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国民政府将首都南京迁到武汉以后，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也随之迁来。这样，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便在武汉工作了好几个月，他们租住在武昌郊外珞珈山上一座外国人建的别墅里。周围长满了桃树，不远处是美丽的东湖。这段时间，周恩来在这里接见过许多的中外友好人士。
  “在武汉，我在周恩来的东湖寓所第一次和他见面”，艾黎回忆说。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秦邦宪（博古）任组织部长。
  艾黎对周恩来的了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当时，艾黎在上海每天都从广播中密切关注着西安形势的进展，因为史沫特莱在西安可以直接与他们联系。艾黎说：“周恩来及其能干的助手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关键时刻对民族建立了殊勋。”由此，艾黎对周恩来便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崇敬之情。
  当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听艾黎讲了有关“工合”的事以后，都表示出极大的热心。在国民政府还未承认“工合”之前，周恩来就对艾黎说：既然采取行动的权力在国民党手上，那就“最好找主要的抗日派人士，使他们接受这个想法，能去延安和新四军根据地固然好，但只能作为全面计划的一部分，当前最主要的是拉住国民党抗战。最好能取得国际上对抗战的支持，国民党对此十分在乎”。
  周恩来还建议如果能让某些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也加入到“工合”的领导层来会更好，那样“工合”就不至于成为一个官僚机构了。
  艾黎经常去向周恩来汇报情况，每次周恩来都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并且多次派办事处的王炳南去参加“工合”筹备初期召开的一些会议。
  在对“工合”进行筹划的过程中，秦邦宪出了很多主意。他提出，“工合”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拉住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要在可能大的范围内争取美国和其它国际支持，因为国民党对任何来自美国的东西都十分敏感。他认为先不要去延安或新四军地区，除非是在做包括所有敌后地区的人民阵线工作时有此必要，否则不要直接去那些地方。但可先在西北、西南和东南3个区设立办事处，并在其它各省做工作，然后扩大开来，从而取得人员和机器的支持。
  有一次，艾黎正在洗澡，秦邦宪来了，不等艾黎穿好衣服，他就坐在澡盆边上谈起当时的形势。他说：“敌人大概会进一步深入西北地区，这样，八路军就将占领农村，同侵略者展开游击战争。”因此，他希望艾黎“将武汉的工业尽量弄到西北去，因为在那些地区建立工业将证明是大有帮助的”。艾黎就是根据他的主意，在不久以后，设法建议将武汉的3个棉纺厂和50多个中小工厂连同工人迁到了西北地区。
  正如周恩来对艾黎的告诫，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牌子是挂出来了，但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要把这场运动真正发动起来，后面的困难会更加艰巨。
  最初，总会的办事机构，除了艾黎和他请来帮忙的卢广绵、刘广沛等几个人外，一无所有。斯诺有点夸张地形容：“那个协会没有一家工厂，一架车床，或甚至一个凿子——而艾黎本人就是它唯一的职员”。
  总会成立后，孔祥熙曾答应拨给中国工业合作协会500万元贷款，作为发展工业合作社的基金。但“诺言归诺言，兑现诺言又是另一回事。”
  艾黎得到了一笔数目很小的款子后，便再也没有拿到任何经费。为了保证工作人员的生活开销，为了开办第一批试验性的合作社，艾黎已拿出了他的个人积蓄。他认为关键问题在孔祥熙那里。
  艾黎有点儿绝望，他觉得“工合这个婴儿就要夭折了”。无奈，他决定去求助于他在“蒋家朝廷中最好的朋友”——端纳。
  端纳与艾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外国人，都喜欢结交朋友，都有强壮的身体，都是金黄色的头发，蓝眼睛。“他也和艾黎一样正直无畏，坦率和热爱中国”。不同的是，艾黎和老百姓在一起工作，相信他们并且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端纳则与统治者结交并为他们出谋划策。也正是这些原因，当初，卡尔大使来找端纳，劝他支持“工合”和艾黎的工作时，他马上意识到“工合”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它不仅可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作为一种手段，用来为中国的事业和为他的老板赢得同情”。
  艾黎本想通过端纳让宋美龄去对孔祥熙施加一点影响，没想到却在端纳那里了解到一些不愉快的事。
  原来，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有一段详细描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如何被俘，如何丢失了假牙，如何要求士兵在黑暗中四处寻找的情节。宋美龄认为这些内容是对蒋委员长的莫大侮辱。因此她对斯诺恨之入骨。而后当她知道斯诺也参加了“工合”的事后，便改变了以往对“工合”的支持态度。
  端纳说，如果想继续得到蒋夫人对“工合”运动的全力支持，只有斯诺本人出面去向蒋夫人“道歉”。
  斯诺此时正在香港协助宋庆龄处理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并准备在香港成立一个独立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接到艾黎的急电后，便匆匆赶到了武汉。
  “发生了什么事情？”斯诺一见面便急切地问道。
