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艾黎最后一次见到史沫特莱是1941年在香港。当时，艾黎从江西乘飞机到香港，史沫特莱则在那里治病修养。抗战爆发以后，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解放事业的忠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因此积劳成疾。在香港一段时间后，她准备回美国继续治病，同时把她所写的书稿整理出版。回忆起当时告别的情景，艾黎说：“我们站在大街上，就在那些傲然矗立的银行大楼旁边。她有点异样地看着我说：‘这次大概是再见了吧。’我们吻别后就分手了。在她身旁，那些银行和维多利亚女王铜像似乎都黯然失色。她那革命的人道主义，她那能表达感情和气质的炯炯目光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后，开始写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45年8月，董必武到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专程去看望了史沫特莱，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史沫特莱在贫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继续奋笔疾书。1949年11月，她已取道英国准备来华，却因突发胃溃疡出血导致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只得滞留英国。但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终年58岁。
  1951年5月6日，艾黎在北京参加了老朋友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和她的骨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安葬仪式。纪念仪式在北京青年宫举行。大厅内陈列着史沫特莱的遗著，精致而栩栩如生的史沫特莱巨幅遗像悬挂在正上方。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一块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竖立的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史沫特莱于1950年4月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的人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艾黎说：
  史沫特莱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她的著作增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形势发展的了解。尽管困难重重，她在有世界影响的《国际通讯》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篇出色的报道。中国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视她为知己，尽力帮助她写作。她也帮助过他们当中许多远处求助的人。她最敬佩的中国人是朱德，这位革命领袖极为广泛的生活知识以及他的品格和志向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艾黎与著名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相识，是在1938年的重庆。而20年后的1958年两人再次相见，是共同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那次会后，艾黎与斯特朗同机飞到北京，中国对外友协将她安排在艾黎住的楼下。这样，他们便经常可以在走廊的餐桌上共进早餐，并观赏院中盛开的石榴花。用艾黎的话说：“我们在一起就餐达11年之久。”
  斯特朗是记者和作家，她的职业生涯经历了20世纪的前70个年头。她一生始终如一地在追求自己的目标：从革命发源地收集革命信息，再把这种革命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斯特朗从1925年首次访华（年近40岁），以后又5次来到中国，而且每次都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她从中国和中国人民那里发现了极度感人的主题。她愿把全部时间和经历集中到这个主题上来。
  抗战爆发后，她多次来华，访问八路军总部，了解国共合作，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揭露国民政府腐败等等，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她第五次访问中国，在延安的生活成为她记忆所及的最快乐的时光。在延安，她还得到了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因为在她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之后，她撰写了《中国的黎明》一书。
  1958年斯特朗第六次访问中国，这时她已73岁高龄，健康状况不佳，她只得借助拐杖行走。这一次，她留在了中国。在此后的12年中，斯特朗在中国恢复了健康。她继续毫不懈怠地工作。她曾到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各地旅行，并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她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也同街上的路人交谈。她宣称：生活在北京，强化了她的气质和情操。
  艾黎与斯特朗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艾黎回忆说：“路易斯有的时候情绪不怎么好，但在她心情愉快时，她就跟我回顾她早年的生活和斗争。”斯特朗说自己回美国后的10年是痛苦的，因为她原来的许多老朋友都不理解她。她被剥夺了原有的讲坛。但这并未阻止她继续以最大的努力去教育人民。她办了《今日》通讯，向世界各地散发。她最后是克服了巨大困难从美国国务院获得护照，得到允许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会议。
