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新中国的建设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向前发展。1952年以后，艾黎一边参加维护世界友好和平的活动，一边利用各种机会，去中国各地参观、旅行，并积极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各项建设宣传鼓劲。
  1952年，当艾黎和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们一道，乘坐专列从北往南在中国考察时，看到一个个城市和村庄贴着拥护和平的宣传画和标语，听到人们要求和平的呼声，就深感中国人民已经自己站立起来了。艾黎当时就认为：“这对于世界上一切愿站起来以摆脱世世代代的苦难和绝望，使人民重现欢颜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榜样，也是一种力量。”
  这次考察，让他看到，从1951年以后在全国掀起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公共卫生、宣传新婚姻法等其他群众运动已经席卷全国。他认为，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全中国进行的伟大斗争的另一阶段，它是在从制度上努力清除过去千百年对广大农民的不平等待遇。参加这一运动的有来自学校、政府部门的大批人，他们都受到了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决心冲破一切羁绊，这是他们沿着大众进行和平建设的道路迈出的一大步。形势在顺利发展，整个中国变得朝气蓬勃。
  1952年，艾黎将解放初对社会主义中国各地的见识，结合解放前在山丹办学校的一些情况整理成为一本小册子，由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首次出版，书名为《有办法》。书中，艾黎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了自己来到北京以后所遇到的每一件新鲜事和引发的回忆。在每篇日记开头，都可以看到诸如他在繁华的王府井街头散步，在美丽的北海公园游览，在东安市场的书摊旁逗留，在故宫里看了敦煌展览，看北京五一节之夜的礼花，等等生动场面，进而展开了他的回忆。新的观察与旧的对比交织起来，歌颂与叹息，这不只是艾黎客观的记录，也是一本独具风格的报告文学作品。
  该书通过对中国普通百姓在新旧社会生活的对比，使人们更好地认识新中国。艾黎说：
  “没有办法”，这是连年遭战祸和洪水、饥饿、瘟疫之害的被剥削、受挫折、绝望的人发出的呼号，是旧中国走投无路的人的呼号。一种新的时代精神逐渐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被“有办法”所代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自己的发展道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艾黎认为，这本书就是想借此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中国农村、农场和工厂的普通人有力量了。他们组织起来，互相合作，对自己充满信心，带头为美好的生活奋力前进。对艾黎来说，到农村去，与当地的老百姓在一起，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尽自己所能把印象都写下来，这是一番令人兴奋的经历。该书于1955年在北京再版，以后被译成多国文字。
  1957年至1959年期间，艾黎曾分几次对中国的15个省进行访问、考察，行程达到4万多公里。其中大多非常愉快，但也有使人气愤的事情发生。
  艾黎去新疆访问是在1957年。新疆很多地方与苏联接壤，中苏两国边境人民世代友好交往，但自从苏联领导人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以后，这种平等便被破坏了。一些苏联人便以老大哥自居，处处显得非常傲慢。在乌鲁木齐机场，几个身材高大的苏联人，指着艾黎问翻译，他是哪个国家的，为什么到这里来。似乎只有他们这些外国人可以到这里来。艾黎后来去石河子、伊犁、喀什等地访问，都能发现，“苏联把老式的机器运进中国，而索取的价格却是按机器的原价计算的。”
