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在开展工合运动的同时，为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从1940年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先后在江西赣州、广西桂林、湖北老河口、陕西宝鸡和双石铺、河南洛阳、甘肃兰州、四川成都等7地创办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培黎工艺学校”，路易·艾黎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然而，由于战乱等因素，一些培黎学校开办的时间并不长。到1943年以后，基本上只存在双石铺和兰州两所培黎学校。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宋庆龄曾给予艾黎极大的支持和帮助。1944年底，艾黎和何克将双石铺培黎学校迁往甘肃山丹。1949年，艾黎在山丹和学生们一起迎接解放。
  培黎学校培养了一批吃苦耐劳、注重实干的技术人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以前，学校一直是中国工合的培训中心；新中国成立初期，它是全国仅有的两所技校中的一所。11953年，学校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培黎石油学校，后逐渐演变为兰州城市学院。1984年，艾黎提出重建山丹培黎学校的建议，1987年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成立，后更名为山丹培黎学校，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的建设事业输送专业技术人员。
  路易·艾黎不仅是工合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也是现代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开拓者。他探索出了一条与传统精英教育不同的教育模式，提出的“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宗旨，对当今的职业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办培黎学校
  1938年工合事业启动之时，路易·艾黎就意识到，在成立合作社的同时必须进行技术方面的培训，他认为：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我越来越认为该做的事情是搞出一套培养内地工业合作社领导人的办法来，并且网罗能做这种工作的人才，把他们放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去，让他们熟悉当地的条件，并学会处理问题。他们应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从而能创造性地满足以后的年代可能出现的任何新的要求。2
  为了培养工合事业的人才，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多次举办讲习班和培训班，有短期的支援培训班，也有为从事成本核算和统计工作的大专生而开设的高级班。然而，随着工合运动在偏远地区逐步推进，培训班所能培养的技术员和指导员数量远远不够，艾黎“深深地感到，创办培养人才的学校，才是开展工合事业的基础”3。
  从1940年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江西赣州、广西桂林、湖北老河口、陕西宝鸡和双石铺、河南洛阳、甘肃兰州、四川成都等地筹办为基层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农工子弟而设的培训学校。艾黎将这些培训学校冠名“培黎”（Bailie），全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培黎工艺学校”，是为了纪念他的朋友——裴义理（约瑟夫·贝利，JosephBailie），他的名字中文谐音为“培黎”，长期在中国从事培训教育事业，在上海办过几所半工半读学校，把毕生精力和全部财富献给了中国人民。他认为，中国最需要的人才不是大学生，而是介于普通工人和工程师之间的技术员。裴义理的教育思想直接影响了艾黎，可以说，他是艾黎从事职业教育事业的恩师。另外，“培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艾黎曾说：“‘培黎’按中国的字意和近似发音，就是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在黑暗的日中国等待着‘黎明’的到来。”4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培黎工艺学校”，简称“培黎学校”，主要从事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设立的目的是为中国工合运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推动工合工作发展到内地农村。虽然中国许多地方开办了培黎学校，但培黎学校的发展却困难重重。两所分别设在广西桂林和湖北老河口的学校，在开办不久就被当地国民党政府解散了。陕西宝鸡和河南洛阳的学校持续时间也不长，在遭到日军轰炸后关闭了。由于这两所学校过分强调生产自给，劳动强度过大，导致学员疲惫不堪，办得并不成功。而且，学校解散后，竟然没有一个学员参加工合的工作。5由于战局、经费、人事等诸多原因，到1943年以后，基本上只存在双石铺和兰州两个培黎学校。6这两所学校中，双石铺培黎学校办学较早，还吸收了几批从其他培黎学校迁来的孩子们，办学规模较大。兰州的培黎学校则开办于1942年秋天，是作为学校西迁的中间站而建。7
  双石铺是陕西省秦岭山区的一个小镇子，位于川陕、秦陇之要冲，战略地位突出，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重要的基础工业，开展后方生产，长期支援抗战。81938年9月，宝鸡工合西北办事处成立不久，即在双石铺建立了工合锡铁社、机器社、造纸社和耐火砖社。1939年4月，西北工合双石铺事务所正式成立。艾黎从延安回来后，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心尽一切努力把双石铺的工合事业迅速发展起来。一旦日军入侵陇海铁路的终点宝鸡，陕北的八路军占领秦岭山区，双石铺可以成为人民游击区的工业基地。1939年底至1940年初，艾黎以“技术顾问”的身份到双石铺筹建培黎工艺学校。9筹建之初，双石铺培黎学校仅有山坡上的三间房，其中一间是纺织车间，另外两间是宿舍和教室，条件十分艰苦。而且，学校没有固定的负责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换了9任校长。1941年春，英国人乔治·何克受工合西北总部委派到双石铺培黎学校工作。艾黎向何克表达了他的办学想法：
