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
  路易·艾黎
  从广播上听到宋庆龄名誉主席与世永别的消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她好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自从1933年我同她结识以来，她一直给我以激励和力量。当时是阿格妮斯·史沫特莱1第一个带我到她家里去的——这幢房子现在是她丈夫孙中山的纪念馆——她住在那里，由她的忠心耿耿的管家和女伴李妈照料她的生活。
  正是在这所房子里，我听她亲口谈起20年代初她从广州脱险的一段经历。那时，陈炯明将军的士兵正在大街上枪杀革命者。她藏身在死难者的尸体之间，后来瞅机会爬了出来，一路挨门求助，总算在一个店铺里找到了栖身之所。以后她又搞到了一条船，才终于在珠江的一艘军舰上同她丈夫重新会合了。
  从此以后，她的生活充满了风波。因为从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她越来越紧密地把自己的命运同那些反对蒋介石的政策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反对蒋介石向外国侵略实行绥靖政策。
  记得1929年，我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是在孙中山的遗体从北京运到南京后的迁葬仪式上。当时我站在道边，和上海的童子军们在一起，看着她一步步登上陵墓高高的石阶。随着岁月的流逝，从我后来同她的交往中，我越来越感到，在她秀丽文雅的外表下，包容着一颗钢铁般坚强的心。她总是利用自己最熟悉的阵地，来帮助那些为她所坚信的一切而奋斗的人们。这不仅仅表现在文化阵地上，而且表现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
  就举一件事情来说吧。有一回，需要从上海的东市区取来一大包枪支弹药，秘密运送给远在外地的红军。尽管警察检查极严，她竟把武器放在她乘坐的黄包车车座下，顺利地通过了租界上的重重警哨和关卡。我可知道那一包家伙有多重，因为在她离开上海之前，她曾让我把它拿到我的住处去，后来我要离开上海时，又把它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也正是她，在1936年初，促成了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此后斯诺即写出了那本名著《西行漫记》。格兰尼奇夫妇21935年（按，应为“1936年”）来到上海创办宣传抗战的半月刊《中国呼声》后，也正是她，曾不断给他们以鼓励和指导。她在许多战线上操劳奔忙，或是帮助已近暮年的鲁迅，或是帮助革命者出狱，或是帮助抚恤他们的孩子。她总能想出办法，若非躬亲自劳，也要托付给她认为可靠的人去代办。
  我永远不会忘记国民党撤退后她离开上海时那个寒冷灰暗的冬天的早晨。几条留下的渡船正在把岸上的乘客一批批送上停泊在江心的大航船。码头上熙熙攘攘，到处有日伪的警察、宪兵、特务等在活动。宋庆龄打电话给我，叫我乘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里去。我到了那儿，见她正在和两个外国妇女喝咖啡临别，她们是准备在她离沪期间来照管房子的。敞着炉门的壁炉里燃烧着明亮的火焰，房间里显得十分舒适安逸。她说笑着与她们挥手告别，然后上了我的车。李妈（按，“李妈”是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坐在前座上，手里提着一个小布包袱。当我们从那些恶棍们中间走过时，他们瞪起凶狠的目光。但她却安详地挽着我的胳膊，与我谈笑风生，旁若无人。结果我们没有遭到任何盘问。
  我后来又一次见到她是在我到达香港之后。当时她正筹备让我乘飞机去武汉，因为我打算在非沦陷区开展战时工合运动3。她曾给过工合有力的支持，她本人担任过工合香港促进会的主席，直至1941年底香港沦陷为止。工合在香港的最后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由她主持举行的庆祝展览会。
  她从香港来到重庆之后，也尽其全力帮助过工合，她还亲自参观过在成都的好几个合作社。同时她从事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不顾种种困难，保持着与延安的联系。1949年，她同毛主席和其他始终受到她衷心拥护的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标志着她一生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新中国——一个孙中山生前梦寐以求的中国从此诞生了。
  （原载《工人日报》1981年5月30日）
  回忆宋庆龄
  路易·艾黎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为《中国建设》写这篇有关宋庆龄的文章。这本由她创办的杂志，已成为她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部分。
  她从来不是一个居功自傲的人。远在一九三三年我认识她以前，她就是遵循孙逸仙博士的遗志，尽一切可能，致力于革命工作，并视它为己任。一九二九年孙逸仙博士移葬南京紫金山中山陵时，我就眼看到她走上那几百级石阶时的情景。但是，只是在后来，由于我自己也参加了援助革命的工作，才在上海，由阿格妮斯·史沫特莱带我去拜访并结识了她。
  自那以后，直到她一九三七年底离开上海去香港，一九四一年底从香港去重庆，以及后来在重庆，我与她的来往一直没有间断过。一九四四年以后，我一直在中国的西北工作，直至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参加由她主持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才与她重逢。
  上海可以说是她的故乡，她生在那里，那里有她的亲属和朋友。明朝（1368—1644）著名的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的编著者徐光启是她母亲的先祖。近年来，宋庆龄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
