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培黎学校在山丹落脚后，很快便在学校的大门——座旧木制牌坊侧面，挂上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木牌。至此，学校正式建立。同时，进一步确定了学校的性质是“半工半读”，校训是“创造、分析”，目标是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培养具有包括现代工业、农业、牧业和医学方面知识的科学技术人才。根据这一发展方向，学校完善了组织领导机构。校长是学校的最高领导，由何克担任。下设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学校重大问题经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艾黎是顾问并负责对外联系。
  为了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效果，艾黎坚决主张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方针。他认为理论脱离实际便是空谈；强调单纯的实干而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便是蛮干。艾黎曾形象地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犹如培育一粒种子发出两片叶子一样：“人们不可能在培育出一片叶子，然后再培育出另一片叶子。教育青年要象培育籽种发生两片叶子一样，必须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劳动实践，手脑并用，使两片叶子同时展开，让幼小的禾苗正常发育”。通过专业课的理论知识来指导生产劳动的实践；在实践中来验证理论，二者相辅相承，不可偏废，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和提高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在劳动实践中，可以培育青年不怕脏、不怕累、吃苦耐劳、能克服困难的好品质。
  经过3年多的努力，学校的课程设置发展到了20多门，有纺织、皮革、机械、电器、陶瓷、玻璃、造纸、煤矿、农牧业、水利工程、运输、建筑、会计、测绘、医疗等专业。除此外，学校还办起了许多小型的合作工厂。
  学校纺织组在双石铺时，就有了两个小的棉织厂，迁到山丹后立即投入生产，很快就满足了学校的一般服装、毛巾和被服的需求。艾黎还从兰州的工业合作社请来制革师傅，教学生们在附近小河中洗刷皮革并学会制作皮衣、皮袄。
  造纸组没有技术员，全靠自己摸索，艾黎在学校时，每周总要去两次和他们研究造纸技术。戈壁滩上有许多芨芨草，学校一开始便试图研究用它来造纸，但这种草的纤维太短。不久他们在试验中发现，若加进一些别的材料，如上光用的松香、旧草鞋、发霉的亚麻杆和人们不用的各种旧衣服等，便能制造出可用铅笔书写的纸。由于这种纸用钢笔写还嫌太黑太软，而教师们又强调要用钢笔做练习，于是他们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地用增加明矾和松香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看着优质的纸浆经搅拌器平滑的从机面流出来时，大家激动地热泪盈眶。学校生产的纸张从此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满足了当地的需要，这是学校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离山丹县城不远处，有个叫碗窑沟的地方，历史上就有不少的陶瓷窑和煤窑。不久，学校派人在那里建起了一座正规的陶瓷厂，除能生产瓷碗、瓷杯和瓷盘外，已能接受耐火砖、绝缘瓷瓶和电器夹板等多种订货。玻璃组原是个独立的部门，一直生产玻璃瓶、灯罩之类的产品，与陶瓷组合并后，试制成功平板玻璃，从而将学校原先的纸糊窗户，全部更换成玻璃窗，彻底解决了学校冬天保暖和光线不足的问题。
  机械车间已建起了工具组、钳工组、锻工组、铸造组和铸模组，使机械加工更加完善。电器组有了自己的汽油发电机和柴油发电机。运输组刚成立时，还只有两部卡车，但却在创业时期为学校拉进大批的木材，成吨的煤炭和粮食，还为学校挣得了急需的大笔收入。
