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随着时间的流逝，宋庆龄与路易·艾黎之间的友情在他们晚年的交往中更趋深厚。由于长期为革命奔走，超负荷地工作，上了年纪以后，二人的健康状况都出现了问题。他们经常写信鼓励对方战胜病痛，继续工作。在“文革”时期，宋庆龄为保护艾黎，亲笔出具证明信使其免遭怀疑和迫害。每当有老朋友聚会和艾黎生日，宋庆龄总不忘邀请他出席作陪或设宴欢庆，并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反复提及他的近况。宋庆龄逝世后，艾黎全程出席了守灵、吊唁、安葬和纪念活动，撰写了多篇诗歌和回忆文章来纪念和缅怀宋庆龄。
  宋庆龄和路易·艾黎的事业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紧密相连，他们五十年的友谊见证了中国人民奋力拼搏，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光辉历程。至今，上海宋庆龄故居客厅里依然摆放着路易·艾黎赠送给宋庆龄的青花瓷，这是他们深情厚谊的象征和见证。
  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关怀
  1950年，路易·艾黎的颈部长了一个恶性肿瘤，可考虑到甘肃山丹培黎学校的事务繁忙，他拖延着病情，未去积极医治。获悉此事的宋庆龄十分着急，马上写信给艾黎，用关切又坚决的口气要求他立即治疗。她在信中写道：
  有关你的颈部发现恶性肿瘤。其他人告诉我他们也得知了这一消息。把这样的事当儿戏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我建议你立刻到北京或上海治疗。这与其说是建议，不如说是命令。我知道你多么不愿意离开目前的工作岗位，因为在你不在时和返回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是，既然我们有着从长远考虑问题的好习惯，我认为这一条适用于你目前的情况，这样在将来的许多年里，你将能对中国有更大的帮助。1
  为了劝艾黎尽快医治，宋庆龄还以朋友的身份让王安娜去劝说艾黎。宋庆龄在给王安娜的信中写道：“我当然认为他应该回来，把他的恶性肿瘤切除。这里所有设备都有。让他去那里冒险，又没有适当的医疗服务，简直就是犯罪。”2在宋庆龄的一再规劝下，艾黎最终在1951年1月赴北京治病，摘除了颈部恶性肿瘤，获得康复。
  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已年近六旬，虽然她精神昂扬，体态也毫不显老，但常年为革命奋斗，本身患有多种疾病。她切身地感受到健康的重要性，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1963年，宋庆龄已是年过古稀之人。她向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坦言：“近几年来，疾病一直困扰着我，这是在我们的革命处于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我生活长期高度紧张的后遗症。”3多年来，宋庆龄深受皮肤病、胃病、关节炎的困扰，这些慢性病的发作频率逐年加剧。特别是她的神经性皮炎荨麻疹，发作得越来越厉害，发病时奇痒难忍，身体上有大块红斑，给她的身心带来很多痛苦。这是宋家遗传的过敏性疾病，她的妹妹宋美龄也患有荨麻疹。此外，宋庆龄的眼睛和关节也都有问题，这些疾病使她行走不便。由于服用激素类药物治疗皮肤病的关系，她的体重也在增加，因此很容易摔跤，有时甚至会严重摔伤。对于这些病痛折磨，宋庆龄在写给友人的信里透露尤多，常自嘲宽慰。她写给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的几封信中说：
  我现在觉得好些了，尽管冠状动脉也有问题，还有赐给老年人的永远不变的礼物——关节炎。老天爷真不帮忙！4
  我在上海因关节炎和胃疼卧床休息了8个月。北京的朋友派了两名医生去给我治疗。经过两个月，我才能跟医生们一起回北京，并继续按摩和针灸。正当我开始能自如地走路时，又在浴室里出了意外，不慎摔倒在地，头撞在浴缸上！上周又崩掉了一颗牙齿！真是祸不单行。5
  虽然宋庆龄有时会用戏谑的语气“调侃”自己的病情，但事实上有些疾病已经影响到她的日常生活了。尤其是“文革”期间发生的许多烦心事，宋庆龄多位亲友旧日故的遭遇和离世，让她承受了不小的心理压力。1972年1月，宋庆龄接连在给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两封信里，讲述了令她痛苦的病情：
  因为有一点儿紧张，就要发痒，连面部也像花脸！这几天感冒、喉疼……我眼也不好，在治疗中。眼皮上生白粒粒，也是痒。大夫要我不看书——那还有什么兴趣意义呢！6
  感冒虽好些了，但老毛病——关节炎——又加重了。不能走路，身也立不直，老是要人帮助。7
  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但宋庆龄仍然坚持工作。她的挚友路易·艾黎也同样带病坚守工作岗位。有一段时期，前来艾黎家采访的人络绎不绝，艾黎又十分乐于宣传新中国的建设和成就，有时“一个晚上要招待24个人用餐，回答他们无休止的问题，但他总是那么坚定”8。其实，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年逾花甲的路易·艾黎同样也深受病痛的影响，除了皮疣、皮癌等严重的皮肤病外，还患有痢疾、胃病和痛风。艾黎非但没被疾病击倒，反而比以往更勤奋地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工作，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民情的文章，歌颂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路易·艾黎非常关心宋庆龄的身体情况。有一次，艾黎得知宋庆龄关节不适，写了一纸短笺问候她：
  亲爱的阿姨：
  希望今天你的关节咯咯作响得到缓解。从瀑布回来以后，我关节咯咯响了好多天……但是你真的应该用那把椅子。昨天太热了，以至于耿丽淑在费力爬上周围的山后，脸都变成了紫红色。
  随信附上一些陶渊明的作品，以作安慰……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振作起来——我们还能活到下个世纪！
  你亲爱的侄子
  比尔9
  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读来诙谐有趣，面对病痛，路易·艾黎十分乐观，他想把这种乐观的态度传递给宋庆龄。艾黎曾风趣地建议她每天早上重复祈祷“我每天都在好转”这句话，说多了以后，她康复的“要求最终就能实现”！宋庆龄在向友人转述此事时，不禁感叹：“换句话说，这是自我催眠。他自己经常受痛风的困扰，所以我猜想他一定每天都念念有词！”10
  尽管宋庆龄的健康状况也欠佳，但她还时常关心艾黎的健康。1972年夏，刚从新西兰探亲访问后回到北京的艾黎不顾自身的年老和疾病，又踏上了去山西考察采访的旅途。在旅途中，艾黎的鼻子上长了一个小疙瘩样的皮疣。对此，宋庆龄通过在北京的马海德了解艾黎的近况。12月初，马海德回函宋庆龄，向她详细说明了艾黎的情况：
  最亲爱的朋友、同志和遥远的邻居：
  匆匆写信告诉你路易侄子已经回来了。他感觉很好，只是鼻子受了点伤。由于爱克斯光照射不起作用，他的鼻子还需要做些烧灼治疗……在农村期间他节食整整一个月，他通过翻译对每家的主人说，他不吃肉、鱼和鸡，只吃素菜和豆腐。他自称在节食，可你瞧，他的体重又增加了10多磅，现在是210磅！！！
  在他回来的当天，我们长时间地散步和交流。我告诉他关于你的近况，满怀深情地议论你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们什么时候能再次会面……