  我和乔治路过该处时，对他说了我们该怎么办。单有校舍并不能成为学校，而渴望学习的人结合在一起才能称其为学校。学校应该面向生产活动，在提高教学标准的同时，不应脱离当地人民的斗争。10
  何克对此表示赞同，他运用英国管理公共学校的方法管理学校，加强学校思想作风建设。他和艾黎不断进行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的探讨，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思想，双石铺培黎学校渐渐走上了轨道。到1942年，学校新建成了校舍和作业室，学生发展到80多人，开设纺织、机械、化工、会计、外语5门专业课程和语文、数学、物理等基础课，添置了一台机床、一台小型汽油发动机，开办了机械车间。11至此，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已初具规模，并被西北工合办事处定为培训中心。12
  兰州培黎工艺学校创办于1942年9月，地点在兰州郊外的穆柯寨。该校校长是当时西北工合兰州事务所主任张官廉，学校事务大多由他的夫人王贤琳主持。13去兰州之前，王贤琳在双石铺培黎学校工作。当时，她并不舍得离开双石铺，艾黎鼓励她，并告诉她将会在兰州创办一个新的工合培黎学校，让她先去兰州。14创办之初，兰州培黎学校也面临资金短缺、设备简陋的情况，学生只有30人。1944年后，随着工合国际委员会给予的经费逐渐增加，设备逐渐扩充，学校规模也在扩大。学生上午上课，下午实习劳动，半工半读的职业训练和双石铺培黎学校是一致的。艾黎十分关心兰州培黎学校的发展，据张官廉回忆，在1943年至1944年，艾黎大部分时间是轮流住在双石铺和兰州两个培黎工艺学校。15
  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培黎学校，西北区的培黎学校规模较大，持续时间长，开办得较为成功。西北地区的培黎学校之所以能够在战争时期坚持办学并取得一定成就，关键原因有二：第一，西北区的培黎学校是严格按照路易·艾黎的办学思想创办的新型学校。艾黎在西北区培黎学校的创办和发展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第二，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培黎工艺学校计划书》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培黎学校的师生情谊，即“师生生活打成一片”16，老师们与贫苦家庭出生的孩子们同吃、同住，一起参与劳动。在艰苦的岁月里，艾黎和何克，以及培黎学校的老师们给予这些孩子亲人般的爱与温暖，他们同甘共苦的精神是西北区培黎学校能够坚持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这种安危与共的深厚情谊，让他们在西迁至甘肃山丹的路途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山丹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一所新的学校——山丹培黎工艺学校。
  西迁：从双石铺到山丹
  尽管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逐渐步入正轨，事业蒸蒸日上，但危机仍然存在。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被国民党当局指控为“亲共的危险分子”17，学校经常受到特务的监视和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已制定了“穿陕入川”的作战计划，妄图对陕西发起进攻。面对日益紧迫的形势，双石铺培黎学校的校舍很可能会被国民党军队占用。而且，宝鸡的工合办事处已经向培黎学校下达命令，凡是年满16周岁的学生必须参加三青团。为了保护学生，保住学校，艾黎和何克决定将学校迁往一个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
  情况越来越清楚，政治形势将不允许我们继续留在双石铺。我们业已困难重重，这些困难不断抬头，似乎使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现在又出现了需要考虑的新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收摊子结束这儿的工作，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其他阵地去，看看我们在那里能干些什么呢？18
  然而，将学校迁到哪儿去呢？兰州培黎学校校长张官廉和王贤琳建议双石铺培黎学校迁移到兰州，和兰州培黎学校合并，由何克主持。19但是，艾黎不同意这一想法，或许是因为兰州的位置不够隐蔽，而且办学成本较高。艾黎知道，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原料足以自给、有发展空间的地区，而且在将来，“人民的军队能发现这里有技术力量和一个工业基地”20。
  1943年夏天，在机缘巧合之下，艾黎跟随当时的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JosephNeedham）去甘肃西部考察。路途中，他们两次在山丹停留，山丹给艾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南接青海，北靠内蒙古的小城镇。山丹地势三面环山，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以农牧业为主，艾黎称之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县城北面的北山，名叫“合黎山”，路易·艾黎很喜欢这个名字，他说：“‘合’就是‘工合’的‘合’，意思是合作，‘黎’就是黎明的意思，就是我们学校名‘培黎’的‘黎’。”21而且，艾黎还在山丹听到了许多关于当年红军的故事，他下定决心，“让我们把学校就建在这里，作为对他们的一座活着的纪念碑吧！”22
  可以说，没有比山丹更合适的地方了。首先，当时甘肃和青海是中国西北最不发达的地区，由军阀马步芳的部队所控制，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较为薄弱。而且，艾黎的想法还得到了时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其次，山丹县虽然贫穷，但自然资源丰富，有优质的石油，还有煤矿、皮革、羊毛和驼毛等，这正是他们需要的原料。不仅如此，山丹有许多空置的房屋，租金也相当便宜，完全可以容纳双石铺培黎学校的60多个学生。山丹还有一批民风淳朴的农民子弟，他们的生活非常困苦，在山丹开办培黎学校，能让他们学到知识和技术，对农村经济发展颇有助益。