  我经常在冬天到海南岛去旅行，常路过文昌城。她的父亲出生在由广东东部的梅县迁此的能干的一个商人家庭里。后来，他在轮船上当侍者到了美洲。在旅途中，一个旅客赏识他一表人材，收他为义子，送他到美国求学。学成以后，他回到中国的海岸城市，并致富。这就使他后来能在财力上支援孙逸仙博士早期的革命事业。当孙逸仙博士短期避居日本时，宋家这个大家庭的第二个女儿（宋庆龄）担任他的秘书。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孙博士和她结婚。在他回到广州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这一段漫长的斗争生活中，她一直陪伴他，分享和分担他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忧虑。当那曾是孙逸仙博士同盟者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占领了广州时，孙博士逃到停泊在珠江上的炮舰上。军阀的士兵到处杀人放火和抢劫，甚至枪击当时宋庆龄居住的总统府。她逃到了街上，假装死去才免受枪击。她辗转乡间，最后终于到了炮舰上与孙博士会合。
  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孙逸仙反攻并击败了陈炯明，重新执政。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占领了北京，邀请孙博士北上商讨国是。幸而宋庆龄随他北上，以致在孙博士突患肝癌，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协和医院时，她能守候在他的身边。
  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到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入的这一个时期，宋庆龄是在不断的战斗中度过的。那时候她隐居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孙中山的故居中。
  我永远忘不了一九三七年的一个早上，在日军已经包围上海以后，她离开上海的情景。这是一个寒冷灰暗的日子。她打电话给我嘱我叫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去。我遵嘱到了那里，见到她站在熊熊燃烧的壁炉前，两旁坐着两位外国妇女正吃着早点。她们是准备在宋庆龄离沪后住进这所房子的。她笑着与她们挥手告别，并很快地坐上汽车。她的陪伴和管家李妈也跟随着她。我们驶向南京路外滩码头。那里有一只小艇准备驶往停泊在黄浦江中的一艘大海轮。从车上下来到码头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要在虎视眈眈的日本宪兵、暗探中间走过。当我挽着她在这些恶棍前通过时，她镇定自若，谈笑风生，旁若无人，丝毫也没有紧张的样子。
  到了香港，她更加倍努力地工作。她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支持新四军和八路军。她本人还担任过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香港促进会的主席，在珍珠港事变前不久，还为募捐而举办过工合展览会和游艺会，并在电台上作了长篇演说，介绍工合运动的意义。香港报界报道了她的讲话，使之广泛流传。
  她离开香港的经过与她离开日本人占领的上海一样艰险。在香港机场已经受到炮弹袭击的情况下，她得到保卫中国同盟的同事、新西兰惠灵顿的詹姆斯·伯尔德林姆（按，应作“贝特兰”）教授的帮助登上了飞机，平安地飞往重庆。在重庆，她竭尽全力地继续工作着。她还到过成都参观工业合作社，因此影响了许多重要人物到成都来参观。
  全面抗战胜利后，她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尽力帮助革命的力量。一九五〇年八月，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把工作扩展到北京，她在北京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社。这本杂志向世界介绍今日中国情况方面做了卓越的工作。一九六六年，在首都纪念孙逸仙博士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周恩来、董必武和宋庆龄的老战友何香凝在大会上相继讲了话。宋庆龄在讲话中指出：
  为什么必须革命，应当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今天的认识来自我们的前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他们当时是根据他们所继承下来的对革命规律的认识行事的；只是在运用这些规律碰了壁，不能得到预期的结果时，他们才不得不去探寻新的规律。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他们的目标导向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是虽败犹荣的。
  孙中山一生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并且已经超过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为他四十年的忘我斗争而感到骄傲。他的遗言“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今天听来仍然是正确的。
  怀着对我们的奋斗目标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信念以及对我们赢得胜利的力量的无限信心，我们同一切为实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民族压迫、没有种族歧视的世界而努力的人们，在斗争中携手前进。
  这些勇敢的言词，是由一位勇敢的妇女很好地讲出来的。当我念着她的英文讲稿，我想起她在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上学时写的一篇英文论文。她在那里学习了四年。毕业于半个多世纪前，也就是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推翻清皇朝之时。
  以下我引用她的论文中的一段话：
  革命已经使得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取得这两种个人不可出让的权利，多少高尚和英雄的人们曾为之献身。但是，还要争取博爱。也许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可以为人们指出一条争取博爱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还应在提倡人道主义方面尽她的责任。这样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居住在地球上最大的国土上，具有优秀文明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可能不对人类解放产生积极的影响。
