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领导职务，还先后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会长，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委会主席等。她凭借着自身在国际上的独特影响力，致力于将新中国和平友好的形象传播到世界各地。她投身世界和平运动，主张各国和平共处，坚定地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她创办《中国建设》杂志，真实报道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向全世界传播新中国的声音。她出访世界各国，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宣传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架设起新中国与各国人民间的友谊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决定留在中国，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尽心尽力。当山丹培黎学校移交给石油管理部门之后，艾黎定居北京，致力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他和宋庆龄一起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声援美国友人鲍威尔夫妇。他勤于写作，赋诗撰文，翻译出版中国诗词；他走遍中国各地，写下了对人民、对中国的切身感受；他长期在《中国建设》《东方地平线》等期刊上发表文章，在新西兰家乡出版著作，利用各种渠道向世界传播新中国的声音，用自己的笔写下了对友人的怀念之情。
  参加亚太和平会议
  新中国成立了！路易·艾黎欣喜地看到，新时代正给予包括培黎学校学生在内的年轻人一切机会，做一些需要的工作，把旧日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1951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布结束工作，有关工合协会所留存的合作社全部划归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管理，培黎学校正准备转交给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管理局。路易·艾黎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道路，是回新西兰陪伴年迈的母亲？是在培黎学校继续从事教育工作？还是去北京帮助开展合作社事业？最终，路易·艾黎决定长期留在中国，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服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形成相互对峙的冷战格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挟持联合国通过决议，由西方16国组成“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很快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为了保家卫国，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在朝鲜政府的请求下派出由彭德怀率领的志愿军入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序幕。与此同时，国际反共势力加紧了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美国单独签订了《对日和约》和《美日安保条约》，又在冲绳、中国台湾、越南和菲律宾建立军事基地，构筑起一个“新月形包围圈”，妄图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中。
  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苦难中走出来的世界各国人民，面对紧张的国际形势和战争威胁，纷纷起来以各种形式表达他们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1950年3月19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通过了《和平宣言》，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开展了签名运动。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智利诗人聂鲁达、美国歌唱家保尔·罗伯逊、英国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等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带头签名，表示支持。对于新中国而言，“世界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现在我们通过和平运动和一切反帝的人做朋友，这就不仅突破了美帝对我们的封锁，而且反过来对美帝形成了反包围”1。因此，开国大典的第二天，即1949年10月2日，恰逢“国际和平斗争日”，在北京召开了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宋庆龄担任大会主席。同一天，统管和平运动工作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宣告成立，成为新中国开展国际统战工作的第一个综合性民间组织。
  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意识到，中国应该通过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打开人民外交新渠道，促使各国尽早承认新中国。1951年2月21日至26日，和平运动设立的常设机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举行会议，通过了《要求美、苏、中、英、法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鉴于亚太地区的局势对于整个世界和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建议于近期召开一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赞同。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与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四光、马寅初、张奚若、刘宁一、蔡畅、茅盾、廖承志联名发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发起书》，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亚太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人士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在世界上反对战争与保卫和平，则是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2召开亚太和平会议，不仅可以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也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况且，此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主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积极支持并认真筹备这次会议。关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尤其是派谁率领代表团出席会议，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经过慎重考虑后才决定。据郭沫若的儿子郭庶英回忆，周总理曾自豪地说，我们有两个宝贝，一位是宋庆龄，一位是郭沫若，他们率团的影响是很大的，取得的胜利会更大。31952年9月13日，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举行首次会议，选出宋庆龄为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和彭真为副团长，并决定聘请邢西萍为秘书长。4
