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在山丹培黎学校改建成为石油技工学校以后，艾黎也于1953年调往北京工作了。在他调北京之前，还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世界性大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是解放后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大会。1952年初，艾黎与即将离任回新西兰的教师艾启赫在山丹接到北京发来的请柬。邀请他们代表新西兰和平运动组织出席这次会议。6月初，他们先去北京参加筹备会议，并参与筹备工作直到10月大会的正式召开。这期间，艾黎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尽心尽责。艾黎说：“筹备会议本身就具有深远的影响，它聚集了众多的代表，交流在各国为和平而斗争的经验，并在这一历史上关系重大的事业中形成新的战斗力量。”
  当时，刚刚从战火中诞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要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还被迫卷入了朝鲜战争以保家卫国。美国不仅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并派遣其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中国的统一大业造成极大障碍。而此时，在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遭到殖民主义的镇压和外国的武装干涉，局部战争也在扩大。这一切都使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宁静，遭受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就在新中国建国的第二天，1949年10月2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宣告成立，并迅速而积极地投入到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之中。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开会时提出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和平会议的建议。同年10月，印度代表提出的关于这个会议放在北京举行的建议，获得一致赞同。
  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既意义重大，又任务艰巨：准备会场，安排代表食宿，保证会议安全，培训翻译和接待人员，等等，这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没有大型国际会议的会场，中央便决定将中南海的怀仁堂改建成为一座足够900人开会，并具有多种语言同声传译的大会堂；为解决外宾的住宿，市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将一座兴建了一半的招待所改建成为9层豪华式的“和平宾馆”。总之，筹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用艾黎的话说：“集中起来的工作人员好像是上好油的机器一样准确地投入行动。”
  艾黎参加了于6月3在老北京饭店举行的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亚洲、澳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20个国家的47名代表。大家互相交流了本国的和平运动与积极支持召开亚太和平大会的各种工作。经过4天充分讨论和协商，全体一致通过了筹备会议《宣言》，将大会的筹备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民主协商精神在筹备会议期间就已初步显示了它的威力。
  作为新西兰人，艾黎受到国内朋友们的信任参加这次会议，他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他也看到，对于许多外国坚持和平的战士来说，参加这次会议将非常不容易。有些人要长途跋涉，有些人出国或回国时会受到阻挠，在办理护照或签证时会遇到种种困难，有些人将面临被解雇的危险，还有些人可能遭到迫害，甚至有生命危险。但是，相信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力量的支持下，代表们将会努力完成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
  会议选在10月2日下午，即国庆节后的第一天开幕。这天，北京市到处一派节日景象。艾黎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会场，这里的景象庄严美丽，宏大的厅堂悬有朱红的帷幕，通道上铺着朱红的绒毯。一进门，是一个巨幅的屏风，上面写着中英俄西4种文字的“和平万岁”。主席台上悬挂着毕加索的“和平鸽”巨画，两旁竖立着参加会议的37个国家的国旗。出席会议的有353名代表，38名列席代表和23名特邀代表及来宾共414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和社会阶层，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有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教授、医生、律师、商人、宗教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会期11天，共有120多位代表和来宾发言。它表达了当时亚洲和太平洋区域16亿人民对和平的殷切愿望。
  当会议首先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毛泽东给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贺电后，全体到会者起立热烈鼓掌，经久不息。接着又宣读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等著名人士的贺电和祝辞。宋庆龄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致开幕词。她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发表了《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的讲演。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彭真代表北京和全中国人民向大会致贺词，副团长郭沫若应邀为大会作《团结一心，保卫和平》的总报告。
  艾黎作为新西兰代表团的副团长，他在发言中指出，世界上引起战争的各种力量是互相关联的，普通人有能力为和平而斗争，这一斗争具有国际性。他说，“和平是一切建设性的生活的基础。不管有多少困难，走向和平的路永远无法切断。”
  在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及发言的间隙，穿插着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孩子们手持鲜花涌入会场，被代表们高高举起；代表团互相献礼；印度代表同巴基斯坦代表含着热泪相互拥抱，向对方撒花瓣；朝鲜代表和美国代表在主席台上亲切交谈，等等。艾黎形容：“美丽和自发的情景及其象征和平战士团结起来维护未来的意义，使人深受感动。”
