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34年1月，由美国记者伊罗生（Harold Isaacs）负责编辑的《中国论坛》（ChinaForum）杂志停刊。这本创刊于1932年1月的红色进步刊物，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创办和资助47，宋庆龄与伊罗生具体负责领导的48。《中国论坛》最初的办刊宗旨“倾向于反对在华的帝国主义，从道义上支持苏维埃中国，并开展为释放鲁埃格及其妻子（按，指被捕的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牛兰夫妇）的运动”49。《中国论坛》出版的两年期间，编辑伊罗生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在政治理念上逐渐产生分歧，伊罗生不愿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一些文章写作方针的建议，不愿提及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建设，拒绝撰写和刊登与斯大林有关的文章，被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视为一名托派分子。50此后伊罗生与共产国际的分歧愈深，致使共产国际决定孤立他迫使其离开，收回他的编辑权，不再提供出版资助，并筹划另派一位编辑来上海代替他主编《中国论坛》。51该刊后期的办刊经费和印刷机大多由伊罗生自费投入，直至1934年1月停刊。
  《中国论坛》停刊后，共产国际筹划创办一份新的刊物来取代它。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责成米夫和王明同志起草关于杂志的拨款和性质的建议，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批准”52。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人的指示，如果新出版的刊物不能继续使用《中国论坛》的名字，那么也“应该是与中共中央局有联系的并由该局领导的，但它不应具有公开的共产主义性质，而按其方针应该是反帝反法西斯的刊物”53。1934年4月，史沫特莱由苏联经欧洲到美国，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EarlBrowder）见面，商讨募集资金、创办一份新刊物取代《中国论坛》等问题。作为一本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英文半月刊，其办刊方针、资金、编辑都受到共产国际领导，像《中国论坛》一样由宋庆龄负责。大约在1935年下半年，宋庆龄曾三次把新杂志的开办费交给史沫特莱。54当时，美国共产党给予该刊物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提供了足以维持一年的经费。1936年1月，白劳德特派自己的秘书格雷斯·格兰尼奇（Grace Granich）和她的丈夫马克斯·格兰尼奇前来上海，帮助创办《中国呼声》（The Voice ofChina）杂志。
  杂志筹办之初，路易·艾黎便积极参与其中。据格雷斯·格兰尼奇回忆，1936年1月，他们急于创办《中国呼声》，于是先去找史沫特莱，“她给了我们两个外国人的地址，其中一个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克·甘普霖”55。当格兰尼奇夫妇前来拜访时，艾黎和甘普霖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不一会儿，史沫特莱也来了，他们几个详细地商讨了资金问题和办刊计划。随后，史沫特莱带着格兰尼奇夫妇四处奔走，介绍他们与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中外人士见面，其中包括宋庆龄。格雷斯·格兰尼奇回忆道：
  我们夜以继日地都在忙于会面，在艾格尼斯家的午宴上，在中餐馆里，在别人家里，我们遇到了许多人。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被带去见孙逸仙夫人（宋庆龄），她在位于法租界的家中盛情地接待了我们。56
  马克斯·格兰尼奇也记得，当时“我带了白劳德的介绍信，去见宋庆龄、斯诺，还有一些其他知名人士”57。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格兰尼奇夫妇同宋庆龄、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齐心协力，《中国呼声》于1936年3月15日出版创刊号。杂志扉页上的《中国呼声》4个字虽然用汉语拼音和汉字印出，但是初期稿件全部用英文撰写。为了让这个杂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呼声”，他们专门雇了一名专职翻译处理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新闻报道。58《中国呼声》创刊词这样写道：
  从纷乱复杂的中国发出来许多声音。在一片政治混乱中可以听到日本的刺耳的叫嚣，鼓吹不详的“中日合作”，这对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预示着凶兆；也可以听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傲慢的声音，警告中国人不要步埃塞俄比亚这个可怕的前例的后尘；还可以听到一些胆怯的声音，劝说中国人民要竭力忍耐，警告他们不要因中国受到掠夺而表示义愤，以免整个民族遭到毁灭。比所有这些声音更响亮并向他们提出挑战的是学生们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声，要求政府和人民团结起来，抵御侵略者，拯救国家。
  《中国呼声》希望倾听所有这些声音，并为全世界解释这些声音的含义。59