  早在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就被推选为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名誉主席，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1950年11月，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上，尽管她因故未能出席会议，却依然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鉴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和特殊地位，由她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再合适不过了。1952年6月3日至6日，亚太和平会议筹备会议在北京举行。宋庆龄作为此次亚太和平大会的发起人之一，向筹备会拍发了贺电：北京郭沫若先生并转出席筹备会议的各位代表：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伟大而统一的和平运动的开端。这一良好的开端必将使爱好和平的人民更进一步动员起来担当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责任。
  谨祝会议的成功，并愿我们在保卫和平运动的斗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
  宋庆龄
  六月三日于上海5
  而就在这一年年初，路易·艾黎和即将离任回国的山丹培黎学校教师艾启赫（CourtneyArcher）接到北京寄来的邀请信，请他们代表新西兰和平运动出席亚太和平会议。6月，他们前往北京，在筹备会议上艾黎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和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6艾黎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介绍新西兰和平运动的情况。7此次筹备会议，本身就具有深远的影响，它聚集了众多的代表，交流在各国为和平而斗争的经验，并发表了《亚太和会筹备会议宣言》，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心声。
  路易·艾黎在北京一直待到了10月，其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数次接受记者的采访，宣传此次亚太和平会议的重大意义，并赞扬新中国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他说：
  在来往北京的途中，代表们将看见一个生气勃勃的、坚定的中国，一个在解放后的三年中有了惊人改变的中国。他们将看见的中国是和平和建设的力量；是一个正在以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方式工作着的中国；是一个人民当了主人、不会再向任何掠夺集团屈膝的钢铁似的中国；是一个向那些带着友谊和诚意前来的人们伸出热情和友谊之手的文明的中国——是一个和所有争取和平的伟大国家一起、作为未来人类世界中的领袖之一的中国。中国广大人民最宝贵的希望是争取持久的和平。我们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到这种希望的流露。8
  1952年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亚洲、大洋洲、美洲、非洲、欧洲37个国家的344名代表和34名列席代表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庆龄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并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宋庆龄回顾了1933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远东反战会议，“当初反帝大同盟代表着三千万人民，现在由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发起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运动，签名者已有六亿零三百万以上的人民”，说明保卫国际和平已有了很大进展，人民对于争取国际合作的要求大为增强，和平队伍正在迅速壮大。最后，她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范围内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对于世界安全就会有进一步的贡献。只要亚洲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地保卫和平，我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地达到我们的目标。”9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副团长，路易·艾黎在会议发言中说，世界上引起战争的各种力量是互相关联的，普通人有能力为和平而斗争，这一斗争具有国际性。“和平是一切建设性的生活的基础。不管有多少困难，走向和平的路是永远无法切断的。”10
  10月13日，亚太和平会议胜利闭幕。会议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关于经济交流问题决议》《关于文化交流问题决议》《关于加紧争取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运动的决议》《关于妇女权利与儿童福利的决议》《关于拥护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决议》等12项决议，并决定成立常设联络机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10月15日，亚太和平联络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宋庆龄当选委员会主席，路易·艾黎当选为委员。委员会决定继续推进亚太和平，一致同意秘书长及副秘书长如不能常驻北京或离京期间，可以派专人暂时代理其工作。111954年5月3日至6日，亚太和平联络委员会秘书处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秘书处会议，交流一年半以来本地区各国人民在保卫和平事业中的经验。路易·艾黎以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
  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结束后，中国政府组织各国代表团前往各地参观。路易·艾黎和一些代表访问了中国好几个城市，切身感受到了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各国代表团离开北京返国前，纷纷发表对新中国的观感。艾黎说：“我们看到了这一规模宏大的淮河工程后，使我们每个代表更加明确地认识了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因为一个准备侵略战争的国家，是不会，也不可能从事这样的建设的。”12
