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宋庆龄回到上海，不久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给予工合资金上的支持，比如“中国福利基金会从它的中国灾荒救济基金中拨付了3265519法币给工合，帮助工合在福建和广东的造纸合作社组建市场中心”。94
  艾黎于1947年4月从甘肃山丹辗转回到上海，商讨工作。1947年5月发行的《工合新闻》小册子上报道了艾黎重回上海的印象；兰州培黎两名学生将在英国援华会资助下去学习英国合作社和纺织技术；浦爱德报告说，小而活跃的促进会已经在加拿大建立起来，格威尔上校（R.G.Gavell）任主席，该会将为推动对中国工合和培黎学校的兴趣而工作；工合国际主席、香港主教何明华，已在英国合作社领域进行了推动，他将于6月返回远东。95这份小册子在战后继续发挥着对工合和培黎学校的推广和宣传。
  抗战胜利后，中国工合协会和工合国际委员会陆续迁往上海办公。由于中国工合未能在收复区积极开展工作，工业合作社数目逐年减少。截至1948年底，全国仅有工业合作社316个，社员5292人，合作社联合社14个，月平均产值金圆券1203亿多元。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原中国工合协会机构不复存在，为继续推进工合事业，经上海市军管会批准成立“工合临时工作委员会”。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肯定了合作经济的性质任务，规定了对合作社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合作社管理局成立，主管全国合作事业。1950年，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成立，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事业。在上海的“工合临时工作委员会”奉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电示迁往北京，开始在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领导下开展工作。
  1951年1月28日，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北京开会，决定结束其工作。3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通稿《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结束》，正式宣告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结束。全文如下：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结束
  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已宣告结束。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是抗日战争初期一些中外人士合组的一个国际团体，其目的是从国外募集机器和基金，来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当时在后方各地所倡导的工业合作运动。该委员会过去向国外宣传介绍了中国的合作运动，并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与老解放区的工业合作社募得款项和机器。
  曾参与该委员会工作者，有：卡尔逊（美），何克（英），艾黎（新西兰），何明华（英），普爱德（美），史迈士（美），唐逊（英），陈翰笙，吴耀宗，沈体兰，孟用潜，邓裕志，陈乙明等。
  但是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真正的合作事业备受阻挠，最初“工合”运动所怀抱的希望未能实现，国民党统治区的合作社数目随着战争的发展从数千减至数百，并遭受到迫害。今天在解放了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在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领导之下，已获得空前发展，远远超过过去“工合”运动所设想的规模。所有“工合”协会所存留的工业合作社都已加入当地的合作社联合总社；其设立于甘肃山丹的训练学校亦在由该校员工学生代表及地方当局代表共同组成之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继续工作。
  最近，鉴于中国“工合”协会已归并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中国的合作事业已建立在坚强的和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并开展起来，曾为中国合作事业作过赞助努力的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现已认为无继续存在之需要。为此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乃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结束其工作，并发表声明如下：
  “我们很荣幸，在过去我们曾通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对于中国合作事业的发展，有过一些帮助。我们现在正式宣告结束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因为我们的希望已经实现——一个新的进步的合作运动，包括各种合作，也包括工业合作，而且比我们想像强大许多倍的合作运动已然开展起来了。现存的各工业合作社并已成为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领导下的全国合作事业的一部分。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合作事业已经壮大起来；在其发展的初期，我们曾尽过的力量虽然很小，但因而感到十分的光荣。”
  1951年工合国际委员会结束。时隔30多年后，包括艾黎在内的国际友人在北京倡议恢复了工合协会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组织活动。工合结束后，只有艾黎亲手创办的培黎学校继续开办下去，宋庆龄一如既往对艾黎这位老朋友非常关心，对艾黎创办的培黎学校继续给予关心和支持。

94．《工合新闻》1947年5月，第2卷第5号。尼姆·威尔士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95．《工合新闻》1947年5月，第2卷第5号。尼姆·威尔士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