  然而，从陕西双石铺到甘肃山丹，差不多有1100公里路程。路易·艾黎和何克要将学校迁至山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艾黎奔走于兰州和山丹之际，何克则在双石铺忙活，他一丝不苟地打包机械设备、生活用具和师生们的行李，为西迁做准备，这些生产装备对他们而言是“无价之宝”23。1944年秋天，一场堪比“小长征”24的长途跋涉开始了。12月21日，艾黎租赁了一辆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支援中国的日卡车。在此之前，他已经把第一批33名学生安置于西迁的中转站——兰州培黎学校，并在山丹租下了已经废弃的发塔寺作为校舍。租到汽车之后，艾黎和孩子们把铺盖卷和在兰州所能采购到的一切物品装到车上，向山丹进发。一路上，除了这辆破旧老爷车突发的小故障外，并没遇到大的麻烦。4天后的晚上，车子开到了山丹，大家入住县城内艾黎先前已租好的临时驻地。第二天，他们就开始上课，下午的时候，他们用捡来的砖头在教室里铺地，为建造机械车间和纺织车间做准备。
  1945年的2月份，乔治·何克带领剩余的学生抵达兰州，他还为学校采购了一批物资，并雇了几辆卡车将设备运到山丹。万事开头难，为了能使学校在山丹站稳脚跟，艾黎必须四处求援。何克则坚守岗位，在学校里负责安装锅炉，安排布置机械组、纺织组和教室。1945年7月，艾黎从重庆回到山丹，此时学校面貌已焕然一新。纺织组在生产棉纱，织布机在织布，机械组开了工，课堂教学也进行得很顺利。学校门口悬挂着“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校牌，门内竖起一介石碑，上面刻着艾黎所定的校训——“创造分析”25。此时，西北地区有两所培黎学校，分别是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和兰州培黎工艺学校。实际上，山丹培黎学校和兰州培黎学校是一所学校的两个有机部分，何克把两所学校比作一辆汽车上的两个轮子，艾黎则说：“两个学校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261947年夏天，由于办学经费难以维持两所学校的开支，兰州培黎学校被迫关闭，学生和设备都搬到了山丹。
  事实证明，路易·艾黎把培黎学校搬迁到山丹的决定是正确的。山丹为培黎学校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也让艾黎的教育理念得以实践。山丹培黎学校的办学经验对新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有借鉴意义，正如艾黎所言：
  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并通过实际的方法发现了新时期对劳动人民适用的东西，那就是：集体的力量，合作的方式，开会与讨论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对于即将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点滴宝贵的教育经验，对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进步都有重大的意义。27
  来自宋庆龄和国际上的帮助
  培黎学校在创办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以双石铺培黎学校为例，它的任何资金都必须经过工合西北地区办事处，再划到主管培训的妇女工作部，最后才能下发到学校。由于向他们申请经费的机构多，手续繁琐，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往往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对此无可奈何。而且，在双石铺培黎学校的最后阶段，工合领导层开始抱怨把钱花在这种地处西北的偏僻小镇，他们更倾向于在重庆等官员集中的大城市办学。艾0黎对此十分反感，因为他的办学思想“是为广大农村劳动人民培育实干的技术人才，培养的学生是为人民做事当仆人，不是为自己做官当老爷”28。
  双石铺培黎学校经费不足，艾黎的办学理念也得不到认同。1942年9月，行政院解除了艾黎的工合技术顾问的职务，艾黎陷入了低谷。作为艾黎的挚友，宋庆龄即便身在重庆，也一直关注着艾黎的情况。10月6日，宋庆龄致函格兰尼奇夫妇，告诉他们艾黎的近况，她写道：
  路易正在“冬眠”。他很伤心。这里的“工合”理事会控诉他办事糊涂等等，想把他排挤出去……但我想，尽管他伤心，他有勇气坚持下去。29
  宋庆龄知道，艾黎不会退缩，他会迎难而上，重新成就一番事业。宋庆龄也知道，她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为艾黎提供帮助。被解除行政职务的艾黎以工合国际委员会实地工作秘书的身份继续工作，他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培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中。宋庆龄在关键时期伸以援手，给了艾黎和培黎学校莫大的帮助。
  1942年河南遭受旱灾和蝗灾，由于政府吏治腐败，救灾不力，受灾人数众多，其中，大批难民逃荒来到陕西宝鸡。在得知河南的灾情后，宋庆龄想到了工合，想到了艾黎，她在给友人浦爱德的信中说：“工合可以做很多工作来救济大批涌入宝鸡的难民。”30她在另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我将在这里开展一些活动，为这个地区及难民募捐。这些难民逃到了宝鸡，对工合的扩大倒是个机会。”31一些年纪较小的难民被艾黎带到了双石铺培黎学校，在此之前，双石铺培黎学校已经安置了116名战争难童。32时任校长何克在日记中写道：
  一天，路易·艾黎从洛阳培黎学校带来了七个男孩。洛阳培黎学校在灾区，所以不得不停办了……我们又从宝鸡收了五个好孩子，三个是来自河南的难民，两个陕西当地的孩子。33
  1943年5月15日至16日，为赈灾河南难民，宋庆龄在重庆组织了一场“筹赈豫灾足球义赛”。尽管赛事安排简朴，但观众不少，有些观众甚至没地方坐，他们为了表示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的支持而来。34此次足球义赛共募得法币125530元35，该款项悉数汇交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一部分汇交洛阳及巩县中国工业合作社，一部分用于10名洛阳培黎学校的青年灾民转入双石铺培黎学校的旅费。36
  为了能够让战灾儿童得到及时的帮助，获得相应的教育，宋庆龄一直在努力。1939年3月28日，身处香港的宋庆龄在一个为战灾儿童服务运动的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救济战灾儿童》的演说，她说道：
  这些因战争变得无家可归和无所依靠的儿童的需要，远远超过我们所给予的同情和恩惠……我们还将在别的需要的地方——任何正在进行着为实现一个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的地方，进行救济战灾儿童的工作，以便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保存下来，并成为未来的自由的人……37
