起进攻，经过4个小时激战，击毙15人，俘4人，残匪逃向阿米塘地区。4月11日，驻阿米塘的32团一营发现敏带领股匪160余人正在生火做饭，匪众发现解放军后立即组织力量阻击，营主力到达后众匪不战而逃。敏海峰带领18名亲信在碌曲县双岔附近与43名余匪分道，余匪在补给处长马全喜率领下，向西仓驻军投降。4月底，在临潭西道堂教主的说服下，敏海峰向政府投降。5月7日，马元祥的主力在青海被消灭，马元祥、马步祥等5人被击毙。
  唐克战斗后一月时间，解放军四处侦察一直未找到马良的踪迹。5月初，得知马良潜伏在郎木寺东南方向70多里的山林中，骑一师和33团立即派兵前往搜剿，但两次都扑了空。5月16日骑一师侦察得知马良隐藏在拉勒山里，但17日搜剿又没有找到，这时有个牧民说给马良提供给养的劳保就住在热里帐圈内，当时部队已奔波了一天，人困马乏，但是为了不失战机，首长一边指挥部队继续搜山，一边令某连夜奔热里部落。经过一夜急行军的部队在18日佛晓赶到热里部落，找到了劳保。但劳保顾虑重重不肯吐露真情，经过耐心说服，指出只要他肯带路将马良捕捉，可赏他1000块白洋。劳保终于吐露了真情，并带领部队直捣匪窝，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战斗，匪首马良、马硕卿当即被擒，除四名匪特闻讯潜逃外，俘敌6名，击毙空投特务4名，川、甘、青三省交界地区的剿匪从1953年2月29日打响到7月25日结束，历时4个月。经过5次重大激战和20多次小的战斗，共歼灭士匪1853名，其中：击毙394人，俘虏917人，迫降542人，活捉了马良，击毙了马元祥。逼降敏海峰，击毙、俘虏台湾空投特务16名，缴获电台19部，各类武器700余支，弹药7万余发，骡马500多匹，大烟50多公斤。此后，又经过两年多政治争取和军事清剿，到1956年初，全部肃清了六股残匪，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
  第四节 晒银滩流血事件
  1956年春，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甘南藏区农业县的部分地区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这对毗邻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震动很大。看到农区互助合作的好处，有些人就萌发了建立牧区互助组或合作化的念头。但是，在牧区由于还没有正面进行合作化的宣传，绝大多数牧民心有疑虑，尤其是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反映强烈，抵触情绪很大，他们感到在牧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有“四怕”：一怕划阶级，二怕宗教信仰不自由，三怕失去牛羊草山，四怕丧失封建特权。因此，极少数土官头人就出来反对。1956年3月，西仓部落聚众4000人向政府示威，与此同时，四川西部藏区一些地方发生了武装抗拒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暴力事件。在其影响下，甘南藏区的部分地方反对互助合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省委于4月上旬召开了牧区上层人士座谈会，充分酝酿协商如何稳定甘南局势。5月，州委组建了有民族宗教人士参加的200余人的工作总团，下设三个分团，分赴卓尼、夏河、碌曲、玛曲4个县开展工作。二分团在团长黄祥带领下进驻碌曲县，当即召开全县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座谈会、部落头人会、群众大会和寺院僧侣会等达30多次。经过工作团的努力，碌曲部分头人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渐趋稳定，但是，时任碌曲县县长的阿才和副县长花木吉，行动消极，大小会议请不来，在他们的影响下，有些头人以“祭山神”为名，进行示威活动，有的故意扩大事态，制造民族间的隔阂，叫嚣：“什么互助组，社会主义？都是汉人干的！不能让汉人进驻藏区！”他们四处联络，密谋策划，企图攻打基层乡政府和各地军营，赶走工作组，强迫解散刚刚组建的一些牧业互助组，使碌曲县的形势变得十分紧张。