  亚太和平会议结束后，路易·艾黎回到了山丹，但他的工作和生活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今后他将为新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事业，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鲍惠尔—舒子章后援会”
  1950年，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因手术不治在英国伦敦逝世，年仅58岁。噩耗传来，路易·艾黎很难过。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1年的香港，那年5月史沫特莱回到美国，继续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并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撰写传记《伟大的道路》。1951年，艾黎在北京参加了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和骨灰安葬仪式。这位“美国大地的女儿”的骨灰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同中国的大地化为一体，同为全世界人民美好的未来而献身的人长眠一处”。13
  史沫特莱是在1949年美国麦卡锡主义反共潮流兴盛之前被迫流亡英国的。所谓的麦卡锡主义，是指以国会极右翼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为代表，美国国内一股极端反民主的政治逆流。他们大肆指控、调查、诽谤并迫害所谓的“政府中的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持不同意见者。受冷战背景下美国国内反共氛围、党派斗争的影响，加上麦卡锡本人不遗余力的鼓噪宣扬，使得这股反共思潮和政治迫害泛滥一时。在麦卡锡主义肆虐的时间里，美国社会弥漫着人人自危的肃杀气氛，影响波及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有2000多万人接受了所谓的“忠诚审查”，一大批政界、知识界和文化界人士遭受迫害。其中，和新中国直接有关的麦卡锡主义典型案件，就是著名的“鲍威尔案件”。
  约翰·威廉·鲍威尔（JohnWilliamPowell）是原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姓氏旧日译“鲍惠尔”。《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Review)1917年由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T.F.Millard）创刊于上海，是一份以他名字命名的英文周刊。该报以报道、评论中国和远东的政治经济时事为主，读者既有中国政界人士和知识阶层，也有人数庞大的海外读者群，一半以上的发行量在海外。1918年底，该报由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ohnBillPowell）即威廉·鲍威尔的父亲接任主编。1922年底，鲍威尔收购《密勒氏评论报》产权，自任主编和发行人。1923年密勒去世后，该刊英文名称改成The China WeeklyReview，即《中国每周评论》，但考虑到读者对原中文名称《密勒氏评论报》已经习惯，故沿用不变。
  《密勒氏评论报》秉持公正的态度，同情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1936年6月至10月，埃德加·斯诺就是以《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的身份前往陕北的。同年11月14日和21日，《密勒氏评论报》连载了斯诺的专访《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引发全世界读者极大的关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查封《密勒氏评论报》，鲍威尔被捕入狱，双足被拷打致残。1945年10月，《密勒氏评论报》复刊，由约翰·威廉·鲍威尔继其父任主编和发行人，副主编为朱里安·舒曼（JulianSehuman），中文名舒子章。该刊延续以往公正直率的风格，揭露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和腐败。新中国成立后，《密勒氏评论报》是唯一仍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美商媒体，是当时中外信息隔绝之下传播有关中国最新消息的重要途径。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时期，该刊揭露了美军施用细菌武器和对朝鲜居民使用凝固汽油弹等战争罪行，并公开批评美国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1952年10月，鲍威尔夫妇和副主编舒子章3人以美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因此，美国政府对《密勒氏评论报》实行禁邮，使之缺少经济来源，该报不得不于1953年6月停刊。
  不久，鲍威尔夫妇回国。他们一到香港，就受到了恫吓和迫害。在美国登岸之际，随身携带的书籍、报刊以及许多私人物品都被没收了。1954年9月，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传讯了鲍威尔夫妇。为此，鲍威尔的妻子西尔维亚被她所服务的小儿麻痹基金会解雇了。鲍威尔靠着销售学校文具挣一点点佣金，西尔维亚则每天乘坐公共汽车赶往离家30英里的地方帮人打字。由于找不到固定工作，鲍威尔夫妇和两个孩子常常陷于断炊的境地。1955年3月20日，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所谓的对“鲍威尔案件”侦讯情况报告，认为《密勒氏评论报》出卖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鲍威尔夫妇和舒子章犯有“煽动叛乱罪”。1956年4月25日，旧金山一个大陪审团指控鲍威尔夫妇和舒子章犯有13项“煽动罪”，其中有10项指控是针对鲍威尔个人的，包括发表关于细菌战、暴行、伤亡人数、美国战俘待遇和美国和平努力的假报告等。鲍威尔面临被判处长达260年徒刑和13万美元罚金的刑罚。
  以宋庆龄为首的亚太和平联络委员会获悉此事，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声援鲍威尔夫妇，反对美国政府迫害政治异见者的正义行动。1955年5月，宋庆龄给美国《民族》周刊写了一份公开信，指出：
  各地人士将认识到鲍惠尔夫妇的案件是这种迫害的显著的例子。鲍惠尔夫妇的在中国出版了三十年之久的美国杂志赞成上述的意见，他们并不害怕在回国后把这种意见在本国同胞之间传布。鲍惠尔先生正被指控为犯有“叛国”罪。他的夫人因受到公开迫害而失去了工作。甚至他们的几个年幼的孩子也遭到牵累。参议员真纳和威尔克以及这个案件的其他质询人显然是要达到一个更大的目的：把所有主张在遵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道路的各国人民之间实现和平谅解的人都说成是“卖国贼”。
  ……鲍惠尔案件，像美国的其他的案件一样，说明有人正在那边作如何粗暴的努力，企图否认所有文明的国家已接受了这样久的这一人道和常识的原理，而代之以当纳粹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威胁着我们所珍贵的一切时我们同美国人并肩作战来反对的那些观念。我国的大多数同胞肯定地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允许他们的理性和勇气被淹没，像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理性和勇气曾一度被淹没那样。14
