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帮助中国人民实现生产自救，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共同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简称CIC）。经过多方争取，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国民政府行政院聘请路易·艾黎为技术顾问。
  工合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积极争取国际上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与支持，积极促成香港工合促进社的成立并担任名誉主席。1939年夏，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代表中国工合接受各国、各团体以及社会各界对工合所给予的借款、赠款和物资、技术援助。在宋庆龄的主导下，保盟和工合国际大力宣传工合运动的重要意义，积极争取海外对中国工合运动的援助。
  围绕中国工合、工合国际以及保卫中国同盟和其他海外援助中国的组织机构，路易·艾黎、斯诺夫妇、浦爱德、耿丽淑等众多国际友人，为中国人民抗战救亡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其中，宋庆龄是团结他们的重要力量。
  工合发轫
  中国工合运动的发起，源于路易·艾黎以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夫妇。他们在宋庆龄的支持和帮助下发起工合运动，组织饱受战乱的难民实现生产自救，帮助中国人民克服战时经济困难、支持长期抗战和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在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人民最终赢得历史性胜利，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1
  埃德加·斯诺，1905年7月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他一度在报社、期刊社任职。1928年，斯诺怀揣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务长的介绍信来到上海，先后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和《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作为一名记者，斯诺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总是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抱着同情的态度。1929年艾黎在参加华洋义振会在绥远（今内蒙古的一部分）的救灾活动途中与斯诺相识，成为终生挚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斯诺相继访问东北、上海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战争暴行。同年9月，斯诺应美国《先驱论坛报》之约，准备撰写宋庆龄传略，得以认识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启迪和帮助下，斯诺对中国的认识，乃至他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有了根本的转变。2
  1936年，为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宋庆龄委托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董健吾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联系工作。此后，陕北又传来消息，希望宋庆龄能推荐一位进步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去，向世界报道中国革命真实的消息。经过深思熟虑，宋庆龄推荐了路易·艾黎的好友马海德大夫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将自己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OverChina）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VictorGollanczLTD）公开出版。1938年12月，上海复社秘密刊行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这本纪实性新闻报告作品，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苏区近十年的新闻封锁，第一次向世界真实而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和工农红军长征等情况，使世人首次较全面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和抗日主张。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新闻舆论的极大轰动，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五次，后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出版。
  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士（NymWales）,1907年9月出生于美国犹他州，毕业于犹他州立大学。1931年来华，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社交秘书，后为《密勒氏评论报》工作，次年与斯诺结婚。此后到北平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和斯诺积极支持并报道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海伦在西安访问张学良，1937年5月继斯诺之后访问苏区，并到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出版了《续西行漫记》。该书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起，为世界了解中国苏区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斯诺夫妇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欧美）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斯诺前往上海采访，为一家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报道最新战况。不久，海伦也来到上海与斯诺会合，她曾回忆起当天抵达上海后的所见：“黄浦江两岸，数英里之内一片废墟。日本的货船已在装载掠夺来的机械和废铁，运往本国。”311月，中国军队西撤，上海华界沦陷，日军占领了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和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并且疯狂地进行掠夺和破坏。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多次走访遭受破坏的工业区，他们看到的凄惨景象使人忧愤：
  日本人对中国工业基地的恣意破坏使我愈来愈感到沮丧。杨树浦和虹口的景象使人看了毛骨悚然，已烧毁的建筑物仍在遭受劫掠。价值两百万元的机械厂除了地基外已荡然无存，所有的钢都被弄走了。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4
  日本侵略者以战胜者的姿态，赤裸裸地以军事手段霸占华资工厂。据统计，日方霸占的工厂有140家，涉及棉纺织业、面粉业和建材业等等。5这些工厂里的机器没有在战争爆发之前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区，而且路易·艾黎还发现“随着战火蔓延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使人担心”6。中国半数以上的熟练工人集中在上海，战争初期仅上海一地估计就有60万工人失业。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只能在街头坐以待毙。同时，也有大批难民不断涌入尚未沦陷的内地，造成中国战时军事和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的局面。在广大中国内地，缺乏基础工业，没有基础工业就不能制造机器，没有机器就不可能进行生产。作为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厂督察的路易·艾黎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把难民最好地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他决心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一状况，促进后方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
  当时，艾黎和斯诺经常互通消息，来往频繁。艾黎和斯诺在工作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日后艾黎评价斯诺“是一位先知，二十世纪的世界伟人之一”7。在每天的讨论中，他们逐渐产生了新的想法，据斯诺回忆：
  艾黎在一天工作完毕后，时常跑来，和我互相交换关于最近发生的暴行的新闻……有一天，我们的思想，突然奇葩怒放，想出了工业合作，可能在战争进行中，产生一种新社会。它们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的难民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的方法，放在一起。8
  其实，他们的“突发奇想”是受了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的启发。海伦认为，艾黎和斯诺总是表示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愤慨，而这些批评并不会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她在《旅华岁月》一书中写道：
  我不相信批评会有用，除非我提出某种更好的办法……路易正在消耗可以更好地用于从事生产的宝贵精力。但是，他能做什么呢？在那种糟糕透顶的、毫无希望的困境中，谁能有所作为呢？我们三人的头脑应该去考虑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路易是一个天生的移山者——我则是一个天生的推动像路易这样的人的主要谋划者。这些事情必须一拍即合。9
  海伦是个“对一切事物都有新鲜见解的人”10。如果说，斯诺和艾黎是发现社会问题的观察者，那海伦就是触动他们去寻找答案的人。她对艾黎说：
  你看，路易，中国当前需要到处都有工业。中国必须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工业运动。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工业可以通过合作社运作，我已经看到一些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整个中国实行起来呢？其他的国家已经证明这是行得通的。眼下没有竞争。我告诉你，路易，你说你喜欢中国，那你就应该丢掉现在这个工作……出来做些当前迫切要做的、有用的事情。中国人生来是会合作的。11
