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路易·艾黎生平
  路易·艾黎，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日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祖父是南爱尔兰移民，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积极参加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艾黎有兄弟姊妹六人，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性格锻炼。一九一六年末，他中学未毕业便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作战，曾两次负伤并荣获军功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国，与人合作办牧场。一九二六年底取道澳大利亚来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抵上海，从此留居中国。
  艾黎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防火督察、工业督察长等职。在此期间，他目睹了许多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和中国工人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悲惨情景。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残暴镇压，更促使他决心投入中国人民变革社会的斗争。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他在愚园路的住所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碰头地点和避难所，上海地下党曾在他家的顶楼架设过秘密电台。他还和史沫特莱、刘鼎等多方设法为红军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夕，他冒险去太原，为中国共产党兑换红军在山西缴获的地方钞票。美国友人格兰尼奇夫妇主办进步英文刊物《中国呼声》期间，他是积极的支持者和撰稿人。与当时文化界左翼人士鲁迅、茅盾、丁玲、胡愈之等也有接触。
  一九二九年夏，绥远遭旱灾，艾黎利用假期去萨拉奇帮助华洋义赈会组织修建民生渠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假期又去湖北进行水灾救济工作，为洪湖老解放区抗洪人民运送救济粮。他还在节假日广泛旅行，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
  一九三八年初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艾黎与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斯诺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以此支援抗战。这项计划从一开始便得到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五月，艾黎辞去在上海的职务去武汉；八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正式成立。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表面上支持“工合”，任命艾黎为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艾黎为委员，并担任实地工作秘书。曾先后去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地为“工合”筹募资金。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期间，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中国西北、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晋豫等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新四军根据地中心的茂林都设有“工合”事务所。艾黎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艾黎两次到延安，毛泽东同志曾予接见。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和叶挺同志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了工合运动对抗战作出的贡献。据统计，截至一九四二年，“工合”在整个非敌占区总计建立了约两千个大小不同的合作社和作坊，生产数十种民用消费品和部分军需品。由于“工合”积极支持抗日，许多领导人和社员遭到迫害，国民党指责艾黎与共产党有联系，于一九四二年九月解除了他的行政院技术顾问的职务。
  一九四二年以后，艾黎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一九四四年该校迁到甘肃省山丹县，一度发展到近六百人的规模，设有近二十个供学生实习的生产组，实行半工半读，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针，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一九四九年解放大西北时，艾黎调拨学校所有卡车，帮助运送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为解放玉门等地作出了贡献，受到彭德怀同志的高度赞赏。一九五三年，学校迁往兰州，改名兰州培黎石油技工学校，艾黎为名誉校长。多年来该校为中国的石油和工业战线培养了许多技术人才。
  一九五二年艾黎来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三年定居北京，此后曾多次参加国际和平会议。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他每年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一九六〇、一九六五、一九七一年他三次返回新西兰探亲。一九七三年访澳大利亚。在探亲和访问期间，他在各地多次作报告介绍中国，还去朝、越、蒙和古巴等国访问。
  解放后至一九八五年，艾黎主要从事写作。他每年都要到各地参观访问，掌握第一手材料，用客观报道和新旧对比的方式，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写下了大量诗文，还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古诗和现代诗，已出版的著作和译作共六十六本，最后一本著作是《艾黎自传》。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艾黎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学识广博，对中国人民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老一辈革命家感情很深。一九七八年以后他不断就中国的环境保护、经济建设、资源和青年思想教育、就业等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力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继续作出贡献。
  为了帮助大西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自新石器、春秋战国至明、清的珍贵文物，无私地捐赠给山丹，共三千七百多件，其中有十多件是我国国内独一无二的珍品。一九八二年起在新建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展出。一九八四年他又促成山丹县培黎图书馆的建立，并捐赠了许多图书。一九八七年四月，他长期努力重建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正式开学，他任名誉校长。为筹募学校所需的资金、设备，他在国际上做了大量工作。这项计划受到甘肃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新西兰政府、人民和各国友人也给予了热情的赞助。
  艾黎晚年还为恢复“工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九八三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恢复，艾黎被推选为名誉顾问。一九八七年，中断工作三十五年的“工合”国际委员会也重新组建，艾黎任主席，亲自领导了该会的日常工作。
  艾黎在中国的六十年，无论在国内革命和抗战的艰苦岁月里，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总是坚定不移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把全部心血和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受到中国人民、新西兰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会见他。一九六三年艾黎生日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曾到他的住所祝贺；一九七一年毛主席接见了斯诺和艾黎；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同志出席了他八十寿辰的宴会，称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给予很高的评价。
  艾黎近年在中国和新西兰获得了多种荣誉。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曾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在他八十五岁和八十八岁寿辰时分别获得北京市荣誉市民和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同年新西兰政府授予他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近年，介绍艾黎生平的传记和纪录片、电视片在中国与新西兰陆续发行和放映。
  艾黎终身末婚，但收养了一些贫苦百姓和革命者的后代，晚年时享受着四代大家庭的欢乐。
  艾黎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山丹。邓小平同志为他题字：“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山丹
  路易·艾黎
  山丹，一座幽静的古城，座落在海拔一千八百公尺的合黎山下。城墙上有许多城垛和枪眼，有的地方，可以看见表面砌着又长又厚的古砖，另一些地方，砖已经脱落，像河西古长城的断垣残壁一样，留下厚厚的土墙，只在有棱角的地方，后人用古砖把它重新加固了。城南一条小河，缓缓穿过县城。城内城外，白杨挺拔，柳树成行，要是夏季，一定是绿荫夹道，风光当然是很美丽的。清代乾隆年间，山丹曾经兴盛过一时，当时县里有五十来座庙宇寺院，还有不少明清的石碑。那阵子，这儿正是客商往来之地，骆驼队日夜在这里歇息。大街两旁有很多商店、客店、饭馆，还有不少地主家的庭院，房屋的建筑是考究的，至今门楼上屋檐下，依然挂着标志主人官衔的蓝色木匾。匾上讲究的书法字迹，虽然油漆颜色已大部脱落，但仍能看得出工匠精湛的雕刻手艺。过去的繁荣景象，早已成为历史。据说，清代最兴盛的时期，山丹全县有九万三千人口，现在只留下两万人，县城仅有五千人。马步芳统治期间，兵荒马乱，赤地千里，租税累累，穷苦人简直没有活路。地主人家住在高高的土墙围子里，在他们看来，山丹就是他们的，由他们主宰着山丹。在那混乱的年月，苦难的青年，不是被抓了壮丁，就是顶了财主的租税，当了苦力。小丫头给人贩子买去，贩到了远方。妈妈梦幻里，都可以听到孩子远去的苦凄凄的惨叫声，真是焉支山下胭脂无，魂飞肠断尽是愁。穷人的命，连个地主家的猫儿狗儿都不如！灾荒年间，颗粒无收，穷苦人活活地饿死，有的人家几天之内要抬出几个死人，十几岁的大丫头没有裤子穿，成了家常事。
  我在县城里漫步，街边巷口，行人稀少，生意萧条，只有零星的小贩摆上几个小货摊。有卖大饼的，有卖杏干、冻梨的，这些吃的东西上落满了一层冬天刮起的尘土。三三两两出来晒太阳的儿童，身上穿着破烂的毡袄，流着鼻涕，鞋子裂了嘴，露出几个脚趾头，和他们的小手一样，冻得象姜牙一样通红。穿着黑警服的警察，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老百姓叫他们“黑狗”。一所最大的庙宇里，驻着国民党军队，这所兵营里穿着黄军装的士兵们，面目狰狞地站在威严的县衙门口，眼睛瞪着来往行人，还随意拦住行人搜查。
  以上这些情景，是我寻找新校址时了解的，看到的，听到的。
  走出南门，三十英里处，便是海拔五千多公尺的祁连山脉，这里的人叫它南山。从定羌庙山坡下来，是一条走廊。那儿，只有零星几户人家，象棋盘上快下完的几个棋子。一片旷野，没有鸡鸣，没有狗叫，望到天的尽头，也看不到一个人影，到处是寂静的。
  为了给学校廉价租借些临时房屋校舍，我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到山丹时，大体用了一周时间，察看了一些废弃的庙宇、寺院，这是当地政府建议他们租借用作校室和车间的。最后，我把校址选在城皇庙旁的发塔寺（塔下埋有印度阿育王的头发，故名发塔寺）。发塔寺的塔，高耸入云，巍巍壮观。寺院自从改作马步芳的骑兵营房以后，建筑物毁坏了不少。端端正正的顶梁柱子，被马家兵的那些缺乏饲料的饿马啃得坑坑洼洼，像一棵很粗很大吃残了的玉米棒。庙宇宽敞，里面的神像，有的神态端正高雅，有的面孔威严，有的缺胳膊少手，有的只剩下半截身子。塔和庙据说建于明朝初期，后来修缮过几次，还有一部分神像的周围砌了砖，保护起来了。我想，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开始工作了。我们在大街上租借到三处院落。县城里有许多空房，还有当年金碧辉煌现在已坍塌的庙宇，房屋都是便宜的。
  我很喜欢北面的山名——合黎山。“合”就是“工合”的“合”，意思是合作，“黎”就是黎明的意思，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名“培黎”的“黎”。我很欣赏这里的新鲜空气和它的英雄史迹，红四方面军在这个地方的很多英勇战斗的神奇故事，在贫苦劳动人民中流传着。这里地下有铁矿、煤，还有石灰石、粘土、玻璃砂、亚麻、芨芨草、皮子，又有骆驼从兰州运来的苏打，以及从高台、敦煌和新疆运来的棉花等等，粮食也很便宜。我们需要的物资，都能在这儿找到，这是办学的有利条件，是符合我们想法的。
  山丹，是可爱的。后来，我们的测量组在建设水利工程时发现，山丹还是个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在这儿挖掘出带有花纹的陶器，一个旧石器时期的人脑壳和新石器时期的几个人的头盖骨，还有原始人制作的一些石器。我在一所古庙里，还发现有一尊新石器时代的石雕女像，虽然被人们乱画成新的模样，细细看，还可以鉴别出残留的原始痕迹。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这里创造了文化，对我们学习研究史前文物，是十分有意义的。以后，我们还收集到明代的菩萨小雕像和古货币、古陶器等等，作为学习中国历史的资料。孩子们在测量组的较好的院落里，布置了一个小小的标本室，把它们陈列起来，多吸引人呵！
  建校工作开始了，大量的工作摆在面前。
  每天下午，我和乔治领着学生修路，整修庙堂，到处寻找破砖头铺路面。随后，孩子们在凛冽的寒风里，排成一字形的长队，传递砖块，把机械车间和纺织车间先建设起来。不多久，破烂不堪的古老庙宇逐渐变成了一座像样的学校了。
  开始建校，一切因陋就简，房舍建筑都按照当地的普通样式。山丹是一个地震区，盖简易房，地震后很容易重建起来。总之，我们按节俭的原则，办好每一件事。因此，整个教育训练中心只设一个，不脱离西北农村的环境和条件，以便培养学生所应具有的特性，能够立足于家乡，为农村创造社会财富，不是只想着朝西北以外走。我们还准备设立一个象样的医院，训练一些学生掌握医术，为当地群众看病，同时也为全校师生员工进行健康检查，建立健康卡片，保证学员的健康。
  开始，教学实验，几乎一无所有。在双石铺，有两辆马车，还有两辆卡车，卡车是我们多次向宝鸡工合办事处的人员交涉，百般督促才搞到的。刚到山丹，我们只有两台机床和一些机械工具，有一台二百个锭子的纺织机及起重机、水轮机等其它一些零星设备。办学的基础是微薄的，但来到这儿的六十多个孩子是最宝贵的。他们可以适应任何艰难困苦的地方，我从心眼里感到他们是一支顽强的、团结的，朝气蓬勃的队伍，是我们在山丹继续探索新教育的希望所在。当初乔治刚刚到校时，为数不多的几个留在学校的学生正在生病，面黄肌瘦。现在，他们一个个体格健壮，成为我们建校的骨干力量。
  因为学校是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的建设就象村庄那样，周围没有围墙，便于农民来参观。
  我们在学校大门里竖起一座石碑，利用石碑没有刻字的背面，请石匠镌刻了学校的校训“创造分析”四个大字，学生和教师出出进进，天天能看见它，思考它的意义。我们还花钱买来了一座木牌坊，把它重新竖立起来，作为学校的大门。不几天，牌坊的右边，挂起一个大木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山丹培黎工艺学校”。顿时，小小的县城，出现了非凡的生气。
  洋人办的洋学堂，迁到这么个穷地方，消息很快传开了，老百姓议论纷纷。
  “喂，洋人咋在我们这里办学堂？”
  “我咋知道。”
  “哼！准是我们的北山里有宝，洋人来取宝啦。”
  老百姓三三两两跑来看新来的洋人。有的是儿子扶着几十岁的老妈妈来了，有的年轻妇女抱着几岁的娃娃来了。小孩子一群群围在校门口，象看戏一样，等待洋人出来。校门口那个热闹劲儿，也吸引着我和乔治，我们面带笑容地走出校门，向大家招手，还在人群中摸摸小娃娃的头，没想到这一摸，小娃娃以畏惧的眼光瞪着我们：蓝眼睛，高鼻子，象见了怪物一样，娃娃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脖子嚎啕大哭起来。我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塞到娃娃手里，娃娃还不敢要，妈妈接了过去，将甜甜的糖喂在小嘴里，这才不哭了。可他们还是用一双双圆圆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奇怪的人。人群里，还有人叫我们“洋鬼子”，我和乔治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乔治，你是英国洋鬼子，我是新西兰洋鬼子。”嘻笑中心内浮起一阵苦涩，联想起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的罪恶来。
  随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老百姓从我们的行动中渐渐明白。我们不是“鬼子”，和他们的心眼儿一样，他们渐渐懂得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道理。终于，我们之间建立了世界上最难得的珍贵友谊。
  老百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人拉犁，二牛抬杠，大轱辘车，这就是他们的生产方式，哪里还看见过拖拉机！学校自开来拖拉机以后，忙坏了乡下人。年青人，年老人，褡裢里背着干粮，从几十里以外，甚至百里以外，骑着小毛驴，坐着大轱辘车，来城里看耕地的洋汽车。有的老人，活了七八十岁，还是头一次进城，他们看了这个西洋景，回村里传开了一条大新闻，小孩子们坐在炕上，蹲在地下，呆呆地听着：啊呀！那洋汽车可厉害哩，后边带的几个犁，比二牛抬杠力气大多啦。说到双筒猎枪，——你看哪！只听枪声一响，天上飞的一群鸽子，噼噼啪啪全掉下来了。孩子们听得入神，他们在想，我们抓鸽子，只有在夜里，摸进鸽子窝儿，一次才能抓一个。这学校，又能念书又能学手艺，多好啊！
  度日如年的贫苦农民，吃了上顿没下顿，看到我们的学校是为穷苦人办的学校，三三两两来到学校，央求卖给我们一些小女孩，为了给孩子讨个活命。父母的忧伤，我们是理解的，但我们决不能这么做。
  学校一九四六年来了个很能干的女教员，小个子，近视眼，性格直爽，为人公正，体格健壮，她叫张宇珩。一九二六年在汉口受过革命烈火的锻炼。她在山丹，带了宝鸡战时孤儿院的一批难童，其中有许多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学习努力，个个暗自和男同学比赛，不甘落后。她们大多参加了纺织组。学校这年才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女生班。
  学校有了女学生，又成了山丹的头条新闻。人们议论着，洋学堂里的女学生，全是没爹没娘没家没舍的穷丫头。山丹街上的小丫头们看红了眼，有时在街上碰上我们的女学生，尾随在后边，有时候绕在前边，羡慕地看着她们，到家便央求父母，允许她们进学堂。大人一想，这学校教学生念书，还教学生学本领，学校又有女教员，不付学费，就答应了。这时，我们也鼓励当地人送女孩子来上学。从此，禁止女子上学的封建习俗，一下子被革除了。女子不分穷富都可以上学了，这算是妇女界的一个福音，我们为她们庆贺。
  头几年，我们把女生安排住在一个院子里，后来为她们单独建造了一个住所，还开辟了一个女生游泳池。学校提倡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她们很讲卫生，热爱自己的生活学习环境，把院子、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有的后来考进了专业班。大伙儿都喜欢她们。
  后来，学校扩大了，有了从事生产的基础。年纪大的同学担任干部，回家探亲，从故乡带来了未婚妻，也在学校当了学生。我们这时已经能够帮助早期同我们一起奋斗的同学，解决他们生活中一些实际问题。解放后，学校里的男同学和女同学有的结成了伴侣，现在他们已经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了。
  今天，每当回味过去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时，那种奇妙的感觉，不由自主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学校后面的龙首山顶披着晚霞的余辉，当我抬头越过翠绿的麦田眺望祁连山时，山顶上的积雪被霞光点缀成美丽的粉红色。在金色霞光般的生活里，我想起那些同学们自如地操作着机器。当他们发现自己正在从事着他们原来想不到而现在能做到的事情时，流露出的那种甜蜜的笑脸，我的内心有写不尽的快慰。这许许多多美好诱人的回忆，在我的脑海中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注：选自艾黎著《农民的希望——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
  从新西兰视角看路易·艾黎的遗产
  新西兰原驻华大使艾尔德
  路易·艾黎是一个具有多种特性的人物，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国际主义者、两个国家的爱国者，一个友情笃厚的人。从新西兰视角看，他的遗产也是多方面的。他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在中国的岁月所体现的价值，在缔造新西兰与中国政府和民间关系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诚然，对新西兰人来说，还不仅于此，艾黎已成为我们新西兰人心目中的国家杰出人物之一。
  我在1973年初次见到艾黎，那年我作为一个代表团的成员到中国去探讨双边贸易的可能性。1973年之行的有利条件在于，当时两国刚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20多年的疏远。有很长一段时间，路易由于公开支持为新西兰政府所不容的政治立场而遭到政府的冷遇。新西兰政府的政策发生转变才使该次访问成为可能。倘若艾黎决意与政府的官方代表（该代表团由一位部长乔·沃尔丁率领）保持一定距离，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积极、公开地跟代表团在一起，这就使代表团在中国人的眼里具有如不这样就不可能企望获得的地位。还是在1973年，新西兰大使馆在北京初建伊始，路易既象征性地又以真正的友谊给予支持。说象征性的支持，指他移赠了两尊名贵的古董小雕像以标志新西兰建立官方关系的场所，这两尊雕像一直摆在大使馆门厅里。说真正的友谊，指他欢迎使馆工作人员到他在友协院内的套房住所去，并向他们讲述他在中国获得的丰富知识和经验。这种支持和友谊一直保持到他最后病逝。
  我之所以讲起艾黎晚年与新西兰的融洽关系，是因为从新西兰的观点谈论他的遗产，很重要的一点是承认这种关系，因为，至少与官方和政界领袖的关系，有些时期并不愉快。
  迄今值得怀念的是，当时，一如他在世时其他任何时候，路易表现了令人尊敬的品质，即人道主义，热爱祖国，对他所认识到的真实情况坚定执着。艾黎说：“除了为普通人的事业以外，我从不‘投入’自己，作为一个热爱自己出生国家的新西兰人，我感到有责任明确地、毫不掩饰地告诉国内的人我所看到的真实情况。”
