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来华之初，路易·艾黎陆续从一些报刊上读到过关于宋庆龄的报道。当时，宋庆龄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中国革命局势正发生着剧烈变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4月18日，蒋介石等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发动叛乱，反对武汉国民政府。5月21日，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对此，宋庆龄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怒斥右派叛变革命的行径，坚决主张惩办反动军官。
  尽管以宋庆龄为核心的国民党左派，继续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大旗，坚持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下，继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武汉方面也开始动摇了。1927年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汪精卫同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会后，汪精卫回到武汉，进一步加快“分共”的步伐。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次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随后，汪精卫开始在党、政、军部门进行大规模的“清党”活动，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随着“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与此同时，宋庆龄对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7月14日，宋庆龄拒绝出席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当天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7月17日，宋庆龄离开汉口，秘密返回上海。7月28日，宋庆龄委托秘书致函上海各大报社，表明她辞职的原因是“见中山主义已为一半逐渐得势之武汉分子所蹂躏”，驳斥所谓与武汉共产党不合的谣言。13
  1927年正在中国采访大革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用她的报道真实记录了宋庆龄要“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与共产党合作和组织工农大众”的立场，当“武汉的胆小的自由主义者们转向军阀的反动立场时，她就不让他们用孙博士的名义来掩盖这种背叛行为”。关于这次采访，斯特朗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
  宋庆龄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娴静温雅的人物。她身材苗条，穿着清洁的亚麻布旗袍，举止谦和，端庄，和狂暴的革命斗争似乎不甚相称。
  她献身于革命，不仅是出于自己的忠诚，也是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出于她是孙中山博士的遗孀而对她表示的敬仰之心……她同这位比她年长很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共命运。在斗争中，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她总是形影不离地追随着他。现在，她又以他的遗孀之身，继续为实现他毕生的理想而献出自己的青春。虽然仪态谦和甚至显得柔弱，但她有刚强的气质。
  ……
  她对孙博士所期望的革命目标从不动摇。她遵守他的联共和组织工农的遗愿，只要武汉的立场不变，她就不走。当武汉的怯懦的自由主义者投身于反动军阀的怀抱时，她拒绝用孙博士的名字来掩盖这种背叛罪行。接着，她离开了汉口，同时发表声明谴责上述背叛行为，措词非常严厉，当时在武汉政府所控制的所有地区都被禁止传播。为了实现联共和扶助工农的目标，她就最终和自己的党决裂了。她从形体和性格上看来如此温柔，但事实证明比国民政府中央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都更加刚强和坚韧。14
  据路易·艾黎晚年回忆，在尚未结识宋庆龄之前，他已阅读了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这本书，对身为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之一的宋庆龄有了初步印象。15
  从武汉回到上海后，宋庆龄决定为实现孙中山遗愿而出访苏联。临行之际，宋庆龄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高度评价孙中山所制定的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行径，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16。宋庆龄到达莫斯科后，于9月5日接受了列宁格勒《真理报》记者的采访。谈及前不久发动的南昌起义，宋庆龄认为：“起义的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由全社会、政治和战局的进一步的发展而定。要满怀信心地说，能在广东建立一个主要的根据地，这为时尚早。但是已经可以预言，起义的人们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能够在广东南部一个地区建立强大的根据地……我支持那种期求立即建立国民党左派政权的愿望。”17在另一次与《真理报》记者交谈时，宋庆龄表示：“叶挺将军和贺龙将军处于直接领导的职位。从他们起义之日起，就领导着左派国民党的部队，这些部队拒绝参与恢复以往封建军阀制度的背叛活动。可以完全相信，他们将成为新的军队的核心，成为统一的武装力量的核心，而这些武装力量将会得到群众的支持。随后，作为统一的武装力量，将会给中国带来统一和自由。”189月19日，宋庆龄在莫斯科发表《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她说：“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这些暴动不仅“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不论阻碍多么大，压迫多么残酷”，而且“保证了表明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要得到自由”。19
  对于宋庆龄在武汉和莫斯科时期的一些情况，路易·艾黎后来从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VincentSheean）写作的《个人历史》一书中有些了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宋庆龄的言行，大革命失败后她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以及她从上海秘密前往苏联莫斯科探寻革命道路的历程，这一切都给艾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艾黎第一次看见宋庆龄是在1929年6月，孙中山灵柩奉安南京中山陵的典礼现场。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遗体暂厝香山碧云寺。根据孙中山生前愿望，将安葬在南京紫金山麓。宋庆龄曾偕同宋家和孙家的亲属，前往南京实地勘察，选定墓址。此后由于受战争影响，中山陵建设工程进展缓慢，直至1929年春建成。国民党政府邀请旅居德国的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临行回国前的5月6日，宋庆龄在德国柏林发表声明，严正指出：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必须说明，我强调坚持1927年7月14日我在汉口发表的声明，由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及其活动，我在该声明中宣布退出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为此，我要充分地表明，我出席葬礼决不意味着并且也不能被解释为暗示一种缓和以致改变我的决定。
