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伴随着工业合作运动的发展，“工合”的各级机构都先后把组织和举办各种文化及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甚至还为一些愿意从事“工合”会计和统计工作的大学生开办高级培训班。但从工业合作的特殊性考虑，这样还不能培养出他们理想的工业合作社未来的领导和技术指导人才。由此，艾黎受一位美国实业家在中国实施以培养技术人才为主的办学方式的启发，开始创办一种新型的职业技工培训场所——培黎学校。
  “培黎”即有“为黎明而培训”之意，也是这位著名的美国实业家约瑟夫·贝利（Rev.Joseph Bailie）名字的谐音。
  贝利生于1861年，很小便随父母加入美国国籍，并学习神学。1887年，他来到中国从事传教活动。期间，他了解到了一般百姓生活的艰辛，也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认为这决不是教士们念几句圣经，呼几声上帝所能改变的了的，他决心要尝试用另外一种方式解决人民的实际生活。
  他帮助南京金陵大学创办农科，和学生们在紫金山上种树造林；他在山东大旱成灾时，又去那里引导大批鲁民去吉林一带定居；东北发生霍乱，他又去设法建立一所医院，专为治疗这种传染疾病；他到上海开办了一所技术研究所，专门从事如何训练工人的方法。他认为，贫苦而聪慧的孩子，比那些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更能造就成人才。所以，他在极力主张应把西洋科学尽量输入中国的同时，也采取在中国挑选许多优秀的贫苦子弟，送出去学习。结果证明，贝利的这一做法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批穷孩子经过严格的培训后，回来都成了当时中国工程界的骨干力量。在抗战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中国的“工合”事业作出了贡献。
  1934年，贝利因感觉患了重病，只得回美国治疗。当得知自己患的是癌症后，老人为了不再连累大家，便在一天用自己买的枪自杀了，时年74岁。贝利在华47年，把毕生的精力和全部财富完全献给了中国，他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他最爱和青年、儿童在一起。他认为儿童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艾黎初到中国时，便为贝利的伟大精神所感动。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上海贝利住的一间狭小的楼上。一席谈话后，老人郑重地对艾黎说：“你年纪尚轻，还可大有作为，然而所望于君者，不要做一寻常的外国人，专门剥削中国以自肥，你应帮助中国，救护中国，使中国人能完全自立。”他觉得赈灾式的帮助，对中国实际是无大帮助的，唯有给他们传授技术，教他们以组织能力，启发他们独立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才能使中国无穷的资源开发出来，并希望艾黎能继承他的事业。艾黎正是以老人的精神为榜样，一生都在致力于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而努力。
  从1940年起，艾黎就开始在东南、西北、西南的一些地区试办培黎学校（开始时并未用“培黎”这个名字）。这些学校的办学宗旨一般都是为培养合作社徒工或一些逃难的工农子弟，培训也主要围绕着生产部门进行。课堂作业并不是主要的，每天有半天时间用于生产实习，教学生如何利用和开发当地可以得到的原料，另外半天则上理论课。整个学习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整体。学校还努力生产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用品，以弥补学员们学费和生活费的不足。学校还鼓励年龄较大的学生教较小的学生，主张学生最好在高小年龄入学，到差不多20岁左右便被输送出去，使他们能在合作基础上的集体生产中发挥领导作用。
  第一所培黎学校是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同年秋天，“工合”西北办事处在宝鸡开办了一个类似的短训班，接着在广西桂林、湖北的老河口、四川的成都、陕西的双石铺、河南的洛阳、甘肃的兰州都先后开办过这样的学校。但除双石铺外，其它的学校都未能长久，它们大多由于财力不足而解散，或是在遭到日机轰炸后自行关闭。
  双石铺（凤县县政府所在地）是陕西秦岭山区紧挨甘肃的小镇，这里交通便利，在抗战初期曾是一个工业合作社的中心。1940年艾黎在这里建起了西北第一所培黎学校。学校开始时只有建在山坡上的3间房舍，其中一间是纺织车间，另两间是教室兼宿舍，仅有十几名学生，由一名教师负责，他一面要考虑孩子们的吃饭问题，还要为他们的学习和找些事干而操劳。结果，一个个教师相继离去，1941年当一位年轻的英国人——乔治·何克（George Aylwin Hogg）接任时，他已是第九任“校长”了。
