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狄青传奇
  很久以前，峡口不称峡口，叫联络城。峡口地处甘凉咽喉要道，军事位置十分重要，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宋仁宗宝元元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夏国。宋廷择京师卫士从边，狄青入其选，任延州指挥使，当了一名低级军官。在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多次充当先锋，率领士兵夺关斩将，攻城略地，烧毁西夏粮草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牲口五千七百”。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朝廷封狄青为联络王，宋廷根据峡口的战略位置，决定在此筑一铁城。狄青预算筑铁城耗资巨大，就自作主张，改建砖城，命名“联络城”。
  狄青在峡口做了许多好事，帮助百姓打井修渠，鼓励人们往来通商，峡口的老百姓按居乐业，联络城繁荣兴旺。因此，老百姓都很尊敬他。
  有一年，狄青得了重病，医治无效，觉得自己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就把狄龙，狄虎两个儿子叫到床前，吩咐到：“为父死后，要用石棺材埋了，要身穿布衣，衣服或棺材里都不能有铁器。”过了一些日子，狄青死了。儿子们按父亲的遗嘱，做好了石棺材，但觉得父亲身为大将，征战一生，不穿盔甲，有损父亲的形象。于是给狄青穿上戎装，还把父亲杀敌的宝剑也放进棺材里。
  出殡那天，众老百姓全都披麻戴孝为狄青送葬。由于棺材太重，抬不动。大家只好用铁绳拴好，用了十八匹骡子和十八匹马拉。拉到半路上，在一眼清泉旁边，棺材陷进泥里，铁绳断了，无法继续拉动，就只好把狄青埋在清泉旁边。狄青的棺材正好堵住了泉眼。从此以后，山丹水源越来越少，成了出名的干旱地区。后来老百姓中就流传着一句民谣：“找到狄青坟，富死山丹人”。
  十年后，狄青在阴间期满，骑马升天时看到山丹地界荒旱无水，原来是自己的石棺压住了水源，想搬开石棺，可石棺已经和山石融为一体，无法搬开。情急之下，狄青拔出宝剑对焉支山左右砍了两剑，轰然两声巨响，焉支山东西各砍开一条深沟，两股山溪顺沟而下，缓解了山丹的旱情。由于当时他的儿子没有听话，给他穿了盔甲，盔甲为铜铁做成，十分沉重，让他无法离开马背升天，可是升天时间已过，天门关闭，失去了升天的机会。将军遂化成石像伫立在山谷之中，日夜仰望苍穹。至今人们也没有找到狄青的坟址，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传说。
  据说焉支山东边的流水沟河和西面的直沟河就是狄青当年砍开的，窟窿峡里的将军石就是狄青的化身。
  从那以后，人死了，身上不能带有任何铁质的东西，棺材也忌用铁钉，全都用木质楔子和木质铆钉，以免先人不能升天。这个习俗一直流传至今。现在老人去世入棺时，不仅衣服、棺材上不能有铁器，就连皮鞋底上的钢板也要抽掉。
  （郭勇）
  杨家将的传说
  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杨家将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杨家将须眉巾帼，五代英烈，满门豪气。他们喋血沙场、舍身报国的感人事迹，千百年来世代称颂，广为流传。在河西走廊焉支山也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
  四郎神泉的传说
  传说杨家将血战金沙滩后，大郎被乱枪挑死、二郎血战殉国、三郎被战马踏死，五郎失踪。杨令公被辽军困死在两狼山中，七郎被潘仁美害死，潘仁美还下令以临阵脱逃罪捉拿四郎。想到杨家一门忠烈竟遭如此下场，四郎万念俱灰，奋力突出重围，策马向西而去。辽兵在后面紧追不舍。到达焉支山下，只见山道崎岖，森林遮天蔽日，荒无人烟。前有高山阻隔，后有追兵紧逼，人困马乏，饥渴难耐。想起父亲、兄弟，死的死、亡的亡，肝肠寸断。不仅长叹一声，仰天大叫：“天道不公，天道不公啊！”欲拔剑自刎。突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天无绝人之路，路就在脚下，你何不先试试天道，再行了断也为时不晚。”四面望去，苍山莽莽，松林密密，并无人迹，想必是父亲的在天之灵为自己指点迷津。四郎想罢，举起大铁枪，照着脚下的土地，狠力戳了下去，一声巨响，枪到之处，山崩地裂，乱石横飞，一股清流喷涌而出。四郎喜出望外禁不住仰天叫道：“天不绝我杨家呀！”四郎和战马饱饮一顿，顿觉精神倍增，跨马挺枪，冲入敌阵。马如火龙，四蹄落下，人仰马翻；枪似闪电，寒光掠过，鬼哭狼嚎，四郎拼力杀出重围。虽然逃过了这一劫，但是辽兵又在前方一隘口设了绊马索，埋伏了刀斧手，就在四郎通过时被生擒活捉。
  四郎被辽将献于萧太后，萧太后见这愣小子有一股刚毅之气，不但有一身好武艺，而且生得一表人才。萧太后越看越喜爱，有意想把杨四郎留下。四郎本无意归顺，但是四郎为报金沙滩血债，只好忍辱负重，隐瞒身份，将“杨”字一分为二，化名“木易”。萧太后大喜，把他招为驸马。
