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尽管艾黎认为西北地区的“工合”工作已开了个好头，但他仍念念不忘处在东南地区的抗日游击区，因为“工合的任务就是要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以抗击日军”。
  1939年初，艾黎为了去香港获取中国银行的一笔贷款，从湖南乘火车到广州。因只能买到硬座票，他便挤在几乎都是难民的拥挤不堪的普通车厢内。沿路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列车不得不经常停车，然后让人们下车四处躲藏。
  到达广州车站时，艾黎已是一副狼狈相。站上的国民党宪兵看到这位衬衫满是汗渍，脚穿草鞋和短裤的外国人，坚持认为艾黎是个逃亡的白俄，还说他的证件全是假的，不容艾黎辩解，要予以没收。艾黎把一枚行政院刚颁发的徽章给他们看。但他们却说：“这个是真的，但你一定是偷来的。”艾黎非常生气，不得不把宋子文搬出来，说：“你们最好去问问在香港的宋子文。”这一招显然是管用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官员拿着证件回来，打了个手势让艾黎走了。
  在香港，由于有宋庆龄和斯诺的帮助，艾黎顺利拿到贷款。然后带着一大批材料与几个很有组织能力和财务技能的工作人员，从广州乘火车到达韶关，然后转乘汽车经南雄，翻过梅岭山区来到了江西南部的赣州。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章、贡水汇合处，宋代以后，曾为赣州的州、路、府治，历来为赣南水陆交通及物资集散中心。因明朝著名学者王阳明曾在此做官推广过普通话，所以，赣州城里的人都讲普通话，而城外的各县却都说客家方言。
  当时赣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他刚刚从苏联回来，干劲十足，很想把他所管理的地方搞成一个可被夸耀的“模范”区。因此他对工业合作运动很热心，还推荐了两个同他一起从苏联回来的同学帮助艾黎一起办工业合作社。组建办事处的工作较为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东南“工合”办事处成立。办事处设在赣州西津路108号的中华圣公会，第一任主任便是艾黎。这个办事处最初的规模是负责江西、福建、广东、浙江、安徽5省的“工合”推进工作。
  国民政府过去在江西办过许多“合作社”，但大多由当地士绅组织。很多群众是被迫参加的，他们根本不明白参加合作社有什么用。当时因家家点煤油灯，“合作社”便利用向银行申请的贷款，买进大量的煤油屯积起来，当煤油缺货时，“合作社”便高价出售，实际是用控制煤油来做投机买卖。然而，“合作社”赚了钱总是士绅的，若赔了本便要农民偿还贷款。当地农民被这些所谓的“合作社”坑苦了，称它为“煤油合作社”。艾黎讲了一件事：“在赣南的于都，我们恰巧碰上一个哀嚎恸哭的场面，一个青年农民的妻子被从家里带走，预备卖掉以抵偿‘灯油合作社’的亏损，房子和地也可能被抢走或者把男孩子卖了去顶替地主的儿子当兵。这就是‘合作社’这个名词对许多农民的含义。”
  由于这些原因，在动员入社的过程中，艾黎带领“工合”的组织者们耗费了相当的精力。他们反复强调工业合作社不同于过去的那些“合作社”。眼下向他们贷款，都是为社员自己在参加合作社以后生产时用的，在没有足够的利润偿还之前，不会向他们索回。渐渐的，当地群众开始相信了。不久，在离赣州以北不远的遂川县成立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1939年4月，他们又组建了赣州机器合作社和于都瓷器合作社，紧接着在赣州城内全面开展了组社工作。从1939年开始至1940年上半年，仅在赣州一地组建起来的工业合作社就有30多个，同时，赣南还有赣县、于都、兴国、瑞金等10余个县相继建立了200多个工业合作社，有近3000名社员。赣南呈现一派发展战时经济的新景象。
  艾黎在赣南先后到内迁至这里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工专、高商等大专院校演讲，宣传“工合”的性质、任务和“工合”对支援抗战的作用，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到“工合”东南办事处和各县事务所工作。由于广泛宣传，使当地一些华侨中的爱国人士也纷纷捐款或直接参与“工合”的工作。
  赣南地区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苏区。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曾派出70万军队“围剿”赣南的瑞金及其周围的中央红军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开始了战略大转移，于都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集结和出发地。抗战爆发以后，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下，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组成了新四军，在皖南及以北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斗争。