  她终生忠于这个信念，尽管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她才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在她积极的一生中，她的思想和行动都是按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标准去战斗的。
  （原载《中国建设》1981年9月宋庆龄纪念专刊［中文版］，第27—28页。）
  半个世纪的友情
  ——为纪念艾黎同志来华工作60周年而作
  马海德
  193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23岁的青年，出于对中国人民事业的同情，我冒着种种风险，越过重洋，只身来到上海。当我踏上这块土地不久，中国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便抓住了我的心房，一种难言的痛苦感情久久地伴随着我，并不时地勾起了我对许多问题的思索。
  “独在异乡为异客”，那种日子也确实不轻松。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领路人啊！
  当时，我一方面行医，一方面努力了解这个社会，探索许多萦绕在我脑际的不解的问题。为了这个目的，我常去一家德国左派朋友开的书店看书，通过书店的主人魏德迈尔女士，我在1934年认识了一位叫做派尔的美国朋友，后来正是他把我介绍给艾黎。我一下子就被这个身材魁梧、目光炯炯有神的新西兰人吸引住了。他的谈吐，他对事物的洞察力，他的爽朗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消说，我非常喜欢他。打那以后，我就常去看望他。接触越多，也就越敬重他。很快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从那时到现在，53年过去了，而我们的友谊经久不衰，并成为我永远前进的一种巨大的原动力。
  应当说，同艾黎的相识揭开了我生活史上崭新的一页。不是别人，正是他把我引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我在上海接触的病人越多，发现的社会问题也就越多。你看，一方面是饥饿和痛苦，一方面是挥霍和荒淫。这是何等的不协调啊！我的医学良心驱使我想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然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把我的茫然告诉了艾黎。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只劝我去许多工厂做些调查。我照着他要求的去做了。这次社会调查对我思想震动很大。对童工的残酷剥削，可怕的铬中毒，严重的营养不良，凡此种种无不令我触目惊心，我的心长久不能平静下来。正当我苦苦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艾黎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在他那慈善的脸庞上抹上了一层严肃的神情，他说：“所有这些罪恶只是现象，你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首先找到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根子。”说罢，他要我好好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通过同艾黎的多次讨论，使我终于领悟了这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改变中国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就必须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
  这就是我从艾黎那里学来的第一课。后来为了满足我追求真理的渴望，他介绍我参加了他领导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使我有机会学习了好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大提高了我的思想水平。
  平素同艾黎在一起的时候，他只要一看到什么欺压人民的不平的现象，总是义愤填膺，他对被压迫人民充满了真挚的同情，正是出于这种感情，他曾经收养了7个孤儿，历尽艰辛，把他们扶养成人。对艾黎来说，没有比人民的苦难更令他痛苦的了，他对人民深沉的爱，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斯诺，加深了斯诺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可以说，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也凝聚着艾老的不少的对被压迫人民的感情。
  在上海的日子里，艾黎经常利用周末带我到农村去，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普通的农民，了解到中国农民苦难的生活，他的历史知识极为渊博，经常结合农村的实际，给我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注意于不知不觉中为我灌输献身被压迫人民事业的意识。
  艾黎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工部局的督察，而他实际从事的却是党的地下工作。有时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不得不坐人力车去运枪支，那沉甸甸的一箱枪支就放在他的脚下。我问过他：“你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他坦然地微笑说：“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告诉读者，他到现在还是个单身汉，他一辈子也没有成过家。他是一个感情非常真挚而深沉的人，他当然也需要爱情，需要家庭。仅仅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才决定独身的。当他年轻的时候，革命形势非常险恶，不允许带有任何牵挂，所以为了排除牵挂，集中精力工作，他决定不组织家庭。就这样，为了中国革命的利益，他牺牲了自己个人的幸福。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难怪深知他的宋庆龄同志说：“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1936年3月，在宋庆龄同志的领导下，艾黎和格兰尼奇等朋友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旨在宣传抗日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呼声》，他经常约我写稿，这一方面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训练我的写作能力。他希望我这样一位革命医生既能拿起手术刀，也能拿起笔杆子。在他的鼓励下，我也不断地为这家刊物著文。艾黎是一个细心人，常为我提供一些可供写作参考的剪报，而且精心地为我的稿件修饰文字。应当说，在我为《中国呼声》写的文章中，也凝聚着他的不少心血。