  四郎在焉支山挑开的神泉四季长流不竭，水质甘洌清醇，冬温夏凉，解渴消暑，滋阴润肤，是天然佳酿。人们就把这眼清泉叫杨四郎泉。至今，焉支山民传唱着一曲山歌道；“人不公道天公道，不报是时候不到。奸臣成了粪土了，清泉是忠臣的写照。”
  跌老鸦河与箭门关的传说
  传说，佘太君挂帅率领杨家老小一路西来，与辽兵交战数次都未能取胜。看到此时的情况佘太君将营寨安扎在了焉支山下，想休养兵马数日，择日再战。
  英勇好战的穆桂英只恨自己是一个女儿身，不能上阵杀敌。看到眼前的战事，穆桂英很是着急，于是她恳请佘太君让她和杨宗保比试箭射，如果赢了，让她做先锋要上阵杀敌。佘太君不肯答应，但又抵不过穆桂英的软磨硬缠，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
  一日晌午，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杨宗保和穆桂英摆好架势，静候奶奶发令。只见杨宗保拿着弓箭骑着大马身穿盔甲走了过来，十分威武。他向四周望了望，拿起弓箭拉满全弓，仰望上空射了出去，只听见一声老鸦惨叫，一只老鸦向眼前的一个山谷跌去。恰巧跌在了一位河边饮牛的老汉旁边，溅他一身水，老汉吓的起身就跑，以为是辽兵袭来，跑到一个窑洞里将自己藏身下来向外偷看，过了好一段时间不见一个人影。老汉又蹑手蹑脚的来到河边想看个究竟，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中了箭的老鸦跌落在河边，老汉看着老鸦说道：“老鸦贤弟，有话好说，平日里枝头乱叫就挺瘆人的，怎么死后还要吓人”说着将老鸦拿起放在了一块石头上面，背着手拉着牛走了……
  后来他每次见到人都会说起这里跌老鸦的事情，时间久了人们便称这里是“跌老鸦河”，但这是后话。
  却说穆桂英见杨宗保射落老鸦，不禁夸赞道：“不愧是杨家后人，厉害、厉害！”边说边走到杨宗宝跟前，随即打了一个口哨，只见几位女将推着一辆嘎嘎吱吱怪模怪样的东西走了出来，摆好姿势。只听她一声令下，轰的一声，只见三根箭齐头并进迅速射向了前方一石崖上，顿时山间雷声贯耳、火光四射。那坚硬的石头竟然被穆桂英射出了三个马蹄大小的洞，这时杨家大小将领连声叫好。佘太君惊奇而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不愧是我杨家孙媳，我杨家又添一位女中豪杰，将你的这弓应用到战场上一定能大破辽军”。穆桂英禀明了制造的原理和想法，还起了一个名字“三弓强弩”。穆桂英如愿当上了先锋。从此，“一箭射三眼”的故事就流传开了，那三个箭孔的石崖人称“箭门关”，就在现在的山丹军马四场和武威“八一”农场旁边交界处的山上。
  经血花（粉团花）的传说
  穆桂英当上先锋后，凭借自己的超群武艺和用兵才智屡屡击败辽兵，得到杨家老小的称服。一日夜晚，一声马叫将穆桂英从睡梦中惊醒，知是敌兵偷营。慌乱中穆桂英来不及更换战袍就踏出大帐跨马挺枪猛杀过去。借着月光，左冲右突，枪挑剑砍，指挥兵将猛力冲杀。由于连日操练兵马心身疲惫，又遇辽兵偷袭，穆桂英的月经失控提前到来。此时无暇顾及，仍凭经血顺腿流下，洒落在草地上。辽兵退后，数日这里长出了许多小花。这种花一簇一簇，团结向上，数十朵米粒小花聚成一球状花朵，白芯红瓣。远远看去一片粉红。当地人叫粉团花，又叫经血花，还有人叫火柴花。这种花学名其实叫狼毒花。
  （张兴荣）
  杨满堂火烧北望坡
  山丹石峡关隘向东南5公里312国道边，有一座庙宇名叫“绣花庙”，又名“定羌庙”。据说这座庙宇就是为了纪念为宋代保国忠良杨家将门下的烧火丫头杨满堂的。在杨满堂挂帅点兵，西征羌族，平定羌人的战斗中，她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杀敌无数，血溅征袍，以至于将一只绣花鞋失落在大草滩的战场上。据《金昌市志》载：“杨满堂乃北宋年间杨文广之女，别号‘满堂春’，率十二寡妇西征羌族战功赫赫”。人们因她平定羌人有功，特修庙以示纪念。起名定羌庙或绣花庙。
  如今，在焉支山上仍有杨满堂当年安营扎寨、插过帅旗的旗盘石，这可以作为杨满堂西征羌族的有力证据。棋盘石位于焉支山土坡头旗盘沟。整个棋盘石成圆柱形，似碾盘状，高1.2米，直径2.2米，盘面中间有一直径0.25米的圆孔，垂直贯通整个石体。据说这就是杨满堂在此安营扎寨，插军旗处。
  据当地老人们讲，北宋年间，杨满堂率十二寡妇西征羌族，来到大草滩大败羌人，再战焉支山，将羌人逐出长城以北。在追击羌人时，羌兵首领率兵即将进入北望坡茂密的森林之中，眼看就要逃遁。杨满堂引弓搭箭，一箭射去，箭在森林中急速摩擦，使森林燃起大火，致使羌兵无处藏身，伏地请降。杨满堂射神箭“火烧北望坡”的故事，在民间一直流传至今。而那支神箭飞向箭门关，钉在箭门关城墙上，也将羌人定在箭门关外，并约定永世不得进犯。从此基本结束了羌人在河西的战争，迎来了近百年的太平盛世。至今在箭门关城墙上仍有当年留下的箭孔。
  （林茂森）
  王进宝鞭扫大草滩
  清朝康熙初年，甘州府在民乐洪水城开设马市，甘肃、青海等地的商人大量涌入，市场异常繁荣。康熙八年（公元1669），青海蒙古厄鲁特部首领怀阿尔赖利用开市之机，率部占领汉阳大草滩和焉支山一带，青海牧户也移牧白石崖，欲图长期驻牧。甘州官吏几次谈判，相互争执不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清政府派达赖喇嘛理蕃院使臣会同甘肃提督勘定边界。怀阿尔赖不肯撤离，又占领定羌庙一带，甘凉交通梗阻，三旬不解，剑拔弩张，欲图扩张。
