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周恩来和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同志支持“工合”，但不等于中共上层的领导人都赞成这一运动。其中就有人提出“工合”有逃避阶级斗争、使中国走向合作社国家的倾向，而这条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他们甚至还严厉批评宋庆龄参与发起“工合”的做法，说她是在支持一个“政治上异端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对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给予这个“与争取战争胜利毫不相干”的运动拨款感到不满。
  斯诺听到这些消息以后，非常着急。他告诉艾黎，从他对中共领导人的了解来看，“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更加浓厚。他们不是手上长老茧的无产者，他们多数属于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斯诺1936年7月到延安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当时他就得知，中共中央已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讨论组织合作社的办法并准备成立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和合作总社。他还看到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发的《合作社发展大纲》，边区各县都建起了区消费合作社和乡支社。
  因此，斯诺认为，中共某些人对“工合”的怀疑，只是由于对它缺乏了解。所以，他想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一封信，介绍“工合”运动的情况。艾黎表示非常赞同。
  自从斯诺去过延安之后，他与毛泽东个人就建立起一种深厚的信任与友谊。他们始终保持着书信联系，毛泽东对斯诺所从事的正义事业是非常支持的。
  因此，斯诺深信，毛泽东看了他的信后，一定会对“工合”运动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了解毛泽东，毛泽东也相信他。
  斯诺在信中对工业合作运动作了全面的介绍，他谈到了“工合”的创办宗旨、发起经过，以及如何组织工业合作社、如何帮助游击战争等等。他还把“工合”的组织章程寄给毛泽东。最后他幽默地写到：鉴于统一战线和共产党可以接受“混合经济”，那么对“工合”也理应全力支持了。他并且建议中共应该修改关于现行的合作社方针，使之与“工合”原则相一致。
  毛泽东的确接受了“工合”。1939年，不仅延安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延安事务所，建立了许多的工业合作社，甚至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上，还根据毛泽东批转的斯诺的建议，讨论修改了根据地原生产合作社的规定，采纳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章程的部分内容。
  了解到延安对“工合”的支持后，1939年2月，艾黎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搭乘一个印度医疗队的车队前往延安。这个印度医疗队的医生们，年龄和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他们是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来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但来中国后，对于国民政府给他们安排在国民党地区的工作都不满意，大家便纷纷要求到前方、到有战斗的地区去。医疗队队长M·爱德华大夫是个中年人，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亲戚、英迪拉·甘地的叔父，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是一位具有丰富国际斗争经验的老革命战士。医疗队有一辆车身涂有印度国大党纺车轮标记的救护车。那是印度国大党送给中国的礼物，后面还有一辆大卡车装载着一些医疗器械和药物。
  一路并不顺利。经过汉中时卡车将一根电线杆撞倒在一家烧饼l铺的屋顶上，当天夜晚到达内江时，卡车又撞坏了客店院子的大门。为了解决赔偿损失的纠纷，车子在这里耽误了很多时间。在西安，他们又费尽周折，说通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官员，才使他们拿到去延安的通行许可。
  前后经过半个多月艰苦的行程，他们来到了西北“工合”总部所在地宝鸡。
  宝鸡位于陕西省中部，自古为关中（渭河）平原西部棉、粮和陕、甘、川3省物资重要集散地之一。其公路南通川鄂，西达甘宁。在抗日战争初期，因为这里是陇海铁路西端的终点站，所以宝鸡便成为人们逃离战争坐火车能到达的最远点。当临时首都武汉面临着沦陷的危险时，从1938年夏天开始，千万户人家，整个工厂、学校、政府机关源源迁来。从旧宝鸡城垣到铁路附近一带，到处人山人海，到处是牲畜、帐篷、茅屋，到处是装有商品、机器的包装箱。艾黎形容：“从武汉和河南涌入的难民，一片混乱，使这座古城几乎没有地方容纳我们。市面上商品非常缺乏，连一般日用品都买不到。然而，这些条件正是开展组织工业合作社最理想的地方”。
  早在1938年8月底，卢广绵同“工合”指导员、上海技工孙夏威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之命来到宝鸡。他们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有关方面商议后，挂出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的招牌，然后一面在当地宣传接洽，一面致信各方，邀请合作技术专门人才来陕西参加“工合”工作，同时，着手登记失业工人和有一技之长的难民，向他们宣传组织工业合作社的好处，讲解如何生产自救，如何支持长期抗战等道理。并很快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大华手工铁器合作社。
  卢广绵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曾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一起参加乡村建设运动，1929年留学英国。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先后任华北工业改进社总干事，河北省棉产改进会技术部主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技术专员，棉业处副主任等职，是中国农村合作社事业最早的创办者之一。
  在西北“工合”总部举行的欢迎会上，爱德华大夫和艾黎都讲了话，由卢广绵做翻译。并由“工合”社员表演了节目。在宝鸡期间，艾黎参观了几所工业合作社，了解到西北“工合”在筹组了宝鸡一批工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已在陕西的西安、南郑、凤翔建立了事务所。同时，区办事处机构也逐渐正规。除主任外还设有部门工程师，负责全区的技术指导；设视察及秘书两室，协助主任处理行政事务；设总务、组织、技术、供销、会计5课及妇女工作部，分管各项具体工作。办事处组成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广泛召集工业合作社所需各种人才，制定办事原则，编制经费预算，还在宣传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西北办事处的第一份刊物《工业合作》半月刊早在1938年就已经出版。
  一起去的一位外国人贝克得到的印象是：
