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晚年的艾黎，住在北京中国对外友协为他安排的家里。他多次提到：“那个漂亮的、不受尘嚣侵扰的院子里，有一个舒适的家，总感到十分宽慰。每年春天，院内的树木生机勃发，秋天则呈现出一片金黄。”那些年，艾黎很喜欢外出旅行，并且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但他总是说，每当在外地想到自己在北京的这个基地，心里就有一种感激之情。他原来住在楼上，斯特朗去世后，就搬到楼下来住了。
  艾黎特别喜欢与孩子们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初期，早年在上海就熟悉的老朋友夏明（邓中夏的夫人），将自己的孩子和几位烈士的子弟一共9个孩子，从湖南老家带到北京。每星期六晚上，孩子们都要到艾黎家来玩，一起吃饭，在这里洗澡。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被阻止不能与外国人接触，才中断了往来。只有其中的邓邦镇，还不顾一切地与艾黎保持联系。他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后来与一位从事雕塑专业的女同学结婚。他们夫妇及孩子仍然是艾黎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艾黎住处，就有好几件他们夫妇的美术作品。
  老朋友刘鼎的儿子刘摩托，20世纪30年代在延安时，有一次生病，是艾黎给他吃药治好了他的病，刘摩托始终记着这件事，到北京以后，每年都要来几次看望艾黎，有时也把自己的孩子带来。另外，有一个时期，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西园寺公一的二儿子也曾住在艾黎的楼上。他带来的两个孩子，与正好在北京过寒假的阿兰的一个孙子在一起，几乎把整座楼都给闹塌了。二儿子迈克的两个孩子也经常要到艾黎家来，他们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便参加了工作，后来又去了美国。聂家四兄弟中的老四从石油学院毕业后回北京石油工业部工作，他与一个学农业的女青年结了婚，他们夫妇和孩子以及老二一家三口往往每星期六晚上都来艾黎这里欢聚。特别当老四的女儿有时把她心爱的猫也带来时，这里就更热闹了。
  孩子们还常常回忆起与艾黎在一起时的情景：
  记得我们常依偎在爷爷膝下，他亲切地抚摸着我们的头，给我们讲故事，同我们做游戏，教我们唱歌。爷爷还教会我们在地球仪上找出我们的国家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爷爷十分喜爱跟他辗转半生的那只地球仪，他时常一面旋转着地球仪一面给大家讲述在地球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多么敬佩爷爷那放眼世界的宽广胸怀和博学超众的智慧。
  十年动乱后期，几个孙子曾想：爷爷是个很有威望的人物，想让爷爷帮助他们上大学。而这个要求当即遭到父亲的拒绝，他严厉地对孩子们说：“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人借助爷爷的名誉向组织要求特殊照顾，爷爷一生深恶痛绝这种坏风气。”当1978年艾黎有一次在兰州与阿兰的家人团聚时，一个孙子又透露出希望爷爷能送他出国学习，并表示学到知识要为祖国服务。艾黎神态严肃地对他说：“现在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想出国，认为国外的一切都比中国好，这种想法并不完全合乎实际，咱们的国家有着优越的制度，这些，国外的青年是没有的，在那里社会给青年人许多烦恼，而咱们的国家为青年人创造了许多好的条件，出国学习是必要的，但这首先要根据国家的计划和安排，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靠面子、靠关系出国，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什么好处。”艾黎就是这样严格要求子女的。
  艾黎一直担任兰州石油技工学校的名誉校长，他曾把积蓄的两万元钱赠送给学校幼儿园，并说“希望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他每到学校都要去幼儿园看望孩子们，孩子们对艾爷爷也非常热爱。每次他们都是穿着节日的盛装，一遍遍欢呼：“热烈欢迎艾爷爷！”并为爷爷唱歌跳舞。看到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艾黎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许久不愿离去。
  有时，艾黎会在走过的一条小巷口，看孩子们用脚背踢毽子，用鞭子抽打陀螺，抖空竹……他说，这都是童年生活的一部分。他发现，女孩子最喜欢跳皮筋和跳绳，男孩子喜欢扔拐子和趴在地上弹球。春天里孩子们都爱放风筝，而夏天则是游泳，在湖里划船，在小溪边泼水，或看着水流发愣。总之，他认为，中国是个儿童的世界，儿童是中国的希望、财富和力量。“中国有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儿童是社会中坚，能对人类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北京，艾黎还有一批老朋友，他们都会经常来坐坐，在一起共进晚餐。
