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中国工合运动的发起，源于路易·艾黎以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夫妇。他们在宋庆龄的支持和帮助下发起工合运动，组织饱受战乱的难民实现生产自救，帮助中国人民克服战时经济困难、支持长期抗战和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在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人民最终赢得历史性胜利，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1
  埃德加·斯诺，1905年7月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他一度在报社、期刊社任职。1928年，斯诺怀揣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务长的介绍信来到上海，先后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和《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作为一名记者，斯诺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总是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抱着同情的态度。1929年艾黎在参加华洋义振会在绥远（今内蒙古的一部分）的救灾活动途中与斯诺相识，成为终生挚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斯诺相继访问东北、上海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战争暴行。同年9月，斯诺应美国《先驱论坛报》之约，准备撰写宋庆龄传略，得以认识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启迪和帮助下，斯诺对中国的认识，乃至他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有了根本的转变。2
  1936年，为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宋庆龄委托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董健吾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联系工作。此后，陕北又传来消息，希望宋庆龄能推荐一位进步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去，向世界报道中国革命真实的消息。经过深思熟虑，宋庆龄推荐了路易·艾黎的好友马海德大夫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将自己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OverChina）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VictorGollanczLTD）公开出版。1938年12月，上海复社秘密刊行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这本纪实性新闻报告作品，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苏区近十年的新闻封锁，第一次向世界真实而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和工农红军长征等情况，使世人首次较全面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和抗日主张。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新闻舆论的极大轰动，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五次，后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出版。
  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士（NymWales）,1907年9月出生于美国犹他州，毕业于犹他州立大学。1931年来华，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社交秘书，后为《密勒氏评论报》工作，次年与斯诺结婚。此后到北平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和斯诺积极支持并报道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海伦在西安访问张学良，1937年5月继斯诺之后访问苏区，并到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出版了《续西行漫记》。该书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起，为世界了解中国苏区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斯诺夫妇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欧美）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斯诺前往上海采访，为一家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报道最新战况。不久，海伦也来到上海与斯诺会合，她曾回忆起当天抵达上海后的所见：“黄浦江两岸，数英里之内一片废墟。日本的货船已在装载掠夺来的机械和废铁，运往本国。”311月，中国军队西撤，上海华界沦陷，日军占领了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和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并且疯狂地进行掠夺和破坏。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多次走访遭受破坏的工业区，他们看到的凄惨景象使人忧愤：
  日本人对中国工业基地的恣意破坏使我愈来愈感到沮丧。杨树浦和虹口的景象使人看了毛骨悚然，已烧毁的建筑物仍在遭受劫掠。价值两百万元的机械厂除了地基外已荡然无存，所有的钢都被弄走了。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4
  日本侵略者以战胜者的姿态，赤裸裸地以军事手段霸占华资工厂。据统计，日方霸占的工厂有140家，涉及棉纺织业、面粉业和建材业等等。5这些工厂里的机器没有在战争爆发之前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区，而且路易·艾黎还发现“随着战火蔓延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使人担心”6。中国半数以上的熟练工人集中在上海，战争初期仅上海一地估计就有60万工人失业。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只能在街头坐以待毙。同时，也有大批难民不断涌入尚未沦陷的内地，造成中国战时军事和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的局面。在广大中国内地，缺乏基础工业，没有基础工业就不能制造机器，没有机器就不可能进行生产。作为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厂督察的路易·艾黎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把难民最好地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他决心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一状况，促进后方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
  当时，艾黎和斯诺经常互通消息，来往频繁。艾黎和斯诺在工作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日后艾黎评价斯诺“是一位先知，二十世纪的世界伟人之一”7。在每天的讨论中，他们逐渐产生了新的想法，据斯诺回忆：
  艾黎在一天工作完毕后，时常跑来，和我互相交换关于最近发生的暴行的新闻……有一天，我们的思想，突然奇葩怒放，想出了工业合作，可能在战争进行中，产生一种新社会。它们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的难民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的方法，放在一起。8
