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艾黎来到中国的初期，不仅去周边地区考察了解到许多情况，同时在上海他也积极与各方面的人士接触，使他对中国对中国人民，都有了进一步认识。其中几位重要的人物，对艾黎以后所走过的道路，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与美国记者斯诺的相识，应该是极具戏剧性的。1929年夏天，艾黎乘坐北京开往内蒙古的火车去绥远搞赈灾活动。正好，斯诺也在这趟车上，但两人的身份却完全不同。斯诺是作为政府铁道部副部长的客人，作为“赈灾专使”坐在一节豪华的车厢里，而艾黎则是与平民百姓一起挤在四等车厢中。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8年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上海担任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代理主编，并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关于这段经历，他说：“那年我22岁，在华尔街的投机中赚了几个钱。我想，这点钱省吃俭用也够我一年到世界各地漫游冒险一番了……我取道巴拿马运河，动身去太平洋，在夏威夷和日本住了三个月，然后动身去上海，我原来只准备在中国逗留六周，哪知在那里住了13年，我才重返美国。”
  上海也是斯诺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座城市。斯诺曾形容他初来时的感受：人们书写是从右到左；告别时不是握手，而是把双手拢在袖筒里；削苹果皮时刀口冲外；进餐时，先吃饭，后喝汤。更使他迷惑不解的是，在这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华人居住区和外国租界地的天壤之别，古老和新颖，贫苦和暴富，多么异常的鲜明对照和反差。他有时甚至怀疑，这难道就是当哥伦布发现所谓“新大陆”时，就早已使用指南针、火药，并用纸来著书立说，筑起绵延万里城墙，开凿贯通南北大运河的伟大民族吗？
  好奇心驱使他开始利用一切机会深入中国，了解中国。在以后的一年里，从宁波到汉口，从南京到哈尔滨，从北平到内蒙古，凡是铁路可到之处他都去过了。他深感中国的事情并不像一些外国朋友告诉他的那样，“蒋介石和共产党是一码事”，“赤色分子已被镇压”，“革命已经过去”。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国家远未统一，真正的革命未必已经开始”。就是从这时起，斯诺逐渐发现了在中国还有一支正在崛起的正义力量。
  斯诺与艾黎的见面是在途中火车停靠的一个小站上。
  艾黎随货车厢里的人群到站台上透空气。这时，斯诺也走出车厢，他突然发现，在那一大片黑头发中居然有一个红头发。他挤过去一看，果然是一个西方人。此人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上面蒙着尘土。他大约30多岁，中等身材，穿一身揉得皱巴巴的卡其布衬衣和短裤。斯诺起先以为他是一个白俄，当他知道艾黎是新西兰人后，两人便用英语攀谈起来。
  在形容这次见到斯诺的情景时，艾黎说：“当我看到从站台上的一群农民当中走出一个身穿雪白的外套、衬衫、短裤和白色长袜的外国人，我是多么惊讶！”
  斯诺见艾黎乘坐在拥挤着许多农民的破烂货车上，便邀请艾黎来到他那节公务卧铺车厢，斯诺向陪同他来的一位中国官员提出，想让艾黎睡在车厢的空铺上。
  那位官员看了艾黎一眼，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喜欢‘帝国主义者’，尤其讨厌传教士，他们老是议论中国落后。”
  这让斯诺有些难堪，但艾黎对那位官员的傲慢态度却毫不介意。他对斯诺说：“这种国民党政府官员我在上海、南京见得多了，而卑贱的农民倒是使我觉得更好相处。”艾黎同斯诺握了握手，便回到农民中间。
  艾黎那一头火红的头发，一双深邃的眼睛和挂着英国式的鹰钩鼻子的脸，给斯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惊讶地发现艾黎的头部从侧面来看，很像刻在美国佐治亚洲亚特兰大石头山上的几位美国著名总统、将军和内战英雄的花岗石雕像。使他永生难以忘怀。
  他们虽然只说了几句话就分开了。但就是这短暂初次的会面，使他们结下了终身的友情。以后，斯诺亲身经历了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人对上海的进攻，那是他第一次亲临战地采访，并成功地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国人抗击日本人”的头条电讯！斯诺以后的一件壮举，就是冒险于1936年闯进了被国民党大部队重重围困着的陕北红军根据地。在延安，他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进行谈话，带回了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在延安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位西方记者。而斯诺也因此从一个单纯同情苦难的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者，转变为一个走向深入探索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并竭力寻找答案、从而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主义战士。
  1932年末，经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位美国朋友介绍，艾黎结识了另一位名叫史沫特莱的美国人。艾黎后来形容：“她比我大5岁，是一位天生的鼓动家。她是个感情复杂的女性，竭力反对封建大男子主义。她的思想已成熟地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治活动，坚信用直接行动来解决人生的许多问题。她首先投身于像她自己一样的美国人民的事业，接着又投身于像她亲属一样贫穷、困苦、受剥削的世界人民的事业。”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年2月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幼年时因家庭困难，曾当过侍女、推销员，卖过报纸。1916年到纽约，投身于政治斗争，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报撰稿。1929年初，她作为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上海。而后，她的采访足迹遍及中国大部地区。当时中国人民的极度贫困，尤其是工厂和矿区中的女工和童工的处境，使她感到震撼。她努力用自己的笔和纸揭露旧军阀及国民党政府各种迫害人民的行径。