  为了声援鲍威尔夫妇和朱里安·舒曼，在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宋庆龄主持成立了“鲍惠尔—舒子章后援会”，英文名称为“Committeeof Friends of the China Monthly Review for the Defence of its Editors”。后援会由16人组成，成员中有5位是美国人，其中一位还是美国纽约律师公会的会员。路易·艾黎出任后援会主席，唐照明和耿丽淑任副主席，《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英国妇女陈梅洁担任后援会司库。长期以来，路易·艾黎一直是《密勒氏评论报》的撰稿人和忠实读者。1952年，路易·艾黎的《有办法！》15一书就是由《密勒氏评论报》首次出版的。艾黎在第一批送到北京的500本书上签了名，分送给出席亚太和平会议的每一位代表。16
  “鲍惠尔—舒子章后援会”准备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对“鲍惠尔案件”予以援助，他们“在帮助被告胜诉方面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后援会成立的那一天，路易·艾黎即对外宣布，已有50位中国证人愿意出庭作证。这50位证人包括：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调查团副主席廖承志，昆虫学家刘崇乐博士，医药学家汤飞凡博士等知名学者，以及曾经目睹美国空投细菌武器的证人。艾黎认为，美国政府以“煽动叛国罪”控告鲍威尔夫妇和舒子章的做法无非是“恫吓美国记者使他们不敢到中国来和说出真相的政策的继续”。他说：“如果鲍惠尔在旧金山的辩护律师要更多的见证人的话，我们在中国还可以找到五百个。”17
  后援会成立后，路易·艾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责“鲍惠尔案件”是对自由、民主的粗暴践踏，是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迫害。艾黎在文章中再次引用宋庆龄于5月写给美国《民族》周刊的公开信：“是否要我们认为，美国政府认为唯一爱国的美国人是那些对我国的关心仅限于追求战争和颠覆我们在斗争了一个世纪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发觉非常适合我们的制度的美国人？如果是这样，那么美国的情况就是一个对世界和平极其有害的情况。就我本人而言——我知道我国大多数同胞也是这样——我不相信，有理性的和爱好自由的美国人也是持有这种见解的。”鉴于“鲍惠尔家庭和舒子章的处境非常困难，而他们的申辩又需要很多关于法律方面及其他的费用”，路易·艾黎表示后援会将向各地人民呼吁，设法募款。18
  后援会首先在委员当中筹集了一笔钱，送交鲍威尔夫妇等人，供他们在美国法院作辩护之用。在后援会委员带头捐助的鼓舞下，各界人士慷慨解囊捐款相助，支援鲍威尔案件。有一对工人夫妇，将自己刚刚领到的一笔劳动竞赛奖金，捐赠一部分给鲍威尔等人，以表心意；清华大学一名学生，特地捐赠了一笔钱，作为支持鲍威尔等3人进行斗争的表示；还有一对曾在美国留学的夫妇，将一笔美国朋友赠送给他们小女儿的钱捐献了出来，他们认为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正在为真理奋斗的3位美国新闻工作者，更有意义。这些人，有的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读者，更多的是激于义愤秉持正义的各界人士。19
  后援会副主席兼秘书耿丽淑，曾任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秘书，负责将各界捐赠的钱款、物资秘密送往根据地，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回美国后，她继续支持工合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1949年，她与爱泼斯坦等在美国发起组织中国福利呼吁会，任主席。由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应宋庆龄之邀于1951年绕道欧洲经香港来到中国，担任中国福利会顾问。此次声援鲍威尔夫妇，耿丽淑以独特的才干推进着后援会的筹建工作，路易·艾黎感到非常满意。为此，艾黎写信给宋庆龄，对“中国福利会慷慨允诺耿丽淑来北京参加我们这个组织的筹建工作”表示感谢，并转达了后援会常委会议的请求：
  目前我们需要你慷慨同意让耿丽淑继续留下工作，即使不能为我们工作到明年3月份的话，至少允许她工作到今年年底。之后如果威林律师来华的话，她必须立即来北京。这第二个建议将使我们有时间和《中国建设》杂志协商从明年开始请他们派邱茉莉来帮助我们工作的可能性，至少请她来兼职。我们知道这个月她不可能从《中国建设》抽出身来。另一个变通的办法是本月15日左右耿小姐回上海参加你们新的工作计划的商讨，然后在明年初再回北京。我们委员会希望她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继续帮助我们，直到审理开始。20
  “鲍惠尔—舒子章后援会”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并已争取到了其他一些组织的援助，宋庆龄感到很高兴。21她认为，“鲍威尔案件的确是非常紧迫的，因此委员会所做的工作相当重要，必须给以适当的注意”，但并不同意让耿丽淑留在北京，过多地从事后援会的工作。在宋庆龄看来，中国福利会妇幼保健工作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需要从世界各地收集许多资料加以研究、筛选，讨论出一个长期的计划。“要使这项计划走上正轨，耿丽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人选，而此刻她却在北京做着其他人也能做、仅仅需要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水平就能做的工作。所以，我希望她尽快回上海。委员会的工作可另作适当安排。”宋庆龄答应，当鲍威尔夫妇的辩护律师威林来华或召开重要会议的时候，可以让耿丽淑回北京协助工作。况且，只要上海和北京之间保持良好的联系，那么耿丽淑也可以在后援会的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22
  1950年8月，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其主要任务是在妇幼保健卫生、少年儿童文化教育福利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工作，加强科学研究，扩大国际交往与合作。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支持下，对已有的各项事业与机构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发展，在儿童福利站的基础上建立了少年宫，保健室经过合并充实，发展成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剧团扩展成儿童艺术剧院。此外分别建立了托儿所、幼儿园、儿童时代社、儿童艺术剧场和设于北京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形成了中国福利会事业的整体布局。231956年，新中国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阶段，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福利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根据宋庆龄的指示，各单位开展了科学研究工作。此时，宋庆龄急需像耿丽淑这样具有经验的得力助手。
  对此，路易·艾黎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他和“鲍惠尔—舒子章后援会”其他成员继续为声援鲍威尔夫妇和舒子章而努力工作着。1957年9月3日，审理鲍威尔案件的旧金山法院曾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要求司法协助，但美国政府拒绝就司法协助问题同中国政府达成任何协议。1958年1月7日，鲍威尔的辩护律师威林由香港抵达广州，“这次旅行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因为当时美国政府不允许持美国护照的人到中国旅行”。在后援会的协助下，他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采访了50名证人。然而，因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没有关于司法协助的协议，甚至美国政府拒绝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证人都没法在以后的审判中出庭作证。7月14日开庭前夕，威林面见负责审判的法官，要求以“证人因两国间的敌意而不能出庭”为由提议撤销起诉。24
