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工部局工厂督查的工作让路易·艾黎更深入地了解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在亨利·巴林的影响下，艾黎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开始思索中国的社会问题。他越来越相信，旧的世界制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渊源。艾黎告诉巴林，他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日制度必须被推翻，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出路，而且他将致力于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日制度的事业。
  除了亨利·巴林外，路易·艾黎在上海工作生活期间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友人，比如与艾黎共同租住愚园路寓所的上海电力公司工程师英国人甘普霖（Alec Camplin）。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派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陆慕德（Maud Russell）、学生部干事耿丽淑（Talitha Gerlach）、人事部干事夏秀兰（Lily K.Haass）和劳工部干事邓裕志（Core Deng），以及艾黎两个养子28就读的麦伦中学教师曹亮，他们都是艾黎时常往来的朋友。
  陆慕德、耿丽淑与路易·艾黎相识后，相互之间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宋庆龄和她们都是熟悉的好朋友。1896年耿丽淑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1920年毕业于巴特勒大学社会经济系，1926年应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邀请，由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委派到中国工作。1928年，她被调往山东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于1931年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系学习。1934年，她被调回中国，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主任干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耿丽淑参与工合运动，并长期服务于宋庆龄创办的机构29。1995年她在上海去世，安葬在宋庆龄陵园的外国人墓区。
  陆慕德于1893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17年由美国教会派来中国，在上海、武汉、长沙、贵阳、成都等地做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陆慕德在女青年会工作期间，非常关注中国各党派的活动，并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陆慕德1932年4月抵达莫斯科后，在鲍罗廷夫人任校长的外语中等技术学校教授英语，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住在一起，斯特朗当时在鲍罗廷主编的《莫斯科日报》担任助理编辑。30陆慕德在莫斯科4个月的经历对她的影响是深远的。31
  1932年末，陆慕德介绍路易·艾黎与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相识。32如前所述，1933年史沫特莱又介绍艾黎与宋庆龄相识。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苦家庭，比艾黎大5岁，是一位天生热情、感情奔放的女性。她早年当过服务员、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1928年底，她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华，广泛结交中外友人，积极投身中国革命事业，致力于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一次，史沫特莱向路易·艾黎提出，想看一下上海的工厂。于是艾黎带她参观了几个骇人听闻的血汗工厂，让她亲身感受到了上海工人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所过的非人生活。这些工厂在当时所谓的繁华之区——上海的租界里比比皆是。艾黎告诉史沫特莱，在旧制度下进行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并讲述了自己在无锡看到缫丝厂工会工人被当做“共产党”残杀的真实事件。艾黎晚年回忆：“我永远忘不了在我带她参观了上海工业区一些条件极其恶劣的工厂之后她的反应。”参观过后，史沫特莱突然对艾黎说：“你让我看到的那些情况，太惊人、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一个正派的人怎么能袖手旁观下去。你准备对这种状况做点什么？”艾黎答道：“我觉得好像整个制度都需要改变。”史沫特莱紧紧盯着艾黎的眼睛，伸手一把抓住艾黎的手腕，说：“那就让我们来干点什么改变它吧！”33
  1933年，在史沫特莱上海的家里，路易·艾黎结识了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汉斯·希伯（Hans Shippe）,1897年生于当时属奥匈帝国的波兰克拉科夫，后定居德国，加入德国共产党，从事新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作，曾到苏联采访过列宁和斯大林。1925年，他首度来华，在上海任记者。1926年后，他转赴广东参加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向国内外宣传北伐的革命意义。回国后，希伯于1928年在柏林出版了《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一书。1932年秋，希伯再度来华，担任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笔名“亚细亚人”，在美国《亚细亚杂志》和德国《世界舞台》等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
  路易·艾黎还带刚来中国不久的奥地利进步女青年魏璐诗（RuthF.Weiss）参观了上海的几家工厂。魏璐诗记得：“工人中有不少还只是孩子。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他们从早到晚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时常蜷身睡在机器旁边，或机器下面过夜。安全措施根本无人过问，锅炉爆炸造成伤亡等重大事故屡见不鲜。这些工厂，有许多是外国人，包括那些不辞跨海而进行侵略的日本侵略者办的。”34
  1934年，为了求得对中国黑暗社会现实的理性认识，在宋庆龄的关心和支持下，路易·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汉斯·希伯是这个学习小组的发起人，并担任政治指导，小组成员包括与艾黎同住的甘普霖，还有史沫特莱、马海德（GeorgeHatem）、魏璐诗、汉斯·希伯的妻子卢秋迪（TrudeRosenberg）、瀛寰图书公司经理艾琳·魏德迈（lreneWiedemeyer)35、麦伦中学教师曹亮等人，以及基督教女青年会的4位女干事耿丽淑、陆慕德、邓裕志和夏秀兰。