  史沫特莱认识艾黎不久，便对他担任工厂督察一职很感兴趣，她跟着艾黎去走访一些工厂。当她看到那些令人吃惊的血汗车间和工人们所过的非人生活时，表情充满了愤怒。当艾黎与她进一步探讨自己对在旧制度下可能进行改革的幻想最后破灭，并意识到，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时，“她的一双大眼睛从桌子对面紧紧盯着我，然后倾过身来抓住我的手腕，坚定地说：‘那就让我们投身到这场变革中去吧’。”
  当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进攻上海以后，艾黎他们便一直商量要在上海办一份英文杂志，一方面向世人揭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同时也是为上海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提供可以畅所欲言的阵地。因为在上海公共租界由外国人出版读物，就可以免受检查。所以，史沫特莱与在美国的朋友联系，1935年初，由美国共产党派来的两位老党员：曾担任共产主义远东支部书记的马克斯·格兰尼奇和他的妻子格雷斯·格兰尼奇抵达上海，与史沫特莱、艾黎等人共同创刊出版了一份名叫《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的英文刊物。该刊每月出版两期，每份售价一角。第一期印行2000份，第三期增至5000份。内容包括各种文章，还有诗和书评，主要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和声援学生开展救亡运动的文章。
  艾黎和史沫特莱经常在这份刊物上化名发表文章。艾黎所写的《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太平革命》、《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等，表明了他早先对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兴趣，但大部分文章还是写战争风雨欲来时上海当地的情景。随着形势的恶化，《中国呼声》越益响亮和深入人心。从1937年3月号起，增出了中文版。登载促进中国民主运动、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及时报道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重要消息，从各方面谴责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呼声》自1936年3月15日创办至1937年11月1日止。尽管反动政府千方百计进行压制，但每期都是很快便销售一光。终于在11月的一天，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捣毁了印版，杂志遭到查封。
  艾黎曾一直珍藏着该刊最后一期准备付印的纸型。上面记载着“纸型——从未打印。日军毁了版。”的字样。这个珍藏版的内容包括：社论《上海往何处去》、《上海的陷落》、《华北的新阶段》，两篇对红军将领的采访记《彭德怀论游击战争》和《朱德对战局的分析》，并附有他们的照片及编者按。直到1983年，艾黎才将这件纸型遗物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她的公开身份是到前线去做战地救护。在延安，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曾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等人劝她留在党外，以便在外面和与国外做更多的工作。卢沟桥事变后，她曾携带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1938年初，她到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了众多的来华外国人士。如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等，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就是史沫特莱奔走呼吁的结果。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
  也是由于史沫特莱的热心介绍，艾黎又认识了马海德、宋庆龄、鲁迅等一批进步人士。
  艾黎在担任工部局工业科督察时，看到工人们在生产中遭工业有毒物质的侵害，曾设法研究铬毒，为此得到了一位在上海的美国医生乔治·海特姆（GeorgeHatem，马海德）的帮助。而马海德又是在艾黎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马海德，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水牛城一个黎巴嫩籍移民家庭。先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贝鲁特的美国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医科，193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在求学时期，他结识了一位中国留学生，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古老东方悠久灿烂的文化，同时也了解到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充满对中国的好奇和强烈的治病救人理想，1933年11月，他和几名年轻医生凑足了旅费，毅然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当时，他正在研究东方热带病，而中国是最好的研究地点之一。
