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来到中国后，艾黎通过对社会各方面的接触和去各地的经历，以及与不同人物打交道，使他对中国，特别是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当他读了一些马克思和列宁的书以后，思想境界更加开阔。他得出的结论是：“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永远尽力帮助把它推翻。”
  艾黎经常与周围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谈论时事等。1934年后，他们已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经常在一起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时学过的书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等等。他们也结合一些理论问题，讨论世界和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形势。
  据艾黎回忆，当时经常参加聚会的有：德国籍的政治经济学家海因茨·希普和他的妻子特鲁德·罗森堡（卢秋迪）、史沫特莱、电气工程师亚历克·坎普林（甘普
  霖）、马海德、奥地利籍进步女青年鲁思·韦斯（魏璐诗）、左翼时代精神书店的荷兰籍经理艾琳·魏德迈、基督教女青年会的4位女干事塔利撒·格洛克（耿丽淑）、陆慕德、利尔·哈斯（夏秀芝）、邓裕志，以及麦伦中学的教师曹亮等人。由海因茨·希普担任大家学习的政治指导。
  聚会一般不定期，并分别在不同地点举行。艾黎说：“每当使用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的小套房时，我们就找另一个门进入伯尔尼公寓，先上屋顶，再下楼梯进屋。她完全相信她家的大门是被人监视的。有时，也使用其他人不大知道的房子。”
  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和认识，艾黎最初是1929年在无锡看到几位共产党人被当众枪杀，和随后在1932年去湖北的灾后救援工作，以及结识了史沫特莱、宋庆龄和鲁迅以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艾黎除在平时积极帮助史沫特莱和宋庆龄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进步事业外，在思想上已逐渐产生了要努力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多作贡献的愿望。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以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了大破坏，地下党的形势异常艰难。这时迫切需要与长征中的党中央保持联系。经过慎重考虑，有一段时间，上海地下党组织是将一部电台设在艾黎家中，发报机就安装在顶楼的房间里。工程师甘普霖住在楼上，专门负责在夜间收发报。为防止被敌人发现，他将发报机的电源线直接连接在外线上，而不通过电度表。后来显然是租界当局发现了这里的总表与分表的用电总度数不符，便派出由巡捕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小组，挨家挨户来查哪里漏电。当有一天突然查到艾黎家时，已没有机会去拔掉发报机上的电线了。这时，艾黎忽然发现，检查组中有一位是熟悉的工程师朋友，便连忙招呼他们到餐厅休息、喝酒，设法先将他们稳住。那位工程师也心领神会地随便检查了一下便说，“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是冰箱漏电！”就这样，他们度过了险关。事后，便将发报机很快转移了。另外，甘普霖还在这幢楼的底层一间小房间里配置了一台小型车床和其它工具，以方便为上海地下党修理枪械等。
  在此期间，艾黎还多次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爱国人士。1935年，史沫特莱将著名社会学家陈翰笙带到艾黎这里，要求掩护他暂住一段时间。陈翰笙是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不久，便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任教期间，经李大钊介绍参加北平的革命活动，并秘密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1927年李大钊被捕牺牲后，他被迫出走苏联。1928年回国后，曾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因为他从事共产国际秘密情报活动的事情暴露，1935年4月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