  路易向你问好。我们全家祝你身体健康。
  ……
  Shag11
  马海德的来信减轻了宋庆龄的担忧，毕竟马海德行医多年，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皮肤病大夫。艾黎得知宋庆龄曾询问他的病情后，很快也写了一封信给她：
  亲爱的阿姨：
  真希望你正在接受的所有治疗会让你好一些。我正在全力接受治疗。在山西时还不算糟。或许冷比热好。
  我正忙于处理成堆的邮件——手写稿、照片等等，但进展很慢。
  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你亲爱的侄子，
  比尔12
  1974年初，路易·艾黎又因胆囊和胃病住院手术。其间，宋庆龄非常关注艾黎病情的进展，老朋友马海德大夫几乎天天去医院看望艾黎，然后再将他的病情转告宋庆龄。宋庆龄在写给其他朋友的信中常提及艾黎的病痛和术后恢复情况，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著名学者陈翰笙是宋庆龄和艾黎相识40年的老朋友，抗战时期曾担任过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1951年起长期担任《中国建设》杂志总编，3人之间互有往来。是年2月，宋庆龄在给陈翰笙的信中写道：“你是否知道最近路易·艾黎住院做了胆囊手术了？他们发现他胆囊发炎并且有沙子。作为已经76岁的人，他的病痊愈起来也将像我的病一样慢。”13由于艾黎住院，饮食较为单调，宋庆龄还将海外友人送给她的青梅果酱和营养品送给艾黎，让他换换口味、补充营养。1974年4月29日，宋庆龄回函友人林达光、陈恕夫妇，对他们从海外寄来的营养品表示谢意：
  十分感谢你和保罗（林达光）的慷慨体贴，送来两大罐“满力精”，正是这里非常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好友路易·艾黎最近犯了膀胱炎和胃病，已经住院。他非常需要这类营养，特此表示万分感激。我已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但见过他的人说他已比过去消瘦多了。但他尽管病重，还是通过他的秘书口授他做的诗。随此信附上几首。14
  虽然晚年的宋庆龄和路易·艾黎对自身病痛不免有所抱怨，但他们依然精神乐观，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和愉悦，不失年轻的心态。在宋庆龄80岁时，她豁达而开朗地表示：“我对于老之将至毫不担心。我努力使我的头脑保持年轻和健全。因为有许多年纪较长的人并不由于‘年老’而减少对人民作出值得称道的贡献……只要我能离开医生的治疗，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15事实上，路易·艾黎同宋庆龄一样，都是对待工作极其认真的人，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以1976年为例，这一年艾黎访问并报道了河南水灾和辽宁地震灾区，采访足迹遍及山东、广东、海南、新疆等地。人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年近80岁老人的工作强度。而且就在这年春天，艾黎刚经历过手术。宋庆龄对友人说：“艾黎割除了腿部的几个大疣子，这好像是他每年都要经历的磨难，他还总是能康复，之后就去那些偏远地方搜集新的故事了。”16正如艾黎在《八十初度》一诗中所写的：“酷暑严寒都无碍，革命人战斗到天明！”17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宋庆龄和路易·艾黎正是以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人生诺言。
  困境中的真挚友情
  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宋庆龄和路易·艾黎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影响。在“文革”初期，宋庆龄受到了一些无端指责和谣言诽谤。她在写给老朋友爱泼斯坦的信中说：
  多谢你给我的信和中肯的劝告。我想，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的了。希望你离得远，听不到。18
  这些攻击宋庆龄的谣言最初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意宣传，“文革”中又被那些别有用心者翻腾出来，这些人不择手段地去公开“揭露”别人。19宋庆龄所称的“无端污蔑”并不限于对她本人，而是针对她的许多亲友，包括污蔑路易·艾黎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工合事业和培黎学校。
  1966年9月1日，针对红卫兵要捣毁孙中山铜像和冲击宋庆龄寓所的过激言论，周恩来在对首都红卫兵讲话时，特别强调应当尊重宋庆龄：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20
  就在周总理讲话的前一天，即8月30日，他借毛泽东主席就红卫兵抄章士钊家的批示时机，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宋庆龄名列第一。21与此同时，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立即传达了周总理关于保护宋庆龄的指示，卫戍区一师、公安部八局、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处各单位派人进驻宋庆龄寓所，制止了红卫兵的冲击。221967年1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被造反派夺权。为了确保宋庆龄的安全，周总理派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到宋宅，向工作人员传达他的指示：“不出去参加运动；不参加群众造反派；安心工作，为宋副主席服务好。”23虽然有警卫局的劝阻，但北京宋宅仍有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了国管局的造反派，并在一个警卫秘书的领头下造反。造反派要宋庆龄跟大家吃大伙房的饭菜，让年过七旬的她自己排队拿饭菜；有人还提出来要剪宋庆龄的发髻，说她梳“巴巴头”是封建思想。24这些人称宋庆龄是资产阶级，宋庆龄听到后气得胃痛。宋庆龄身边的两位秘书黎沛华和刘一庸因出身不好，也受到造反派的斥责，不敢再陪宋庆龄共用午餐，不久都回了上海。身处困境中的宋庆龄，在报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后，急电从浙江大学调了张珏来京任她的英文秘书。
  周总理还指示调走造反的警卫秘书，另派专人负责宋的安全，并每晚配两名武装警卫值班，直到1968年5月新警卫秘书杜述周到任。25宋宅的造反派也被陆续换去，这样宋庆龄家中才安定下来。
  当时，全国上下“破四旧日”之风盛行，宋庆龄的北京寓所曾是清代醇亲王府的花园，园中有多处亭台楼阁。一些工作人员要求将园里的“四旧”除掉，原先挂在古建筑上的楹联、匾额都不得不被摘下。26由于宋庆龄喜欢收集艺术品，家中藏有一些朋友赠予的名家书画、雕塑和陶瓷器，她很担心这些东西也被当作“四旧日”被人砸烂。宋庆龄思前想后，决定把一部分艺术品送给老朋友马海德，请他把东西转存到“比尔大叔”（路易·艾黎）那里去。27大家觉得路易·艾黎是外国人，他的寓所可能比马海德家安全些。马海德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籍，又是卫生部干部，当时已经受到尖锐的口头攻击，妻子苏菲也被造反派关起来，家中的个人文书资料都被抄走。马海德担着风险，亲自把这些东西转送到艾黎位于台基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大院的家中。当时，红卫兵也曾来到艾黎家中，将他收藏的古董翻看了一遍，指斥艾黎是“大帝国主义者”，还扬言要毁掉他收藏的古物，但实际上没敢那么做。28幸而，宋庆龄托付给艾黎的艺术品安然度过了“文革”中的动荡岁月，之后归还到了宋宅。