  艾黎完全有条件提供有关中国的“我所看到的真实情况”。1927年他离开新西兰到上海去居住，除了有几次短期外出访问外，终生在中国，达60多年之久。
  从他在中国的早年起，艾黎便积极向新西兰反映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那里正发生的事情。他给家里写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和评论。他的看法补充了当时在中国的新西兰人为数量最多的群体——各教派传教士——的较狭窄的观点，而且还矫正了各条约口岸的记者们按自己的癖好采写的报导，这些记者是30年代新西兰各大报纸栏目中出现的关于中国的少数“直接”新闻的来源。
  艾黎投身于工合运动，促其成长并协助中国发展其他方面的事业。以后，他写回到新西兰的报告，性质上发生了变化，使其他新西兰人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兴趣并参与的目的更为明白，获得他们物质上的支持。
  这种支持，特别在艾黎办山丹培黎学校期间尤为突出。援助的形式有现金，有从衣服到种畜等实物，还有人力资源。路易在山丹聚集了一批新西兰人，有教师、技师和医务人员，他们赋予艾黎“创造性教育实践”以新西兰的特性。1948年时，在甘肃的新西兰羊一旦得病便送到山丹由一位新西兰医生医治。山丹学校与新西兰国内也有联系，新西兰在山丹的人员，通过他们写报告和文章，大大增进了新西兰国内对中国的了解，这个中国的形象不同于一些西方记者通常描绘的人口众多的城市和军阀争夺的中国。
  那个时期，新西兰的国家本体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认为与联合王国关系密切。艾黎遗产的一个方面便是他发出了虽非主流却持续不断的呼声，提醒人们：新西兰作为一个地理上与亚洲而不是欧洲相联系的国家，还有别的发展前途，还可朝别的方向发展。
  信息的流通不是单方面的，艾黎的活动，使新西兰受到中国当权者的注意，这在许多情况下尚属首次。新西兰本色并不具有鲜明的特征（例如，贝特兰至今在《毛泽东选集》中仍为“英国记者”）。但艾黎就像佩戴徽章一样实现他的国籍——这样说几乎毫无夸张之处，且看，他为了舒服，穿着肥大的卡其短裤，头戴长鸭舌帽，而这在他的故土许多年前就已不常见了。
  在中国多难的年代，来自一个太平洋小国的人从事某些活动，往往并无不利之处，像促进工业运动那般政治上敏感的活动，尤其如此。因此路易（又联系到新西兰）处身在争取国内和国际支持的前列。
  50年代艾黎到北京以后，从事大量写作，支持新中国。他的一些著作由北京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另一些（吸引人的版本）则由克莱斯特彻奇的卡克斯顿出版社出版。那个时期，在中国的外国人已很少，限制了信息传到外部世界，艾黎的著作以及若干次旅行演讲使新西兰对巨大邻国的发展保持了一定的了解。
  无论新西兰历届政府在不同时期如何看待艾黎，他与新西兰的普通群众仍保持了一条纽带。他是建立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的一股力量。新中友协在政府之间关系尚不存在时期做了许多工作，使联系不断。在中国，他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联系紧密而富有成效。在北京他居住在友协院内，既是持久的民间友谊的象征，又是促进这种友谊的因素。他自己慷慨好客，有时引起了慷慨的反应。在新西兰，有人援引他的话，说他只缺少速溶咖啡喝桔皮果酱，后来来访的代表团纷纷带上这两种食品，数量之多使他的几个大柜都装不下了。
  1972年底，新西兰和中国签署了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当时，正值中国重新进入联合国之后，许多国家正走向建交。外交承认是漫长而缓慢的熟悉与建立信任过程的第一步，这并非不寻常。新西兰虽不能声称完全绕过这一过程，但它的确发现可以依靠其他许多国家没有的底层基础。
  这是从新西兰（或许也是从中国）视角看到的艾黎遗产的另一个方面，他并非是独自建立这一共同基础的（例如，两国的共产党之间还有强劲的兄弟联系），但他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新西兰与中国民间友好的传统的象征。
  新西兰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至今仍在确定自己的特性。艾黎的一生对新西兰人民有所昭示：民族特性的一个方面可以建立在与亚洲国家和人民的联系上。此外，艾黎本人的性格体现了新西兰人喜欢相信的特性。他被视为具有谦虚、坚韧、有原则这些特性的人。新西兰人认同他的适应性和重视实际技能。他在1954年的一封家信中写道：“我感到最快活的时候是与大家在一起干这干那。”
  中国漫长的历史是由传记——正面与反面教员的生平谱写的，直至今天，正确行为的模范被树立为值得研究和学习的榜样。对新西兰许多人来说，艾黎留下的部分遗产是为一个年轻的国家提供这样的榜样。这个榜样更为珍贵，因为艾黎一生将新西兰本色的理想品质与真正的国际主义观念相结合。人们缅怀和尊敬他这位“非凡的平凡人”。
  （选自《纪念路易·艾黎文集》）
  何克的故乡
  聂广涛
  2010年8月我应约去英国参加何克周活动。我有幸参观了何克童年和青少年生活过的地方。电影《黄石的孩子》放映后，许多中外朋友都十分关注何克，我把亲眼见到的有关他在家乡的情况，献给关心他的朋友们。
  哈彭登是何克的故乡。这是英国东南部赫特福德郡的一个城镇。这个城市不大，风景秀丽、静雅。这里的房屋大多是十八世纪风情的古建筑风格，街道两旁、住宅院落都被绿茵和鲜花点缀，一眼望去显得古朴典雅。这里交通发达，高速公路、电气化铁路都从这里通过，乘火车不到一小时，即可到达伦敦。科技方面有世界著名的罗桑农业科研所，是世界土壤、肥料试验最早最有影响的科研所。这是一座旅游城市，游人可以在世界各地订到这个城市各个旅游酒店的客房。
  何克故居
  何克故居就坐落在哈彭登这座城市。他的出生地是一座2层小楼，楼前是一个小花园，院落的四周为绿树所环抱，何克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同哥哥姐姐的合影向我们展示了留着卷发像个女孩的何克。现在这里是所家庭幼儿园。幼儿园里欢乐的孩子使我们仿佛看见了何克的童年！何克的侄女、外甥在这里同我一起参观，我为他们拍照留念，追思他们心目中的亲人。距离这儿不远还有一处两层楼房，也是何克的故居，在他开始上中学的时候，搬到了那里。原先的房子是租用的，后来的房子是买来的，那里一直是他的家。
  西尔维酒店
  距离何克的家不到200米，有一处叫做西尔维的酒店。何克即将离开家乡的头天晚上，全家在西尔维酒店为他周游世界举行欢送晚宴，祝愿他旅途顺利，平安归来。没曾想他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而选择留在中国参加抗战，一干就是8年！还把自己年仅30岁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从此再也没能回来。那次晚宴，竟成了最后的晚餐！东道主特意安排我们来此就餐，并且回忆了这段往事，实在令人感动。我和弟弟广沛作为何克中国养子代表，同他的侄女温萨、外甥托马斯，艾黎的亲属、来自新西兰的道尔斯，专程赶来参加我们活动的原来培黎学校的老师尼尔任（梅森夫人）一起，参加这个特殊的晚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的到来，似乎是对何克英灵的告慰，我们代他回到了他的祖国，回到了他的故乡！他的英雄事迹，将世代流传在中英两国人民的心中。
  圣乔治中学
  何克曾经是圣乔治中学的学生。他和哥哥、姐姐都在这里读书，这是他们的母校。圣乔治中学是英国一所著名的、有百年历史的学校。校内设有完备的实验室，机械、木工加工车间，电脑馆，体育馆等设施，校内有绿茵体育场，环境十分优美。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学校的档案十分完备，有老师专门负责管理。仅就何克的资料，就有当年的入学和毕业登记册，他为山丹培黎学校多次捐款的收据，他发表的著作和文章，有关他的著作和报道等等。
  这所学校坚持奉行同中国友好的政策，他们以何克为榜样，开展多方面的与中国的文化、教育交流。从2007年以来，已经派出125名师生来中国访问，和北京的汇文中学、甘肃山丹培黎学校进行双向对口交流。在校内开展《奥运周》、《中国周》、《何克周》全面的介绍中国的文化、艺术、教育等各个方面情况，促进英国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推动中英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他们的努力得到了中英两国的大力支持和肯定。
  诺曼·霍尔
  诺曼·霍尔是现任圣乔治中学的校长。他是个大高个，戴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是“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文学硕士。他从1988年担任校长至今，巳经有22年了。这个人很有远见，他亲自倡导并致力于同中国的友好合作事业。在校内专门设立一个项目小组，策划并安排实施各项对华合作项目，自从《黄石的孩子》一书出版和电影放映后，他抓住这个机遇和得天独厚的条件，积极开展有关中国的友好活动，收到了相当可观的好效果。受到了师生和家长的普遍欢迎，也得到了中国驻英使馆的大力支持和赞赏，《奥运周》、《中国周》活动期间都派人员出席，并加以赞扬。他们组织师生来中国访问，并悼念何克，使馆也提供了许多方便。霍尔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国家，着眼于未来，我们有必要了解中国”。“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英国的青年一代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他还说“何克是他们学校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年轻人，在中国度过了有意义的生活，要让我们的许多孩子了解何克的故事”。我看见了他们学校的毕业生中，已经有几个来中国学习后回去的年轻人，他们都在从事对华友好合作的事业。又有好多孩子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来中国参观学习，现已确定今年8月将有18名学生来山丹培黎学校参访。我们已经见到了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霍尔的努力正在圣乔治学校开花结果。
  牛津大学
  何克于1934年3月到牛津大学维德哈姆文学院读书。当我们去参观时，学校特意安排一位老校友负责接待我们。当时正值下午，首先请我们到饭厅用午后茶，边休息，边介绍学校的历史。我们坐的长条板凳都是将近十公分厚的实木，长条桌子也是这样的材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家具依旧闪着亮光，结实、耐用。他们没有丢弃这些老古董，反而成了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珍贵纪念物。学校还把印有牛津大学标志的瓷杯，分送给我们留念。何克作为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贡献，也是校方引以为荣，现在单独的保留了他曾经生活过的宿舍，并且在室内悬挂着他的生平事迹和在我国所受到的尊重和爱戴。
  学校老师带领我们来到学生25号楼，介绍说那个圆柱型的2楼就是何克住过的宿舍。他打开了楼门，引领我们上了2楼，打开房门让我们参观。房间采光良好，明亮整洁，墙壁上悬挂的何克生平介绍，都给我们留下了深深地印象，镶刻在我们难以忘怀的记忆中。陪同我们参观的还有一位87岁高龄的葛仁安先生，他是何克在牛津大学的老校友。曾今就读于东方学院，是何克下几届的毕业生。会说流利的中国话，前几年就来中国访问，这次见到我们格外亲切，就像是老友重逢，显得格外高兴。每天不顾年迈高龄总是自愿陪着我们采访，并且饶有兴趣地向我们作介绍。应该说这是一位热衷中英友好事业的老前辈。有了老一代的榜样，加上新一代的密切联系和友好交往，中英友谊一定会代代相传。我们有理由确信，何况用生命播散的中英友谊的种子，一定会在中英人民世代友好的未来开发出更加绚丽多彩的鲜花。
  我的校长
  邱冉美
  做艾老学生是我的缘份
  回忆我当初见艾老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出生于甘肃民勤西长城脚下的一个农村。这里地处戈壁边缘，沙丘地，十年九旱，是旧中国最穷县之一。我初小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了。命运决定缘份，这时传来消息说：一个外国人在山丹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半工半读，实行全供给制，学习和生产相结合，学生们不仅能提高文化，而且能掌握一门科学技术。这个消息，仿佛使我在昏暗中看到了光明，我迫不及待地和几位同乡，行程数百里到山丹投靠这所学校。道路艰难，穿过一望无边的大沙漠，步行9天，终于到达山丹县。狼狈的形象正如艾老在《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一书中写到的：“当初他从民勤来的那种情景，满身灰尘，背着可怜的一点行李，疲倦不堪的样子”，是对我的真实写照。
  到山丹后我甜甜地睡了一觉，醒来后心里又着急起来：我文化低，能考上吗？岁数小，能收我吗？这些忧虑，使我皱上眉头。
  这位外国人终于来会见我们了。他一头金黄色的头发，高鼻子，蓝眼睛，宽宽的肩膀，健壮的身躯，穿着短袖上衣和短裤，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此前我从未见过外国人，见了他还真有点胆怯呢。他走到我们面前，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问我们：哪里人？多大岁数了？自愿来考的吗？我们做了回答。艾老说：很好！就先当练习生吧。他的话，像搬掉了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我被分到农场当了3个月的放羊娃，期满编班上课，实习在棉毛纺织厂。
  我是苦水中泡大的穷孩子，做艾老的学生，的确是我的缘份。我从内心感谢艾老当初收留和培养了我，他是我永远怀念的老师、校长。
  艾老挂帅，开荒种地
  自从乔治·何克去世以后，艾老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支持者，学校再也离不开他。从此艾老就在校主持工作，里里外外一把手，他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1947～1949这几年当中，学校经费越来越困难。随着内战的加剧，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不管人民的死活，物价飞涨，当地人民严重缺衣少粮。我们学校受艾老指示，从武威高价买回小麦供给学校。
  艾老认为，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光靠外援不行，靠自力更生才是唯一的出路。他断然决定到靠近祁连山的四坝滩开辟农场，开荒种地，以解决学校的用粮和部分经费问题。
  艾老挂帅，全校师生总动员，拿起铁锹、十字镐，配合拖拉机、汽车等拉运优质土壤，覆盖那些盐碱地。由于坡大，有时汽车也得人帮着推。
  开荒的生活很艰苦，修渠、填凹、平整土地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艾老每天辛苦10多个小时，除指挥和检查工作质量外，还和师生们一起挖填土方。为鼓励孩子们的劳动热情，艾老就用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照，大伙抢镜头，就加油干活。学生们大都是穷家子弟出身，本身就具有不怕苦的天性，所以工作效率高，工程进度快，这对艾老是最大的安慰。晚上休息时艾老带我们用他的军用望远镜看月亮玩。从此我们才知道，月亮里的广寒宫嫦娥全是传说。
  在开荒区南端的小山头上，修了一间简陋的小土房，房的后墙上开了一个小窗户，这就是艾老的垦区“别墅”。房子虽小，地势却高，艾老通过小窗户可统观开垦区和10公里以外山丹城内学校里的动态。
  久在荒无人烟的垦区，感到寂寞。一个休息天，谢俭德说，我带你到水磨上去吃豆腐。我就跟着他偷偷地跑回学校办的水磨豆腐厂，窜进去吃了一块生豆腐，感到不好吃。这里距校有一河之隔，所以没进学校去。因返回四坝滩农场路程远，我们不敢耽误，所以紧紧张张赶回四坝滩。艾老就是通过他小屋那个小窗户，用望远镜把我们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晚饭时，我们大家都聚集在小院内，艾老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小邱今天开小差啦，我以为你不回来啦。”我强辩说：“我只是想吃豆腐，可是生豆腐不好……我连学校都没进去。”艾老笑了，他理解我们是一些不怕苦的孩子。
  开荒期长达数月，工作量大，又都为重体力劳动，有时也抢任务，艾老和我们都累得精疲力尽；加上山丹气候恶劣，每天都有不同级别的风沙，吹得人眼睛也睁不开。艾老和我们都被吹晒得黑黝黝的，一个个像座黑铁塔。同学们互相打闹玩笑，用石头在对方胳膊上使劲一划，就显出一条白印来，艾老看了就哈哈地一阵笑。
  经过师生们艰苦奋战，终于完成了艾老开荒的计划。
  一片爱心培育青少年
  艾老把一片纯洁的心都融化于培育一代青少年的行动中。在教学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创造分析，手脑并用”的原则。为使青少年尽快成才，在校内创办了20多个专业性厂组，均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便于学用结合。我们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学校里受陶冶，毕业后，在建设新中国的工作岗位上，大都成为不怕艰难困苦的实干家。
  艾老对学生的学业、思想品德、纪律规范要求很严，发现毛病及时纠正。我记得这一年他教我们的英语，要求能背会写，日记也要用英语写，以锻炼我们的英语写作。英语不像汉语，倒装句子，写起来别扭。有次，我图省事，重抄了曾经写过的一篇。不料他改作业时发现了，当晚把我叫去训斥了一顿，说，“你这样学习，就想骗我了？”我惭愧得哭了，他看到我认了错，又安慰起我来，还发了两颗水果糖。从那以后，我就踏踏实实地学习英语了。后来我参加工作，搞机械，那时学的英语给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艾老为培养我们和发展学校，操碎了心。他每天都要查遍除煤矿和农场以外学校所有学生的课堂与实习厂，关心学生的学习纪律，关心学生的技术实习，对违犯学习纪律和厂规的学生：一是叫到擂台训话；二是周末会上点名批评。以端正学风，养成了学生在课堂尊师守纪，在厂里对技术精益求精，节约原材料的好习惯、好作风。
  有一天，我在上课时，正聚精会神地听孟老师讲课，突然一个影子在侧面晃了一下，我转过头来一看，艾老在盯着我呢！他在窗外向我笑着点了点头。我看得出，他对我认真听讲，没搞小动作很满意。
  艾老怕学生接受旧社会的坏影响，经常组织放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影片。当时的影片除解说外，是无声的。但可以看到世界科学发展的成就，使我们从不同角度接受新思想。还不定期的组织一些辩论会。记得我参加过一次有神与无神论的辩论会。双方各派代表10个人，各辩其理。那次有神论辩输了，代表有神论者赵汝璧同学说：“你们不相信上帝！我们以后死了要升天，到那时候，你们可不要羡慕我们。”惹得双方哄堂大笑。
  关心照顾年龄小的学生
  艾老非常喜欢小孩，特别关心和照顾年龄小的学生。我到培校后，和其他小同学一样，很喜欢跟艾老在一起，也经常受到他的关怀和教育。
  山丹的秋末，天气已经很冷。一次上完课，我冻得嘴唇发紫，身体不停的发抖打颤。当我背着书包回毛纺厂时，正好碰到艾老迎面走来。他看到我这个样子，轻轻把我拉到校部的库房，让管理人员给我穿上一件小毛背心，一件长呢子大衣。顿时，我身体暖和起来了。
  一次我生病了，司宾塞大夫检查后，说是肺炎，让我住院治疗。艾老每天都查病房，关心孩子们的生活及治疗情况。当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我对自己病在床上有点不好意思，把白被单往上一遮，想躲过去。他拉开了被单，“噢！是你？这么壮，生病啦？”我说：“还是肺炎呢！”他有点惊讶，转过头去用英语问司大夫：“是真的呀？”大夫说：“是肺炎。”艾老关心地说：“不怎的，主要是想家中的爸爸妈妈了。”第二天上午，他又来看病号时，给我们带来了画报、小气球等。
  艾老千方百计改善学生的生活。他怕营养跟不上去影响学生的身体发育和健康，从国外募捐来简装鱼肝油，每顿饭，每桌一碗，让学生必吃。我们当时吃饭8个人一桌，闻到鱼肝油有股味道熏人，大多数学生都不好好吃。艾老知道后，叫医院派人去检查、督促，宣传鱼肝油的营养价值，迫使大家吃。以后，全校400多学生几乎没有带眼镜的，更没有肺、肝等病，这可能是鱼肝油的效果吧！
  我到学校时年龄比较小，经常得到艾老的关照。那年我们师生停课去四坝滩农场收割小麦和其它一些农作物。一个中午，劳动收工后去吃午饭，我跟在艾老后面，边走边啃生红萝卜。艾老说：“邱！你来一下。”我转向跟他进了小土房，艾老进屋放下铁锹，倒了两杯冷甜水，我们各喝了一杯。艾老拿过他母亲从新西兰寄来的一件雪白的新西兰羊毛衫，笑着对我说：“我妈妈认为我还年青呢，你看我这么胖，就穿不成了，你来试试看。”福分到了，穿上正合我身。艾老端祥了一下说：叫非常漂亮！好啦，我把它就送给你了！”我高兴极了，说了一声“谢谢艾先生。”转身跑回我的住房，又拿起小镜子照了好一阵。
  同艾老最后一次握手
  1982年6月5日，举办培黎学校四十周年校庆活动时，我受到了邀请。这次校庆给我们毕业30多年后的师生团聚提供了一次机会。我在艾老从北京飞往兰州的头一天到达兰州。听说艾老明天到达，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个个都欣喜若狂，盼望着好好看一看自己的校长。
  第二天，我们来到中川机场，等候艾老的到来。我在想，见了艾老总得想个问候词吧。此时一架银白色的飞机，轰轰隆隆地从空中降落到机场，我不转眼地盯着机舱门，看到艾老健步从舷梯上走下来，又走上了机场的台阶，不让搀扶。我们看到80多岁的艾老，身体这样健康，又高兴又激动。同学们拥挤着和艾老握手问候。当我握着艾老手的时候，却忘掉了问候语，冒出了一句：“艾先生，我叫邱冉美！”艾老握住我的手就不放了，说：“啊！邱冉美，你长了这么高呀，你小时候是我们学校顶漂亮的娃娃。”这时同学们也围过来了。最可贵的是我的同学杨春林此时成功地为我们抢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艾老到达兰州的第二天上午，甘肃省领导陪他在段校长家中做客，又派聂广淳同学把我找去。艾老和我、刘铁林三人合了影。艾老向省上领导介绍了我是甘肃民勤的学生和当初入校的情况，都是用英语讲的，我怕他们听不懂，不自量地把艾老的话翻译给他们听。
  1987年12月27日那天，我高兴地迎接小孙女的降生。下午突然听到路易·艾黎逝世的消息，内心感到非常悲伤。我没想到1982年和艾老竟是最后一次握手。为了纪念我敬爱的老校长，我就把刚出生的小孙女取名“路路”，以表达我对艾老的永久怀念。
  弘扬艾黎精神实现跨越发展
  彭东军
  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是20世纪40年代由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创办，80年代恢复重建的一所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具有光荣传统的中等专业学校。
  路易·艾黎于1927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满腔热忱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1942年，他和英国友人乔治·艾尔温·何克一道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学校命名为“培黎”：一是为了纪念职业教育的先驱美国友人约瑟夫·贝利；二是寓意为中国的“黎明”培养人才。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的骚扰，1944年，艾黎、何克带领学校师生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将学校西迁到山丹。校址选择在县城东南的发塔寺，师生夜以继日地开始了建校工作。艾黎请人在一块石碑上镌刻“创造分析”的校训立在校门旁，让学生和教师天天能看见它，思考其意义。一所别具特色的学校在戈壁古城获得了新生。学校先后办起了27个生产车间，并建起了农场、煤矿、医院。学生一边学习，一边生产，学校师生的学习、生活用品实现了自给自足。通过艾黎的努力，国际援助接踵而来，不同国籍的老师也来到学校义务支教，学生最多时达600多人。在山丹办学10年，开创了创造性教育的新路，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他晚年回忆说：“在山丹与青少年一起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生活最充实的年代”。