  农业组自己搞技术革新，制造出的电动榨油机，只需一个学生操作，便可以顶老式油房几十个人的工作。他们还自制了水车，用它带动磨面机。在制糖车间，学生们用自己种的甜菜，自制小锅炉和离心机制出了红糖，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学校成立畜牧组后，艾黎通过与新西兰的朋友联系，空运来27只斯达特种羊，印度驻中国大使也送来了30只印度羊，他们请了一位新西兰牧羊人来管理。存栏羊群最多时达700多只。这里还是学生实习的基地，每个学生进学校前都至少要在这里实习6个月。这一制度也是防止各类贪图享乐的人混进学校的有效方法。
  艾黎在平时非常注意关心和引导学生茁壮成长。一名学电工技术的学生，在初学电焊时，觉得戴防护面罩很不习惯，便干脆取下面罩直接焊，眼睛被强烈的弧光刺伤了，又红又肿，一下子什么都看不清了。艾黎发现后，一把拉过他，心疼地说：“哎呀呀，这怎么行呢！把你的眼睛弄瞎了怎么办？”于是，把这位学生抱上床，给他上药、喂饭。在艾黎的精心照料下，几天后，他的眼睛全好了。
  艾黎经常鼓励学生要“勇敢”。一次，他带领同学们到山丹南门外的一条河里去游泳，当时只有14岁的一位小同学不会水。艾黎催促他说：“进去，洗澡去！”他还是不敢下。艾黎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把他推进水中。当他在水中挣扎时，艾黎又赶到水中教他，然后把他护送上岸，说，“你进水了，就能学会了。”
  “爱生如子”是艾黎教育思想的信条之一。他认为当老师的不爱学生，首先就失去当老师的资格。他爱护学生不是停留在嘴上或写在纸上，而是见诸实际行动。他苦心经营这块教育阵地，整整度过了漫长的9个年头。从学生入学建立档案卡片，考核了解他们的个性、特长、品德、学业以及家庭出身，到一年四季的衣食住所、文体娱乐、保健卫生等等，可谓关心的无微不至。他以自己的言行熏陶学生，他教导学生的方法是身带甚于言教，一举一动，处处以身作则。
  一个从兰州转来的13岁女生，因初次离家，感到人地两生，伙食也不习惯，一提家，就控制不住地哭。艾黎便到卧室拿出一个小气球吹得鼓鼓的，女生转身一看，一个米黄色猫头气球，一对尖尖的小耳朵，一双黑亮的大眼睛，几根白胡须，便哈哈地笑起来。艾黎便说：“刚才掉眼泪，现在又笑了。”说完，又从屋里拿了四五个放在她手里说：“黄色的送给你，其他的给妹妹寄回去。我希望你不要再伤心。比你小的同学很多，他们总是高高兴兴的，懂吗？”女生笑着点点头说：“我懂了！”
  他还鼓励学生们自己动手，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造纸组种植的菜地是全校最好的菜地之一。夏天，在他们的菜地里蜀葵和向日葵长得比人头还要高，葵杆上爬着香豌豆。学校还有一个天然的游泳池，学生们饭前总要跳下去洗个痛快，冬天那里又可滑冰。
  艾黎怕学生留长发生虱子，规定男生不准留长发，他自己首先剪成平头短发。为使学生吸收阳光的自然营养，除了冬季，校服一律规定穿短裤，他自己带头穿短袖衣、穿短裤、足踏麻鞋。在集体劳动中，他带头开荒种地，安装机器，除草收割，处处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模范。艾黎关心学生的学业，更关心他们在品德上的健康成长。当时连解放前国民党进步人士、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视察了培黎学校，都对这样性质的学校倍加赞赏，当时就亲自留下手谕要沿途军政部门妥加保护培校，并送他的小儿子到这里来学习。
  聂家4兄弟的父亲是一位共产党员，原在西北“工合”办事处，以后组织上派他到晋东南“工合”事务所工作。孩子们的母亲因病带着4个孩子暂时留下。2年后，母亲病逝，何克和艾黎便先后担起扶养4个孩子的责任。直到解放后，孩子们的父亲辗转找到他们，并把他们接到了东北。而4个孩子对何克和艾黎的感情，已超过了他们的生身父母。
  正如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所指出：“‘工合’不仅是一个生产运动，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运动”。可以说，艾黎的教育思想和“工合”的指导思想都是主要来源于普通劳动人民，来源于实践。