  在“文革”中，路易·艾黎等人创办的工业合作运动也被某些人污蔑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许多为工合作过贡献的人们被无端批斗。1968年，艾黎在写给好友埃德加·斯诺的信中说：“作为对创立工合曾经付出极大心血的人来说，你一定有兴趣了解，那些生长在新社会，没有旧社会背景的人，有时喜欢把工合称作帝国主义的工具。”291970年初，斯诺重访中国，他发现年迈的路易·艾黎独自一个人在北京生活，而且艾黎不能再去看望他那些中国的养子和他们的家庭。艾黎对斯诺“平静地说着这些事情，声音里既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孤独，也流露出谨慎的希望”30。同年11月，斯诺从外地回到北京，艾黎向他吐露了他的两个养子段士谋和黎雪在这些年的遭遇。“文革”开始后，段士谋先是遭到诬告，后被囚禁起来。他设法从兰州逃出来，半夜里到北京马海德家避难养伤。获悉消息的艾黎找到周恩来总理，请求公正处理此事，最终段士谋在周总理的干预下获得“解放”，回到兰州接受军事管制。而艾黎的另一个养子黎雪被监督劳动，“已经挖了两年沟渠”。31
  虽然艾黎孤独地生活在北京，但他并未受到批斗。斯诺并不知道，就在两年前，即1968年，正是因为宋庆龄为艾黎写了一份证明，才使得他免遭怀疑和迫害。此事的起因可追溯到1968年5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当时在北京的许多外国友人都被卷入到这一运动当中，如《中国建设》杂志社知名记者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柯鲁克夫妇，李敦白，宋庆龄“亲爱的邻居”奥尔加·李夫人，都在1968年3月前后以“叛徒”或“间谍”的罪名被捕入狱，给宋庆龄带来不小的震动。
  艾黎在《自传》里表示：“在‘文革’初期，1968年8月31日，她（宋庆龄）亲笔为我写了一份证明，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32这份证明是8月30日晚上，宋庆龄用英文写的。据宋庆龄英文秘书张珏回忆，那天“饭后我回到卧室，兴宝交给我这封英文证明信，要我译成中文”33。张珏将信翻译成中文交给宋庆龄审阅，再由张珏誊写清楚。最后，宋庆龄亲自签名，并嘱张珏次日清晨送去艾黎寓所。临行前，宋庆龄还千叮万嘱张珏，注意路上有没有被人跟踪，而且要早去早回，务必亲自送到艾黎手中。证明上写道：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
  一九六八年八月卅一日34
  那天，张珏从后海北沿宋庆龄寓所一路走到艾黎所住的台基厂对外友协大院，途中边走边回头看，观察留意是否有“尾巴”跟随。进入友协大院见到艾黎后，张珏赶紧把证明信交给他。艾黎请张珏喝咖啡和吃花生米，张珏回答说：“不了，因为宋庆龄在等我回去。”回到宋庆龄寓所后，张珏向宋庆龄仔细禀报了经过，宋庆龄对她意味深长地感叹道：“现在，在这里的外国朋友都被怀疑。我保护艾黎，他为中国做了不少事。”35
  在宋庆龄的保护下，艾黎得以免遭“四人帮”的迫害，可以公开出席重要活动。1970年9月，艾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群众集会，周恩来总理鼓励他结合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向国外介绍中国。艾黎郑重地答应了总理的建议，耗费多年精力写成了《中国见闻》(1966—1971）这部实地采访报告。
  1976年秋，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许多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干部陆续复出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开始着手医治“十年动乱”造成的社会创伤，继续建设新中国的大业。1977年夏，路易·艾黎于北戴河休养时特别赋诗一首，直抒胸臆：
  《重上征程》
  雨过爽气生；苍松大海，
  送清香阵阵，伴我谛听
  发自北京的语语声声，
  说得干脆听得真：
  老革命他，重新登上
  战斗者的堂堂征程。
  瞧那一小撮
  坏事做绝的恶棍，
  你胆敢抵挡人民前进的巨轮，
  你罪该万死，
  你万死也不赎其身！
  又一铿然快举，
  看革命洪流直下长驱，
  国际精神一燎高举，
  现代化的前景在目栩栩；
  这一切只因——
  人民恢复了自信自豪，
  划时代的党代会加强了领导；
  在广阔的天地里
  劳动群众确实动起来了。
  捷报传到，全世界
  亿万百姓为之雀跃。
  新的胜利何等好啊！
  中国革命的前辈创业者，
  又笑了。
  夜既逝，天方晓；
  东海苍茫处——有一丸红日，
  万景奇潮。36
  诚如宋庆龄写于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际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所说的：
  一九七六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今天，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当我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大好，我们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倾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我又看到了祖国的新的光明。我衷心地祝愿我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加强团结，走向更加光辉的前程。我将非常高兴地同大家一起，并肩前进在这伟大而英雄的行列中。37
  老友重聚
  自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宋庆龄与亲朋旧日友间的会面渐少，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大多靠书信传递，生怕引起不必要的事端累及他人。1966年11月举行的孙中山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及每年的国庆招待会和天安门检阅游行群众，是宋庆龄难得同部分友人会面的场合。据公开报道统计，1966年夏至1970年7月底，宋庆龄与路易·艾黎共同出席的活动仅一次，是在1966年11月3日上午，二人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毛泽东主席第六次检阅红卫兵的活动38，此后四年没有见面。
  1970年1月31日，宋庆龄自上海致函美国老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谈到在北京的朋友们近况：
  路易·艾黎不是很快活，因为他不能到处跑（为写作收集材料）。他也在发皮肤病……马海德生了肺炎，现正在康复。虽然我们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到他们了。39