  当天晚上，艾黎重新修改了在整个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设想，形成了一份包括对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和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第二天，他打出几份拷贝，大家一起讨论改动后送交《密勒氏评论报》印刷成小册子，在上海各界人士中传阅。
  工合的构想萌发于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然而，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并非靠3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推进，这需要动员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和爱国人士，以及政府的支持。当时，上海各界有代表性的爱国人士成立了一个救国组织，名为“星一聚餐会”。参加聚餐会的人士，文化界有胡愈之、刘湛恩、韦悫、郑振铎，新闻界有王任叔、王芸生、萨空了、梁士纯，工商界有陈巳生、孙瑞璜、肖宗俊，海关有丁贵堂、陈琼昆、孙一民，银行界有徐新六、胡玉琪，宗教界有吴耀宗、沈体兰，妇女界有王国秀，以及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陈鹤琴和严景耀。有时开会也邀请关心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朋友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参加。开会时大家一般先谈国内国际形势和上海情况，而后研究开展上海地区的救国工作，如何维持士气，增强群众对抗战的信心。12
  大约在1937年11月，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也来参加“星一聚餐会”，他们谈到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支持游击战。13卢广绵和另3位工程师（其中两位是上海电力公司的林福裕和吴去非），一同帮助艾黎起草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设计工作。计划草案用中英文写出来以后，1938年3、4月，“星一聚餐会”的主要成员，外加路易·艾黎、斯诺夫妇、英国大使馆秘书约翰·亚历山大和美国大使馆参赞文森等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集聚在锦江餐馆专门开会研究工合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促进工业合作社筹备委员会，梁士纯任主席，成员有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胡愈之、徐新六和卢广绵等人。14
  看了艾黎制定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计划草案后，大家一致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应取得国民政府在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这样才能使得工业合作运动顺利进行。同时，必须保持这个合作组织的群众性，这样才能调动起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性，并可以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帮助。成员们为工合运动奔走忙碌。其中，徐新六是上海著名的银行家和爱国者，他在金融界的关系和他对工合运动的热情支持，在工合运动最初的几个月极为宝贵。他曾和斯诺一起前往汉口争取国民党政府对工业合作社的支持。然而，当年8月，徐新六乘飞机从香港返回汉口途中，飞机被日本人击落，不幸罹难。对于徐新六的去世，斯诺在写给好友鲍威尔的信中说道：“徐新六为人慷慨、豪爽、真挚、诚恳，是中国少有的具有第一流金融头脑的人之一。他的死亡使我感到震惊，笔墨难以形容。”15
  在1938年4月工业合作运动促进委员会成立之初，委员们曾提出希望有一个既好写又易记的标识，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并且将来能够代表合作社运动。路易·艾黎想着去山东路找一家店制作珐琅徽章，就在他从河南路工部局大楼穿过马路去定制徽章的路上，脑海中萌发了一个简单好记的名字“工合”（GungHo），英语为“WorkingTogether”，意为“一起工作”。而工合的符号，就是上面一个工人的“工”字，下面一个合作的“合”字。
  工合运动筹办之初，不仅有上海各界热心人士为其献计献策，还有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SirArchibaldClarkKerr）的鼎力支持。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言：“如果没有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这两位十分热心人士的发起赞助，工合是永远办不起来的。”16路易·艾黎通过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秘书约翰·亚历山大，把一份小册子送给了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卡尔爵士是个开明的反法西斯者，也是一个坚决反对绥靖的人。斯诺在一次谈话中说明了为何需要搞工合之后，赢得了他的同情。艾黎回忆说：
  起初这位大使对于该计划能否得到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赞同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当谈到宋庆龄夫人百分百地支持工合，而且她的弟弟宋子文也答应以一个银行家的身份给予帮助的时候，他似乎被说服了。阿奇博尔德爵士一到武汉就把计划送给了国民党政府的那些赞成抗战的领导人，并且向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和澳大利亚顾问W·H·端纳成功兜售了这一想法……她（宋美龄）说：“把路易·艾黎找来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17
  卡尔爵士回到上海后，帮助艾黎顺利辞去上海工部局的工厂督察工作，艾黎拿着预支的一部分退休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中国工合运动中。已辞职后的艾黎登上了“皇后”号客轮前往香港。
  宋庆龄早在工合运动开始之初，就给予了艾黎莫大的帮助。在她的关怀下，在艾黎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其弟宋子文安排了一架飞机送他去武汉。经她联系，艾黎等人取得了宋子文在财政上的援助，替工合筹集了初建时急需的资金。据参与其事的王安娜回忆，宋子文曾经建议他们可以通过宋美龄和宋蔼龄去做蒋介石的工作，得到政府正式许可，就易于得到更多同盟军的协力。18斯诺曾说：
  当孙夫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笑着说：“艾黎又领养了另一孤儿。”孙夫人凭借了她的聪明智慧及无误的直觉，看到工业合作可以补充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及最被忽略的部分。她说：“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民众运动。”19
  宋庆龄认为兴办工业合作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她在1938年8月发表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中明确阐述：
  我们希望以工业合作社来吸收大批难民，并且将日本占领区内不事生产的难民救济所得几百万经费转移过来……工业合作社能够维持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20
  艾黎的武汉之行一开始并不顺利，他发现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态度半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则更直接地告诉艾黎，中国当然是需要工业的，但不需要一个合作社工业的运动，并试图劝艾黎打消这个念头。21艾黎到处奔走，竭力说服政府官员们这是一个完全可行的计划。一个闷热的下午，孔祥熙召集了几位实业家在银行董事会会议室研究有关工业投资的问题，而关于建立工业合作社的事并不在讨论事项之列。据路易·艾黎回忆：
  讨论还未开始，宋美龄便怒冲冲地闯了进来，要我和端纳跟她走……她让端纳去请孔博士下来，孔一进来，她冲着他便说：“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她要求马上给工合开绿灯，让它开始工作。她说：“明天早上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授权。”22
  第二天早上，工合的授权果然到手。美国女作家埃米莉·哈恩在《宋氏三姐妹》（The Soong Sisters）中写道：
  在香港的孙夫人全心全意地参加了这个计划，并尽她所能展示她对这一运动的赞同和善意……卡尔爵士为确保这一计划不致于失败于疏忽之中，便请求蔼龄给予支持。美龄也敦促蔼龄对此计划给予特殊的支持和兴趣……她们都认识到合作社的潜在重要性。23
  宋氏姐妹的态度如此坚决，孔祥熙不得不转而支持工合。
  在武汉，路易·艾黎还和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口的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建议艾黎：“既然采取行动的权力在国民党手上，你最好找主要的抗日派人士……如果能把某些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吸收到领导位子上来最好不过了，这样工合组织才不会成为一个官僚机构。”24他还指派王安娜的丈夫王炳南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工合会议。同时，艾黎也按照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的建议，把武汉的工业撤往西北：
  博古同志让我尽可能把武汉工业迁到西北去，因为他感到整个西北很可能成为游击区。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我不顾国民党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反对，设法使三座棉纺厂和60座其他工厂，连同工人迁到西北。一座棉纺厂迁到宝鸡，其余两座迁到西安附近。25
  可以说，国民政府给了工合合法的地位，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使这一运动有了更明确和实在的奋斗方向。26在各方的帮助和推动下，经过国际友好人士和国内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1938年7月2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7次会议召开，通过了《合作事业成立规则》27，表示工合成为政府决议案。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路易·艾黎任代理总干事和行政院技术顾问，获准随意到敌后的任何地方履行职务，组织和推进工合运动。8月24日，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陕西）宝鸡打铁社正式成立，工合运动在中华大地上由此发展起来。