  我们所到之处，都很整洁有序。这里的社员们事先知道路易要来，可能早有准备，但不可能一切都是做给他看的。因为无论是在一列窑洞、一座破庙或一组席棚里，凡有“工合”标记之处，都呈现一种气氛，……那是一种繁忙而又谦虚的工业气氛。人们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小心谨慎，方向明确，一丝不苟，总之，要给这种精神下个定义可不那么容易。
  “工合”的机器大部是木制的家庭手工产品或由前方托运来的金属货，其中有些配上了木制部件，经过油漆、打磨，看来却象刚进口的新机器设备。厂房和生活区都粉刷打扫得干干净净。老建筑经过改造后，空气阳光就更加充足了。这儿有指导员帖出的标语和图表，还有社员悬挂的趣味性的装饰画，宿舍里，每张床边和各种卫生盥洗用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不讲个人卫生是一种“非合作行为”，是可以在评议会上批评的。
  艾黎和医疗队前后经过3个星期的路程，终于来到了陕甘宁边区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他们远远的看到了山顶上矗立着的宝塔，大家都异常兴奋。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的代表都已经在路边迎候，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到这里来访问的国际代表团。在欢迎的人群中，艾黎发现了马海德。两人自从1936年在上海分手后，就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了。不过，马海德在延安结婚时没有钱，还是艾黎寄给他200块银元救了急。
  当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后，陕甘宁边区便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心。进入抗战中期以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边区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发动生产运动”的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了生产和学习是全党和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要广泛地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并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李富春代表中央总生产委员会做《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指出1939年生产运动应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帮助人民发展手工业，统筹发展生产合作事业。大生产运动促进了当地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在延安“已设的合作社都遵照国民政府所公布的《合作法规》，但‘顾及边区特殊情形’而改组”。单是生产合作社在1939年就有28326个社员。
  自从斯诺在前一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后，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便开始注意到“工合”这个新生事物。1939年，在延安召开的生产会议上，不仅采纳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有关章程，还决定在延安建立一个工业合作指导站，并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在延安期间，艾黎就住在马海德的窑洞里。马海德此时已是中央卫生部的顾问，而且学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马海德告诉艾黎，1938年春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刚到延安时，是他帮助白求恩熟悉中国和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艾黎说，现在你又要帮印度医生们熟悉情况了。艾黎几乎每天晚上都看到有人来找马海德，接着便会看到马海德提着纸灯笼，“艰难地踩着积雪踏上陡峭的山边小道去治病”。
  印度医疗队的医生们在延安工作了大约一年，后因白求恩去世，柯棣华去八路军总部接替白求恩的工作，另外几位印度医生之后便相继回国了。
  艾黎的儿子阿兰和迈克到延安后不久，阿兰被党组织派往新疆工作，所以艾黎这次来没能见到他。迈克还在延安大学教数学，他后来任延安“工合”事务所顾问及宣传干事。
  艾黎在1939年是一个年头一个年尾，两次来到延安。在延安期间，他与毛泽东主席有过三次会面。
  第一次是3月初他来后不久。那是一次突然的接见。艾黎回忆说：“当时，我正同朱德坐在那里，同时还有许多部队的司令员们。他忽然走了进来，屋里的人随即走开，只留下我和主席。我用上海话夹着南方话同他谈话。我要使他了解合作社最近的工作情况。他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总是启发你多讲。”艾黎向他汇报了“工合”工作目前在全国几个地区实施的情况，介绍了工业合作运动将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也谈到了工业合作眼下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毛泽东则表示非常赞同他们的事业，并鼓励艾黎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次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
  不久，3月26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延安事务所正式成立，主任是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的曹菊如，事务所就设在山坡上一排5孔窑洞里。艾黎曾想，在延安创办“工合”事务所以后，也许会使重庆方面改变对“工合”的看法。然而，对于将“工合”扩展到共产党地区的作法，主管“工合”的行政当局依然持反对态度。所以，从一开始，延安就很少得到总会的资助。是边区政府银行的贷款才使“工合”延安事务所度过了难关。在以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这里先后建起了15个工业合作社，其中包括了五金、纺织、服装、文化、化学、食品、土木石和运输等8类。
  这年9月，斯诺以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的身份来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同他谈了对“工合”的看法：“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的工作却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几层目的：1．阻止敌货从被占领区向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渗透；2．利用中国的原料和资源为我们自己的工业服务，防止日本的掠夺；3．创立游击战争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根据地，以支持持久战；4．培训失业人员和不熟练劳工，使日本不能利用他们来反对我们；5．供应农民以所需的工业品来交换粮食，维持农村的繁荣。
  一年后，延安的工业合作社已发展到20多个，有278名社员和4万多元的资产，其生产范围已涉及到各个领域。