  在上海期间，马海德常去一家德国朋友开的进步书店看书，也就是在这里通过一位美国朋友结识了艾黎。马海德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一下子就被这个身材魁梧、目光炯炯有神的新西兰人吸引住了。他的谈吐，他对事物的洞察力，他的爽朗性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消说，我非常喜欢他。打那以后，我就常去看望他。接触越多，也就越敬重他。很快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应当说，同艾黎的相识揭开了我人生中崭新的一页。不是别人，正是他把我引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一次在史沫特莱寓所举行的聚会上，艾黎问马海德懂不懂“铬性皮炎”（一种镀铬工人的职业病）。马海德回答说，“懂得不多，不过我很愿意学”。一星期后，马海德来找艾黎，他们开始去有关工厂逐个调查。这次社会访问对马海德的思想震动很大：对童工的残酷剥削，可怕的铅中毒，严重的营养不良，等等，真是触目惊心。他带着这些苦苦思考但又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向艾黎请教。艾黎很严肃地说：“所有这些罪恶只是现象，你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首先找到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根子。”说罢，他介绍马海德认真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经过后来与艾黎的多次讨论，使马海德的思想境界豁然开朗。他说：“这就是我从艾黎那里学来的第一课。使我终于领悟了这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改变中国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就必须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
  马海德后来花了几个月时间分析他调查的结果。当时上海的一所著名的雷士德医学研究所曾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这是在中国进行的关于工业有害物质对工人影响的第一项研究成果。
  在上海的日子里，艾黎经常利用周末与马海德到农村去，让年轻的博士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普通的农民，了解到中国农民苦难的生活。艾黎还将自己了解的中国历史知识，结合农村的实际，给马海德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向他灌输献身被压迫人民事业的意识。他还鼓励马海德为《中国呼声》写稿，为他提供一些可供写作参考的剪报，希望马海德既能拿起手术刀，也能拿起笔杆子。
  在艾黎的影响下，马海德逐步认识到要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处境，光靠行医是解决不了中国社会问题的，他决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去参加革命工作。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艾黎后，得到了坚决的支持。
  1936年，马海德与斯诺一起走进陕北。4个月后，当斯诺离开时，马海德却留了下来。他后来成为第一个当红军的医学博士；第一个在延安完成跨国婚姻的新郎；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因工作成绩突出，很快，马海德还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艾黎认为，在上海最让他永远充满记忆的，是已故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的夫人、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
  1929年，国民党将孙中山的灵柩从北京迁往南京中山陵，正好艾黎和一批上海童子军队员也在南京，他在路旁看到了宋庆龄默默地与蒋介石一起为孙中山送灵的情景。这是艾黎第一次见到宋庆龄。
  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他的遗体一直存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内。1929年春天，南京中山陵建成后，蒋介石给在欧洲的宋庆龄发电报，邀请她回国参加孙中山遗体安葬仪式。5月26日，宋庆龄在北京护送由马车拉着的灵柩到北京火车站，沿途30万群众默哀致敬。
  两天后灵车抵达南京，蒋介石到站迎接。孙中山灵柩先安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天内各界公祭。三天后举行家祭。6月1日，孙中山遗体安葬仪式在紫金山中山陵隆重举行。宋庆龄主持了封棺和封闭墓门的仪式。
  艾黎回忆说：“我们站在中山陵登山石阶的一边。宋庆龄从石阶的中央径直登上。蒋介石和他的副官们在她的另一边。她不同这群人走在一起，也不让蒋扶她。”
  与宋庆龄的直接会面是在1933年。那次是由史沫特莱引荐，在上海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宋庆龄的寓所。自此以后，艾黎对宋庆龄有了深入的了解。
  那次会面，他们谈到了当1927年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大肆屠杀革命人士后，宋庆龄才同她的妹夫蒋介石彻底决裂，并愤然出国去欧洲。1929年春天，南京中山陵建成后，蒋介石邀请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遗体安葬仪式，他是想：如果宋庆龄不回国，那就会被世人看作是不通人情；如果她回来了，就会给社会一个宋蒋已经和解的印象。然而，宋庆龄虽然回国参加了孙中山的安葬仪式，却仍然拒绝同背叛孙中山事业的蒋介石合作。
  蒋介石为宋庆龄在南京建造了一幢漂亮的住宅，但她坚持住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孙中山留给她的住所里。蒋介石派人给她送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丰厚津贴，她拒绝收取，而仅用孙中山的抚恤金维持日常开支。国民党后来在南京建了一所革命烈士子弟学校，要宋庆龄担任校长，她也坚决拒绝。