  1970年中国对外交往方面如中美、中日关系正在酝酿破冰，寻求主动联系。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主席希望通过邀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再度访华，请他写一些关于中国的最新报道，向外界传递中国愿意改善对外关系的重要信息。
  其实早在1955年，身处大洋彼岸的埃德加·斯诺在写给路易·艾黎的信中就谈到，“从根本上说，由于中美两国之间互不了解，极为错误地估计对方，导致了两国间的怨恨和矛盾日益加深，这是毫无必要的”40。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屡次表达希望再度重返中国访问，做跨越中美之间鸿沟的“架桥者”。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他于1960年作为路易·艾黎私人邀请的朋友第一次重访中国，1964年再度访华，并与宋庆龄会面。1970年重返中国，是斯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访问。1970年8月15日，埃德加·斯诺偕夫人洛易斯·斯诺飞抵北京，艾黎和马海德作为他的老朋友，同负责外事接待的黄华一起到机场迎接，多年未见的他们显得情绪激动，互相热情拥抱。
  对于斯诺再度访问中国，宋庆龄显然十分高兴。据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宋庆龄多次邀请斯诺夫妇到家里吃饭，每次都由她亲自来定菜谱。斯诺的夫人洛易斯叙述了那几次会面的热烈气氛，她说：“宋庆龄一直是埃德的亲密朋友，经过这几次到她北京寓所的访问，她也成了我的亲密朋友了。在她心里，不仅装着埃德，还装着我们全家……埃德深深地敬仰这位英雄的妇女，她的价值观使她坚定而又奋发地站在革命一边，牺牲家庭关系和荣华富贵都在所不惜。”41
  在斯诺记录的未经编辑加工的笔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情景。10月2日，宋庆龄请斯诺等人去喝茶，还有马海德和路易·艾黎。“我们在五六个解放军士兵面前走过，她的秘书——一个健壮的男青年——出来迎接我们……（孙）夫人看来有点疲乏、有点发福”。10月11日，“同孙夫人、艾黎、马海德夫妇共进晚餐……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谈话主要也是关于饮食的”。42在宋庆龄致函老朋友邓文钊的信中，也特意提到斯诺和艾黎的行止：“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在广东待了几天，参观那里一年一度的广交会和公社。斯诺一家很快就要动身去欧洲和美国。我想他们在那里会作很多演讲，写一些书。他们当然是我们的朋友。”43
  回国后，斯诺如实地报道了与毛主席的谈话，传达了中美关系将有一个重大发展的信息，再一次在关键时刻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沟通两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遗憾的是，斯诺并未亲眼看见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斯诺不幸病逝于瑞士。
  随着中美关系的破冰，1971年秋，中国政府邀请许多解放前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对华友好人士重访中国。9月20日，宋庆龄写信感慨道：“北京就像是世界的交叉路口，总有很多外国人来。我过去的生活似乎又回来了，所有的老朋友都要来。”44
  就在宋庆龄写这一封信的前一天，即1971年9月19日，马克斯·格兰尼奇与格雷斯·格兰尼奇夫妇已乘飞机抵达北京，他们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作为第一批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美国友人之一，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们的老朋友路易·艾黎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他们。4510月5日，周恩来会见了正在北京访问和在北京工作的外国朋友共70多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格兰尼奇夫妇、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夫妇都参加了会见。46据同批受邀来访的谢伟思（JohnS.Service）回忆，当客人们同东道主合影留念的时候，周恩来要格兰尼奇夫妇“坐在他的左右两边——这一荣耀的位置上”47。
  格兰尼奇夫妇是宋庆龄与艾黎的多年好友，曾受美国共产党指派于1936年初来到中国，在上海创办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并担任编辑，宣传反法西斯和抗日统一战线。宋庆龄与艾黎都是这本杂志重要的幕后参与者，为杂志撰稿、出版，提供资金援助。1938年初，格兰尼奇夫妇回到美国又办了《今日中国》杂志。40多年来，他们始终不渝地支持、关心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
  9月25日和10月14日，宋庆龄接连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格兰尼奇夫妇，艾黎都受邀作陪。10月12日，宋庆龄特意致函廖梦醒，告以：“路易·艾黎18日启程。格兰尼奇夫妇将从东北乘飞机回来。我准备为他们举行一次告别聚会，然后他们计划去延安等地。”4814日会见时，宋庆龄还与老朋友们一起欣赏了《黄河交响曲》等音乐，并叙友情。49
  回美国后，格兰尼奇夫妇多次公开发表关于新中国的演讲，告诉美国人民他们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1972年3月，夫妇两人在演讲后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马克斯·格兰尼奇驾驶的车撞上了一辆卡车，格雷斯不幸遇难，马克斯身受重伤。为纪念格雷斯为中国所做的贡献，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在1972年的两期月刊上，分别发表了路易·艾黎撰写的《悼念格雷斯·格兰尼奇》和宋庆龄撰写的《哀悼中国的又一位朋友》50，讲述格兰尼奇夫妇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支持与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陆慕德和浦爱德两位美国进步女性，也是宋庆龄和路易·艾黎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尤其与艾黎交往甚笃，往来书信频繁。两人都曾长期在华工作生活，参与、支持工合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新中国在美的宣传并推动中美友好事业，并于20世纪50至60年代访问过新中国。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后，中美之间人员往来与友好交流大大扩展。是年10月，陆慕德和浦爱德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来华，这是她们时隔多年以后再度重访中国。
