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工合”）在政府的批准下，得以恢复，我长期以来的心愿实现了。
  在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及所属的生产合作社联合会被解散了。1980年，老“工合”发起人胡愈之以及薛暮桥等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尽快恢复“工合”。
  1983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会议，我被推选为全国手工业合作协会名誉顾问。与会者在大会发言时强调应恢复“工合”，各小组委员会讨论了如何推动“工合”工作的方法和途径。我高兴地看到红色“工合”的标志贴在墙上，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会议大厅坐满了人，眼前是从中国各地来的多年不见的面孔。这些过去都是年轻、热情的面孔，现在已有了皱纹，变得老成持重了。几十年来，他们坚持了“工合”的精神；现在，这种精神又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研究如何由人民振兴“工合”，为人民服务。这是一项伟大的计划的良好开端。它使人民重新找到了真正是自己的办法。
  此后，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不少率先组成的合作社在中断了30多年后又重新开始了活动。在北京残疾青年民间工艺生产合作社，我看到这一伙9个人和谐地一起工作，克服了许多困难，使我心情振奋，对他们产生了钦佩和崇敬之情。他们有一位义务顾问，是退休的老“工合”。合作社还没有劳动场所，工人们必须坐在手摇轮椅里，穿过交通拥挤的街道，从相当远的地方来会齐。但他们的精神却像一缕在岩石上溅落的山泉那样清澈。他们按订货单正在生产贴在贺年片上的剪纸。
  1984年，我和马海德医生去武汉参加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讨论会后，我去河南了解那里的“工合”组织的情况。我看到，一名老山丹毕业生范文海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己搞起了30多个合作社。
  到目前为止，约10个省已建立了分会。在甘肃、河南、江苏、陕西、福建、安徽、北京和上海等省市已成立了100个左右的合作社。合作社的作用，并不限于生产，在自我管理技术、各级教育、在职培训及符合中国类似需要的方面也可做出重大的贡献。新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通过其与国际合作社运动的联系，增辟了贸易的渠道。
  1985年夏，重新开始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①，由我任主席，委员还有卢广绵、陈翰笙、陈必娣、悉尼·夏庇若（沙博里）等人。为争取国际支持，美国方面的委员包括休·丁（丁恩）、理查德·帕斯特、海伦·福斯特·斯诺、玛格丽特·斯坦利等。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的青年人努力学习，参加一些科目的考试以期进大学学习，毕业后做有益的工作。但能进大学的青年人比例毕竟很小。年复一年，需要找工作的青年越来越多。工厂里计算机的使用，减少了新工人的数量。青年如无业，可能对社会构成威胁，然而将他们充分而创造性地组织起来，将会成为一股新增加的强大力量。到处都有机会可以利用。有许多不值得大工业开采的小矿藏；有许多已关闭的工厂所不用的设备；有许多废产品可以很好地利用；有许多能干的退休工人至少可以拿出部分时间来提供技术帮助。通过艰苦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和技能，广大中国青年在一起工作，是可以做出许多成绩来的。在过去的山丹“工合”式的学校里，我发现只要给予他们机会，农村来的学员几乎什么都能干。他们迄今已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如果要办好合作社，就不能逃避工作。“一起工作”这是新“工合”的基本口号。在土地上可以办合作社，在林区可以办林业合作社，在公路上可以办养路合作社。国民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几乎都可以办适当的合作社。由于合作社是民办组织，是自行组织起来的，它们不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工合”合作社是一个集体，所有的成员都有一份，完全自负盈亏，并任命自己的负责人员。合作社不是为个人谋私利的组织，而是为广大普通群众谋利益的组织；一起工作的思想对广大群众具有强大和欣慰的号召力。合作社只有牢牢地坚持其合作的原则，才有希望壮大和兴旺。“工合”具有的稳定作用，可以对现代的中国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样一个运动，特别是在其初始阶段，必须在人才培训、产品销售、原料供应及其法律地位等方面得到支持。

①重组国际委员会始于1985年夏，直至1987年9月工合国际委员会才正式恢复活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