  随后，宋庆龄设立保盟战灾儿童基金，为儿童筹措资金。当时，《保盟通讯》以大量篇幅对战灾儿童的情况进行报道，艾黎的养子黎雪也曾在《保盟通讯》上发表《今日的孤儿——明天和平的建设者》一文，反映了延安地区缺乏保育院的现状，他呼吁建造规模更大的保育院，并且施行尽可能良好的教育方案。38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儿童救济工作而言，物资上的援助当然重要，但是，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更加重要，培黎学校就是专门为此而设。培黎学校的学生来源很广，有的来自当地农民家庭，有些是由各地工合机构选送，也有一部分孩子是战时儿童保育院选拔而来。39相较城市里的孩子，艾黎倾向于招收穷苦孩子和战灾儿童，他发现这些孩子更能吃苦，而且“他们在旧日社会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一旦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就会奋发图强，为人民做贡献”40。可以说，宋庆龄与艾黎对于儿童救济的想法是一致的，虽然他们身处异地，但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为战灾儿童提供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为实现新中国而奋斗。
  双石铺培黎学校西迁至山丹后，宋庆龄一如既往地提供了许多物资上的援助。1945年，由于物价飙升，物资匮乏，一些儿童因营养不良死去。4月15日，宋庆龄致信友人杨孟东，打算在重庆举办慈善舞会，目的是“给训练男孩们做技术活的中国工合培黎学校和一所流浪儿童学校筹款”41。5月10日，重庆《大公报》发表公告：
  孙夫人（宋庆龄）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人将于18、19两日晚间，假胜利大厦举行舞会，筹款半数拨交重庆市救济院，半数拨交工合培黎学校……舞票每张2000元，两晚共售6百张，计可得120万元，连同义卖摸彩等项，预计可得200万元。42
  5月18、19日晚，慈善舞会如期举行，参加这次舞会的人士大多是盟军军官和士兵。18日，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夫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董显光的夫人以及美军总部联络官布鲁姆出席了舞会。宋庆龄向与会者表示感谢，说道：“重庆难童及工合培黎学校学生们受惠不浅。”4320日，宋庆龄再次致信友人杨孟东，表达了对筹款效果的喜悦之情：
  想象一下我有多么开心！特别是过去两个晚上，我一直不断想起你以及我们去年参加两个类似的舞会。那两个晚上我们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培黎学校和流浪儿童收留所募集了超过200万元的经费。44
  此外，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曾向山丹培黎学校捐建了一所化学实验室。1946年5月23日，艾黎致信感谢宋庆龄的帮助，并送给她一块学校孩子亲手做的地毯。信中说道：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忙。我相信你在那里做了许多事。
  我现在成了一个农民。送你一块孩子做的地毯，希望你喜欢。这是我仅能做的对实验室的回报。如你所知，我们对实验室感激不尽。
  十年后见，希望一切都好。
  致以许多的爱，
  你亲爱的侄子，
  比尔45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1945年12月，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宋庆龄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简介》中指出：“中国的战后重建时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新的任务，要解决这些问题和完成这些任务，可以利用社会团体的力量，中国福利基金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组织。”46为战灾儿童提供帮助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之一，艾黎的山丹培黎学校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重点援助的单位。1947年，经中国福利基金会联系，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战灾儿童义养会决定在中国开展义养活动，在上海成立了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聘请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主持这项工作并任总干事，张宗安、陈永淦任副总干事。中国分会制定了章程和工作计划，凡战争孤儿，由所在学校或保育机构提出申请，经中国分会认定后报请总部批准为义养生，在美国的认养人每月会提供15美元生活费，直至义养生能独立生活为止。1947年9月，有200名中国儿童成为第一批义养生。至1949年4月，中国的义养儿童扩大到350人。按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规定，义养金除用于儿童本人生活外，多余部分可用于义养生所在学校或团体的其他儿童。因此，实际受益的儿童达5870名。据中国福利基金会统计的《1949年10月义养生分布情况表》，甘肃山丹培黎学校共有35个义养生名额。47宋庆龄对培黎学校义养生工作十分重视，据陈永淦回忆：“1948年10月，宋庆龄主席派我去甘肃省山丹县，视察山丹培黎学校，它是中国福利基金会重点援助的单位之一。行前，宋庆龄主席要我带一封信和一瓶白兰地酒，交给培黎学校校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我完成了这一任务，艾黎和我在培黎学校校门前，还拍照留念。”48艾黎在给宋庆龄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机构同中国福利会的关系一直很好。你主持的领养（指义养会）工作，帮助我们渡过了许多困难时期。”49
  在交通不便、物质条件落后的山丹，艾黎和朋友们创建了这样一所现代化的职业教育学校，实属不易。对于艾黎在西北取得的巨大成就，宋庆龄感到十分高兴，也对艾黎的奋斗精神十分敬佩。她在写给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的信中感叹：“路易·艾黎真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他和牲口住在一起，从事着令人心酸与艰难的原始性的工作。”50