  对于她们的来访，宋庆龄自然十分高兴，早早地就向朋友透露：“星期天有一个‘老兵’聚会。两个老‘中国通’——陆慕德、普艾达、和浦爱德（右五）,路易•艾黎等岀席作陪。1978年邓颖超在北京接见来华访问的陆慕德，路易•艾黎岀席作陪。（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1960年1月，浦爰德（右四）来华访问时，与路易•艾黎（左一）、耿丽淑 （石三）和爱泼斯坦（右—）等老友相聚。（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藏）耿丽淑、艾黎以及马海德叔叔还有他们的儿子们将参加聚会。”51宋庆龄之所以把这些人称为“老兵”聚会，是由于他们在30年代就共同从事革命活动，共同参加过上海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不同程度参与过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宋庆龄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陆慕德、浦爱德“尽管年纪都很大了，她们还在美国做着很有益的工作”。此次她们的到来，是我们“向她们表达谢意的时候了”52。
  在“文革”后期，这些国际友人陆续重访中国，逐渐打开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新局面。老友相聚，共同回忆当年从事革命的往事，给宋庆龄和路易·艾黎带来了不少欢乐与欣慰。
  老而弥笃的友谊
  1973年2月至4月，路易·艾黎远赴澳大利亚访问，并作旅行讲演，宣传中国的真实情况，以期打破一些澳大利亚人对华的偏见。还没等艾黎正式出访，宋庆龄便关心起了艾黎的行程。她考虑到艾黎76岁的高龄和身体状况，认为他并不适合一个人出访，希望有人能陪着去照应。当艾黎从老朋友马海德那儿听到宋庆龄“对他的澳大利亚之行很关心”，尤其是宋庆龄“不想让他单独旅行时，很受感动”。53艾黎告知宋庆龄，“希望（1973年）1月24日启程，一步步、慢慢来……在西澳洲的珀斯开始工作，看看情况会怎么样”54。宋庆龄还“要求政府派个人一起去好帮他，因为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55。后来，艾黎在一位新西兰华裔友人吉姆·黄的陪同下，访问了澳大利亚。
  在路易·艾黎眼中，宋庆龄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幽默感，即使在公务紧张繁忙的时候，她在家里也能得到片刻放松。艾黎谈到“开开心——这是她寄希望于外国友人的事情之一”，有时在晚上宋庆龄会“同外国友人们一起唱歌，说些轻松的话题，彼此称呼有趣的绰号”。56在宋庆龄看来，艾黎也是一个为人风趣的老朋友，她常常可听闻“只有艾黎才会讲的有趣的故事”57，惹得大家开怀大笑。
  路易·艾黎和宋庆龄还有一位共同的英国朋友伯纳德·巴克曼（BernrnardBuckman）。他是一位对华友好的实业家，自20世纪50年代与南汉宸、冀朝鼎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长期从事中英贸易工作。1975年春，巴克曼从香港托运了一批进口食品送给艾黎，其中包括艾黎喜欢的干酪。但由于运输问题，干酪变质发出异味，这件包裹被全部扔掉了。随后，巴克曼又重新为艾黎寄去了食品，但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形，他没有将干酪放进去。艾黎有些失望，还把这件趣事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她知道“可怜的艾黎喜欢干酪”，为了让艾黎高兴，她特地“给他做了个苹果派”以作安慰。58
  同样，每逢路易·艾黎生日，宋庆龄总要设宴为他庆祝。细心的宋庆龄会事先告知身边工作人员，艾黎有过敏性皮肤病，要选择他能吃的菜，排座位要挨着她，便于谈话。谈话时，有时称他“Rewi boy”。59据长期生活在宋庆龄身边的隋永清女士回忆：
  从我到北京，回到妈妈太太身边，每年都是她给艾黎伯伯过生日，她说：“艾黎伯伯独自一人不容易，不能让他过生日也很孤单……”
  他们互相送的礼物不是很贵重，通常是我去工艺美术商店或友谊商店买的泥塑作品、陶瓷小动物等。60
  在宋庆龄给朋友们的信中，也常常会有关于艾黎生日的一些记载。例如，她在1973年l1月2日写给邓广殷的信中说：“我希望到10月2号我能完全恢复，好庆祝好朋友艾黎的生日。到时候会有一个小型的宴会，参加者是他的仰慕者和朋友。”1973年11月21日，宋庆龄再次写信，又说：
  马海德把乙明叔叔的礼物带来了，我把艾黎喜欢吃的放到冰箱里了，等他回来的时候，
  会发现它们还是那么新鲜，就像乙明叔叔托一位热心的医生刚刚带来的时候一样，他无疑会带着他的“Griadige Frau”参加生日晚宴。61
  那一年的生日宴会办得很成功，宋庆龄给路易·艾黎“准备了一个大蛋糕，喝了我100年陈酿的白兰地，马海德一家、米勒一家、柯家都在场。后来给他们放了几场电影，包括至今禁放的《红楼梦》等，我们一直待到凌晨1点半。每个人都哈欠连天！不过我想大家都很开心”62。
  1977年路易·艾黎已经80岁了。宋庆龄告诉沈粹缜，艾黎的生日快要到了，中国政府将为他庆祝生日，因为“他确实为中国做了许多好事，是应该祝他长寿”63。到了80年代，宋庆龄一如既往为艾黎举办生日宴会。1980年12月2日，宋庆龄邀请马海德夫妇、米勒夫妇、爱泼斯坦夫妇、杨孟东夫妇、沈粹缜等一起给艾黎过生日。64她在12月12日致信邓广殷说：“你和李医生不能来参加2号为艾黎庆祝生日举行的聚会，非常遗憾。你们三个都在的话会是一个快乐的聚会！不过，我给你寄了一张照片，让你看看熟悉的面孔。”65笑容被定格在照片之中，他们谁都不会知道，这次聚会是宋庆龄生前最后一次为艾黎庆祝生日。说起这件事，艾黎言语间流露出了悲伤之情：
  1980年12月，宋庆龄为我举行生日庆祝会。她和往常一样兴致勃勃。简直不敢相信半年以后她竟然病成这样……66
  无尽的思念
  1981年5月某一天晚上，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张珏打电话，逐一通知几位与宋庆龄关系密切的外国友人，打到艾黎家已是凌晨了。艾黎回忆：
  凌晨3点多，我卧室的灯亮了，我醒后，秘书告诉我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来过电话，说她病了，希望我去看望她。
  天正在下雨，到她安静的寓所去的路上不见人影。我进屋上了楼，只见许多人已经来了，她躺在床上，额头上有敷布。有人已经告诉过我，她再也不能说话或者看见东西了，但她听得见，神志还清楚。因此，我只说：“路易来了。”她点点头。67
  1981年5月29日晚20时18分，宋庆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得知宋庆龄不幸病逝的噩耗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即赶往宋庆龄寓所，向其遗体致哀。当晚，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等人也来到了宋庆龄寓所瞻仰遗容，共同缅怀曾经同生共死、肝胆相照的挚友。宋庆龄逝世后，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停止了正常的节目播放，向全国各族人民播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公告，公告中指出：“宋庆龄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决定为宋庆龄同志举行国葬，以表达我国各族人民的沉痛悼念。”68