  创刊号的扉页上刊登了一张“三八”妇女节上海举行示威的照片，第二页新闻栏内配合照片发表了详细报道：“由五千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于午后一时自北四川路开始，穿过公共租界，在中国居民区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通过法租界时，出现小规模冲突，八名示威者受伤。”还写道：“示威者不顾紧急状态法。始终高呼反对侵略者的口号并把几千份传单散发到赞助的围观者手中。”60
  自创刊起，宋庆龄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宝贵的指导和支持。她不仅为刊物提供稿件，还“亲自为这个刊物搜集材料，介绍一些人对局势的看法，协助他们做好编辑工作”，有些文章就是中共地下党通过她转来给杂志编辑的。61宋庆龄对《中国呼声》创刊号的成功发行感到特别高兴。为庆贺杂志出版，她专门安排了一次周末游览杭州的庆祝活动。那一天，路易·艾黎穿着休闲西服，格兰尼奇夫妇还都化了装，马克斯粘上了假胡子，格雷斯戴着一顶宽边帽。62宋庆龄曾在《中国呼声》上发表《重申救国》（即1936年11月26日发表的《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实行孙先生遗嘱》等文章。
  对于《中国呼声》，宋庆龄身边的外国友人都很支持，常常用化名发表文章。例如，R．奈尔斯（R.Knailes）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这个名字来源于朋友们称呼她为“锈铁钉”（Rusty Nails），露西·维伊（Lucy Vey）是魏璐诗，P.T．奥布赖恩（P.T.O'brian）是马海德。
  通过中介人，当时身在天津的青年记者爱泼斯坦（lsraelEpstein）也应邀为杂志撰稿，用了几个不同的笔名。晚年的爱泼斯坦就自己记忆所及，他和其他投稿人“都是尽义务的”，他还在与《中国呼声》有关系的人士中，认识了“朱伯森、张纪（音译）和曹亮，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但当时我并不知道”。宋庆龄通过爱泼斯坦在《中国呼声》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一次短暂的上海之行”，因而知道了他的名字，虽然那时爱泼斯坦“还没有见到她，更没有想到我会同她一起工作达数十年”63。
  路易·艾黎则是《中国呼声》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所用的笔名有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乔大琦、韩素梅、明甫等。64创刊号上艾黎以凯特·道森（Kate Dawson）发表了《上海脚》，文章以脚为视角描写了上海的各种人。另外，艾黎以乔大琦（Chao Ta-chi）发表了《岳飞：中国爱国者》《太平革命》《中国历史一页》《其他事件》《人性本善》《爱和平的我们必须争斗》，以韩素梅（Han Su-mai）发表了《古代》《被忽视的声音》《来自纳粹国的访者》《法西斯战争的结果》《日本的致命弱点》，以明甫（Ming Fu）发表的有《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绥远——要塞》《来自绥远》等。艾黎撰写的大部分文章，描述了战争风雨欲来之际上海当地的情景，表明了他反对日本法西斯，热爱和平的愿望，以及对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兴趣。艾黎在《人性本善》一文中指出，日本攻陷东北以后，溥仪及其追随者都是叛徒，并必将为历史所埋没。艾黎坚信法西斯必败，坚信自由最重要，并为之奋斗，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家人和国家的叛徒，“谁要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甘愿用生命去战斗。我们四亿同胞只有这条路可以走”。65
  得益于《中国呼声》是由同情中国的外国友人编辑，作为外商企业登记，所以可不受国民党政府部门的新闻检查，发表言论较为自由，能公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呼声》主要宣传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反帝反法西斯运动，也报道苏区和游击区的革命情况。杂志主要面向大学生、知识分子，以及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销路发行十分广泛。
  此外，《中国呼声》各期特稿栏内连续发表了教育家陶行知和著名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等人的小说和文章，还刊登了关于救国会“七君子”、何香凝和宋庆龄等的报道，国民政府政要孙科、冯玉祥的照片上过封面，并有他们的题词和签名。书评栏内经常评论、介绍外国人写的对中国人民进行斗争有帮助的书籍。鲁迅和宋庆龄一样，是《中国呼声》的重要赞助人。杂志创刊后一星期，格兰尼奇在史沫特莱的陪同下第一次到大陆新村拜访鲁迅并向他约稿。当时，宋庆龄委托他们给病中的鲁迅带去了慰问信和礼物。此后，鲁迅的不少作品经过艾黎等人之手，大量地在《中国呼声》上翻译刊登。“不消说，我们只要不用他的名字，可以翻译利用他的任何一篇文章。”66鲁迅的直观能力、直率态度和精神气质，给路易·艾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10月8日，路易·艾黎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参观木刻展览，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大文豪，当时鲁迅正在那里忙着给围住他的年青人签名。在此之前的10月2日，宋庆龄再次委托格兰尼奇探望重病的鲁迅，并为精神尚好的鲁迅精心拍摄了一张站在门口的照片，留下了鲁迅生前最后的影像。在《艾黎自传》中，艾黎提到马克斯·格兰尼奇曾赠予他一张鲁迅的照片，可惜“那张照片放在手提包里约10年之久，最后丢失了”。67其实，艾黎收藏的这张照片是他自己在同一场合为鲁迅的摄影。当时，以“大风”为笔名的青年女画家郁风，根据那张照片画了一幅很好的鲁迅头像素描，《中国呼声》杂志曾以整版篇幅予以刊印。