  由于找不到“煽动叛乱罪”的证据，美国政府又诬陷鲍威尔等人犯了“叛国罪”。1959年，美国司法当局因无法找到证人，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驳回了政府的诬告。1961年5月2日，联邦法官古德曼宣布撤销对鲍威尔等人所犯“煽动叛乱罪”的起诉，这个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案件在美国法院拖了多年以后终于不了了之。25
  为了和平友谊
  20世纪50年代，刚刚结束战争、摆脱殖民半殖民统治独立的国家，尤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曾经遭受列强欺凌的国家，渴望独立、和平与发展。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大环境下，中国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削弱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支持反帝运动和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帮助这些国家取得经济独立，帮助不发达国家巩固他们的中立立场或向中立立场过渡，以此使他们逐渐接近社会主义阵营。”26当然，中国想要冲破西方封锁，在国际上获得生存空间，必须求同存异，寻求更多的盟友。宋庆龄积极参与外交活动，向外传递新中国谋求友谊、和平和互助合作的诉求。
  就在胜利完成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任务后，宋庆龄又积极准备迎接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召开。1952年12月，她率中国代表团一行59人，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宋庆龄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并在13日举行的大会上作了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著名演讲。她在演讲中分析了世界形势正处在走向战争与毁灭或走向和平与进步的三岔路口，论证了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在扭转局势恶化方面的伟大力量。宋庆龄向大会建议：
  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特别是朝鲜、越南与马来亚的战争；停止一切的战争准备，立即地和切实地裁减军备，立即停止西德和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把所有金钱和物资用以解决各国的急迫需要，特别是人民福利的需要；缔结五大国的和平公约，联合国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严格禁止原子武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武器；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也不侵犯他国领土。27
  宋庆龄的发言，得到了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这次大会，对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月，宋庆龄还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全世界的姐妹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号召“全世界的妇女都起来保卫和平”。28这些表达民众和平愿望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民团体，在国际社会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在争取世界和平进程中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宋庆龄是推动这一运动的杰出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数次率团出国进行友好访问，加强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沟通和友谊。1952年12月，宋庆龄率团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回国途中顺访匈牙利和苏联，前后行程共计45天；1955年底至1956年初，访问印度17天；1956年1月和2月，先后访问缅甸21天，访问巴基斯坦9天；1956年8月，访问印尼10天；1957年11月，访问苏联20天；1962年2月，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6天。出访之际，宋庆龄频频向国外公众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对外传播这样的信息：
  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这是我们一切人民的希望，也正是我们对自己的希望。这是我们现在的宣告，也将是我们未来的宣告。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背离这个立场。29
  在国内，宋庆龄经常会见来华的各国代表团，接待过许多国家元首和军政要员。她特别注重与各国政党、民间团体保持着广泛、持久的友谊，包括尚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和平民主人士。在上海寓所，宋庆龄常常以家宴的形式款待中外宾客，其崇高的威望和优雅的形象，不仅打开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局面，同时也推动了世界和平事业的进程。
  就在宋庆龄为新中国民间外交事业打开大门之际，路易·艾黎也在马不停蹄地为和平与友谊四处奔走。1953年秋，艾黎代表新西兰和平理事会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开始长驻北京。作为和平联络委员会的代表，艾黎经常出国参加各种会议。1955年，他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大会；1958年，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大会；1961年上半年，出席了亚非团结理事会在埃及开罗举行的特别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大会，以及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1964年，再次代表和平联络委员会出席在越南河内举行的声援越南人民禁止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会议；1965年，去印尼雅加达参加消除外国军事基地国际会议，回到中国后马上又参加了6月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