  自从抗战时期艾黎在延安与马海德分别以后，马海德一直在中共中央负责医疗保健工作。解放后，他作为一名流行病学专家参加了全国性的防治性病工作。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根除了性病以后，他又把注意力转向对麻风病的控制与治疗。由于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马海德在中国和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他自己虽然先后动过8次大手术，但仍然一直不停地以卫生部顾问的身份去各地研究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自从上世纪50年代艾黎移居北京后，他们就形成了每星期聚会的习惯，这甚至成为他们“雷打不动”的制度。他们经常利用两个半天，讨论国际大事，国内形势，并形象地称作是“梳辫子”。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文学，真可谓是“海阔天空”。
  马海德回忆说：
  艾黎是一位感情非常深沉的人，他对朋友、同志的爱是无边的。当我两度因癌症而住院时，艾老没有一天不来看我的，他不仅每天带来一束鲜花，一些小点心和小菜，而且还总想方设法给我带来一个这样或那样的好消息。纵然是亲兄弟，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吧！而每逢艾老发病时，我也总是这样守护在他的身边。在我们看来，精神上的相通是最重要的。
  汉斯·米勒来自德国。中国抗战初期，他在瑞士学医并完成了学业。在中国红军精神的鼓舞下，他通过香港保卫中国同盟的帮助，辗转长途跋涉到了延安。以后又随印度医疗队抵达山西太行山八路军前线，在缺少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情况下，艰苦工作了3年。后来，他去东北为新解放区开展医疗培训工作。1960年定居北京以后，成为北京医学院的副院长。他在身患心脏病的情况下，仍致力于研制和改善中国的抗肝炎疫苗。
  另外还有著名外科大夫、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艾黎和马海德都接受过他的手术治疗，老朋友、已离任的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等都经常来看他，对外友协的新任会长章文晋在百忙之中只要有空也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卢广绵是“工合”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经常来与艾黎讨论有关新时期开创“工合”新局面的问题，甚至洪湖老革命家贺龙，偶尔也会加入到他们的聚会之中。
  中国与新西兰两国于1972年建交，以后新西兰政府对艾黎在促进中新两国友好交往中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赞扬。1984年末，艾黎收到了新西兰总督的来电，表示政府将颁发给他一枚英国女王社会服务勋章。一年后正式授予勋章和证书时，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又给艾黎发来贺电。1986年3月，戴维·朗伊总理正式访问北京时，专程到住所看望艾黎。艾黎当即表示：“我的故土是太平洋地区最小的国家之一。我居住的国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我能为建立这两国间友好关系的桥梁略尽微力，感到很荣幸。”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艾黎的家人也有了更多的机会来中国访问。艾黎的6个兄弟姊妹，除大哥埃里克外，其他几人几乎都在从事与教育有关的事业：小弟皮普是坎特伯雷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讲师，大弟杰弗是新西兰全国图书馆总管，3个姐妹格温和乔伊斯都是教师。大姐格温退休后和丈夫（惠灵顿的一位教育学教授）一起组织了以教育为中心的社区。小妹乔伊斯退休前一直是新西兰护士学校的校长。对此，艾黎曾幽默地说：“我们一家都是在指教别人怎么做。世界似乎就是分为指教别人的老师和需要听从他们指教的人这样两部分。”
  大妹妹凯瑟和弟弟皮普都已来中国几次。艾黎陪他们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皮普在1966年首次来华访问后，写了一部叫《一个工程师在中国》的书，记述了新中国当时的发展情况，他一直在为增进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友谊而努力，不幸的是他在80岁时因患心脏病去世。小妹乔伊斯也两次访华，她还随一个老年旅行团访问了山丹和敦煌。
  艾黎家族的教育职业似乎也延续给了下一代：格温的大儿子安东尼在肯尼亚负责设计中等学校教育体制；二儿子戴维在新西兰电台编制儿童教育节目。杰弗的大儿子罗德在惠灵顿大学教政治学，二儿子帕特是一位医生。他们也都因公务或作为旅游者多次来中国访问。
  在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对外友协的精心照顾下，每年夏天，艾黎都要到北戴河海滨去度假，到了冬天又安排去海南岛的三亚，还不时有去农村访问的机会。这时，艾黎就会联系来自各地或国外的老朋友见面，并有时间与孙儿女们在一起。他通常在早上整理随身带来的各种文稿，下午游完泳后，和大家一起喝茶。在那几年，艾黎感到：“要参加各种活动，每天又要写作，我真是没有空间，从未感到孤独。岁月流逝，光阴似箭，我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我想做的事情干完。”
