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这些年来，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看到山——阿兰的6个孙子之一，从兰州家里来时，整座楼就让他们一起闹翻了天，直到他们上学去后才安静下来。
  在我离开山丹以前，一位老朋友、邓中夏烈士的夫人夏明从湖南带来了5个年轻的亲戚托我照顾。他们全是男孩，在学校里学习都很好。我来北京后，看到她又从湖南老家带来了9个孩子。所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每星期六晚上，这一伙孩子都来，我们一起玩、跳民间舞、吃饭；孩子们在我那套住房里洗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不能与我这个外国人再有任何来往了。但其中之一，邓邦镇，不顾一切还与我保持联系。他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后来与一个搞雕塑的女孩子结了婚。他们俩以及他们的孩子成了我已经扩大了的家的一部分。他们的好几件作品使我的住处增添了光彩。
  刘鼎的儿子刘摩托通常每年到我这里来一次，把他的孩子带来让我看看。我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刘鼎了。在延安时，刘摩托还是个孩子，得了重病，我给他一些药，把病治好了，他对此一直没忘记。刘鼎是抗战时期中国军事工业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四人帮”把他抓起来，在监狱里关了8年，我们感到很痛心。他因患癌症于1986年7月去世。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家庭增加了年青一代的成员。迈克的两个孩子常来我这里，直到他们上完大学并有了工作，后来又去了美国，那是他们同时代许多年轻人的乌托邦。20世纪50年代初期，老三和老四到东北丹东他们父亲那里去了。有几年，我身边仅留下这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的一些褪色照片和美好的记忆。但聂家四兄弟中最年轻的老四从石油学院毕业后回北京工作。他与一个学农的青年结了婚。他们和孩子以及老二夫妇和儿子往后每星期六晚上都来我这里欢聚。老四的儿子小龙现在北京海关工作。他的女儿丫丫带着她心爱的猫一来，我这里就热闹了。最近这一年，我摔倒过几次以后，老四从他任工程师的石油工业部骑自行车穿过城区来我这里，睡在我房间里的一张帆布床上。一旦我再跌倒，他好把我扶起来。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我在北京最老的朋友马海德与另一位八路军老医生汉斯·米勒每星期来两次，与我共进晚餐。我们安闲地坐着，回忆过去的一些往事，然后就像人们习惯地谈论往事那样哈哈一笑。
  汉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就离开了他的故乡德国，在瑞士学医并完成了学业。在长征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他断定与红军同命运才是自己的前途。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帮助下，他经海防来中国，长途跋涉到了延安。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后，他随印度医疗队抵达山西太行山地区前线，在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农民中间，在缺少药品并只有用当地工具来替代手术器械的情况下，艰苦地工作了3年。1945年，面临热河（今河北省一部分）陷入的混乱局势，他一度成为全面负责的领导人。后来，他去东北建立医疗培训工作。虽然他与解放军一起进入天津和北京，但直到1960年才作为一名医学专家在首都定居。几年后，这位有名的“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成为北京医学院的副院长。由于高度紧张的工作和战时的辛苦劳累，他得了心脏病，以后身体一直很弱。尽管如此，他仍不遗余力地研制和改善中国的肝炎疫苗。他的一生充满了百折不挠的精神，树立了献身于工作的活榜样，鼓舞着所有后继的人们前进。
  马海德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各种医疗职务，直到1949年。然而他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一名流行病学专家积极参加全国性的防治性病运动。他负责组织和规划，传授知识，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医疗防治工作。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根除了性病以后，他又把注意力转向对麻风病的控制，坚决认为麻风病可防、可治、不易传染、不可怕。1981年11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到2000年，中国可以彻底消灭麻风病。由于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乔治在中国和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其中包括1982年度的达米恩·达顿麻风防治奖，黎巴嫩科芒德尔勋章和1986年拉斯克公众服务奖。他虽然先后动过8次大手术，现在仍以卫生部顾问的身份去各地视察和研究麻风病防治工作。他在北京讲英语的外国人中也很受欢迎。他看问题通情达理，碰上大事，既坚定又谦虚；他还具备在他半个世纪的艰苦革命经历中锻炼出来的其他品质。他被视为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典范，是美中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结实链环。