  时光悄悄地流逝，一转眼同艾黎相交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在他的帮助下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使我认识到要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处境，靠行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今天治好一个人，可这个人吃人的制度在一天内不知造成多少千万人的死亡，所以出路只有一条，诉诸革命。于是，我希望到中国解放区去参加革命。
  那是1936年的早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艾黎，彼时他的心情就像东去的黄浦江，浪涛拍岸，一波又一波地拍打着他的心房。眼看着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小弟弟要出征了，他又怎能不激动呢？他紧握着我的手说：“很好！我支持你。”打那以后，他就为我西行事奔走，后来通过宋庆龄同志的协助，我终于踏上了赴陕北的征途，从此两人天各一方。
  在延安的日子里，我通过可靠的途径同艾黎仍保持着接触，只是不可能那么频繁了。
  1939年12月，艾黎为了在解放区开展“工合”运动，到了延安，这使我们又有机会重逢，当时的心情真难用笔墨形容。在延安相聚的日子里，一有空我们就去打猎，艾黎的枪法好极了，几乎是百发百中。我们一边打着猎，一边漫谈着。艾黎对解放区工作极为关注，问长问短，他还特地谈了对统一战线问题的看法，他的一番议论颇引起了我的重视。是的！革命总是多一些人好！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奋斗。于是，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如何开展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艾黎曾经介绍过一些外国的左派朋友援助中国的革命，他是一位既机智勇敢而又有很大能量的人。
  进城后我曾在北京工作，其时艾黎在山丹。他曾邀我去甘肃看看他一手办起的培黎学校，我欣然从命。在这里，艾黎苦苦地经营了9年，什么苦头都尝过了，这才使得这座革命教育的熔炉得以为中国人民造就了一批懂得技术的干部。在甘肃的日子里，他不仅向我讲述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思想和如何科学地培养干部的措施，还带着我背着一个布口袋四处访古，并借机向我传授中国文化史的知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知，是许多中国专家都为之佩服的。从山丹归来，我的布口袋里装满了各式各样古物的碎片，它们至今还珍藏在我的家中。
  1953年，艾黎同志移居北京，从此我们接触得更频繁了。每星期一和星期四下午，我们都要定期聚会，共同在一起度过这两个半天，这是我们定的“雷打不动”的制度。我们利用这两个半天，讨论国际大事、国内形势，用中国同志常用的语言说，这就叫做梳辫子，那么多问题还不够我们梳一阵子吗？我们谈话的内容也极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文学，真称得上是“海阔天空”。即使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我们也照样聚会，彼时，我们讨论的问题更深刻了。我们的命运是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当年蒋介石曾以万金现洋欲买而购不到的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指挥若定的头，在无数冲杀中始终昂首的头，竟被红卫兵用暴力强行压下去，这对尊重历史的人会产生怎样一种心理状态呢？可“四人帮”还叫我们批判这个，批判那个，这能办得到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过痛苦，但从未失去过信心。我们相信，一切都会过去，每次见面我们都互相勉励，并且下定决心绝不写半个字批判老一辈的革命家，所以“四人帮”很恨艾黎和我。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给中国带来了春天，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朝气，我们很为中国的新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当我们每次提到农村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变时，他的脸上顿时闪烁着明亮的光彩，这个对中国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新西兰老人又怎能不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呢？
  艾黎是一位感情非常深沉的人，他对朋友、同志的爱是无边的。当我两度因癌症而住院时，艾老没有一天不来看我的，他不仅每天带来一束鲜花，一些小点心和小菜，而且总想方设法给我带来一个这样或那样的好消息。纵然是亲兄弟，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吧！而每逢艾老发病时，我也要守护在他的身边。在我们看来，精神上的相通是最重要的，血缘上的关联与否，又算得了什么呢？
  50多年来，每当我困惑不解的时候，他为我指明方向，每当我处于困境的时候，他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每当我面临拼搏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更勇猛地前进。半个多世纪来，我们从未间断过联系，我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理解、互相勉励、互相支持，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坚定地走去。