  1958年春，艾黎来到云南的西双版纳，看到了富饶美丽的中国热带地区，在景洪目睹了傣族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在思茅地区，耳闻目睹了当地群众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战胜疟疾大流行的感人情形，对他教育非常之大。思茅地区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东南、西南边界分别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全区地域辽阔，山岭多，水系分布广，自古即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除地下拥有多种矿藏外，其动植物也是种类繁多。因为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这里还拥有云南第二大林区。但历史上，这里的传染疟疾却给当地人民带来过巨大的灾难。解放前，这里有一个4万多人口的繁荣集镇，由于疟疾大流行致使人口锐减到1000余人。当地流传着一句民谣：“想到思茅坝，先把老婆嫁”。甚至到解放初期，思茅的街道上仍几乎是荒无人迹，杂草丛生，成了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后来，人民解放军进驻该城。国家迅速派医疗专家考察当地疟疾流行的成因，进而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措施。解放军指战员帮助他们清理街道和院落，医务人员给每个人打针吃药。接着建起了医院，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爱护环境、人人爱清洁的卫生运动，使整个地区面貌焕然一新。
  在新中国初期经济建设大好形势下，同时也是受“左”的思想影响，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形成了全国开展“大跃进”的高潮。于是，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达千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还带动着其它行业的“大跃进”。艾黎在考察中看到，一些地方农民本来种庄稼很好，却要统统去建小高炉炼铁，这种需要耗尽当地的粮食储存的活动，他当时就认为是一种很不明智的做法。他还了解到，“大跃进”时期形成的铺张浪费，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使各地不久后普遍出现饥荒。
  但也有一些令他高兴的事情。1958年，艾黎来到他的第二故乡山丹。他发现通往城里的唯一一条街道已面貌一新。路边新房的墙壁都刷上了粉红色，使人赏心悦目。街道上修建了一些漂亮的商店和一个个小花坛。当地的一所中学，1945年时只招收30名学生，而现在已有约600名学生。原有一座佛塔的地方已是医院的附属建筑，那所医院很大，设备一应俱全，每天门诊300多名病人。过去的制陶作坊，现在已建成了一家玻璃厂和一家水泥厂。当然，到处可见的炼铁炉则不例外地呈现着一派典型的“大跃进”的情景。
  艾黎根据自己这些访问所得的材料，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完成了5本书：《中国内地在跃进中》、《江西日记》、《在湖南山水之间》、《高原省——山西》和《中原的斗争——河南》，全部由北京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这期间，艾黎还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考察。当时，朝美战争结束不久，“朝鲜空无一座建筑，到处是弹坑和被击毁的军用装备，一片荒凉。人们擦干了眼泪和血痕，掩埋好死者，开始重建家园。”
  尔后，艾黎又去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看到了美丽而富饶的草原，也看到了蒙古人大多从苏联人那里买东西，是按苏联人的要价付钱；而他们出卖自己的产品，则也是由苏联人说了算，随意付给他们多少钱。艾黎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参加蒙古国庆活动时，有人把他介绍给苏联代表团团长，那位团长却很不礼貌地问他：“你是哪国人？”艾黎说：“新西兰。”团长把头一仰，轻蔑地一笑，然后转身就走了。
  1956年，艾黎还去了越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看到了为经济独立而斗争的勇敢的人民。当时越南的国土仍分割成两部分——南越和北越。他是在越南人民解放军解放奠边府，北越政府成立之后见到胡志明主席的。在一次早餐宴上，胡志明与艾黎进行了亲切而愉快的交谈。胡志明谈到了他当年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在广西蹲监狱的经历。以后，艾黎还考察了越南其他一些地区。
  回到北京不久，艾黎将对这3个国家访问的所见所闻和心得，先后写成了4本书：《清晨大地静悄悄（访朝日记）》、《外蒙古之行》、《越南之春》和《越南的牧童》，全部在1957年出版。