  为抗战而生产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后，其办公地点位于汉口横滨正金银行大楼的顶层。虽然政府给了艾黎任命和授权，但工合总会的组织机构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就像是一个空架子，而且协会一成立就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据卢广绵回忆，8月初他到武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宋美龄创办的新生活运动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办公地挂了一块牌子，只有艾黎和刘广沛几个人在那里工作，艾黎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一个合作讲习班。28有二三十位热心工合事业的人参加了这次讲习班，艾黎和卢广绵除了向他们讲述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史、工合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以外，还讲了如何把组织工业合作运动开展起来的一些问题。这些学员的加入缓解了当时工合组织缺乏工作人员的燃眉之急，通过工合运动的逐步推进，他们也成了中国工合运动的骨干力量。
  讲习班结束后，艾黎派卢广绵前往陕西宝鸡筹组第一个办事处，开展工业合作的组织工作。8月24日，宝鸡打铁工业合作社成立，卢广绵打电报给艾黎，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艾黎起初还弄不清什么是打铁合作社，但获悉工业合作社终于组织起来了，他很兴奋。之后的两周内，卢广绵等人组织了十几个合作社，包括织布、铁器、棉药、印刷等不同的门类。而此时工合运动的开展面临资金的短缺：
  我离开汉口的时候，艾黎交给我一张300元的支票，这大约是他自己的钱。这笔钱是我们两个人的旅费，又是西北工合的开办费……当时汉口国民党政府虽然答应拨给工合贷款基金，但迟迟没有汇到……孔祥熙虽然口头上应允拨款支持工合工作，但实际上到武汉沦陷为止只拨给工合20万元，还指派一名叫陈端的会计长，从未到职，但派了几个代理人掌管这20万元的贷款，对用款手续百般刁难。到1938年11月，从这20万元的拨款中给西北地区，用做工业合作社贷款基金的，只不过4万元。29
  孔祥熙曾承诺拨500万元支持工合，但到当年11月，只有4万元用于工业合作社贷款基金。宝鸡工合运动开展期间，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和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曾给予工业合作社贷款，最高时达到50万元左右，对工合在西北初期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30
  1938年12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进一步健全完善机构，成立了理事会。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为理事长，刘广沛为秘书长兼总干事，梁士纯为副总干事，路易·艾黎担任技术顾问，林福裕为总工程师和技术部主任。理事会成员共20余人，国民党方面有冯玉祥、翁文灏、张治中、邵力子、蒋廷黻、俞鸿钧、杭立武等，共产党方面有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民主人士方面有沈钧儒、黄炎培、陈文渊、莫德惠等。这些人选也反映了工合实质上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受到中国各政治势力多方支持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群众运动，它无形之中也成了联络国共两党和民主势力共赴国难的一条重要纽带。31后来的1941年夏，伴随着重庆严重的轰炸，工合协会将总部迁到歌乐山——重庆外面一个小村子。聘请基督教青年会领袖、美国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担任工合协会执行顾问，并负责主持日常工作。32
  同时，中国工合组织机构得以设立，分为四级：第一级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即工合总会；第二级为各大区办事处；第三级为工合事务所；第四级为各类工业合作社。前两级的职能为规划、指导、监督，第三级对工业合作社直接组织、具体指导和监督。
  工合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从宝鸡扩大到其他难民中心。不久，工业合作社的规章出台：
  建立合作社至少须有7名社员。社员必须愿意认真工作、学习并偿还贷款。
  每个社员必须至少拥有一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全部资本20％的股份。在任何情况下一名社员都不得超过一票。
  工时及工资由合作社社员决定。
  从社员中选出一名主任充当领班。
  任何社员的过失行为均由全体社员评断。
  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和计划。
  年终利润分成如下：20％作储备金，10％作公共福利金，10％为联合社主任和职工的工资，10％作当地工业合作社发展资金（联合社入股用），50％交合作社各工人。在最后的50％中，五分之二由社员付给合作社作为股份。
  因违反合作社章程而开除社员，由全体会议表决多数通过。
  由社员选出一主任委员会处理财务工作。
  社员可以退社，但只退还其所持股份的票面值股金。
  今后，表示互相间关系的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33
  当时，艾黎曾在《工业合作》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要抵抗经济侵略惟有实行工业合作》的文章，鼓励技术人员、青年人和学生参加这一运动。在谈及现阶段“什么是应当做”的时候，他说：
  政府应该授权及帮助切实能推进全国合作计划的组织……技术家应联合起来，学生应学习怎样提高文化、运输以及其他……在这计划中，每个愿意参加抗战，尽他一份子力量的青年不会没有工作，对于各种操守坚毅的技术家和组织家，可以俯仰无愧。来参加正在切实建造新中国的过程中的中国人，共同工作并分担他们成败的命运……这种运动是属于全国的。34
  他不仅想让全中国人都能参与到工合运动中，还希望能把工合运动发展到全中国。他曾表示：“尽管西北地区的工作开了个好头，我念念不忘的仍是东南地区……我决定亲自负责东南地区，选定赣州作为东南办事处的所在地。”35艾黎之所以想把东南办事处驻地选在赣州是因为那里靠近新四军的根据地，工合的任务就是要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1939年初，工合东南地区办事处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宣告成立，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仅在赣州及其附近地区便建立了130个合作社。之后，工合西南办事处、川康办事处、云南办事处相继成立，广泛地推进工合运动。
  一种发展战时经济的新气氛很快传播开来。1939、1940两年，工合的组社工作进展很快。据路易·艾黎《工合两年》（TwoYearsofIndusco）一书对截至1940年5月31日各办事处的合作社及事务所数量统计36：
  至1940年底，在陕、甘两省和接近抗战前线的河南、湖北、绥远地区建立了19个工合事务所，社员总数1万多人。组织的工业合作社以纺织、服装合作社为主，约占合作社总数的50％，其余有机器、五金、交通和工具制造等，1940年月产值达600余万元。37
  1940年秋，路易·艾黎与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EvansCarlson）一同前往皖南新四军驻地，考察东南地区的工合事务。此前，埃文斯·卡尔逊曾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前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他与八路军一起行军作战，一起对民众开展宣传与组织工作。此次皖南之行，卡尔逊对新四军，这支原来由红军改编的部队，更是赞叹不已。他深刻地感受到，任何取得胜利的军队必须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因此军队的命运和普通百姓的希望和安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支军队必须懂得它想要干什么，在组织上实行民主。他认为，美国不可避免会卷入这场战争，他要设法提出一种训练青年人打仗的办法。此次考察，卡尔逊了解了盛行于抗日根据地的工合运动，也学会了一个新的单词“GUNGHO”，甚至想组织一支美国飞行队，命名为工合，并以此作为战斗口号。381942年，卡尔逊在军队训练中用“GUNGHO”这个词语来激励自己的战士。在1943年的一次访谈中，卡尔逊这样解释：“我试图创建自己在中国见识到的同一种工作精神，在那里，全体士兵奉献一己之力于同一理念，并分工合作达成目标。我一再告诉海军陆战队的弟兄们，一遍又一遍的讲述‘工合’这个中国合作社的训言，其意味着分工合作、同心协力。”39后来，“GUNGHO”成了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口号，并被美国民间及社会大众所接受，广泛使用于各行各业，还收入了权威的《韦氏字典》。
  其实，在工合两个汉字的上方，就有一个英语字母组成的词组“GUNG HO”。有的语言学家认为，“GUNG HO”很可能是中国工人工作时所称的“干活”，当属洋泾浜英语。以路易·艾黎长期在上海生活从事工业督查的经历来看，“GUNG HO”很可能就是艾黎添加的“神来之笔”。
  保盟对工合的宣传和援助
  1937年11月，上海华界沦陷，租界成为一座“孤岛”。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全，早在10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就曾致电潘汉年，要他协助宋庆龄等人撤离上海去香港。潘汉年将电文转给宋庆龄，但宋庆龄认为尚有一些重要工作需要处理，暂缓离沪。上海沦陷后，中共中央发来第二份电报，通过担任联络员的中共党员李云向宋庆龄作了转达。宋庆龄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准备离开上海。12月23日晨，宋庆龄和保姆李燕娥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抵达南京路码头，与大姐宋蔼龄搭乘邮轮前往香港，秘密同行的还有中共党员李云。40
  身在香港的宋庆龄仍心系国家，中国共产党也希望她能利用香港的优势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提供支援。香港临近华南战区，政治条件和地理位置特殊，不受国民党政府直接管控，有利于内地往来，开展工作。同时，宋庆龄可以在香港接触到更多同情中国人民的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争取国际援助。41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干德道11号宋庆龄寓所宣告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的英文全称是China Defence League，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宋庆龄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任名誉秘书，诺曼·法朗士任名誉司库，邓文钊任司库，廖梦醒任秘书。随后，宋庆龄等人发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宣言中明确了保盟的目标和工作：
  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于香港。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保盟中央委员会可以：（1）成为各机构与其所支援的中国有关方面之间的桥梁；（2）供给各机构消息及有机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保盟中央委员会将告知国外有关机构，中国需要什么，并且注意资金、物资是否按照需要和原捐赠机构的意见进行分配……42
  可以说，保盟是宋庆龄进行战时救济工作的媒介，也是她在香港进行其他活动的基地。爱泼斯坦曾评价说：