  在北京的那些年里，艾黎与斯特朗经常去天坛散步。艾黎说：“那里有一条小道，两边丁香簇拥，是她心爱的去处。我和马海德至今称它是‘安娜·路易斯小道’。”在斯特朗的最后几年，艾黎和马海德几次陪她去广东从化过冬。夏天她喜欢去北戴河，直到她去世前的一年，还愿意游泳。斯特朗曾经告诉艾黎，说她晚年最大的一件事是中国领导人在上海庆祝她80寿辰。那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她，并为她举行了午宴。当晚，周恩来总理主持了盛大的祝寿宴会，还赠给她新版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这使她非常高兴。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许多事情不能理解。有一次她气愤地对艾黎说：“刘少奇是叛徒？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
  1970年3月29日，斯特朗因患心动脉硬化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80年，艾黎参加了在北京由宋庆龄主持召开的纪念斯特朗逝世10周年大会。艾黎认为：
  对安娜·路易斯的真正纪念是实现美中两国友好。对她来说，中国是最艰巨而美好的事业；她全心全意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从不动摇。她热爱美国，而在中国如此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像埃德加·斯诺一样，她是促进美中关系的一位坚定的先驱者。
  1960年6月底的一天，艾黎与马海德还有中国党和政府的官员邓小平、黄华、廖承志等，来到北京机场。他们是来迎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
  艾黎和斯诺于20年前在中国分别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了。1941年，斯诺由于接受了《纽约先驱论坛报》去东南亚和印度采访的任务而离开中国。但谁也没有想到，他这次离开中国，一晃就是20年。期间，虽然新中国成立，而斯诺却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能自由行动，但他仍然时刻关注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新中国的领导人和他的朋友们也在大洋彼岸关注着他的安全与健康。1959年，斯诺举家移居瑞士日内瓦。这样才有了今天的北京之行。
  在机场等候期间，马海德还讲述了斯诺曾对艾黎的一次夸张性描述。斯诺当时形容艾黎：
  有关他的主要事情是，他信赖中国。这成了他的信仰了。他说中国话，喜爱中国的普通人民。他长着一头红得像火焰的头发，大脑瓜，鹰钩鼻子。他的身躯长得像一具压路机一样，双足像两棵劲挺的树木一般拔地而起。他为人豁达大度。不屈不挠，并且富有才智。
  飞机划破了蔚蓝的天空，稳稳地降落在北京机场。走出机舱一看，斯诺惊呆了——只见灿烂的阳光下，他的老朋友们全都等候在那里。
  斯诺快速走下舷梯，与他们一个个地拥抱。艾黎、马海德与斯诺互相拍打着，问候对方。
  艾黎说：“埃德，你看我们都天天盼望着你来，我们既佩服你，又为你在美国的生活担心，你受了不少苦吧？我看就是你这性格没变，还像以前一样，顽固得像密苏里的骡子！”
  艾黎这么一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汽车沿着宽阔的马路驶往北京市区。
  斯诺这次访问中国，是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此次行程共安排了5个月时间，到14个省的主要城市去考察访问。他的路线北到内蒙古，西到陕北，南到云贵川，然后从上海到汉口，斯诺还将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艾黎陪同他访问了延安和另外几个城市。斯诺告诉艾黎，他回美国定居前，在中国度过了13个春秋。所以他回去以后，便把全部精力用于将所见所闻写进他的著作，以增进西方各国人民对这个占人口四分之一国家的了解。
  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宴请斯诺，并请来艾黎、马海德作陪。
  1964年10月至1965年初，斯诺又一次来到中国访问。尽管不久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他困惑不解，但他仍对中国充满信心。1970年，他偕同妻子洛伊斯·惠勒最后一次访华。那时，中国与美国的对峙已有所缓和。10月1日，斯诺夫妇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在逗留期间，他被告知中国政府将欢迎美国总统来访，他迅速将这个信息传到了美国，引起了世界轰动。
  1972年2月，斯诺因患癌症在瑞士的家中逝世。正是在那个星期，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中国，预示着中美两国外交关系朝着正常化迈进了一大步。斯诺去世时，艾黎正在新西兰访问，他为又失去了一位挚友而万分悲痛。
  艾黎认为：斯诺“有政治家——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认清了历史的潮流，看到了革命引导人民的方向，并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献出了心血。他对远东的深刻认识也比同代人想得更远，他幻想改变西方的成见，但在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以前却收效不大。他富于同情心，才智过人，而且眼光敏锐，毕生以正气凛然的大无畏精神奋勇直前。”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1984年，由黄华、艾黎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即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在成立大会上，艾黎说：
  这三位美国人跟他们的其他同行一样坚忍不拔，在中国找到了他们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尊重的人民需要他们的才干。他们同样意识到，世界需要中国，为了与中国建立真正的友谊，必须对中国的问题有更好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