  艾黎在赣南地区考察先来到宁都，他听当地一位国民党专员说，从宁都到于都的那段路，山里全是红军，很不安全。但艾黎却正是要去见见那些当年的红军。他按计划骑自行车上了路。在一个村子里，看见两个老年妇女在卖茶水和当地酿造的一种米酒。于是，便坐下来同她们聊天。艾黎问：
  “你们不怕红军来吗？”两位老人对视了一下，一边大笑，一边说：“我们就是红军！”艾黎听后，先是一愣，然后也一起笑了起来。艾黎感到，当地的国民党官员甚至连“红军”这个名字也十分害怕。
  一次，陪艾黎视察“工合”工作的一个国民党官员指着太平天国时代的一些废墟介绍说：“看赤色分子干的什么事！”在于都有一所很大的学校遗址，它的断墙残壁上仍保留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一个农民从那儿走过，艾黎问他：“那学校是怎么被破坏的？”
  农民说：“红军修了一所学校，国民党军队把它烧了。”那个国民党官员听了满脸怒容。到宁都后，艾黎设法甩掉了他，独自去了瑞金。
  路边有一个棚子，艾黎便从自行车上下来，准备喝点热米酒提提神。一个江西老乡看着他，说：“老表，你吃饭时很困难吗？你的鼻子会不会触到饭碗里去？”艾黎说“我还能对付，能行。”那人又说：“你是中国哪个地方的人？”艾黎说“我是新疆人，新疆有好多人是大鼻子。”“哦”，他说：“这倒怪了。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段幽默的对话，使艾黎对江西老百姓的直率和朴实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在瑞金的印刷合作社，有人告诉艾黎，工人们正在使用的印刷设备有些就是当年红军用过的。而这些工人中，也有许多人曾在红军的印刷厂工作过。艾黎到处都能遇到喜欢同外来人谈话的友好的农民。一次，一个农民对艾黎说：“过去的标语到处都是！”在一间房屋里，一个农民指着放在屋角的一张木床告诉艾黎：“毛泽东在这张床上睡过！”同艾黎一路从瑞金走到会昌的两个小伙子还说：“要是红军回来，我们都参军！”
  在赣南的经历，使艾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如何拥戴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福建省西面与江西、北面与浙江接壤，闽江纵贯其西北部地区，是东南沿海的战略要地。抗战初期，日军占领了其海港城市厦门，省会福州也遭到了日军的入侵，只有省内西北部山区，日军无法深入，这里便成了开展工业合作运动的安全区域。在长汀、永安、南平、浦城、连城等地都先后建立过事务所或指导站。处在群山环绕中的长汀位于闽西地区，与江西瑞金毗邻。明、清、民国都是府、专区所在地。抗战后，长汀便成为前沿的大后方，沿海一带的许多学校如厦门大学、中正医学院、福州省立高级工业学校等均内迁于此，长汀在当时甚至有东南“大学城”之称。闽粤赣等省沦陷区的部分难民也纷纷拥进长汀，使城镇人口剧增。
  1939年4月，艾黎带领几位技术人员从江西的瑞金来到了长汀。经过10多天的筹备，于5月4日正式建立了“工合”长汀事务所，第一任主任由艾黎兼任，这里因此成为福建“工合”运动的中心。
  长汀有手工业造纸的传统，过去当地曾有纸厂300余家，由于战乱以及巨商的重重剥削，加上工艺落后，使长汀的造纸业纷纷倒闭。抗战爆发后，海口被封锁，洋纸进不来，使得当地土纸开始畅销，也为开展“工合”创造了很好的机会。长汀事务所成立后首先恢复了一个油纸合作社，接着在涂方乡建起了4个造纸工业合作社。事务所一方面尽快恢复生产、改善工人生活，一方面给予技术上的指导，设法改良传统的制作工艺，促使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不断提高。其中油纸合作社的产量最多时达长汀纸业的70％以上。这里的濯田村三洲乡是长汀产蔗和制糖区，“工合”事务所抓住有利时机，组织了一个炼糖合作社，他们通过技术改进，从手工操作发展到由机器生产，短期内便有了千余元的收入。
  艾黎又亲自到南平收购了福州沦陷前搬到南平、但又无力再内迁的一家机器厂和一家印刷厂，将这两家工厂的发动机、鼓风机、车床、钻床、刨床，印刷用的四开机、八开机、铸字机、画线机等40多种机器设备，全部运到长汀，并在福州招收了70多名失业工人和难民，在长汀城区办起了机器、针织、雨伞、印刷合作社。至1942年秋，在附近乡村已相继成立了50多个合作社，有社员近500余人。
