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从根本上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在新形势下，许多人都认识到，中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待业青年多，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也需要发展合作经济，需要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逐步把国内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同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结合起来。这样，“工合”振兴民族经济、合作务实的光荣传统，被提上了全国政协会议的议事日程。
  在1980年9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以及薛暮桥、萨空了等30多位曾为“工合”作出过卓著贡献的老同志，联名递交提案要求恢复“工合”组织。他们列举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发展战时经济作出巨大功绩的历史事实，认为“工合”的经验和做法，仍然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为此，国务院召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有关单位和一些“工合”老同志，就工业合作组织的恢复问题进行协商。同时，全国政协专门组织召开了3次座谈会，讨论有关恢复“工合”的问题。艾黎作为“工合”的创始人之一，也应邀参加了讨论。
  在一次座谈会上，艾黎说：粉碎“四人帮”以后，青年人集中精神努力学习某些科学，以便能考入大学学习，而且毕业后能做有用的工作。但能进入大学学习的青年只占很小的百分比。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待业青年的队伍还在不断增加。工厂的进一步自动化不能为就业问题增添新的机会。现在的问题是要青年们自己组织生产，开辟一条道路，创造有意义的生活。在全国，人们自己组织起来是可以找到就业的种种机会的。一些停产工厂不用的设备；大工厂的一些废品；不便于大量开采的小矿区；需要绿化的荒山等等。同时，还有不少有能力的工人，他们至少可以利用一部分空闲时间在技术上提供一些帮助。在象“工合”这样一种群众性的组织里面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它的口号就是“一起干”，建立一个互相关联的组织体系，做为国家生产战线上的一支补充力量，让人们自己负担起事业的盈利和亏损责任。
  他称新的“工合”运动应该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工合”运动的远景好比一座大花园，现在还没有花，希望大家把花种起来。他还强调要高举“工合”组织的“共同工作”的旗帜，希望把“工合”办成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众的组织，争取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中的创造才能，艾黎的想法代表着众多的老“工合”的意见，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3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恢复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同时，有专家学者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合作社经济是一种世界性的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的经济形式，它不是独立的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附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它不但附属于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导成分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成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它更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
  经过积极筹备，1983年11月20日至30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各方面代表和中外来宾120多人。其中有“工合”老同志，有建国以来从事手工业合作和集体工业的同志，以及社会各界热心支持“工合”事业的同志。会议听取了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中顾委常委程子华的重要讲话和全国手工业合作社负责人季龙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49位理事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薛暮桥为名誉理事长，艾黎和陈翰笙为名誉顾问。
