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几年过去了，艾黎对中国的忧患意识与日俱增。这时，中国北方连年遭受旱灾，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山东出现大饥荒的报道，农民吃光了家畜，靠树皮野菜度日，直到饿死。后来，从山西和甘肃也传来了同样的消息。但他同时也听到政府正忙于对付各地的共产党，顾不得千千万万农民的死活。一位朋友劝他通过华洋义赈会做些救济工作，他毫不迟疑便欣然同意了。
  20世纪20年代初由中外人士募捐成立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最初是为帮助北方连年旱灾实施救济的一个民间机构。以后逐步发展为以防为主，以工代赈，努力改善农民生产条件，提高其生产自救能力的常设机构。即鼓励兴办各种农业工程，包括筑堤、修路、开渠掘井、疏峻河道等，提供便利优惠条件，发展合作社事业。这是一种比赈灾更积极的措施，它既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困难，帮助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达到救灾的目的，又可以增强广大农民团结合作、自力更生的精神。
  1929年的夏天，艾黎获悉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饥荒情况特别严重，便通过上海一位朋友与内蒙古华洋义赈分会联系后，利用自己的年休假离开了上海。
  当时的绥远省主要由蒙古族居住，这一地区农牧民的经济情况很差，他们大多仍然使用着原始的耕种方法，在向政府缴纳苛捐杂税后已所剩无几，还要受当地军队和政府派来的官员的恣意勒索和盘剥，冬天，还经常有土匪来侵扰。收获时节，粮商们与当地豪绅结成一帮，尽量压价，农民们将粮食卖光还不够偿还债务，到春天往往便无余粮，又不得不去找粮商，以比原出售价高两倍的粮价购入。由此，年复一年，农民生活痛苦不堪，遇到灾年，就只有卖儿赎女逃荒要饭了。
  艾黎乘火车到北京，然后转车去绥远的萨拉齐（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在后一段路上，他与大多数贫民乘客一起坐在破旧的货车车厢里。由于路基不好，离开张家口后，火车便如蜗牛般缓缓爬行。艾黎偶然从敞开的车门看到铁路旁一幅幅令人惊讶的图景：土地仿佛刚刚被冲天大火烧过，看不到一点生长的植被；偶尔能看到路旁的一些倒毙牲畜或动物的骨骸，一些村落只剩些残垣断壁。
  不久，天下起了大暴雨，雨水顺着破裂的车顶流进车内。经过4天漫长的旅途，当火车到达萨拉齐时，艾黎已是疲惫不堪。
  萨拉齐位于通往蒙古西部的交通要道，这里土地肥沃，又有黄河水灌溉之利，所以当时是绥远最富裕的商业中心，也是这条铁路的终点。而此时，成千上万的灾民正从四面八方逃到这里。因为相对来讲，这里居民的生活要比周围的情况好一点，而且赈灾的活动主要在这里进行。
  那时，艾黎还不会说中国普通话，只能讲几句上海话。他在车站用手比划了半天，好不容易花钱雇了辆大车，把他送到了当地仅有的一个外国人住的地方——灾荒救济委员会总部。因为时间已很晚，他又与看门人费了好一番“口舌”后，才被同意当夜睡在门房的一张桌子上。
  第二天早晨，艾黎见到了当地华洋义赈会的工程部主任。艾黎得到的任务是负责带领一批燕京大学在这里实习的学生，在几公里长的路线上，埋一批木杆并架设电话线。
  萨拉齐当时处于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内。由于政府无力管理，土匪横行无忌，官员们还鼓励种植鸦片以增加税收，使整个萨拉齐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大量逃荒的难民涌入，使当地的人口猛增至原来的3倍，达到10万人。基督教会设立了一处施粥所，每天供应一餐。许多难民往往在周围坐上几天，等喝饱了粥，有了力气再去干活儿。在一些荒废的村落，凡是能用或能吃的东西都被掠夺一空，妇女被卖给人贩子运到南方。此情此景令艾黎触目惊心。
  在似火的骄阳下，艾黎带领一帮燕京大学生来到工地。这项工程是从黄河到黑河修建一条40公里长的水渠。而艾黎完成的这段线路，是沟通萨拉齐与黄河岸边进水口工地仓库的一部电话。当时雇用了约4万名难民，但管理人员大都是志愿者，他们往往都是来短期工作一段时间后便离去。参加劳动的难民每天可得到三四斤小米或高粱，这个定量足已养活他们全家人了。粮食是由救济委员会去东北收购后，经铁路运至绥远。艾黎带领大家挖坑、立杆、拉电线，同学们边劳动边喊唱，虽然从远处看上去电线杆排得弯弯曲曲的，但他们终究按时将这段几公里线路架设完成。这次活动给艾黎的体会是：“让大学生动手干这类活可不容易”。