  1956年6月初，西仓和拉仁关部落的帐圈，以进行宗教活动为由，集中搬迁到晒银滩一带（以往没有这样集中过），个别心怀叵测的人借机大肆串连，煽风点火，制造事端。6月8日，甘、青交界的达参部落，突然围攻解放军驻守点的1个骑兵排，16名解放军全部牺牲，他们驱赶工作组，抢劫贸易公司财物，绑架政府工作人员。6月9日，解放军某部运粮汽车队前往四川省若尔盖，途径晒银滩时，突然遭到700多名武装分子的伏击，击毁军车25辆，随之与押车的解放军战士发生武装冲突，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10余人。自治州副州长黄祥得知此事后，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带病从郎木寺紧急赶到晒银滩现场，经他说服教育，集结的人员于11日撤退，被阻的解放军运粮车队得以通行。
  这次事件的发生，使甘南的社会局势日趋严重。甘南州党、政、军领导根据省委“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指示，在政治争取的同时，充分做好了军事上的战斗准备，为防止骚乱事件的再次发生，兰州军区调集部队，进驻碌曲桥头和尕海滩一带警戒。6月14日，部分持枪武装分子围攻部队，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加夫由郎木寺到碌曲桥头，与迎接他的几路部队对晒银滩形成合围圈。激战中，部分群众从东面逃离晒银滩。战斗持续了两小时后，于13时30分基本结束。这次激战共打死武装持枪者106名，俘虏10名，缴获步枪33支，子弹352发，战马9匹。黄祥副州长得知后，立即动员郎木寺几个有名望的和尚，身着只有进行大型宗教活动时才穿的黄袍袈裟，直奔晒银滩进行调解，但西仓部落和拉仁关部落的持枪者从晒银滩逃出来后，又在晒银滩东面的分水岭山顶集结，准备与解放军再次交战。黄祥首先让那几个宗教界人士出面，制止对方开枪射击，随后与这几个宗教界的人士，慢慢接近西仓、拉仁关的持枪者，并对两部落的头人进行耐心的说服劝解。同时提出六条谈判条件，即：一是缴械投降，承认错误，低头认罪；二是解散集兵；三是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四是维护交通；五是交出外来暗藏的反革命及首要分子；六是保障工作组的安全。经过再三争取后，两部落表示愿意和谈。同意解放军提出的条件，立即解散集结的藏兵，交出枪支。6月22日，拉仁关部落74名武装人员向人民政府缴枪，交出步枪98支，并声明今后不再动用武力同政府和解放军对抗。西仓部落本来准备交出枪支，但由于青海达参部落个别上层人士的阻挠，未按时交枪，当日，部分武装分子骑马背枪逃到达参地区，与达参部落的武装分子汇合在一起。6月23日，解放军向达参和西仓部落提出解散集兵和平解决的要求，但两部落头人仍不理采解放军的忠告，个别上层人士还声明对集兵与事态的扩大表示无能为力，继续坚持集兵对峙。在此情况下，解放军于6月24日，在达参的巴河沟，与两部落再次交锋，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共击毙武装抗拒分子137人，伤72人，俘虏230人。这次战斗后，党和政府通过民族宗教中上层进步人士，不失时机地大力开展劝解教育工作，反复阐明党的政策，消除参与者的恐惧心理，安抚和医治受伤人员，抚恤死亡者家属。达参寺院的僧侣们经过宣传教育后，当即有150人自告奋勇，亲赴战斗地点，收拢和劝叫被打散的武装人员缴械投降。西仓新寺的40多个和尚还连夜赶赴土房一带，争取劝降外逃的武装人员，于29日收缴了281支长短枪支和900多发子弹。
  第五节 1958年平叛斗争
  1958年春，在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和国民党匪特及“藏独”分子的唆使并支持下，在甘南州的局部地区发生了以封建部落为基础，以极少数寺院为据点，以妄图颠覆人民政权，杀害党和政府干部为目的武装叛乱。碌曲县的叛乱是甘南局部地区叛乱的一个组成部分。
  1957年底，甘南境内的农业区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也开始了互助合作化热潮，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在牧区有70％以上的生产资料长期被土官头人和寺院所拥有，合作化的深入发展触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可避免地引起他们本能的反抗。从1957年6月开始，原拉卜楞寺嘉木样六世的经师贡去乎三哲多方串连，密谋策划。1957年11月30日晚，贡去乎三哲在拉卜楞寺嘉木样寝室楼下召集西仓、双岔、下巴沟、阿木去乎等地的部落头人代表11人开会，策划发动叛乱事宜。1958年1月15日，1958年2月24日，贡去乎三哲又两次在原地召集原班人开会。在叛乱的准备阶段，碌曲境内的主要部落头人也参与其中。1957年底，时任碌曲县县长的双岔土官阿才到西藏，就叛乱一事到达赖喇嘛处算卦，回到碌曲后说“在狗年（1958）发动叛乱一定能成功”。时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的花木吉尔和拉麻吉就是碌曲县武装叛乱的组织领导者。