  在长汀期间，艾黎发现一所由教会创办的兴华职业学校，其办学宗旨很适合“工合”所需要的人才培养。这里的学生都来自贫苦家庭，年龄最大的不过十七八岁，他们在学校学习藤竹、木器、纺织及园艺等课程，纺织、缝纫为女生班，其余为男生班，这些课程都适合工业合作社的工作。艾黎与长汀事务所和该校陈校长商量，除原有课程外，增加了铁工和制纸两科，由学校购置实践用的器具及原料，并聘请“工合”社的打铁工友常年教授学生，所需经费由长汀事务所解决。这所学校为长汀“工合”事业培养了不少技术骨干。
  永定位于闽西山区，1938年5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内迁于此，永安顿时成为福建的政治、经济甚至东南抗战文化的中心，城乡人口激增到3万人，造成物资奇缺，价格扶摇上涨，手工业工人、难民的生活难以维持。
  艾黎抵达永安后，在多方面进步人士的支持下，于1939年6月成立了东南“工合”永安事务所。永安当时处在空袭的威胁之下，几乎所有的机关和市民都疏散到附近的乡下，城里的店门经常紧闭。艾黎他们初到这里，别说租借房屋，就是买一餐饭也非常困难。几经周折，总算在城中租到几间屋子，用它来做事务所的办公室。工作刚刚展开，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所址连同内部的财产全部化为灰烬。事务所只得搬到离城3里多路的一座小山上再度安营扎寨。他们自力更生建起了一座有4开间的平房小院，既办公又做宿舍。为了防空，看上去结构有点奇特，又居于山坡上，所以大家都称它为“小钢炮”。打开了工作局面后，到1940年底已先后组建了12个工业合作社，社员120多人。
  浦城位于闽北山区，与江西广丰县，浙江龙游县、江山县相邻。1939年6月，艾黎等人到达浦城，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查，7月，在龙潭门邹家成立了“工合”浦城事务所，并很快在城中的商业街建立起一个化学工业合作社和一个针织工业合作社。当他们得知国民党军队的“第十临残院”在这里，并有近3000名从抗日战场上退下来的伤残士兵时，便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到组织伤残军人合作社上。这些军人中，原来有技能的人纷纷主动登记组织合作社，原来没有技能的也请求给予学习的机会。到1940年底，浦城已有工业合作社21个，社员340人，资金达5.55万元。与永安毗邻的连城，造纸业比较发达。1943年3月，“工合”赣闽粤办事处派人负责筹建了连城事务所。很快恢复和新建了13家纸业合作社，社员166人。在东南各省开拓了一个新的纸业市场，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浙皖一带开展“工合”运动，是艾黎所一直期望的。在福建期间，1939年4月，艾黎搭乘一辆卡车，从浦城来到浙江金华。当时沪杭等地的抗日团体以及大批抗日救亡青年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云集金华，杭州沦陷前，国民党浙江省军政机关也纷纷南迁于此，金华成了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斗争的焦点。艾黎来到金华，主要目的是要实现他在浙皖一带开展“工合”活动支援新四军的愿望。
  来浙江以前，艾黎曾看到了一份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给行政院的电文，内容是：“虽然日军占据了沪杭沿线，但是其余各县均尚无恙，在这些县份里有许多原料无人开采，天天看见外国货从浙江沿海的海口输入，实在是一个大损失，请求行政院拨款20万元给浙江省的工业合作，并希望派员指导。”所以，艾黎想抓住这个机会，一是要进一步考察一下浙江和安徽的经济环境；二是见见这位浙江省主席；三是希望通过一些关系与浙江的中共组织领导人取得联系，共商开展“工合”事业。
  刘良模和艾黎在上海时就是好朋友，这位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抗日救亡歌咏队的队长，现在也活跃在金华。通过刘良模的介绍，艾黎很快见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文委书记骆耕漠。省委书记刘英也很重视这件事，认为“这个阵地很重要”，并指示由骆耕漠具体协助艾黎。同时，艾黎也见到了浙江省政府的几位官员。
  艾黎在骆耕漠等人的陪同下，先后去温州、皖南等地实地调查，并去江西考察了那里已经展开的“工合”活动。最后选择了位于皖、浙、赣3省交界，且又离新四军驻地较近的安徽屯溪，设立了“工合”浙皖办事处，第一任主任是章秋阳。办事处初步的设想是建立以屯溪、兰溪为主的机械、纺织中心，以丽水为主的油脂中心，以台州海门为主的渔业中心。在建立“工合”浙皖办事处的同时，第一期浙皖“工合”干部讲习班于1939年7月1日在屯溪隆阜紫竹园巷开学。抗战时期，在浙江和皖南地区先后建立的工业合作社有60多个，大体分为3种类型：机器制造、日用商品、渔业捕捞。