  “政府给我们的专款，孔‘圣人’停止支付，我们无法让他再施舍一个铜板了，我的人也都快要离开我了，我几乎要破产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那本书。”艾黎把一大堆苦衷倒给了斯诺。
  “我可没有公开过问此事！”斯诺不解地说到。
  原来，考虑到斯诺去延安采访过共产党，他公开参与“工合”活动肯定会对争取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不利，他们早就商定，斯诺的任务是向国外大力宣传“工合”，为“工合”筹集资金，以支持艾黎在国内的实际工作。
  “本来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表现你怎么写蒋夫人都不在乎，她是认为你在描述蒋介石西安被俘的情节时，有意挖苦委员长，并表示决不原谅你。而现在又知道了你是‘工合’的发起人，所以，她不肯为我们说话了。”
  斯诺也很生气：“我不过是想让情节更有点人情味，不是也称赞他们两人在西安都表现得很勇敢吗？！那现在我该怎么办？难道你要我去向她叩头不行？！”
  “为了挽救‘工合’，恐怕只有如此，你最好是去当面给她道歉。另外，还可以告诉她，你准备为英美读者写些文章赞扬蒋委员长和夫人对‘工合’的支持，以及在抗战时期做的工作。不过，她也的确做了不少事。”
  斯诺感到此时也只有自己委曲求全了。
  这一天，正当斯诺准备去见蒋夫人时，艾黎匆匆赶来。他告诉斯诺，“千万别向蒋夫人谈起‘工合’的事！因为她刚听说你在香港和孙夫人一起工作，此刻正疑神疑鬼，认为你到这里是不怀好意，是要干某些勾当的。”
  斯诺真想取消这次会面，但来不及了。与蒋夫人会面的情景可想而知。事后，艾黎约斯诺到长江边散步。艾黎急切地问斯诺情况如何。
  “要知道，一见面，她就大发脾气，指桑骂槐地唠叨了半个多小时。她说他们正在为中国不惜牺牲一切等等，谴责‘诋毁和挖苦别人的批评家’攻击她的丈夫、她本人和孔氏一家，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然而当我问她是否指我时，她又不肯承认。但不是我，又能是谁？难道是指她的姐姐宋庆龄？我搞不懂。”斯诺生气地说。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艾黎问道。
  斯诺稍作思考后说：“我想，我们只需做一件事。就是设法把宋子文拨给我们的200万元先拿到手。”
  艾黎说：“在‘工合’运动没有真正顺利发展之前，我们还不宜走这一步。如果现在孔祥熙听到这件事，他会暴跳如雷的。你知道，他对宋子文也是恨之入骨的。”
  “但我们不让他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说是上海香港促进会提供的一笔贷款，是从国外筹集的。孔祥熙作为‘工合’的头头可能会很高兴，这样就能促使他多少拿出一点钱来。”
  接着，斯诺又讲了他前些日子去菲律宾的情况：“现在菲律宾华侨对‘工合’运动十分支持，情绪热烈，捐献也十分慷慨。因为日本已经开始侵略菲律宾，他们一方面大肆宣扬东方民族间的兄弟情谊，另一方面却到处建立公司进行经济渗透和剥削。”
  “我也有这种感觉。”艾黎点点头，然后问到：
  “我听说，国民政府将要迁到重庆，我们也将一起迁移到那里。埃德，你说中国的抗战会胜利吗？”
  斯诺说：“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你看，当国民党在压制中国人爱国热情的时候，共产党却积极地招收士兵和工人去参加抗战，而在汉口的一些外国人似乎比国民党还爱中国。由此可见，虽然国民党掌握政权，但从策略上看，共产党将是全国的领导。”
  听斯诺这么一说，艾黎也觉得很有道理，说：“我也发现国民党人对爱国统一战线的热情大大减退了，而八路军正在独立地进行战斗。不过，埃德，现在有人攻击我们的‘工合’运动是共产主义合作化。”
  “说到共产党，我正有一个想法，想再去共产党那边看看，和毛泽东谈谈。”斯诺说道。
  这段插曲总算过去了，但斯诺却认为，这件事预示了，艾黎要与蒋宋孔合作以实现帮助中国自助的计划，将异常艰难。
  已经给蒋夫人“赔罪”了，但能否打动她，能否使孔圣人“开恩”，则还很难说。斯诺和艾黎开始采取另外的措施。
  斯诺回到香港后，很快办妥了宋子文在香港拨给“工合”促进会的200万元（当时约合4万美元），然后以外国筹集的贷款名义汇了一部分到艾黎这里，一方面能解决暂时的经费开支，另一方面也可利用这张“牌”促进一下孔祥熙这位“工合”的理事长，因为“工合”能从其它地方得到钱，他是会很高兴的。
  这笔钱的确帮助艾黎度过了难关。等到孔祥熙得知此事时，在一些地区开办的合作社已经开工生产了。“果然，孔‘圣人’由于这个‘外界帮助’的印象，很快就提供了一些贷款。”斯诺后来说：“我意识到孔蒋同为‘工合’的发起人，使‘工合’具有了‘注册的地位’，而大量宣传孔蒋创办‘工合’，则是使‘工合’可以坚持办下去的主要原因。”
  “工合”总会建立后，开展的第一项具体工作就是在武汉举办了第一届“工业合作社讲习班”。有二三十位热心“工合”事业的人士参加，他们是首批将去各地开办合作社的指导员。讲习班主要由艾黎和卢广绵授课，他们除讲述合作社的发展史、工业合作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以外，还着重讲解了如何开展和组织工业合作社，如何做个好社员等等。
  讲习班于8月17日结束。这时，武汉已处于非常紧张的形势之下，日军的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经商量决定，卢广绵带了一些钱于19日先期离开汉口，去陕西宝鸡，为在那里建立第一个“工合”办事处做准备，艾黎在武汉与政府协商，准备动员把一些他考察过的工厂迁往西北地区。但艾黎的建议遭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反对。艾黎在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向武汉的实业家们讲述了上海沦陷前后工业所遭遇的情况，并指出，只有在火车尚能开往西安的情况下工厂才有搬迁的可能。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同时也是由于宋美龄的干预，最后，国民党军事部同意每天派6列火车担负工厂的迁移任务。不久，艾黎决定将“工合”总会迁往重庆。
