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1985年7月，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举行了一次关于埃德加·斯诺的座谈会，会议是由老外交家黄华担任会长的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①召开的。出席者为约80位研究或亲身了解这3位20世纪杰出的记者的生平和著作的人。会场上悬挂的斯诺巨幅画像显示了他安详坚毅的面容和睿智的目光。这位有理想的美国人看到了理想如何得以实现。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人的激情感染了他，使他与他们站在一起，像他们从事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斗那样，用自己的笔为他新的信念战斗。
我抵达呼和浩特的当夜下了一场雨。黎明以后，阳光穿射过茂密的枝叶，使它们变得像珠宝一般。天上是一片湛蓝。蓝色似乎笼罩着一切，因此呼和浩特在蒙古语中意为“青色的城市”。宽敞的大街、公园和花园以及高耸的建筑物表明这是一座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与56年以前的小城堡萨拉齐形成鲜明的对比。萨拉齐当时是一个难民集中地，成千上万的饥民蜂拥而来，领取每天由救世军发放的一碗粥。今天，萨拉齐也已大大变样。黄河边的林荫道上，柳枝随风飘扬，在原来的粥厂位置，已修建了一所颇具规模的县医院。周围的人们生气勃勃、营养良好。有些记者希望我谈谈过去的情况，但我的兴趣主要是参观新建的扬水站，它把水源源灌入渠道，虽然其进水口曾一度淤塞。
我与埃德加·斯诺第一次邂逅以及后来许多次见面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他从内蒙古回来后，为《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篇很动人的报道，题目是《拯救25万生灵》但是，他有一个印象并没有写。当时，他站在正修筑的渠岸上，看到1000多名农民脱光了衣服，像强大的机器般在劳动。他们以粮代酬，吃得比较好，保持了一定的体力。几年以后在上海，埃德说，那时目睹的景象使他开始懂得在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力量。后来，在延安，他看到这股力量已经被组织和领导起来，从而他感到自己是看到一个中国新时代的先驱者。
中国连遭劫难，埃德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也日益加深。中国人民在逆境中毫不气馁，对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充满信心，这使他产生了强大的动力，要向本国人民进行宣传。于是，最卑鄙的红帽子贩子和政治流氓对他恣意诋毁，把他当作直接攻击的对象。埃德从来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而是细心的观察家。他有政治家——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认清了历史的潮流，看到了革命引导人民的方向，并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献出了心血。他对远东的深刻认识也比同代人想得更远，他幻想改变西方的成见，但在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以前却收效不大。他富于同情心，才智过人，而且眼光敏锐，毕生以正气凛然的大无畏精神奋勇直前。
埃德回美国定居前，在中国度过了13个春秋。他以后的全部著作都是为了增进西方各国人民与正在改变人类的四分之一的力量之间的了解。一个崭新的社会正在诞生，他感到他本国的人民应有所认识。
1960年，他回到中国，与朋友重逢，并为另一部巨著《大洋彼岸》搜集材料。我陪同他访问了延安，参观了另外几个城市。1965年，他又来访，但未能在许多变化发生之前将书写完付印。尽管“文化大革命”使他困惑不解，他仍对中国怀有信心。1970年，他偕同妻子洛伊斯·惠勒最后一次访华。那时，中国与美国的对峙已有所缓和。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旁边观看10月1日的国庆游行。在逗留期间，他被告知中国将欢迎美国总统来专访，他将这个讯息带回美国。美国和欧洲的报界普遍很重视他会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情况。洛伊斯是他得力的秘书，帮助他以很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接连不断发表文章。中国是第一个突破莫斯科的太上皇统治而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共产党执政的大国，他对此感到欣喜。他对事态的转折极其高兴，中美关系已有了改善的可能。正是埃德的不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同美国的和解成为现实。埃德长期促进对中国的友好和谅解，现在已看到自己的努力取得某些成就。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走到一起，共同探讨各国人民向往的世界和平的道路，这的确不是一桩小事。
这时，埃德已身患重病。回到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在那里居住和工作的瑞士，他只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由洛伊斯出版，书名是《漫长的革命》。1972年2月，他因患癌症逝世。正是在那个星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到达中国，预示着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他去世之前，由于中国政府派出了以他的老友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队，想尽一切办法给予照料而大大减轻了痛苦。根据他的遗嘱，他的一半骨灰埋在现今北京大学校园里湖边一座红色亭子所在地的上角，他生前曾一度在该校园里执教。周恩来总理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埃德去世时，我正在新西兰做讲演旅行，但后来几年我多次参加了纪念他的活动。我在1984年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颂扬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
“这三位美国人跟他们的其他同行一样坚韧不拔，在中国找到了他们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尊敬的人民需要他们的才干。他们同样意识到，世界需要中国，为了与中国建立真正的友谊，必须对中国的问题有更好的了解。
因此，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着手改变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中国，而描绘出一幅更真实的图画。正是这一点激励着他们去写作。他们用自己的笔搬走了愚昧的大山，打开了世界上许多人的眼界，给予他们较新的理解和新的希望。”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先知先觉的进步分子，一个思想明澈的美国人。他的名字已经成为美中人民友好的象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的真正伟大，越来越多地研究他的一生；他的事迹不断被人们传诵。美国人应该感谢设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纪念中心为研究和保管有关斯诺生平的资料做了出色的工作。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由于埃德的写作，更多的人对中国今天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新的看法。未来的青年，正如过去的青年，将怀着感激的心情看待那部经典著作《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那始终是他的启明星，是他对一个更清醒、更洁净的世界的希望。