  晚年的艾黎定居北京，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第二故乡山丹，眷恋着山丹人民。他将多年收藏的4000多件珍贵文物毫不保留的捐赠给了山丹，并帮助兴建了山丹培黎图书馆。1985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甘肃省政府批准恢复重建山丹培黎学校。在学校筹建过程中，他亲自为学校选址、募捐，并将自己的稿费和工资大部分寄给学校。1987年4月学校正式开学，病中的艾黎亲自发来贺电表示祝贺。
  二十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国际友好组织、友好人士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山丹培黎学校秉承艾黎办学的宗旨，发扬艰苦奋斗的培黎精神，坚持“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思想，励精图治，开拓创新，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了张掖乃至甘肃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和对外交流的窗口。2006年，学校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先后多次受到省市表彰奖励。
  学校始终坚持以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为己任，遵循路易·艾黎“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思想，立足实际，抢抓机遇，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研究制定了《山丹培黎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五年（2011——2015）规划》，明确提出了“着眼长远，内涵发展，技能为先，注重特色，多元办学，质量立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形成了立足山丹，面向河西，辐射全省，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类实用人才的办学新思路。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前提，以技能培养为目标，以成功就业为导向，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优化专业结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出了一条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沟通衔接、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协调发展、各类短期培训并举的多规格、多层次、灵活开放的办学路子。
  近年来，学校加大投入，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同时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新建实训大楼已于2012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中央财政支持的总投资360万元的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全部完成，各专业实训条件得到了有效改善，学校基础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进一步配套完善了教学、实训、生活设施，为今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适应市场需要，以专业建设为突破口，积极培植特色骨干专业，形成了结构合理、市场适应力强、辐射面广、特色鲜明的专业体系。小学英语教育、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学前教育是经省教育厅批准开设的三个师范类专业；现代农艺、现代养殖、电子技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为我校的老牌骨干专业。同时，根据当地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积极探索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新模式，进一步扩大专业面向，提升服务功能。2012年秋季开始，学校将新开设矿山机械运行与维修、风电场机械设备运行与维修、化工分析、旅游服务等专业，与甘肃丰汇矿业公司、恒泰炉料公司，腾达西铁公司、山丹农场等4家企业合作，冠名办班，定向培养，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拓宽办学渠道，依托中央电大、西北师大、兰州理工大开设成人学历教育，提升人才培养层次。组织实施“双师型”教师培养计划和青年教师成长计划，通过参加国家职教师资培训、国内外院校进修、校本培训、企业实践等途径，教师的学历层次、专业素质得到了有效提高。
  培黎学校一直以来重视学生专业技能培养，根据岗位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实行模块化教学。大力推行模块化教学，强化基础理论知识，突出实际技能培训，学生学习兴趣浓厚，专业素质得到了有效提高。全面推行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在近三年对口招生考试中，我校500多名学生先后被省内外高校录取，录取率达到96％以上。在历届省、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竞赛中，我校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并有10多名同学代表甘肃省参加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
  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坚持加强就业指导，完善服务体系，多措并举广开就业渠道，提高就业质量。先后在长三角、珠三角、甘肃、新疆等地建立了20多家稳定的就业基地，通过提升学历层次、加强就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创业教育、典型引导、顶岗实习、建立就业信息资源库、跟踪回访等，增强学生的适应力和竞争力，提高就业率、专业对口率和关键岗位占有率。多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均保持在90％以上。2010年学校被评为甘肃省中等职业学校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学校充分发挥具有广泛国际性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新西兰政府设立了“路易·艾黎奖学金”，学校先后选派19名教师赴新西兰学习；新中友好协会共选派18名教师来校支教。学校与新西兰达飞尔德高中、英国圣乔治学校建立了姊妹学校关系，双方多次互派师生代表团访问交流，我校共选派50多名学生赴达飞尔德高中学习。美国友人金敏女士设立了“普爱达奖学金”，我校150多名家庭贫困学生获得了累计6万多美元的资助。新西兰驻华大使馆、新中友协援助的培训项目，积极开展合作社知识培训、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农村妇女法律知识培训等，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近年来，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新西兰驻华大使馆、新中友好协会、新西兰达菲尔德高中、英国圣乔治学校及其他国际友好组织、友好人士的合作交流，进一步加深了解，增进了友谊，扩大了学校声誉，赢得了更多、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缅怀路易·艾黎的光辉业绩，回顾学校七十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倍感自豪，充满信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弘扬培黎传统，传承艾黎精神，坚持科学发展，植根于河西大地的“培黎之花”，将会更加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文化异彩
  刘文兴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给不少人带来了灾难。艾黎翻译的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被污蔑为“毒草”，何克在山丹的坟墓和碑亭也遭到破坏，艾黎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阴影，深深感到压抑郁闷，无所适从。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68年8月31日，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宋庆龄同志挺身而出，亲笔为艾黎写了一封证明信，真诚而又高度地介绍和赞扬艾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贡献，证明信的最后斩钉截铁地写道：“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这样，才使艾黎免遭嫌疑和迫害。宋庆龄在风云叵测的危难关头为革命、为同志高度负责的品格和胆气，使艾黎深受感动和钦佩。1970年9月的一天，艾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一次群众大会，当他在自己的座位就座后，忽然，周恩来总理从主席台中间走到艾黎身边坐下，关切地和艾黎交谈起来，总理简短的一席话使艾黎的心胸豁然开朗，更使他坚信乌云始终遮不住太阳。从此他避开政治风云，侧重于向世界宣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无情的岁月在不停地流失，密布的乌云终于被阳光驱散，光明的日子给他带来了昔日的快慰。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敏锐的艾黎认识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他沐浴着神州大地的春风，心潮澎湃，情绪高昂，焕发出了他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
  这时候艾黎已经80多岁，追忆过去，思念故乡的心情更加迫切和强烈。
  他知道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他要用自己的余生竭尽全力为山丹、为人民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1979年初秋，艾黎第五次回到故乡山丹，县文化馆的工作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文化馆正举办一次文物展览，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第一次举办馆藏文物展览。展出的文物中有艾黎第一个发现的四坝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也还有当年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搬迁兰州时移交给县文化馆的四尊铜佛和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以及培黎学校遗留下的木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印花底报。艾黎参观了这些宝贝，兴奋不已，感想万端，久久不愿离去，和陪同人员在场的文化工作者进行认真交谈，对展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建议重修“陈家楼”等古建筑。
  艾黎酷爱中国历史文化，一生非常喜爱研究和收集文物，有时甚至不惜重金购买。当年他在四坝滩开荒时第一次发现夹砂红陶罐，他很快就请来考古学家裴文中、何乐夫进行考察，出土石斧、石刀、陶罐、壶、器盖等物，后经多次论证被命名为“四坝文化”遗址，认定为青铜期文化类型，是马厂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文化，证明这里至少在3500年前就有人类生息。同时，艾黎对毁坏文物的行为也甚为气愤。1954年山丹发生大地震时，发塔寺内发塔约3米高的铜顶震倒掉了下来，被当时地质133队捡去，送武威消煅做了钻探机钻头。后被艾黎知道后反映给中央，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来令追查，山丹县文化馆如实呈报情况，经省文化局派人调查核实，给这个地质队的领导以记过处分。在华几十年，艾黎通过多种不同方式留心收集保存了许多文物。
  从山丹回到北京后，县文化馆文物展览的情景经常浮现在艾黎的眼前，看着自己收藏的数千件文物，勾起他内心不尽的思考。1980年3月，艾黎决定将自己半个多世纪用心收集的3000多件文物全部捐赠给山丹县，他在给山丹县政府的信中真诚而又深情地写道：
  ……如今我已年迈，我想将我几十年所收藏的一些文物赠送给贵县，作为文物馆的收藏品，我希望它能帮助贵县人民了解社会的起源与发展，懂得我们的过去、今天与将来，从而达到早日实现四化的目的。丝绸之路是很有吸引力的旅游路线，如山丹能成为该线的一站，它将使许多国家间的友好往来更加密切。……
  如今，默默阅读艾黎的书信，好像倾听他老人家对山丹故乡无比真挚和热爱的心声，怎能不令人生起由衷的敬佩和无限的思念！
  在北京，有人建议艾黎还是把这些文物留在北京，艾黎坚决地回答：“山丹离都市远，那里的老百姓不容易看到，还是送到山丹好。”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来到艾黎住处，问老人家要一件汉代的兵器，艾黎说这些已经都给山丹了，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有位美国朋友看到艾黎珍藏的一副古画，提出要以两万美金购买，艾黎平静地婉言谢绝，他说要把画捐给山丹人民。当年8月，艾黎在为自己后事定下的遗嘱中对家中仅剩的最后一些文物艺术藏品也作了详细的交代，全部捐赠给山丹人民，他在遗嘱中写道：“我收藏的艺术品剩余部分交给山丹文化馆的朋友们，我账上结余的钱也全数交给他们用以支付运输和陈列费用。”
  除艾黎在遗嘱中交代的收藏的文物艺术品剩余部分外，艾黎捐赠文物共3710件，山丹县派人分五次从北京艾黎住所运达山丹。这些文物有些是他留心收集的，有些是他解囊购买的，有些是友人赠送的，花费了艾黎半个多世纪的心血。
  艾黎把自己心爱的这些宝贝捐赠给山丹，如何妥善保管和陈列引起了山丹县的高度重视，县政府召开会议进行了认真讨论，最后决定要尊重艾黎的建议，在“陈家楼”的旧址修建陈列馆，这样，既使艾黎捐赠的文物有了存放、陈列和展出的馆室，又可实现艾黎重建“陈家楼”的夙愿。随后，征得省政府同意并得到大力支持，通过省文化厅给拨付专项资金20万元，由省建筑设计院帮助进行了图纸设计，于1981年8月正式破土动工修建，半年后，一期工程竣工。1984年春天又动工修建了二期工程。
  整个工程布局呈四合院状，坐落在山丹县城中心的文化街，显得庄严大方，古朴别致，正面主馆为中西式结合风格，九间两层，前后外廊，硬山出檐，东西两侧各有陪楼六间，卷棚前廊。主楼正前上方悬挂着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著名书法家楚图南写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匾额。
  这个馆名再贴切不过了。当初修建陈列馆时，艾黎提议定名为“山丹丝绸之路博物馆”，丝毫没有显示和炫耀自己的意思，展现出他那高尚的修养和博大的胸怀。但是，山丹县和有关方面为了表达对艾黎的感激之情，又建议定名为艾黎文物陈列馆，当楚图南题写馆名时，经再三考虑将馆名改为“山丹县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并特意向艾黎解释加“捐赠”二字更为妥当，不然会产生歧义，大家一听都认为非常满意，艾黎才欣然表示同意。
  1982年6月9日，山丹城里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车水马龙、人流川息，文化街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这天，山丹县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隆重举行开馆典礼。艾黎专程从北京赶到山丹参加典礼仪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和艾黎一同前来参加活动的还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刘庚寅，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艾黎的养子聂广沛，原山丹培黎学校医院院长、新西兰外科大夫司宾塞夫妇。原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100多名老校友，也从祖国各地赶来参加了典礼。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甘肃分会副会长、甘肃省外事办副主任谷庆春和张掖地区、山丹县主要领导参加典礼并剪彩。山丹县县长邢积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典礼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和来宾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跟随在艾黎的身边兴致勃勃地浏览了陈列馆展室，对艾黎捐赠的几千件珍贵文物赞叹不绝，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从此，山丹县有了自己的博物馆，在古丝绸之路上别具风采，名扬中外。
  艾黎捐赠给山丹县的文物，包括石器、陶器、瓷器、玉器、铜器、铁器、造像、经卷、货币、度量衡、饰物、乐器、砖雕、印章、符牌、字画、文书以及工艺品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1983年前后，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和甘肃省文化厅多次派出专家对艾黎捐赠的文物进行鉴定。1983年《社会科学》第三期还专门刊登了吴怡如、秦明智、张宝玺、薛英群的联名文章，对艾黎捐赠文物作了基本介绍。
  艾黎捐赠文物中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厂类型与四坝类型彩陶。山丹四坝滩遗址，虽以最初发现四坝类型文化而闻名于世，但也不是一个单纯文化遗址，有马厂类型文化共存，多叠在四坝类型文化的下层。在早期的文物中，还有商代和西周的玉器，包括玉璧、玉璜、玉环以及一些雕刻精美、玲珑晶莹的小件装饰品，显示出鲜明的风格。
  在赠品中有一定数量的古代货币，较早的是一件春秋晚期空首布，似有二字，已模糊难辨。战国时期的货币有圆肩桥形方足布、著为铜贝、圆金等。还有各式五铢钱与唐、宋、明、清货币，为各个时期典型的货币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
  还有一批匈奴文物，其中铜器占绝大多数。长方形铜饰牌是匈奴文物中独具特点的工艺品，虽说春秋末已经出现，但到战国时才普遍流行，不论是怪兽、卧鹿，还是虎豕咬斗、虎牛相博，均具生动的艺术构想、丰富的想象力，堪称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十分清楚。
  捐赠文物中还有兵符和符牌。全国各地发现的虎符多为左半，但这里的虎符正好是一对，左右具全，虎为卧式。还有一对唐代玉鱼符，但唐代兵符多为铜鱼符，玉鱼符确属少见。
  还有400多件带钩，在全部铜器中占有较大比重，它包括了自春秋直到清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各式带钩，可以说一部带钩发展演变的形象史。
  再就是印章，比如《稗将军张宝》《阳曲令印》《征虏将军之印》《汝南国章》《杜陵左将军司马光印》《佐食二千石》《酋王之宝》以及两枚西夏年号印等等，对于研究我国历代官职、历史地理、民族关系以及文字演变，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开馆以来，这些丰富、珍贵的文物，再加上艾黎传奇的人生经历，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旅游业不断兴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旅游者络绎不绝，成了山丹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艾黎在山丹参加捐赠文物陈列馆开馆仪式后，在前来参加开馆活动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校友们的提议下，艾黎和老校友以及同来的朋友们在兰州稍事停留进行了一次聚会。这是艾黎离开山丹、学校迁往兰州几十年来校友们的第一次聚会，当年最小的同学也已年届花甲，好多人自学校分别后几十年都没见过面。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几十年的人生感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能够和自己的老校长相聚在一起，这是多么不容易啊！学友们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欢声笑语，心情无比激动。可是，突然间艾黎却显得神情黯然，心事重重，大家也随之沉默下来。有人想他肯定又是怀念何克了，每次回想起何克他都是这样，也有人想他是想到山丹四坝滩了，这次到山丹大家一块去了四坝滩，只见艾黎一会眺望脚下这片土地，一会仰视头顶蓝天。他深情地抓起两把湿油油的黄土久久地伫立在那里……谁都知道两年前，他在遗嘱中交代将来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这片土地上，艾黎这时的心情有谁不能理解呢，但大家谁都没有提及这件事。所以说，也许他这会又想起了四坝滩。时间不知过了多久，还是艾黎打破了一时沉默的气氛。没想到他给大家也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用深沉凝重的口气说道：“山丹陈列馆建成了，会展现在人们面前一天天传下去，似乎我要身后留名，那我们的何克该怎么办？”这时，大家才完全明白艾黎的心思，也为他终身不忘自己的朋友和同事而感动。随之，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谈论起了这个话题。有人提议为了纪念已故的何克校长，能不能在山丹兴建一座图书馆。正好不久前，艾黎在北京参观一家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时触景生情，不禁联想起了山丹的孩子们，就琢磨在山丹建图书馆。之前，山丹没有图书馆。1951年县政府成立了文化馆，只在本来就不大的文化馆一角设有阅览室，但图书非常少。1953年，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往兰州搬迁时，艾黎就安排将学校的2000余册图书赠送给了文化馆，希望山丹能够有自己的图书馆，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这些赠书已荡然无存。所以这个提议一下子引起艾黎的兴趣，便和大家畅谈起自己的想法。因此在山丹建一座图书馆在传播弘扬知识的同时以纪念何克，成了大家共同的愿望。面对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倡议，面对自己尊敬的老校长，在场的同学们、朋友们兴高采烈，异口同声表示赞同和支持。艾黎的老朋友，原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医院院长司宾塞大夫更是兴奋无比，说自己回国后相隔遥远多有不便，当场拿出100元人民币作为捐助，表达自己的心意。
  通过这次聚会和交流，艾黎回到北京后，想在山丹兴建图书馆的意念更加坚定和强烈。他觉得兴建图书馆不但可丰富山丹人民的文化生活，给山丹人民智力投资，加快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也是对战友何克最好的纪念。经过一番认真考虑，三个月后，艾黎正式向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交了报告，希望基建工程由地方政府支持，馆内藏书由自己发起捐助。不久，便得到了对外友协的大力支持。同时，艾黎通过义子段子谋和养子聂广沛向山丹县转达心意，希望县里在规划文物陈列馆二期工程时，能在文物馆院内修建一座图书馆，并争取在1985年7月22日何克逝世40周年之前建成。