  为了掩护陈翰笙夫妇安全转移到苏联，史沫特莱和艾黎精心为他们策划了行动方案：史沫特莱到苏联领事馆为他们夫妇办好去苏联的护照，联系好去苏联的船只。上船那天，陈翰笙身穿白色运动衫和短裤、长袜，头戴软木遮阳帽。因为通缉令上特别提到他带近视眼镜，所以此行他不能戴眼镜。这使艾黎非常担心陈翰笙会因看不见路而摔倒。陈翰笙手拿一束鲜花与艾黎在一起，另一位外国朋友的夫人陪陈翰笙的夫人，4个人一道来到黄浦江码头登船。从表面上看，陈翰笙是一位上海的典型阔佬，他们就好象是一对中国夫妇送一对外国夫妇上船。就这样，大家居然很顺利地从几名国民党军警眼皮底下通过，登上了一只不是很大的苏联船。由于事先已经联系好，为避开船只出港时的检查，一上船，船长立即将他们夫妇领进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厕所里，讲好为避免在中国境内的突然检查，要等到船开出吴淞口后，才能放他们出来。艾黎回来讲起顺利护送陈翰笙夫妇上船的经过后，史沫特莱等人都高兴极了，大家还为这次的成功举杯欢庆了一番。陈翰笙夫妇最终安全抵达莫斯科。
  日本友人鹿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是鲁迅在日本的朋友，两人都是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日本曾几次坐牢。后来他们与一个歌舞伎剧团来到上海。抗战爆发后，被上海的日本警察发现追捕他们。两人被介绍到艾黎这里后，情绪很低落，甚至想到要自杀。艾黎一边安慰他们，一边替他们想办法。为了安全，让他们晚上同二个孩子阿兰和迈克一起睡地铺。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想出了让他们假扮一名中国传教士要去香港参加会议，因哮喘病发作，要由一名上海医院的女护士陪他同行。因为池田幸子的上海话已讲得很好。让她假扮女护士是再合适不过了。艾黎为他们买好去香港的一等舱船票，让他们单独占用一个舱。由于舱里准备了许多药物，一切似乎像真的一样，所以没有引起日本宪兵检查时的注意，成功脱险抵达香港。他们夫妇后来又经章乃器等朋友转送至武汉、重庆，主要从事被俘日军的反战教育工作。
  在一段时间，艾黎的住处已成为革命者可以随意居留的地方。而来往的人多了，他也习惯于见面后不问其真名实姓。有时候是由史沫特莱带他们来，她总要给来人起个英文名字。艾黎开始是用自己的一辆福特牌汽车接送客人或来运送传单。当有一天听说警方开始寻找他这个号牌的汽车后，艾黎便赶紧把它转卖了。以后，艾黎便经常使用当时消防处给他配备的一部红色公务车，因为这部车可以享受租界免检查的待遇，这在当时显得特别有用。艾黎曾经在1935年利用这部车，为红军几次运送购买的医疗器械、药品及其他物资。
  在这一段时间，艾黎在上海又认识了许多对他一生都有影响的革命者，如潘汉年、胡愈之、黄华、田汉、夏衍、李强和因主张抗日而被囚禁的“七君子”等。
  1936年9月，宋庆龄交给艾黎一项非常特殊而艰巨的任务。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一笔巨额山西省内的银行钞票，要到当地兑换成能在全国流通使用的“中央法币”。接到任务后，艾黎便与一位英国青年教师和一位上海麦伦中学的高中学生董中祥，在上海登上西去的火车。在陕西临潼下车后，他们住进了华清池旅馆。表面上看，他们是一起出来的旅游者，实际上另外俩人是为掩护艾黎的，但他们并不知道此行的真实目的。在临潼的旅馆，他们见到了一位神秘的人物——刘鼎，并接受了任务。当时刘的秘密身份是中共中央驻国民党在陕北的部队——东北军的代表，公开身份是张学良东北军总司令部的参谋。
  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在火车站准备登上开往太原的火车之前，刘鼎将一个装有大量钞票的白色大帆布袋交给艾黎。列车准时发车，经过在郑州和石家庄两次换车，他们终于安全抵达太原。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车站旅馆开了两个房间。当晚，艾黎在其中一个房间里将所有钞票清点整理出来。
  据艾黎后来描述，帆布袋中装的全是山西省内一些银行发行的钞票，有洪洞县、临汾县等。大部分是1元币值，最高面值是10元。据刘鼎出发前的嘱咐，这些钞票都是红军在山西战场上缴获来的，在太原只有三家钱庄可以兑换，而这些钱庄基本都归军阀阎锡山所有。艾黎将这些钞票分成4包，其中3包是作为去3家银行兑换的，每包约值法币3000元，一些表面有弹孔或血污粘在一起的钞票，另装一包准备见机行事。
  第二天一大早，艾黎让两位同伴去参观太原的名胜，并约定中午见面。艾黎自己雇了一辆豪华的人力车准备去3家银行兑钱。艾黎回忆这段经历：“我必须冷静、镇定，略带一点西方人的傲慢，偶尔议论几句英美烟草公司，提一提华洋义赈会；我说我是它在上海的一名委员，它正研究在汾河上的某项施工。我必须赶在这几家钱庄有时间互相通气谈论我这个外国人以前光顾每一家钱庄。计划成功了。钱全部兑换好，我带着整整齐齐的一包中央发行的钞票，与另两人在火车站聚齐，随即快速驶出了太原。我从不曾像那回那样高兴地离开一个地方。”