  宋庆龄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没有这个独特条件，它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内部工作——她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的气氛反映出她的作风和品格。这个集体主要都是志愿人员，领薪的人极少极少，最多不过两三个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领基本生活费。43
  保盟对工合的援助首先体现在宣传上。中国工合运动开展之初，宋庆龄通过演讲、著文以及与国际友人通信等各种场合宣传工合的性质、作用，呼吁国际友人、援华机构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大力援助中国新生的工合事业。在1938年8月，宋庆龄担任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香港促进委员会名誉主席。8月23日，宋庆龄通过广播演讲，向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介绍了中国工合运动，她呼吁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和人士尽他们的最大力量支援中国的工业合作运动：
  我们请求将这些钱送给工业合作社，使工人们拿了这笔钱可以购买合作社工厂的股份。我们请求你们向你们的政府陈请，将机器与原料赊卖给我们的工业合作社，使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民实行经常生产救济的各种办法。我们请求你们银行家贷款给这些工业合作社，请求你们的青年志愿人士派遣技术人员到中国来，我们的政府将欢迎这一切你们所能给予这个进步运动的支持。44
  在工合运动开展一周年之际，1939年12月，宋1938年8月23日，宋庆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讲《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此为1939年 《今日中国》杂志刊登的演讲摘录。庆龄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香港促进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45的广播演讲，再次呼吁各界援助工合。
  当时发行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和《保卫中国同盟通讯》，记载了这段历史。作为保盟的年度工作与项目情况报告，《保卫中国同盟年报》是捐助者与受助者间的媒介，将中国抗战第一线的真实情况与急需物资让全世界知晓，并面向海内外，为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争取道义和物资上的援助。46在《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47中，宋庆龄的《给全世界的朋友们——孙中山夫人的呼吁》作为开篇词发表，她呼吁全世界热爱和平和民主的人士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因为“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沦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了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本年报还着重介绍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组织和发展，并明确表示：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值得每个中国的朋友的帮助，捐给他们的每一元钱都会使更多的人得到工作，会加强中国的经济支柱……保卫中国同盟把中国工业合作社介绍给所有希望帮助中国人民自救的爱好和平和民主的人们，它可以代收一切给工合的捐款，给任一特定区域内任一特殊项目的捐款，例如敌后游击区的“游击工业”。
  请把支票寄给保卫中国同盟，并标明用途。48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是保盟的宣传刊物，专门向海外友人和华侨介绍中国抗日战争情况和物资的需要，通报保盟的工作和海外援助的情况。49《通讯》总共发行36期，其中不乏对工合的宣传，比如《请援助西北》（第5期，1939年6月20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与教育》（第31期，1941年5月1日）、《工合的“孤军”》《支援中国工合的一碗饭运动》（第34期，1941年7月）等等。50路易·艾黎于1941年4月29日在香港的讲话《中国为抗战而生产》刊登在《保盟通讯》第31期（1941年5月15日）中，他不仅介绍了工合的发展历程，也讲述了中国乡村因工合而发生了变化：
  这儿的乡村一片黄土，战前是闭塞、几乎无人知晓的地方。现在，机器制作合作社正在为来自其他省份的难民手艺人生产小机器；运输合作社从煤矿合作社拉运煤；炼铁厂在为整个合作工业炼铁；研究人员正在山腰窑洞里探寻致富的更好的方法。工合正在致力改善人们的生活。它并没有停留在空谈上，而是为支援国家，真正地把人力物力资源汇集在一起。51
  宋庆龄多次公开演讲呼吁以及《保盟通讯》和《保盟年报》的宣传，让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了解到中国工合运动，各界人士踊跃捐款，为工合运动的开展筹措了大量资金。据《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9—1940）》记录，截至1940年2月29日，保盟收到各界给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捐款为27132.2港元和20000元法币，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支出30616.69港元和59016.37元法币。52这些资金通过银行转账给工合，有力地推动了工合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开展。1940年到1941年，工合总会先后设立了西北区办事处（陕西宝鸡）、晋豫区办事处（河南洛阳）、东南区办事处（江西赣州）、浙皖区办事处（浙江兰溪）、湘桂区办事处（广西桂林）、云南区办事处（云南昆明）和川康区办事处（四川重庆）7个地区办事处。一条漫长的工合线从东南敌后游击区一直伸入西南、西北大后方，从沿海地区直至云贵高原，工业合作星罗棋布地出现在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18个省的大半个中国广阔大地上。53工业合作社涵盖的工业种类共可分10部分，计114项，其中纺织占34％、化学19％、服装12％、矿冶10％、土木7％、食品5％、机电3％、文化3％、交通工具1％、其他杂项6％。54据国际委员会统计员赖普吾（E.R.Lapwood）的统计，1942年6月，中国工业合作社数目达到1590个，社员总人数22680人，月生产总值近2500万元。55
  宋庆龄对工合的关心和支持，不仅仅通过保盟进行援助，在工合成立不久的具体事务方面她也参与很早。比如1939年1月17日宋庆龄致函斯诺：
  我非常高兴地向你们报告，昨天我已把那笔六万元的欠款还给了中国工合，尽管八路军曾刊过承诺，但我还是常常感到不安。因此，我在收到了美国和加拿大汇来的这一大笔钱之后，马上就拿去还给了中国工合。这笔钱是开给路易的两张支票，这两张支票是当着卢广绵的面交给普鲁伊特女士的。卢广绵明天要动身去重庆。普鲁伊特女士要在这里再留一段时间。中国工合这本小册子正在上海进行修订印刷，路易想要的那些漫画，我已经转交，并将收入这本小册子。56
  除此之外，宋庆龄还在香港发起成立了工合香港促进社，担任名誉社长，在所有工合的海外促进委员会和国际委员会中，宋庆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3月7日，宋庆龄致函美国友人：“衷心感谢，业已收到美国援华会、美国医疗援华会和工合促进会联合为保卫中国同盟募集的救济基金。现通过美国工合促进会向所有美国友人表示谢意。”57其实，宋庆龄和保盟不仅与海外援华机构有着密切的沟通和联系，她所结识的很多国际友人也大多是这些援华机构的中坚力量。
  工合促进社与工合国际委员会
  1938年12月，上海工合促进社成立，此后，中国香港、菲律宾等地分别成立了相应的工合促进社。随着中国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也获得了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的深切同情和鼎力相助，特别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此外，还有大量来自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缅甸、泰国爱国华侨的援助。然而，由于工合总部对资金的控制，使得来自海外的捐款未能得到很好的统筹使用。路易·艾黎对此表示担忧：
  工合运动的资金仍经常发生困难。重庆总部因为自己的一些理由，企图控制全部海外捐款，后来又力图用这些钱建立官僚主义的工合组织。如果我们不想看到这些钱被孔公馆那帮贪污腐败的人攫取，那么只有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由它来把宝贵的援助送往最急需的地方。58
  1939年7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l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Productive Relief Fund，直译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生产救济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它是根据英国法律在香港注册的一个社会团体，和中国政府没有隶属关系。其任务是代表中国工合协会接受各国、各团体以及各界对工合运动所给予的借款、赠款和物资、技术等援助。这也是宋庆龄参与创办的工合组织之一，但许多关于工合的著作将她说成是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是错误的。在所有关于宋庆龄与工合的原始档案资料中，始终没有发现宋庆龄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的史料。反而在香港工合促进社公开的宣传材料上，明确记载宋庆龄是该会的名誉主席，主席先后由浦爱德、钟秉锋担任，陈翰笙担任秘书。
  根据1940年香港工合促进社出版由路易·艾黎所撰写的《工合两年》中刊登当时工合国际委员会人员名单59。其中明确列出，时任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主教（R.O.Hall）任主席，郑铁如任副主席兼会计，艾黎任实地秘书，陈翰笙任秘书，委员会中还有宋子文、埃德加·斯诺等人。艾黎在书中还明确提到，工合国际委员会“由何明华主教（BishopHall）领导”60。在工合香港促进社的人员名单中，首列孙夫人宋庆龄为名誉主席。艾黎也在文中明确表示“担任香港促进社荣誉主席的孙夫人对任何能改善人民生活的事情，总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永无止境的热情”61。在工合香港促进社出版的《工合简讯》第1期中也报道了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的新闻，只字未提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一职：
  为达到获取国际援助之目的，香港及南洋各埠之热心人士，最近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其主席为香港之何明华会督，秘书为陈翰笙先生，会计为中国银行之郑铁如先生，除将工合运动向海外宣传外，该会之重要任务为接受捐款及借款，支配用途，及调整各地之促进工作。62