  “工合”浙皖办事处所在地屯溪当时是皖南的经济中心，1939年5月，艾黎在考察了安徽后指出：“安徽各地到处皆是难民，原料及游资，实已具备兴办工业之各种条件。例如棉、麻、皮油、木材、煤等种种出产，均极丰富，只须成立适当机构加工制造，必能达到自给自足之目的。”
  这里虽属国民党管辖区，但距新四军驻地茂林较近。为支援新四军，办事处主动同新四军取得联系，新四军则应办事处的邀请，派人到浙皖“工合”办事处协助工作。经过努力，先后在屯溪、泾太设立了事务所，很快就建起了缝纫、电池、皮革、漂染、织袜、皮件、制鞋、烧炭、印刷、铁器、造纸等30多个工业合作社。其产品主要是供应新四军军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敌人对皖南抗日根据地的重重经济封锁。
  在浙江的淳安机社是当时“工合”在东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合作社。因它距皖南新四军军部较近，又位于浙皖咽喉，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新四军和浙江中共组织的重视。该机社分为铸造和金加工两大生产部分，有近百名工人。除生产一些常用机器外，还为新四军修理枪械，制造过捷克轻机枪和装弹机等。新四军也曾拨给机社一些子弹壳和紫铜丝作为原材料。新四军军长叶挺对机社的建设也十分关心，每次经过淳安境内，都不忘要去机社看看，给大家讲讲国内外形势。同时鼓励大家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还要做好上山打游击的准备。
  1939年10月，叶挺在一份写给“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工合”运动对浙皖抗战所作的贡献，他说：
  “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朋友们：
  你们经常援助在皖南游击区建立工业合作社，我们极为感谢。你们的感情我们将永不忘怀。
  皖南工业合作中心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工业使我们各区难民参加了生产工作，得到了救济。他们帮助我们利用了土产原料，免致落于敌人手中。籍此我们还可以抵制敌人商品的侵入，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皖南全体居民得以受益。
  虽然如此，敌人正在利用当前世界危机，加强他的“强化”活动。这使我们继续在敌后斗争更加困难。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其它的合作事业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基地。借此机会，我们向你们请求给予进一步的帮助，使这一工作继续有利于皖南人民，以支持我们的抗战。
  我们认为你们是主持正义的，觉得你们一定急于看到中国人民在他们的解放道路中取得胜利。
  我们相信这一请求将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反应。倘若我们幸能得到你们的进一步的援助，请你们将捐款通过中国“工合”转来，指定在我们皖南“工合”区办事处专用。
  叶挺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湖南不仅为中国著名产米区，其蕴藏的矿产也极为丰富。抗战爆发后，由于长沙面临被敌人占领的危险，所以中国工业合作总会便把湘桂地区的“工合”活动中心放在了邵阳。1938年11月，艾黎从武汉到重庆经过湖南时，在长沙协助把一批工厂搬迁到安全的山区。当他离开长沙不久，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放火烧城，致使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长沙也变成了一座废墟。
  邵阳位于资、邵二水合流处，旧称宝庆府。公路东通衡阳，西迄贵阳，堪称“万商云集，百货萃汇”之地，有湘中经济中心之称。邵阳手工业在战争初期便异常活跃，街头巷尾到处可见织布、织袜、织毛巾的作坊。运输畅通时，每天可有4000多斤棉织品外销。设在这里的“工合”西南区办事处范围辖湖南、广西两省。至1939年初，仅邵阳一地便组建了17个工业合作社，有社员253人。当时的零陵机器社、火柴社、玻璃社、新化造纸社、邵阳精棉社被称为湖南“工合”五大合作社。所以当1940年艾黎来到邵阳时，街头已有了许多“工合”的招牌。
  艾黎接着对桂林进行考察。桂林当时是广西的省会，抗战以来已成为西南交通、工商以及文化教育的中心。其沿珠江上游可达梧州，与广东相接；湘桂铁路终止于桂林；广西的公路网亦大多贯穿于此，真可谓四通八达。交通便利，使战时西南的商货运输多集中于桂林。工业方面，自武汉沦陷后，汉口、长沙等地的工厂多迁至桂林，如机器制造业就已仅次于重庆。虽然桂林的地方原料出产并不丰富，但石柱林立的天然防空条件，吸引了大批工商业者和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前来。