  艾黎同志从1927年来华工作到现在，已经整整60周年了，在这个极有意义的日子里，我回顾了我们之间半个世纪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无非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能够从中更好了解这位国际进步事业的著名活动家、作家、诗人，以便认真地向他学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原载《人民日报》1987年4月21日）
  宋庆龄和艾黎的永恒友谊
  ——读《艾黎自传》所想起的
  张珏
  路易·艾黎（1897—1987），新西兰人，1927年到中国，先后结识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1933年结识宋庆龄和马海德，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积极协助党工作。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电台曾安装在愚园路他的寓所内。1938年在武汉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多次去延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在榆林建立工合组织，在陕西双石铺建立培黎学校（即兰州石油技校前身）。
  解放后定居北京，先后出席亚太地区和平会议、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及保卫世界和平会议等，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战士，1982年被授予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同年，新西兰政府授予“英国女王社会服务勋章”。
  他的著作、译作很多，除《艾黎自传》，尚有《六个美国人在中国》《90岁，回忆在中国的岁月》（编者按，此书即《艾黎自传》的首版英文书译名）《杜甫诗选》《傣族史诗——朗鲸布》等100余种，向国外广泛地介绍我国的历史、地理以及解放区和解放后新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真实情况，向世界人民广泛地宣传中国人民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是我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宋庆龄和艾黎都已经去世了，他俩的友谊将永留人间。远在1933年他们就认识了，宋庆龄在艾黎寓所中所设的电台，与江西苏区及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一直保持联系。1935年的一个深夜，她得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曾在艾黎家共同为红军的胜利举杯庆祝。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艾黎曾亲自护送宋庆龄通过虎视眈眈的宪兵、包探，登上停泊在黄浦江心开赴香港的邮轮。艾黎在他的自传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些经过。读到这些，我仿佛眼前又出现了70年代一次宴会上，他们交谈中以无限的遐想谈起这些往事，宋庆龄用深沉的音调说：“是路易保护我到达船码头。”
  每逢艾黎生日，宋庆龄总要设宴为他庆祝。事先告诉我们，艾黎有过敏性皮肤病，要选择他能吃的菜、排座位要挨着她便于谈话。谈话时，有时称他“Rewi boy”。（马海德给宋庆龄的信件中，称Rewi,the Nephew）
  宋庆龄经常为国际友人和海外来宾设宴招待，艾黎在《自传》中写道：“1980年12月，她为我举行生日庆祝会，和经常一样的活泼幽默，简直不敢相信半年以后，她竟病成这样。前一年，她招待《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和夫人的宴会上，讲起她与孙中山先生结婚到中国奋发图强的阶段，是她一生经历的惊人的历史连续性……”是的，那次宴会，我和杜述周同志都在座。宋庆龄谈到孙先生，眼神闪着光，她在回忆那陪伴孙先生的岁月与共同革命难忘的日子！
  1969年（编者按，应为“1974年”），香港陈乙明全家到北京，宋庆龄设宴招待，陪客有廖承志夫妇、廖梦醒、邱茉莉、马海德、柯如思、邓广殷和艾黎。陈乙明家有5个六七岁的男孩子参加，其中一个男孩一边吃一边睡着了，非常天真可爱，宋庆龄抿着嘴笑，艾黎也笑了。这次宴会气氛欢欣，宋庆龄特别高兴。
  1970年（编者按，应为“1972年”），欢迎普艾达、陆慕德到北京。宋庆龄设宴款待并请艾黎、耿丽淑、马海德等作陪。普艾达说起她清朝时就到过中国，这次老朋友重逢，也是非常欢欣的。宋庆龄总是这样平易近人，团结和鼓励国际友人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而共同努力。
  在《自传》里，艾黎写道：“在‘文革’初期，1968年8月31日，她亲笔为我写了一份证明，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这份证明是宋庆龄用英文写的。8月30日晚上，饭后我回到卧室，兴宝交给我这封英文证明信。宋庆龄要我译成中文，给她看了之后，再誊写清楚，由她亲自签名并嘱我清晨送去，还千叮万嘱路上注意有没有人跟踪，要我早去早回，务必亲自送到艾黎手中。证明上写道：“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做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解放前和解放后，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和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那天，我从后海宋庆龄的住所到对外友协，途中边走边回头看，以肯定是否有“尾巴”。见到艾黎后，我把证明信交给他。艾黎请我喝咖啡和吃花生米，我回答说，不了，因为宋庆龄在等我回去（后来，又一次奉命送信给艾黎，艾黎又让我喝咖啡。这次，他笑着说：“这次你该喝了吧！”），回到后海，我仔细禀报了经过，宋庆龄说：“现在，在这里的外国朋友都被怀疑。我保护艾黎，他为中国做了不少事。”
  艾黎在《自传》“巨星陨落”一章里写道：“1981年5月底，凌晨3点多钟，我卧室的灯亮了，厨师告诉我宋副主席的秘书来过电话，说她病了，希望我去看望她。”是的，那天是我打的电话，打给好几位外国朋友，打到艾黎家已是凌晨3点多钟了，艾黎到达时，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的：“许多人已经来了，她躺在床上，额头有敷布，已经告诉过我，她再也不能说话或看见东西。她微微地点点头。”宋庆龄在临危时，仍记得那些为中国的革命付出艰辛劳动的国际友人！