  艾黎与毛泽东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39年底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地点在山坡上边区经济事务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艾黎回忆道：“毛主席举止沉着，他身穿棉衣，在昏暗的灯光下，整个身影似乎充满了整个屋子。他用平静的语调讲到他对已做的工作如何感兴趣，并给予鼓励。他急于使八路军获得更多的援助。”艾黎说，由于贺龙当时在晋西北领导八路军抗击日军非常艰苦，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希望“工合”组织能想一些办法在经济上支援他们。毛泽东当时告诉艾黎，实际上“是农民在打仗。是农民在战争中首当其冲。”
  对毛泽东这次的讲话艾黎印象特别深刻。他体会到，“这里才是领导中国千百万人的力量和能力之所在，这力量似乎来自千百万人民本身。他好像是我所认识的每个农民和工人的化身。”
  对毛泽东提到“工合”要支援八路军的建议，艾黎一直放在心上。不久，艾黎听说晋西北的八路军部队要建立一个制造大批手榴弹的工厂。艾黎便很快找来专业人员，夜以继日在最短的时间内画出蓝图并做好计划，还准备支援他们一些炼铁工人和资金。但当他带着一些资料来到洛阳晋豫“工合”事务所时，没料到与他接头的人竟是个已投靠国民党的叛徒。此人表面上招待他吃饭休息，但就在艾黎洗澡时，国民党特务拘捕了他。由于艾黎拿出端纳为他办的有蒋介石签字的特殊通行证，他才得以获释，但资料全被没收。后来艾黎还是设法将他的计划和援助送到了晋西北。
  艾黎第三次见到毛泽东，是在参加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玉章60大寿举行的生日聚会上。吴玉章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被党派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1938年回国后，任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当时曾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延安五老”。
  在这次祝寿会上，艾黎听到了毛泽东讲的以后被认为是很著名的一段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而且毛泽东当时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艾黎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也许就是这句话的力量，影响和鼓舞了艾黎的后半生。
  在1940年初举办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上，标有三角“工合”符号的产品引起了大众的广泛注意。延安事务所所属各“工合”合作社生产的100多种工业产品都在会上展出。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去参观了展品。艾黎参观了展览会后，为延安“工合”事务所的成绩和贡献而高兴。他认为，“这次展览会对鼓励边区人民看到自己有力量打破日本人的经济封锁有很大的帮助。”
  艾黎参加了展览会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幽默地对大家说：“两三天前，没有几个合作社是真正好的，没有一个是可以给别人做榜样的，大多都是没有力量的，可是现在许多都已改良了。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进步呢？”他认为这不是从书本中，而是从实际工作中找到了正确的路。他表示延安正在开展一种崭新的全面性的运动，所办的合作社都是多方面的，他们将帮助发展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教育，将利用人民的创造力，协助政府工作。
  据艾黎回忆，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简单、朴实的语调最后指出：“从现在起，我们在合作运动中首先应着重工业单位，他们有许多重要的任务，但是最急切的一个是要使边区每个县市，都创办一个工业合作社，制造农业工具。每个合作社都要有铁匠经常到乡镇中去替农民修理农具，……合作社中新的医疗卫生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区内都有设施，我们要用群众的组织能力去解决我们医药和卫生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现在政府单独不能解决的困难环境”。他还希望更多的作家、文化工作者能参加到合作事业中，去学习和帮助他们。
  艾黎曾经看到毛泽东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
  香港，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
  陈翰笙干事转“工合”国际委员会
  主席何明华主教
  诸位先生：
  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
  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
  我了解到这一计划实际上已在拟议之中。极为希望其能够实现，因为这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
  倘你将这一想法转达给你们国外的委员会和我们的海外侨胞，我将极为感谢。在此，特别要向在菲律宾的我国侨胞和在那里的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支持我们的祖国和“工合”运动尽了很大的力量。
  总之，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致以
  民族抗日的敬礼
  毛泽东于延安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合作事业凝聚了艾黎的心血。1978年，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拿出她珍藏的40年前边区人民给艾黎的二封感谢信。一封是当时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个人名义写的：
  艾黎先生：
  祝谢你帮助边区“工合”之伟大业功。
  林伯渠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另一封信是以边区政府名义写的：
  艾黎先生：
  你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之关怀与援助尤其是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事业之关心与援助，这是我们所永远不能忘记和感谢的！
  很明显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业展览会上，延安“工合”事务所领导下的各工业合作社出产的百余种优良产品，告诉边区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侵略战争下，物质的供应会将不受到障碍，也就证明抗日战争无疑的会得到最后胜利。
  边区数百万群众不会忘记的，这是国际友人艾黎先生给我们的力量，当这次大会闭幕而你已离开延安的时候，我们谨代表边区数百万群众向你致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并祝你永远健康！
  敬致
  胜利的敬礼！
  陕甘宁边区政府谨启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不久，工业合作运动还推广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它抗日根据地，如晋南、皖南等地。这些地区建立的工业合作社，为支援人民军队，建设抗日根据地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