  1982年的春天，在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和许多老同志的劝说下，艾黎开始动手将自己的经历和一生的所见所闻写成自传。对外友协的吕宛如受组织委派，配合艾黎完成自传口述资料的整理工作。经过口述录音，再整理打成文字，形成了初步的书稿，以后又经反复修改，《艾黎自传》中文版终于在1987年艾黎来华工作60周年之际出版。艾黎在“前言”中说：“我希望这本传记能同时表达我对中国人民及他们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的某些信念。”
  艾黎晚年最不愿意的事情就是去医院。有时因病不得不住院的话，也是待病情稍有好转就急着出院。他从不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而总是忍着病痛的折磨顽强工作。
  据他的养子聂广沛回忆：艾黎早年就因西北强烈的日照而得了皮肤癌，就连著名的皮肤病专家马海德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随时把溃烂的地方去掉。多年来，艾黎总是遍身奇痒难忍，而他往往只是用清凉油之类的药擦擦了事。他身上不仅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弹片，还有几次大手术留下的伤疤，也有驻留在体内的心房纤颤、动脉瘤、脑血栓、白内障等多种疾病。1982年之后的几次大病，使他的身体状况下降。可他却总是风趣地说：“我这个破破烂烂的老头还可以。”然而，他比谁都更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他不愿让别人为他操心。
  1982年，艾黎去四川访问时犯病，陪同他的对外友协的同志立即请示中央后，决定让他提前返京，但他执意不从，硬是拖着病体把原来安排的事情干完才回到北京。1984年初在海南岛度假时，他不顾已是86岁高龄并且多病的身体，亲自为溺水的同志做人工呼吸。就在这次之后，他因脑血栓突发，被用专机从海南接回北京。由于当时对外友协院内的住所正在整修，艾黎回京后暂住友谊宾馆。
  艾黎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的工作总是安排得满满的，生活也特别有规律。他每天6点30分起床，洗澡更衣之后听广播。艾黎晚年时，他的养子聂广沛搬来陪他住过一段。早上，还总是由艾黎催促儿子吃早饭，而且每天都要亲自把儿子送出友协的大门，看他骑上自行车去上班才挥手告别慢慢地走回房间。艾黎直到他1987年不得不坐上轮椅之前，谁也没有能改变他的这种习惯。
  按多年来的惯例，艾黎整个上午都是伏案工作，宽大的写字台上堆满了他要处理的信件和书稿。有时他也席地而坐，翻阅从书架上取下的资料和照片。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喜欢此时有人来打搅他。午休之后他要去公园散步或是去书店、商店买点东西。下午4点的午后茶是必不可少的，喝上一杯红茶，吃两片面包，以消除疲劳。晚饭之前的这段时间大部分用来会见来访的客人。晚饭后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之后的节目他看的不多，而无论播放什么广告，他总是挥着手说：“又是牙膏！”艾黎9点之后洗漱、上床，然后总要躺在床上看一阵书后才关灯睡觉。
  艾黎的饮食既简单又单调，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和他的几位老朋友聚会时，才请厨师多做几个菜。他基本上没有积蓄，每月800元的工资扣除生活费之后就所剩无几了，剩下的钱装在随身带的钱包里，这些钱不是为山丹培黎图书馆买书，就是资助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建设。他既不吸烟也不喝酒，总是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
  他从未向组织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过生活上的任何要求，他的电视机是朋友送给他的一台电子管的老式彩电，因坏了没地方修理，他才答应接受对外友协借给他的一台公家的彩电。他用的冰箱也是早年日本友人送给他的不足100立升的小冰箱，外边还得附加一个嗡嗡叫的变压器。他总是鼓励周围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干得不错，帮了他不少的忙。在住医院时，尽管因体力不支行动艰难，他也从不给护士增加负担，总要自己去卫生间解手。在最后生病的一段时间里，他有时不大清醒，时间概念错乱，有时夜里会让人给他做早饭吃的麦片粥，有时夜里要洗几次澡。身边的人知道他这是病态反应，只好依着他的想法去做。待他清醒时知道自己给别人添了不少麻烦，总是再三向大家表示歉意。
  他的衣着也很不讲究，虽然衣服都是自己花钱由服务员送到外面去洗，但确实没有几套像样的衣服。夏天总是穿白衬衫和蓝短裤，冬天总是爱穿那件马海德夫人苏菲给他织的红毛衣。一双在家穿的黄颜色的软底皮鞋，也是补了又补。