  在萨拉齐工作了整整三个星期后，艾黎回到了上海。消防处长严厉警告他：“你有什么必要到那里去！你本该休假！休假就是休假，不是去做那样的赈灾工作！简直是荒唐！”艾黎没有在意上司的这番训斥，因为他感到与很多群众在一起劳动的场面，实在是令他难忘。
  就在这年年底，来自绥远灾区的一千多名孩子被送到上海红十字会，其中年龄稍大些的，社会福利部门准备为他们解决就业。艾黎本来是陪一位朋友去认养一个孤儿，结果自己也收养了一个男孩。在办手续为孩子取名字时，艾黎想到绥远在历史上曾一度是阿兰人的国土，所以便给这个孩子取小名“阿兰”（以后取名“段士谋”）。
  1931年的中国，先是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东北。不久，又传来了长江下游洪水泛滥，殃及湘、鄂、赣、皖诸省，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破坏。洪水退却以后，留下了重建被淹城市并使一切恢复正常的艰巨任务。国际救灾机构筹集了大量粮食、药品等救灾物资，准备无偿地发送给受灾民众。为做好这项工作，国民党政府成立了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首的全国救济总署，并聘请一位国际联盟的专家、印度籍的老公务人员约翰·霍普·辛普森爵士任他的副手。不久，宋子文去香港，由辛普森统管全部工作。他经别人介绍认识了艾黎后，在征得艾黎本人和上海工部局同意，让艾黎请了长假，于1932年初去汉口，参与救济总署帮助长江沿岸的灾后救援与恢复工作。
  武汉救济署的领导人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传教士洛根·鲁茨主教。艾黎的任务就是帮助发放救灾物资和组织难民修建被大水冲垮的大堤。艾黎看到，被水淹过的武汉三镇周围农田依然还是一片汪洋。大约有30万难民在受灾时拥入武昌、汉口和汉阳，洪水影响了武汉三镇约800万人的生活。整个水灾期间以及灾后的冬天，有几十万人丧生。
  艾黎还了解到更让人寒心的事。由于政府的腐败，导致在救济实施中的贪污、投机、盗窃泛滥。政府官员除了捞钱，主要关心的还是如何对付共产党。艾黎在大坝工地的办公室里看到墙上贴着莫名其妙的蓝图，而当要求一位官员带他去看汉水上的一段大堤时，这位官员竟然找不到大堤的位置。最后，当艾黎来到他们修的一段大堤时发现，他们所谓修好的“大堤”，原来只是些在表面薄薄捣了一层沙子的土堆。
  但是，当艾黎沿长江而上，来到离武汉180公里的洪湖地区后，才发现那里是另一番景象。
  当时的洪湖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被称为湘鄂西苏区，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十多个苏维埃政权中，形成较早、规模较大、坚持时间较长的一个地区。它在全盛时期，遍及53个县市，拥有近3万红军和近20万游击队，控制着新滩至沙市间沿长江几百平方公里的地带。苏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块重要战略区。贺龙曾是那里一个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洪湖地区在1931年夏秋遭遇特大洪水之后，万亩农田颗粒无收，百万灾民四处逃荒。但就在洪湖地区发生严重水灾之时，蒋介石却调集大量兵力，趁灾难之机对苏区人民发动了4次大规模“围剿”。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当地苏维埃政府在反“围剿”斗争的同时，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抗灾斗争。一直到第二年初，苏区军民还在兴修水利，为重建家园而奋斗。当国际救援机构决定将一部分救灾物资发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洪湖监利、沔阳地区时，湖北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官员却穷奢极欲，他们不仅阻止将救灾物资送往这一地区，还千方百计以各种名义趁火打劫，大发横财，贪污救灾钱物，军阀何键还要艾黎将救灾粮食全部运送给他的军队作为军粮。