  艾黎在山丹兴建图书馆的建议，引起甘肃省人民政府、张掖地区行政公署和山丹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当时，甘肃省主管文教的副省长李屺阳专门听取了张掖地区和山丹县负责人关于修建图书馆的汇报，随后责成他们将情况整理成“送阅件”呈送省上领导。特别强调，艾黎倡导在山丹兴建图书馆，此事与兴建的文物陈列馆同样重要，它不仅可以丰富山丹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影响深远的大事。省上主要领导很快就明确表态，指定由李屺阳负责尽快落实。
  在接到山丹县政府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报告后，省政府很快研究决定拨款40万元，作为兴建图书馆和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二期工程的专项资金。得到省上同意支持后，山丹县政府立即成立筹建领导小组，着手各方面工作。经反复研究设计，于1983年5月动工，在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对面，修建一座面积1008平方米的图书馆，内设期刊、报纸、儿童读物三个阅览室和借书处、资料室、采编室、书库和阅览大厅，上下两层书库可藏书20万册。自从提出在山丹兴建图书馆的建议和报告后，艾黎就一直牵挂着这件事，当他知道地方各级对此非常理解和重视，他从内心无限感激。于是，他满怀激情迅速行动起来，四处奔走呼吁，不断地给世界各地的朋友写信，进行广泛宣传，一个情系山丹的募捐购书活动很快在国内外展开。一年时间，先后收到国际友人和培黎学校校友300多人的捐款13000余元。艾黎自己第一个带头捐了人民币300元。何克的亲属收到艾黎的信后，就先后两次从何克母亲的遗产中寄来了2000元。
  从此后，艾黎坚持每月都挤出钱来给山丹买书，给山丹邮寄图书成了他每个月必须要做好的一件事，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全国各地去视察或旅行都从不间断，即使生病住院，也要嘱咐工作人员去办理。而且他认真得一丝不苟，每次寄出书后都让工作人员一式两份列表登记，同时让山丹收到书后，也造表登记签字后给他寄回去，经核对无误，他才放心。从1982年6月他发起为山丹购买图书的捐助活动后，到1987年12月他离别人世的四年半时间，艾黎总共为山丹寄书54次，2388册，实现了他心中每月寄书一次的诺言。就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还从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为他祝贺90寿辰的礼金中拿出1500元寄给了山丹图书馆。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1984年7月，山丹兴建的图书馆工程竣工交付使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馆名为“山丹培黎图书馆”，具有广泛代表和集中体现“培黎”的寓意，令人深思，催人奋进。在山丹建图书馆，丰富山丹人民文化生活，纪念何克，广泛代表了所有健在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校友的心愿，同时又集中体现了“培黎精神”，为造就山丹新一代建设人才增添力量。
  图书馆建成后，由中国人民对外协会副会长、全国著名作家、书法家周而复题写了馆名。国家副主席王震闻讯后，欣然为山丹培黎图书馆题词：“学习何克先生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发扬培黎学校的优良传统。”
  1984年9月2日，87岁高龄的艾黎不顾年迈体弱和路途遥远，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刘庚寅和他的老朋友、卫生部顾问马海德陪同下，特意从北京赶到山丹参加了培黎图书馆开馆典礼。这是艾黎1953年离开山丹定居北京后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山丹来。
  出于自己和所有培黎人对乔治·何克的深切怀念之情，在来山丹之前，艾黎特意请河南省文联雕塑家芦波精心创作了何克玻璃钢半身雕像，赠送给山丹培黎图书馆，立于阅览大厅，使人进入馆内就展现在眼前，以体现对何克的纪念，鼓舞人们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学习、创业。为了对图书馆开馆表示祝贺，艾黎兴奋而又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诗：
  人的一生何等短暂，
  就像一阵风一掠而过。
  有的人留下万贯家财，
  让懒散的儿孙肆意挥霍。
  而真正的富有，
  应该是为同代人的幸福，
  竭尽可能，
  除此还能理解成什么？
  艾黎不但坚持每月都给山丹寄书，而且对书的内容也煞费苦心，认真选择，力求具有针对性和使用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知道，山丹盛产油菜籽，境内有好多中小型榨油厂，但榨油技术力量薄弱。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河北省供销合作社工业公司编写的《制油工艺及设备》很实用，但此书系内部资料，掏钱也买不到，艾黎便想办法收集到十本寄到了山丹。
  艾黎给山丹赠寄图书，绝大部分除自己购买外，还特意从朋友和学生给他的赠书中，选择一些具有收藏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寄给山丹。
  在艾黎寄来的书中，有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著名诗人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扉页上留有作者的亲笔手迹：
  艾黎同志指正
  艾青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五日
  这是艾青被打成右派逼迫辍笔中断创作20年，1979年彻底平反后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诗集刚一出版，艾青就想到了艾黎，亲笔留言后赠送给了他。艾黎又把这本留有名家手迹的诗集转赠给了山丹。
  还有一本书是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写的1983年第3期《聊城地区党史资料》，扉页上写道：
  伊·福·卡尔逊将军家属存留
  李士钊一九八四．六 北京
  后面有艾黎的英文签名。卡尔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爆发后，1937年2月，他被派到中国的游击区担任观察员，对所见所闻感悟颇深。1938年7月，卡尔逊在聊城和范筑先将军会晤，当时鲁西北《抗战日报》记者李士钊参加了会见并担任记录。后来因种种原因卡尔逊于1939年辞去军职。此后自由写作，1940年在纽约出版了《中国的双星》。1947年去世。1977年，艾黎作为卡尔逊的朋友，把自己仅存的一本《中国的双星》借给李士钊，李士钊把其中有关山东的第九章《在孔夫子故乡的战争》翻译了出来，1983年翻译出的全文刊登在了《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3期。后来，李士钊想托艾黎把这本书转增给卡尔逊将军家属存留，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转到，艾黎又签名后赠送给了山丹。
  像艾黎赠送的这样一些书籍，又怎么能用书本身的价格来估量它的价值呢！在这一本本书中，不但寄托着艾黎对挚友何克的深切怀念，也寄托着艾黎对山丹人民的殷切期望。正如他在开馆典礼上讲话时满怀信心说的那样，“我衷心希望山丹培黎图书馆开馆之后，能对山丹县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山丹培校，我成长的摇篮
  彭正松
  一
  我在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就读三年，这在人生的长河中仅仅是一瞬间，然而它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是我成长的摇篮，在那里我学到了文化知识、技术，磨炼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又陶冶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岁月悠悠，时间流失，使人冲淡某些记忆，而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生活情景，却像钢印那样深深地刻印在脑海中。每当我回首往事或与同学们欢聚在一起述说学校生活感受时，一种眷恋和对艾老的崇敬之情就油然而生。
  二
  1949年，我因家境困难，同时父亲怕我哥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于是通过当时在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学习的同学朱彤介绍，送我和我哥彭正林到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读书。从此，我成了艾老的学生。
  按照艾老的办学宗旨和教学方法，学校确定，新生入学，必须经过练习生阶段。此阶段主要是通过生产劳动对学生进行锻炼和考察，然后视其表现正式录取并根据文化程度高低编入适当班级进行学习。
  入校后，我被分配在四坝滩农场当练习生。
  四坝滩农场，位于山丹县城南，离县城约10多公里。四坝滩是因为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有4条可以灌溉的河流而得名。农场分三部分，即碗窑沟、中间房、山上（一座小山头上修的一院房子）。碗窑沟离县城较近，主要住着由练习生转为正式学生的同学，他们半天在那里劳动，半天步行去城内学校上课。中间房，顾名思义是在碗窑沟与山上之间的平坝上修的几间房子，除春播和秋收季节住人外，平时很少住人。山上是农场的基地，修有学生宿舍、饭厅、教室，还有一间小屋是艾老的宿舍，他来农场劳动或视察工作时在那里休憩，我们嬉戏地称它为“艾校长行宫”。在院的拐角处修有一座瞭望台，站在了望台上，农场广袤的沃野尽收眼底。天气晴朗时城南的造纸厂、玻璃厂、皮革厂、水磨组、陶瓷组等历历在目。艾老来山上，常站在这里向四周眺望，有时他戴着望远镜通过他小屋的窗口窥视城内学校的动静。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他是在为全校的安全操心。
  瞭望台上竖立了一根旗杆，上面升有一面工合的旗帜，是农场的标志，也是同学们上下工的信号。在山上生活的除学生外，还有一部分农工，他们和同学们一起劳动，有的种菜、种庄稼，有的赶马车、放羊。山坡下的房屋是农机具库房、仓库、牲口棚。渠水绕院而过，缓缓地流向被开垦的土地，景致优美。
  院子旁边还盖了一个羊圈，牧羊人老芦头和小张守卫着羊群住在那里。冬天到来时他们赶着羊群到北山去放牧，并在那里越冬，春天再赶着羊群回来。陪伴他们的还有“羊群卫士”叫“老海”和“大海”的几只牧羊犬。
  农场给练习生分配工作，因人而异，根据年龄大小和体力情况区别对待。年纪较小或体质较弱的同学刚开始被分配干较轻微的劳动，适应后再适当调整。我到农场后最初管仓库，敲钟让同学们按时出工，降旗告之同学们收工；以后，赶着毛驴从山下沟渠里往山上驮水，给同学们往田间送开水、送饭；再以后就和较大同学到田间劳动。当年全校师生开渠引水、开荒造田的大规模生产劳动已经过去，转入了正常的田间管理，我们下地主要是修渠、筑坝、打田埂、除草、收割等。
  说练习生生活不艰苦那是假话。在田间劳动有劳动量的要求，起初每天收工回来，腰酸腿痛，手上打起了血泡，往床上一躺再不想动，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的，记得当时和我同时入学的几个富家子弟因为吃不了这种苦，中途退学当了“逃兵”，艾老对这些人非常鄙视。有一次他对我们寓意深长地说：“混饭吃的，在培黎学校是呆不住的。”
  学校很重视在学生中开展文体活动，这样不仅活跃了学习生活，同时也陶冶了学生情操，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情谊。到农场的第一个周末，学校为我们组织了周末晚会。新、老同学欢聚在小山坡上，燃起篝火，唱歌，演节目。这是我学生生涯的第一次，使人感到新鲜、别致。
  我们的生活是充实有趣的。每逢节假日，艾老常带我们到四坝滩上打野兔、黄羊改善生活。有时我们三五成群，雨后到附近的荒山上去捡山丹的土产头发菜和地卷皮。有时我们在河沟里洗澡、打水仗，有时骑着骆驼与马赛跑。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更是感人，闲暇时师生之间不分彼此谈笑风生，艾老和我们摸爬滚打在一起，我们如同生活在大家庭中，感到温馨。我给同学们送开水、送饭时，骑在毛驴上，唱着由何克校长作词谱写的民间小调：“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多美丽呀……”颇有田园风光的情趣。
  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是有收获的，我们收割的小麦，部分解决了全校师生的口粮，我们种植的土豆、蔬菜等，则调剂了同学们的伙食。
  收获的季节，也是欢乐的时刻，城内其他班组的同学也前来帮忙。同学们的欢笑声，镰刀的嚓嚓声，拖拉机、收割机的轰鸣声在田野响成一片，马车、汽车载着金黄色的麦捆驶向碗窑沟农场的晒麦场，整个四坝滩上交织着一部雄壮的交响乐曲。
  劳动的收获反映的不仅是物质，也反映精神。入校初期我身体比较瘦弱，经过劳动锻炼，我脸颊透红，壮实多了。
  经受了劳动的锻炼和洗礼，我合格了，半年后被学校录取为正式学生。
  三
  艾老身体健壮，体魄魁梧，有军人风度。他来农场多半是骑着自行车，带着相机和望远镜，狼犬斯根培跑在自行车前面，总是先于艾老到达目的地。有时我们一看见斯根培，就知道艾老来了。
  艾老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他说话幽默，性格豪放，平易近人。他对我们要求严格，有时甚至叫你接受不了；但他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循循善诱，又让你心服口服。有时他风趣地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学着山丹方言说着：“我们山丹……”有时他又唱着民间小调《放牛》：“世上的穷人多，哪一个都像我……”听来逗人发笑。他来农场劳动，有时晚上在宿舍里，和我们小同学扳手腕，我们一个人扳不过，就几个人一起扳，结果大家和艾老一块在炕上打滚。这种时候，我又感到他是一个“娃娃头”。
  他很关心我们健康成长，生活上无微不至，让我们感到不是父母胜似父母，师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艾头”。
  四
  在我的影集中珍藏着4张二寸的黑白照片，上面是一群头戴鸭舌帽，身穿短裤，脚蹬麻鞋、布鞋的年轻人，那是40多年前会计训练班师生在学校大门牌坊下的合影。虽然年代久远，照片已经发黄，但一切都记忆犹新。
  我转为正式学生后，先是在农场工作、学习，之后不久，艾老根据学校的发展和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决定成立会计训练班，在全校学生中挑选和招考，结果有18名学生被录取，我是其中的一个。于是，我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艾老认为，教师是学生灵魂的诱导者，作为教师，要有一定的政治觉悟，这样才能教出德才兼备的学生。
  在艾老办学精神的感召下，学校当时集中了一批思想进步、教学认真、热爱学生、能够和学生同甘共苦的好教师。有中国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如毕业于河南大学的郭玉含、孟昭英老师，毕业于燕京大学的熊正廉老师等，有来自新西兰、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8个国家约30位外藉教师、技师、工程师、教授、专家。他们富有献身精神，长期或短期地为培育我们成长付出了心血。
  会计训练班的戴培基、杨忠杰两位老师也是如此，他们放弃了大都市优越的生活条件，不辞辛劳，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山丹，担起了教学任务。他们白手起家，拟定教学大纲，自己编写教材，自己刻蜡板。没有正规教室就利用会计室做为专业课课堂；没有宿舍，我们男同学就住在擂台对门一个院子的一间破旧平房里，10多人挤在两个土炕上。老师的教案本、同学们的笔记本，以及其他学习用纸是学校造纸厂生产的，教学用的粉笔、墨水也是学校化工组生产的。
  戴、杨二位教师贯彻艾老提出的“创造分析，手脑并用”的教学思想，给我们系统地讲授会计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技术，同时组织我们到会计室、学校有关生产厂（组）进行实习，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做到手脑并用。记得我当时在农场水磨组实习，就计算过水磨组生产的红糖、豆腐的成本。
  学校也采用延安式的“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教学方法。马志阗既是高年级同学，又是我们的实习老师，当时在会计室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编制会计凭证，如何登记帐薄，如何编制报表。班内还成立了两个学习小组，同学们互帮互学。
  艾老主张把社会做为大课堂，学生通过接触社会，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提高。建国初期，班内部分同学被选拔参加山丹县土改工作。同学们用所学得的知识，帮贫下中农算受地主剥削压迫的政治帐、经济帐，与土改工作组同志一起丈量土地，分给贫下中农。参加土改，提高了同学们思想政治觉悟，收到了预期效果。
  1952年，新中国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后，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国家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为黎明而培训”，艾老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愉快地把我们送上了报效祖国的工作岗位。
  由于在学校专业知识学得比较扎实，又有一定的实践做基础同学们很快适应了工作需要。
  五
  艾老要求他的学生能适应任何艰苦环境的考验，脚踏实地地去克服困难；在实践中有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和具有实际操作的技能，信心百倍地去开拓所肩负的事业；做出成绩不沾沾自喜，不止步不前。
  几十年过去了，培黎学子没有辜负艾老的培养、教育，不管在什么地方，分配干什么工作，同学们都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艾老的教诲。有些同学走上了领导岗位，有些取得了高级职称，成了生产建设的骨干，有些仍在平凡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些同学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培黎精神没有丢。在石油战线工作的同学，南征北战，在新疆、大庆、胜利等石油大会战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得到原石油部领导和社会的普遍好评。难怪国务委员康世恩同志生前也敬佩地说：“艾黎同志在那么艰苦的时候来到中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办学校，是十分不容易的。我们当年在大庆、新疆搞勘探时，很艰苦，可是艾黎同志办培黎学校的条件比我们更艰苦……。”正因为同学们当年在山丹培校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了锻炼，因而才经受住了“石油大会战”那样的艰苦环境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事业上能取得某些成功，对人民有所贡献，都是艾老当年给我们夯实的基础，这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告慰艾老的。
  乔治·艾温·何克
  ——献身于甘肃的英国朋友
  王自刚
  1945年7月22日，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以下简称山丹培校）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挚友、英国青年乔治·艾温·何克在地处河西走廊的山丹以身殉职，长眠在他所喜爱的这块土地——山丹。
  何克，1915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沃德海姆学院，并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何克大学毕业后，他的姑母莱斯特正筹划为基督教工作做一次环球旅行。姑母的环球旅行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良机，他一定要相随相行，姑母也乐意让侄子广识世界。
  姑侄告别了大不列颠本土。
  在北美洲，何克想多知道一些美利坚合众国的情况，又要节省囊中为数不多的旅费，就独自一人搭车穿行整个美国，最后在西海岸与姑母碰头。在那里他看到美国正步入已经衰退了的“日不落”英帝国之后尘崛起，在这个国度里黑人与白人、善良和无情、敌意和友谊成了美国社会生活中水火不容的鲜明对照。
  抵日本，东条英机侵华的军国主义气焰甚嚣尘上，而贫民百姓则对日本政府的战争宣传深信不疑，认为日本侵略军是在帮助中国。
  来中国，映入眼帘的正是日寇蹂躏中国的野蛮掠夺。在侵略者的屠刀下，村庄被焚毁、庄稼被踩平；城里挤满了饥肠辘辘和流离失所的人们，他们瘦骨嶙峋，忍寒受冻，相继亡命；成千上万的家庭整个在石头路面上栖身；妇女在冰冷的马路上分娩；儿童一个个夭折……
  满目的凄惨使何克毛骨悚然，他内心发出了愤慨的呼喊：这哪有什么人性！这呼喊包含着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同情，这呼喊滋润着他追求真理的决心！
  在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刻，何克感到隐忧，感到做人的责任和义务。
  1938年的初夏，正在武汉创建工合的路易·艾黎，在汉口海军基督教青年会的花园餐馆里遇见了《伟大的道路》的作者，著名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女作家把她领到她的住处，介绍给他一位她感到对工合有用的自由撰稿记者。条件是：不支俸禄、只发生活费。这位记者就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乔治·何克。
  艾黎在为中国人民抗战的事业中又多了一位助手。不言而喻，他是十分高兴的。
  “有为的青年应该研究社会”。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迈出有价值的人生之步。善于观察的路易·艾黎似乎从这位青年人的神态中发现了他大脑中枢思维的路子，而他却没有急于说什么。
  他，领他去难民营，在血泪声中与灾民接触，和工人聊天。这里，他又一次听到了痛苦的呻吟；这里，他又一次目睹了凄惨的情景。
  他，领他去富丽堂皇的新贵官邸。这里却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四壁生辉。
  多么不协调的社会现实啊！
  何克在巡视中发现，劳苦大众是纯朴的，他们富有感情，而又内向；他们对侵略者嫉恶如仇，而统治者又阻挠他们反抗；他们深深地爱自己的国家，而领土又被权势者出让。这里的统治者和英国的托拉斯、辛迪加一样，他们在喝千百万苦命人的血，食劳苦大众的肉，这里同样有人吃人！他悟出了一个答案：抗日的真正力量似乎不在“政府”方面。
  “多么了不起的发现啊！”艾黎对何克的洞察力给予很高的赞赏。他对年轻人讲，真正的抗日力量在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艾黎真实的描述，使青年人听得入迷，这如实的介绍，使何克神往！
  何克的心飞向陕北了，他憧憬着中国圣地的美丽画面，“我要到那里看看！”
  人，应该有自己的信仰、希望和理想。去吧！为了追求真理去吧！艾黎立即帮助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理去解放区的手续，辗转去延安。
  在去内地的路上，何克患了伤寒。无巧不成书，就在这时，正好有一位新西兰护士凯瑟琳·赫尔从北平取药返回游击区。这位已协助白求恩工作过的中年妇女让何克骑上她送药的毛驴，向她所在的医院河北安国县孙家庄出发。
  宋家庄医院终于到了。
  何克在赫尔工作的医院就医，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他的病情很快好转。
  艾黎在武汉向他描述的根据地的情况，在这里，何克得到了印证。他利用还需要休息恢复体质的机会，和这里的人民大众广泛接触。他很快熟悉了抗日中各种起着重要作用的人民组织——自卫团、农会、工会、妇救会、儿童团。在这里，儿童团员不仅学习，还放哨站岗；在这里，许多成年男女是游击队队员，他们生产，他们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何克走到他们中间，由赫尔和北平来的许多会英语的爱国青年学生给他做翻译，寻觅他们中间的英雄事迹。他喜欢唱歌，还学会了许多抗日歌曲。