  通过到中国各地及邻国旅行，艾黎不仅实地饱览了中华大地的山林、草原和溪流的美景，同时也搜集了大量中国古老文化资料。他认为：“中国遭受过长期的剥削，一个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偏见和消除误解。过去这些年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变化尚未充分介绍，而当前的建设工程和重大时事永远需要及时做新闻报道。我唯一的愿望是用写作来介绍这个国家的情况，这样，我所能起的作用最大，比去其他国家旅行接触到的人更多。我相信，会有很多人阅读这些材料，这比我为护照奔波和作讲演旅行会更好地面向整个和平运动。”这些见识和资料也为他日后向国外宣传介绍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艾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从来都是只为普通人的事业效力。我愿把我看到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而不给人以任何虚假的印象。在解放后的中国，尊重事实是第一个科学要素，像我这样的人的作用是使人们明白，中国正在利用其数亿人民的创造性和生产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主要感兴趣的是人民群众。当我和群众一起干这干那的时候，我总是最高兴不过的。在新中国，我十分荣幸被当作一名工作同志，我在这里确实生活得很愉快。
  1957年，艾黎的《人道的中国》一书出版。该书以日记的形式叙述了艾黎在不久前访问兰州、西宁和包头等地的情况。另外，为了使外国人能更多的了解中国，艾黎还写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其中主要是写实报道，但也有部分属于文艺创作形式的故事类作品。如《造反者》、《黎明的孩子》（1956年），《我们七个——他们五个》（1963年）、《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1973年）、《囚犯》（1973年）等等。
  在艾黎看来，“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并有自尊心的人民，虽然他们有时表面上显得拘谨。他们太骄傲吗？可能有些人如此。他们太急躁或太激动吗？是的，在全体中国人中有这样的人。然而，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能找到更多的人如此态度谦和，细心周到，因此人们乐于与他们一道做实际工作。”
  用诗歌的形式抒发感情，同时翻译中国古诗向世界宣传华夏几千年的文化，也是艾黎所乐于从事的一件重要事情。
  少年时代读过的雪莱的《西风颂》和莎士比亚的14行诗，给艾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说：“我喜欢读有声有色，充满活力的诗篇。”来到上海后，艾黎曾拜一位清朝旗人为国语老师，学习中文。艾黎还清楚的记得：那位长者满口老式的客套话，要艾黎“必须像中国孩子那样从头学起。因此我得读通常学的中国经书——《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接着读四书五经和一些唐诗，借此学中文。”
  三四十年代开展“工合”运动以后和在山丹工作时，艾黎开始写一些叙事诗。在四处奔波的过程中，他往往利用中途停车的机会，在路旁将偶感即发的心得写在一些纸片或旧信封背面，但因为没有注意保存，大部分都已散失。1946年一次与英国李约瑟博士去敦煌考察，一路上艾黎写了不少诗，没想到李约瑟将这些诗都收集起来，回到英国后，将它们整理好在他们1948年出版的《科学前哨》刊物上发表。这是艾黎所作的诗第一次被发表。这以后，艾黎才开始有意把自己的诗收集起来。1948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工合》。
  艾黎说：“随着我的手指拨动打字机的键盘，像阵风或火山般迸发出来。我把诗歌作为记述我日常的事情和想法、描写使我深感兴趣的人和地方的一种便利的方法。我很赞成忠实描绘事物的原貌。在我看来，西方许多迷失方向的诗人是在用诘屈聱牙的空洞语汇写他们百无聊赖的扭曲心灵，而读者则要费一番心思去琢磨其中的含义。”
  新中国建立以后，艾黎用自己变卖家产所得，先后出版了不少诗集，如《山丹札记》（1950年）、《活的北京拾零》（1955年）、《这就是今日中国》（1957年）。以后，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温斯顿·罗兹教授编辑出版了艾黎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诗作。艾黎后来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诗，大都在新西兰出版，如《病树前头万木春》（1962年）、《谁是敌人》（1964年）、《错误》（1965年）、《什么是罪过》（1967年）、《抗议诗25首》（1970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崛起》（1970年）、《献给奥蒂鲁阿的诗》（1972年）等，都是用散文和诗歌记述了艾黎在新西兰访问和反映中国经历巨大变迁的作品。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艾黎也写了不少诗，分别汇集在《变革之风》（1972年）、《漫步篇，访澳大利亚诗52首》（1973年）、《在中国的青山上》（1974年）、《今天和明天》（1975年）、《大雪压青松》和《好风集》（1977年）等诗集中。