  除了宋庆龄的援助之外，培黎学校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各国进步团体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在物质和人力上的巨大援助。在山丹期间，工合国际委员会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各国“工合促进会”“公谊服务会”等组织，先后介绍派遣了20多名外籍教师、技师、专家、工作人员到山丹培黎学校工作。其中，新西兰籍7名，美国籍4名，英国籍5名，加拿大籍2名，葡萄牙、奥地利、德国、日本、爱尔兰籍各1名。51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以一技之长服务于培黎学校，弘扬了国际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友谊之歌。
  正如路易·艾黎所说，学校在山丹取得的进步，与新西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许多组织的帮助分不开。52这些来自外国的志愿者们不仅教授机械、印刷、纺织、耐火砖烧制等专业技艺，还为山丹培黎学校建立了校医院。1945年7月，校长乔治·何克的脚不慎碰伤，后感染转为破伤风。因山丹地处偏远，缺医少药，为培黎学校奉献了一切的何克于7月22日不幸离世，长眠山丹。在何克逝世后，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艾黎认为学校急需建立适当的医疗服务。531947年，在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的安排下，罗伯特·司宾赛和巴巴拉·司宾赛夫妇携带一批医疗器械来到山丹，协助学校建起了一家有手术室、X光透视机和病床的医院——培黎工艺学校医院，这也是山丹县的第一家医院。54
  1949年之前，学校经费靠国内外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资助。2/3由工合国际委员会以及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工合促进委员会调拨捐助。55就连路易·艾黎的母亲克拉拉也为山丹培黎学校倾注所有，她不仅骑车在新西兰各地进行募捐活动，还将她全部的养老金寄给了艾黎，用作山丹培黎学校的日常开支。学生们知道，“在办学最困难的时候，艾校长把母亲的养老金1万多元贴进去了”56。正是有了这么多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和团体的帮助，培黎学校得以维系并长足发展。他们将青春和爱心奉献给了这所学校，在学校发展历程中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培黎学校也是一所国际学校。
  在培黎学校迎接解放
  在学校迁到山丹之时，乔治·何克这样说过：“我们要继续斗争，使山丹工合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坚持下去，就地迎接解放军的到来。”57山丹解放，西北解放，全中国解放，虽然何克无法亲眼见证，但他和路易·艾黎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1949年5月20日，彭德怀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拉开了进军大西北的序幕。7月11日，一野发起西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4个军，主力部队分路西进，直指西北军阀马步芳的巢穴。8月26日，一野攻克甘肃省会兰州。在山丹临近解放之际，局势更为混乱，学校受到了更大的威胁。艾黎早已知道马步芳的军队拟定了要杀60多名学生骨干和若干名教师的名单，其中就有艾黎本人。58另外，马家军还计划在撤离之前破坏整个学校。艾黎随即想出了应对措施，他将师生们团结起来，开展护校运动。为了防止马家军把学校的汽车抢走，他们把汽车拆卸后藏到老矿井里。艾黎还将一些孩子进行妥善安置，让他们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一位山丹培黎学校的学生回忆说：“艾校长为我们50名12-14岁小同学的安全，把我们送到四坝滩农场……艾校长要求同学们做到‘五不’（不要上街，不要远离学校，不要和当地驻军接触，不要给当地驻军任何制造事端的借口，不要惹是生非），并组织同学们开展护校斗争。”59马家军随时可能采取行动，艾黎绝不能掉以轻心：
  一棵榆树下的农舍中，有一挺机枪正瞄准着学校，还有一条明显是通往警备司令部的电话线。我下定决心，如果战斗打响，我就拿起那支好的卡宾枪，切断电话线，把那挺机枪夺过来……当然，如果敌人悄悄撤走，那更好，也就用不着什么英雄行动了。因为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住学校，什么也不受损失，保持士气旺盛，等解放军一到，就把一个生气 勃勃的学校交给他们……很幸运.我们做到了这一点。60
  1949年9月19日，山丹解放。21日，解放军的一位军官拜访了艾黎，转达了彭德怀司令员的问候，并表示希望能借用学校全部卡车和运输组的师生3个星期，帮助解放军运输兵力和物资。艾黎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学校20辆卡车都上了路，装载着人民军队前去接收玉门油田。畜牧专家新西兰人魏美思驾驶着最大的一辆卡车，插着一面大红旗，跑在队伍最前面。培黎学校汽车队为人民军队解放西北提供了有力支援，减轻了战士们长途跋涉中的困难。在学校，学生们发挥了学到的技术，帮着解放军抢修那些损坏了的炮车、汽车和机器设备，学校成了一座红色的“兵工厂”。此外，培黎医院接收了不少解放军伤病员，皮革组还给伤病员捐赠了一批皮袄。
  在向大西北进军的途中，一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接到了周恩来的指示，一定要保护好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创办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61彭德怀给当地驻军下达命令62：
  查山丹培黎学校原为救济事业，经校方积极努力已具相当规模，有益于人民事业，对开发西北农业、工业有其贡献。望我当地驻军及过境部队对该校切实予以保护为要。特此证明。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德怀
  1949年10月14日
  彭德怀将这个命令交由一野第三军第九师执行，时任第九师政治部主任的康世恩带了一支队伍急行军赶到山丹县，找到了艾黎。据康世恩回忆：
  我当面向路易·艾黎校长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命令，并告诉他，我们是奉命来保护培黎学校的。当时艾黎校长百感交集，感动得无法形容……为了保护学校，我们专门起草了布告，贴在学校大门上，要求后续部队给予保护，并留下一个排为学校站岗。6310月，驻扎酒泉的彭德怀司令员派司令部秘主任张养吾专程来山丹，向培黎学校全体师生表示感谢。彭德怀同志认为，艾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落后的中国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又大力支援解放军，帮助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值得敬佩。关于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彭德怀同志说：