  正当学校的各项工作都有了起色时，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1945年7月的一天，校长何克在与学生们打篮球时碰破了脚趾，后来脚趾居然溃烂化脓，最终被感染上破伤风。当时，学校和周围根本找不到专治破伤风的血清，人们是眼睁睁的看着年仅30岁的何克离开了他们。艾黎回忆一直守候在他身边的情况：
  “他心情比较平静时，就让我念书给他听。我试念了几本书他都不喜欢。后来，他让我给他念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他作了标记的段落。他听了几段，微笑着说：‘我就是从这里开始思考许多问题的。’后来，他说：‘念一下《共产党宣言》！就在那边那本《马克思主义手册》里。’因此，我给他念了几段，他说，‘讲得很有道理，’说着便睡着了。不多久又在一阵痉挛中醒来。那天，两个学生范文海和樊国强同我一起值班看护着他，他要了笔和纸来写道：‘把我的一切送给培黎学校’。这两人当时在场。乔治说：‘我想我会熬过来的，但人总要有个准备。’……”
  这位优秀且生气勃勃的年轻校长死得那样突然，让人们无法接受。孩子们冲进屋子里，还想用他教的抢救溺水者的办法，让校长起死回生，但猛然间意识到他已真的去了时，便都哭着跑出了房间。
  第二天，全校降半旗，停课三天，全体师生佩戴黑纱将何克安葬在南门外小河边。后来，学校在何克的墓旁盖了一座凉亭，在两侧各竖起了一个篮球架。在墓地周围建起了毛纺组以及造纸、玻璃和瓷器组。大家认为，这是对何克最好的纪念。何克去世的日子——7月22日，从此成为学校的假日，学生们在这一天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何克是一位杰出的校长，也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他曾发誓要使“山丹获得新生，我们坚持在这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艾黎失去了一位得力的助手，学生们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和老师，学校失去了一位朝气蓬勃的领导人。为了使学校师生坚定信念，艾黎从此自己担当起校长的重任。
  到山丹以后，为了解决师生们的吃菜问题，学校在附近租了20亩水浇地，艾黎带领大家办起了自己的小农场。开始学校抽不出人来，就请了一对老农夫妇帮忙看管，每到农忙季节，学校便全体出动去农场干活。后来这块菜地扩大了4倍，基本满足了全校的蔬菜供应。
  不久，学校又在城南开辟了2万亩荒地，想通过修筑一条引水灌渠，把那里建成水浇地。因为这里过去就有“四溪平原”之称，故师生们给它取名“四坝滩”。在修筑这项大的灌溉工程中，美国工程师易斯利还设计自制了一台挖掘机。将一台十轮卡车卸去车厢，安装一台立式锅炉和蒸汽活塞作为动力，通过齿轮、钢丝绳、滚筒、滑轮和悬臂，带动一个可开合的抓斗。它可以挖10多米深的土层，能代替几十个人的劳力，成了学校一台相当先进的机械化设备。同时，学校也几次停课，让大家带上铁铣等工具去参加劳动。每次去，学生们都象去郊游一样高兴。在无际的荒草地上，大家干的热火朝天。灌渠建成那天，看着哗哗的祁连山雪水从渠中流过时，学生们欢呼雀跃。以后，这里成了学生们经常游玩的地方。尽管因这些土地含碱太强，结果未尽人意，第一次收获时只得到了一些土豆和粗粮，但四坝培黎农场终于建立起来，它就是今天国营山丹农场的前身。
  学校能在山丹站稳脚跟还与国际方面的援助分不开的。由于艾黎在山丹创办这个半工半读型的教育阵地，在当时被许多中外人士视为奇迹，所以通过艾黎在国际上的广泛联系，通过“工合”国际委员会，山丹培黎学校曾先后有20多位来自8个国家的外国教师在这里工作过。曾得到过新西兰、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葡萄牙等国家许多组织和个人的大量物资和技术的支援。
  在艾黎的一再要求下，美国公谊服务会又陆续派恩迪·布雷德、罗伯特·纽威尔、新西兰会计师考特尼·阿切尔、美国人沃尔特·史密斯来学校工作。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除了送给学校一台发动机和一套电站设备，以及拉运这些机器的卡车外，还为学校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粮食以及书籍，同时还给学校派来了教师和技术人员。如加拿大电气技师严立地、毛纺专家雷娃·埃塞（叶丽华）、哈利·穆尔、希金斯等。叶丽华在学校教授织毯、网板印刷和印染等一些高级纺织技术。她甚至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一批毛纺设备和约200公斤的纺织染料运到山丹。在她的协助下，学生们设计、生产出有敦煌壁画图案的毛毯，有校徽图案的运动服和毛巾、围巾等纺织品。