  有天深夜，大草滩举目黄沙，狂风呼啸，飞沙走石，敌骑千人趁沙尘而来。靖远将军张勇部将王进宝奉命迎敌。他身先士卒，手持二钧（一钧为30斤）重铁鞭率军冲入敌阵，左冲右杀敌阵大乱，人仰马翻死伤大半，怀阿尔赖大败而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王进宝铁鞭横扫大草滩”的故事。由此，王进宝名声大震，升为副将，驻军永固。
  康熙十年（公元1671），王进宝率兵士在祁连古城内修筑新城，定名永固城，意喻永远牢固。从此大草滩免遭袭击，山丹、民乐两县从此安
  定。
  王进宝，字显吾，靖远人，生于明熹宗天启五年（公元1625），卒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享寿61岁。因一生战功显赫，升任陕西提督兼西宁总兵等职。“性笃忠友，威望素重”。传说顺治年间，甘肃连年荒旱，尤以陇东为重。王进宝家境贫困，乞讨流落于永登南乡苦水堡。村人周祺邦家资丰厚，田地甚广，为当地富裕人家。有天夜里周祺邦梦见门前碾盘上卧一黑虎，心中疑惑感到奇怪，遂到户外查验，却见一乞丐鼾睡于上。推醒盘问原委，始知其为靖远大芦人，姓王，家贫无名讳。周祺邦见其生性敏慧，赋质不凡，谈吐有壮志，遂收为义子，赐名进宝，视若亲生，并课以礼仪诗书，教其习文练武。王进宝每饭食升米，臂力过人。后周祺邦送王进宝从军，在靖远将军张勇麾下效力。
  白银市平川区黄桥乡青沙岘有王进宝将军墓。石马、石狮、石碑、牌坊及翁仲石像已是斑驳苍凉，在岁月中湮没，但王将军鞭扫大草滩的故事流传至今。
  （王祝寿）
  山丹古刹趣闻
  古寺院和老百姓的村舍多数比邻相依。“佛殿何必深山求，处处观音处处有”，有些神像是人们崇奉的历史人物。在寺庙里不仅仅是晨钟暮鼓、诵经劝善和信徒的顶礼膜拜，同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和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山丹过去遍布城乡的寺院，除极少数的楼台（阁）和近几年新建的寺宇外，大部分文物已荡然无存。但遗址犹存，青山依在，传奇故事广泛流传于民间。
  关帝庙武士借刀杀仇
  山丹县东十里堡关帝庙的石碑，是清贡生赵生楷在民国6年（公元1917年）撰书的。碑文称：“供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八月十六日，贼攻城破遇难众英烈之牌位。有武生赵允跃、赵允武兄弟带众数百与贼巷战，力尽捐躯，所从者皆死于非命。真可谓血流路辙，无一降贼者。文生赵允密、陈作兴被贼拿获，严刑拷打至死。骂不绝口，无一屈贼者。更有节妇数人硬（宁）死不受贼辱。体现我仙堤村民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歌可泣之民族气节。实为我仙堤后世之表率。”
  十里堡老人说，那次在贼攻破城疯狂乱杀之际，身强体壮、力大无比的赵允跃到庙里，趴在关老爷前磕了三个头求道：请关圣显灵，把刀借给我杀贼。随即从周仓手中拿过了大刀。赵允跃浑身是胆，冲人贼群中一顿乱砍，霎时贼寇纷纷倒地，死伤无数。但终因身单力尽，寡不敌众，被从山丹城南关烧杀赶来的贼寇杀害。但他拄着青龙偃月刀，挺胸直立，双目怒视。众贼见状不敢前进，只得撤离，据说这口宝刀解放后收藏在山丹县博物馆。
  接音寺的莘莘学子
  民国19年3月（公元1930年），下孙家营农民举旗造反失败后，县长来了，民团来了，老百姓人心惶惶担心活不成了。民团把村上的人抓来乱拷乱打，又拉来几大车胡麻杆，说是要把农民盟过誓的接音寺和抓来的几十人一并烧掉。被杨县长①大声喝住：“不准烧人，也不许烧庙，留下办学校或者设义仓！”最后，没抓一人，没杀一人，县长令民团撤走了。他对被抓来的人只说了一句：“回家好好过日子去吧！”
  据西街村年近古稀的袁多礼说，他母亲杲玉莲曾先后给杨、朱两县长的婴儿当过奶妈。他母亲常提起杨县长没官架子，是个好人。有空就向仆人问百姓生活，娃娃念书等情况。
  因当年官逼民反，孙家营农民造反，杀了贪官污吏，但此义举被当时统治阶级和黑暗势力诬蔑为“孙家营的土匪”。一时，使该村百姓抬不起头来。后经县上查实，被农民杀死的应朝林确实把催收来的510个白银未向上交，据为己有。丁文忠说，当年夏天五闸庙唱戏时还贴出了布告“孙家营民杀官已平息，今后再不要把他们叫‘土匪’，令其安心务农”。
  从民国29年开始到38年（公元1940-1949年），接音寺和范家营的老爷庙、霍城的西大寺（当时的义举者均在这里血战过）等近30座寺院改办成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学校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如在北京工作的邓守业和张掖工作的高视国，分别是参加过杀赃官活动的邓学禹之子、高亨国堂弟。他们就是从孙家营小学逐级考进大学的优秀生。这所学校的学生，在50年代参加工作的就有有31人。“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现”，这些觉悟后的凡夫俗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自都做出了贡献。
  马喝喇寺李致华长寿
  民国后期，马喝喇寺的代理住持李致华于2002年谢世，享年90岁。有人说他的长寿是大佛爷保佑的。事有蹊跷：他童年时，大哥暴病而死，二哥被薰死在地道内。他父亲怕再有个三差两短“断后”，把他保在大佛爷下，但还是小病天天有，大病三六九。他父亲把他送到马喝喇寺当了和尚。