  何克毕业于牛津大学，与姑妈作环球旅行时，1937年来到中国，经史沫特莱推荐，他以一家美国新闻通讯社临时记者的身份到过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地方，并被那里的一切所感动。1938年，当艾黎第一次在武汉见到他时，曾建议他：“要是想找个工作忙而无报酬的差事，那就到宝鸡我们西北‘工合’办事处去，我们会给你很多事干。”没想到一年后，艾黎真的在双石铺遇到了他。
  何克是校长，也是这里唯一的教员。为了改变过去的办学面貌，艾黎与他一起去镇上请来“工合”的职员担任中文教师，并设法又盖起了几间平房，新开了几孔窑洞。何克组织学生在学校周围修起围墙，院内种上花草，还开辟了篮球场。不久，学生达到40多名。何克将全校师生组成1个中队，3个小队，每队正队长由教师担任，副队长由学生担任。
  学校的教学是采取“学什么教什么，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开设13门课，分3段讲授。第一阶段，集中3个月讲授基本知识，即：公民义务、国语、初等数学、实用理化、工业常识、合作常识、简易簿记、歌咏、体育、英语；第二阶段也是3个月，一半时间上课，一半时间做工。课程为机械常识、纺织常识、商业常识；第三阶段6个月，其中三分之一上课，其余时间工作。学生们在做工时，可任意选择参加学校的机械、纺织、化学训练组之一。机械组以作小刀、小剪及车辆零件等小五金为主；化学组从事造纸、制革、造肥皂等工艺的学习；纺织组以学习织巾、织带、织布等纺织工艺为主。这样，到1942年夏初，整个学校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同时，双石铺、宝鸡，还有更远一些地方的合作社都纷纷把徒工或子弟送来学习。
  资金仍然是最大的问题，学校的经费一般要由区办事处批准，再经主管培训工作的妇女工作部审核才能发到学校。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有时学校连一天的口粮也难以保证。为此，艾黎与何克不得不经常四处奔波。有时一次要骑自行车往返上百公里，翻过秦岭山口到宝鸡去争取一点现金。由于他俩起早贪黑的努力工作，一年后，终于在新建的校舍中又添置了一台机床，一架小型汽油发动机，开办了机械车间。当洛阳培黎学校解散后，一批学生也转入这里。学校还安置了一批河南来的难民，学生由此增加到60多人，课程也逐渐走上正轨。
  在这期间，双石铺培黎学校先后派出30几名同学到成都，办了一所成都培黎分校。成都分校位于成都南门外华西坝东南方，在一个小院内有一座二层竹木结构的小楼，以后又修建了一些简易平房，用作食堂、教室等。当时学校设置有：棉纺、毛纺、制革、机械等专业。这所学校在成都主要依托于抗战后迁到这里的金陵大学。因贝利老人生前一手建立了金大农学院，而艾黎和金大校长陈裕光博士、农学院负责人等都十分友好，于是创办该校。学校的临时负责人及几位职员均由金大选派，代课教师也是由金大、金女大教师担任，师资力量很强。同学们除学文化课、专业课外，分别按专业组到金大毛织试验所、机械厂、华西大学化工试验厂、农本局纺织厂实习。当时处于抗战中，许多高校迁到成都。华西坝是高等学府区，有金大、金女大、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等，所以成都培黎学校的学习环境很好。学校的生活条件也不错，战时供应虽十分困难，但学校还能为每个学生发一套优质布料的连套服，一双轮胎底皮鞋，并配备有单人床和蚊帐。成都其它高校大学生吃的是配给的平价米，而培黎学校学生吃的却是市场大米，每餐都有几样菜。
  艾黎非常关心成都分校的建设。学校创办不久，他从重庆来到成都。首先是安排几名同学去重庆一个国际抗日救援组织的汽车队和修理厂学习汽车专业，并拟在重庆建分校。接着就是关心师生们的学习、生活。早饭时，他拿着专门带给同学们的鱼肝油逐个滴在每个学生的碗中。晚上，他让出自己所住的大房间让大家轮流用大木盆洗热水澡。学校只发外衣，艾黎便将别人给他转寄来的衣服分发给同学们。晚上，他还到宿舍查铺。一有空，他还给大家讲过去的经历和见闻，讲“工合”运动。有一次听到学生说天天吃大米饭，不是干饭就是稀饭，不习惯。艾黎立刻意识到自己忽略了孩子们都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的问题。随即告诉厨师要多做面食。后来学生们果然经常能吃到面条、馒头。
  一次，艾黎与何克又来到成都分校，而正巧此间遇到他的生日。在何克的组织下，一帮男同学为艾黎举行了一次郊游庆贺，去华西大学东南约二三公里处的青春岛野游。大家围坐在岛上的一片草地上，吃着带来的食物，唱着歌为艾黎祝寿。艾黎高兴地说：“岛上没人，天不算冷，有勇气的和我下水游泳。”他自己首先脱了个精光，大家喊着：“下呀！”也纷纷跳入水中。游到岛的另一侧，艾黎趴在岸边喊着：“快来滑滑梯。”同学们便从他身上往下滑。正在打闹欢笑之中，不知谁说了一句：“看！那边来人了，还有女的。”这可把大家吓了一跳。艾黎赶忙游向深处，大家也随着都站在水中。一群刚来的大学生看到一个外国人领着几十个光头小伙子，大冷天在游泳，都抿嘴笑，也有人伸出大拇指，还有女生小声说：“这些人像是一群疯子。”事后，大家穿好衣服，最后又唱了祝寿歌和新编的培校校歌，返回学校。