  学校建立的一所农村医院，也是由于得到了国际方面的援助。随着学校的发展，特别是何克逝世后，艾黎认为建立医疗卫生设施是学校的当务之急。最初，学校只有一个两间屋子的简陋医务室，只能为人们点眼药水，上碘酒，包扎轻伤口，治疗一般感冒等小疾病。后来，在艾黎多方呼吁下，在美国公谊服务会派来的一位葡萄牙籍化验师马奎士的帮助下，医务室可以为病人打针和验血了。1947年，由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安排，罗伯特·斯宾赛医生和他的夫人来到了山丹，他们还带来了一批医疗器械。罗伯特亲自开着卡车运送砖瓦木料，带领学生们自制病床。经过大家的辛勤努力，不仅盖起了几间病房，还盖起了光线充足的手术室、安放显微镜和X光透视机的治疗室等。在作了一段医务培训后，医院开始接收病人。这所医院，解放后经当地人民政府重建，办成了一座在当时相当现代化的医院。
  尽管来培黎学校的外国朋友中有人也因山丹极差的生活条件而很快离开了，但他们都多多少少为美好明天的黎明而培养一代新人作出了贡献，他们的精神是永存的。
  抗战胜利后，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新西兰“海外救济署”及“友谊服务社”，经费已非常紧张。1947年，兰州培黎学校关闭以后，该校60名学生和职工转到山丹，同时宝鸡“工合”办的一所孤儿院也解散了，一批女学生来到了山丹，全校学生达到400多人，教职员工也增加了，学校还雇佣了210多名临时工，从事基建或在农场、矿井中工作。到1948年时学校共有800多人，这么多人需要吃、穿，学校的各种设备、生产也需大量的开支。为此，艾黎经常要通宵达旦的起草电文、信件，向海内外友好人士请求捐款。宋庆龄在上海通过中国儿童福利会提供了许多经济援助，英国财政大臣克利浦斯的夫人，不但为学校捐了很多钱，还亲自来到山丹视察学校。为解决学校的运输困难，艾黎通过各种关系搞汽车，到山丹解放时，学校的各种汽车已达30多辆。为保证孩子们必须的营养，艾黎还设法搞来几箱进口鱼肝油，分发给孩子们。用艾黎的话说：为了争取对学校的经援，他几乎成了一个“叩头求乞的老叫花子”了。
  培黎学校迁到山丹后，除了财政困难外，还要与当地恶霸、土匪、反动军队作斗争，而抗战胜利后，当地政府对学校的迫害进一步增加。在当地官员眼里，学校是不受欢迎的，这一切都使学校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因此学校每走一步，每弄到一笔经费，甚至每烧一块砖，每盖起一间房子，都充满了斗争。
  学校雇佣的个别职员也在从中挑拨，他们借口学校的方向不对头，散布真正的教育是来自课堂而不是车间等等，希望学校早日关门。为了生存，学校经常要去应付当地士绅和国民党官员，要去参加当地政府召集的各种会议，随时准备接待各方面来学校参观的一批批官员。一次，艾黎去出席县里官员举行的宴会，有人借着酒兴恶意地对他说：“艾黎，你知道吗？你们学校里雇的那些工人都不是好东西，他们是逃兵，你们窝藏逃兵……艾黎，你知道昨夜在东门外杀了许多人吗？”等等。
  面对反动派的刁难和破坏，艾黎领导学校师生展开了无畏的斗争。1948年夏天，一名学生赶着大车去拉草，国民党士兵去抢草车，五六个学生赶去和士兵扭打起来，结果被士兵捆走。消息传到学校，几十名大同学拿着棍棒，把驻军包围起来要人。国民党军队也紧急集合，端着枪，刺刀对准学生，准备镇压。这时艾黎赶去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坚决的斗争，把车和学生救了回来。
  一次，13名学生到附近的民勤县采购羊毛和驼毛，因他们穿的都是苏式劳动服，被当地的马家军当作共产党军队的密探抓了起来，押送到武威监狱，严刑拷打。艾黎得知后十分气愤，一面通过有关方面去交涉，一面自己赶到武威马家军总部，揭露他们抓学生的无理行为。并当面严正指出，这是外国机构办的，是国际“工合”组织管理的学校，你们能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吗？马家军的那些军官看艾黎义正辞严，只好把学生释放了。
  培黎学校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了种种困难，顽强地在山丹坚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