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路易·艾黎所在的学习小组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那些地下联络员会带来一张江西省地图，指出蒋介石进行军事“围剿”以及红军开展斗争的地方，使学习小组成员不断获得关于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有时，中共地下组织会交给学习小组一些具体的事情，或者要求他们帮助传递信息，这往往是颇为冒险的。有一次，宋庆龄亲自去沪东取一箱手枪和子弹。为了安全起见，她随身带着箱子，放在人力车上自己的脚跟前。当时，租界当局检查得很严，从沪东到莫利爱路寓所，要经过好几道关卡。若是遇到巡捕让她停车，宋庆龄只要扬一下她的名片，他们不敢检查只好放行了。就这样，人力车拉着一箱武器弹药，顺利地通过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有的卡哨。后来，这箱武器弹药由艾黎送到宋庆龄指定的地点。艾黎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组织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革命根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和输送专业技术人员。类似的事例很多，宋庆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中国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宋庆龄得力的助手，路易·艾黎不怕艰险，排除万难，配合宋庆龄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艾黎的挚友马海德曾问过他：“你就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艾黎坦然地说：“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42
  与路易·艾黎共同租住愚园路寓所的甘普霖，是一名英国共产党员，公开的职业是上海美商电力公司电气工程师。在寓所顶楼的小房间里，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设置了一处秘密电台。电台由甘普霖负责，两位德共年轻的女党员维特·玛亚和菲莉·玛雅协助他工作，与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1935年秋，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艾黎和宋庆龄都无比喜悦。11月7日，宋庆龄用“苏西”的化名复函艾黎，赞扬红军“这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43，来表达她对于长征胜利的喜悦心情。一天夜里，尽管已经是半夜12点，宋庆龄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激动，赶到愚园路艾黎寓所，和艾黎、甘普霖等少数几个国际友人一起痛饮她随身带去的香槟和白兰地，欢呼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路易·艾黎的住所也经常被用作地下党员、革命志士的避难居留地，实际上他的住所成了一个秘密据点。有时候，史沫特莱会带来一个中国人，在艾黎家住上几天。为保密起见，这些中国人都会有一个外国名字，甘普霖和艾黎也不会去打听他们的真实姓名。有一次，艾黎家来了一位眼睛近视的中国教授和他的夫人。几天后，史沫特莱让艾黎领他们登上了一艘即将启航的轮船。为了更好地伪装，那位教授摘掉了眼镜，打扮成上海滩的阔佬，身穿白上衣和短裤、长袜，还戴了顶时尚的软木遮阳帽。尽管高度近视，教授却要装得若无其事，在艾黎的陪同下神情自若地从包探身边走过，安全地上了轮船。后来，路易·艾黎才知道，这位教授就是著名学者、中共党员陈翰笙。1938年前，在路易·艾黎寓所居住过的革命者还有李克农、饶漱石、许光达，以及日本友人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
  1935年秋天，史沫特莱安排一位周先生入住路易·艾黎家。这位周先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曾经在德国、苏联留过学，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过课，因此艾黎叫他“周教授”，还为他取了更感亲切的外国名字——查尔斯。其实，那位周先生就是曾经在上海中央特科从事情报调查工作的刘鼎。1931年10月，刘鼎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3年，刘鼎任闽浙赣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分校政委、兵工厂政委，亲手研制并组织生产了红军第一门火炮，开创了我党早期兵工事业。1935年5月，他在转移途中遭敌军伏击被捕，羁押在九江俘虏营，后趁乱逃出营区，乘船秘密潜回上海。1935年12月，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界民众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国民党政府被爱国运动搞得神经紧张，到处搜捕革命者，风声越来越紧。艾黎听说当局要搜查他的寓所，为了刘鼎的安全，艾黎和史沫特莱、甘普霖商量后，决定把刘鼎送到莫利爱路宋庆龄家里躲避几天。44
  1936年中国政治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率先响应，开始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奔走出力。与此同时，国民党上层也想通过各种渠道“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宋子文奉命找到了宋庆龄，将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中共方面。经过认真考虑，宋庆龄委托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前往陕北向党中央传递消息。1936年3月，董健吾回到上海，向宋庆龄汇报陕北之行，转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复函和林伯渠的亲笔信，以及三枚江西苏区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和一套布币。45此时，刘鼎因孤身脱险回到上海，已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不久，史沫特莱跑来告诉刘鼎，有位朋友想要见他。原来，被蒋介石派往陕北“剿共”的张学良将军秘密派原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来上海，希望能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宋庆龄认为，刘鼎最适合代表中共去张学良那里，还可以让张学良帮助刘鼎去陕北，于是安排董健吾与刘鼎接洽。46
  刘鼎为西安之行做了充分准备，他花了十多天研读相关报刊和党内文件，提前了解张学良个人经历、处事特征。临走前的那几天，路易·艾黎等人都想着怎样为他送行，并通过他给陕北那些为了正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们带点什么，表达大家反对法西斯、支持中国革命的心愿。史沫特莱把她家的桌布、窗帘、床罩、毛毯、衣物等装了满满一大箱，托刘鼎捎给陕北红军。听说红军医院缺少药品，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大瓶麻醉药乙醚，这在当时是很珍贵的医用药物。甘普霖送给刘鼎一套小型工具，钳子、改锥、扳手、锤子、刀具、千分尺、卷尺等，应有尽有。刘鼎把这套工具中的锤子头拧下来，把宋庆龄托他转给中共中央的密信塞进锤子把内，又用台虎钳扳牢锤子头。艾黎专门去南京路为他置办一身体面的行头，经过打扮，刘鼎俨然是一位刚从国外归来的大学者。与此同时，延安传来消息，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去。宋庆龄推荐了艾黎的好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马海德大夫，他们将与刘鼎同行，由西安进入陕北苏区。
  此后，路易·艾黎和史沫特莱就承担了在上海为陕北红军购买医药和其他供应品的任务。他们想了许多办法从药店买出大批药品，然后发往西安，由刘鼎转给红军。为了能公开接收这些物品，刘鼎请史沫特莱找到一位从德国流亡到上海的犹太医生海伯特·温奇博士，在西安七贤庄设立了一家牙科医疗所。实际上这是刘鼎建立的秘密联络站，也是许多革命者进入陕北的中转站，全国抗战爆发后这里就成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936年9月间，刘鼎委托艾黎把红军东征缴获的巨额山西省银行钞票兑换成通用的法币。艾黎带着这些钞票从西安来到太原，凭着他那显眼的黄头发、大鼻子、蓝眼睛，机智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把钱带回了上海，交由马克斯·格兰尼奇（MaxGranich）等朋友处理。后来，宋庆龄将钱款凑满1万元，通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刘鼎用此款为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很多工作。

42．马海德：《半个多世纪的友谊》，载《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27页。 43．宋庆龄致路易·艾黎信（原函未署年份，落款写11月7日），新西兰国家图书馆藏路易·艾黎文件74-047-2/14。 44．路易·艾黎：《刘鼎：杰出的中国人》，载《人民日报》1987年12月31日。 45.1962年董健吾自述材料，转引自石肖岩：《一份宝贵的材料》，载《中国青年报》1981年6月4日。 46．路易·艾黎：《刘鼎：杰出的中国人》，载《人民日报》1987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