  同样的，在1940年6月出版的《工合运动在西北》63中也介绍了工合运动促进委员会，宋庆龄担任香港工合促进委员会名誉主席，而在工合国际委员会名单中，宋庆龄的名字并不在列。当然，不论宋庆龄是否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她对工合运动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宋庆龄在香港的几年中，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支持在她的事业中占有特殊位置。64
  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和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宋庆龄立即着手在国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使国外援华机构和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能更有效地开展。受宋庆龄的委派，斯诺夫妇、艾黎、浦爱德等国际友人分赴世界各地筹建工合促进委员会。1939年夏，斯诺夫妇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他们来到马尼拉之后，由于宋庆龄的声望，很快就成立起100多人组成的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由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麦克纳特的夫人弗兰西·塞尔担任名誉主席，马尼拉社会名流沃尔特·弗利博士为主席。65该会成立之初，当即筹募捐款20余万元汇交宋庆龄收转中国工业合作社。接着，斯诺夫妇又赶到菲律宾著名的避暑胜地碧瑶。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宋庆龄又委派艾黎前往碧瑶，协同斯诺夫妇开展宣传活动，为在安徽新四军地区建立合作社筹募基金。66艾黎抵达碧瑶后，多次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宣传工合运动的意义，深深激起菲律宾友人和华侨的热情，纷纷慷慨解囊，艾黎在菲律宾逗留不到两周，就带回了相当于法币15万元的捐款。
  浦爱德奔赴纽约，筹组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该会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亲任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将军任主席，浦爱德担任秘书，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为委员。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在海外各国中是最大的，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纽约等主要城市都设有分会。罗斯福总统本人对工合也十分关心，1942年2月24日，罗斯福在白宫接见斯诺，以极大的兴趣听取斯诺介绍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作用和意义，当即表示在给蒋介石去信时，要向蒋介石表明他个人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强烈兴趣，并要求得到一份工合发展情况的报告。67
  工合国际委员会和国外促进委员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宣传中国战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以及工合对于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作用。这样，一方面扩大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中国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联系，从而推动了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侨募集捐款活动的开展。整个抗战期间，英国对工合的捐款在10万英镑以上，美国约300万美元，连同中国港澳、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各地在内，海外捐款总额是500万美元。68他们还在资金、人员、物资、设备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
  在宋庆龄的组织领导下，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举办多场活动筹募资金，援助工合事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41年7、8月间举行的“一碗饭运动”和同年11月举办的嘉年华会暨工合展览会。
  “一碗饭运动”最初是由旅美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发动的募捐活动。宋庆龄决定通过这项运动在香港地区为工合举行大规模的募捐。1941年5月初，由华商总会协助，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一碗饭运动”特种委员会负责筹办。宋庆龄亲自出任委员会名誉会长，邀请香港立法局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律师任主席，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誉秘书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任副主席。委员会决定发售餐券2万张，每券售价港币2元，认购者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茶室吃炒饭一碗，收入全部捐作中国工业合作社救济华北灾民的经费。
  1941年7月1日，宋庆龄在香港英京酒家主持了规模盛大的“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在港的中外人士150余人出席。宋庆龄在开幕式上作了演讲，阐明了举办“一碗饭运动”的意义：
  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都是值得赞扬的。
  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最初由华侨和美国的同情者发起，应在全国普遍地举行了三次，伦敦方面也曾经举行过，今晚在这150余万华侨最多的香港首次举行，并承各友邦同情的友人们都来参加，这是何等有意义！
  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和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69
  在“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路易·艾黎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顾问也来到香港，并在会场特别放映一部他跋涉千里拍摄的工合纪录片。影片的第一幕是一个天真的难童面带微笑在捡棉花，第二幕出现了一群雄赳赳的武装将士。接着展现的是工合开办的小型工厂正在制造军毯的过程。工厂里所用的纺织机，有些是从击落的日军轰炸机零件中拆卸制成的。影片中还有中国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形，及难民参加工合生产的兴奋情景。在播放影片的同时，艾黎亲自向观众解说叙述片中各镜头的意义，使在场的众人对工合正在开展的事业印象深刻。70
  8月1日，“一碗饭运动”在香港正式举行。当日发行的《华商报》以《捐助“工合”以工代赈祖国伤难孙夫人等主办一碗饭运动今日起举行》为题作了长篇报道，刊载宋庆龄照片和题词：“日×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71（按，题词首句原为“日寇所至”，刊登时受港英政府新闻检查，“寇”字用“×”代替。）“一碗饭运动”原计划举办3天，后因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一直延至8月底。在此期间，香港的许多饭店酒家茶室义卖炒饭，各阶层爱国人士积极认购饭券。从爱国华商、名门闺秀到普通职员、店员，甚至贫寒学生，在港的许多国际友人，包括港英当局的官员和军官士兵，都踊跃认购，时任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也热诚赞助。
  9月1日，主办方保卫中国同盟在英京酒家举行“一碗饭运动”的闭幕仪式，宋庆龄亲临会场主持盛典，并颁赠纪念品给热心赞助的各界人士。会上宣布，“一碗饭运动”出售的餐券和捐款的净收入为22144.95元港币和615元法币，英国援华会香港分会允诺补赠2000多元港币，使之凑足25000元港币。这些钱款全部捐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协助其在中国西北地区设立工厂基金，用于发展工合事业。为表感谢，保卫中国同盟还对提供捐赠的13家酒楼茶室，颁发绣有宋庆龄亲笔手书“爱国模范”和孙中山遗墨“努力前进”的纪念锦旗；对捐助较多的热心人士另赠刻有“一碗饭运动”字样的象牙筷，对义务售卖餐券的工作人员赠予由工合组织伤兵生产的筷子和其他礼物。72这场轰动香港的“一碗饭运动”进行得如此圆满成功，宋庆龄崇高的个人声望和影响号召力，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鲜为人知的是，就在1941年7月1日宋庆龄和路易·艾黎共同出席“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后的一段时间内，两人都因忙于公务，无暇会面叙日。艾黎曾致信宋庆龄，希望能安排见面。宋庆龄特意回函致歉，说明未能及时回电的原因：
  亲爱的路易：
  感谢你的来信。我也希望在你离开前能安排见你。但这些天我一直忙着履行可以想象到的各种义务，比如会见所有新来的到访者、处理票务、照顾伤病员，此类我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堆职责。而且我讨厌，所做的这些徒劳之举看来都未有成效。
  请不要因我没能给你打电话而生气。我们是相识多年的老友，无须介意生活中的表象。我希望你这次感觉好些，不会让那些流氓破坏你的工作。
  致以深情的问候。
  你永远的，
  宋庆龄
  1941年7月16日
  （我）将尽快（给你）打电话预约会面的。73
  令人感动的是，多年来路易·艾黎一直珍藏着这封信。也许对他而言，这封信里宋庆龄所表露的“我们是相识多年的老友，无须介意生活中的表象”，这句话深深感动了他，使其难以忘怀。
  工合国际委员成立后，成为工合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尤其是1942年国民党政府停止对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经费拨付和贷款后，通过工合国际获取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的捐款，成为工合经费的主要来源。该委员会一直在宋庆龄的影响下致力于援助工合事业。
  支援根据地经济发展
