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不久，斯诺的妻子尼姆恢复了健康，也从北平赶到了上海。艾黎经常到斯诺家里谈论新闻，交换对时局的一些看法。在他们关心的问题中，更多的是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觉得“中国除非发现一个方法，动员劳力资源，以及为那种我们预先见到的而不久后必普遍采用的流动战，建立工业根据地，否则必然是要失败的。”
  一天，当他们刚刚谈起这个话题时，尼姆忽然发表了一通她的高见：“你看，路易，中国当前需要到处都有工业。中国必须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工业运动，眼下没有竞争。我认为，路易，你现在做的工作会使上海成为日本人能进一步剥削的好地方。你说你喜欢中国，那你就应该丢掉这个工业，出来做些当前有用的事。中国人生来是会合作的。”
  尼姆的一番话启发了大家。
  斯诺在一旁进一步说：“我们能否在战争进行中，产生一种新社会。它们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的难民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的方法，放在一起。”
  “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这可是个极好的主意。”艾黎嚷道。愈说，大家愈感到这是个很有实施价值的计划。艾黎又提出，他在内地搞工业调查时曾写过许多材料，他要立即把它们整理出一份在整个非敌占区建立许多小型工业合作社的报告。
  当天晚上，艾黎工作了一个通宵，打出了一份材料，第二天下午就拿给斯诺夫妇征求意见。经过反复修改，斯诺将这份文稿连同几张上海工厂被破坏的照片一起委托《密勒氏评论报》的一位朋友去印刷。
  这本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小册子，内容分为两大项，第一部分说明了中国迫切需要建设经济国防的原因；第二部分陈述了建筑新经济国防的计划。总之，它包括了对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和在内地建设工业合作社所能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设想。
  面对中国人民流离失所，工农业遭受严重破坏的景象，此时此刻，艾黎与斯诺夫妇想到了一起，那就是如何帮助中国人民在未被日本人侵占的地区建立起某种经济基础，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自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便纷纷组织起来，他们力求为拯救上海，拯救中国而出一份力。“星一聚餐会”就是当时由上海各界有代表性的爱国人士组成的一个救国组织。它是因所有成员于每星期一晚上以聚餐会的形式相聚一次而得名，当时的主持人是胡愈之。
  抗战爆发前后，胡愈之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在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他当时以救国会成员的身份，和一批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一起，参加了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胡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也就是在这时，他结识了当时作为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的斯诺。不久，斯诺和艾黎做为胡愈之的朋友被邀请参加聚餐会。当斯诺向胡愈之讲述了他们搞工业合作社的设想后。胡愈之感到此事很有意义，可以让大家来讨论一下。
  它的确引起人们的兴趣。在1937年11月的一次聚餐会上，斯诺夫妇和艾黎都来参加，他们将小册子分发给大家，向大家讲述了组织工业合作社的重要性，还就人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他们解释说，中国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中国沿海一带工业区已经沦陷或将要沦陷，后方工业品十分缺乏。为了支持抗战，可采用合作社的方式，去发展小型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利用大后方的丰富资源和流落到抗战后方的工人难民，从事各种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军需民品。用这种方式建起一道经济防线，配合游击战争，这样抗战就可以长期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斯诺夫妇还以去陕北实地考察的亲身体验，提出了在抗战后方发展小工业配合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
  这个主意得到了一致的称赞。就在这次聚会上，与会者组成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委员会”，并推举银行家徐新六为主席，艾黎为召集人，合作社专家卢广绵和上海电力公司的二位工程师吴去非、林福裕被推荐参加具体设计工作。
  就在这不久，12月23日，在艾黎陪宋庆龄去码头准备撤离上海的路上，宋庆龄听说了艾黎他们准备搞工业合作运动的想法，她也非常激动。宋庆龄认为，工业合作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她说：“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民主运动。”还表示要去努力做她兄弟宋子文的工作，争取他也来支持这项事业。临别，她幽默地说：“艾黎又领养了一个孤儿。”
  位于公共租界愚园路的艾黎住处，现在成了他们筹划、设计“工业合作社”的办公室。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并广泛征求意见，艾黎领导下的设计班子提出了一个建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3万个工业合作社的总体方案，详细地分析了建设工业合作社的各种因素和效果。艾黎将其归纳为几点：