  艾黎一生胸怀坦荡，刚直不阿，严于律己，从来不会做那些为讨人欢喜而违背原则的事，也从不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他熟悉的人做任何走后门的事。个别原来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希望由他出面，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新西兰去时，他会厉声指责：“我不能答应你们！中国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可是你们不愿意干。你们想通过我到外国去干什么？不就是想出去贪图享受吗？！”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自力更生，不能依靠别人，他不止一次的引用“男儿当自强”的诗句让孩子们作为座右铭。而几个孩子也一直牢记他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这使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同时他对孩子和朋友们在生活上的关心却是无微不至的。
  老四聂广沛在外地从事石油勘探工作，与妻子两地分居了15年。艾黎一面鼓励他要努力工作，一面尽自己的可能给他家里一些帮助。当得知老四的妻子生孩子后，艾黎亲自冒雪去王府井买来一部小孩车送到他们家，老四全家为之非常感动。他也绝不是仅关心自己家里的人，他把所熟悉的每个人都挂在心上。在武威农场工作的苎三成是当年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学生，当艾黎得知他因煤气中毒致残的消息后，让孩子几次去信问候，还设法帮他询问治疗办法并在北京给他订做残疾人专用的皮鞋。凡是有人来信请他解决困难时，只要是合理的，他都尽力给予帮助，有人来信向他倾诉点委曲，他也总是会回信安慰一番。
  艾黎活的很真实。1987年4月，对外友协祝贺他来华60周年的大会之后，他和一些与会的领导人在住宅前种下了一棵核桃树。当时有位记者问他为什么要种核桃树，记者本以为艾老会说些诸如核桃的经济价值等动听的话，但艾黎并没有答话。记者再次追问，艾老却说道：“我喜欢核桃树，喜欢就是喜欢，不为什么！比方说你喜欢一个女的，你能说出为什么喜欢吗？”一番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那位记者自感没趣，也就不再问下去了。事后有人对艾老说这样不给人家面子，似乎不大合适。艾黎却郑重地说：“我当时没有什么其它想法，难道还要让我编上一套假话，才算给人面子？我还没有学会。”
  淡泊名利是艾黎做人的原则。他90岁生日那天，许多领导人到他的住所为他祝寿并赞扬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贡献。他在众人的称赞面前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有这么多领导人到这里来参加生日聚会，我感到非常荣幸。”艾黎的亲人很少从他那里听到他谈自己为中国革命事业做了什么事情，许多事情都是通过外面介绍他的文章才逐渐知道的。他自己从不愿意宣扬他的过去，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用不着为他歌功颂德。但他却对于自己由于投身中国革命，使之逐渐对中国古老而伟大的历史文明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而感到无比骄傲。
  艾黎一生未曾结婚，许多人曾关心地问到此事。而艾黎却经常开玩笑地说：“我这个破烂老头，没有人会喜欢！”实际上他是一个感情真挚而深沉的人，他需要家庭的温暖。但是为了事业，他牺牲了个人小家庭的幸福，把自己博大的爱献给了中国人民。虽然艾黎没有亲生的孩子，但他除了在不同时期收养的几个孩子之外，他心中拥有的几乎是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孩子。他将在香港杂志和报刊上刊稿所得的稿酬，用于每年印一批刊有他自己拍摄的儿童照片的精美画册，作为新年礼物寄到世界各地，以表达他对孩子们的一片爱心。
  当人民还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结束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的喜庆日子里时，1977年，艾黎迎来了他的80寿辰和来华工作的第50个春秋。
  12月2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艾黎举行了一个热烈、隆重的祝寿宴会。不久前刚刚恢复职务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在宴会开始之前，亲切会见了艾黎。他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艾黎表示深深的祝福。
  参加庆祝宴会的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耿飚、黄华、廖承志、王炳南、王冶秋、林巧稚、沙千里、胡愈之、王笑一、贺彪和其他一些与艾黎一起长期工作的中国朋友，以及专程前来北京祝贺的外国朋友和在北京工作、访问的国际友人等。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阿特金斯和夫人也出席了宴会。
  宴会正式开始后，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首先举杯向艾黎祝寿。他说：
