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37年11月，上海华界沦陷，租界成为一座“孤岛”。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全，早在10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就曾致电潘汉年，要他协助宋庆龄等人撤离上海去香港。潘汉年将电文转给宋庆龄，但宋庆龄认为尚有一些重要工作需要处理，暂缓离沪。上海沦陷后，中共中央发来第二份电报，通过担任联络员的中共党员李云向宋庆龄作了转达。宋庆龄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准备离开上海。12月23日晨，宋庆龄和保姆李燕娥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抵达南京路码头，与大姐宋蔼龄搭乘邮轮前往香港，秘密同行的还有中共党员李云。40
  身在香港的宋庆龄仍心系国家，中国共产党也希望她能利用香港的优势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提供支援。香港临近华南战区，政治条件和地理位置特殊，不受国民党政府直接管控，有利于内地往来，开展工作。同时，宋庆龄可以在香港接触到更多同情中国人民的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争取国际援助。41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干德道11号宋庆龄寓所宣告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的英文全称是China Defence League，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宋庆龄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任名誉秘书，诺曼·法朗士任名誉司库，邓文钊任司库，廖梦醒任秘书。随后，宋庆龄等人发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宣言中明确了保盟的目标和工作：
  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于香港。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保盟中央委员会可以：（1）成为各机构与其所支援的中国有关方面之间的桥梁；（2）供给各机构消息及有机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保盟中央委员会将告知国外有关机构，中国需要什么，并且注意资金、物资是否按照需要和原捐赠机构的意见进行分配……42
  可以说，保盟是宋庆龄进行战时救济工作的媒介，也是她在香港进行其他活动的基地。爱泼斯坦曾评价说：
  宋庆龄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没有这个独特条件，它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内部工作——她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的气氛反映出她的作风和品格。这个集体主要都是志愿人员，领薪的人极少极少，最多不过两三个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领基本生活费。43
  保盟对工合的援助首先体现在宣传上。中国工合运动开展之初，宋庆龄通过演讲、著文以及与国际友人通信等各种场合宣传工合的性质、作用，呼吁国际友人、援华机构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大力援助中国新生的工合事业。在1938年8月，宋庆龄担任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香港促进委员会名誉主席。8月23日，宋庆龄通过广播演讲，向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介绍了中国工合运动，她呼吁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和人士尽他们的最大力量支援中国的工业合作运动：
  我们请求将这些钱送给工业合作社，使工人们拿了这笔钱可以购买合作社工厂的股份。我们请求你们向你们的政府陈请，将机器与原料赊卖给我们的工业合作社，使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民实行经常生产救济的各种办法。我们请求你们银行家贷款给这些工业合作社，请求你们的青年志愿人士派遣技术人员到中国来，我们的政府将欢迎这一切你们所能给予这个进步运动的支持。44
  在工合运动开展一周年之际，1939年12月，宋1938年8月23日，宋庆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讲《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此为1939年 《今日中国》杂志刊登的演讲摘录。庆龄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香港促进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45的广播演讲，再次呼吁各界援助工合。
  当时发行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和《保卫中国同盟通讯》，记载了这段历史。作为保盟的年度工作与项目情况报告，《保卫中国同盟年报》是捐助者与受助者间的媒介，将中国抗战第一线的真实情况与急需物资让全世界知晓，并面向海内外，为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争取道义和物资上的援助。46在《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47中，宋庆龄的《给全世界的朋友们——孙中山夫人的呼吁》作为开篇词发表，她呼吁全世界热爱和平和民主的人士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因为“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沦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了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本年报还着重介绍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组织和发展，并明确表示：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值得每个中国的朋友的帮助，捐给他们的每一元钱都会使更多的人得到工作，会加强中国的经济支柱……保卫中国同盟把中国工业合作社介绍给所有希望帮助中国人民自救的爱好和平和民主的人们，它可以代收一切给工合的捐款，给任一特定区域内任一特殊项目的捐款，例如敌后游击区的“游击工业”。