  路易·艾黎参加的这些国际性会议，主要讨论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各小组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有时会对某个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为了更确切地表达会议主旨，真实反映广大人民渴求和平的意愿，在起草决议之际也常常会为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字眼展开长时间的辩论。通过这些会议，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亚非拉新兴国家的人民越来越认识到，为了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必须消灭那些导致战争的因素，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艾黎在196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新德里会议发言中说：
  我们争取裁军的斗争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消灭那些导致战争的东西。用于战争的技术知识在帝国主义统治已成为过去的时代，是靠不住的，因为在垄断集团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军火商控制的新闻广播，但缺乏任何真正的群众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良好意愿，特别在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因而能够识别战争贩子以后，就更坚定、更持久得多。30
  路易·艾黎以和平联络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有时也不是一帆风顺，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的种种阻挠。1960年至1965年，艾黎每年都会去日本参加在东京、广岛、长崎或其他地方举行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当时，日本尚未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在中国香港取得日本签证。拒绝！拍去电报，再拒绝！再拍电报，最终获得批准！在这场关于签证的斗争中，池田幸子、松冈洋子等日本民主人士帮了很大的忙，他们是艾黎早年在上海工作时结识的老朋友，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日本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包括许多来自西方国家爱好和平的友好人士。1945年8月6日和9日，为了促使日本早日投降，美军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原子弹，造成巨大伤亡。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却使大量无辜的日本平民遭受到了战火的无情和残酷，日本人民对于原子武器的危害感受最深。1961年，来自日本各地，包括美军占领下的冲绳，有1400万至2000万人加入和平进军队伍，最后约1万名代表齐聚东京。他们发动这场和平运动，是向全世界呼吁禁止核武器，反对用原子能来毁灭人类的生命。艾黎说：“在来自许多国家的100多名外国代表中，我感到自己很渺小，眼前看到的是那么多警觉的面孔，他们深知在长途进军中每走一步都是为了争取美好的未来。”31和平需要人民的行动，日本人民和其他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鼓舞着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长期定居中国，但他同样热爱自己的国家新西兰，他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路易·艾黎支持新生的人民政权，新西兰政府感到不悦，以不再延长他的护照相威胁。为此，周恩来总理曾对一个访华的新西兰工党代表团说：“你们为什么不给艾黎办一张护照？你们如果不发给他护照，我马上就给他一张中国护照。”1960年，艾黎终于申请到了新西兰护照，获得回国探亲的机会。32此次回乡，新西兰政府对艾黎并不友好。当时新西兰在越南和朝鲜问题上追随美国，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尽管新西兰总理沃尔特·纳什热情地接待了艾黎，但显然不愿意和他多谈政治。1965年和1971年，艾黎又两次回新西兰。1971年10月那次，他一直待到1972年3月，而且还应邀去澳大利亚旅行。那个时候，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对新中国的态度有了显著变化。新西兰人愿意进一步了解这个占人类总人口1/4的国度，愿意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进行的斗争。在澳大利亚，路易·艾黎会见了总理惠特拉姆，并发表了演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实际是伸入南海的亚洲部分”，艾黎热爱新西兰，“我作为一个新西兰人，一直希望我国人民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人民一道，培育持久和平所必需的重要条件”。这几次回国探亲，艾黎为促进中国和新西兰两国之间的友谊做了许多工作。1971年，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路易·艾黎荣誉文学博士学位。33
  长期以来，路易·艾黎坚持写信给新西兰的朋友和家人，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变化和成就。他还撰写了多本著作，向新西兰宣传中国的新面貌，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1972年中国和新西兰建交后，路易·艾黎在推动并加强两国交往方面继续发挥作用。正是在艾黎的倡议和推动下，1984年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和甘肃省建立了友好关系。
  宣传新中国
  新中国诞生后不久，周恩来向宋庆龄建议，由她办一份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为此，宋庆龄委托陈翰笙与金仲华一起，依靠中国福利会的力量筹办这份杂志。宋庆龄还通过在美国的朋友，邀请爱泼斯坦及夫人邱茉莉回到中国，参与办刊工作。1951年8月30日，宋庆龄主持召开筹备工作会议，确定了刊物的编辑方针、读者对象及报道内容，决定“这本双月刊的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针对那些真诚要求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刊物将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1952年1月，《中国建设》第一期正式出版，为英文双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宋庆龄的文章《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34