  根据全国“工合”会议的既定方针，各地纷纷展开了一系列活动。从1983年12月至1988年底，全国已在北京、上海、江苏、甘肃、陕西、安徽、河南、广东、福建、江西、辽宁等省和直辖市先后建立了“工合”分会，各地共建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工业合作经济组织、企业达200多个单位。同时，“工合”总会还与北京朝阳区人民科文大学签约，接受科大为“工合”协会团体会员，并将原科大改名为“培黎职业大学”。至此，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有了自己的第一所综合性职业大学。艾黎和马海德曾担任名誉校长。
  1984年10月，艾黎和马海德去河南了解那里的“工合”发展情况。在郑州，他们在一位省委副书记和河南省“工合”分会负责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合”分会的办公室以及下属的一个眼镜公司和一个汽车修理合作社。汽车合作社经理告诉他们，社里每月能修300余辆汽车，生意还可以，厂房和设备全是工人入股购置的，经理是个修理工，会计是工人自选的……这时，艾黎高兴地插话说：“很好！很好！有点像是我们过去的样子，我们‘工合’什么都要，就是不要官老爷……”他把这个“官”字说的特别响。以后，艾黎又问他们需要帮助吗？他们说需要一台曲轴机。艾黎马上将此记在了小本子上。以后一行人又随车参观了洛阳的一个彩色摄影合作社。1985年5月，艾黎再次来到河南视察当地的“工合”开展情况，他去了当时发展较快的焦作、新乡，参观了几个合作社，召开了有关方面的座谈会，并与工人们合影留念。
  在视察中，艾黎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他说：“‘工合’是抗日战争中的群众组织，那时候中国青年都有一个理想，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中国青年也应该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参加‘工合’，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发展经济，把中国早日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强调，如果要办好合作社，就不能逃避工作。“一起工作”，这是新“工合”的基本口号。在土地上可以办合作社，在林区可以办林业合作社，在公路上可以办养路合作社。国民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部门都可以办适当的合作社。合作社不是为个人谋私利的组织，而是为广大普通群众谋利益的组织；一起工作的思想对广大群众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合作社只有牢牢地坚持其合作的原则，才有希望壮大和兴旺。“工合”具有的稳定作用，可以对现代的中国做出很大的贡献。
  艾黎非常愿意与群众直接接触，年轻时可以到处跑，随着年龄渐大，专门去农村的机会就很少了。河北昌黎县紧挨北戴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艾黎每次到北戴河疗养，几乎都要去昌黎县的五里营村和后雨山村看看。在近20多次的访问中，与当地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62年艾黎第一次来到五里营村，便深入村民家中，坐在炕上与他们拉家常，关心村民的吃、穿、住、医、行等问题。村民们也热情地把他当做毛主席的朋友。唐山大地震时，昌黎县也有不少房屋倒塌。1978年艾黎来到这里，看到一排排新房拔地而起，兴奋地对村党支部书记说：“地震是件坏事，但对你们来说也是好事。过去老百姓住得不好，一个院有几家，现在一户一个院，都住上了新房，还搞了规划，确实不错。”事后，他还热情地把昌黎的所见所闻撰文向海外介绍。艾黎每次去，总是设法到村里的学校走走，与学生打乒乓球，为学生照像。他看到教室墙皮剥落、桌凳破损、室内光线不好、有的属于危房，便及时建议并帮助村干部和学校负责人设法改善。他总是说，要给孩子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1981年他最后一次去访问，当看到经他多次建议，现已展现在眼前的五里营村北山坡80亩人造平原，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各种果树苗时，他的心情格外激动。而村民们也说：艾黎不同于其他外国人，他是真心帮助和关心我们的。
  艾黎从小喜欢历史和地理课，他觉得那是一件既学知识又有趣味的事情。克赖斯特彻奇中学附近的坎特伯雷博物馆便是他常去的地方。来到上海以后，他经常利用午休去逛广东路的古玩市场。从那时开始，他就迷上了收藏一些明、清时代生产的色泽深红、光彩夺目的瓷器。到了山丹，培黎学校最早建立的是制作简单器皿的陶瓷厂。后来他们发现，在山丹以西约60公里处的黑水河附近，居然埋藏着大量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文物。从此，艾黎对研究和收藏中国古陶的兴趣更加浓厚。