  其实，他们的“突发奇想”是受了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的启发。海伦认为，艾黎和斯诺总是表示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愤慨，而这些批评并不会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她在《旅华岁月》一书中写道：
  我不相信批评会有用，除非我提出某种更好的办法……路易正在消耗可以更好地用于从事生产的宝贵精力。但是，他能做什么呢？在那种糟糕透顶的、毫无希望的困境中，谁能有所作为呢？我们三人的头脑应该去考虑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路易是一个天生的移山者——我则是一个天生的推动像路易这样的人的主要谋划者。这些事情必须一拍即合。9
  海伦是个“对一切事物都有新鲜见解的人”10。如果说，斯诺和艾黎是发现社会问题的观察者，那海伦就是触动他们去寻找答案的人。她对艾黎说：
  你看，路易，中国当前需要到处都有工业。中国必须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工业运动。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工业可以通过合作社运作，我已经看到一些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整个中国实行起来呢？其他的国家已经证明这是行得通的。眼下没有竞争。我告诉你，路易，你说你喜欢中国，那你就应该丢掉现在这个工作……出来做些当前迫切要做的、有用的事情。中国人生来是会合作的。11
  当天晚上，艾黎重新修改了在整个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设想，形成了一份包括对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和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第二天，他打出几份拷贝，大家一起讨论改动后送交《密勒氏评论报》印刷成小册子，在上海各界人士中传阅。
  工合的构想萌发于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然而，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并非靠3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推进，这需要动员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和爱国人士，以及政府的支持。当时，上海各界有代表性的爱国人士成立了一个救国组织，名为“星一聚餐会”。参加聚餐会的人士，文化界有胡愈之、刘湛恩、韦悫、郑振铎，新闻界有王任叔、王芸生、萨空了、梁士纯，工商界有陈巳生、孙瑞璜、肖宗俊，海关有丁贵堂、陈琼昆、孙一民，银行界有徐新六、胡玉琪，宗教界有吴耀宗、沈体兰，妇女界有王国秀，以及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陈鹤琴和严景耀。有时开会也邀请关心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朋友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参加。开会时大家一般先谈国内国际形势和上海情况，而后研究开展上海地区的救国工作，如何维持士气，增强群众对抗战的信心。12
  大约在1937年11月，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也来参加“星一聚餐会”，他们谈到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支持游击战。13卢广绵和另3位工程师（其中两位是上海电力公司的林福裕和吴去非），一同帮助艾黎起草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设计工作。计划草案用中英文写出来以后，1938年3、4月，“星一聚餐会”的主要成员，外加路易·艾黎、斯诺夫妇、英国大使馆秘书约翰·亚历山大和美国大使馆参赞文森等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集聚在锦江餐馆专门开会研究工合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促进工业合作社筹备委员会，梁士纯任主席，成员有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胡愈之、徐新六和卢广绵等人。14
  看了艾黎制定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计划草案后，大家一致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应取得国民政府在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这样才能使得工业合作运动顺利进行。同时，必须保持这个合作组织的群众性，这样才能调动起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性，并可以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帮助。成员们为工合运动奔走忙碌。其中，徐新六是上海著名的银行家和爱国者，他在金融界的关系和他对工合运动的热情支持，在工合运动最初的几个月极为宝贵。他曾和斯诺一起前往汉口争取国民党政府对工业合作社的支持。然而，当年8月，徐新六乘飞机从香港返回汉口途中，飞机被日本人击落，不幸罹难。对于徐新六的去世，斯诺在写给好友鲍威尔的信中说道：“徐新六为人慷慨、豪爽、真挚、诚恳，是中国少有的具有第一流金融头脑的人之一。他的死亡使我感到震惊，笔墨难以形容。”15
  在1938年4月工业合作运动促进委员会成立之初，委员们曾提出希望有一个既好写又易记的标识，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并且将来能够代表合作社运动。路易·艾黎想着去山东路找一家店制作珐琅徽章，就在他从河南路工部局大楼穿过马路去定制徽章的路上，脑海中萌发了一个简单好记的名字“工合”（GungHo），英语为“WorkingTogether”，意为“一起工作”。而工合的符号，就是上面一个工人的“工”字，下面一个合作的“合”字。
  工合运动筹办之初，不仅有上海各界热心人士为其献计献策，还有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SirArchibaldClarkKerr）的鼎力支持。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言：“如果没有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这两位十分热心人士的发起赞助，工合是永远办不起来的。”16路易·艾黎通过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秘书约翰·亚历山大，把一份小册子送给了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卡尔爵士是个开明的反法西斯者，也是一个坚决反对绥靖的人。斯诺在一次谈话中说明了为何需要搞工合之后，赢得了他的同情。艾黎回忆说：
  起初这位大使对于该计划能否得到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赞同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当谈到宋庆龄夫人百分百地支持工合，而且她的弟弟宋子文也答应以一个银行家的身份给予帮助的时候，他似乎被说服了。阿奇博尔德爵士一到武汉就把计划送给了国民党政府的那些赞成抗战的领导人，并且向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和澳大利亚顾问W·H·端纳成功兜售了这一想法……她（宋美龄）说：“把路易·艾黎找来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17
  卡尔爵士回到上海后，帮助艾黎顺利辞去上海工部局的工厂督察工作，艾黎拿着预支的一部分退休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中国工合运动中。已辞职后的艾黎登上了“皇后”号客轮前往香港。
  宋庆龄早在工合运动开始之初，就给予了艾黎莫大的帮助。在她的关怀下，在艾黎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其弟宋子文安排了一架飞机送他去武汉。经她联系，艾黎等人取得了宋子文在财政上的援助，替工合筹集了初建时急需的资金。据参与其事的王安娜回忆，宋子文曾经建议他们可以通过宋美龄和宋蔼龄去做蒋介石的工作，得到政府正式许可，就易于得到更多同盟军的协力。18斯诺曾说：
  当孙夫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笑着说：“艾黎又领养了另一孤儿。”孙夫人凭借了她的聪明智慧及无误的直觉，看到工业合作可以补充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及最被忽略的部分。她说：“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民众运动。”19