我抵达呼和浩特的当夜下了一场雨。黎明以后，阳光穿射过茂密的枝叶，使它们变得像珠宝一般。天上是一片湛蓝。蓝色似乎笼罩着一切，因此呼和浩特在蒙古语中意为“青色的城市”。宽敞的大街、公园和花园以及高耸的建筑物表明这是一座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与56年以前的小城堡萨拉齐形成鲜明的对比。萨拉齐当时是一个难民集中地，成千上万的饥民蜂拥而来，领取每天由救世军发放的一碗粥。今天，萨拉齐也已大大变样。黄河边的林荫道上，柳枝随风飘扬，在原来的粥厂位置，已修建了一所颇具规模的县医院。周围的人们生气勃勃、营养良好。有些记者希望我谈谈过去的情况，但我的兴趣主要是参观新建的扬水站，它把水源源灌入渠道，虽然其进水口曾一度淤塞。
我与埃德加·斯诺第一次邂逅以及后来许多次见面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他从内蒙古回来后，为《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篇很动人的报道，题目是《拯救25万生灵》但是，他有一个印象并没有写。当时，他站在正修筑的渠岸上，看到1000多名农民脱光了衣服，像强大的机器般在劳动。他们以粮代酬，吃得比较好，保持了一定的体力。几年以后在上海，埃德说，那时目睹的景象使他开始懂得在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力量。后来，在延安，他看到这股力量已经被组织和领导起来，从而他感到自己是看到一个中国新时代的先驱者。
中国连遭劫难，埃德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也日益加深。中国人民在逆境中毫不气馁，对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充满信心，这使他产生了强大的动力，要向本国人民进行宣传。于是，最卑鄙的红帽子贩子和政治流氓对他恣意诋毁，把他当作直接攻击的对象。埃德从来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而是细心的观察家。他有政治家——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认清了历史的潮流，看到了革命引导人民的方向，并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献出了心血。他对远东的深刻认识也比同代人想得更远，他幻想改变西方的成见，但在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以前却收效不大。他富于同情心，才智过人，而且眼光敏锐，毕生以正气凛然的大无畏精神奋勇直前。
埃德回美国定居前，在中国度过了13个春秋。他以后的全部著作都是为了增进西方各国人民与正在改变人类的四分之一的力量之间的了解。一个崭新的社会正在诞生，他感到他本国的人民应有所认识。
1960年，他回到中国，与朋友重逢，并为另一部巨著《大洋彼岸》搜集材料。我陪同他访问了延安，参观了另外几个城市。1965年，他又来访，但未能在许多变化发生之前将书写完付印。尽管“文化大革命”使他困惑不解，他仍对中国怀有信心。1970年，他偕同妻子洛伊斯·惠勒最后一次访华。那时，中国与美国的对峙已有所缓和。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旁边观看10月1日的国庆游行。在逗留期间，他被告知中国将欢迎美国总统来专访，他将这个讯息带回美国。美国和欧洲的报界普遍很重视他会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情况。洛伊斯是他得力的秘书，帮助他以很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接连不断发表文章。中国是第一个突破莫斯科的太上皇统治而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共产党执政的大国，他对此感到欣喜。他对事态的转折极其高兴，中美关系已有了改善的可能。正是埃德的不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同美国的和解成为现实。埃德长期促进对中国的友好和谅解，现在已看到自己的努力取得某些成就。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走到一起，共同探讨各国人民向往的世界和平的道路，这的确不是一桩小事。
这时，埃德已身患重病。回到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在那里居住和工作的瑞士，他只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由洛伊斯出版，书名是《漫长的革命》。1972年2月，他因患癌症逝世。正是在那个星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到达中国，预示着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他去世之前，由于中国政府派出了以他的老友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队，想尽一切办法给予照料而大大减轻了痛苦。根据他的遗嘱，他的一半骨灰埋在现今北京大学校园里湖边一座红色亭子所在地的上角，他生前曾一度在该校园里执教。周恩来总理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埃德去世时，我正在新西兰做讲演旅行，但后来几年我多次参加了纪念他的活动。我在1984年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颂扬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
“这三位美国人跟他们的其他同行一样坚韧不拔，在中国找到了他们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尊敬的人民需要他们的才干。他们同样意识到，世界需要中国，为了与中国建立真正的友谊，必须对中国的问题有更好的了解。
因此，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着手改变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中国，而描绘出一幅更真实的图画。正是这一点激励着他们去写作。他们用自己的笔搬走了愚昧的大山，打开了世界上许多人的眼界，给予他们较新的理解和新的希望。”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先知先觉的进步分子，一个思想明澈的美国人。他的名字已经成为美中人民友好的象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的真正伟大，越来越多地研究他的一生；他的事迹不断被人们传诵。美国人应该感谢设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纪念中心为研究和保管有关斯诺生平的资料做了出色的工作。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由于埃德的写作，更多的人对中国今天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新的看法。未来的青年，正如过去的青年，将怀着感激的心情看待那部经典著作《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那始终是他的启明星，是他对一个更清醒、更洁净的世界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