  在汉斯·希伯的指导下，小组成员们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经典著作，以及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大家还经常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通过学习，艾黎等人认识到了工人贫困的根源，开拓了视野，获得了从事革命工作的巨大动力。这类聚会，根据小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由于史沫特莱位于法租界培恩公寓的住所被人监视，每次大家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必须从另一个边门进入公寓，先上屋顶，再下楼梯，进入史沫特莱的那间小套房。另一处经常开会的地点是耿丽淑寓所，她曾提到“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常在我上海的家中聚会，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艾黎还和宋庆龄一起，通过国际组织为苏区购买了许多急需的医药和器材”36。至于艾黎和甘普霖在愚园路的寓所，因为是秘密电台的所在地，所以大家从不使用艾黎家作为聚会地点。
  宋庆龄为使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们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要求他们进行社会调查。当时路易·艾黎研究工厂工人铬中毒，得到了美国朋友马海德大夫的帮助。1933年马海德刚博士毕业来上海行医，他们相识于史沫特莱寓所的一次朋友聚会，自此开启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1935年5月起，宋庆龄鼓励马海德以科学研究为名，在路易·艾黎的帮助下，对上海工厂中的电镀铬中毒危害问题进行研究。37他们先后到二三十个工厂调查职业病和营养不良的状况，写出了《铬中毒在电镀工业里的情况》学术报告，1936年由中华医学会和雷士德医学研究院主办的刊物予以发表。在报告中，他们揭露了残酷剥削童工和职业性中毒等严重社会问题。他们的这项调查是中国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包括童工）影响的第一项研究，对工厂铬中毒问题提出许多改进意见。在研究过程中，马海德对上海这一工业城市的劳动状况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对他前不久所获得的政治概念提供了现实基础。38马海德直言：
  “通过调查访问，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更加激起了我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决心。”宋庆龄看到这个报告后，对他们的工作十分满意，也给了马海德很大的鼓励。39
  1935年，传说亨利·巴林因精神失常而自杀。而据当时了解情况的史沫特莱说，他是被上海青帮派遣的职业杀手枪杀的，其幕后黑手就是公共租界警察的特务部门。史沫特莱的处境也很危险，寓所被人监视，常常有特务跟踪，她不得不随身带着手枪保护自己。尽管当时上海的政治气氛使爱国进步的中国革命者及外国同情者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但路易·艾黎感到人们推翻旧制度的决心有增无减。正如艾黎1977年所写的一首诗《地下的上海》中所说的那样：
  啊，歌唱者，来吧，
  歌唱那些如此英勇献身的人，
  他们不计自身付出的代价，
  为变革一个腐烂的社会而战斗，
  因为更加发作的兽性抑制着
  可使人民尽情生活的一切。
  为此而战斗的革命者忍受着：
  从1927年到1937年，他们数以千计
  被屠杀、监禁、拷打，
  在艰苦的岁月里坚持着，
  无人知道哪一夜晚
  他或她将被捕去。40
  在学习小组一次聚会上，汉斯·希伯对大家说：“学习是好，不做实事无用，应当想办法办革命的事。”41后来，在宋庆龄的影响下，路易·艾黎直接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利用自己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特殊身份，掩护了大批中共地下工作者。

28．艾黎在上海收养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段士谋，小名“阿兰”，英文名Alan，一个是黎雪，小名“迈克”，英文名Michael。 29．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耿丽淑在上海参与创办了三合里女工夜校、难民收容所、伤兵救护站，组织教会大学学生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开展义卖活动。1938年冬，参与组建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任秘书，筹集与运送医药物资支援新四军。1940年秋，再次回美国探亲，途经香港时，在九龙第一次会见了宋庆龄。回到美国后，在芝加哥大学时事世界系学习，经常保持与保盟的联系。她通过讲演活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情况，为中国人民募捐。还担任美国社会服务工作者工会主席。1946年，又来到中国，继续在女青年会工作。此时，应宋庆龄邀请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任执行委员。1947年末，被纽约女青年会召回美国。1949年与爱泼斯坦等在美国发起组织中国福利呼吁会，任主席。筹建期间，与宋庆龄不断书信往来。该会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代表，呼吁美国人民在医疗物资、儿童保育工作等方面对中国人民给予帮助。1951年耿丽淑绕道欧洲经香港，秘密回到中国。1952年，任中国福利会顾问，主要从事儿童健康教育工作。 30.Maud Russell to the Asilomar Division,May 31st,1932,Maud RusSell PaperS,box 72,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纽约公共图书馆藏陆慕德档案） 31.1939年陆慕德访问延安，撰写了延安见闻。1943年她回到美国，不久成为新成立的“争取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该会宗旨是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争取解放运动的真相。1949年后，她主编出版《远东记者》，向美国人民宣传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后被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指控为“反美宣传分子”。多年来，她不顾高龄每年春秋两季自己开车环美旅行数月，发表演讲、放映电影和幻灯片，热情宣传新中国，一直支持中国福利会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于1959年、1972年和1978年3次访华。1978年访华时，宋庆龄曾设家宴招待，邓颖超也会见了她。1989年因肺癌在美国去世。 32．《艾黎自传》，第63页。 33．路易·艾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为劳苦大众而战的斗士》，载尹均生、曹毓英主编：《纪念史沫特莱》，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页。 34．魏璐诗：《往事重温》，载《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7页。 35．“瀛寰图书公司”，《艾黎自传》的中译本将“Zeitgeist Book Store”直译为“时代精神书店”，不确，现据1932—1933年的《字林西报行名录》更正。书店经理，《字林西报行名录》作“Missl.Weitemeyer”，姓氏名与艾黎回忆的“Wiedemeyer”微有出入。 36．耿丽淑、南帆：《路易·艾黎，你走得太快了！》，《文汇报》1988年1月13日。 37．马海德：《宋庆龄——我的革命导师》，《光明日报》1981年6月3日。 38．路易·艾黎：《我所认识的马海德》，《人民画报》，1980年第12期，第24页。马海德《铬中毒在电镀工业里的情况》这篇文章，1936年中华医学会刊发时，英文标题为lndustrialHealthinShanghaiChinaⅡAStudyoftheChromiumPlatingandPolishingTrade。 39．马海德：《宋庆龄——我的革命导师》，《光明日报》1981年6月3日。 40．《艾黎自传》，第62页。 41．路易·艾黎回忆的这段话，是王火1978年9月14日上午在北京首都医院218室采访艾黎时，艾黎叙述的。转引自王火：《希伯与斯诺——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载《文汇报》1993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