  1938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前后，路易·艾黎就在武汉和周恩来、博古见了面。周恩来和博古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工合运动提出了合理建议，事实证明，之后工合的推进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些方针。艾黎听取了周恩来和博古的建议，在西北的宝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不久还设立了西北区办事处。办事处的秘书就是艾黎的好友乔治·何克（GeorgeHogg）。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中国工合运动才有了更加明确和实在的奋斗方向。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当工合还未酝酿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提出利用合作社恢复和发展生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合作社在苏区蓬勃发展。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当时临时中央政府实行全面扶持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粮食和消费合作社一并提倡，多头推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曾明确：“苏维埃政府必须极力帮助消费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苏维埃对于合作社，应给予财政的帮助与税的豁免。”74之后，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合作社标准章程》，合作运动在苏区盛况空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博古等人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之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提倡“组织各种合作社和建设新的工厂、作坊，以容纳失业工人及难民参加生产”75。可以说，路易·艾黎等人提出的工合想法与共产党人的思想不谋而合。
  然而，作为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之前，这里几乎毫无工业基础，除了农村的家庭纺织外，只有若干硝皮厂、制毡坊和煤炭场。因此，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几乎是从头开始的。761939年1月，路易·艾黎前往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了工合的情况。此次延安之行，艾黎还遇到了几年未见的老朋友马海德医生。之后，工合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建立，设立费1500元，基金2万元，全部由工合协会支出。1939年底至1940年初，艾黎再次前往延安，参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产品展览会。延安事务所所属各合作社生产的100多种工产品在会上展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笔为路易·艾黎题词“祝谢你帮助边区工合工作之伟大丰功”77。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还专门给艾黎写了一封信，感谢工合对边区抗战事业作出的贡献：
  艾黎先生：
  你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之关怀与援助，尤其是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事业之关怀与援助，这是使我们所永远不能忘记和感谢的！
  很明显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上延安工合事务所领导下的各工业合作社出产的百十种优良产品，告诉边区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侵略战争下，物质的供应会将不受到障碍，也就证明抗日的战争无疑的会得到最后胜利！
  边区数百万群众不会忘记的，这是国际友人艾黎先生给我们的力量。当这次大会闭幕而你已离开延安的时候，我们谨代表边区数百万群众向你致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并祝你永远健康！
  敬致
  胜利的敬礼！78
  尽管有路易·艾黎等人的积极奔走，但国民政府对工合的支持，主要局限在国统区，其拨给工合的经费，也几乎全部资助国统区的工业合作社。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工合运动缺乏资金，步履维艰。据1940年初的调查，解放区工合数量占全国工合的1/6，所得贷款仅占四百分之一。79此时，工合国际委员会的资金援助对抗日根据地工合事业而言犹如雪中送炭。因为，工合国际委员会得到的捐款，可以不受国民党政府控制的中国工合协会干扰，直接汇到工合各区的受援助单位。80这就使捐款能及时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特别是处于被经济封锁的陕甘宁、晋察冀等中共抗日根据地，这对各地工合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工合国际委员会通过工合西北区办事处把大部分捐款汇交解放区。仅1940年初这一次，宋庆龄就将斯诺夫妇在马尼拉募得的10万元捐款，提供给陕甘宁边区，用来发展边区毛织工业合作事业。宋庆龄还安排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陈翰笙，经由上海一家银行，通过廖承志，把部分捐款转到延安。81连绵不断的捐款通过各种途径送往解放区，促进了解放区的工合事业的发展，工业合作社的生产能力也由此不断增长。至1942年9月底，延安地区已发展有41个工业合作社，共1041名社员，其股资已从1941年的669314元国币增加到3434040元国币。82
  延安地区工合每月的产量为：270条羊毛毯，60条棉毯，14493包色布，2466包粗布，1325双毛袜毛鞋，1500顶毛帽，325只羊毛袋，30000条肥皂，15796包牙粉，5250市斤面粉，1400磅豆粉，6000磅植物油，3558磅盐，257箱纯碱，605磅酒精，2043磅粉笔，5250瓶墨水，550000张纸。83工合的这些产品极大地补充了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不足，对于解放区克服经济困难，争取经济形势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解放区的工合还拥有铁矿、煤矿、制造厂、铁工厂、制药厂、运输站和油井等行业。据1945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解放区先后建立了包括40余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230多个，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发展。84
  1939年，宋庆龄曾委托西北工合承制10万件棉衣，当时宝鸡、西安等地的纺织、服装工合组织不分昼夜地赶制出来，打包托运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85在香港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和香港促进社根据需要，必要时还迁进一些生产军需物资的合作社到解放区。1940年至1941年冬，艾黎为开展工合工作两度赴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并汇报工作，毛泽东请艾黎特别给晋西北的贺龙部队以援助，因为那儿缺乏制造手榴弹的铁料。86艾黎想方设法从山西东南部迁一个炼铁合作社到山西西北部去，帮助贺龙部队制造手榴弹等军用物资。对于工合国际委员会给予解放区的大力相助，毛泽东曾作出高度评价，他写信对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援助表示感谢。
  香港，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
  何明华主教
  诸位先生：
  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
  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
  我了解到这一计划实际上已在拟议之中。极为希望其能够实现，因为这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
  倘你将这一想法转达给你们国外的委员会和我们的海外侨胞，我将极为感谢。在此，特别要向在菲律宾的我国侨胞和在那里的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支持我们的祖国和工合运动尽了很大的力量。
  总之，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致以
  民族抗日的敬礼，
  毛泽东于延安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87
  宋庆龄对战斗在华东、华中敌后的新四军也给予很大的援助，她嘱托艾黎到新四军活动的东南地区发展工业合作社，指导当地工合运动进一步开展，以支援新四军抗日，并为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术力量。为此，艾黎多次奔波于浙江金华和安徽屯溪一带，筹建工合浙皖区办事处。经过艾黎的努力，1939年春，在距皖南新四军驻地附近的兰溪建立了工合浙皖区办事处，这为把工合办到新四军驻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支援新四军抗战，工合浙皖区办事处主动同新四军联系，要求新四军派人参加工合工作，为此，新四军政治部先后派了叶建明、侯蔚文和蒋传源等前往。为了把工合直接办到新四军驻地去，1939年10月，工合在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心泾县茂林镇办起了泾太（泾县和太平县）事务所，之后的7、8个月中就在茂林地区先后办起了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烧炭、竹器等十几个合作社，在这些合作社中还有残废军人组织的雨具合作社。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新四军军需之用。如造纸合作社生产的纸张供应新四军印刷《抗敌报》和印文件之用，从而打破了敌人对新四军重重的经济封锁。
  在艾黎的指导下，工合在东南地区的工作卓有成效，受到新四军和当地群众广泛赞赏。叶挺军长曾专门致函工合国际委员会，感谢工合在皖南组织合作社，高度评价了工合对新四军的有力支援：
  你们经常援助在皖南游击区建立工业合作社，我们极为感谢，我们将永不忘怀。皖南工业合作中心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工业使我们各区难民参加了生产工作，得到了救济。他们帮助我们利用了土产原料，免致落于敌人手中……借此机会，我们向你们请求给予进一步的帮助，使这一工作继续有利于皖南人民，以支持我们的抗战。我们认为你们是主持正义的，觉得你们一定急于看到中国人民在他们的解放道路中取得胜利……88
  在整个全国抗日战争期间，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宋庆龄始终关心和支持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工合运动从发起到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有极大的宣传和发展。伴随着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工合运动的发展受到阻碍。由于工合给予八路军和新四军极大的援助，以及工合中的中外进步人士宣传坚持团结、加强统一战线，这都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他们诬陷、迫害工合中的进步力量。1942年9月，国民党政府以艾黎“与共产党共同搞阴谋”“帮助新四军”89等名义，解除了艾黎长期担任的工合技术顾问的职务。
  1942年10月1日，《保盟》编辑爱泼斯坦在给联合劳工报的专电《工合剧变：创办者路易·艾黎被开除》，报道了工合协会解除艾黎职务的情况。他在文中评价艾黎为工合、为中国民主和抗日所做的比所有外国人都多。报道全文如下：