  但是宋庆龄并没有沉默。1929年8月1日，她在“国际反战日”这一天，给设在柏林的“世界反帝大同盟”发了一封电报，痛斥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并揭露蒋介石背叛民族革命，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这使蒋介石恼羞成怒，扬言要杀人灭口。但最终慑于宋庆龄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而未敢动手。
  艾黎与宋庆龄的第一次会面还谈到了新西兰，谈到了中国的北伐革命，也讲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孙中山在广州脱险的那些惊险往事：当时，军阀陈炯明的军队在广州街头捕杀革命者，宋庆龄藏身在死者中间，后来机警的逃离现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店铺得以避难。后来她设法登上一条船，才得以与在珠江江面一艘军舰上等她的孙中山重聚。
  这次会面后几年，直至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艾黎在上海都能够经常见到宋庆龄。她“刚正不阿、勇气、忠诚和美好的心灵，”给艾黎以很大的鼓舞。他们也经常通信，艾黎写信时称呼她为“姑母”，宋庆龄在信里称艾黎为“比尔”。但由于形势所迫，宋庆龄要求艾黎必须将所有写给他的信在阅读后都必须立即销毁。
  在上海，艾黎亲眼看到宋庆龄为支持抗战，为营救遭受蒋介石迫害的爱国民主人士，为捍卫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而奔走。在一二八抗战中，她组织、筹建了一所国际伤兵医院，设在上海交通大学里，专门收治受伤的抗日将士，并把自己的住宅当作医疗用品的仓库。以后宋庆龄同鲁迅等人还于1932年底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争取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5万多名政治犯，争取获得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权利而向社会呼吁。
  有一次，宋庆龄从沪东取来一个装有手枪和子弹的皮箱，需要转交在江西苏区的红军。尽管巡捕检查得很严，她把箱子放在人力车上自己的脚前，机智地通过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有的哨卡。这只皮箱后来送到艾黎的住处，由他负责保管了很长时间。宋庆龄也非常支持《中国呼声》的创办。通过她的联系，有不少进步人士为该刊撰稿。
  艾黎回忆说：
  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丈夫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她坚如磐石，是一个钢铁女人；她从未失去还政于人民的理想，以卓越的办法坚持不渝。然而，她总能保持个人的魅力，一直保持着的一种幽默感，并善于将它用于工作。她虽然专心致志于需要她决定的大事，却也会以幽默和妙语给老朋友的许多聚会带来轻松气氛。“苏吉”，朋友们这样称呼她，她给同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忆。
  对于护送宋庆龄离开上海的那个冬日，是艾黎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军攻占上海后，1937年12月23日，“她打电话要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里去。我到达时，她正同两位已同意看管她的房子的外籍妇女喝咖啡话别。壁炉里炉火正旺，屋子里很舒适，外面却又冷又阴郁。她同她们谈笑风生，然后挥手告别。”她和贴身女佣李姐从后门登上艾黎雇来的出租汽车，然后开往南京路外滩码头。码头上到处是巡捕和包探。他们乘轮渡驶往在江中心抛锚的一艘悬挂外国国旗的轮船。因天气很冷，宋庆龄当时用头巾捂住半个脸庞，一只手挽住艾黎的臂膀，显得十分轻松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走过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
  艾黎后来得知，宋庆龄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是根据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同时登上这条船的还有一位年轻的中共女联络员李云。她们上船后直到确认安全，才开始接触。几天后，她们安全抵达香港。
  1930年3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他们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的活动，兴起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左翼文化运动，鲁迅是这个运动突出的代表。
  艾黎在上海时读过许多鲁迅的作品，他很崇拜鲁迅，但却总没有机会当面与鲁迅交谈。有一次，还是在别人的指点下，他在路上看到了鲁迅。以后，他又几次在北四川路见到鲁迅，艾黎形容鲁迅：“草帽遮住前额，步履稳健，旧的白长衫下显出他细瘦的体型。”
  1935年底的一天傍晚，史沫特莱突然来约艾黎，说是要他帮助做一下翻译。艾黎没有想到的是，史沫特莱带他去的地方竟是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今山阴路132弄9号）鲁迅的家里，而要翻译的对象是刚刚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后从陕北来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冯雪峰。史沫特莱说，自己通常是用德语与鲁迅谈话，所以拉艾黎来做英语翻译。 冯雪峰当时是受中共中央指派，从陕北到上海协助潘汉年做统一战线工作（主要在文化界），担任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