  1986年，宋庆龄逝世5周年，在上海宋氏陵园举行宋庆龄塑像（编者按，“塑像”应为“纪念碑”）揭幕仪式，艾黎抱病参加，他感谢有这样一次机会向现代的、进步的妇女做一次致敬！艾黎称她：“一直很活跃，感到有责任秉承丈夫的遗志，尽一切努力继续为革命工作。她对革命（的信念）坚如磐石……她总能保持个人的魅力，善于将它用在工作中。她专心致志于需要她决定的大事，却也会以幽默和妙语给老朋友的聚会带来轻松气氛。‘苏吉’，朋友这样称呼她。她给同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忆。她像一株常绿的松柏，永远给人们以鼓舞。”
  回忆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岁月，我从很多细小的地方感到她如何团结国际友人从事革命工作的魅力。1963年，我第一次随宋庆龄赴北京，她给我看艾黎翻译的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到70年代，又要我觅购译本，事隔10多年绝版书很难找到，经中国建设杂志社陈休征同志的协助，在一周内找到几本送到住所。她很高兴，立即分赠国外朋友。这事，艾黎肯定不知道，否则他会在《自传》里提到的。此外，在每年春节、元旦的贺卡里，艾黎的一份是最醒目的，这是他在乡村拍摄的儿童照片所装成的小册子，而不是一般的贺卡。
  我们有很多国际友人。这些友人在革命期间大都是通过宋庆龄的鼓舞而投向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始终不渝地为新中国的壮大而和我们并肩战斗着：艾黎、马海德、斯诺……我有幸在这位伟大的女性身边工作15年，亦有幸能有机会见到这些国际友人。读了《艾黎自传》，我感到往事就在眼前：一次宴会、几本书、一封信、一份贺年卡、几朵鲜花……这些都是小事，但就在这些小事中，凝聚了这位伟大女性对团结国际友人的不平凡的友谊，体现了她为祖国事业而奋斗的精神。
  （原载张珏：《往事不是一片云》，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68—72页。）
  半个世纪的友情
  ——记宋庆龄和艾黎
  吕宛如
  在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的诗集里，有这样质朴凝炼的诗句：
  就像她喜爱的青花瓷
  挺秀而典雅，
  她一生刚毅英勇，坚定不移
  为她无比信任的人们服务；
  她的一生对所有妇女
  是越来越大的启示，
  她的名字就是警世的鸣钟——
  宋庆龄。
  艾老说，这首诗是1958年1月他到上海宋庆龄家作客时，看到客厅里摆着的青花瓷器有感而作。这些青花瓷器，是艾黎19世纪50年代从北京琉璃厂买回送给宋庆龄的。在他看来，青花瓷集“力”与“美”于一身，恰好体现了宋庆龄高雅的气质。
  艾黎同宋庆龄有近50年的交往，他们的战友情谊长期鲜为人知。
  艾黎第一次目睹宋庆龄的丰采是在1929年孙中山灵柩迁葬南京的葬礼上。当时，艾黎站在观礼的人群中，看到宋庆龄穿着一身素服，默默地同蒋介石首先走上陵园长长的台阶，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端庄绰约的风姿使她自然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
  1933年艾黎才真正结识宋庆龄。引见他的是当时活跃在上海进步人士中间的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艾黎在宋庆龄的寓所听宋庆龄生动地描述了在中山舰事件中她如何逃出总统府，如何在马路边被残杀的尸体中爬行，最后在军舰上同孙中山会合。宋庆龄在危急时刻所表现的机智冷静，英勇无畏使艾黎感到，在这位伟大的女性身上蕴藏着非凡的意志和力量。正是在宋庆龄的影响下，艾黎、马海德等一批青年志士投入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中来，利用各自的职业条件，配合了她在上海的多方面工作。
  最使艾黎难忘的是1937年冬天送宋庆龄离开沦陷后的上海的情景。那是一个阴冷的早晨，艾黎遵照宋庆龄的嘱咐，租了一辆汽车来接她。宋庆龄要搭客轮去香港。车到码头，只见日本宪兵、便衣特务、巡捕三三两两，四处游荡，审视着来往的旅客。宋庆龄神色镇定，她手挽艾黎的胳臂，谈笑风生地走过贼眉鼠眼的监视者。艾黎望着远去的渡船，感到宋庆龄又泰然自若地赢得了一次胜利，敬佩之情更深了。
  1938年夏，艾黎毅然辞去上海工部局的职务，去武汉创办“工合”（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工合”从一开始便得到宋庆龄的积极支持。她通过宋子文安排艾黎经香港飞到武汉，取得宋美龄的赞助，从而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批准“工合”计划；她运用自己的影响，在香港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并担任名誉主席，以争取国际支援；她为“工合”撰文、演讲，参加其产品展览会，利用自己的声望牵制那些企图扣“红帽子”扼杀“工合”的邪恶势力。“工合”能在国民党统治区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存在和发展，宋庆龄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全面抗战前夕到解放初，艾黎大部分时间在山丹办学，很少有机会同宋庆龄会面。直到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两位老朋友才重逢。在怀仁堂的讲坛上，宋庆龄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艾黎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副团长，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发出共同呼声。此后，艾黎定居北京，潜心写作，介绍中国。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公务繁忙。但在维护国际和平与促进人民友谊的共同工作中，他们时有机会相叙。