  当《中国建设》第一期出版后，宋庆龄马上寄给了路易·艾黎。她在信里写道：“我想用另外一个同样也很可爱的东西代替鲜花送给你——我们第一期的《中国建设》杂志。我希望你会喜欢并提出你的意见。”35同样，自《中国建设》创刊以来，直到她1981年逝世，宋庆龄每期都要亲自寄给她在世界各地的好友，并征求意见。宋庆龄作为《中国建设》的创办者和领导人，自创刊以来，先后为刊物撰写了30多篇文章，大多涉及重大题材。就在杂志创刊十周年之际，宋庆龄特别以《真实报道的传统》为题，撰写了一篇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她说：“当《中国建设》出版第11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回顾过去的10年。在这段时期里，我们保持了真实报道的传统。我们把这一点看成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争取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伟大斗争所作的贡献的一部分。当第二个10年开始的时候，读者们无疑可以期望：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36《中国建设》坚持“用事实说话”的创刊宗旨，致力于描述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并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来阐明中国的政策和主张。可以说，《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路易·艾黎是《中国建设》的忠实读者和撰稿者。创刊不久，艾黎就在1952年第4期上发表了《戈壁尘埃》一文。此后，直到1982年，艾黎一共在《中国建设》杂志发表诗文23篇。艾黎有个习惯，每次参观考察或游历某一个地方之后，都会写一篇蕴含着自己切身感受的札记。除诗歌以外，这些散文体的旅途札记构成了艾黎写作的主体。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一类的札记。
  1972年9月，何香凝病逝，路易·艾黎写了一首“很美的诗”，分送给廖梦醒和廖承志。经宋庆龄推荐，这首悼念何香凝的诗发表在《中国建设》1973年第1期上。371976年3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抗战期间曾经为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服务的陈乙明，因患肝癌在香港病逝。路易·艾黎马上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宋庆龄致函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夫妇，写道：“如果可能，请在《中国建设》上刊登这篇文章，因为我想海外许多友人都知道陈乙明。如果不便刊用，也许我们可以把它转寄给香港的《东方地平线》上去发表。”38
  宋庆龄信中提到的《东方地平线》，是香港《大公报》旗下一份英文期刊。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版、上海版《大公报》相继停刊。1938年，《大公报》香港版创办，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香港《大公报》于1948年复刊。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领导下继续出版发行，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翔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1960年《大公报》创办《东方地平线》英文杂志，主要面向外国人士和不懂中文的华侨、华
  人。在那个封闭的时期，香港《大公报》旗下的《东方地平线》成为报道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真实信息以及对外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路易·艾黎在《东方地平线》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众多，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从1960年到1973年，艾黎发表了近90篇文章，有时会在同一期刊物上同时发表两篇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艾黎在中国各地参观考察后写下的感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此外，还有艾黎在国外旅途中的札记，他自己创作的诗歌、某些书评，以及怀念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国际友人的文章和诗歌。
  路易·艾黎自幼喜好写作，曾在新西兰瓦瑞内地区举办的学生作文比赛中获得过名次。无论是早年学生时代和“一战”期间，还是在上海工作生活之余，甚至投身工合之后，他都没有中断过诗歌创作。艾黎是一位重感情的人，常常会创作一些怀念友人的诗句。鲁迅、史沫特莱、斯诺、陈毅、周恩来……这些曾经的战友逝世后，艾黎把心中的悲痛都化作了诗句。1945年，培黎学校校长乔治·何克因伤口感染，不幸在山丹病逝。临终之际，
  何克要来纸和笔，写下遗嘱：“把我的一切送给培黎学校。”20多年后，艾黎将何克所写的信札和文章拣选编纂为《希望之果：乔治·艾尔文·何克的故事》，于1967年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出版。在书的扉页，艾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傲然挺立的山峰，
  南山高峰傲然耸立，
  山下冰河闪亮晶莹，
  山河守着一位青年，
  他的灰烬和为着
  自身信念捐躯的人们
  溶合在一起。
  千百年来，
  多少人在这里葬身？
  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旅行家，
  征战沙场的戍边将卒，
  还有那
  气吞山河的红军战士。
  黄昏日暮
  高山后面，红光普照着古老的丝绸之路，
  悄然抚慰着溪边的小墓。
  晚风习习，
  飘荡着少年们的歌声，
  这些就是他所爱戴
  并与之一起战斗的少年啊！
  他们的歌声给他带来慰藉。39
  新中国成立之前，艾黎也会为国外的报纸杂志撰写一些介绍中国政治经济和风土人情的文章。他喜欢旅游，后来从事工合工作，更是全国各地到处跑。艾黎认为，“经常到中国各地旅行，不仅是去饱览山林、草原和溪流的美景，而且是研究中国的古老文化并搜集新的材料，以便向国外介绍”40。在旅游中，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爱上了中国文化。艾黎的兴趣非常广泛，铜器、玉器、钱币、书画、古籍等无所不好，而倾注精力最多收藏最为丰富的是陶瓷。中国，China，瓷器之国，陶瓷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为研究中国陶瓷，艾黎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古窑址和现代陶瓷厂，他认为研究陶瓷极其有益，因为“优美的陶瓷制品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41。艾黎还将他几十年研究中国陶瓷的心得写成了一本很有价值的论著《瓷国游历记》，向世界介绍中国陶瓷和陶瓷文化。晚年之际，路易·艾黎把自己平生所收藏的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山丹人民。
  新中国成立以后，艾黎更加认识到对外宣传的重要性。他说：“中国遭受过长期的剥削，一个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偏见和消除误解。过去这些年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变化尚未充分介绍，而当前的建设工程和重大时事永远需要及时作新闻报道。我唯一的愿望是用写作来介绍这个国家的情况。”42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友谊的同时，艾黎笔耕不辍，将对中国的热爱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倾注于笔端。他开始在旅行中写更多的散文和诗歌，即使是“文革”期间，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他也没有停止为宣传新中国而写作。
  1978年，路易·艾黎在《中国建设》（英文版）杂志发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译文登载于同年《人民画报》第4期上。文章的最后写道：