  解放后艾黎移居北京，他又开始在老琉璃厂的许多古玩店里收集了一批历代的陶瓷品，并和那些店主们交了朋友，也学到了许多知识。以后他凡是在中国各地旅行时，只要有可能，就努力注意观察古窑址，研究发现那些有价值的瓷片。迷人的陶瓷器皿对艾黎有强烈的吸引力，几十年来，他一边在各地参观访问陶瓷厂和古窑址，一边仔细了解与陶瓷有关的一切人和事，并写下了大量的札记。1983年他与澳大利亚著名的陶瓷专家旺达·加恩塞惠允合作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的古窑与现代陶瓷》（中译名《瓷国游历记》）的专著。艾黎在序言中写道：“本书作者既不是一位考古学家，也不是一位古陶瓷专家。我只不过在中国居住和旅行了几十年，对中国的陶工的成就具有浓厚的兴趣和崇高的敬意。”
  艾黎到北京后，常想起山丹和山丹人民。他说过：“在山丹与青少年一起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快活、最充实的年代。”1979年6月，艾黎第四次重访故地，在参观山丹县出土文物展览时，看到了当年他带领培黎学校师生在垦荒开渠时发现的“四坝文化”遗址和出土的陶器、石器，这使他心情十分激动。也就是在这次访问后，他决定将自己收集的文物捐赠山丹。1980年3月，艾黎在给山丹县文物馆馆长王自刚的一封信中说：“我已日愈年老，在北京的住所有一些古董，我打算交给山丹县文物馆保存。”
  6月，王自刚代表山丹县委和县政府到北京向艾黎表示感谢，并商量有关交接和搬运事宜。不久，艾黎又给山丹县政府写了一封信：
  我在山丹共九年之久，山丹人民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如今我已年迈，我想将我几十年所收藏的一些文物赠送给贵县，做为县文物馆的收藏品，我希望它能帮助贵县人民了解社会的起源与发展，懂得我们的过去、今天与将来，从而达到早日实现四化的目的。丝绸之路是很有吸引力的旅游路线，如山丹能成为该线的一站，它将使多国家间的友好往来更加密切。
  在北京，有不少同志问艾黎，为什么不把这些文物留在北京？艾黎的回答是：“山丹离都市远，那里的老百姓看不到这些东西，还是送到山丹好。”
  根据艾黎本人的意见和考虑各方面因素，艾黎捐赠给山丹的文物，先后共分5次接运完毕（第五次是在他逝世后接运）。第一次接运是在1980年6月18日至26日，共交接文物361件、字画71件（其中一部分是纪念性文物），因为都是些较小的文物，故都装在皮箱里，由王自刚随身携带乘火车安全运抵山丹。
  第二次接运文物是在当年的9月18日至30日，共交接文物2322件、字画52件。这次是由王自刚在北京空军部队工作的朋友帮忙，其中大部分文物被装在三只大木箱由军列运抵山丹。还有3只皮箱的文物，由王自刚等人随身携带乘火车带回。这次接运的文物数量最多，达到艾黎捐赠文物的三分之二。
  第三次接运是在1981年6月16日至27日，交接文物590件、字画87件，共计677件，全部由火车快件运抵山丹。
  第四次接运是在1982年4月10日至18日，交接文物100件（含明、清家具13件），字画26件，文物资料93册。由火车快件运抵山丹。
  在前后几次整理交接文物的过程中，艾黎总是尽可能地对所有的文物的来源甚至历史背景做详细的介绍。如当王自刚登记到一件造型酷似印度人的北魏灰陶俑（编号A301号）时，艾黎就介绍说，这件文物说明，中国和印度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河西走廊历史上的五凉时期，佛教很盛行。北凉的那个沮渠蒙逊就很笃信佛教，他成北凉主后，由甘州迁都城到凉州，就请高僧昙无歼翻译佛经几十卷。北魏时期也是一样。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佛教占着主要位置，而且是通过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交流的。有一包饰物（编号A287号），艾黎说是箭镞饰物，共5件，质地铜，规格直径2至3厘米，高2至4厘米不等，器形呈人头状，中间有竖圆孔，上下可连接配件。人头形象，分别是古埃及、古印度、古伊朗、匈奴、西亚民族的。艾黎拿着这些“宝贝”说，这些东西，很可能是唐代这些国家的商贾来中国时，随身带的兵器，是中国和西亚、南亚、非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物证。
  艾黎常说，中国古老文明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可以从陶瓷器的发展中得到鉴证，优美的陶瓷制品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技术的进步在陶瓷中都能最好地体现出来。这说明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1000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精美的瓷器。
  在接运的文物中，有一件是纪念性文物，即20世纪5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何香凝画的虎。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曾送给艾黎一轴她画的上山虎。但1939年初，艾黎在武汉的住宅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那幅真迹画与房子同归于尽。解放后，何香凝只能送给艾黎这件印刷品，留作纪念。