  李致华12岁出家，在松柏常青、炎日凉爽、寒冬暖和、清静幽雅的南北园子里生活了七八十年。这风景和他乐善、严谨的性格是他长寿的主因。
  如今，寺庙虽被水务所代替，但数百年前的官府对寺院的文告和历次布施礼簿等三十多件宗教文献和海螺至今保存完整。有一张清朝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六月盖着“山丹卫”大印的文告称：范家营民众为不使古刹成荒丘，捐白银一百五十余两、粮食17.5石，进行修缮，云云。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县府针对乡村地方势力勾结官员，霸占浇水不受时限的三十多亩水地和红山旱地收租的行为，用骑缝式“红头文件”再次声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县府发保庙产执照和划定红山四至地界竖石标。
  张侯福梦盗金牛寺
  上西山沿有双凤山、二龙山、金牛山。据说双凤山是一对金牛从南山（祁连山）的支脉拉下来的。当时“一对金光闪闪的金牛把双凤山拉到西山坡，牵引绳断了，两只凤凰落在了西山沿，这对金牛也停下了”。后来，这里的人慢慢把它叫“双凤山”、“二龙山”、“金牛山”。在唐朝年间，有一位陕西上王村带过兵、打过仗的张姓人，因官场险恶便出家修道，西游到双凤山住下。他通过化缘募集，并在当地黎庶支持下，修了一座金牛庙。不久张道人死了，当地人用土坯给他堆了一个坐化塔。
  甘州提督张侯福听人说张道人有不少金银埋在金牛庙里。一天夜里，他正躺在炕上谋划盗宝时，迷迷糊糊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伸出肮脏的手抱金光闪闪的元宝时被道人逮住，双目怒视道：“你这个蛤蟆精，凭猴精钻营（张侯福原本木匠，在修皇宫时上爬下跳，十分灵便，皇帝说他像个猴儿。他便趴在地上死赖，从‘金口玉言’中要了个西北侯），还不足心，竟来偷师傅，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来人！”
  张侯福惊醒，浑身大汗如勺泼。他思前想后，心中揣摸出个主意：“唐王爷能认一千多年前的李耳为祖宗，我何不认张道为祖先呢？”第二天便带领仆役和娘子，坐轿上金牛庙拜师认祖。
  烧香磕头后，安排仆役备料把庙扩大成寺，又把张道人的坐化塔搬进寺内建成了楼子，并招来一位游道住持香火。张侯福回到甘州着实把金牛寺的神威宣扬了一阵。后来每逢金牛寺举行庙会，甘州必来不少香客朝拜，从而人们又把金牛寺叫金灵寺了。
  北斗宫七星闪光捉贼
  北斗官里供奉的北斗七星是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旱。传说，他们的母亲是古国王周御的妃子紫光夫人，尊号为北斗九真圣德天后。
  日月星辰，各有作用。当人们看不见月亮的时候，星光的亮点就用上了。民间有“东方亮了启明星，十冬腊月看三星，三星后晌种田哩，瞅着北斗捉贼哩”的说法。
  北斗捉贼的故事，发生在宋朝。有一位孝子对弟弟千叮咛万嘱咐侍奉好母亲，他出门当官去了。他不忘祖辈，省吃俭用地存了点钱。一日，叫心腹下官把钱送给母亲。不料在半路上钱被贼偷了。
  夜里，这官员心中不安，在院里转悠时，抬头看见了闪烁着光芒的北斗星，他便祈祷七星能显灵捉贼，随后叫仆役明察暗访。
  俗话说，做贼心虚。一天夜里，那贼正在窄夹道里左顾右盼地行走，胆寒中抬头看见面前7人眼里射出星光。贼双目流泪，急转弯向后就跑，但猛不防碰在了抓贼人的怀里。差役觉得他鬼鬼祟祟，十分可疑。带回衙里一审，吓得尿流屁淌，把做过的一切坏事都道出来了，他原来是县府新招的勤杂工。在官员给送钱人托事时，隔墙有耳，这个勤杂工便潜入了路旁客店伺机窃走了钱。
  贼逮住了，钱追回了，官员的孝心尽上了。北斗星显灵抓贼的事自然也就传开了。
  阴骘寺，乾隆恩赐山名
  传说，新开坝的“赐儿山”是皇帝金口玉言赐下的。在崇祯皇帝时修起的庙，按照：“唯天阴骘下民”——天默默安定下民意，叫“阴骘寺”。因山清水秀，加之“黑狐引水”“破蹄骡子显灵”等传奇故事，庙内人流不断，香火旺盛。
  一年，乾隆爷西征平定新疆叛乱时，路过这里。见庙内向送子观音求子者甚多，他就金口玉言定音叫“赐儿山”。
  （袁学儒）
  路易·艾黎的故事
  路易·艾黎，虽是一位新西兰人，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已经写上了他的名字。艾黎30岁的时候来到中国，直到1987年辞世，在这里整整度过了60个寒暑。
  1927年4月21日，在上海的英国太古公司的码头，一位体格健壮的白人从船上走下。码头上不见一个海关人员。坐在货箱上的一个中国工人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个白人，当他走过工人身边时，这个工人突然站起来并鄙夷地冲着他吐了一口唾沫。白人吃惊地停下来望着这个工人很想跟他论理，但他没有这么做。这究竟是为什么？他问自己。几个月后这位白人亲临现场目睹中国工人是在多么可怕的环境里为资本家劳动的悲惨情景后，他明白了那个对洋人无比仇恨的码头工人给他的“见面礼”，是因他的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跟那位把工人当奴隶对待的洋老爷长得一个样。这位“洋人”不是别人，正是路易·艾黎。