  ……
  因此，非常明显的是，只要国民党的领导人反对孙逸仙博士的基本政策，我参加孙博士的葬礼就不意味着我修改或撤销我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的决定，也不能作这样的解释。孙博士的基本政策就是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与苏联密切合作的政策，联合工农的政策。当这三项政策是革命的原动力的时候，我们就在实现国民党的原则方面取得了迅速进展。现在这三项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已再次成为军阀与反革命的工具。20
  5月15日，宋庆龄乘火车经苏联西伯利亚进入中国境内，在前往哈尔滨的途中，再次对英亚电讯社记者发表了上述声明。
  1929年5月28日，暂放在北京碧云寺的孙中山遗体由专列运来南京，停灵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5月29日至31日为各界群众公祭日，5月31日下午6时举行封棺典礼。6月1日凌晨4时，宋庆龄和孙中山家属、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葬事筹备委员、迎榇专员等进入灵堂，肃立恭候移灵。上午9时20分，灵车缓缓开到中山陵前广场。10时许，执绋人员恭扶灵榇进入灵堂，奏哀乐后全体行三鞠躬礼，献花圈，读诔文。典礼完毕，灵榇移入墓室，奉安于圹内。12时正，奉安仪式完毕，众人依次进墓门瞻仰。最后，由宋庆龄率领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等将墓门关闭。奉安大典那一天，南京沿途瞻仰送殡移灵的群众达50万人。
  当时，路易·艾黎正和一批上海童子军站在迎榇大道旁的观礼人群中。他看到宋庆龄“从石阶的中央径直登上，蒋介石和他的副官们在她的另一边，她不同这群人走在一起，也不让蒋扶着她”21。在艾黎看来，宋庆龄才是奉安大典“那一场面的中心人物”22。这是路易·艾黎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宋庆龄。
  宋庆龄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后回到上海休养，于是年9月再度乘船远赴欧洲寻求革命道路。直到1931年7月，宋庆龄母亲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宋庆龄回国奔丧，8月抵达上海，自此长居国内。
  直到1933年，路易·艾黎在美国友人、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Smedley）的引荐下，来到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他才真正结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女性。初次见面，宋庆龄向艾黎回忆讲述了1922年陈炯明兵变中她从广州脱险的往事。自此，艾黎与宋庆龄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23
  宋庆龄不屈不挠的精神气度、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平易风趣的人格魅力，使艾黎非常敬重。在艾黎看来，宋庆龄“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公馆。事实上，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孙中山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24。正如美国记者兰德尔·古尔德（RandallGould）所言，宋庆龄并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更不是“背了一块响亮招牌的傀儡”，而是“一位既有巨大精神力量和独立性，又有突出的个人魅力的人物”25。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在《个人历史》里这样写道：“她对孙中山的忠诚以及她作为孙夫人的责任感，使她能够永远经得起各种考验……死不能吓到她……贫困和流亡、自家亲属对她的忿怒、世界各地对她的污蔑也都不能使她的意志屈从于她认为错误的道路。”26
  艾黎在上海工作生活的11年里，有许多记忆是关于宋庆龄的。宋庆龄和外国友人之间，彼此以有趣的绰号称呼。有时候，他们会在晚上一起唱唱歌，说些轻松的话题。在艾黎看来，宋庆龄是这样一位女性：
  她从未失去还政于人民的理想，以卓越的办法坚持不渝。然而，她总能保持个人的魅力，善于将它用于工作。她虽然专心致志于需要她决定的大事，却也会以幽默和妙语给老朋友的许多聚会带来轻松气氛。“苏吉”，朋友们这样称呼她，她给同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忆。27
  除了定期会面，路易·艾黎与宋庆龄也经常有书信往来。在信中，艾黎称呼宋庆龄为“姑母”，宋庆龄在信里称艾黎“比尔”。然而，出于秘密工作的要求和习惯，宋庆龄要求路易·艾黎把她所有的信阅后立即销毁，因此艾黎留存下来的宋庆龄的信件并不多。

12.WillsAirey,ALearnerinChina:ALifeofRewiAlley,p.83．（［新西兰］威尔斯·埃雷：《一位旅华学习者：路易·艾黎传》，第83页） 13．《晨报》1927年7月3l日，转引自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14.［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之“汉口的红色力量”节，译文转引自李寿葆、施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5—16页。 15．《艾黎自传》，第75页。 16．宋庆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收录《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9—52页。 17．《真理报》1927年9月6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上），第369—370页。 18．俄文报纸复印件，转引自《宋庆龄年谱》（上），第372页。 19．宋庆龄：《中国目前的形势》，收录《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0—62页。 20.［美］兰德尔·古尔德著：《孙逸仙夫人忠于信仰》，王丽娜译，此处译文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文献》（第十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英文原文载美国《民族》杂志第130卷，1930年1月22日纽约出版。 21.1986年4月12日艾黎对爱泼斯坦的谈话，转引自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22．《艾黎自传》，第75页。 23．《艾黎自传》，第75—76页。 24．《艾黎自传》，第75—76页。 25.［美］兰德尔·古尔德：《在汉口访问孙夫人》，《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6月11日，转引自［波］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194—196页。 26.［美］文森特·希恩：《个人历史》，纽约州加登城1934年版，第208—209页，转引自《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194—196页。 27．《艾黎自传》，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