  艾黎与一位工程师来到了洪湖边的新堤镇南门洲。第二天，他们就视察了新堤官保堤，然后又沿长江步行到监利县境的荆河大堤。在这里，他看到了在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下，洪湖苏区的2万多民工正在封堵缺口，修复长达7华里的堤段。而后。艾黎等人又深入附近农村，看到了一派全村老幼支援大堤建设的动人情景。这更加坚定了艾黎要将救灾物资送到洪湖苏区的决心。艾黎住在洪湖大堤边一处民房（今新堤街220号）生活和工作了多日，与洪湖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解放后，艾黎又4次来到洪湖，还撰写了长诗《洪湖精神》，以颂扬洪湖人民英勇不屈的精神。
  回到武汉后，艾黎见到了湖北赈灾领导人、省政府主席何键。艾黎提出政府要出面制止在筑堤工程中出现的那些贪污现象，然而何键的反应却异常冷漠。艾黎随即又提出一个救灾原则：谁的灾情最严重，谁救灾最积极，就应将救灾物资首先发给谁。他讲述了一路视察的情况，最后提出将救灾物资首先发给洪湖地区的灾民。何键听后，恼羞成怒，对艾黎说：你们外国人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中国人这么多，淹死一些不要紧。农民自己会去修堤。他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赈灾、修堤之类，而是要“如何镇压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扩充军队，使国家安全，好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这里做生意。”断然拒绝了艾黎的要求。
  为了防止救济粮食落入红军手中，何键还派部队武装护送运粮船。艾黎看透了国民党的用心，于是设法将运粮计划、行动日期及押送情况转告洪湖苏区，争取途中截粮。
  在湘鄂西苏区的红三军第九师师长段德昌接到截粮任务后，火速带领突击队奔赴荆河出口处的新滩口准备截粮。同时，沔阳县苏维埃政府也按时将30多条运粮木船调到这里。
  不久，由艾黎亲自押送的一只拖轮、三只驳船的运粮船队出现了。轮船上武装押运的是国民党一个排的兵力。红军战士很快就消灭了半数敌人，同时10条船从后面靠上拖轮的尾部，用大斧砍断了连接拖船与驳船的缆索，迅速将装着粮食、药品的驳船全部劫走。敌人的拖轮顾不得被截的粮船，慌忙向新滩口对岸的簰洲湾镇逃去。时隔多年，贺龙见到艾黎还谈及此事，说当时那批救灾物资，对水灾后的洪湖苏区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对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回来后，艾黎又投入到武汉三镇的难民救济工作。此时在汉水附近的大堤拥挤着几万名难民，在汉水另一边的黑山地区，已修建了大量难民的临时住所。有一天，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召见艾黎，说：“你必须在两星期内把黑山的所有难民迁走，否则我将用机关枪扫射。他们都是共产党。”说着还朝艾黎面前的地上吐了一口痰。艾黎立即向设在上海的救济署总部汇报，答复是：“想一切办法将他们迁出。”艾黎立即雇用了大小几十只帆船、舢板和拖船运送他们，并对途中和到达以后的难民粮食供应作了安排。
  艾黎回忆武汉这段救济工作，认为是他来到中国后所承担的最重大的一项任务。他描述说，“武汉周围的凄惨景象加速了我对旧制度希望的幻灭，也加强了我的信念：总会有一个使人民从压迫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积极的选择。我不会忘记在那些日子里人民贫困到了极点，街上全是遭水灾的难民，死婴浮在肮脏的水面上，而靠赈灾勒索钱财的人则在各大饭店大吃大喝，大摆酒宴，共产党人在汉口海关门前一批批被处决，连那些在收容所里组成当地的小团体谋求改善条件的难民，也被拉出去当共产党人枪毙。”
  不久，在大堤上，艾黎看到了一件让他刻骨铭心的事情，他回忆：
  那是冬天最冷的日子，片片雪花向地上飘来，寒风在街头扫过。我裹着大衣站在一旁，眼看着一列人在行进。前面是一排军号手，在使劲地吹号。路中间是所谓“罪犯”，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两旁是全副武装的宪警。这一队人快步向前走着。“罪犯”全是政治犯，有男有女，有学生、农民和工人。走在最后面的那个人，他的面孔和眼睛在50年后的今天对我来说仍和过去一样印象清晰。他身材修长，穿着一件褪色的单军服；衣服显得肥大，风把它吹得紧贴着他瘦削的躯体。他昂着头，目光镇定，面带笑容。
  但对于那个人是谁？他个人的历史如何？他又为什么要被处决？等等，艾黎并不知道。但他以直觉相信，那些“政治犯”一定是为了所从事的正义事业而献身。
  在离开武汉之前，艾黎又去武汉郊区的一所孤儿院，收养了一个来自洪湖的男孩子，后来给他取名叫“迈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