  游击区的一切都大大吸引着何克。他看到，这里虽有侵略者留下的狼藉，但这里充满穷苦人当家作主的生气，若有豺狼来犯，自由的人们便齐心合力让野兽去见阎王；这里的人没有贵贱之分，即便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也是人们中普通的一员，他们是抗日的中坚；这里的抗日歌声嘹亮，很能激发有志之士去战斗，去追求生活的真理，去战胜一切邪恶。
  在这里，何克结识了一位小学校长。他，白天在学校工作，晚上出去打游击。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就住在赫尔工作的医院抢救。因伤势严重，最终抢救无效，为抗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使何克震动很大，他无限感慨地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位抗日英雄的事迹。并写道：“在这些人身边，我感到很渺小”。
  何克懂得语言在事业中的位置。于是，他拜这里的中国朋友为师，刻苦地攻读汉语。他决心要站到中国人民一边，作一名抗击法西斯的真正战士。
  一天，一行人骑马来到宋家庄，给这位英国青年送来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请柬。他怀着激动而急切地心情前去。
  在将军的司令部，何克受到了热情接待和难以忘怀的启示。司令员还鼓舞他到战士中间去，把所见所闻记下来，向世界宣传。
  在部队里，他迈开了人生难忘的一步，就像白求恩在五台山一样，他成为一名在中国的英籍八路军战士。在行军路上，他爬山涉水；在战地文工团，他帮助演出搭台、演话报剧；在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阵地，他奋不顾身地抢拍下许多他以为最动人的场面；在宿营地，它与其他八路军战士一起点篝火、啃窝窝头、渴了喝上一口生水，困了就躺上一会……
  此时此刻，他由衷感到：如果没有这些为中华民族生存而投身革命、出生入死、鞠躬尽瘁、英勇奋战的战士为民族而艰苦抗战，就不知道民众所受的煎熬要到哪一年！这些真人真事以及从中得到的感想，他都记下来，笔调是那样细腻生动，扣人心弦。
  在延安的日子里，他看到“士气旺盛、人们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他自豪地称道自己从“朋友”上升到“同志”。
  他看到了一个新中国。这一切他在上海、武汉、北平是无法想象的，他打心眼里佩服“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在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的支持和鼓励下，何克的《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四年后在波士顿问世，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献身精神。
  正当何克二次来到延安的时候，艾黎正在宝鸡西北工合总署。朱德总司令请何克去艾黎那里工作，为外事秘书。
  在宝鸡，何克和一位叫任立之的中国姑娘相爱。小任思想进步、聪明。她和她姑母任明珠都是宝鸡工合妇女部的骨干。通缉共产党人的风刮到宝鸡工合，姑母被除名，许多工合成员被捕，小任的安全受到威胁，何克毅然亲自送小任去洛阳，之后又送她去太行山参加了游击队，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西北工合总署的干部、社员遭到当局迫害的同时，以小学教员为掩护的地下共产党员聂长林也受到国民党通缉，他不得不抛下生病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去太行山。最大的孩子十二岁，最下的才四岁。由于工作的关系，何克和聂长林早已相识。聂离开前，就把一家老小托何克暂时照看。何克不负聂氏所望，尽了全力来拯救聂氏妻子。但她最终因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从此，失去双亲的聂氏四兄弟就由何克收养做了义子。老大、老二送工合培校学习，老三、老四就带在何克身边……
  艾黎推动工合运动，不到几年，就在全国各地卓有成效地发展。然而，反动派对此却恨之入骨，极力破坏。于是艾黎决定要创办培黎学校，为工合培养人才。当时，工合在洛阳、重庆等地办起了一批学校，终因各种原因，这些学校未办下去，就是在陕西双石铺的培校，创办不到一年多的时间，委派去的几位负责人都辞职离去。最后，艾黎请何克出任双石铺培校校长。
  1942年，何克受任于双石铺为培校第十任校长。“这所学校从此有人严肃认真地管理起来，也就标志着这项工作的真正开始。”
  何克、艾黎把自己的小屋变成学校校舍，在峭壁上挖了一个窑洞作为他俩的栖身之处又兼做办公室。在这里，两位挚友共商学校的教学方针、办学方向；在这里，他们孜孜不倦地攻读马克思著作。
  他们充满信心地推论，如果有一天，难民和所有的人民以中国的方式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那样去做，在中国可能会看到一种无法估量的生产力量，就想八路军找到在中国打仗的客观规律一样。他们预言：为权贵所鄙视的穷孩子将来能成为创造奇迹的人才。
  不长的时间，何克的出色工作才能，使双石铺培校迅速发展起来。
  战争的风云，逐渐向西弥漫。宝鸡军政当局对培黎工艺学校虎视眈眈，腐朽的邪恶势力盯上了这个新生的婴儿。
  抗日战争的第七年，何克和艾黎又一次被当局指控为“亲共的危险分子”，何克则直接遭到警察的拘禁。
  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何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学校的生存和六十多名可爱的中国孩子的安危。
  “三青团”分子钻到学校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并向何克施加压力，要十六岁以上的学生全部参加“三青团”，还嚷嚷要征募“秀才兵”当远征军。
  百般的刁难、捣乱、破坏，使摇篮中幼小的生命濒于夭折的境地！
  看着如此情景，何克的心几乎都碎了。他背着学生在僻静处暗自流泪。另找校址是势在必行了。但是，去哪里合适呢？
  山丹，这是一个好地方。艾黎在1943年西行考察时，对山丹进行过详细调查，是一个“理想之乡”。艾黎对何克讲，那里虽然很穷，人民却勤劳善良；那里有大片荒地，祁连山的水源充足，农牧业有发展余地；那里资源丰富，对工合发展有利。1936年，西路红军受命西进，曾在那里鏖战，虽曾初战告捷，终因弹尽粮绝而重遭挫折。我们就在那里重建我们的学校，作为人民对红军进行战斗的纪念吧！
  艾黎的追叙使何克转忧为喜，他坚定地说：“将来让我们欢迎红军主力重访山丹。”
  经艾黎托人请示重庆的周恩来同意，培黎学校的西迁就此开始。
  艾黎打前站，何克在双石铺等待着启程的消息。
  何克一收到艾黎从山丹发出的信，就立即按信中的要求，加紧拆卸包装机器。棉纺机、毛纺机、半自动清棉机、卡车发动机、小型柴油发电机、织机、车床……，凡是到山丹能够派上用场的，一件也不能丢，就连事先怕运输工具不够而准备的二十五辆独轮手推车也舍不得扔掉。
  从双石铺出发，穿过华家岭，逾过黄河之滨，顶风冒雪，闯过重重难关，终于在1944年年底抵达山丹。培黎人将在这里扎根、开花、结果。
  在山丹城的东南隅，一块古碑，被培黎人崛起磨光，上面刻上“创造分析”，作为山丹培校校训；何克亲自为培校谱写的校歌荡漾在古城上空。昔日是僧人、和尚和教徒们祈祷的“圣地”，今日成了培黎人学习的课堂，生产的车间；穆穆肃立的法塔寺里朗朗书声代替了昔日朝拜者的祈祷声；只有庙会才开的大寺，机器隆隆开动了；锅炉和蒸汽机试车成功，使错落有致的古刹一下通亮如昼。
  为了自己的信仰，在大会上何克和艾黎一样，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给学生们讲培校的办学方针“创造分析”、“手脑并用”的实在意义。“我们生活，我们学习，我们生活学习在培黎……工业技术都齐备，求职生产不相离”。他用自己谱写的校歌来向学生解释“创造分析”。
  在庙宇改造为工厂的车间里，何克和艾黎校长一样，不厌其烦地给学生教纺织，又循循善诱地指点小学生织袜。木工、车床、刨床、磨床、锻铁、发电、钳工和毛纺，何克样样都干。
  课余，何克给孩子们教唱他曾经从晋察冀学来的抗日战歌。每当唱到“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时，他的声调总是那样深沉有力，眼里噙满了泪水。
  艾黎从重庆回来时，李约瑟博士给山丹培校馈赠了一部幻灯机。何克那样高兴，每天晚上都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边唱歌、边放幻灯片。
  团结，友爱、和谐、诚挚给培黎人带来了真正的春天。
  紧张的工作累得何克嘴上起泡，积劳成疾。但他只要生命的密度，不要生命的长度。自他来中国后，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他先后患过结膜炎、赤痢、伤寒等，都被他战胜了。为了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迎接黎明，他必须与疾病抗争。每日晚饭后，带着同学们托排球、打篮球。有一次，在运动场上，他那双穿着麻编凉鞋的脚被石子戳破了。谁能想到，这小小的伤口，却是何克的不祥之兆！在这之前，艾黎和同事劝他回国休息一段时间，他婉言拒绝；“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有一天重返英国。”他还用中文写了一首表达他决心的歌：“我在山丹获得新生，我要坚持在这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又有谁能想到，这支充满战斗的歌，竟成了他与中国人民和培黎人诀别的最后乐章。
  在何克病势日趋恶化、生命垂危之际，他还对未来充满希望，要求守护在身边的艾黎给他读上几段《西行漫记》和《共产党宣言》中他作了标记的段落。听着听着，他笑着说：“我就是从这里思考很多问题的。”当他听到“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时，便说：“我们的工作无疑是这场运动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
  1945年7月22日，乔治·艾温·何克的心脏在中国土地上停止了跳动。
  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写下了这样的衷言：“把我们的一切都献给培黎学校。”
  为事业而献出生命的人永远留在人间。在万分悲痛之中，培黎人为逝者举行了葬礼。长长的人流从学校流向山丹南门外的山丹河畔，云集在花岗石砌成的坟墓四周。当地老百姓也主动前来和培黎人一起送别这位异国的好兄弟。记述何克一生的石碑屹立在四角亭正中。另一块石碑立墓前，上面镌刻着艾黎选录的一位英国诗人的诗句：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去，从此不再奋战，
  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这诗概括了何克高尚的品质，这诗寄托着培黎人和山丹人对逝者的哀思。
  艾黎把7月22日这一天定位培校纪念日。
  在掩埋了同舟共济的战友后，回到学校，艾黎拿起了如椽的大笔，百感交集，倾书一纸“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决心在山丹实现他和逝者的夙愿。
  1987年9月
  第二故乡的特殊游子
  ——路易·艾黎
  林茂森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新西兰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2009年评选的“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27年来到上海并从此留居中国60年。其间他在甘肃山丹生活工作近10年，并和山丹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视山丹为他的第二故乡。1985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他“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他，就是新西兰来华的特殊游子——路易·艾黎。
  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出生，1927年4月21日来到中国，此后长期居住中国。他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二十世纪30年代，路易·艾黎积极参加上海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向国外撰写了大量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并发起组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它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十世纪40年代，他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了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为办学宗旨的培黎工艺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的黎明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他同山丹人民一起生活了9年，1953年到北京定居。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他热爱新中国，宣传新中国，为发展中国人民同新西兰及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新西兰人民和广大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曾受到我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等的亲切会见。1982年路易·艾黎85岁寿辰时，北京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87年12月因病逝世于北京，邓小平为他亲笔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一）帮助共产党的外国人：路易·艾黎从1927年至1938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防火督察、工业督察长等职。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许多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和中国工人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悲惨情景。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残暴镇压，更促使他决心投入中国人民变革社会的斗争。1934年他参加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他在愚园路的住所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碰头地点和避难所，上海地下党曾在他的顶楼架设过秘密电台。他还和史沫特莱、刘鼎等多方设法为红军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冒险去太原，为中国共产党兑换红军在陕西缴获的地方钞票。美国友人格兰尼奇夫妇主办进步英文刊物《中国呼声》期间，他是积极的支持者和撰稿人。与当时文化界左翼人士鲁迅、矛盾、丁玲、胡愈之等广泛接触。二十世纪40年代前后，他致力于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为新中国的黎明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继续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为丰富故乡（山丹）人民的文化生活，使其“了解社会的起源与发展，懂得我们的过去与将来，从而达到四化的目的”，使故乡“能成为丝绸之路旅游的一站”，进而“增进多国的友谊”（艾黎语）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路易·艾黎在华60年，始终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中国的革命前辈建立了真挚的友谊，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
  （二）工业合作社的创始人：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艾黎与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斯诺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以此支援抗战。这项计划从一开始便得到宋庆龄和共产党的支持。5月，艾黎辞去在上海的职务去武汉；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表面上支持“工合”，任命艾黎为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艾黎为委员，并担任实地工作秘书。曾先后去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地为“工合”筹募资金。1939年至1942年期间，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中国西北、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晋豫等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新四军根据地中心的茂林都设有“工合”事务所。艾黎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9年至1940年，艾黎两次到延安，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1939年毛泽东和叶挺同志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了工合运动对抗战做出的贡献。据统计，截至1942年，“工合”在整个非敌占区总计建立了约两千个大小不同的合作社和作坊，生产数十种民用消费品和部分军需品。由于“工合”积极支持抗日，许多领导人和社员遭到迫害，国民党指责艾黎与共产党有联系，于1942年9月解除了他的行政院技术顾问的职务。但是，艾黎并没有因为解除职务而放弃他的思想，离开他的事业。他依然以“工合”国际委员会实地工作秘书的身份，不辞辛劳地继续工作着。
  （三）为中国的黎明培训人才：“工合”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各地急需各类技术人员，急需有能力有经验的负责人。于是，“工合”决定举办训练班，为合作社培养技术员和指导员。艾黎把这种培训班叫做“工合”培黎学校，培黎是为纪念一位美国人约瑟夫·贝利——一个献身中国教育，提倡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老人。同时，培黎还有“为中国黎明培训人才”的意思。
  第一所培黎学校是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学校的建立，为这一地区的合作社输送了一批技术骨干。1942年以后，艾黎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此后，艾黎开始在全国各地试办培黎学校。学校是为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而设的。培训主要围绕着生产部门进行。每天有半天时间用于生产学习，教学生如何利用和开发当地可以利用的资源。另半天上课，讲理论。整个学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整体，至少要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物品。
  1944年该校迁到甘肃省山丹县，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设有近20个供学生实习的生产组，实行半工半读、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针，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在山丹培黎学校，学生们在没有技术员的条件下，自己动手，在实践中摸索。艾黎同他们一起研究，共同解决技术难题，然后编成讲义，油印出来发给大家。同时，艾黎不断根据学校的发展，增加实践项目，使学生们学到更多的实践经验。培黎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艾黎教育思想实质是对怎样培养具有实践技能和创造精神的技能人才的探索教育思想。艾黎在山丹十年的办学过程中，所开展的通过“手脑并用”的实践方式实现“创造分析”的教育目标的伟大探索，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探析艾黎教育思想，给了我很多的启迪：一是以人为本是教育的本质，艾黎教育思想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发展；二是创新是教育的灵魂，艾黎“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思想具有创新性；三是爱是教育成功的关键，艾黎教育思想是浸透了爱的教育思想。艾黎和他领导的教师在不断探索创造性教育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道德品格、管理能力、劳动能力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创业精神、实践精神、奉献精神，追求教育理想的不懈精神，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启示。
  1949年解放大西北时，艾黎调拨学校所有卡车，帮助运送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为解放玉门等地做出了贡献，受到彭德怀同志的高度赞赏。1953年，学校迁往兰州，改名兰州培黎石油技工学校，艾黎为名誉校长。多年来，该校培养的技术人才遍及全国各地，为中国的石油和工业战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不畏强权的校长：1946年的一天，培校的两个学生赶着两辆大车拉东西时，被士兵拦住，说要征用车辆，学生强调用车必须经过艾校长同意，士兵不听，还打了学生。艾黎接到报告后勃然大怒，率领学生赶到驻军营部理论，迫使营长列队让学生指认扣车士兵，最后打了扣车士兵四十军棍，并向学校赔礼道歉方才了事。一次，国民党士兵以培校通共为由要查封学校，艾黎义正辞严，驳得军方理屈词穷，同时拿出张治忠将军令才使学校免遭查封。山丹解放前夕，国民党残兵横行无忌，为保护学校和学生，艾黎组织学生搞“演习”带着车队到野外“拉练”，给外界造成了校内“全副武装”的假象，致使那些散兵游勇在校门口止步，才保住了山丹培校这片乐土。
  （五）学生心中的慈父：艾黎一生未婚，多少不同国籍的女性仰慕他的品德和才干，大多因志虽同而道不合，最后止于做终生好友。他的学生们曾问过他个中的缘由。他说，有了家就有了麻烦，就不能好好做事了。20年代他在内蒙古和洪湖的救灾工作中，收养了失去父母的孤儿阿兰和迈克，在抚养他们成人后，送到延安去参加抗战；40年代在山丹办学时，又在乔治·何克不幸病逝后，继养了母亲病故、父亲为革命逃亡延安的聂家四兄弟；解放后他抚养革命烈士邓中夏的侄儿邓邦镇完成美术学业，为他成家立业创造条件。在养子们的心里，“艾黎不是一个伟人，但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总是很和善，很少动手打学生，即便学生犯了错，处罚时他也从不打脸打头，但多的时候是带着玩笑性质的，甚至会扒掉裤子打屁股，打完了学生也不生气，权当是个乐子。他还亲自给学生理发，有的学生不愿理，他就来个‘艾黎式的幽默’——拿剃刀从脑袋正中剔上一刀，然后挥挥手说：‘就这样，很好看啦，去吧！’学生们哭笑不得，只好请求他剃成光头。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艾黎的父亲曾忍痛卖过汽车。不仅如此，看到学生们吃不饱，他用他母亲的1万美金退休金，购置了生活用品。”从那时候起，艾黎就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家庭，由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们组成的艾黎中国大家庭，晚年给了他家的温暖与欢乐。山丹培校培养出来的几百名学生，不时从全国各地传来工作有成的好消息，使他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