  在那举国悲痛的日子里，路易·艾黎思及往事，心潮难平，两天内就作诗五首，撰文两篇来纪念宋庆龄，以寄哀思。其中一首悼诗，发表于1981年5月31日的《北京日报》：
  《怀念宋庆龄》
  漫长的战斗趋入尾声，
  又一位战士消逝在她酷爱的国土上，
  化入群山的云烟浩渺中。
  年迈，多病，繁重的工作，
  并未使她显得多么衰老。
  拂晓，她家静悄悄，
  朱漆大门敞开着，
  门径前，柳枝垂摇在湖面上，
  微波轻拍着岸石……
  她去了。
  穿过被夜雨打湿的空旷街道，
  我想起了她的一生，
  她为她所珍视的事业奉献了一切，
  为这一事业的胜利，
  她心无旁骛的战斗。
  在广州，她曾藏身于被军阀惨杀的人堆中。
  年复一年，
  她在孙中山的精神鼓舞下，
  坚贞不渝，长期奋斗。
  她柔美如鲜花，坚强如钢铁，
  为了人民的事业，在完成一项工作后，
  又以宽慰的笑声迎来了新的任务。
  从她病重到离开我们，
  只有短暂宝贵的几天。
  她走了，
  正像每个好同志去世时一样，
  爱戴她的人们感到无限的惆怅。
  举国上下都在深深地悼念她，
  全世界的妇女都在悼念她，
  一位为争取妇女权利而斗争的战士。69
  在宋庆龄逝世的第二天，即5月30日，《工人日报》刊登了艾黎撰写的《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艾黎怀着悲痛的心情，在文章中写道：
  从广播上听到宋庆龄名誉主席与世永别的消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她好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自从1933年我同她结识以来，她一直给我以激励和力量……70
  或许是时间太仓促的原因，这篇文章并不长。当年9月，艾黎在宋庆龄亲自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回忆文章《回忆宋庆龄》。他饱含深情地在文章中回忆他和宋庆龄风雨同舟五十载的革命情谊，谈到了他跟宋庆龄的相识、共同从事的工作、难忘的历史瞬间，以及宋庆龄的家史、精神品格和革命贡献：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为《中国建设》写这篇有关宋庆龄的文章。这本由她创办的杂志，已成为她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部分。
  她从来不是一个居功自傲的人。远在一九三三年我认识她以前，她就是遵循孙逸仙博士的遗志，尽一切可能，致力于革命工作，并视它为己任。
  这些勇敢的言词，是由一位勇敢的妇女很好地讲出来的。当我念着她的英文讲稿，我想起她在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上学时写的一篇英文论文。她在那里学习了四年。毕业于半个多世纪前，也就是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推翻清皇朝之时。
  以下我引用她的论文中的一段话：
  “革命已经使得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取得这两种个人不可出让的权利，多少高尚和英雄的人们曾为之献身。但是，还要争取博爱。也许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可以为人们指出一条争取博爱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还应在提倡人道主义方面尽她的责任。这样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居住在地球上最大的国土上，具有优秀文明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可能不对人类解放产生积极的影响。”
  她终生忠于这个信念，尽管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她才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在她积极的一生中，她的思想和行动都是按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标准去战斗的。71
  宋庆龄的逝世让路易·艾黎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全程出席了守灵、吊唁、安葬和纪念活动。据艾黎秘书李建平的日记记载，6月3日他陪同艾黎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宋庆龄追悼会。6月4日，他们一大早来到人民大会堂，与邓颖超等人会合后，前往上海参加宋庆龄的骨灰安葬仪式。726月5日上午，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中央领导瞻仰了上海宋庆龄故居。
  这是一座位于淮海中路上的假三层欧式小楼，环境十分幽静雅致。宋庆龄自1949年春迁居于此，3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她在上海唯一的家。邓颖超等下车后，在楼房门口伫立良久，环顾四周，思绪无限。邓颖超深情地说：“庆龄同志很喜欢这所住宅，特别喜欢这里的花园。”她的话使在场的人触景生情，睹物思人。邓颖超等同志离开宋宅不久，来上海参加宋庆龄葬礼的国际友人也来这里瞻仰。路易·艾黎看到故居内陈设的一些明清古董青花瓷碗碟，用中文激动地对众人说：“这是当年我赠送给她的，这房子我也来过多次。今天，宋庆龄和我们永别了，但是她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73
  1986年，宋庆龄逝世5周年之际，位于上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举行了宋庆龄纪念碑落成典礼。碑的正面刻有邓小平同志题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纪念碑背面刻有她的简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揭幕仪式。路易·艾黎抱病专程从北京赶赴上海参加，他说：“我很感激受到这一邀请。使我能再一次向我们时代这位最伟大的女性致敬。宋庆龄的一生是进步妇女的优秀代表。”74在而后出版的《艾黎自传》中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赞扬宋庆龄的崇高品格和个人魅力：
  她（宋庆龄）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丈夫（孙中山）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她坚如磐石，是一个钢铁女人；她从未失去还政于人民的理想，以卓越的办法坚持不渝。75
  艾黎长眠于甘陇大地
  宋庆龄逝世后，艾黎虽然十分悲痛，但他不久就投入到工作之中。进入耄耋之年，他身体渐衰，工作的紧迫感愈来愈强。正如他所说：“岁月流逝，光阴似箭，我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我想做的事情干完。”76艾黎从来不怜惜和爱护自己的身体，好几次去外地采访途中都突发过危险的病情。朋友们常常为他担心，医生也提醒他注意健康。但艾黎说：“我自己感到还行。正因为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些事情。”路易·艾黎就是这样一个视工作为生命的人。77
  路易·艾黎在1980年8月28日就立下了遗嘱，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在艾黎立下的5条遗嘱中，最重要的是头两条：