  艾黎离开成都前对同学们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双石铺正在大湾沟和桥头庄打坝截流，修建水轮机组用作动力，也可以发电以解决学校用电。学校发展了，可以培养大批人才，为发展‘工合’事业尽力。你们来成都几百公里，学校花了不少经费，要学好专业技术，要尊重老师，同学们之间要互相帮助。”
  1943年8月，由于双石铺培黎学校准备安装棉纺设备，所以在成都学习棉纺的8名同学首批返回。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成都的同学们便三三两两被学校调回双石铺，也有几位同学到成都“工合”研究所协助工作。
  艾黎与何克虽然全身心地致力于办学事业，但他俩都已看出来，在国民党地区是不可能让你顺利搞合作社的。他们商量，应该放弃扩大“工合”的想法，而应保持和改善已扎下根的合作社，设法集中精力培训农民子弟，这样不仅可以改变当时那些“受过教育者”们所持的偏见，证明技术领导人是能够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学校真正可以培养出一批习惯于集体劳动的技术熟练的工人。
  战争还在推进，有人提出，双石铺的校舍可能会被国民党军队占用。情况越来越清楚，政治形势将不允许培黎学校继续呆在双石铺了。这时，艾黎和何克都被国民党定为“亲共”的危险分子，资金来源更加艰难，同时，有命令要求学校中年满16岁的学生都要加入三青团组织。他们感到虽然学校在双石铺的工作暂时还可以维持，但在国民党和他们所支持的封建势力当权的情况下，继续在这里从事任何工业合作事业的工作都是不可能的了，培黎学校要想继续办下去，必须离开双石铺。
  他们分析了整个形势后认为，抗日战争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必然取得最后胜利，但这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培黎学校能坚持办下去，将来，人民政府会发现在西北偏僻的农村还有这样一个小工业基地，尽管它很小，但对于初期的工业建设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他们考虑要么往北去延安，要么向西，去找一个能摆脱这些麻烦的地方。
  就在艾黎和何克商量迁向何处的时候，1943年夏天，一位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科学家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博士，偶然经过双石铺。他的来访，促成了双石铺培黎学校的西迁。当时，这位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工作——编纂一部20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他是第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发明的英国人，这次是要去甘肃西部的玉门搞一些实际调查。于是，艾黎借此机会搭他的车来到了著名的甘肃河西走廊。
  这是中国广大不发达地区的一部分。在历史上这里曾有过不同民族之间的长期混战。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这一地区统治薄弱，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曾派红四方面军试图从这里打通去新疆的道路。车子在祁连山高耸的雪峰与长城的残垣断壁之间行驶了几天，终天到达了有着一片绿州的小城镇——山丹。
  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海拔1560米，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在汉代置县，因夕阳总是在大黄山的崖面上照出一个“删”字的光影，故取名“删丹”（红色的“删”字）。到北魏时改为山丹县，至唐代这里已发展成为拥有很多街道的兴旺的贸易中心。艾黎发现，这里是他在中国所看到的最穷的地方，但这里的房子，你想租多少就有多少，租金也非常便宜。煤也有，粮也有，还有非常朴实的人民。国民党的官员很少来这里，学校可以静悄悄地进行它所想要实现的一切培训和生产活动，甚至扩大这些活动，也不致引起他们的“注意”。在这穷乡僻壤，有许多未受过任何教育的淳朴的农民孩子，有尚未开发的辽阔草原，临近的油井还有优质石油，另外还有煤矿、陶瓷作坊、造纸原料、皮革、羊毛和驼毛等等，这一切都是培黎学校所需要的重要条件。
  回到双石铺，艾黎又征求何克的意见。当何克听说红军曾到过那里，学校建在那里还有纪念红军的意义时，何克也非常高兴。但艾黎与何克也分析了将学校西迁的诸多不利因素：首先是路途遥远，要走1100公里的路程；其次是到了山丹，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另外还有“工合”协会和“工合”国际委员会是否同意搬迁等等困难。