  1958年1月29日，碌曲县阿拉乡吉扎村以拉木再为首的3名匪徒，纠集叛匪50多人，杀害了县工作组的5名干部。2月19日，玛曲县欧拉部落头人老者等匪徒，以请客吃饭为名将玛曲工作组的3名干部戳伤，事后甘南州部分县立即将所有土官头人集中起来学习，一些反动分子趁机大做文章，引起了一些群众的误解，导致叛乱爆发蔓延。1958年2月中旬，西仓贸易组被抢，区政府1万斤麦草被烧。3月10日，县委干部牛永仓前往双岔和部队联系，在阿拉刹地米被土匪杀害。3月11日，这伙匪徒又将解放军行军掉队干部马登荣枪杀。3月24日，西仓小学被烧，西仓贸易组再次被抢。到1958年3月中旬，碌曲、玛曲两县各部落，夏河的三、四、五、六区和桑科、科才、甘加3个乡，卓尼县的上下迭、录竹、北山四个区，舟曲的洛大，临潭县的团结区相继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为了平息叛乱，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共甘肃省委、省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从1958年3月18日起，先后抽调步兵11师、骑1师、内卫2团、骑1、3团、成都145团、工程兵102机械营、道路营、内卫1团3营和10团1营，共计13500人，组成“一指”（辖11师、内卫2团、成都145团）、“二指”（辖1、3团、骑1师），并由省军区成立前线指挥部。1958年4月，碌曲县由驻军和武装部组成剿匪指挥部，同时成立了情报委员会办公室，县委成立了1个武工队配合部队。3月中旬，双岔洛措、西仓唐科、尕秀集兵2000余人做战前准备。4月19日，洛措大庄与阿木去乎集兵2700余人准备攻打甘南州政府。4月下旬双岔部落准备叛乱，被解放军在毛日先发制人，对组织者进行了控制，其部下组织500多人实施抢夺未果。4月27日，拉麻吉传令西仓12部落集兵抵抗解放军，切断了西仓驻军与县城的联系。拉麻吉、花木吉尔等召集60多名部落头人密谋策划，盟誓发动叛乱。是日晚，他们率领1900多名叛匪包围了碌曲县城，切断水源，从东南西三面攻打县城。5月1日，叛乱分子杀害工作组干部2人，群众3人，抢却财物5万余元，破坏了县境内的电话线路和公路，烧毁学校1所。5月4日，守城部队和干部进行反击，拉麻吉率众弃城而逃，他们在西仓杀害了群众积极分子马四哥、马国民，将群众拉毛草抛入河里。后与阿木去乎叛匪纠集在一起，聚兵2000余人，于5月14日逃到晒银滩时被解放军追歼部队包围，5月15日，经过6个小时激战，大部分群众在强大的军事力量镇慑下放下武器，少数反动头子带着残兵溜出包围圈，于5月19日到达玛曲欧拉。5月下旬，西仓、阿木去乎的残余匪与河南蒙旗之达参、外斯、斯柔群哇、阿周、可求木等部落叛乱分子2100余人，集结在位于玛曲县黄河北岸的可生托落滩，准备窜往黄河以南，与以旦巴牙高为首的欧拉、乔科、齐哈玛等部落叛匪汇合。5月29日，“前指”决定用五个骑兵团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方法歼灭该敌。6月1日经过9个小时激战，大部分叛匪被歼灭，余敌600多人南渡黄河进入黄河弯曲部。6月6日，结集在黄河弯曲部的武装叛乱分为四股分子约7000余人，其中第三股以左根尼玛部落和逃之而来的阿木去乎、西仓、拉仁关叛匪为主，以旦巴牙高为首，共1700余人，枪1600余支，马2000匹，盘踞于阿米拉及扎喜滩，是叛匪中力量最强的一股。6月18日，平叛部队开始围歼，由于工兵团架设的浮桥被水冲断，骑兵第一、第三团改由船渡，21日才渡过黄河，未能切断退路，致使叛匪主力西逃青海。7月4日，喇嘛若哇重新纠集碌曲拉仁关、双岔和夏河加门关一带的残匪发动了第二次武装叛乱。在整个叛区，经过10多次大规模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叛匪势力。8月10日，在大股叛匪被歼灭后，前线指挥部随即撤销，部队调整为三个“分指”。二分指辖21团2营和内卫2团，负责歼灭碌曲境内的残匪。9月
  下旬，在碌曲活动的匪首之一生地加木措被击毙。10月5日，尕尔藏东知布等股匪20人被解放军歼灭。经过解放军及地方党政工作人员的艰苦战斗，到1958年12月底，一场历时10个多月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在甘南平叛期间，碌曲县先后牺牲党政领导、干部职工、民警、群众积极分子等4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