  对于红军长征，在当时的上海是很少有人知道详情的。由于宋庆龄的关系，艾黎他们的学习小组不仅获得了不少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的情况，而且已经知道工农红军在国民党蒋介石百万大军围追堵截下，经过长途跋涉，已胜利抵达陕北高原，建立了新根据地的消息。一位朋友还曾给过他们一张江西省的大地图，指出蒋介石进行“围剿”，以及后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地方。虽然此时艾黎已经能相当流利地阅读中文书报和用中文进行交流，但对于担任如此重要谈话的翻译工作，他还是感到缺乏信心。
  他后来回忆：“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夜晚，尤其是听冯雪峰介绍张国焘从四川西部阿坝藏族地区卓克基到两河口会见毛泽东主席、朱德将军的情景。毛、朱两人徒步去欢迎张，而张像国民党将军一样骑在马上，周围的部属也都骑着马。我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在一个重要的字上‘卡’住了，冯雪峰很生气，厉声说：‘你连这样简单的一个字都译不出来！’于是，鲁迅便站起来，倒上茶，鼓励我们接着谈。”
  虽然由于冯雪峰的金华地方口音太重，以及艾黎对于一些政治术语不够熟悉，而导致翻译还不能太准确，但这仍然是一次中共高层干部与外国作家成功的交流。正是这次谈话，让史沫特莱事后写出了对外界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新闻报道。
  这次的谈话和翻译工作，使艾黎有机会近距离的与鲁迅接触，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这位中国文坛巨匠。那天夜晚，在离开鲁迅的住所时，史沫特莱交给艾黎一本最新出版的她和鲁迅合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艾黎很快将它寄往新西兰保存，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他才于1968年将此画集捐赠给了绍兴的鲁迅故居纪念馆收藏。
  艾黎认为：
  鲁迅是中国进步知识界的主帅。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无所畏惧、嫉恶如仇和蔑视名利地位与财产。他在品格上、智力上是位巨人……鲁迅不装腔作势，不拘泥形式。像他那样明确而热情写作的人，不可能是文学官僚。他讨厌教条主义。他会耻笑那些专门喜欢从他的作品中抽出某些语句和词组以寻找隐藏的含义的人。他从来不刻板拘谨。
  1935年俄国十月革命节后的第二天（11月8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邀请少数人举行一次不公开的小型酒会（总领事馆已在11月7日举行过公开的庆祝酒会），被邀请参加的有：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雁冰（茅盾）、史沫特莱和艾黎等人。会间，大家都觉得鲁迅脸色不好看，也都知道当时中国文坛上的纠纷，他心情不愉快。在会上，史沫特莱把沈雁冰拉到一旁，希望转告鲁迅，让他暂到苏联去休养一阵，一切旅行和生活问题都有他们来办。第二天鲁迅知道此事后，坚决表示不愿出去。首先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病，其次到苏联后，与中国隔绝，又不懂俄文，而且有人就会造谣说他是逃避战斗而出国的。他坚持要在国内继续战斗。
  艾黎还记得那晚散会时的情景：“宴会后离开时，正好看到了情绪轻松的鲁迅。他在灯光黯淡的大厅里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帽子，后来发现掉在衣帽架后面，他就把帽子像皮球一样往过道踢去，快活地喊道，‘和黄包车夫的帽子差不多，我就是一个黄包车夫’。”
  以后，鲁迅又赠给艾黎他的《狂人日记》等书籍。在与鲁迅的交往中，艾黎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许多启发和帮助，同时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有了很大提高。鲁迅也是艾黎他们创办的《中国呼声》杂志的重要赞助人和作者。鲁迅的作品经常在该杂志上被译成英文发表。但根据他本人的要求，可以翻译利用他的任何一篇文章，但一律用化名不使用原名，以免给该刊和编辑部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原因很简单，由于鲁迅对社会的批评，政府有关部门宣布不许刊登鲁迅的作品。
  当鲁迅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后，周围的朋友都劝他要多休息，还有人提出要介绍他进一所私人医院。但鲁迅执意不去医院。他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性，但同时认为自己还有许多事要做，只有很好地利用剩下的时间，努力工作，才能死而后已，这也是他感觉对自己的一个极大满足。艾黎把自己了解到的有关鲁迅病情，尽量及时向关心他的朋友们报告。艾黎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1936年一次在上海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的版画展览会上，当时鲁迅正忙于为周围的青年签名。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到此，国民党政府才对鲁迅的名字解禁。艾黎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鲁迅葬礼。
  艾黎回忆那令人难忘的一刻：“教师和学生离开了教室，店员离开了店铺，工人离开了工厂，受迫害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从躲藏的地方出来送殡。”艾黎认为，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崇敬鲁迅全面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力量。他写作的简练而精彩的故事达到了中国前无古人、世界上也很少有人达到的水平，象完美的瓷器那样，是经得起检验的珍品。他的不朽作品使他永世不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