  培黎学校招收贫寒子弟，校训是“创造分析”，这种办学思想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办学路线基本是对头的……培黎学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分工合作，办得生气勃勃。它的成功经验，为我们的教育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艾黎同志不仅是一位大无畏的国际主义战士，而且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64
  路易·艾黎凭借沉着冷静和勇敢无惧，将一所完整的学校献给了新中国。当时，山丹培黎学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两所职业学校中的一所。未来，它又会如何发展呢？
  新中国成立后的培黎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仍在山丹继续工作。1950年新年伊始，艾黎准备去北京参加解放后的工合第一次会议，并与有关方面商讨山丹培黎学校今后的发展问题。获悉多年未见的老友要来北京，宋庆龄非常高兴。在写给友人王安娜的信中，她说：“听说路易·艾黎很快就要到北京。只因蛰居已久，极盼把晤，畅叙种种。但愿他身体康健。”65随后，宋庆龄听说艾黎因工作繁忙，不一定能参加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北京的会议，她便立即致函王安娜，希望她劝艾黎去北京和大家见面：“他要不去可是个大错误，你该写信告诉他也去那里，和我们大家见见面。”661950年3月和4月，宋庆龄数次致函王安娜，让她说服艾黎留下来参加4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67并希望自己抵达北京后能与艾黎聊聊。68可惜，路易·艾黎因山丹培黎学校事务繁忙，离开了北京，未能与宋庆龄见面。
  在北京期间，路易·艾黎对王安娜出色的办事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致函宋庆龄，希望中国福利基金会同意派王安娜去山丹培黎学校工作，函谓：亲爱的夫人：
  上次我到北京来，遇到了你的一个职员，王安娜。她一直对我们这儿的工作很感兴趣。她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她非常愿意给我们这里的女学生进行短期的体育训练。
  我们的机构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关系一直很好。我们的化学实验室就是你们的组织创办的，如今它已是此地区的中坚力量。你主持的领养（按，即“义养会”）工作，帮助我们渡过了许多困难时期；对我们工作很有帮助的工合组织（按，即“工合委员会”），还和你们共用办公室。我们将努力使这里成为世界和平中心，在此过程中，还要依靠你们不断的帮助和鼓励。我真诚地希望进一步密切我们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有加倍的力量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如果你的组织能派王安娜到这里来进行短期工作，我相信，她将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并给你们带回这一落后地区的工作情况报告，你对此一定会感兴趣的。
  非常感谢你的关心与合作。
  路易·艾黎
  山丹培黎学校校长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69
  由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需要，宋庆龄急需人手，因此并不支持王安娜去山丹。她亲笔复函路易·艾黎，详细地解释了不能将王安娜调往山丹工作的原因：亲爱的路易：
  你六月二十八日的来信已收到。得知你要求中国福利基金会派王安娜到山丹培黎学校工作。
  确实，中国福利基金会同山丹培黎学校有着长期密切的关系。然而，这项特殊的请求不属我们的管辖，因为这一领域与我们的工作范围相距甚远，而且，这样的调动须请示执委会通过，我恐怕经执委会通过这样的决议，理由还不够充分。
  但这并不表示我个人或中国福利基金会对山丹培黎学校的发展缺乏兴趣。我们继续把它看成是一种有助于为中国的大西北指明一条工业化道路的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努力。
  ……
  你诚挚的
  宋庆龄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二日70
  尽管在人事安排方面两人有不同的看法，宋庆龄还是非常关心路易·艾黎和培黎学校。当宋庆龄得知凯瑟琳·霍尔（Kathleen Hall）想来中国，马上把这一信息告诉了艾黎。凯瑟琳·霍尔，中文名何明清，也是新西兰人，1923年受圣公会派遣来到中国。抗战期间，她是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行医时的助手和战友。白求恩病逝后，她回到了新西兰。1950年6月底，凯瑟琳·霍尔来到香港，想返回她怀念的中国，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服务。为此，宋庆龄给霍尔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去山丹工作：“对路易·艾黎在山丹的工作你会帮很大忙的。我知道他正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因为他最近失去了与他共事已有一段时间的两位新西兰医务人员。至今没人接替他们的工作。”71同时，宋庆龄还写信通知艾黎，为如何帮霍尔申请签证出谋划策：“我刚刚写了一封信给凯瑟琳·霍尔，告诉她，我想她会对你在山丹的工作大有用处。我还想到应该同时写信通知你怎样做才是为她取得签证的最好办法。我的经验告诉我，我国有一个机构出面邀请，外国朋友能较容易得到签证。我建议培黎学校通过西北地区政府或直接通过合作局申请凯瑟琳·霍尔到你们的医务部门工作。你可以说是我推荐的。”72遗憾的是，因朝鲜战争爆发，霍尔最终未能取得签证。她在香港一家麻风病院工作了一年，带着深深的遗憾返回了新西兰。
  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宋庆龄对路易·艾黎和培黎学校的关心。宋庆龄和艾黎都意识到教育对于少年儿童的重要性。当我们翻开山丹培黎学校相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张张令人动容的老照片，艾黎亲自给孩子们剪头发，他给孩子们上课，一起参与劳动……艾黎是他们所有人的父亲，在艰难的岁月里，艾黎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这些孩子。他说：“儿童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也是世界未来的希望。”73艾黎把无私的爱全部献给了中国，献给了中国的少年儿童。