  记者获悉，上个月中国工合组织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始于8月份前杭州市长周象贤被任命为工合总干事，以路易·艾黎在9月21日被解除而告终。艾黎是著名的新西兰人，他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创办了中国工合。四年来，艾黎一直是中国工合最活跃的人物，在当地观察者看来，他在加强中国民主和帮助人民抗日方面，比所有的外国人做得都多。艾黎的职务被新近成立掌控工合事务的常务委员会免掉。该委员会由行政院政治部主任蒋廷黻、中英辛丑条约委员会的杭立武和前上海市长俞鸿钧组成。
  工合新总部规定所有给工合的外国援助都要送到总部待分配。这意味着香港何明华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将不能继续指导合作社的财务，他目前正在英国为中国募款，该会代理主席路易·艾黎……重庆新的中央总部已经发布命令禁止区域总部、仓库、个体商店自行缔约合同。
  工合促进委员会和在成都的总部也正在调整中。数月来中外科学家在研究所工作为提高工合产品和市场技术的中外科学家，戴乐仁（J.B.Tayler），英国合作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史迈士（Lewis Smythe）教授；美国传教士，都被传命即刻到重庆。90
  艾黎被解除职务后，宋庆龄曾在书信中多次提到，艾黎在“冬眠”、艾黎很伤心等等，宋庆龄也对工合遇到的困难感到惋惜和难过。1943年4月17日宋庆龄致函美国友人：
  你是否看到白修德写的关于河南饥荒的报告（《时代》杂志五月号），它描写了这个地区的真实的、可怕的景象。工合可以做很多工作来救济大批涌入宝鸡的难民。路易·艾黎的努力不幸受挫，人们劝他躺下，哪儿也别去。的确，没有比束手无策更令人泄气的了。91
  1945年3月7日，宋庆龄致函格雷斯·格兰尼奇，再次谈到“比尔”（艾黎）的失望和难过。
  比尔近来成了个心灰意懒的人。这也难怪，他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在崩溃。他这些年的牺牲和劳作所给他带来的看来只是失望。伦敦来的两位国会议员将为他在宝鸡成立的机构提供咨询。但我怀疑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因为有权讲话的人对中国“工合”基本情况并不了解。92
  被解除职务的路易·艾黎失望、难过之余，并没有停下脚步，他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同英国友人乔治·何克在陕西宝鸡凤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学校，“为中国的黎明培养人才”。艾黎又踏上了一条新的征程，即便荆棘丛生，但他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够有所成就。正如艾黎在《保盟通讯》中发表的诗歌《夜过潼关》中所写的那样：
  得快走了，
  不能让邪恶的炮火打破夜色苍茫。
  一阵欢呼——
  空中的焰火发出了光芒，
  虽然，为买焰火
  得付出不小的代价。
  这新年的焰火，
  还照亮陕西少年那开朗无惧的脸庞，
  面对枪炮和碉堡，
  面对生与死，
  他却笑得欢畅。
  焰火在空中绽开——
  会有更多的炮火，
  也会有更多的焰火盛开怒放！93
  抗战胜利后的工合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宋庆龄回到上海，不久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给予工合资金上的支持，比如“中国福利基金会从它的中国灾荒救济基金中拨付了3265519法币给工合，帮助工合在福建和广东的造纸合作社组建市场中心”。94
  艾黎于1947年4月从甘肃山丹辗转回到上海，商讨工作。1947年5月发行的《工合新闻》小册子上报道了艾黎重回上海的印象；兰州培黎两名学生将在英国援华会资助下去学习英国合作社和纺织技术；浦爱德报告说，小而活跃的促进会已经在加拿大建立起来，格威尔上校（R.G.Gavell）任主席，该会将为推动对中国工合和培黎学校的兴趣而工作；工合国际主席、香港主教何明华，已在英国合作社领域进行了推动，他将于6月返回远东。95这份小册子在战后继续发挥着对工合和培黎学校的推广和宣传。
  抗战胜利后，中国工合协会和工合国际委员会陆续迁往上海办公。由于中国工合未能在收复区积极开展工作，工业合作社数目逐年减少。截至1948年底，全国仅有工业合作社316个，社员5292人，合作社联合社14个，月平均产值金圆券1203亿多元。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原中国工合协会机构不复存在，为继续推进工合事业，经上海市军管会批准成立“工合临时工作委员会”。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肯定了合作经济的性质任务，规定了对合作社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合作社管理局成立，主管全国合作事业。1950年，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成立，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事业。在上海的“工合临时工作委员会”奉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电示迁往北京，开始在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领导下开展工作。
  1951年1月28日，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北京开会，决定结束其工作。3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通稿《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结束》，正式宣告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结束。全文如下：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结束
  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已宣告结束。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是抗日战争初期一些中外人士合组的一个国际团体，其目的是从国外募集机器和基金，来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当时在后方各地所倡导的工业合作运动。该委员会过去向国外宣传介绍了中国的合作运动，并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与老解放区的工业合作社募得款项和机器。
  曾参与该委员会工作者，有：卡尔逊（美），何克（英），艾黎（新西兰），何明华（英），普爱德（美），史迈士（美），唐逊（英），陈翰笙，吴耀宗，沈体兰，孟用潜，邓裕志，陈乙明等。
  但是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真正的合作事业备受阻挠，最初“工合”运动所怀抱的希望未能实现，国民党统治区的合作社数目随着战争的发展从数千减至数百，并遭受到迫害。今天在解放了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在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领导之下，已获得空前发展，远远超过过去“工合”运动所设想的规模。所有“工合”协会所存留的工业合作社都已加入当地的合作社联合总社；其设立于甘肃山丹的训练学校亦在由该校员工学生代表及地方当局代表共同组成之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继续工作。
  最近，鉴于中国“工合”协会已归并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中国的合作事业已建立在坚强的和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并开展起来，曾为中国合作事业作过赞助努力的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现已认为无继续存在之需要。为此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乃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结束其工作，并发表声明如下：
  “我们很荣幸，在过去我们曾通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对于中国合作事业的发展，有过一些帮助。我们现在正式宣告结束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因为我们的希望已经实现——一个新的进步的合作运动，包括各种合作，也包括工业合作，而且比我们想像强大许多倍的合作运动已然开展起来了。现存的各工业合作社并已成为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领导下的全国合作事业的一部分。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合作事业已经壮大起来；在其发展的初期，我们曾尽过的力量虽然很小，但因而感到十分的光荣。”
  1951年工合国际委员会结束。时隔30多年后，包括艾黎在内的国际友人在北京倡议恢复了工合协会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组织活动。工合结束后，只有艾黎亲手创办的培黎学校继续开办下去，宋庆龄一如既往对艾黎这位老朋友非常关心，对艾黎创办的培黎学校继续给予关心和支持。

注释 1．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中国工合80年》，内部资料2018年，第1页。 2．斯诺曾说：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很快就理解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国家，使它在世界上从最底层上升到能够与它的悠久历史与广博多样相称的行列之中。［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新民节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0页。 3.［美］海伦·斯诺著：《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华谊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4．《艾黎自传》，第87—88页。 5．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6．《艾黎自传》，第88页。 7．路易·艾黎：《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8．《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第64页。 9．《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第288页。 10．吕宛如：《海伦·福斯特·斯诺与工合》，《中国集体经济》2000年第12期，第35页。 11.Rewi Alley,Two years of indusco,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Hong Kong Promotion Committee,HongKong,1940,p.1．（路易·艾黎：《工合两年》，工合香港促进社，香港1940年版，第1页） 12．卢广绵：《星一聚餐会和胡愈之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 111-114页。 13．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载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14．“审议在中国设立工业合作社的第二次会议记录”（1938年4月3日），尼姆·威尔士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15.