  （六）为重建培校而奔波：艾黎晚年最感欣慰的事，莫过于工合的恢复和山丹培黎学校的重建。为实现这两个愿望，他等了35年。原以为，这两项起于抗战年代，一度蜚声海内外的事业，能在新中国建设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不料解放后培校迁至兰州，改成石油部下属的石油技工学校，工合协会被“大一统”统入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为支援工合而在香港组成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停止活动。一时间，工合和山丹培校销声匿迹。但艾黎和他当年的工合战友始终坚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曾经被民众所欢迎，代表公平、公正、民主等合作社价值观的工合，培养能“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实用人才的山丹培黎学校，都是利国利民、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好事。借助改革开放好时机，在中央和甘肃地方政府，以及国内外热心人的支持下，二者终于在艾老在世时，得到恢复重建。1987年4月，他长期努力重建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正式开学，他任名誉校长。为募集学校所需的资金、设备，他在国际上作了大量工作。这项计划受到甘肃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新西兰政府、人民和各国友人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艾黎晚年还为恢复“工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恢复，艾黎被推选为名誉顾问。1987年，中断工作35年的“工合”国际委员会也重新组建，艾黎任主席，亲自领导了该会的日常工作。
  （七）对第二故乡的厚爱：艾黎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1978年以后他不断调查研究，就中国的环境保护、经济建设、资源和青年思想教育、就业等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力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做出贡献。他的晚年致力于写作，他一生写下了大量诗文，还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古诗和现代诗，已出版的著作和译作共66本，最后一本著作是《艾黎自传》。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艾黎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学识广博，对中国人民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老一辈革命家感情很深。艾黎对他的第二故乡山丹的感情尤其深厚，在他的晚年曾七次回山丹，看望他的第二故乡的乡亲，寻觅他工作生活了十年的故居。
  从80年代起，友协帮他把数十年搜集和珍藏的近4000件中国古文物和艺术品陆续运往山丹，作为他留给第二故乡的赠礼，了却了他一大心愿。于1982年起在新建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展出。1984年他又促成山丹县培黎图书馆的建设，并捐赠了大批图书。
  （八）历史给予的评价：艾老一生做人的基本信条是“给予”，而不是“索取”。因此，不论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不喜不惧，泰然处之。他献身造福中国人民的事业是心甘情愿的，毫无保留的、不求回报的。他从这种“给予”中得到满足，即使在得不到理解时，也能照既定目标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从战胜困难中充实自己的生活。他在回答一些青年人“为什么你要留在中国”时说：“是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一个值得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岁月”。他为“能在千百万人民的队伍中有一个位置而感到自豪”，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没有什么比这报酬更大”。在今天，也许有人会把艾黎看作，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艾黎是最讲“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当年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为了干成这些事，他作出了重大的个人牺牲，承受了各种误解和政治压力，忍受了战乱中四处奔走的艰辛带来的病痛，几次大难不死，直至新中国的黎明。
  艾黎无私奉献，苦干实干的一生，在晚年获得了应得的回报。他多方面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头衔，包括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工合之父”、中新关系架桥人、英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获得者、北京市、甘肃省荣誉公民以及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文学荣誉博士学位等各种荣誉学位等等。1977年12月“文革”后刚复出的邓小平在艾黎80岁生日宴会上的贺辞中，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总结他一生的贡献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在华一生的崇高评价。
  （九）回归故乡的游子：1960年，路易·艾黎离国27年首次回到新西兰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他当年的举动，艾黎不时读到一些媒体的偏激之辞。然而，到1972年艾黎再次回到家乡，他发现更多新西兰人开始理解中国，关注中国的发展建设，赞赏他在中国几十年的奉献。最令路易·艾黎高兴的是，他这次回国不久，新西兰同中国正式建交。从基督城驱车50公里，到达路易·艾黎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镇。车刚一进城，便看到路边一个醒目的标志：路易·艾黎纪念园。纪念园正中是一尊石像，表现的是路易·艾黎当年在山丹培黎学校向孩子们传授知识、技能的情景。石像左下角刻着两行小字：路易·艾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路易·艾黎不仅是中新友谊的象征，还在他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在他的倡导下成立的新中友协，几十年来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曾任新中友协会长达10年之久的云达忠说，当年路易·艾黎前往中国的时候，还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青年，然而他不顾战乱年代的艰苦，甘愿留在中国，努力解除当地人民的困苦。这种博大的爱心和国际主义精神，使艾黎成为新西兰人的自豪。
  艾黎晚年欢度过90岁寿辰之后，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医治无效，于1987年12月27日在北京溘然长逝，终年90岁。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山丹。至此，第二故乡山丹的特殊游子——路易·艾黎，在山丹这片充满希望和亲情的热土上安息了。
  （十）艾黎教育思想永放光芒：2009年9月10日，在纪念路易·艾黎诞辰110周年，庆祝山丹培黎学校建校65周年之际，省教育厅在山丹培黎学校主持召开了路易·艾黎教育思想研讨会。新西兰驻华大使包逸之、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惠娥、山丹培校名誉校长云忠达以及省市有关领导和大使代表团、新西兰毛利人——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新中友协代表团、新中友协丝路代表团、艾黎国外亲属以及山丹培黎学校老校友代表团和学校师生共300多人参加研讨会。
  研讨会上，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惠娥、山丹培校名誉校长云忠达、艾黎国外亲属代表、山丹培黎学校的老校友及师生代表等进行了发言。有关代表团还向学校赠送了纪念品。
  省教育厅王萍副厅长讲话指出，路易·艾黎1927年来到中国，六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始终如一、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和山丹人民朝夕相处整整十年，把山丹作为他的第二故乡。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国际友人而感到骄傲。上世纪40年代，艾黎在山丹创办了培黎学校，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探索创造性教育实践。他所选择的是一条在教育领域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在培黎学校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艾黎教育思想，其基本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教育学生树立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献身精神；二是提出了“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思想；三是要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农村；四是提出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并通过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早当家”的能力；五是依靠集体力量办学。这五个方面集中体现了艾黎教育思想。正如他在：《探索性教育纪实》的《前言》中写道：“是对教育思想的探索，也是对培养有实践技能和创造精神的人才的一种探索”。这些教育思想对今天我们的职业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希望山丹培校在以后的办学中，能够继续遵循艾黎“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思想，继承和发扬艾黎的教育精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专业改造，拓宽服务面向，珍惜对外合作资源，发挥学校办学优势，为张掖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使艾黎教育思想在山丹这片热土上永放光芒。
  艾黎与山丹文化
  周多星
  在甘肃，在河西走廊，山丹无疑是重要的，著名的。其原因，除了其地理位置，主要还是其独特的文化。这其中，与艾黎对山丹文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山丹自西汉置县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境内文物古迹众多，山川形胜丰富，民风民俗古朴，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但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却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穷地方。就是从那时候起，因为艾黎把培黎学校从陕西双石铺搬迁至了山丹，才使得山丹与河西其它县区与众不同。
  记得老辈人讲，在四十年代，艾黎就骑了自行车在山丹川川里到处跑，那是一种什么概念？其令人惊奇程度，可想而知。其它地方有了自行车，肯定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艾黎在山丹办学校，办工厂，开医院，特别是为中国石油工业培训了大批人才，功不可没。解放后，艾黎去了北京，但没有忘记养育他的山丹，他两次回到山丹，并把他一生收藏的四千多件文物捐献给了山丹，建起了艾黎文物陈列馆，还发动各界名人为山丹捐献图书，建起了山丹培黎图书馆，后来，又在山丹兴建了培黎学校。艾黎对山丹的深情厚谊令人感动，山丹人民莫不交口称道。艾黎去世后，根据他的遗愿，它的骨灰一部分撒在了山丹四坝滩；另一部分埋在他的战友英国人何克的墓地旁，使他永远和山丹人民在一起的愿望得以实现。
  由于艾黎的贡献。山丹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文化大县。
  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藏文物之珍贵之丰富在全国罕见，所有参观者无不为之赞叹。培黎图书馆藏书之多之精，实乃山丹之精神财富也。近些年山丹经济和社会各业在全市屡创新高，每年全市高考中山丹学子屡屡登第，山丹在全国各地工作和创业人士成果辉煌，尤其是新疆、青海、西藏、和本省敦煌，山丹人开矿、办厂，大搞劳务，不仅成就了无数企业家的聚金梦想，而且为家乡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所有这些，无不印证着艾黎支持山丹文化，文化滋养山丹人民心志，进而激发了山丹人的创业热情这样一直观的道理。
  山丹人热情大方，山丹人勇敢聪明，山丹人锐意进取，这充分体现了山丹人深受艾黎和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
  山丹富人多，在北京、杭州、青岛等地购房，一购就是几套；山丹能人多，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事业有成、名声鹊起的山丹人；山丹人会来事，山丹人善沟通。无论经济界还是政界，山丹人都有好人缘。就是山丹农民，也都有许多名堂。在山丹农民中，除了全国种粮大户等苦力型，还有发明自动卷帘机，山地犁等发明家。其脑瓜灵活、目光远大、不可小觑。山丹人时尚，山丹人会讲普通话的很多，这无不是受了其中的影响。山丹人开放很早，上世纪九十年代，山丹农民周绪民就去了俄罗斯种菜，这些年在吉尔吉斯坦等国承包工程和打工的人超过千余。在西藏拉萨，山丹的哥就有四百多。在敦煌，有两万多山丹人。阿克塞的石棉占全国的70%，其中大部分是山丹人在经营。在张掖，山丹石棉老板是财大气粗的象征，就像山西煤老板一样。现在山丹这个小县城也堵车，据说去年腊月霍城镇一个村子一天就接了四十辆小轿车，都是在新疆拾棉花挣的钱。山丹人的思维方式的确很现代，这难道不是受了艾黎影响吗？
  今年九月十二日，艾黎诞辰115周年，新西兰驻华大使伍开文站在艾黎墓前，望着悬挂在松树上鲜红的印有“艾黎精神永放光芒”的标语感慨万千地说，没想到艾黎精神在山丹发扬的这么好，我十分感谢山丹人民。
  艾黎在山丹工作生活了十年，艾黎在山丹兴办了许多事业，艾黎在山丹培养了许多人才，艾黎在山丹播撒了先进的思想，因而山丹才显的更加人杰地灵。春雨有意
  □周多星吴多彬
  1984年，一座独一无二的县级图书馆建成并开始服务于山丹人民。一个县级的图书馆，因为路易·艾黎的关怀与支持，享有了与众不同的声誉，这对长期干旱的山丹大地来说，这是一场及时的春雨。
  山丹图书室最初建于1950年。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路易·艾黎的倡导和县委、县政府积极努力下，由省政府拨专款，新的图书馆于1984年9月建成开馆。87岁高龄的路易·艾黎专程前来参加剪彩庆典活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同志为馆题词：“学习何克先生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发扬培黎学校的优良传统。”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协会副会长周而复同志亲笔题写了“山丹培黎图书馆”馆名。培黎图书馆座落在山丹县文化街，古时的“陈家楼”遗址。隶属于县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2009年被国家文化部评估定级为“三级图书馆”。现全馆占地面积为358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1600平方米。馆内设有借书处、资料室、期刊室、报纸阅览室、儿童阅览室、采编室、电子阅览室七个对外服务窗口。馆藏图书由艾黎捐赠图书2400册，古籍书1600册，地方文献250多册，工具资料书8000册，文学艺术类图书41100多册，期刊资料单本52550多册，合订本9000册，报纸合订本2700多册，儿童读物8100多册，计算机70台。图书馆全年开馆，节假日正常借阅，年外借书籍8.8万册以上，是全县人民汲取精神文化食粮的重要场所。多年来，图书馆秉承“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原则，认真开展图书借阅，图书保藏及信息交流活动，为读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满足了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知识需求读者的要求，为提高我县人民群众科技文化素质，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支持文化事业发展建设力度的加大，县图书馆抢抓机遇，争取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图书运行管理自动化项目、盲人阅览室建设项目、室内维修提升改造工程等多项基础设施项目，建成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及村级基层服务点115个，农家书屋141家，图书馆管理自动化系统即将启用。根据公共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及图书馆免费开放后的新要求，县培黎图书馆结合山丹图书事业的发展实际，不断深化对自身发展的认识，按照“四个中心”定位的要求，积极探索多种服务方式，制定有力措施开展工作，现已成为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支撑。
  山丹县培黎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存储中心。图书、报刊等文献信息资源是每一个公共图书馆开展各项活动的前提条件，山丹县培黎图书馆现有图书12万多册。在大力争取购书经费有所增加的情况下，积极调整订刊购书的方向，从众多的书刊中选购出最适用的书籍使它能在服务读者中发挥出最好的效果，每年订购图书近400册，杂刊20多种，报纸15种，经费达2.6万元以上。积极收藏征集地方文献，每年征集收藏山丹籍人士编著的各类：书籍近60册，为满足读者需求；保藏地方文献资料发挥资源图书信息库的作用。
  如今的山丹培黎图书馆已成为一个多方资源的合作交流服务中心。县级图书馆作为一个地方信息资源组织和建设者以及社区的服务单位，便民之举尤为重要。近近几年来，山丹培黎图书馆在做好馆内借阅工作、开展各类法读书活动的同时，在县文广新局的安排部署下，整合县馆人力、物力资源优势为乡镇及农家书屋提供支持，每年对8个乡镇图书窒和全县已建成的141家农家书屋进行业务指导，开展图书、光盘等资源的流通互补。建立武警中霍城河水管处、龙首山自然保护站等流动图书站12个，达到了图书共用、方便读者的目的，形成图书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站。
  从终生学习的理念来看，我们图书馆人、教师、家长、政府工作人员及成年人，一方面具有教育他人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义务，另一方面我们每个公民同时也是一个终生的受教育者，必须不断地进行学习，才能不断地适应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时代要求。对于未成年人来讲，公共图书馆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能够使学生获得教科书以外的广泛知识，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县培黎图书馆每年积极开展专题展览、学术报告、视频讲座、读者征文演讲比赛等公益活动近30场次，参加人数近4000人次。邀请我县高考成绩优秀者、文化名家、书画专家等到图书馆举办公共课堂系列讲座，特别是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的“大学生成长历程座谈会”活动，能给远离课堂的学生带来熟悉感和亲切感，是他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收获知识、增长见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同时县培黎图书馆及时公告书目信息，调整借阅室书籍，配合科技、工会、团县委、妇联等相关单位就开展学习型活动提供图书服务与文化信息资源支持。
  山丹培黎图书馆借助于互联网及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及电子阅览室建设，向读者提供内容更广泛、形式更为多元化的服务。展览是一种阅读，讲座是一种阅读，观看经典影片也是一种阅读，体现了阅读的多元化，让读者在愉悦的视听氛围中喜欢图书馆，认识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培黎图书馆及时转变服务方式，不断向读者传达出“读书是享受”这样的信息。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域行业的读者，开展灵活多样的服务，如：针对在校学生，提供视频讲座、网上查阅等语言学习；针对中青年读者提供报纸、文艺杂志、科技杂志以及相关光盘等，在充分发挥图书馆休闲教育职能的同时，引导他们提高浏览量，追求自我发展；针对老年人，我们主要提供适合他们的卫生健康类报纸杂志以及棋类、养生、保健等视频资源。通过多样化的服务，使读者能获得截然不同的感受，县图书馆的职能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农家书屋和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现已成为农民读者的文化信息服务中心，再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
  无声润物三春雨，有意催花六月风。党的文化惠民政策的大力实施，公共图书馆免费对外开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将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为图书馆事业的更好更快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今后的山丹县培黎图书馆将继续做好宣传工作，完善服务方式，让书刊流动起来，让图书流通率提高，让优秀的视频资源进村入户，使图书馆及农家书屋、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积极为城乡读者服务，真正成为全县人民名副其实的精神食粮宝库。路易·艾黎治学严谨一例
  萧滋云
  1943年12月26日，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历经艰辛把双石铺培黎学校从陕西迁往甘肃山丹，易名“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在山丹乃至河西招收了一批新生。
  查现存档案载：培校“既迁来河西，则吸收河西各地家境清寒并具有小学程度之子女，以期明晰并发展河西各地小型及工农矿业”。招生条件和办学宗旨是明确的。
  客观地分析了新生的素质，“由西北农村来的学生，他们是由较贫困的环境中来到一个山丹学校的环境，在他们感觉到是进步的并且愿意获得更多的进步”。
  制度规定：新生“入校时，每人首需妥觅人保，如该生因故中途退学，校方即向各该生之保人追回学习费用以偿损失”，这是合乎情理的。
  因为“各生费用是校方供给”的，培校“在财政方面，从来也未曾获得固定的来源，由于学校的经费只依靠热心于合作事业朋友们的支援，所以没有固定的来源。所以学校向前推进的工作和计划，不可以依照主观的欲望策划较长远的全盘大计，一面争取外援，一面建设基础扩展学校，在过去依靠学校本身的努力能够自给三人之一的经费开支”。