  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邓小平接着指出，我们的国家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对到本世纪末应该做什么有了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相信，这个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给80高龄的艾黎的任务和对他的要求是，至少再活24年，使他能够亲眼看到他毕生为之努力的愿望的实现，并且成为经历三个世纪的活动家、革命家，经历三个世纪的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
  这是艾黎曾经为之战斗了大半生的第二故乡的中国领导人对他的高度评价。邓小平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全场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艾黎激动地说：
  这么多的同志和朋友前来为我祝寿，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耿飚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在百忙中出席今晚的宴会，使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今天晚上的这次庆祝活动，在未来的岁月中将始终对我起鼓舞作用。
  他在讲话中表示，再过一两个月，我在中国居住就满51年了。中国革命给了我很大的教益。对此，我个人是十分感激的。革命给我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回忆。我非常钦佩所有那些过去战斗得十分出色，现在又努力把革命推向更高阶段的人们。
  回想在中国度过的那些岁月，艾黎说，最使他高兴的是，自己能够同普通的中国劳动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跟他们共同生活，一起战斗。这为他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新世界。他相信，今天，在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将向全世界提供宝贵的经验。中国革命的榜样本身就向全人类指明了方向，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事业将从中获得新的动力。
  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在宴会上祝酒。阿特金斯大使在宴会上宣读了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给艾黎发来的贺电。新西兰前总理华莱土·爱德华·罗林和夫人也给艾黎发来了贺电。
  5年后的1982年12月3日，中国对外友协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为艾黎85岁寿辰祝贺。宴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廖承志，国务委员黄华，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等老朋友同艾黎进行了亲切交谈，向他祝寿。邓颖超热情地握着艾黎的手说，祝你健康长寿，祝愿你同中国人民的友谊随着年月的增加而不断加深。
  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在宴会上致贺词。他说，“今天我们不是一般的祝寿，而是向艾黎同志表达中国人民对他的感激之情。艾黎同志85年的生活中有55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他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始终一贯地同情、支持并亲自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斗争。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和长期的。我们庆祝艾黎同志生日的时候，要学习他为自己所信仰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学习他关心群众疾苦，密切联系群众和实干的精神。
  接着，北京市市长焦若愚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于艾黎“北京市荣誉市民”证书和证章。这是创立这个称号以来的第一次授赠。
  艾黎激动地说，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怀，自己的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他认为，这些年来他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目睹了中国人民如何共同努力，不断为生活增添新的意义，使从前寸草难生的地方开出鲜艳的花朵，这一切始终是他从中汲取力量的源泉。他感谢北京市领导人和人民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他希望自己能继续无愧于中国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