［美］伯纳德·托马斯著：《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吴乃华、魏彬、周德林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 16.［美］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文集1：复始之旅》，宋久、柯楠、克雄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9页。 17．《艾黎自传》，第89页。 18．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9页。 19．《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第69页。 20．宋庆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原载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收录《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47页。 21．《艾黎自传》，第90页。 22．《艾黎自传》，第90页。 23.Emily Hahn,The Soong Sisters,Doubleday,Doran&Co.,InC;1941,pp.277—278. 24．《艾黎自传》，第91页。 25．路易·艾黎：《工合运动记述》，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30页。 26．侯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27．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记录（1938年7月28日），尼姆·威尔士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28．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86页。 29．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87—88页。 30．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88页。 31．侯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第49页。 32．尼姆·威尔士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33．陈翰笙：《工业合作社》，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57页。 34．艾黎：《要抵抗经济侵略惟有实行工业合作》，《工业合作》1939年第1卷第1期，第9—10贞。 35．《艾黎自传》，第95页。 36.Rewi Alley,Two years of induSCo,p.16. 37．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90页。 38．路易·艾黎：《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第204页。 39.DonBurke,Carlson oftheRaiders,Life,September20,1943,quoteinMoe,p.58. 40．李云：《1937年冬陪宋庆龄赴香港经过》，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故居管理处编：《宋庆龄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6页。 41．沈海平：《保卫中国同盟——架起世界支援延安的桥梁》，《档案春秋》2017年第12期，第10页。 42．《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43．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388页。 44．宋庆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载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收录《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47页。 45．宋庆龄：《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在香港ZBW电台广播演讲词》，载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1日；收录《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98—304页。 46．《编者的话》，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鲁平、刘懿芳、朱玖琳译，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47．宋庆龄：《给全世界的朋友们——孙中山夫人的呼吁》，《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第1页。 48．《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第46页。 49．《编者的话》，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吴景平译，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50．《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第2—11页。 51．路易·艾黎：《中国为抗战而生产》，《保卫中国同盟通讯》，1941年5月15日，载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中），吴景平译，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346页。 52．《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1940）》，第222—223页。 53．朱敏彦：《宋庆龄对抗战时期“工合”运动的贡献》，载《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1995年。 54．吴承洛：《中国战时工业概观》，《中央银行经济汇报》1942年第5卷第4期，第14—15页。 55．陈翰笙：《工合：中国合作社史话》，《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56．《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普鲁伊特女士即浦爱德。 57．《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24页。 58．《艾黎自传》，第123页。 59.Rewi Alley,Two years of indusco,title page. 60.Rewi Alley,Two years of indusco,p.24. 61.Rewi Alley,Two years ofinduSCo,p.21. 62．《工合简讯》1939年第1期，第2页。 63．《工合运动在西北》，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出版，1940年，第17页。 64．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401页。 65．《工合通讯》1940年第10期，第12页。 66．路易·艾黎：《对埃德加·斯诺的回忆片断》，《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67．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145页。 68．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100页。 69．《一碗饭运动正式开始孙夫人恳切陈词》，载香港《华商报》1941年7月2日。 70．《一碗饭运动正式开始孙夫人恳切陈词》，载香港《华商报》1941年7月2日。 71．《捐助“工合”以工代赈祖国伤难孙夫人等主办一碗饭运动今日起举行》，载香港《华商报》1941年8月1日。 72．《保卫中国同盟孙夫人主持下一碗饭运动结束典礼纪》，载香港《华商报》1941年9月2日。及《一碗饭运动昨举行结束颁奖典礼孙夫人亲临颁发奖品筹款得二万三千余元》，载香港《大公报》1941年9月2日口。 73.1941年7月16日宋庆龄致路易·艾黎函，原件藏新西兰国家图书馆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分馆，王建明翻译。 7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7页。 75．《我们对于二保卫武汉之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960页。 76.［日］井上久士：《陕甘宁边区的工合》，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132页。 77．《艾黎自传》，第二部分照片彩页，第13页。 78．《艾黎自传》，第二部分照片彩页，第11页。 79．《新华日报》，1940年2月24日。 80．《中国工合80年》，第130页。 81．《艾黎自传》，第124页。 82．《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43）》，第395页。 83．《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43）》，第395页。 84．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宋庆龄与二十世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 85．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93页。 86．路易·艾黎：《“工合”运动记述》，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30—31页。 87．《毛泽东主席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的信》，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332页。 88．叶挺：《叶挺给“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信》，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333页。 89．路易·艾黎：《“工合”运动记述》，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32页。 90．爱泼斯坦：《工合剧变：创办者路易·艾黎被开除》（1942年10月1日），尼姆·威尔士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91．《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24页。 92．《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92页。 93．《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中），第360页。 94．《工合新闻》1947年5月，第2卷第5号。尼姆·威尔士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95．《工合新闻》1947年5月，第2卷第5号。尼姆·威尔士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