  一、遗体火化后，希望将我的骨灰先放一放，待有便人或朋友去山丹时顺便带去，撒在四坝滩的原野上，不要举行仪式，一切瞻仰遗体、给遗体穿好衣服再火化、举行追悼会等费时花钱的做法应当破除。花圈也不要送。务请不要大张其事，这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
  二、希望将我的藏书放在一起，存于某图书馆，以便得到使用。我收藏的艺术品剩余部分交给山丹文化馆的朋友们，我账上结余的钱也全数交给他们用以支付运输和陈列费用。78
  对于生死，艾黎看得很轻。对于“财产”，艾黎看得很重，他决定为自己收藏的图书和文物艺术品找一个最好的归宿。艾黎想到了甘肃山丹，这个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地方。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一直在为恢复工合与重建培黎学校而四处奔走。为了帮助大西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决定把自己收藏的近4000件文物捐赠给山丹。1980年3月14日，艾黎给山丹县文化部门的同志写信，说：“我已日愈年老，在北京的住所里有一些古董，我打算交给山丹县文物馆保存。”79同年6月15日，艾黎又一次致信山丹县委、县政府，表示：“想将我几十年所收藏的一些文物赠送给贵县，作为县文物馆的收藏品，我希望它能帮助贵县人民了解社会的起源与发展，懂得我们的过去、今天与将来。”801982年，这些艾黎毕生收集的文物在山丹新建的文物陈列馆对外展出。1984年，艾黎又促成建造了山丹县培黎图书馆，并捐赠了许多图书。至于艾黎的其他“财产”，即打字机、照相机和一些衣服，由遗嘱执行人马海德、汉斯·米勒与长子段士谋共商，分给在中国的家庭成员和与他亲近的人。艾黎的全部档案材料，包括著作、照片、信件等，赠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1987年12月27日凌晨，刚度过90岁寿辰不久的路易·艾黎，因脑血管栓塞并发心功能衰竭，在北京病逝。12月30日上午9时，在北京医院西门内的小礼堂举行了艾黎遗体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艾黎生前好友陆续来此与艾黎道别。1988年4月25日，艾黎的骨灰祭撒和安放仪式在山丹举行。遵照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了山丹四坝滩，一部分骨灰安放在了山丹县城刚刚落成的“艾黎与何克陵园”内。艾黎的新西兰亲属们也远道而来，参加安放仪式。路易·艾黎一生淡泊名利，把一切奉献给了中国，长眠于甘陇大地。正如邓小平同志祝贺艾黎80岁寿辰时所说：
  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81

注释 1．《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267—268页。 2．《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226—227页。 3．《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478页。 4．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译：《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往来书信》，第108页。 5．《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往来书信》，第132页。 6．《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408页。 7．《宋庆龄书信》（续编），第411页。 8．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译本），内部出版2012年，第58页。 9．路易·艾黎致宋庆龄函，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该信未署年月日期，从信函的笺纸上印有“亚太和会”的会徽和平鸽判断，可能写于20世纪50—60年代。 10．《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译本），第62页。 11．《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501页。“Shag”为马海德的昵称。 12.1972年12月21H路易·艾黎致宋庆龄函，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13．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90页。 14．鲁平、刘懿芳译注：《宋庆龄与林达光、陈恕夫妇往来函》，载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四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15.1973年3月23日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亲爱的邻居”奥尔加·李夫人的信。转引自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633页。 16．《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译本），第142页。 17．路易·艾黎：《诗四首：八十初度》，载《诗刊》1978年第1期，第68页。 18．《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55页。 19．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591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1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22．《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转引自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7—1708页。 23．《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转引自《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册，第1719页。 24．李云：《“文革”中的宋庆龄》，载《往事与情缘：李云回忆录》，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25．《杜述回忆材料》（未刊），转引自《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册，第1719—1720页。 26．《宋庆龄——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631页。 27．据马海德在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同爱泼斯坦的谈话综述。“比尔大叔”即为路易·艾黎。