  不久，学校开始遭到当地国民党军队的侵扰，他们不仅抓走了一位教员，还企图把一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强行拉进国民党的青年军。这使得在山丹建校和搬迁的计划更加迫切。
  这期间，艾黎又两次去兰州，争取到了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并在兰州郊外的穆柯寨办了一所培黎学校，目的想作为双石铺学校西迁的中间站，还请张心一担任了该校的名誉校长。
  艾黎再次去山丹便开始筹办学校的住房和教室。他发现山丹城内的房子和50来座寺庙大部分都是空的。县政府被马步芳匪帮手下的一个地主恶霸所把持，虽经刁难，但最终还是同意租给学校一座已经废弃了的寺庙作教室。这个被称为“发塔寺”的庙宇，因传说塔下埋有印度阿育王的头发而得名。这里曾驻扎过马步芳部队的骑兵，寺内的门窗都被卸掉当柴烧了，柱子也被饿马啃得坑坑洼洼。几百尊佛像古怪地坐在四面透风的庙里，鸽子飞进飞出，整个地方破烂不堪。艾黎在县城主要的街道又租了几间民房，作为学生们来后的临时驻地。一切安排好后，他便匆匆赶回兰州去接第一批已从双石铺到达兰州的33名学生。
  1943年12月21日，艾黎带领这些孩子乘坐一辆租来的羊毛车从兰州出发了。所谓“羊毛车”，是抗战初期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一种旧卡车。车上装着孩子们的铺盖卷和他们在兰州所采购到的物品，包括4大缸咸豆辣椒。在兰州时，艾黎为他们每人做了一身新棉衣和一件老羊皮袄。大家把帽耳朵放下来，护住耳朵，背朝着刺骨的高原寒风而坐，风沙太大时，就用毛巾捂着脸。路上没遇到大麻烦，只是在渡过一条冰河时，车轮掉进冰里，大家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汽车拉上来。第四天的傍晚，快要到达山丹县城时，车子沿一个大坡往下驶。由于车前挡风玻璃已破，司机的眼睛里猛然吹进了砂子，使车子偏离公路，一头撞在石头上，把几个孩子甩了出去。幸亏棉衣和羊皮袄很厚，孩子们没有受重伤，只是擦破点皮和小的扭伤。天黑后，车子开进山丹的大街，艾黎带领大家住进早已租好的房子。房间里虽是冷冰冰的，而且四面透风，但比起路上的辛苦，这里就算得上是天堂了。
  这所房子即是宿舍也是教室。第二天上午，学生们就开始上课了。下午，艾黎带领大家开始修整他们的校舍，他们堵好漏风的墙和窗户，用拣来的砖头将教室的地铺平。经过大家的辛勤努力，原先那座摇摇欲坠的破庙变得象样起来。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一次，山丹县政府一帮人在酒席散后，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官员跑到学校来大骂，说谁都知道学校是一伙“戴红帽子的”，说学生们应该送去当兵，脱离他们的“外国校长”，还说，无论如何要把学校所有的人从县里撵出去。无疑，他们是极力反对学校的。所以艾黎考虑：第一，有必要让“工合”的领导机关出面请求兰州的省政府当局“派”一位好一点的县长来；第二，山丹的学校要想生存下去，还必须有“工合”的名义庇护。
  到1944年2月，终于得到了何克带领所有学生已抵达兰州的消息。而这时由于“工合”总部不断进行人事调整，学校的经费又陷入危机。艾黎知道，山丹的工作要想得到总部更多的帮助，他就必须尽快去一趟重庆。他把学校托付给另一位教师和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后，便搭一辆“黄鱼车”上路了。经过永登县的时候，在一个客店的院子里，正好遇到从兰州过来的何克。原来何克在兰州又采集到一大批物资，并雇了几辆卡车和马车，此时因其中一辆车子抛锚，正在修理。艾黎把一切情况告诉何克后，两人便很快分头出发了。
  何克在从双石铺把学生和物资运往山丹的路上，出了不少险情。先是一辆马车在翻越冰封的山顶时，不慎跌进深山谷里。接着是他们的卡车与一辆装军火的卡车相撞，起火爆炸，车上的人总算死里逃生。尽管路上这么多艰难困苦，60名学生除一人因心脏病死于兰州外，全部胜利抵达山丹。何克出色地组织了这次“小长征”，他当时只有29岁，但已是一位成熟的校长了。
  此后一个时期，艾黎基本上是东奔西跑与各方面接洽、联络，何克则坚守岗位，负责建校，安装锅炉，布置机械和纺织车间，安排教室，学校面貌在迅速改变。当1944年7月艾黎从重庆返回山丹时，学校里的棉纺组在生产棉纱，织布机在织布，机械组开了工，课堂教学也在顺利进行。这次随艾黎一起来到山丹的，还有重庆“工合”总部的负责人徐维廉和两位英国合作党议员。他们在山丹的几天，对学校所做的工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此间，经过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帮助，原县长被调离回原籍临洮。培黎学校终于在河西走廊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