  一、战争发生后，因政府既缺乏资本，又缺少制造机械的重工业，战时交通工具紧缺，故单靠政府力量在内地建立近代工厂相当困难。而资本家多持观望态度，也不愿自动在边远内地兴建大规模工厂。
  二、因战时建立大规模工厂有困难，而恢复农村手工业，利用半手工半机械的简单工具，动员大量工人难民和农村中的闲散劳力来从事生产，再加以外援和统筹发展，以小而多的手工业产品供给军需民用成为可能。
  三、鉴于以上因素，其最好方式莫过于合作组织。因为它是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同时这种经营形式又包括多数私人经营，因此它对于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显然有很大的利益。
  工业合作设计者们的愿望是想通过广泛发展建立工业合作社，达到恢复被毁工业，建设新的经济国防，增加战时生产，支持长期抗战的目的。他们所要采取的步骤是：首先征集各战区内的失业工人，在近后方和最后方分别建立小型、合作、流动性的工厂，并改良土产及各种手工业，以供应战时军需民用。
  艾黎列举了达到这些目的所具备的4个有利条件：
  一、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的广大地域，外国货不能深入到这些区域里面，这可使中国工业暂时绝对地独占其国内市场；
  二、在内地，由于战争的原因，已有几百万难民涌入这里，他们之中有几千甚至上万的技术熟练工人，他们成了劳动力的无限源泉；
  三、中国大部分的天然富产及原料，几年之内，是不会被占领的，即使在沦陷区，也有广大的空隙，因此自足的中国小手工业可以维持下去；
  四、几千甚至上万的这样半流动性的小型工业，建立在日军现代化装备包括飞机、摩托化部队不可能到达的区域，没有大的烟囱，没有大的厂房，便于掩护，因此，可以为中国长期抗战，获得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
  之所以选择“工业合作”的形式，艾黎认为主要是：建立工业，就必需动员劳动力，而战争时期的工人，他们不仅要具备参加与负责的意识和为经济的民主制度奋斗的决心，还要有军队般的士气及牺牲精神。所以，劳工的需要与战争间的利害关系，就需要有一种机构，以调和工人、政府及军队间的合作，而工业合作社的形式，正是协调这种关系的最好途径。
  在规划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时候，艾黎与设计者们把战时的中国划分成3大经济工业线：
  第一线，应该是宜于流动的工业，能在敌人后方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在军队的保护下，利用抢救出来的轻便机器和工具进行生产，并且便于经营。这些工厂的生产者一般都是经过训练、有组织的工人，他们与这些工业是一种与自己的经济生命线的共同合作；
  第二线，应包括前线与后方之间广大区域的工业。这是一些分量较重，具有半流动性质的工业。它们随时可以依靠自己的合作运输机构，撤退至安全地带。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发展一种适合于战时的特别运输系统，对规模庞大的运输合作社，它可以由骆驼、大车、骡子、马、以及人力等组成，这样就更适应于游击形式；
  第三线，亦即后方的工业合作，是设于在初期可能不会遭受日军侵犯的省区，如西北、西南及东南一带。这些地方，可以开采矿藏，制造机器。在工业合作协会的指导下，开办训练学校，设立合作医院和安置退伍军人、军烈属的服务中心，以及育儿院等社会福利机构，还要搞好工业产品的供销，原料分配等。
  总之，工业合作运动在积极方面：
  一、可利用大量的人力，微小的资本，发展生产，以物质的力量，增强抗战的阵容；
  二、借合作生产的训练，灌输民生的精神，民族的意识；
  三、利用自产的工业原料，进行制造。同时，对敌人实行经济上的反封锁，使他们不能获得工业上必要的原料；
  四、把深入社会最基层的合作组织奠定在我们日后复兴建国的基础上。
  在消极方面：
  一、可给予千万内地辗转流亡的难民以新的生机和未来生活的保障；
  二、可给予受伤的士兵以新的工作机会，解决他们的最起码生活，减轻国家的负担；
  三、把新的工业组织疏散到每个农村，使敌机失去轰炸目标，以弥补都市工业的损失。
  虽然设想中的工业合作运动，其内容包含了不少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它毕竟在战争初期提出了一些具有积极愿望，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战时经济困难的措施。
  1938年5月，在锦江饭店的一次聚餐会上，艾黎向大家介绍了更具体的设想。经过全体会员专门讨论，最后通过了这个方案。但大家也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开展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运动，非取得国民政府行政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不可。同时也必须保持这个组织的群众性，即一定要是一个社会团体，这样才能调动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性，并可以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援。会上大家推举徐新六尽快带计划去武汉，与国民政府以及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当艾黎了解到“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有某种标记把大家联系在一起”时，便去制作了一批徽章。在设计中，他想“工业合作”也可以理解为“一起工作”，把它缩写为“工合”，这样即有意义，又好写易记。同时考虑到许多委员会成员都是基督教徒，便决定把“工合”二字放在基督教青年会的红色三角形符号内，组成了三角形“工合”图案。当第一批珐琅质的徽章拿来后，艾黎首先赶到了斯诺的家，他高兴地把标有01号的一枚发给了尼姆，因为她是这场“工合”运动当然的第一位发起人。从此“工合”这个词也就成了所有有关中国工业合作事业的泛称了。
  为使工业合作运动顺利展开，设计者们都注意到了要寻求各方面的支持，在他们第一批准备联系的名单中，有一位是当时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