转引自《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591页。 28.［美］海伦·福斯特·斯诺：《重返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29．转引自《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第273页。 30．转引自《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第404页。 31．转引自《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第407—408页。 32．《艾黎自传》，第260页。 33．张珏：《往事不是一片云》，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34．证明信影印件，载《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图片编号317。原件藏（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管理中心，该证明信的签名为宋庆龄手迹，正文为秘书张珏的笔迹。 35．张珏：《往事不是一片云》，第7071页。 36．路易·艾黎：《诗四首：重上征程》，载《诗刊》1978年第1期，第65页。 37．宋庆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人民日报》1979年9月29日，第3版。 38．新华社：《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毛主席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载《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 39．转引自《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605页。 40．转引自《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第6页。 41．洛易斯·惠勒·斯诺：《庄严的死亡》（英文版），第77页。译文转引自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608页。 42．转引自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609页。 43．《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译本），第2页。 44．《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译本），第6页。 45．《美国朋友格兰尼奇夫妇到京》，《人民日报》1971年9月19日。 46．新华社：《周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耿飚部长、丁西林副会长会见美国朋友》，《人民日报》1971年10月6日。 47.［美］伊利·雅克·卡恩：《美国对华外交秘录——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按，从当年合影照片观察，合影的人均站着，并未坐下。 48．《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407页。 49．《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转引自《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册，第1743页。 50．路易·艾黎：《悼念格雷斯·格兰尼奇》和宋庆龄：《哀悼中国的又一位朋友》，分别载《中国建设》1972年第7期和第9期。 51．《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译本），第38页。“普艾达”即为“浦爱德”。 52．同上。 53．《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501页。 54.1972年12月21H路易·艾黎致宋庆龄信，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55．《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译本），第47页。 56.1986年4月12日艾黎对爱泼斯坦的谈话，转引自《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327页。 57．《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译本），第166页。 58．《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译本），第112页。 59．张珏：《往事不是一片云》，第69页。 60.2017年3月9日，承隋永清女士告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王建明。 61．《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译本），第60页。 62．《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译本），第61页。 63．邹嘉骊编：《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122页。 64．《张珏记事本》未刊，载《宋庆龄年谱》下册，第1978页。 65．《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中译本），第193页。 66．《艾黎自传》，第260页。 67．《艾黎白传》，第259页。 68．《人民日报》1981年5月30日。 69．路易·艾黎：《怀念宋庆龄》，载《北京日报》1981年5月31日。 70．路易·艾黎：《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载《工人日报》1981年5月30日。 71．路易·艾黎：《回忆宋庆龄》，载《中国建设》，1981年9月宋庆龄纪念专刊（中文版），第27—28页。 72．据李建平先生2019年10月22日对本馆工作人员口述整理。 73．《瞻仰故居增哀思》，载《解放日报》1981年6月5日。 74．《艾黎自传》，第262页。 75．《艾黎自传》，第75页。。 76．《艾黎自传》，第278页。 77．王炳南：《革命的好战士建设的好参谋》，《人民日报》1982年12月2日。 78．王自刚：《记与路易·艾黎相处过的日子》，载《山丹文史资料第2辑路易·艾黎在山丹》，1992年版，第150页。 79．王自刚：《路易·艾黎向山丹捐赠文物与“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兴建始末》，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路易·艾黎在甘肃》，第106页。 80．《路易·艾黎给中共山丹县委、县革委会的信》，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路易·艾黎在甘肃》，第211页。 81．新华社：《对外友协为艾黎同志八十寿辰举行祝寿宴会邓小平副主席出席宴会并亲切会见艾黎同志》，载《人民日报》1977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