  关于诗的形式和表达方式，艾黎说，“有人喜欢最费解的诗歌，越朦胧越好，越含糊、越隐晦，越被人认为构思巧妙越好。但他认为：“如果诗人不了解他为之写作的人，或误认为使别人看不懂就是学问深，那么，拙劣的打油诗可真是佳作了。对我来说，只有写人民及其生活，诗歌才有意义，我从来不抱成为诗人的奢望。我的目标是用清晰、简明、直接的语言表达一种意境，不使用音韵技巧，不写学院式的冗长诗篇。”艾黎感到，对他来说，一味追求押韵，可能表达不出或歪曲原有的意思，远不如描写别人一看就领会的意境，以高度概括自己思想的形式使人民很快能吸收为好。如果读者能感到触动，那么，诗人便算是有所作为了。
  艾黎一直在坚持学习中文。他不仅写诗，而且在对中国古诗词的不断探索和研究中，也在从事翻译中国古诗，努力向世界介绍中国历史和古文化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初，艾黎在北京的旧书店里买到一些中国古典诗的英文译本。从那时开始，他就仿效这些作品，试着借助词典和请教来访的朋友，对中国一些他认为感兴趣的古诗原文进行翻译。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不仅使艾黎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历史，也使他的中文基础有了很大提高。他认为：“这些古代诗人酷爱大自然，并且对人生颇有卓见。特别是唐诗的优美，它的丰富奇想和敦实质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其中有大量珍贵的材料可供今天已有点迷失方向的世界借鉴。”
  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北京与一位高校教授一起翻译中国古诗。辑集的诗甚至有选自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他们陆续发表和出版的英文版中国古代诗集有：《历代和平诗选》（1954年）、《人民的声音》（1954年）、《人民歌唱》（1958年）、《反抗的歌声》（1962年）、傣族叙事诗《朗鲸布》（1962年）等等。在书中都穿插有中国历代绘画。艾黎说：“这些译著的主要目的是设法把诗人的思想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使英语世界的普通人能够看得懂，不论他们是否有读诗的习惯或是否熟悉中国悠久的历史。”
  当然，一切也不是一帆风顺。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艾黎也受到了“冲击”。造反派将他1963年翻译的汉代女诗人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诬为“毒草”。艾黎非常气愤，他当时曾发誓以后再也不搞中文，也再不接触翻译工作了！
  但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想法。1970年9月的一天，艾黎去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一次群众大会，当他在主席台上就坐后，忽然，周恩来总理从主席台中间走到艾黎身旁坐下。周总理关切地询问艾黎的近况。艾黎当时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诉说。他把对当前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不理解，以及自己的困惑告诉了总理，并表示：“我该怎么办。”周总理稍加思索后说：“你还有事可做。我们中国现在有许多好事，也有坏事。但好事人家不知道，坏事却都传到国外去了。你可利用你在中国的经历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向国外介绍这些好事。”同周总理的一席谈话，使艾黎的心胸豁然开朗。
  向世界介绍和宣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责任，使艾黎的翻译工作又继续了。他避开了一些涉及政治敏感的内容，开始翻译了白居易的诗选，后来又对原来翻译的李白的诗进行整理，同时选译了一些元代和明代的诗。他还翻译了宋代苏东坡的165首诗，辑成一集，并重新修订了原来译的中国各少数民族诗歌集。关于清代诗歌的翻译工作，他力求表现当时的社会思想变化情况。在这期间，中国作家协会和对外友协的同志帮了他不少忙。
  艾黎认为，翻译后的诗文，最重要的是能让读者领会诗歌的意思。他主张：
  中国诗译者的首要任务似乎是把原作的精神表达出来，即使不能译出原作的力量和音律。如果译文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诗人的伟大。如果追求诗的押韵或咬文嚼字，译文就不会精彩。语言不可造作，而必须流畅，如溪水流过圆石一般。语音形式确有不同，但必须传神。所以我总设法使我的译文易懂，通常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
  从1981年起，他断断续续完成了第一本中国现代诗歌集的英译工作。1984年这本题为《大地上的光和影》的诗集正式出版。这是一本包括了400多首诗的选集，它使世界人民能对6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