  “十年动乱”，艾黎的正常社交活动中断了。艾黎和他的一些中国亲属、学生也受到株连。“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大标语竟贴到艾黎家门口。就在这个时刻，宋庆龄于1968年8月31日郑重地写了一份证明，称颂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列宁的信徒”，并宣布“我极端相信他”。为使艾黎免遭陷害，宋庆龄尽了一个同志和战友的崇高责任。这一历史性文物已在宋庆龄故居展出，它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艾黎的评价，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新西兰人民的优秀代表的敬意。
  197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之际，艾黎为宋庆龄写了一首诗，回顾她半个世纪来为无产阶级事业战斗不懈的光辉历程。问起艾老为什么此时写这样一首诗，他回答说：“因为那时候谣传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污蔑不实之词”。在艾黎的心目中，宋庆龄一直是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无畏战士，是“花朵般美丽、钢铁样坚强”1的中国革命妇女的杰出代表。
  艾黎是最先获悉宋庆龄病危消息的好友之一。临近1981年5月底的一天凌晨，他在细雨霏霏中赶到病床前。他轻轻说了声：“路易在这里”。弥留之际的宋庆龄似乎还能听见，隐约点了点头，这便是他们最后一次相叙。在那悲痛的日子里，艾黎文思如潮，两天内就写出了5首悼诗和两篇回忆文章，寄托他的哀思。在后来撰写的自传稿中，他还专门写了悼念的一节，题为“巨星陨落”。遗憾的是，他和宋庆龄虽然不乏书信往来，可是为了信守在上海时对宋庆龄的承诺，她的每封来信阅后都已销毁。19世纪30年代那些以“姑母”和“比尔”的称呼来往的信件，如能保留到今天，该是多么宝贵的历史见证。
  艾黎至今缅怀在抗战的风雨雷电中给他支持和鼓励的“苏吉”2，在动荡的“文革”时期始终与他保持来往的“林泰”3，他永远忘不了“巨星陨落”的1981年5月29日。在宋庆龄逝世五周年之际，艾黎老人多么高兴能有机会再到她的墓前献上一束五月的鲜花，并去她的上海故居，看一看摆设在客厅里的高洁晶莹的青花瓷器，重温对一位最尊敬的战友的回忆。
  （原载《人民日报》1986年6月1日）
  追忆我们的人生导师——路易·艾黎
  姚明玉、李建平、李名泽口述
  宋时娟、王建明采访王婉如记录整理
  艾老北京的家在对外友协院内的一幢古色古香的两层小楼里，门口伫立着艾老亲手种的核桃树和石榴树。2019年10月22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一行前往采访之时，石榴树上挂满了红色的果实。虽然艾老离世多年，但这里依旧日生机盎然。在艾老一生中最后的30年里，他一直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幽静舒适的地方。在此期间，对外友协为艾老派了多位秘书，他们和艾老住在一幢楼里，细心照顾艾老的生活起居，并协助他处理日常事务。姚明玉老师于1975年到艾老身边工作。李建平和李名泽两位老师分别于1979年和1981年担任艾老的秘书。其中，李建平老师于1984年再次担任艾老的秘书，陪伴艾老走过了最后的岁月。担任艾黎秘书期间，3位老师均与艾老朝夕相处，艾老朴实无华的作风、正直无私的品格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结识挚友，情深似海
  1927年艾老来到上海的时候，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的革命形势非常紧张。在任职工部局工厂督察期间，艾老经常去工厂和车间视察，目睹工人们在十分恶劣的环境里工作，对他们的遭遇产生了深深的同情。艾老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人，通过和史沫特莱、马海德、宋庆龄等进步人士接触，他的思想进步了，意识到革命的重要性，他决定帮助中国人民。
  艾老在20世纪30年代和宋庆龄相识，两人保持了50年的友谊，因为艾老和宋庆龄的思想是一致的，价值观也是一致的，这段友情是两个革命者的志同道合。李建平老师回忆，他常常为艾老送信给宋庆龄，他来到宋庆龄北京的住所门口，敲一敲铁门上的小窗，把信交给解放军，任务就完成了。宋庆龄给艾老写信，一般叫司机送过去。如果艾老在家，他就会马上看，如果不在家，司机或工作人员就将信放在艾老的桌上，等他回来时再看。遗憾的是，艾老和宋庆龄的书信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因为他们之间有约定，看完信后就要将其销毁。李建平老师提到一个细节，艾老看完书信后，会把书信撕掉，放到抽水马桶里抽走，有时候会让来人将便条或书信带回去，还给宋庆龄。
  1981年5月29日晚8时18分，宋庆龄在北京与世长辞。艾老于10点30分到宋庆龄的住所吊唁。之后的几天里，艾老为《中国日报》《中国新闻》《工人日报》《中国建设》写了回忆宋庆龄的文章。6月3日艾老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的宋庆龄追悼会，缅怀挚友。随后，6月4日一大早，李建平陪伴艾老前往大会堂，与邓颖超等人会合后，前往上海参加宋庆龄的骨灰安葬仪式。这几天，失去挚友的艾老沉浸在悲痛之中。艾老一行原定5日回北京，但由于北京下雨，没有成行。在离开上海以前，艾老特地去了宋庆龄的墓地作告别，随后瞻仰了上海孙中山故居和宋庆龄故居。宋庆龄去世一年之际，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在揭幕的那一天，李名泽老师陪同艾老参加了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艾老决定在中国定居。中国之所以能吸引艾老，因为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因为中国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更是因为和艾老一起出生入死的挚友们也在中国，他们肝胆相照，同甘共苦。正如李建平老师所说，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才可以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坚定的友谊，他们可以喝50年的茶、喝50年的咖啡……
  3位老师都说，艾黎是一个伟大的人。宋庆龄能够与他保持50年的友谊，他们之间的友谊不是一般的朋友情谊，而是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追求的两位伟人的友谊，历经了风雨和时间洗礼的革命友谊。