  请把支票寄给保卫中国同盟，并标明用途。48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是保盟的宣传刊物，专门向海外友人和华侨介绍中国抗日战争情况和物资的需要，通报保盟的工作和海外援助的情况。49《通讯》总共发行36期，其中不乏对工合的宣传，比如《请援助西北》（第5期，1939年6月20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与教育》（第31期，1941年5月1日）、《工合的“孤军”》《支援中国工合的一碗饭运动》（第34期，1941年7月）等等。50路易·艾黎于1941年4月29日在香港的讲话《中国为抗战而生产》刊登在《保盟通讯》第31期（1941年5月15日）中，他不仅介绍了工合的发展历程，也讲述了中国乡村因工合而发生了变化：
  这儿的乡村一片黄土，战前是闭塞、几乎无人知晓的地方。现在，机器制作合作社正在为来自其他省份的难民手艺人生产小机器；运输合作社从煤矿合作社拉运煤；炼铁厂在为整个合作工业炼铁；研究人员正在山腰窑洞里探寻致富的更好的方法。工合正在致力改善人们的生活。它并没有停留在空谈上，而是为支援国家，真正地把人力物力资源汇集在一起。51
  宋庆龄多次公开演讲呼吁以及《保盟通讯》和《保盟年报》的宣传，让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了解到中国工合运动，各界人士踊跃捐款，为工合运动的开展筹措了大量资金。据《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9—1940）》记录，截至1940年2月29日，保盟收到各界给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捐款为27132.2港元和20000元法币，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支出30616.69港元和59016.37元法币。52这些资金通过银行转账给工合，有力地推动了工合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开展。1940年到1941年，工合总会先后设立了西北区办事处（陕西宝鸡）、晋豫区办事处（河南洛阳）、东南区办事处（江西赣州）、浙皖区办事处（浙江兰溪）、湘桂区办事处（广西桂林）、云南区办事处（云南昆明）和川康区办事处（四川重庆）7个地区办事处。一条漫长的工合线从东南敌后游击区一直伸入西南、西北大后方，从沿海地区直至云贵高原，工业合作星罗棋布地出现在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18个省的大半个中国广阔大地上。53工业合作社涵盖的工业种类共可分10部分，计114项，其中纺织占34％、化学19％、服装12％、矿冶10％、土木7％、食品5％、机电3％、文化3％、交通工具1％、其他杂项6％。54据国际委员会统计员赖普吾（E.R.Lapwood）的统计，1942年6月，中国工业合作社数目达到1590个，社员总人数22680人，月生产总值近2500万元。55
  宋庆龄对工合的关心和支持，不仅仅通过保盟进行援助，在工合成立不久的具体事务方面她也参与很早。比如1939年1月17日宋庆龄致函斯诺：
  我非常高兴地向你们报告，昨天我已把那笔六万元的欠款还给了中国工合，尽管八路军曾刊过承诺，但我还是常常感到不安。因此，我在收到了美国和加拿大汇来的这一大笔钱之后，马上就拿去还给了中国工合。这笔钱是开给路易的两张支票，这两张支票是当着卢广绵的面交给普鲁伊特女士的。卢广绵明天要动身去重庆。普鲁伊特女士要在这里再留一段时间。中国工合这本小册子正在上海进行修订印刷，路易想要的那些漫画，我已经转交，并将收入这本小册子。56
  除此之外，宋庆龄还在香港发起成立了工合香港促进社，担任名誉社长，在所有工合的海外促进委员会和国际委员会中，宋庆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3月7日，宋庆龄致函美国友人：“衷心感谢，业已收到美国援华会、美国医疗援华会和工合促进会联合为保卫中国同盟募集的救济基金。现通过美国工合促进会向所有美国友人表示谢意。”57其实，宋庆龄和保盟不仅与海外援华机构有着密切的沟通和联系，她所结识的很多国际友人也大多是这些援华机构的中坚力量。

40．李云：《1937年冬陪宋庆龄赴香港经过》，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故居管理处编：《宋庆龄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6页。 41．沈海平：《保卫中国同盟——架起世界支援延安的桥梁》，《档案春秋》2017年第12期，第10页。 42．《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43．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388页。 44．宋庆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载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收录《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47页。 45．宋庆龄：《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在香港ZBW电台广播演讲词》，载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1日；收录《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98—304页。 46．《编者的话》，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鲁平、刘懿芳、朱玖琳译，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47．宋庆龄：《给全世界的朋友们——孙中山夫人的呼吁》，《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第1页。 48．《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第46页。 49．《编者的话》，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吴景平译，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50．《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第2—11页。 51．路易·艾黎：《中国为抗战而生产》，《保卫中国同盟通讯》，1941年5月15日，载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中），吴景平译，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346页。 52．《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1940）》，第222—223页。 53．朱敏彦：《宋庆龄对抗战时期“工合”运动的贡献》，载《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1995年。 54．吴承洛：《中国战时工业概观》，《中央银行经济汇报》1942年第5卷第4期，第14—15页。 55．陈翰笙：《工合：中国合作社史话》，《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56．《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普鲁伊特女士即浦爱德。 57．《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