  艾黎到上海后，经朋友介绍先是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当消防督察。这个差事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普通老百姓。慢慢地，他对中国和中国老百姓有了感情，并开始学习中文。几年后，他被调任工业督察，主管工厂安全，这为他更多地了解工人的生活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他万万没有想到上海的工人竟是在拥挤、简陋、昏暗的厂房生产着美丽的丝绸，光洁的棉布和漂亮的器皿！他们的劳动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工资低得难以糊口。在没有劳动保护的车间里工作，生命安全无保障。一家缫丝厂童工居多，有的只有八九岁，每个孩子两眼被熏得满是血丝，两手被开水烫得又红又肿。搪瓷厂的锑中毒，电池厂的铅中毒，不知断送了多少童工一生的健康。那个年代工人的命不值钱，出了事工厂主尽力推卸责任，最后不了了之。有着牢固社会基础的罪恶的包身工制，使农村无数的姑娘成了廉价劳动力。艾黎为她们的厄运十分不平，但靠个人力量想改变它是无济于事的。
  艾黎利用休假日到中国各地考察或工作。在内蒙古萨拉奇救灾过程中，他既看到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如何为活命而挣扎，也看到地主豪绅和投机商们怎样将救济物资巧取豪夺，贪得无厌；在参加武汉抗洪救灾中，他被洪湖的灾民万众一心战洪水的场面震惊了。他把洪湖人民的这种不怕困难顽强抗洪的精神誉为“洪湖精神”。
  一次，艾黎由无锡市区去火车站的路上，看到国民党军警正处决6名政治犯。在军警枪口下，他们镇定自若、威武凛然。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是无锡一家缫丝厂的工会干部。
  无数次的亲历和耳闻目睹，艾黎明白了谁是造成中国人民苦难的罪魁祸首，是谁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寻求解放而斗争。在一位英国朋友帮助下他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参加了上海一批国际朋友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从此，艾黎找到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投身到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
  1933年，艾黎结识了宋庆龄，他称她是他投身革命的引路人。他把她交给他的枪支弹药按她的嘱托一批一批地辗转偷运，终于送到红军手中。她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从国外弄到许多医药、医疗器械、无线电设备，又通过他想方设法送往西安七贤庄（即后来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由那里转运延安。根据延安的要求，他积极协助宋庆龄介绍埃德加·斯诺和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两位美国人去了陕北。斯诺此行写出了《西行漫记》，而海德姆则留在延安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八路军战士。还介绍一位德国犹太人、牙科大夫去七贤庄开牙科诊所并以此为掩护承担了向陕北运送重要物资的转运站。
  “西安事变”前夕，宋庆龄接到延安急电，请艾黎去西安一趟。那次，他领受了一项中共中央交给他去太原钱庄将贺龙在晋西北缴获的一宗山西地方钞票兑换成中央法币的任务。他冒着风险，成功地完成了这宗巨额兑换任务。这笔巨款正是我党处理西安事变的活动经费。
  艾黎在上海愚园路1315弄和英国电气工程师、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成员亚历克·甘普林租了一所三层小楼，作为他们的寓所。这座小楼成了上海地下工作者的一个隐蔽所和准备运往根据地的物资存放处，许多共产党员曾在这里隐蔽过；艾黎的公务汽车自然成为我党的一辆地下交通工具；许多宣传材料或传单由这辆车送往各“交通站”，许多共产党员又用它接来送往。但是又有谁想到在小楼的三层室内有一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电台，把根据地、红军长征的信息一宗宗收进来，再把上海的情况送出去，它成了上海地下党和长征中党中央的重要联络线。