  他们接着来到北京，艾黎将剩余的钞票弄干净理整齐，然后送到火车站前的小钱庄也兑换成功。他们将这些钞票全数带回上海，宋庆龄将款数凑满法币1万元，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在西安的刘鼎。艾黎后来听刘鼎说，这笔款项对于当时艰苦中的红军来说，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抗战爆发至太平洋战争开始前，在上海，尽管日本人宣称不侵犯大多数租界里的外国人的利益，然而，如果一旦被发现有帮助共产党和红军的外国人，那是将会被立即处死的。所以艾黎作为一名外国人，也必须在这种阴影下生活，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为进步事业工作。他在1977年曾写过一首诗，题为《地下的上海》，反映了当时他的心情：
  啊，歌唱者，来吧，
  歌唱那些如此英勇献身的人，
  他们不计自身付出的代价，
  为变革一个腐烂的社会而战斗，
  因为更加发作的兽性抑制着
  可使人民尽情生活的一切。
  为此而战斗的革命者忍受着：
  从1927年到1937年，
  他们数以千计被屠杀、监禁、拷打，
  在艰苦的岁月里坚持着，
  无人知道哪一夜晚他或她将被捕去。
  1937年初，艾黎利用他来中国后的第二次长假，去世界各国考察。他先回故乡新西兰，在克莱斯特彻奇、奥克兰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乘船去美国、英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经过当工厂督查的经历，使他对工厂安全方面的知识有了很多的了解。而这次通过考察其他国家的工业情况，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安全设施和制度有了新的认识。
  在新西兰，艾黎看到工人们的手上也有被铬腐蚀的伤痕；工厂督察对工厂里的电锯没有安全装置也是不闻不问；在美国，工厂监督是保险公司或其附属机构在“切实有利可图”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小工厂，上海有的公害，绝大多数在那里也有，而且听之任之；在英国，工厂督察有效率，但却限于防止“过多干涉厂方”，而不能很好处理有关工人的问题；在印度，工人在一些政府官员心目中，简直不是人；在马来西亚，工人“只是孩子”……
  他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哪个地方比中国工人更有创造性，比他们更能掌握技术、使用技术。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得很清楚。”
  正当艾黎在美国考察期间，他看到了中国发生7月7日“卢沟桥事件”的报道。而日本帝国主义还在加快对华侵略战争的步伐，事态在进一步恶化。在七七事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军队相继攻陷了北平、天津，并开始了进攻上海的部署，直逼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公然进攻上海闸北一带，中国军队奋起反击，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总之，接下来他每天都能听到有关中国长江下游紧张的战争局势。他无法再呆下去了。10月初，艾黎返回中国，来到了还在激战中的上海。
  在艾黎出国时间，他将两个儿子托付给了好朋友格兰尼奇夫妇。大儿子阿兰到北平参加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后，与几个一起报考的学生离开北平去绥远考察。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他们正在半路，于是便匆忙折返，于8月12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日本人便开始进攻上海了。二儿子迈克仍在虹口区的麦伦中学上学，阿兰在星期六下午去学校接弟弟回家，两人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遇日军飞机轰炸。阿兰左臂受伤，好在经一位熟悉的大夫为他取出弹片，未发生意外。
  由于平时经常受到艾黎的教育，当艾黎回上海不久，孩子们就向他提出要去延安参加红军的想法。艾黎听后表示非常支持，并开始为他们做一些行程上的安排。不久，阿兰和迈克与另外3人一起，先搭船到南通，然后转道西安再去延安。
  孩子们走后，一段时间，艾黎去为已离开中国的格兰尼奇家看房子。但当他有一天回去看自己在江湾的房子时，却发现它已被日军搜查过：电冰箱被扔在院中的垃圾堆里，钢琴被砸坏，能拿走的稍微值钱的东西都已没有了，最可惜的是艾黎十年来收藏的大量文件资料都荡然无存。他来到自己过去工作的管辖区域，眼前的一切，更使他目瞪口呆：“我当工厂督察度过了多年时光的杨树浦和虹口工厂区，已被炸成平地。”