  一次，王自刚将一本《张掖地区民间歌曲选》送给艾黎，他马上哼起了山丹民歌《拉骆驼》，并说，山丹有许多民间故事非常有意思，可以多做些挖掘工作。1982年3月28日艾黎因病住院。4月10日王自刚赶往北京。艾黎见到他后，就要他把剩下的文物全都运走，连墙上挂的也带走。后来还是在对外友协同志的劝说下，仍留了一部分文物在北京。
  在艾黎向山丹捐赠文物的同时，大家已开始考虑建一个存放、陈列文物的展馆。根据艾黎的建议，是希望修复山丹城东南一座五代时期留下来的二层木结构古建筑，用这座被当地人称做“陈家楼”的旧址来存放和展出。甘肃省有关部门尊重艾黎的意见。1980年10月20日，由省计委正式批文，同意恢复五代建筑“陈家楼”，共960平方米。1981年1月，山丹县政府召开会议研究陈列馆的修建问题，并成立领导小组，负责具体工作。最后由甘肃省文化厅帮助落实经费，省建筑设计院提前拿出图纸，地、县计委优先解决了“三材”指标，于当年8月1日破土动工。半年时间，第一期工程竣工。第二期工程于1984年9月2日竣工。整个建筑平面呈四合院式，中间为二层有前后外廊的主楼，建筑面积共1126平方米，总投资35万元。
  艾黎曾建议陈列馆名为“山丹丝绸之路博物馆”。后经山丹有关方面与中国对外友协以及艾黎本人协商，还是定名为“艾黎文物陈列馆”。以后，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著名书法家楚图南题写馆名时，将馆名改为“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当向艾黎解释加“捐赠”两字更为妥当，否则会产生歧义后，艾黎表示非常满意。
  1982年6月7日晚，艾黎等乘火车抵达山丹。9日，参加了庆祝“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一期工程竣工开馆典礼。艾黎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并为陈列馆剪彩和参观了展出的全部文物。甘肃省、张掖地区、山丹县、中国对外友协、艾黎的一些外国朋友和当年在山丹培校的100多名学生参加了仪式。
  1981年至198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和甘肃省文化厅多次派文物专家对艾黎已捐赠的文物进行定名、断代和初步鉴定，基本上确定了这些文物的等级，其中不少文物为珍品。
  艾黎在山丹参加剪彩仪式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兰州稍事停留，与一部分参加开馆活动的朋友和学生聚会，其中大都是原来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老校友。这也是几十年来同学们的第一次聚会。回忆往事，大家心情激动。这时，就有人向艾黎提议，为了纪念已故校长何克，能否在山丹兴建一座图书馆。艾黎对此十分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件有关继承培校传统、振兴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事，表示完全支持。专程由新西兰来山丹参加开馆庆典的前山丹培校医院院长罗伯特·斯宾赛大夫更是极力赞同，并当即带头拿出100元人民币，希望以此作为捐助的起点，祝图书馆早日建成。
  为慎重起见，回到北京后，艾黎便通过他的义子、兰州石油技工学校副校长段士谋和在石油部工作的养子聂广沛向山丹县政府转达意向，希望县里在规划文物陈列馆二期工程时，能在文物馆院内建立一座图书馆，并争取在1985年7月22日何克逝世40周年之前建成。艾黎还将此建议于9月底向全国对外友协正式提出。不久，便得到了对外友协的大力支持。
  甘肃省人民政府、张掖地区行政公署、山丹县政府对艾黎倡导兴建培黎图书馆一事给予高度重视。9月初，主管文教的副省长李屺阳到河西地区视察工作。她在听取了拟在山丹兴建一座图书馆的意向后，表示非常支持。返回兰州后，即将上述情况写成“送阅件”分送省政府有关领导。还特别强调：艾黎倡导在山丹兴建一座图书馆，此事与已兴建的文物陈列馆同样重要，它不仅可以丰富山丹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影响深远的大事。
  很快，省长李登赢、常务副省长葛士英都对此明确表态，并指定由李屺阳负责落实。
  在接到山丹县人民政府关于图书馆的基建报告后，甘肃省政府即拨款40万元，作为兴建图书馆和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二期工程的专项资金。省文化厅、山丹县政府领导与省建筑勘测设计院的工程设计人员，随即确定了设计方案，设计院仅用40天时间，就把全部施工图纸设计完毕。由山丹县政府成立图书馆筹建领导小组，开始实施。
  在工程施工中，省级有关部门领导，先后来山丹检查指导过工作。省长陈光毅两次路过山丹都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度，并强调“要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这座建筑面积1010平方米，内含可藏书20万册的书库及采编室，报刊、期刊、儿童阅览室和资料室、办公室等设施，具有综合性规模的图书馆，于1984年7月建成。以后，省文化厅还追加开办补助费，省财政厅又拨付5万元的专项图书购置费，保证了图书的上架和按计划开馆。