  制度还规定：“所有收录学生必须经过六个月期限的劳动训练，以考验其是否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能否适合于学校的集体生活”。这种对新生的考验是卓有远见的。
  培校领导在制定学校工作计划时，还将招收新生的城乡籍生员的思想动态作了对比性的评估：由贫寒农村来的学生比较安心，“自城市来的学生，他们留恋城市生活，感到来山丹这样一个环境是一种牺牲，他们会发生应付环境的心情，等有机会能在城市中找到职业”。
  果然不出所料，有两个学生中途逃学了，校长艾黎按照制度规定，呈文山丹县政府，对该二生追回经济赔偿：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山丹培校工艺学校呈文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十日
  事由：为呈请转咨张掖县政府责令本校逾期不归私自离校之学生沈天文候治国赔偿本校历年教育费用生活费用由窃敝校沈天文自三十三年十一月自愿入校肄业习艺候治国自三十五年十一月自愿入校肄业司艺由本校供给教育校供给教育费用生活费用享受全部公费待遇乃沈天文于本年一月中旬籍春节返家至今不归另行谋业候治国于本年二月上旬私自离校返家该二生等先后携走本校毛毯衣物校章等物至夥致令本校损失不赀为此特恳请
  转咨
  张掖县政府惠赐协助责令该二生等赔偿本校历年所耗教育费用生活费用并交回携定物件以儆效尤藉维校风除派学生张贤玮倪才旺专程前往办理外特此敬请
  钧府赐助实沾公便
  谨呈
  山丹县政府
  附该生等所概算表乙币
  学生沈天文候治国旷耗费用概算表
  一、沈天文自三十三年十一月入校至三十六年一月共二十七个月每月伙食费用约三万元教育经费约二万元冬夏服装每年约十万元（以两年计）共约壹佰伍拾伍万元正二、候治国自三十四年十一月入校至三十六年一月共约十六个月，计算方法同上（服装以一年计）共约捌拾万元正
  两生共约应赔偿贰佰叁拾伍万正。
  （上述金额系民国时通用的“关金”纸币，一万元大约相等于现金人民币一元。）
  山丹县政府当日发公函表示支持这一做法，县长魏筱笠还在“概算表”天头亲笔批了“函张掖县府协助办理”一行字，并署名。
  有往张掖县执行这一任务的两个学生中之一是倪才旺，于1986年退休，应艾黎之邀，1986年10月离北京前往任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校长。
  我们父女曾于1987年12月26日下午登门拜访，问到当年去张掖处理此事的结果，倪校长仰面想了许久，笑笑说，有这么回事。记不多清楚了。那时在学校里，我的学习虽好，但不是艾老心中的好学生，艾老看上的是“四大金钢”。可我能给他办大事，给他解过几次围，在这么一点上艾老对我相信，所以这次又派我去了。记得经济损失追回了一些，加上衣物，还不到费用表上列的一半，因上列的一半，因沈天文、侯治国的家庭当时都较贫寒，硬逼也不是个办法，就返校了。如实向艾校长作了汇报，艾校长听后，只挥挥手，催我们快出去，我眼睁睁看见他哭了。当时，河西地区农民的日子比较贫穷，相比之下，培校学生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家住得近的个别学生偷偷把学校发的皮袄送到家中叫爹和哥穿一冬再偷偷拿回来。学生干部汇报到艾校长那儿，以后也没见艾校长对此类事情严查过。
  我们父女俩听了感慨万端，从救济苍生这一大同思想出发，艾黎的无言能说治学不严吗？跨越万里的牵手
  □葛勤
  11月的南太平洋正是温暖而美丽的初夏。26日，在大洋洲美丽发达的岛国新西兰，山丹代表团与位于新西兰南岛的塞尔温区正式签署协议，缔结为友好县区，达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促发展的共识，开启了山丹与塞尔温区广泛合作与交流的大门，并搭建起了广阔的平台。对山丹和塞尔温区来讲，都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双方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山丹，更以满腔的热情，打造一个充满魅力的新山丹，强力推动走出去战略。
  位于亚洲中国西北边陲的山丹缘何与大洋洲美丽岛国新西兰赛尔温区实现了跨越万里的牵手，翻开了里程碑式的一页？这一切都缘于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著名社会活动家、山丹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事实上，艾黎已成为山丹的文化符号和培黎精神的支点，成为向新西兰及其他国家宣传中国、宣传甘肃、宣传山丹的一张名片。
  路易·艾黎于1927从新西兰来到中国，兴办“工合”（工业合作社）运动，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1944年，路易·艾黎来到山丹，创办了半工半读的培黎工艺学校，继续“工合”事业，将文明新风带进山丹。在山丹近10年的时间里，路易·艾黎与山丹人民结下了深厚友情，视山丹为“第二故乡”，并将自己在华几十年收集的4000多件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山丹，倡导建起了山丹培黎图书馆，恢复和创办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还促成我省与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缔结为友好省市，开展合作，使甘肃省和山丹县在国际国内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1985年，省政府授予路易·艾黎“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艾黎逝世后，他的部分骨灰撒在了山丹原野上，部分埋在山丹。如今，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山丹培黎学校、艾黎与何克陵园是每一个新西兰友人来山丹时必去参观的地方。
  如果说艾黎与山丹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是山丹与新西兰友好交往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的话，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赛尔温区与山丹县相互弥补的资源优势则为两地经济文化的合作交流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条件。新西兰是经济发达国家，畜牧业和旅游业十分发达。位于新西兰南岛塞尔温区气候干燥，光照充足，农作物以谷类为主，大面积种植小麦和大麦，畜牧业主要有羊、肉牛、奶牛和鹿。同时，塞尔温区教育和旅游业比较发达。这些资源禀赋和山丹都有共同之处，两县区在资源、农业、畜牧业、文化、旅游、工合等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并且双方在经济产业方面有着共同的合作愿望，这是两地缔结友好关系中不可缺的基础条件。
  作为路易·艾黎的第二故乡，近年来，山丹县与新西兰的友好交流一直不断。双方在教育、工合事业等方面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双方都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愿望，而山丹更将此作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做着不懈努力，多次通过省外办与我省结为友好省市的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沟通，受新方邀请，派员赴新西兰考察、沟通、交流和商洽，达成了正式缔结友好关系的共识，并于去年签署了“新西兰塞尔温区委员会与中国甘肃山丹县政府共同声明”，并分别取得我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同意。今年11月26日，应邀前往新西兰考察合作的山丹代表团与塞尔温区形成广泛共识，正式与塞尔温区签订友好县区协定。
  两县区友好关系的确立，迈出了中国西北边陲小县与发达国家县区交流合作的历史性一步，为双方加强合作、推动发展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原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张援远说：“一个中国的西部不发达小县万里迢迢到国外来寻求友谊，寻求新的发展，寻求对外开放，足见其勇气、气魄和超前的胆识，这在中国西部县一级不多见。希望你们克服困难，为全国县一级对外开放做出样板。”
  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战略，离不开扎实的举措和有形的载体。山丹县把缔结国际友好县区作为开展国际交流，推进区域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结识新朋友。另一方面强化内功，提高素质。优化服务，树好形象，以热情真诚的姿态，欢迎和接纳国际朋友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工作，增进与塞尔温区的接触、交流和了解，精心浇灌和培育这朵友谊之花。为此，该县致力在畜牧业、农业、工合、文化旅游和教育等5个互补性很强的主要领域开展合作，将对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先进技术与本县特色产业高位嫁接，提高特色农副产品开发能力产品竞争能力。同时，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山丹的优势资源，特别是丰富的特色旅游文化资源、艾黎捐赠文物复制品及山丹烙画、麦杆画、剪纸、刺绣等民俗文化产业推荐宣传出去，积极引进塞尔温区民间投资者到山丹艾黎与何克陵园、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汉明长城、焉支山、山丹马场等旅游景点投资开发。适时在两地举办教育招商洽谈会，研究确定合作内容和招商项目。
  与新西兰塞尔温区缔结友好关系，标志着山丹县的对外开放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为该县迅速与世界先进观念、技术接轨提供强有力的助推。以友好县区搭建桥梁、促进合作、扩大影响，山丹县将充分利用这个国际平台和窗口，与其它国家和地区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宽领域、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深化和丰富对外合作内容；增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互间的友谊，实现双方及多边的互利共赢。开放的山丹正以全新的形象，向外国友人展示自己的魅力。让世界了解山丹，让山丹走向世界。一个生机蓬勃、充满魅力的山丹将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有理由相信，敞开胸怀的山丹一定会越飞越高，描绘山丹发展的精彩新篇章!魂昭故里
  王星黎
  一个人不管他离开我们的时间有多远，如果没有被熟知或敬仰他的人们所忘记，或者说他的灵魂依旧回荡、萦绕在他所热爱、眷恋的这片土地上，他就是一个超越平常而伟大的人。山丹人们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先生，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路易·艾黎先生，他是置放在山丹的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他的光芒四射，厚德无尚，尤其是他那维护正义、不畏恐怖和热衷于教育的创业精神以及卓越不凡的无私远见，无一不光耀和惠泽于山丹的今天和明天，甚至未来。
  今年9月9日，是路易·艾黎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祭祀怀念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偶闻惊喜，他那时的学子们纷纷自愿捐款出资，在他的墓地——艾黎与何克陵园，修建一座《纪念路易·艾黎校长诞辰110周年碑记》。其学子杨春林一行四人，带着五湖四海全体学子的一颗颗敬仰之心，不远万里，像一条涓涓溪流，汇聚山丹，为艾黎与何克陵园又添置一道光彩熠熠的人文景观。培黎学子，心重如山。他们这一不动声响的举动，无不体现出了艾黎先生那过人的崇高品质，学子们不忘师恩的作为，犹如一缕新鲜的空气吹进了山丹大地，着实令人振奋不已。同时对路易·艾黎先生的那种储备已久的景仰之情，从我的心中油然而升。艾黎，他还活着，他那慈祥和蔼、充满乐观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艾黎，他还活着，他留给山丹人民的宝贵遗产，延续着他那有限的生命。路易·艾黎没有被学子们忘记，我们山丹人民更不能忘记他，因为他是我们山丹人民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他热爱山丹，眷恋山丹，把山丹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在上个世纪40年代，路易·艾黎带着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把“工合”从陕西的双石铺千里迢迢搬迁到了山丹，并且在山丹创办了著名的培黎学校。他在学校里办医院，开工厂，通照明，是原始古老的山丹领先受到了现代文明之风的吹拂，使古老的山丹人民大开了眼界，使山丹这片古老沉寂的土地呈现出了撩人心扉的勃勃生机，培黎学校成了炫耀山丹的一盏耀眼的明灯。一时间，山丹在河西走廊名声雀起，让人羡慕和向往。
  艾黎选择了山丹，山丹也选择了艾黎。他在山丹艰苦创业的十年间，他的足迹踏遍了山丹的山川，与山丹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山丹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能留住这样一位充满传奇的伟人，这是山丹人民的骄傲，也是山丹人民的一种欣慰。现在每当人们提起艾黎，就不能不提起山丹。路易·艾黎，是宣传我们山丹、滋润我们山丹、提升我们山丹的一方无形资产。1987年12月27日，他在北京溢然长逝，按照他的遗嘱，把自己的骨灰一半撤在了山丹的大地，一半安放在了他的战友何克的墓地，他把自己的爱终结在了山丹大地。时间过去了20个年头，我们山丹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老人，因为我们山丹有了新建的培黎学校，而且创建了漂亮的培黎广场。今天，我们山丹的城市建设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发展，我相信在我们山丹城市的街道上，将会出现一条美丽漂亮，而且有着异国风情的“艾黎大街”。
  路易·艾黎，魂昭故里。难忘的瞬间
  □陈龙
  人的童年，总有许许多多的美好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多数记忆都将在脑海中慢慢淡去，只留下一丝模糊的印迹，总有那一两件趣事会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像我的童年，最难忘的就是曾被路易·艾黎爷爷搂在怀中照相的瞬间，那份幸运，那份稚嫩，至今仍历历在目……
  记得那是28年前的一个早晨，阳光明媚，大概是秋天吧，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的院子里绿树成萌，鲜花盛开，各色儿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甚是热闹好看。那时还不到5岁的我正在院子里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让开！让开！”忽听见大人们的说话声，抬头望去，只见从对面的大门里拥出一伙人来，正簇拥着一位矮个的白发老爷爷向我们走来，刚下台阶，就被人搀扶着坐在前面事先摆好的椅子上。我猜大概是要照相吧。那时的我已懂得什么是照相了，因为爸爸从小常给我照相玩，我也特喜欢照相。这时，一大群叔叔们拿着各式各样的照相机，有眼睛上对的，脖子上挂的，肩膀上扛的，还有地下站的……正在那白发老爷爷前面忙活着。太神气了，我看得既羡慕又好玩，赶忙拉小伙伴挤过去，恨我们太小，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便瞅空从一伙照相叔叔的缝隙中钻了进去。正看着热闹，听得有人喊一、二……我突然看见对面中间坐的白发老爷爷正在向我招手呢，嘴里还说着什么，年幼无知的我既不明白，也不敢动。这时，正拿着照相机的王自刚伯伯忙抓起我的小手径直牵到白发老爷爷面前，只见他脸红红的，鼻子高高的，手臂上的金色毛发映着太阳一闪一闪的，害怕极了。白发老爷爷看我胆怯的样子，冲我俏皮一笑，顺势把我转过身来，搂在怀中。这时，又有人喊一、二、三……童年的我就这样幸运地定格在那位慈祥而又与众不同的白发老爷爷怀抱中。
  后来，我长大了，知道当年搂抱我照相的那位白发老爷爷正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国际友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路易·艾黎先生，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28年过去了，那是多么珍贵的瞬间啊！每当我凝视这张童年照片的时候，总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这不仅是艾黎爷爷对我儿时的关爱，更体现了他对所有山丹娃的一片爱心。记得听大人们说过，艾黎爷爷自从来山丹建培校，特别喜欢这里的孩子，尤其对那些穷苦人家的娃娃和无依无靠的孤儿总是关爱有加，年幼的多收为义子养着，稍大点的就留在培校念书。他还常带娃娃们一起洗澡、学游泳，为他们理发、捉虱子，补衣服，一起玩皮球，虽然那时生活条件有限，艾爷爷尽量想办法让孩子们吃饱穿暖，为了他们的快乐，付出慈父般的关心和疼爱，这是多么好的一位老人啊，让我怎能不怀念，不铭记！抑或是缘分吧，1999年，我刚参加工作一年后就荣幸的调进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工作，实现了我期盼多年的梦想和夙愿。在馆领导和同志们的指导帮助下，我很快熟悉了文物陈展工作，不但增长了文物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学习，从源头上了解的一生，初懂了艾爷爷的中国——山丹情结：他刚满30岁就来到中国，在宋庆龄等人支持下，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尽其所能，奔走呼号，募集经费，创办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筹建工合培黎学校，力图为中国的基础工业培养人才；抗战时期，他三上延安，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募捐药品，支援抗战；在山丹培校期间，他贯彻“创造分柝、手脑并用”的八字方针，创办了冶炼、翻砂、锻造、陶瓷、玻璃、纺织、皮革、造纸、印刷及柴油发电等一系列基础工业项目，不仪给培校学生提供了实习场所，也为日后的山丹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实现师生自食其力，在四坝滩兴修水利，开荒种地，兴如农场；他率先把西医药引入山丹，开办培校医院，为师生和老百姓治病除疾疾。记得有一次，我的姨爷爷还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不知解放前的哪一年，姨奶奶突患盲肠炎，求遍当地的名老中医医治无效。正在家大束手无策的时候，喜从天降，艾黎爷爷一行考查山丹河水系路过这里，听说后马上将病人拉到培校医院抢救，由斯宾塞大夫亲自动手术，才保住了姨奶奶的性命。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姨爷爷说，这伟事传开后，山丹老百姓流传着一句话叫“有大病，找培校，救星就是艾校长”。从这里可以看出，艾爷爷与山丹老百姓的关系真是情同手足。而他付出的一切，都是忘我的，无私的。年少不更事的我自然不大明白，艾爷爷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怎么会这么高尚，这样伟大？后来在馆里学习他的生平事迹，才懂得了艾爷爷为什么为中国、为山丹人民做这一切。因为他是新西兰共产党员，是以拯救劳苦大众为己任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所以在他每次寿辰时，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去为他祝福，祝艾爷爷健康长寿。因此邓小平曾在艾爷爷80寿辰祝辞中讲：路易·艾黎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是理所当然的。
  今年是艾黎爷爷来华85周年和首次来山丹70周年。我又情不自禁地翻开相册，那珍贵瞬间和艾黎爷爷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在我眼前。艾爷爷的笑容是那样的亲切，是那样的令我眷恋……但今天，让我欣慰的不再是个人的荣幸，而更多的是对艾爷爷的无比崇敬和感激，他以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博大胸怀拥抱中国，拥抱世界，拥抱工合，也拥抱了整个山丹。生前不仅把收藏的珍贵文物全部留给了山丹人民，也把他的至爱亲情和国际主义精神留在了山丹。凝望照片，我不禁喊出声来：艾爷爷，您太伟大了！过去的“小龙娃”已经长大成人。在您的精神鼓舞下，我会努力工作；之余，还想为您多做些什么……崇高的品德光辉的榜样
  ——路易·艾黎与山丹
  □张兴民宋昌
  山丹，这个夹在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和焉支山之间的丝路重镇，曾有过一度繁荣的历史，它曾经是汉帝国的皇家马场，现在，亦是亚洲最大的军马场；隋炀帝曾经在这里接见西域27国王公使臣、举行规模盛大宴会和贸易交流。到了近代，真正让山丹名扬四海的一个是叫做艾黎的外国人，在山丹，艾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出生于新西兰南岛。1927年4月21日来到中国，此后长期居住中国。来华后他亲眼目睹了上海滩大量童工、包身工和一些灾区贫苦农民遭受的苦难，善良本性和正义感使他对处身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产生了深切同情。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他就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利用自己的住所掩护地下工作者，还为苏区红军秘密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他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是最先了解和热爱中国的新西兰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路易·艾黎积极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性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向国外撰写了大量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并发起组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1942年，艾黎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1944年该校迁到甘肃省山丹县，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设有近20个供学生实习的生产组，实行半工半读、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针，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1949年解放大西北时，艾黎调拨学校所有卡车，帮助运送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为解放玉门等地做出了贡献。受到彭德怀同志的高度赞赏。1953年，学校迁往兰州，改名兰州培黎石油技工学校，艾黎为名誉校长。多年来该校为中国的石油和工业战线培养了许多技术人才。
  他同山丹人民一起生活了10年，1953年到北京。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他热爱新中国，宣传新中国，为发展中国人民同新西兰及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新西兰人民和广大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曾受到我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等的亲切会见。