  不久，他在租界区一位外国朋友家中见到了老朋友斯诺。
  原来，七七事变爆发时，斯诺在北平的住所里刚刚完成了他传奇般的采访记《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最后的一个章节。而此时，他的妻子尼姆为弥补斯诺上次去延安采访的遗漏，正在陕北苏区采访和补拍一些红军的照片。9月中旬，斯诺突然收到妻子要丈夫速到西安的电报。这可把斯诺急坏了。当9月21日斯诺在西安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亲人平安无事时，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原来，尼姆离开延安后，为了走访沿路的许多红军驻地，在红军战士的护送下，途中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回到西安便病到了。
  斯诺的妻子尼姆，原名叫海伦·福斯特，曾在美国一家矿业联合会做职员。她是因为在报上看到斯诺的文章，而被斯诺的冒险精神所吸引来到中国的。他们于1932年的圣诞节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由于上海的战事已经非常紧张，斯诺夫妇在西安只住了一夜，便登上了东去的火车。他们沿陇海铁路抵达青岛，当时那里还未被日军侵占。尼姆因这段时间过于劳累，身体十分虚弱，一到青岛便住进了医院。斯诺则于9月底乘船匆匆赶往处在战火中的上海。
  11月，日军最终占领了中国这个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由于日本尚未对西方国家宣战，在上海，外围战争正在紧张进行，而外国在上海的租界区却相对比较安定，形成了战时的“孤岛”。日本对外国人暂时还不敢采取任何行动。因此，在这段时间，斯诺和艾黎可以经常到四处走走。
  有一天，他们来到了一处被破坏得不像样子的工业区。过去的许多工厂现已变成了废墟，被炸成一截截的烟囱和东倒西歪的电线杆随处可见，纷乱的电线散落在断墙残壁上，瓦砾堆里发臭的尸体招来一群群使人恶心的蚊蝇。
  艾黎几乎熟知这里的几百家工厂，虽然他只是个公共租界的安全检查员，但当时他的权力却涉及到上海市政府所管辖的所有工厂。
  在一处废墟旁，艾黎悲愤地说：“这里曾是扬兴电料厂，几个月前，我还告诉他们要在机器上设置安全装置。他们不肯去做，后来两个工人失去了手指。”他们又来到了一间被毁的厂房附近，看着一堆废钢铁，艾黎说：“那是不久前我让厂里换装的一台新的蒸汽锅炉，原先的那个太危险了……”
  他们所到之处，偶尔还能看到一些中国俘虏在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押解下，从毁坏的工厂中卸去那些还完好的机件，他们是把这些材料运往日本出卖。
  斯诺和艾黎来到了由越南和法国人把守的租界铁丝网边，看到成千上万的饥民守候在那里，他们是在祈求有一天铁门会开放，他们所希望的只是得到一些面包和水。
  因上海战事而失业的工人，有大约80万人以上，有四分之一的人拥进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其中一半人被安置在难民收容所，而其他几十万无家可归的人，则只好聚集街头。
  斯诺形容说：“好几个月中，你不能走过任何偏僻的街道而不踏着这次大灾祸的牺牲者。即使在收容所中，似乎比较卫生一些，然而好多星期中，每天平均仍有二百人死亡，他们都是饥饿、痢疾、霍乱、伤寒、红疹伤寒及其它疾病的牺牲者。”
  斯诺和艾黎来到了公共租界以西、苏州河以南的市郊，这里曾被日军放火焚烧达一个多星期。田野四周到处是炮弹的洞穴。村庄变成了一片焦土，早先遗留下来的石拱桥，成了残垣断壁。就是这样，日本人还在灰烬中搜寻金银财宝，强迫人们为他们搬走最后一件有价值的东西。斯诺愤怒地说了声：“日军除开增进中国大陆繁荣以外，绝对没有别的企图。”艾黎在一旁不解地问：“你说什么？”
  “这是日军少将土肥原的一句口头语，真是绝妙的讽刺，”斯诺冷冷地回答道。
  原来，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斯诺曾两次走访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当时斯诺对土肥原的傲慢无理，对他连在西方记者面前也是一副战胜者的姿态，就非常反感。今天，他又亲眼看到了侵略者的暴行，真是无比愤慨。
  随着冬季的到来，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由于饥饿和寒冷造成的死亡数每月已超过了1万人。艾黎在日记中写到：
  然而，还有另一个上海——富人的上海，他们几乎不觉得有任何异乎寻常之处。他们跳一夜舞的舞票或喝一夜酒的花销，就足够养活或救活十几个人性命，其对比令人触目惊心。
  一种正义感正在斯诺和艾黎的心中升起，那就是“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