  少年儿童的成长和教育也是宋庆龄一生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她曾深情地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74新中国成立后，少年儿童的教育工作是宋庆龄投入精力、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她指出：“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因为未来是属于新一代的。”75少年儿童肩负着社会主义前途和人类未来命运的使命，1950年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中国福利会，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儿童保健、教育等方面，为少年儿童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宋庆龄和路易·艾黎都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了少年儿童，同时他们也留给了我们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今天的教育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1951年，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告结束，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由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局接管，改名为“西北石油管理局山丹培黎工业学校”，艾黎担任校长，段士谋任副校长。1953年，艾黎定居北京，学校迁至兰州，更名为“培黎石油技工学校”，性质为半工半读。“文革”期间，学校停课，至1977年才逐步恢复正常。1979年，石油工业部决定将学校改名为“兰州石油技术工人学校”，实行石油部和甘肃省双重领导，艾黎为名誉校长，段士谋任副校长并分管教学。1983年，段士谋任学校顾问，1985年7月离休。1986年，经石油部批准，学校改为中等专业学校，校名为“培黎石油学校”，艾黎仍担任名誉校长一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继承和发扬山丹培黎学校“创造分析、手脑并用”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路易·艾黎一直眷恋着山丹的土地，他曾说：“在山丹与青少年一起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生活最充实的年代。”761980年，艾黎将自己多年来收藏的近4000件文物捐给山丹，两年后，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建成并对外开放。1984年底，他向甘肃省委提出了恢复山丹培黎学校的建议。1987年4月21日，为纪念艾黎来华工作60周年，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开学，后更名为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1987年12月27日，艾黎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此后不久，艾黎好友马海德大夫邀请曾主持西北局工作多年的习仲勋担任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名誉校长，习仲勋欣然接受。1988年4月，习仲勋亲笔复信学校同意担任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名誉校长。现在，山丹培黎学校仍在为培养具有现代工匠精神和国际视野的应用技能型人才而努力着，为中国的建设事业输送了大量技术人才。

注释 1．培黎石油学校校史编写组编：《培黎石油学校发展史》，1992年内部印行，第1页。 2．《艾黎自传》，第155页。 3．路易·艾黎：《农民的希望——创造性教育纪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 3页。 4．孙光俊：《忆我随艾老西行所见所闻》，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路易·艾黎在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5．《艾黎自传》，第157页。 6．张官廉：《路易·艾黎与山丹培黎学校》，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页。 7．《艾黎自传》，第158页。 8．成训、杨建斌、翟国良：《路易·艾黎与风县工合》，载《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154页。 9．《培黎石油学校发展史》，第13页。 10．路易·艾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霍克的故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11．成训、杨建斌、翟国良：《路易·艾黎与凤县工合》，载《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156页。 12．《培黎石油学校发展史》，第174页。 13．王贤琳：《忆我同路易·艾黎创办兰州培黎学校始末》，《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近现代名人在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14．王贤琳：《忆我同路易·艾黎创办兰州培黎学校始末》，《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近现代名人在甘肃》，第186页。 15．张官廉：《路易·艾黎与山丹培黎学校》，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197—198页。 16．《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培黎工：艺学校计划书》，《西北工合》，1941年第4卷第11—12期，第24页。 17．路易·艾黎：《L合运动记述》，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32页。 18．《艾黎自传》，第162—163页。 19．张官廉：《路易·艾黎与山丹培黎学校》，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198页。 20．《艾黎自传》，第162页。 21．路易·艾黎：《农民的希望——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第24页。 