  宋庆龄认为兴办工业合作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她在1938年8月发表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中明确阐述：
  我们希望以工业合作社来吸收大批难民，并且将日本占领区内不事生产的难民救济所得几百万经费转移过来……工业合作社能够维持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20
  艾黎的武汉之行一开始并不顺利，他发现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态度半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则更直接地告诉艾黎，中国当然是需要工业的，但不需要一个合作社工业的运动，并试图劝艾黎打消这个念头。21艾黎到处奔走，竭力说服政府官员们这是一个完全可行的计划。一个闷热的下午，孔祥熙召集了几位实业家在银行董事会会议室研究有关工业投资的问题，而关于建立工业合作社的事并不在讨论事项之列。据路易·艾黎回忆：
  讨论还未开始，宋美龄便怒冲冲地闯了进来，要我和端纳跟她走……她让端纳去请孔博士下来，孔一进来，她冲着他便说：“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她要求马上给工合开绿灯，让它开始工作。她说：“明天早上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授权。”22
  第二天早上，工合的授权果然到手。美国女作家埃米莉·哈恩在《宋氏三姐妹》（The Soong Sisters）中写道：
  在香港的孙夫人全心全意地参加了这个计划，并尽她所能展示她对这一运动的赞同和善意……卡尔爵士为确保这一计划不致于失败于疏忽之中，便请求蔼龄给予支持。美龄也敦促蔼龄对此计划给予特殊的支持和兴趣……她们都认识到合作社的潜在重要性。23
  宋氏姐妹的态度如此坚决，孔祥熙不得不转而支持工合。
  在武汉，路易·艾黎还和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口的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建议艾黎：“既然采取行动的权力在国民党手上，你最好找主要的抗日派人士……如果能把某些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吸收到领导位子上来最好不过了，这样工合组织才不会成为一个官僚机构。”24他还指派王安娜的丈夫王炳南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工合会议。同时，艾黎也按照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的建议，把武汉的工业撤往西北：
  博古同志让我尽可能把武汉工业迁到西北去，因为他感到整个西北很可能成为游击区。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我不顾国民党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反对，设法使三座棉纺厂和60座其他工厂，连同工人迁到西北。一座棉纺厂迁到宝鸡，其余两座迁到西安附近。25
  可以说，国民政府给了工合合法的地位，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使这一运动有了更明确和实在的奋斗方向。26在各方的帮助和推动下，经过国际友好人士和国内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1938年7月2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7次会议召开，通过了《合作事业成立规则》27，表示工合成为政府决议案。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路易·艾黎任代理总干事和行政院技术顾问，获准随意到敌后的任何地方履行职务，组织和推进工合运动。8月24日，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陕西）宝鸡打铁社正式成立，工合运动在中华大地上由此发展起来。

1．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中国工合80年》，内部资料2018年，第1页。 2．斯诺曾说：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很快就理解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国家，使它在世界上从最底层上升到能够与它的悠久历史与广博多样相称的行列之中。［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新民节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0页。 3.［美］海伦·斯诺著：《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华谊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4．《艾黎自传》，第87—88页。 5．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6．《艾黎自传》，第88页。 7．路易·艾黎：《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8．《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第64页。 9．《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第288页。 10．吕宛如：《海伦·福斯特·斯诺与工合》，《中国集体经济》2000年第12期，第35页。 11.Rewi Alley,Two years of indusco,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Hong Kong Promotion Committee,HongKong,1940,p.1．（路易·艾黎：《工合两年》，工合香港促进社，香港1940年版，第1页） 12．卢广绵：《星一聚餐会和胡愈之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 111-114页。 13．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载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14．“审议在中国设立工业合作社的第二次会议记录”（1938年4月3日），尼姆·威尔士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15.［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吴乃华、魏彬、周德林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 16.［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1：复始之旅》，宋久、柯楠、克雄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9页。 17．《艾黎自传》，第89页。 18．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9页。 19．《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第69页。 20．宋庆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原载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收录《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47页。 21．《艾黎自传》，第90页。 22．《艾黎自传》，第90页。 23.Emily Hahn,The Soong Sisters,Doubleday,Doran&Co.,InC;1941,pp.277—278. 24．《艾黎自传》，第91页。 25．路易·艾黎：《工合运动记述》，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30页。 26．侯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27．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记录（1938年7月28日），尼姆·威尔士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