  鲁迅逝世后，宋庆龄帮助筹划并出席了葬礼。那一天，教师、学生、店员、工人停下了手头的工作，纷纷赶来为这位伟大的作家送行。当长长的送葬队伍经过路易·艾黎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时，他从二楼窗口向下望着，默默地悼念这位导师和朋友。艾黎写了几行诗以纪念鲁迅：
  他死了，人民——
  了解前进道路的
  相对少数——
  像失去亲人一样悲戚；
  如今他们的人数
  增长何止千百万倍？
  对他的怀念
  温暖了整个大地，
  他的伟大
  今朝更胜往昔。
  一个人要像他那样写作，
  必须对平民百姓充满热爱，
  他热爱他们
  毫不含糊。
  他心中印着绍兴的景物
  那里有静静的
  河渠和拱桥，
  人们戴着棕色的毡帽，
  还有那春天的杜鹃，
  秋天火红和金黄的树叶，
  和远方蓝莹莹的群山，
  想起这一切多叫人心欢！
  但他深知他必得留下，
  和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在一起，
  就这样，
  他的坟墓静卧在他们中间，
  在他上海故居旁的公园里，
  人们默然怀着崇敬之情，
  从国内外来到此地，
  而千万个儿童正在它的周围
  欢跳嬉戏。68
  半月刊《中国呼声》自1936年3月15日面世，至1937年11月1日被迫终刊，共发行了37期，最后一期为第18—21期合刊。第一期印行2000份，第三期增至5000份，每份售价一角。1937年6月后，选取部分文章翻译为中文，随杂志一起刊印发售。
  在宋庆龄的领导和格兰尼奇夫妇、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呼声》以“犀利的文笔、火热的爱国情绪”69大量报导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民族救亡运动的喉舌。但这样一份刊物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是不可能继续办下去的。1937年11月15日，上海沦陷后第三天，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捣毁了正准备付印的杂志印版和印刷设备。路易·艾黎一直保存着一份《中国呼声》未完成的拷贝，上面用英文写有：“纸型——从未打印，日军毁了版样。”（Dummy—Never Published.Japanese army broke uptype.）已准备付印的部分包括社论，题目是《上海往何处去》《上海的陷落》及《华北的新阶段》。另外还有两篇对红军将领的采访记，附有他们的照片及编者按，题目分别是《彭德怀论游击战争》和《朱德对战局的分析》。701983年，路易·艾黎将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4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48．《波波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第21项的附录：“《中国论坛》是在孙逸仙夫人（宋庆龄）和美国编辑加罗尔特·艾萨克斯（伊罗生）领导下于1932年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192页。 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193页。 50．《埃韦特关于〈中国论坛〉问题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3页。 5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26、60—61页。 5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102页。 53．《关于〈中国论坛〉性质的建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114—115页。 54.［美］简尼丝·麦金农等著：《史沫特莱传》，江枫、郑德鑫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55.GraceGranich,OralHistory,Citedin:RuthPrice,TheLivesofAgnesSmedley,OxfordUniversityPress,2005,p.269．（格雷斯·格兰尼奇口述回忆，转引自［美］卢斯·普赖斯：《史沫特莱传》，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56．同上书，第269—270页。 57．白夜：《格兰尼奇的珍宝》，《侧影》，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58．魏璐诗：《往事重温》，载《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0页。 59．《中国呼声》创刊号上刊载的创刊词，中文翻译转引自宋庆龄：《哀悼中国的又一位朋友》，原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9期，中译文收录《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12—513页。 60．以上引文载《中国呼声》创刊号，1936年3月15日。 61．马海德：《宋庆龄——我的革命导师》，《光明日报》1981年6月3日。 62．《艾黎自传》，第70—71页。 63．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64．《艾黎自传》，第71页。 65．《中国呼声》，1937年1月1日，第1期，第11页。 66．田森：《艾黎的春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67．《艾黎自传》，第74页。 68．路易·艾黎：《鲁迅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9月24日。 69．《艾黎自传》，第72页。 70．《艾黎自传》，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