  艾黎认为，“这是一次震撼人心的会议”。他说，“拉丁美洲人同中国人和印度人会晤。澳洲人敬仰亚洲母亲，并向她学习。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农民领袖把戴在头上的毛帽推到脑后，凝视着坐在对面的越南和老挝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和印度代表手挽手地走在一起。美国代表团团长是一位黑人，代表团成员包括他的美籍日裔夫人和一位美籍日裔的出版商。南希·赖普吾和她的丈夫拉尔夫曾与我在‘工合’共过事，她也作了一个极好的简明感人的发言。她是一位传教师的女儿，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并且已经有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家庭。和平事业与她有相当大的利害关系，她决心为之竭尽全力。”
  大会结束以后，中国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分三路乘专列去全国各地参观访问。艾黎在访问了几个城市后便返回了山丹。
  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与会者一致通过在北京设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并推选宋庆龄为委员会主席，与会各国均设联络员，艾黎被新西兰和平理事会推选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委员。这样，艾黎于1953年秋天，从山丹搬到北京永久居住，专职从事维护世界和平运动的工作。
  最初他住在北京的旅馆里，1958年搬入王府井台基厂大街1号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后改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院内（建国前是意大利驻华使馆），并一直在此居住。作为世界和平委员会的联络员，他开始频繁出席各种世界性会议。
  1955年，参加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大会。
  1958年，参加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大会。
  1961年上半年，艾黎先后出席了“亚非团结理事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特别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和在印度尼西亚著名城市万隆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在亚非团结会议的小组会上，大家就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所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讨论激烈，特别是在起草决议时，往往为了一个重要字眼，都要展开长时间的辩论。艾黎在发言中多次强调：“我们争取裁军的斗争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消灭那些导致战争的东西。……用于战争的技术知识，在帝国主义统治已成过去的时代，是靠不住的，因为在垄断集团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军火商控制的新闻广播，但缺乏任何真正的群众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良好意愿，特别在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因而能够识别战争贩子以后，就更坚定、更持久得多。”在亚非团结会议上，艾黎发现，新兴国家和更多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为了持久的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
  1964年，他出席了在朝鲜首都平壤召开的“亚洲经济会议”和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声援越南人民禁止美帝国主义侵略大会”。艾黎在发言中对越南人民的抗战表示坚决支持。他认为“如果抛弃已经赢得的一切，那是愚蠢的。”
  1965年，艾黎又先后出席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召开的“消除外国军事基地国际会议”，和6月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出席雅加达会议，是艾黎最后一次出国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期间，不幸发生了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赶下台的军事政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印尼委员本来是这次会议的组织秘书。但由于国内的军事政变，使这位印尼委员在会议进行中，不得不东躲西藏。一直到会议结束，大家即将离开雅加达时，他才在机场出现。在艾黎等人的掩护下，大家终于把他带上了飞往金边的飞机。
  在日本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是日本民主力量为救济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和禁止核武器，每年组织召开的世界性大会，每次会议都邀请世界各国代表参加。大会是从1955年首届开始。艾黎在1960年至1965年间，每年都去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对于推动世界反核武器、防止核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艾黎认为：“日本人民遭受原子弹武器的痛苦最深，他们发动这场反对核武器、反对战争贩子的联合斗争的决心和能力，激起了许多人的遐想，和平需要人民的行动。”
  在外事活动中，也有不尽人意的事情发生。自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以后，凡在外事活动中有与苏联人打交道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艰难。1962年古巴国家经济部长切·格瓦拉访问北京时，邀请艾黎去古巴。当时古巴人民的建设情绪很高涨，人人都在努力工作，但经济上的失误也很多。所以，部长希望艾黎能从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方面对古巴经济建设提一些建议。由于中苏关系已开始紧张，从苏联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过海关时，艾黎的护照被莫名其妙收走，苏方官员不仅没有立即退还，反而在艾黎上飞机时，有意刁难又问他要护照。最后在几位乘客的见证下，海关官员找到了护照，才交还给他。
  不友好的情况还在后面。抵达哈瓦那后，艾黎又不断受到冷遇。原来，格瓦拉虽然仍是经济部长，但由于古巴主要领导人已把注意力转向苏联，因此对来自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人员，开始采取冷漠的态度。艾黎被安排在一家小旅馆，不给他餐券，房间的冷气常常被关掉，译员和汽车时有时无。艾黎在考察了一些工业建设情况后，曾建议他们自己生产肥皂等日用工业品，不必再依靠进口等等。然而，亲苏派的古巴领导人根本不理睬格瓦拉关于经济独立的意见，当然也就不会听艾黎的建议了。