  中国的悠久的历史说明人民的遭遇与国境的安危是息息相关的。过去二百年，直到解放为止，中国边境一直受到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连续奋斗了二十八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中国人民不称霸，不想当超级大国。他们在自己国土之外没有驻军。他们不断努力建立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积极提高自己人民生活的水平。他们继续革命，努力实现这一目的——在本世纪末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43
  这是一位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半个世纪的老人对新中国的切身感受。路易·艾黎愿意把他看到的真实情况写出来，他想告诉全世界：“中国正在利用其数亿人民的创造性和生产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44
  为了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路易·艾黎还着手翻译了大量古典和现代诗歌。为了将中国诗歌优美的意境准确无误地翻译出来，“把诗人的思想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使英语世界的普通人能够看得懂”45，艾黎虚心请教专家学者，常常工作至深夜。据不完全统计，艾黎翻译出版的诗集有《历代和平诗选》《胡笳十八拍》《唐宋诗选》《杜甫诗选》《李白诗歌200首》《白居易诗选200首》《少数民族诗歌选》等13部。46通过写作和翻译，艾黎把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热爱，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正如他所说的：“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我仍是一个新西兰人，但我也变成了一个中国人。”47

1．周恩来话语，转引自吕宛如：《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百年潮》2012年第4期。 2．刘少奇：《对中央关于亚太和平会议传工作指示的修改》，《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页。 3．王俊彦：《我所了解的亚太和会》，《百年潮》2012年第7期。 4．《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我国代表团已选出团长副团长》，《人民日报》1952年9月14日。 5．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编：《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2年版，第31页。 6．《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昨天举行开幕会，成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人民日报》1952年6月4H。 7．刘晶雯：《访新西兰代表路易·艾黎》，《人民日报》1952年6月7日。 8．《新西兰代表路易·艾黎热烈赞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人民日报》1952年8月27日。 9．宋庆龄：《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17—726页。 10．《路易·艾黎的发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公报》第10期，第4页。 11．《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6日。 12．《各国和平代表返国前发表对新中国的观感》，《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3日。 13．路易·艾黎：《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第148页。 14．《宋庆龄给美国（民族）周刊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55年5月20日。 15.Rewi Alley:YO BANFA!China Monthly Review,Shanghai,1952. 16．《艾黎自传》，第225页。 17．《反对美国当局诬控鲍惠尔夫妇等人——〈密勒氏评论报〉之友在京组成声援委员会，五十位中国证人愿去美国旧金山出庭作证》，《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2日口。 18．路易·艾黎：《鲍惠尔案是对美国人民新的进攻》，《人民口报》1956年10月20日。 19．《各界人士纷纷来信支援鲍惠尔等的正义斗争，援助鲍惠尔委员会决定向公众呼吁捐款》，《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6日。 20．《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417页。。 21．《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11页。 22．《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419—420页。 23．“总述”，《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4.［美］柯特勒：《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0页。 25．《伪造罪名的迫害阴谋终难得逞，美当局被迫撤销对鲍惠尔等的起诉》，《人民日报》1961年5月6日。 26．《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报告》（1956年9月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1954.2—1955.7），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358页。 27．《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34页。 28．《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37页。 29．《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39页。 30．《艾黎自传》，第217页。 31．《艾黎自传》，第219页。 32．《艾黎自传》，第235页。 33．《艾黎自传》，第238页。 34．《中国福利会志》，第392—393页。 35．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宋庆龄书信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页。 36．宋庆龄：《真实报道的传统》，收录《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78—379页。 37．《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438—439页；第443—444页。 38．《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来往书信1941—1981》，第253页。 39．艾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霍克的故事》，第1页。 40．《艾黎自传》，第222页。 41．《瓷国游历记》，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42．《艾黎自传》，第222页。 43．路易·艾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人民画报》1978年第4期。 44．《艾黎自传》，第223页。 45．《艾黎自传》，第232页。 46．《艾黎自传》，第300页。 47．《艾黎自传》，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