  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半月，上海沦陷。艾黎曾工作了十年的杨树浦和虹口区的工厂已被日寇飞机炸得面目全非。他新买的一所房子被日军参谋部占领，他积累了10年的工厂调查报告、工作日记、照片和珍爱的古玩及所有家产被劫掠精光。唯独在灾区认领的两个孩子幸存了下来。面对越来越遭的形势，艾黎和他的朋友斯诺夫妇讨论，中国的民族工业遭到破坏，是一个严重问题。“中国需要工业”，“在城镇、农村建立起一系列的工业合作社生产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十分必要，并给这种工业合作社起了个名字叫“工合”，意味着“一起干”。这个计划立即得到宋庆龄同意。艾黎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到武汉。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聘为行政院工合事务总顾问。有了这个头衔，艾黎就可以自由地到抗日后方各地去推动工合运动了。到1942年，全国16个省（区）的城乡建立起了30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容纳社员30多万，生产着数百种产品，有50多种军需品直接运到了抗日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抗战。1941年因艾黎为给战斗在晋西北的贺龙将军筹划建立兵工厂的事被叛徒出卖，旋即行政院解除了他工合技术总顾问职务。工合按原计划发展下去的可能性已很小了。于是他开始把力量集中到了为新中国的来临积蓄力量、培养人才方面。
  从二十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伊始，艾黎在山丹县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实行半工半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新中国诞生后的工业战线培养了一批特别能战斗的技术力量。尤其对我国石油的开发，山丹培校功不可没。
  新中国建立后，艾黎定居北京。但一年里的一半多时间他都去华夏大地的各处进行考察，把新中国的成就及时地向世界各国介绍出去，而且对发现的问题又务实地向中央做出反映，并提出他的建议，所以他被誉为“革命的好战士，建设的好参谋”。
  由于艾黎对他曾工作过的山丹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他视山丹为他的第二故乡。定居北京后多次重访故里。为了不断提高故乡人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让他们更多地“了解过去，懂得现在，准备未来”，将自己在华期间收藏的近4000件文物捐赠山丹，又倡导兴建了博物馆、图书馆和恢复重建了山丹培校。他一生有近60部著作，有关山丹的专著和章节就有近六分之一。他似乎对山丹总有一种“不了情”。就是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关心着山丹的建设，请有关人员把他的建议带给山丹。
  按艾黎生前遗愿，他辞世后回到了山丹。
  （王自刚）
  何克的故事
  在山丹县城南湖公园旁，一座绿树掩映的陵园里长眠着两位国际友人：一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另一位是英国青年乔治·艾温·何克。
  乔治·艾温·何克1915年出生在英国，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1937年，18岁的他，在牛津大学毕业后，随姑母游历美国、日本后来到中国。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他亲眼目睹了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在侵略者的屠刀下，城市沦陷，村庄被毁，人民流离失所，尸骨饿殍遍野。满目凄惨的景象，让年轻的何克悲愤交织。他决心留在中国，尽自己微薄之力，帮助这些苦难中的人民。他撰写了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1942年，他接受了“工合之父”路易·艾黎的邀请，出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从此，他全力投入了培黎教育工作，将学校的各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1944年，由于局势的变化，培黎学校在陕西双石铺办不下去了，经艾黎的考察，决定把学校迁到甘肃山丹。
  1944年隆冬，何克率领运输队和30名学生，顶风雪，迎严寒，途经天水、秦安、兰州，翻越4800多米的高山，长途跋涉1100多公里，历尽千辛万苦，于1945年3月的一天辗转来到山丹。
  来到山丹时，已是傍晚时分。先到的艾黎已经察看了一些废弃的庙宇、寺院，决定把校址选在城隍庙旁的发塔寺内。艾黎和何克走进寺院，只见大殿的匾额横斜，字迹斑驳，几尊神像，残缺不全，尘灰满屋，破败萧条。
  见到此情此景，艾黎笑了笑说：“为了节省经费，只能这样了。”何克笑着说：“这已经很好了，我们不会在野外露营了。我们将在这里建一个全新的家……”
  此时，天渐渐暗了下来。北风卷着漫天的黄沙扑面而来，一时间天地间混沌一片……
  艾黎和何克连忙和同学们一块打扫卫生，卸下车上的货物……
  第二天，天微微亮，河西走廊遒劲的寒风带着冬天特有的问候扑面袭来，冷彻骨髓。培黎学校的师生已经在寒风中开始修补这座破庙，把法塔寺改建成一所学校，一个属于培黎人自己的家。何克成为山丹培校的第一任校长。