  在古巴期间，艾黎曾被引荐去会见古巴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但这位国家领导人对艾黎的态度非常冷淡。当介绍人说：“这位是从北京来的艾黎”后，卡斯特罗竟然转身去同别人说话，同时从他背后伸出一只手和艾黎握了一下。艾黎感到，在古巴他将不会得到任何合作了。
  不久，艾黎与一位在古巴美术家协会担任领导职务的朋友何赛取得了联系。在何赛的帮助下，艾黎的古巴之行才开始顺利起来。他以后访问了古巴的6个省。归途又是历经坎坷。先是苏联驻古巴大使馆拒绝他申请经苏联的过境签证。而后在莫斯科，他又被送往一家离机场很远、很脏的过境旅馆。在莫斯科逗留了四五天后，又是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艾黎才得以辗转登上回中国的班机。
  艾黎自从30年代回祖国新西兰后，相隔28年后，1960年才第一次再度回到故乡。而这一次的故乡访问，还是周恩来总理促成的。1959年，一次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新西兰工党代表团，艾黎也被邀请参加。当周恩来向新西兰代表团团长介绍艾黎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为什么不给艾黎办一本护照？”
  那位团长被这突然的发问给懵住了，忙说：“我们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他没有护照。”
  周恩来又说：“你们如果不发给他护照，我们马上就给他一本中国护照。”
  就这样，当几位新西兰工党代表团成员回到新西兰后，艾黎便开始向新西兰政府申请。并很快拿到了新西兰护照。自从1960年回去后，艾黎又于1965年、1971年两次回到自己的祖国。
  其实，60年代初那次去新西兰，艾黎并不愉快。由于当时新西兰政府在越南和朝鲜问题上追随美国，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一踏上新西兰的国土，艾黎就感到处处受怀疑，有一种“罪犯”的感觉。当时的新西兰总理表面也很热情、友好地在首都官邸接见艾黎，但他们的话题仅仅围绕家庭和一些琐事，只字不谈政治。
  因为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对这一次回故乡的境遇，艾黎是有精神准备的。他始终坚信：“我确实认为新西兰是一个勇敢的国家，有善良、勤劳的人民。我作为一个新西兰人，对他们所作的积极贡献感到自豪。在新西兰我要‘糟塌’的唯有那些贪得无厌、完全丧失了一切较好本性的人，那些潜在的叛徒、空谈家和机会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个人，而对新西兰的人民群众的幸福则置之不顾。”
  不管新西兰政府对人民中国有何偏见，艾黎在故乡还是受到了亲友们的热烈欢迎和款待。他深深感到：“我能看到那么多亲戚和好友，并欣赏新西兰优美的景色，使我心满意足。但更使我高兴的是看到人们对中国——我居住的国土的兴趣越来越浓。”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和新西兰就有了民间的往来。当时，在新西兰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金矿。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动乱时期，华南不少人移民来到新西兰淘金。由于种族偏见，使华人移民处境极端困苦。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华工吃苦耐劳、守信用的美德，一直还在民间流传。20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本想在很短的时间内侵占整个太平洋地区。但由于中国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牵制了日军22个精锐师，使日本原指望这些部队参加南下进攻的计划彻底落空。由此，新西兰人逐渐转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中国开始成为新西兰“伟大的盟友”。在新西兰的普通中国人的地位也慢慢得到改善。
  除了艾黎为中国抗战作出贡献外，首都惠灵顿的一位知名人士詹姆斯·贝特兰，曾在1936年至1937年间访问中国，并且采访了毛泽东。他事后写的关于西安事变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两本书，对新西兰人民了解中国起了很大作用。另一位是凯瑟琳·霍尔护士（何明清），她曾在河北八路军国际和平医院下属的一个山沟小医院工作。另外，由艾黎邀请在山丹培黎学校里工作的新西兰人，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对培黎学校的支援等等，都增进了中新两国的友好交往。
  从20世纪50年代起，奥克兰、克赖斯特彻奇等城市的一些团体组成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以增进对新中国的了解。多年来，他们为改变对中国的一些旧观念并推动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出色的工作。
  1971年10月，艾黎再次抵达新西兰，并一直呆到1972年3月，这也是艾黎1926年离开家乡后，回国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国。
  艾黎这次回国，已明显看到了新西兰政府对中国总的态度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来听他演讲的人比以前多了；商人们对中国实行自力更生的政策很有兴趣；从事教育的人很想了解中国正在因地制宜实行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医生们很希望了解中医的新成就以及中国社会医疗保健所采取的新措施。当然，他们更想知道这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是如何建立一个诚实、稳定的社会的。艾黎的讲演，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回中国前夕，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还授予艾黎文学博士学位。
  1972年12月23日，中新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两国通过更多的渠道，增进了相互往来。两国国家领导人及部长们的互访，大大增进了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
  艾黎在1972年还应邀去澳大利亚讲演访问。由于过去当地政府的反华宣传，使这个大洋洲的国家对中国有着极端的偏见：“他们往往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毒品泛滥和罪恶横行的地方，是一个迷信落后、灾祸不断的国家，很多人满脑子旧思想，或只图肉体的享乐。因此，中国人仍生活在黑暗之中。”等等。作为大洋洲居民一员的艾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讲述中国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变化，成为最好的宣传。
  艾黎认为：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其实是亚洲大陆向其南部海洋的延伸，即澳洲。作为一个新西兰人，我一直希望，我国人民能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一起，共同促进永久和平赖以建立的必要条件，使子孙后代相互合作和友好，致力于同大自然的搏斗，向之夺取大量财富。那么，太平洋将真正成为和平富足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