22．《艾黎自传》，第164—166页。 23．路易·艾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霍克的故事》，第85页。 24．《艾黎自传》，第170页。 25．《培黎石油学校发展史》，第19页。 26．《张官廉同志与兰州“工合”》，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路易·艾黎在甘肃》，第191页。 27．《艾黎自传》，第204页。 28．段士谋：《路易·艾黎办学的片段回忆》，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路易·艾黎在甘肃》，第53页。 29．《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16—219页。 30．《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24页。 31．《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26—227页。 32．路易·艾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霍克的故事》，第70页。 33．路易·艾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霍克的故事》，第71页。 34．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446页。 35．《中央日报》，1943年6月4日。 36．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9月2日。 37．宋庆龄：《救济战灾儿童》，收录《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1—272页。 38．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39．孟寿增：《工合干部的养成——培黎学校》，《妇女新运》，1948年第8卷第4期，第36页。 40．段士谋：《路易·艾黎办学的片段回忆》，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路易·艾黎在甘肃》，第54页。 41．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鸿雪因缘——宋庆龄与杨孟东夫妇往来书信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42．重庆《大公报》1945年5月10日。 43．重庆《大公报》1945年5月19日。 44．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鸿雪因缘——宋庆龄与杨孟东夫妇往来书信集》，第128页。 45.1946年5月23日路易·艾黎致宋庆龄函，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46．宋庆龄：《中国福利基金会简介》，《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06页。 47．中国福利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163页。 48．陈永淦：《从细微处见伟大——回忆宋庆龄主席几件事》，载《回忆宋庆龄》，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515—516页。 49．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50．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来往书信1941—198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页。 51．《培黎石油学校发展史》，第28页。 52．《艾黎自传》，第186页。 53．《艾黎自传》，第181页。 54．《培黎石油学校发展史》，第177页。 55．《培黎石油学校发展史》，第31页。 56．马知口述，屈永志整理：《回忆和艾黎在一起的日子》，载《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98页。 57．路易·艾黎：《从牛津到山丹乔治·霍克的故事》，第158页。 58．《艾黎自传》，第196页。 59．刘铁林：《山丹培校的几件往事》，载《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238页。 60．《艾黎自传》，第197—198页。 61．康世恩：《我与艾黎的第一次会面》，载《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11页。 62．《艾黎自传》第三部分彩页，第11页。 63．康世恩：《我与艾黎的第一次会面》，载《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11页。 64．张养吾：《彭总和路易·艾黎》，载《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80页。 65．《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66．《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188页。 67．《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218页。 68．《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211—212页。 69．《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265—266页。 70．《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267—268页。 71．《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290—291页。 72．《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293页。 73．段士谋：《回忆养父二三事》，《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107页。 74．宋庆龄：《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人民日报》1981年5月2日。 75．宋庆龄：《缔造未来》，收录《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03页。 76．《艾黎自传》，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