  1939年5月，西南“工合”办事处开始深入广西，并在桂林设立事务所。同年10月，西南区办事处由邵阳迁至桂林，桂林事务所改为指导站。为发展西南区的“工合”事业，1940年秋天，区办事处在桂林开办了一个“工合”西南区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的40多名学员大多是高中毕业后失学或失业的青年。他们除了上合作经济、“工合”管理及技术课外，训练班还为大家讲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一些基本理论。期间，恰逢艾黎视察西南“工合”，艾黎应邀在干训班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介绍了全国“工合”运动的发展情况，展望了“工合”的美好前景，鼓励学员们发扬五四精神，为建立一条抗战时期的经济阵线而努力。这期干训班经4个月的学习圆满结束。学员们被分配到湖南和广西各县的“工合”事务所或担任基层合作社的指导员，成为“工合”事业新的力量。
  云南位于祖国的大西南，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几乎适宜任何农作物的生长。在抗战时期，云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补给线，是西南文化的中心，有“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之称。由于战区的扩大和战争国防建设的需要，云南更被看作是提供抗战资源的重要基地。然而，这里的农产品与重工业及轻工业发展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此情况下，“工合”组织便起到了媒介的作用。工业合作社通过制淀粉、榨油、制糖、纺纱等业，将农产品加工成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成为促进农业翻身，发展轻工业的一条重要的途径，也是支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经济基础。1939年2月，“工合”总会在昆明成立了云南“工合”办事处，并先后在大理、玉溪、开远、丽江、曲靖设立了事务所。一年后，便有了35个社及社员430多人。
  艾黎在大理参观了一个制纸合作社。该社开始时只有社员7人，合作社设在大理南门外一座大庙里，大庙有数十间房屋，四周还有许多空地，庙内有一股小溪流过，即可作捣草机的动力，还可泡纸、漂白等。因设备简陋，完全依靠手工操作，所以开始时每天仅能生产新闻纸4000张。他们使用的原料主要是当地的稻草，而其它如苛性碱及漂白粉等要从外地购买。以后经过事务所技术指导，产量有了一定的提高。艾黎还到昆明、玉溪等地进行了考察。
  接着，艾黎到贵州视察，在这里却无意中看到了一幕人间悲剧。贵州是个穷省，当地有句老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在战时，国民党在贵州抓壮丁非常厉害，普通百姓的性命不值一文钱。艾黎回忆说：“有一天清晨，我们偶然见到几千名劳累饥饿、面黄肌瘦、受疟疾折磨的士兵站在路边，呆滞无神的目光在凝视。他们面前低处的一小块平地上，躺着一批16岁左右的青年，刚被枪毙，另一批正准备枪毙。尽是些农村青年，血气方刚，想抗丁造反，结果被杀以儆尤。那脸色，站着的士兵们那死人一般凝视的脸色可怕极了，许多天还萦绕在我的脑际。”
  上海、香港、重庆等地“工合”促进会成立后，国内外各界的捐款、援助也在多方的宣传之下不断发来。但由于各促进会工作不能及时沟通，使来自社会的捐款未能得到很好的统筹。在这种情况下，由宋庆龄倡议，于1939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它是根据英国法律在香港注册的一个社会团体。任务是代表中国“工合”接受各国、各团体以及各界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所给予的借款、赠款和物资、技术等援助。“工合”国际委员会在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的帮助下，得到了香港总督的支持，并动员了香港圣公会主教何明华（R·O·Hall，英国人，由于支持中国抗日，积极致力于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抗战事迹，曾享有“红色主教”之称）担任该会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委员有宋子文、斯诺、艾黎和各促进会的代表以及港澳地区爱国人士、中外银行家、商业巨子和慈善事业家等。艾黎曾一度担任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