  为帮助大西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从80年代起他将自己收藏的3700多件文物捐给山丹，文物内容之丰富，历史之久远，涵盖了从石器时代到民国时期的各种文物，主要有陶瓷器、铜铁器、玉石器、饰件、古钱币、造像和古旧书画7大类，其中饰件品类最多，并有唐代胡腾舞铜人像、《大清万年一统图》孤本等珍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观赏性。为了纪念这位国际友人的突出贡献和陈列捐赠的历史文物，甘肃省人民政府于1982年修建了艾黎捐赠文物纪念馆。它是山丹人心目中的一座中外友谊的丰碑，是一座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最近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二批名录。1984年他又促成山丹县培黎图书馆的建立，并捐赠了许多图书。1987年4月，他长期努力重建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正式开学，任名誉校长。为募集学校所需的资金、设备，他在国际上作了大量工作。这项计划受到甘肃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新西兰政府、人民和各国友人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友协帮他把数十年搜集和珍藏的近4000件中国古文物和艺术品，陆续运往山丹，作为他留给第二故乡的赠礼，了却了他一大心愿。
  1982年路易·艾黎85岁寿辰时，北京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85年，甘肃省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艾黎于1987年12月27日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出于对第二故乡的眷恋和对培黎学校的深情，艾黎在遗嘱中要求将他的骨灰撒在山丹的四坝滩——老培校的农场土地上。为了供后人瞻仰，他的骨灰一半如愿融入了四坝滩的泥土，另一半同他的战友、山丹培校的第一任校长、1945年病逝在山丹的英国籍青年乔治·何克一起共同安息在弱水河畔的艾黎—何克陵园。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逝世已经25年了。然而，对于一代代的山丹儿女来说，艾黎并没有离去。焉支山下，宁静的土地上，艾黎一直和山丹的山山水水在一起，和淳朴的山丹人民在一起。他无私奉献和宏大博爱的精神和力量一刻也没有离开我们。他崇高的品德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山丹儿女，为保护和传承优秀文化、创造先进文化、建设和谐开放的新山丹而努力奋斗！心灵之约
  杨龙
  九月，该是一个怎样的季节？也许是一如既往的秋高气爽，也许是金色满园的丰收喜悦。而在天水举办的培黎同学校友联谊会将成为这个季节最美丽的一道风景，它更是最真诚最感动最芬芳的心灵之约。
  生命苦短，不过百年，宛如白驹过隙。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使几十年的沧桑岁月漫漫风尘可以浓缩为“珍惜”二字？相互之间那份单纯的友情为何能一直延续至今，是什么样的魔力牵引着彼此，是缘分，还是那永恒的精神？
  其实那种无私的情感，早已根植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它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和我们的灵魂签定了同生共死的伟大契约。
  世界上最具有魅力的风景在什么地方？
  世界上最深沉博大的爱在什么地方？
  不管我们身边的黑暗是多么漫长，那一个地方永远明亮而灿烂。
  无论我们的悲伤和苦难如何肆虐，那里会流出永不枯竭的泉水。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心灵留存着那永恒的精神。
  我们宁静淡泊坦然处之的心境；我们无私给予不求回报的信念；我们真诚奉献、埋头苦干；我们敞开的心胸，我们正直的品德；我们乐山乐水的情操，这是多么宝贵的人生财富。这一切，都来源于艾黎校长。他永恒的精神像一棵伟岸长青的心灵之树，一颗会开花结果的大树，枝繁叶茂，芬芳整个世界！
  敬爱的艾黎校长一生都是在“给予”，而不是“索取”。他献身中国人民的事业心甘情愿，毫无保留。为此，他终其一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承受了各种误解和压力，忍受了战乱中四处奔走的艰辛带来的病痛，几次大难不死，最终迎来新中国的黎明。1977年12月老一辈革命领导人邓小平在艾老80岁生日宴会上的贺辞中，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总结他一生的贡献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代表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在华一生的高度评价，由此可见艾老思想和培黎精神具有多么深刻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假如艾老的思想犹如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尊敬的老学长，你们曾畅游其中，获取了受用一生的友谊和精神财富，而我们则有幸溅到了智慧的浪花，所以我们更渴望传承，更渴望来自于你们的塑造和延伸。人说“十年修得同船渡”，我说“百年修得校友情”。这百年修得的缘分，我们是如此的期待，这老少共乐的梦境，该是何等的美好！你们在各自的天空，用智慧和辛劳酿造出了可口的美酒，调出了最饱和的色彩，勾勒着人生亮丽的美景，岁月各不同，人人尽风流。虽然无情的岁月已在你们的眼角刻上了鱼尾纹，苍凉的秋霜也染白了你们的青丝。年过半百的长辈们，请放宽心胸，调整心态，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珍爱生命。有成功愉快开心事，莫忘与同窗分享；遇忧愁苦闷烦心事，也不妨和老友倾诉消除，携手同行，温情相伴，安度幸福的晚年！这是我们新一代培黎同学对你们最真诚的祝福。心灵之约，是最美丽的约会。每当我轻轻念起叶芝的诗句：“当你老了……”时候，这宛如羽绒般轻柔的句子，总是能拨动我的心弦。这低沉温暖的吟诉，总让人难免隐隐地心痛。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同窗友谊情！当你们不再清澈的眼睛再次对视；当你们从容地叙述岁月的交错；当我们仰慕你们的成功，敬畏充满我们的心胸，这份平凡的情，这份不浅的缘，可会唤起多少无限的回忆？在美丽而温暖的霞光斜射中，静静的感触相聚的喜悦，只愿心灵之约是此生最快乐的乐章。
  心灵之约，是最感动的约会。流年似水，时光荏苒，相隔的时间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深邃的时空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身影，色彩斑斓的世界使我们逐黎渐成熟，我们从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年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家庭的栋梁。在人生的征途中与你们相逢，仿佛又回到了那遥远的昨天。艾黎精神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一代代培黎人紧紧地联在了一起，这跨越世纪的友谊，像陈年老酒，越久越醇，越久越香。
  心灵之约，是最清雅的约会。相聚好似一首优美的诗歌，就像我们在的清闲午后，落日黄昏，静静地享受着那弥漫在一个个方块字里的清香。我们亲切交谈的话语将驱散疲劳，抚平忧愁。那一份忘年之交，便时时的涌动在心间，直至我们潸然泪下。那些深刻的或是朴素的道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温馨，让我们把心灵的喧嚣、浮华、名利细细梳理地如此从容、镇定与坦然，清澈透明。
  心灵之约就像淡淡的风，带着泥土的清香，轻轻拂过脸庞，让心感到宁静安详；就像细细的雨，悄悄洒落，红了桃花，绿了柳林，一夜之间丰润了纤瘦的小河，荡起了多少甜美的笑窝。
  我喜欢这淡淡的心灵约会，静悄悄地相逢，热烈烈的相聚，轻灵灵的分别，当我们老去的时候就不会再留有遗憾和追悔。
  我如此期待这心灵的约会，没有多少时间是我们能够浪费的，没有多少幸福是能够不期而来的，我们总是用各种各样的借口，错过太多的快乐，用形形色色的匆匆，敷衍太多的美好。人生需要执着，唯用心灵品味人生，在沉沉浮浮、坎坎坷坷中，不放弃希望，不抛弃理想，努力把艾老思想和培黎精神继承和发扬下去。
  弹指一挥，沧海桑田。忆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回首往事，峥嵘岁月稠。感慨良多，思绪万千。原本遵照杨春林前辈嘱咐，我在聚会时要写一篇感想，由于培黎通讯第十期提前出版，又加我迫切期待的心情，在聚会之前匆匆写出了这篇心灵之约，但因笔拙不能如意的表述对聚会的向往之心和对各位前辈的敬仰之情，只能借此机会真诚祝愿各位老前辈阖家幸福，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安度晚年！也让我和我的同学们彼此共勉：珍惜今朝，珍惜时光，铭记这份珍贵的感情，为了我们曾经激情的岁月，为了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继续放飞我们理想的翅膀，演绎我们精彩的人生！虽然我们终久要离别，在未来的征途上又增添了一次新的告别，然而无论你走到哪里，在茫茫的人海中，我们都会彼此记得，彼此心灵有约。别情悠悠，既然心意相通，又何必在意相隔四海，聚不是开始，散也不是结束。祝愿培黎精神代代相传。
  陵园寂无声
  赵谦玺
  冬日的一个早晨，凛冽的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和两名记者去艾黎何克陵园采访。静静的陵园蜷缩在国礼桥头的一侧。原本不大的陵园在街道的扩建中又被占去了一部分。直接凸现在了街道上。哥特式建筑尖顶风格的陵园办公室与周边的建筑物稍现特别。由于头一天下了雪，积雪覆盖了陵园的每个角落，那些苍翠的松柏由于白雪的装扮显得更加肃穆。偌大的陵园中积雪已经被扫去了大半，工作人员姜有玉见到我们，放下手中的扫帚迎了过来，把我们让进屋里并沏上了热茶。我们讲明来意，姜有玉和记者准备去了。
  我帮不上忙，就到陵园中四处走走。
  陵园并不大。但长眠了两位很特殊的人：英国人乔治·何克与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路易·艾黎出生于新西兰一个教育世家，1927年4月来到中国。1937年，年仅23岁的乔治·何克也来到了中国。两年之后的1939年，路易·艾黎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起“工合”运动，何克参加了“工合”。自此，两人的名字便与“工合”相伴。
  1943年8月，艾黎和前往玉门油矿讲学的朋友——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李约瑟博士一起路过甘肃山丹时，考察选定了山丹作为迁移的新校址。1943年初秋，踏着中国北方初秋的阵阵寒意，何克带着陕西双石铺的近60名学生，艰难地向河西的山丹长途跋涉，新建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自此，两位外国青年和培黎学校与山丹结下了不解之缘。培黎学校在山丹落地生根之后，“把现代文明带到了山丹，山丹的工业基础都是解放前培校开办工厂奠定的基础。艾黎与何克给山丹不仅带来了纺纱、制皮革、造肥皂的技术，还修建了煤矿、玻璃厂、硅厂和石灰厂，甚至蒸汽发电。1950年山丹县政府的照明电就是培黎学校供给的。”
  1945年7月22日，年仅30岁的何克因患破伤风而溘然辞世，把他年轻的生命与梦想留在了与故乡万里之遥的异乡土地上。失去了得力助手，艾黎在悲痛中独自挑起了继续办校的重担。他提出了“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方针。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他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十年。艾黎先生还把他一生收集的数千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了他深爱的山丹。他晚年到西北农村参观时，念念不忘种草种树，防止土地沙漠化；不遗余力的建议发展清洁能源，加快水利和风力发电，多利用太阳能和沼气。他的这些建议现在已经在实际生活中大力推广与发展，显著改变了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他却在1987年12月27日与世长辞。遵照先生生前的嘱咐，他的骨灰一部分撒在了山丹的大地上，一部分和他的战友何克葬在了一起。
  两位风华正茂的异域青年把他们的青春热血和毕生精力留在了中国西部的小城，默默地走了。他们的精神应该是留给小城的一笔财富，我们应该寄予更多的敬仰。然而，据守园人姜有玉讲，前来凭吊的人中外地人与外国人居多，本地人只有清明节单位和学校组织的扫墓活动，其余时节陵园很寂静。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新建，在当时偏僻落后的山丹不仅把现代文明带到了山丹，更重要的是给地处中国西北内陆的山丹小城带来了现代文明的启蒙。“培黎”经过近70年的风雨洗礼之后，已经沉积为山丹厚重文化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元素。只是就培黎学校校名中“培黎”二字的由来，我问过多人，大都语焉不详。
  这让我想起叶文玲在游览嵩阳书院后写的一段文字：
  我在想，假如改一个字——将书院的“书”改为“寺”；假如将这张讲案换成几尊红头赤面的什么菩萨大佛，这儿肯定香火袅袅、游人不绝、门票高昂、收入丰盈……。而与此相应的，书院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书院的教学精神，却就真的从此湮没无闻。
  其实，在小城山丹，艾黎与何克留给我们的文化元素和精神遗产无处不在。除却这座小巧的陵园之外，在隔河相望的公园中有培黎广场，那里有《艾黎和山丹孩子》的汉白玉雕塑；在文化街上有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在新城区有艾黎大道和新西兰村；在山丹培黎学校有艾黎先生的故居雷台等。这些无不在提醒后人艾黎与何克离去后留给小城的财富。2009年11月，山丹与新西兰的塞尔温区市缔结为友好城市，签署了合作协议。自此，山丹与新西兰的合作交流由单一的学校（山丹培黎学校和新西兰达菲中学）之间的合作转变成了多元化的政府之间的合作。
  现在，我们建设文化大县，挖掘这片热土上积淀的文化元素，在张掖六县（区）中艾黎精神，培黎文化是一朵奇葩。加上艾黎先生的国际影响和跨越万里的政府之间的牵手合作，无疑将使“艾黎情”这颗明珠更加璀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不要光把这些元素机械地摆放在那里，而是要升华为小城居民心中的一种精神，代代相传，时时凭吊。那时，来自异域的奉献精神在小城居民的世代呵护下不仅根更固、叶更茂，花也必然更鲜！
  但愿在我们今后的每次凭吊时，陵园不再寂然无声！
  精神财富宝贵遗产
  韩建成白玉章
  “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给了我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事业一年比一年更加丰富，它使我得以置身于前进中的亿万人民的行列，这一切多么意味深远，谁还能想到什么报酬，会比我得到的这一切更加美好？”
  ——路易·艾黎
  中国甘肃古丝绸之路的山丹县闻名遐迩，这里不仅是中原文化、农耕文化、军旅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长城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舞台，而且还是新中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桥梁纽带。在这里有一个外国人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和敬仰，他是新西兰人却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并肩战斗了60年；他被称为“工合之父”，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奋斗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亲手创办了山丹培黎学校，为科技落后的新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他抚养了6名中国孤儿，而自己却终身未婚……他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也是充满传奇的一生。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友好交往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故事映照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图景，浓缩了所有对华友好人士的卓越与伟大。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与中国人民一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20世纪40牟代，他与乔治·何克在陕西双十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1944年12月，艾黎和乔治·何克带着60多个学生和27个难民工人，将培黎学校迁到山丹，从此扎根山丹10之久，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路易·艾黎决定将自己在华50多年收藏的近3737件文物全部捐赠给他的第二故乡——山丹。1985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12月27日路易·艾黎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邓小平同志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艾黎一生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宝贵精神财富，还留给了我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保护和展示他捐赠的珍贵文物，甘肃省人民政府于1982年在山丹县修建了“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馆内珍藏和展示路易·艾黎的生平图片、实物及事迹以及他捐赠的数千件珍贵文物。建馆30年来，馆藏文物已达到5300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7件，三级以上文物1400多件，一般文物3900多件。这些文物种类繁多，品位较高，几乎涵盖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品种主要有陶器、瓷器、青铜器、兵器、钱币、带钩、玉器、乐器、雕塑、古字画、建筑材料等20多个大类，其中有不少稀世珍品，乃至国宝级文物。如：雕像中的唐代胡腾舞铜人像，宋代三彩观音像，瓷器中的明代白釉执壶，清代郎窑红长颈瓶；书画肖像中的清肃亲王豪格、乾隆皇帝的固伦和孝公主像，历史地理长卷中的《乾隆帝南巡路线图》、《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图》；写意画中的《吴梅村山水图》、《梅花唱和卷》；书法中的刘墉小楷、查士标行书、董其昌行书立轴、何绍基行书条屏；建筑材料中的“成山瓦当”等等。这些珍贵文物不仅反映了山丹深厚的人文历史，也展示了古丝绸之路辉煌灿烂的文明。2008年，陈列馆作为全国第二批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免费开放，成了我县对外宣传、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开馆至今已接待中外参观者100多万人次，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民间友好团体和联合国有关组织官员也来参观访问。1995年，该馆被甘肃省委、省政府定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被文化部确定为文化基础设施管理先进集体；2010年被确定为中共甘肃省党史教育基地；现为国家AA级旅游景点，是中新友谊的纽带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艾黎生前以耕耘者自喻：“因为有了我，原先这里只生一片草叶，现在长了两片。”正如他所说，如今他的第二故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山丹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文化建设的扎实推进，山丹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这颗“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在保护优秀文化遗产，弘扬艾黎精神，促进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始终坚持“保护中开发，开发中利用”的原则，坚持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并举，依托汉明长城、艾黎品牌、馆藏文物为代表的资源优势，积极调整文物保护思路，由静态保护拓展到动态保护，对县内文物资源进行整合，着力打造文物景点，展示区域文化内涵。陈列馆集中力量，建成了县、乡、村三级文化设施保护网络，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抢救保护散落、损毁的珍贵文物，通过整合物质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濒临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进一步丰富了全县的文博资源和馆藏文物资源。
  同时，由于近年来文化旅游事业的迅猛发展，文化产品市场需求增长迅速，国家、省、市均把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升旅游文化产品档次作为支柱产业来抓，并且制定了较为优惠的政策。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在搞好馆藏文物展示和开发工作的同时，抢抓机遇，将文物保护开发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步伐，建设文物复制产业生产线，大力发展文物精品复制业务，积极宣传打造特色品牌，加强我县文化产品的外展与交流，实现山丹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战略目标。近年来已开发出了青铜器、古书画、玉器、瓷器、竹木器等五大系列旅游纪念品，特别是胡腾舞铜人、四喜娃娃、《天文异祥行军分类切要图》、《梅花唱和卷》等许多具有山丹文化特色品牌的旅游纪念品深受广大国内外旅游消费者的亲睐。现在来山丹旅游的人，除了看汉、明长城、欣赏丹霞地貌、游览军马场外，都要到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追寻艾黎一生的足迹，一睹那些珍贵的文物。
  另外，陈列馆自1982年建成开馆以来，一直在不断探索发展。目前正在计划易地建设一座集文化交流、文物陈列展示、学术研究、文物经营、参观游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具有高科技现代化水平的大型综合性纪念馆。新馆建设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的真实活动为依据，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以实物、图片、资料、视频演示等方式，科学准确地反映路易·艾黎光辉战斗的一生和捐赠文物的历史价值，突出艾黎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主题，以较为完善的功能设施，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管理，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服务。新馆建成后将成为山丹文明发展里程中重要标志和文化象征，对于保护优秀文化遗产，弘扬艾黎精神，促进对外交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