  学校开始建设了，没有经费来源。只能依靠自己筹措，从宝鸡带来的所有家当只不过是两辆马车，还有两辆卡车，两台机床和一些机械工具，有一台二百个锭子的纺织机及起重机、水轮机等其它一些零星设备。办学的基础是微薄的，但是何克并不失望，带着全校师生艰苦奋斗，努力创业。不久之后，毛纺厂、印染厂、化工厂等相继建立，学校开始初步走上了正轨。
  艾黎和何克找到了一块石碑，镌刻“创造分析”四个大字作校训，立在校门口，让所有的师生门天天看见它，思考它的意义。又买来了一座木牌坊，把它竖立起来，作为学校的大门。在牌坊的右边挂起一个大木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山丹培黎工艺学校”。顿时，这个偏远贫穷落后的小县城，出现了非凡的生气。
  洋人在山丹办了洋学堂。消息很快传开，老百姓三三两两跑来看新鲜。小孩子们更是围在校门口，像看戏一样，等待洋人出来。
  学校终于走上正轨了，何克满怀信心的投入学校教育和建设，却不料命运之神悄然而至，无情地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1945年，何克和同学们在一次打篮球时，不小心脚趾被碎玻璃片扎破。但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一个小小的伤口，却成为何克致命的恶魔。当时，艾黎看他身体有点虚弱，劝他回英国休息一段时间，但何克却拒绝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有一天要重返英国”。之前，他用中文写了一首歌，在学生中传唱着：“我们在山丹获得新生，我们要坚持在这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这首充满激情的歌曲竟成为何克与学生们诀别的永远的乐章。
  因当时缺医少药，致使病情不断恶化，最终被感染为破伤风。当时学校没有治疗破伤风的药，艾黎一边给兰州、武威打电报请医求药，一边亲自照顾何克。还有两位同学范文海和樊强国一起日夜值班照料。但一切努力终因无药而无效。1945年7月22日，乔治·艾温·何克年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何克在弥留之际，他在纸上吃力的写下了遗嘱：“将我的一切变卖后交给学校，包括英国的财产。”然后，“啊！”了一声，便停止了呼吸。艾黎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但已没用了。艾黎发疯一样向何克屁股拍了几下，带着痛苦的表情默默离开了小屋。年仅三十岁的何克就这样离开了艾黎和他的学生们，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工合事业。
  全校师生，无不为失去一位亲爱的战友和师长，痛苦不已。第二天，全校降半旗，停课三天，全体师生悲痛万分地安葬了何克。长长的人流从学校向山丹南门外的山丹河畔缓缓地移动，集中在花岗石砌成的刻有“何克之墓”的墓碑四周。许多当地老百姓也主动前来一起送别这位异国的好兄弟。
  在何克的墓碑上，镌刻着艾黎亲自为何克选录的一位英国诗人的诗句：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去，从此不再奋战，
  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这诗概括了何克高尚的品质，寄托着艾黎对亲密战友的赞扬，凝聚了培黎人和山丹人民对逝者的无限哀思。
  此后，艾黎把7月22日这一天定为培校纪念日。
  （唐华）
  徐向前、陈昌浩山丹脱险记
  1936年11月，以红四方面军主力21800名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总指挥，肩负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重任而开赴河西。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河西走廊，与盘踞在甘、青两省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队以及地方反动民团浴血奋战，殊死搏斗，终因敌众我寡，自然环境恶劣，群众基础薄弱而于1937年3月兵败祁连山。为保存骨干，扭转危局。1936年3月14日在肃南康龙寺附近的红石窝召开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由李先念、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等人组成工作委员会，在祁连山坚持游击战。陈昌浩、徐向前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为了确保陈、徐二首长的安全，会议决定由总部参谋陈明义，总部保卫科长袁柯夫为正副队长的共28人的护送小分队，加上陈、徐二首长及四名警卫员共34人，一并同行。