  山丹培黎图书馆从开始筹建到建成，都凝聚着艾黎的心血。是他提出要建平房，一方面与主楼配套，同时可以增加抗震能力。为了能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山丹，是他不断地给世界各地的朋友写信，宣传在建的山丹图书馆。英国的何克亲属收到艾黎的信后，两次捐赠人民币近2000元；曾在山丹工作过的新西兰朋友艾启赫、美国朋友易斯利等，在华工作过几十年的耿丽淑、爱泼斯坦夫妇等，也都慷慨解囊为图书馆捐款；国内的许多知名人士也都纷纷捐款，特别是在全国各地的老培黎学校校友很快开展了一个情系山丹的募捐活动。从1983年8月到次年8月，先后收到国际友人、老“工合”会员、老校友300余人的捐款达1.3万多元。图书馆快建成时，艾黎又提醒山丹的朋友：“将来开馆后，取暖问题一定要解决好，不然孩子们去看书，老百姓去看书，到冬天就受不了。”在他90寿辰时，澳大利亚朋友寄给他一笔祝寿礼金，他立即寄给山丹培黎图书馆、文物陈列馆各1500元。
  自从山丹培黎图书馆开始筹建，收集和寄送图书也成了艾黎的一项经常“任务”。他无论是冬去海南岛、夏住北戴河，还是去各地视察工作，都忘不了到当地新华书店购书。就是在他生病住院时，也要嘱咐秘书去办理。在两年的时间里，艾黎向山丹培黎图书馆捐赠新书2400多册。在他的积极动员下，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图书馆献书，其中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革命先烈的故事以及农业、畜牧业、林业、经济作物、乡镇企业等方面的最新图书，还有一套套中外名著。这些都寄托着艾黎对第二故乡——山丹人民的深情厚谊，也寄托着艾黎对故乡繁荣富强的殷切希望。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馆名为“山丹培黎图书馆”。大家认为，取名“培黎”，不仅是纪念何克，也把所有曾在山丹工作过的朋友，不论谢世的还是健在的，都包括进去了。它还体现了寓“培黎精神”于丰富山丹人民文化生活之中的含义。馆名由对外友协副主席、全国著名作家、书法家周而复题写。图书馆开馆仪式于1984年9月2日举行。
  在山丹培黎图书馆开馆的几天前，艾黎、马海德以及来自各国的朋友就都来到山丹。当艾黎和马海德在视察准备情况时，却在“读者须知”中发现，其第一条将读者年龄限在“10岁以上”，认为不合适，提议应当改为“7岁以上”。他们再三对图书馆的同志强调，要让孩子们早一点到这里接受新知识，这是造就人才的好场合，除去学校，这里就是他们的第二大课堂，一切要为孩子们着想。
  开馆那天，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刘庚寅、甘肃省副省长葛士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屺阳，以及省文化厅、张掖地区领导和山丹县各界代表、部分老培黎学校校友参加了这个隆重的集会。会上，艾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上宣读了国家副主席王震给山丹培黎图书馆的题词：“学习何克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发扬培黎学校的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后，山丹培黎学校被西北石油管理局接管，从此学校的办学方向不再是培训农村小型工业技术人才，而是注重培养石油工业急需的技术工人。1953年，当艾黎回到北京的同时，山丹培黎学校的主要实践基地——中心机械厂也开始迁往兰州，要将它改建成一所较现代化的石油技工学校。
  也就在迁校的最后两辆大卡车驶离这座城市后不久，1954年2月11日零时，山丹县城发生了里氏7.25级的大地震。全城建筑物瞬间几乎化为一片瓦砾。地震后在山丹城东北形成了一条长约15公里的破裂带。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山丹人民展开了不屈服于大自然，向大自然挑战的抗灾自救活动。20世纪50年代，每当艾黎重返故里，看到山丹发生的种种变化，都充满着喜悦与激动的心情。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交通的便利，艾黎几乎一二年就要去山丹一次。他关心着第二故乡的一草一木，关心着故乡的经济建设与群众生活，更关心故乡孩子们的成长与学习。
  1982年6月初，艾黎以兰州石油技工学校名誉校长的身份，参加了该校举行的建校40周年庆祝会。他在了解到学校1953年迁至兰州后，已为中国的石油工业培养出了数千名技术骨干，成为当代中国石油工业建设者的培训基地后，感到极大欣慰。之后，他又到山丹参加了“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开馆仪式，听取了县领导关于工农业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发展状况的汇报。这时，他开始萌发了要在他有生之年，在山丹新建一所培黎林牧学校的愿望。
  这年夏天，甘肃省主管文教的副省长李屺阳到山丹视察工作，参观了艾黎捐赠文物陈列展览，得知前山丹培黎学校校办工厂地址就是今日的山丹县南关小学时，便也有把南关小学办成一个像当年培黎学校式的新型学校的想法。她当时说：“从艾老收集文物可以看出，他对丝绸之路是很有感情的。现在有些外国人也知道了山丹，对外往来不少，像山丹这样的地方，应该继续成为联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更要注意发展和新西兰的民间往来。可以先办几个职业班，将来畜牧业发展了，再办成半工半读的学校。”