  最近以来，著名的外科大夫、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也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和我们共进晚餐。马海德和我都十分感谢吴大夫给我们做了非常成功的手术，使我们身体健康。对外友协的新任会长章文晋百忙之中只要有空也来参加。
  在北京的老朋友中，还有老当益壮的洪湖老革命家贺彪，他奇妙地看起来永葆青春。卢广绵是“工合”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经常来与我讨论有关新“工合”的问题。
  来自许多国家的一批批客人前来看望，给我们带来各地新近发生的情况。我很高兴能在中国见到了我的一些兄弟姐妹。我的妹妹凯瑟和弟弟皮普已来过几次，我还陪同他们在中国进行了参观访问。皮普为促进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友谊努力工作。他1966年首次来访后，写有《一个工程师在中国》一书，记述了新中国在那时期的发展情况。这本书很有用，至今还有人向我索求。他最后一次来访是1974年我做了胆囊手术之后。他在近80岁时因患心脏病去世，我失去了一个忠实的支持者。此后，凯瑟承担了经常给我写信的任务。我最小的妹妹乔伊这一年来曾两次访华。第二次是随一个平均年龄为70岁的老年旅行团来的，访问了敦煌和山丹。可惜的是，杰弗于1986年9月去世，他虽已几次受到邀请，但一直没有访问过中国。我的几个侄儿侄女也因公务或作为旅游者来访。艾黎家族的下一代人很多，当其中一人突如其来出现在我家里时，我简直说不上谁是谁。由于要会晤这么多的客人，还要参加各种活动，每天又要写作，我真是没有空闲，从未感到孤独。岁月流逝，光阴似箭，我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我想做的事情干完。
  一到热天我照例去北戴河海滨；到冬天我便坐飞机去海南岛三亚度过工作和游泳愉快交替的时光，还不时去农村访问。每当8月底或3月中，我告别大海回北京时，颇有不胜依依之感。在海滩边度假，还使我很高兴有机会见到来自中国各地或国外的老朋友，并有时间与孙儿孙女们在一起。我通常在早上整理随身带来的各种文稿，下午游完泳后，和大家一起喝茶。安娜·路易斯在世时，我和马海德总是一起步行到下面她的住所，和她一起吃饭。1981年冬，我和乔治去气候温暖的三亚，曼尼·格兰尼奇和他的第二位夫人伯特后来也到了。邓邦镇也和我们在一起，他为格兰尼奇画了一幅很好的肖像。1982年伊始，我们参加了一个纪念埃德加·斯诺的盛大集会。会后，海伦·罗森、洛伊斯·斯诺、格雷和玛丽·戴蒙德夫妇也都来到三亚鹿回头，同马海德和我聚会。但由于健康问题打断了我的计划，大家便分手了。1985年，我因病未能去北戴河度假。令人高兴的是，1986年我又去了。和往年一样，阿兰带着亮亮和震震从兰州来，使我在那里的生活增加了许多乐趣。年复一年，大海还是和过去一样，海水的怀抱还是那么使人兴奋。但是许多其他方面都已发生了变化。周围盖起了许多旅馆和饭店。游客簇拥在新建的亭台楼阁上观赏壮丽的景色。整个地区装点得十分优美。到处是一派繁荣的新气象。
  这些年来我很幸运，先后得到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对外友协的精心照顾。我的老朋友——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离休前经常来看我。对外友协的两位贵客刘庚寅和吕宛如，每次都给我带来欢乐和乐观主义精神。协助我日常工作并陪同我到许多省市参观访问的同志们都干得很出色。现在，李建平当我的秘书。我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能继续工作。吕宛如和王效伯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主要由于他们的热心帮助，这本传略才得以问世。几位女管家也给我很大的帮助，第一个10年是任夫人，第二个10年是老朴，她工作得很好，直到患癌症去世。我第一位厨师老程，后来去中国驻外大使馆工作，厨师位置由他的徒弟小刘接替。
  根据中国尊敬老人的传统和国际主义精神，我的生日庆祝活动越来越隆重。邓小平1977年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我的80诞辰宴会。他希望我能看到20世纪末中国实现现代化。到那时，我将是一个经历3个世纪的人——生在19世纪，在中国度过20世纪，展望中国在2000年变成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出席我85岁生日晚宴的有邓颖超、廖承志和胡愈之等老朋友，他们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授予我“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这是创立这个称号以来的第一次授赠。
  近几年来，我的心脏病多次发作。1983年3月我发病住院时，胡耀邦来医院看我。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早晨，他派人给我送来一篮子南方产的新鲜甜美的荔枝，这是对我优渥照顾的又一例。我88岁生日是在北京医院过的。黄华、王炳南、夏衍、楚图南和刘鼎等老朋友前来祝贺。那时，我被授予“甘肃省荣誉公民”的称号。
  我实在并不喜欢祝寿之类的活动。但是，我当然感激大家对我的厚爱和关心。人的一生是个不断生长的过程。对最初阶段，我在许多方面要感谢我的故土——新西兰。在过去的59年中，中国赠给我的礼物之一是使我懂得人活着要为人民做点事情，而不能抱着不纯的动机，让追求名誉、面子和财富的思想支配一切。我为实现了我的夙愿和希望而感到欣慰，但愿这个生长的过程能继续到最后的日子，支持着我至少去干几件犹待完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