  当时河西走廊一片白色恐怖，敌人到处搜捕流落红军，悬赏缉拿陈昌浩、徐向前等红西路军主要负责人，若稍有不慎，便有落入虎口的危险。为了安全期见，徐、陈决定，应该分开行动，就算碰到危险，总有一路可以回到陕北。随后，徐向前把一个装有文件和一些历史照片的皮包交给肖永银（警卫员），再三叮咛说：里面的东西到实在带不去时，就把它烧了！并任命陈明义担任别动队队长，让他带小分队先走，同时分一些银元，让他们作路上的盘缠。对小分队的行动作了周密安排后，陈、徐二首长，扮成生意人的模样，带着保卫科长袁柯夫，警卫员康海生、邱回春、赵家仕、王茂金等一行七人，开始了奔赴延安的艰苦历程。他们在祁连山边缘地带走了多日，由于敌人盘查很严，未找到空隙走出山中。至张掖南面的西洞寨时，侦察探路的康海生、赵家仕被搜山的马家军骑兵抓去，袁柯夫在黑夜里走散落入虎口，其他警卫员也先后失踪。在极其艰难危险的时刻，陈、徐二人昼伏夜行，继续东走。
  一天，他们走到山丹县南境大黄山西南坡一个干河滩时，天色已晚，河滩里风大气寒，他俩找了个避风的崖坎处，拾了点柴火和干牛粪点火取暖。恰在这时，农民万怀章（原籍湖北广水）赶着毛驴采药回家，路过崖坎。陈、徐二人见一位农民走过来，便主动上前和他搭话，请求帮助找点水喝。万怀章听出二人都是外地口音，有一位（指陈昌浩）操湖北音，以为他们是生意人，便主动带他们到离河滩不远处的窑坡甘家庄，即与万怀章一起生活的老中医但复三家中。（但复三，原籍湖北广水，青年时代在家乡行医。广水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活动的地区之一，他亲眼目睹了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领导农民闹革命的情景。后来，但复三妻子万氏病故，为了生计，他便与姻弟万怀章避乱流落山丹，续徐氏为妻，生一男一女。之后定居窑坡甘家庄，与村人周启宁合开中药店，行医济世。）但复三见到陈昌浩、徐向前后，虽不知他们的真实身份，但当听到陈昌浩操湖北口音，便以老乡相认。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于是他们毫无戒备地寒暄起来。但复三让家人做饭招待，并留宿家中。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陈、徐二人始终以生意人自称，但复三也不便深问细究。从但复三的言行举止中，陈、徐二人感到他为人忠厚，比较可靠，便在但家留宿过夜。
  第二天，陈昌浩起不来了，胃疼得很厉害，又发高烧，无法继续赶路。这一新的情况，使徐向前感到意外。为了避免引人注意，暴露身份，经两人商量后决定陈昌浩留在但复三家中养病，徐向前独身一人前往陕北。征得但复三同意后，陈昌浩只好暂住但家养病。
  当天，徐向前告别战友陈昌浩，离开但家，身穿羊皮祆，扮成羊倌模样，沿祁连山边缘人烟稀少的地方继续东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在永昌至武威的路上，遇到西路军30军特务营营长蔡光波，二人结伴同行，经古浪土门、景泰到了黄河边，坐羊皮筏子过黄河，直奔宁夏达拉池。一路上徐向前或扮成商人，或扮成教书先生，蔡则扮成随行伙计。他们过六盘山，经平凉，到镇原小屯里，见到了援西军耿飚、刘志坚等首长，并在镇原城见到了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经暂短休养，随刘伯承、任弼时乘车去云阳见到周恩来、彭德怀。1937年7月，徐向前与周恩来一道回到延安。在延安，毛泽东接见了徐向前，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详细汇报后，毛泽东安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陈昌浩大病一场。但复三为他诊病配药，精心治疗，使陈昌浩的病情大有好转。陈昌浩通过多日的仔细观察，对但复三有了一定的了解，向但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西路军的一些情况。于是二人以兄弟相称，对外说是来河西做生意的同乡。从此，但复三更为陈昌浩的安全担忧，处处倍加小心。窑坡虽然地处山丹县偏远山区，但当时马家队伍还是隔三差五来这里盘查搜捕流落红军。一天，马家队伍一伙人到窑坡搜查红军，但复三闻讯后急忙将陈昌浩藏在一草堆中，后又转到地窖中，使其免遭劫难。从那以后，但复三不敢让陈昌浩继续留在家中，他和义子聂有成、妻弟万怀章趁黑夜将陈昌浩转移到大黄山柳沟曹家大口子窑洞里隐藏养病，经常以进山采药为名，秘密给陈昌浩送去药品和食物。有一次陈昌浩被山里找牲畜的人发现，为防不测，但复三又将陈昌浩秘密转移到大黄山钟山寺后的松林中，叫义子聂有成暗中送去药品和食物。经过月余时间的调养，陈昌浩的病情逐渐好转，体力也得到恢复。这时陈昌浩向但复三提出要去陕北找党中央。经过认真考虑，但复三毅然决定弃家舍子护送陈昌浩去陕北。为了路途安全，临行时又带上义子聂有成。一路上他们三人装扮成一家人，以行医为掩护向兰州走去。
  在兰州，他们听说西安有八路军办事处，便乘车赶到西安，经四处打听没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又得知西安与延安有邮路可通，陈昌浩便给在延安的朱光写了一封信，发信后杳无回信。无奈陈又请但复三回湖北汉阳永安堡戴家庄老家，密访他妻子是否尚在。但复三在汉阳打听到他妻儿的下落后，即刻给陈昌浩回信，陈昌浩便乘火车南下到武汉与妻儿团聚。陈昌浩急着寻找党组织，在武汉住了几天后，便带着两个儿子复返西安，从西安乘车到耀县，又从耀县步行到延安，历尽千辛，回到党的怀抱。
  （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