  在艾黎的影响下，一位出生于山东省的美国传教士的女儿普艾达，也成为“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并担任秘书。以后她去美国，并很快成立了“美国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她利用自己在美国的一些关系，积极宣传和为中国“工合”事业募捐。该委员会还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夫人（任该委员会名誉主席）等美国知名人士的声援。
  “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在获得资金和物资援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由于报刊的宣传介绍，海外人士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一成立，便得到了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广泛支持。起初一些吃过国民党政府贪官污吏苦头的华侨曾表示过：“你们不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我们就不汇钱来。”
  艾黎回忆：“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由于这一国际联络机构的建立，促进了许多国家援助中国“工合”运动。截止1946年底，“工合”国际委员会从美、英、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和澳门的“工合”促进会得到的经济援助约500万美元。特别是“工合”国际委员会得到的捐款，可以不通过以后被官僚政府控制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直接汇交“工合”各区的受援单位，这就使捐款能及时用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对各地“工合”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考虑到在各国的捐款活动中，最为积极的是菲律宾华侨，他们的热情最高，捐献也最慷慨。1939年夏天，斯诺夫妇飞往这个岛国的首都——马尼拉。
  菲律宾华侨的同种同族的感情很浓厚。他们主要来自福建省，一些人是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就来到了马尼拉，由于他们勤劳节俭和生意上精明，大多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华侨领袖层便是由其中一些具有爱国心和公益心的华侨巨富组成，不少人甚至已成为当地银行和工商界的要员。菲律宾总统本人就对中国“工合”活动公开表示称赞。有了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在当地除了华侨外，一些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也纷纷作出热烈的响应。菲律宾华侨妇女救济协会等团体，立刻筹募了相当20余万元法币的捐款汇交宋庆龄，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建设的基金。菲律宾友人还向中国“工合”总会赠送了许多有关技术方面的书籍。
  1940年7月，经斯诺的推荐，艾黎来到菲律宾的碧瑶市，接待他的是碧瑶市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当地华侨请艾黎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菲律宾逗留不到两周时间，就带回了相当法币15万元的捐款。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工业合作组织的工作区域涉及到全国17个省，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到1700多社，社员2.5万余人，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工合”组织制造的纺织、榨油、印刷等机器和农具共12余万件；生产的帆布、军布及各种民用布匹共6万余平方米；前后4批共完成军用毛毯250多万条；制作各种军服、军鞋及日用服装1100余万件，以及大量的各种日用小商品。由此可见“工合”为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