  1938年12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迁到重庆，在市中心五福街吴师爷巷1号租了几间民房，开始办公。1939年3月14日，协会推进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沙千里担任秘书，分宣传股、联络股、调查股。各股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合”刊物，协助各地成立推进委员会，邀请各界帮助“工合”运动，调查各地特产情况，了解合作社工友的生活状况等，并积极筹备协会的工作机构。
  他们初步拟订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组织系统，即：实行总会、区省办事处、事务所3级制，前二级是计划指挥和监督机关，第三级的事务所才是直接组社的指导核心。总会的最高组织为理事会，它将由中外热心“工合”运动的人士组成。理事会下设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各一人，负责处理日常会务。
  按照“工合”设计者们的意图，工业合作运动应“能成为统一战线合理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对国民党来说“合作社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工业民主化”；对共产党来说“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行得通”。所以，理事会的成员也应当由国共两党以及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组成。根据建议，决定以由统一战线产生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为“工合”理事会组成人员的人选。
  在1938年6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第一届参政员名单中，国民党代表占80人，共产党代表7人，其它参政员来自各省市、各党派、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1939年3月初，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会组成。人员为国民政府的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蒋延黻、杭立武、张治中、俞鸿钧；有当时常驻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还有出席参政会的各界人士沈钧儒、黄炎培等人。根据孔祥熙的建议，推举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
  由于“工合”理事会的成员很多是国民参政员，所以有人说，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是在“最有独创性、最有希望的‘统一战线’阶段中产生”。
  在武汉时，艾黎曾与周恩来和救国会的沈钧儒交换过意见，拟推荐当时任安徽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的章乃器担任“工合”协会的总干事，由杜重远任副总干事。到重庆后，艾黎又多次催促章乃器来重庆任职，而章未明确拒绝接受这个职务，但却迟迟不来，此时，杜重远也去了新疆。所以，艾黎便推荐了一直在为他帮忙的刘广沛担任“工合”协会的总干事。刘广沛原来担任过甘肃省民政厅厅长，是孔祥熙可以接受的人选，另外推荐南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担任副总干事。
  不久，总会的工作机构也组成，它是由总干事领导下的6个部门：总务组、业务组、财务组、推进组、组织组、技术组。各组的组长均由总干事提出名单，经孔祥熙同意后聘任。他们是：总务组组长傅清淮，业务组组长刘广沛（兼），财务组组长杨子厚，推进组组长沙千里，组织组组长卢广绵，技术组组长林福裕。
  在总会机构筹建的过程中，从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初，“工合”已在西北、西南、东南等地建立起西北区办事处（宝鸡）、川康区办事处（重庆）、东南区办事处（赣县）和云南办事处（昆明），以及30多个事务所，并建起了上百个小型工业合作社。这些工业合作社不仅安置了大量难民，还收容了不少残疾军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鉴于工业合作社发展迅速，在社会上已有了一定影响，1939年3月18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重庆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发布关于工业合作运动的情况。
  会上，总干事刘广沛介绍了前一阶段各地工业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艾黎在会上介绍了他去西北视察“工合”的一些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以前他不相信这个运动会成功，但是他从西北回来以后，的确相信这个工作是有希望的。”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新闻单位，有德国的海通社，美国的美联社、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苏联的塔斯社，法国的哈瓦斯社，及重庆的中央日报、大公报、新蜀报、新华日报、扫荡报、中央通讯社等。新华日报社记者企程在题为《炮火中成长的新中国的工业基础》一文中报道了此次招待会的盛况，他最后写到：“二个半钟点的集会所给予来宾的不是疲倦而是兴奋，因为这个会议反映出了艰苦奋斗中的新中国的一面。”
  第二天，总会还招待各位中外记者参观了重庆市几家工业合作社的生产设施情况。
  在开展国内工业合作运动的同时，在“工合”香港促进会的推进下，世界各地一些城市也相继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推进组织。他们为中国的“工合”事业广为宣传，筹募资金，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国际反法西斯的大环境中正在蓬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