  就这样，1983年3月，甘肃省政府在基本建设经费中拨出10万元，给山丹南关小学扩建校舍。同年，山丹县教育局在南关小学设了两个职业班。当艾黎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以后，又经过原山丹培黎学校几位老校友的积极支持，1984年11月17日，艾黎以《在山丹筹建新培黎学校的想法》为题，正式向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出建议：“山丹的迫切需要在于改善农业、改进畜牧业和林业的管理方法，但现在的初等教育没有开设这些课程，而且学校不能提供结合实际的训练，影响了在这几方面的人才培养和开发。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应在旧培校农场附近建立一所新培校。”
  12月2日是艾黎87岁寿辰，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甘肃省省长陈光毅、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屺阳前往北京艾黎寓所向他祝贺生日。会见中，艾黎再次向甘肃的领导人提出想在山丹新办一所林牧学校的想法。李屺阳插话说，艾老的设想非常好，不过林牧范围小了一点，应加上“农”，农林牧范围就广了。李子奇、陈光毅都表示同意。学校名称就此定为“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并确定由李屺阳负责筹备工作。
  为了使这所学校尽快建起来，艾黎提议成立一个“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促进委员会”，任务是争取捐款，筹措资金。艾黎、马海德、李屺阳等人带头捐款。1985年1月，由甘肃省教育、农业、林业厅的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筹委会”正式成立，艾黎、马海德为名誉主任，主任李屺阳。不久，山丹县也建立了由县委、县政府领导人参加的该校筹建领导小组，并抽调了8名干部专门从事筹建工作。
  在此期间，艾黎就有关新学校的性质、方向等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
  一、学校名称。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名字已经叫出去了，国外都已知道了，不便再改名。
  二、学校性质。既然叫农林牧学校，当然可以办些林场、农场、鸡场等，也可搞些像运输、修理之类的专业，但工厂不能办得太多。不要像原培黎学校那样通过办小工业获得财富，主要的目的是半工半读的培训。我们的功绩，在于造就了解情况并懂得据此进行工作的人。
  三、学校的招生与去向。新培校的学生要从小学毕业的农村孩子中招收。因为这些农村孩子从小受到中国农民艰苦奋斗的美德的影响，又加上他们在学习上特别有后劲，在他们世界观还未定型前，若在培黎学校能受到良好训练，将会成为农民喜欢的新式农民。
  四、关于学制和培养目标。学制5年最好，3年学基础课，2年学专业课足够了。要通过训练，使孩子们懂得如何才能改变环境，或依靠什么力量去发展经济。现在农村还处在普及科学阶段，所以学校培养的任务、目标是技术员，不是设计师或工程师，否则会所学非所用。
  1987年4月21日，在纪念艾黎来华工作60周年时，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正式开学。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刘庚寅和艾黎研究室主任吕宛如，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筹备委员会主任李屺阳及甘肃省有关厅局领导等，都亲临山丹祝贺。
  艾黎的夙愿实现了。他虽由于身体原因，未能来山丹参加庆典，但他发来了贺电，向师生员工和所有尽过力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希望新的培黎人树立建设新农村的信念，努力学好建设新农村的本领，为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勉励大家要努力按照“工合”的传统一起工作，并表示：“如果我们能清楚地分析和创造，我相信，我们就能发扬山丹学校的那种精神，明智地奉献我们的生命，使世间的事物由于我们的斗争而美好一些。”他认为，这种教育对未来的事业很重要，因为它能开阔人们的眼界，使人们能够处理他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艾黎在贺电中希望大家向周恩来学习：
  一个伟人要不骄不傲，朴实审慎，实事求是，因此他的思想基础是牢固的，他培养了自己坚定的性格和坦白的心怀。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中学习，所以我们能够发扬这些品质，使我们一生的工作更有成效。被提拔当领导或长期担任一般职务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伟大不仅使你个人受益，而且使与你接触的人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