  因为斯诺一直担任英国几家报纸在中国的特约撰稿人，所以这位刚到任几个月的大使在他来到中国后不久，就约见了斯诺。当时，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一直是持“不干涉”政策，尽管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列强各国出来“主持公道”，可是英国政府总是以“深觉调解甚为困难”，“在实力未充足前似怕多事”等理由敷衍着。
  在与卡尔大使的交往中，斯诺发现，他和英国的前任外交官们不一样。他是个有独立政见、喜欢交结朋友、凡事都要亲自了解情况的人。他不那么势利眼，甚至没有一点架子，而历任的英国大使们往往在美国记者面前也表现出冷淡、疏远和傲慢的态度。卡尔曾私下对斯诺表示，他反对轴心国，反对日本。出于私人的交情，斯诺决定还是去试试运气。
  结果正如斯诺所料，卡尔大使不仅痛快地答应为他们的“工合”出力，而且非常同意斯诺推荐这项工作的得力人选——路易·艾黎。斯诺后来说，“我这样和这位全无正统观念但极有远见的英国外交官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我们从此交上了朋友，情谊很深，终生不渝。”
  与此同时，徐新六很快到了武汉，并把他们的“工业合作”发展计划转交给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但孔祥熙开始对此计划并没有产生什么兴趣。
  不久，卡尔大使也来到了武汉，他没有直接去与国民政府部门的官员打交道，而是先把“工业合作”介绍给了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和蒋的澳大利亚籍顾问W·H·端纳。这两个人在当时被认为是那里抗日派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尤其是宋美龄。
  宋美龄是宋庆龄的小妹，她们的父母是激进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宋美龄自小就受着很强的民族意识的教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因而，她对日本入侵中国的一切事情都是持反对态度。只是也认为红军和共产党是在蒋家王朝的后院“点火”，她才勉强同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然而，“攘外”导致的是日本一步步入侵，“安内”带来的是越来越升级的内战。有时她对这些也感到困惑。
  所以，这个计划还比较符合宋美龄的心意。她痛快地表示：“把路易·艾黎找到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她表示也要去说服她的大姐夫孔祥熙。
  艾黎接到通知后，在卡尔大使的帮助下，很快辞去了工部局的工作，他拿着提前领取的一笔退休金登上了“皇后”号客轮抵达香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第二天，便乘飞机直达武汉。
  在武汉，艾黎发现政府对“工合”的态度并没有多少改变，孔祥熙的态度不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把艾黎叫去解释说，中国当然需要工业，但不需要一个合作社工业运动，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都是亲共的，把经济大权放在他们手里是不行的。他试图劝艾黎他们打消这个念头。
  政府官员中一些怀疑论者和失败主义者也称它为“杂凑的理想”，说“这计划是难于成功的，因为有家庭制度的存在，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太厉害。”“苦力太没有知识，他们宁愿在难民收容所中领取不要钱的食粮。”等等。
  这时，已进入盛夏，武汉就如在一只滚烫的火球上。无奈，艾黎只有到处奔走。他要说服所有人，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这是个完全可行的计划。
  一个闷热的下午，孔祥熙召集了几位实业家在银行董事会会议室商议有关工业投资问题，艾黎和端纳也在座。不过，关于建立工业合作社的事并不是这次谈论的内容。
  忽然，宋美龄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她把艾黎、端纳和孔祥熙都叫到楼下一间会客室。
  孔祥熙穿着一件蓝色绸大褂，匆匆下来，手里不停地摇着扇子，他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
  “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一进门，宋美龄便冲他嚷道。
  “你必须马上给‘工合’开绿灯，让它开始工作。明天早上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授权！”因为这事来的太突然，等孔祥熙反应过来时，宋美龄已转身出了房间。
  这一着显然灵验。第二天，行政院的授权证书就批下来了。由孔祥熙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艾黎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并代理“工合”协会总干事，具体筹备协会的工作。
  8月5日，在武汉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前挂出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牌子。
  同时，在上海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委员会也改名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上海促进委员会”，徐新六担任主席，下设财务、技术、宣传3个分会，分别负责筹募、接收、保管国内外同情“工合”运动人士的捐款、捐物，征召技术专门人才及熟练技术工人，并将他们送往后方参加合作社工作，及出版、宣传等事宜。然而，当各项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时，8月24日，徐新六在由香港经桂林飞往重庆的途中，遭日机攻击，飞机被击落，徐新六不幸遇难。
  工业合作运动在艰难中开始了它的创业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