  山丹孩子们的慈父，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山丹是艾老最喜欢的地方，也是他时时牵挂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他亲自创建的山丹培黎学校。艾老虽然终身未婚，但他是一个慈父。他在中国收养了两个义子，精心照料过聂家四兄弟和照顾培养革命烈士邓中夏侄子邓邦镇，也给了山丹孩子莫大的关心。全面抗战时期，艾老创办培黎学校是为“工合”和中国的黎明培养人才，他们一开始在双石铺办学，后来搬到山丹，可谓历经艰难。特别是在山丹，那里地处偏远，物资缺乏，他们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连教室都是自己搭建的。慢慢地，学校上了正轨，他们在山丹能够自给自足，虽然日子依然贫苦，但对他们而言却像一个世外桃源。山丹解放的时候，因为培黎学校有卡车，艾老帮助解放军去接收玉门。解放前，艾老为了保护学校，他吩咐老师和学生们把卡车都拆了，藏在暗处，不让国民党发现。解放后，他们把卡车重新组装起来，拉着解放军去玉门。
  艾老在晚年向甘肃政府提出恢复山丹培黎学校，为西北的经济建设培养人才。对于这所新的培黎学校，艾老寄予厚望。1987年，艾老同意马海德的意见，请习仲勋同志担任山丹培黎学校荣誉校长，由马老代表艾老向习仲勋提出邀请。习仲勋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对艾老为西北建设事业的付出赞赏有加，对于这一邀请，他欣然接受。1987年12月27日，艾老因病去世。1988年4月，习仲勋亲笔复信学校同意担任山丹培黎学校的名誉校长。
  艾老一生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爱中国，也爱自己的祖国——新西兰。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艾老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出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员，积极投身国际和平运动。他坚持写信给新西兰的朋友和家人，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变化和成就。他还撰写了多本著作，向新西兰宣传中国的新面貌，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艾老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1972年，中国和新西兰建交。李名泽老师说，在艾老的倡议和推动下，1984年，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和甘肃省建立了友好关系。
  姚明玉老师说，艾老是一位新西兰共产党员。李建平老师补充说，他曾见过艾老交党费的记录卡，但并不知道艾老何时加入新西兰共产党。艾老是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朋友。
  真诚待人，高尚无私
  李建平老师在艾老身边工作的时候，艾老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了。艾老没有闲着，他为自己制定了繁忙的工作计划，比如翻译中国的诗歌，给亲友们写信，去外地调查访问等，可以说是忙个不停。艾老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工作的时候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甚至毫不顾忌自己的身体。由于艾老有皮肤癌，需要经常动手术，较大的一次手术是在脸部靠近鼻子的地方割一个肿瘤。割下肿瘤后，医生将艾老大腿内侧的一块皮肤切下，移植到脸上。在当时，这个手术并不是小手术。即便如此，艾老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进行古诗的翻译工作。
  作为艾老的秘书，他们在协助艾老工作的同时，更多体会到的是艾老宽厚善良的性格和待人真诚友好的态度。有一次，艾老请著名的翻译家毕朔望老师来帮忙翻译一本诗集。这本诗集出版后，外文出版社给了艾老800元稿费，艾老把一半的稿费给了毕老师。据李建平老师回忆，艾老嘱咐他将稿费400元装在信封里给毕老师，毕老师非常感动，因为当时400元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由于当时艾老不在家，毕老师就写了张纸条给艾老，上面写着：Many thanks,my lord。可见，艾老十分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对于别人给予的帮助始终怀有感谢之情。
  1980年，艾老提出想将北京住所里一些文物交给山丹县文物馆保存，山丹县派了王自刚同志来北京做这项工作。王自刚同志第一次到艾老的家，艾老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迫不及待地带他看全部文物。艾老对王自刚说：“这些宝贝如何拿法，你决定。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说完，艾老就离开房间，忙自个儿的事情去了，留下王自刚一人整理文物。艾老很信任来自山丹的王自刚，他愿意将一切都给山丹，因为山丹离城市远，他想让那儿的老百姓们都看到文物，增长见识。后来，王自刚同志非常认真地将文物编号，记录下信息，整理成册，交到了艾老的手中。
  对艾老身边的工作人员而言，艾老更像是一个亲切的朋友。每天下午两点半左右，秘书都会陪艾老去公园散步。艾老时常会和秘书闲聊，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人生经验。艾老对人热情慷慨，李名泽老师告诉我们艾老分享冰淇淋给他的趣事。1984年3月，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市长访华，他来看望艾老。市长问艾老有什么需求，艾老说家乡的蓝莓冰淇淋不错。回国后，市长特地为艾老寄来一盒冰淇淋。艾老切了一块冰淇淋给李名泽老师，让他带回去和夫人一起品尝。李老师说：“艾老送给这块冰淇淋，是对我的关爱，也是要我和他一起分享他的情感，因为冰淇淋来自艾老出生的地方。”
  3位老师感叹，在艾老身边的日子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会时常想起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永远怀念他们的人生导师——路易·艾黎。

（注1）阿格妮斯·史沫特莱，美国著名女作家，主要作品有《伟大的道路》《大地的女儿》。 （注2）格兰尼奇夫妇，美国友好人士。 （注3）工合运动，全名工业合作社运动，是由艾黎等发起在中国组织工业合作社来支持抗日战争的一个运动，简称工合。 （注1）引自1981年5月30口所作《悼宋庆龄》诗。 （注2）“苏吉”和“林泰”均为宋庆龄的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