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时代的，还有3位坚强的美国妇女也把中国的事业作为她们自己的事业，为增进国际了解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娇小而勇敢的普艾达生于山东省，是南方浸礼会传教士夫妇的女儿。1920年，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遴选她在新建的北京协和医院设立社会服务部，她培训了第一代中国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我于1939年在浙江金华第一次见到她。她与协和医院的合同满期后，在斯诺夫妇敦促下来找我。那天我们出发去温州港了解情况，以便我在那里开展工作。她志愿帮助“工合”运动，回上海组织了支援委员会。在香港，她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不久便用自己微薄的积蓄去美国，以成立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这个组织不仅在财力、物力上，而且在建立友好感情和了解中国的斗争方面给予了巨大的援助。委员会得到罗斯福总统夫人（名誉主席）、哈里·E．亚纳尔（主席）、卢斯出版系统的亨利·卢斯等知名人士的声援。这使动摇的国民党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了支持。这是美国政府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的第一个证据，在这以前它一直在悄悄地支持日本侵略者，向其供应汽油和废钢铁。普艾达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领导了这个设在纽约的委员会，给“工合”寄来了图纸和机器，筹款达350万美元；没有这笔资金，我们便无法继续搞下去。国民党解除我在行政院的职务后，普艾达大力支持我创办山丹学校。她多次专程从香港到山丹了解情况，并为我们买了美军剩余的卡车。在美国，她与中国著名的作家和剧作家老舍合作，将老舍的《黄色风暴》①翻译成英文，又与王莹合作翻译了《童养媳》。直到90多岁，她仍喜欢写作。普艾达根据宁老太太给她讲述的故事写成的《汉族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传》，她的自传《在中国的童年》和《殷老太太：生活的回忆》都是记述当时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杰作。新中国成立后，普艾达曾几次访问中国，一直想返回她的故乡——山东黄县。她是美中友协全国委员会名誉成员，直到她1985年去世。
1981年3月，我与马海德从我们避寒的海南岛飞往上海，参加“工合”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耿丽淑的生日庆祝活动。已经85岁的人了，仍然像她那样继续工作，可真不简单。然而耿丽淑善于自我保养，一如既往地稳步前进。她典雅文静地站着讲话，把对她的掌声视若对别人的欢迎。
耿丽淑受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委派，于1926年来中国工作。她与妇女和学生保持联系，目睹劳动人民身受的痛苦与屈辱，因而支持进步运动。当时北方军阀张作霖在处决共产党嫌疑犯，要杀鲍罗廷夫人以儆效尤，耿丽淑和女青年会的一个同事掩护了鲍罗廷夫人逃跑。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1884—1952）本人当时在武汉，他当时正准备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在冯玉祥将军的帮助下，经陆路回莫斯科。在上海时，耿丽淑时常送我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去讲关于“工合”运动兴起的情况，并鼓动她的同事去参观贵阳和宝鸡的合作社，学会如何克服经济困难以发展民族工业。她一直不知疲倦地支持“工合”运动。在她的好友和同志宋庆龄的鼓励下，她在上海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分会，自己担任秘书。在敌人封锁和检查的情况下，她每星期都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国海轮，偷偷地寄发送往香港的信件和其他材料。她还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将国内和国际捐献的钱、药品和医疗器械送往中国的抗日根据地。她回美国后，继续支持“工合”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担任“中国福利呼吁会”主席。后来，由于受到麦卡锡时期反共歇斯底里的威胁，她在1951年又来到了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福利会当顾问。1956年，《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威廉·鲍威尔和朱利安·舒曼（舒子章）在美国国内被指控为叛国，当时成立一个为他们辩护的委员会，由我任主席，耿丽淑在委员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于我们工作的结果，美国撤销了对两人的控诉。鲍威尔继续成功地进行研究，为他在朝鲜战争中的讲话寻找证据。舒子章现在北京的中国日报社工作。
另一位美国爱国者、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是不屈不挠的陆慕德。1930年，我在长沙初次见到陆慕德，那时长沙还残留着红军与国民党鏖战以及地痞流氓洗劫的痕迹。她跟我讲了许多有关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那个恶棍的情况。何键很讨厌她，责令基督教女青年会赶快把“那个女人赶出湖南”。陆慕德对自己这般不受欢迎心安理得。她到上海时还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不久思想上便发生了变化，与劳动妇女结合在一起，并参加了我们组织的政治学习小组。她在中国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的26年，正好是激烈的革命时期。她酷爱中国的瓷器，并热切希望以一切可行的办法帮助“工合”。她从自己不多的薪金中省下一部分，给我寄了足够的钱，邀请景德镇的制陶工去于都，教“工合”社员用当地非常好的高岭土制作瓷器。
陆慕德结束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任期后，对自己该做什么毫不犹疑。美国是她的故土，她要回国去，把她在中国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她于1945年在争取民主的东方政策委员会协助工作，并自1946年起任执行主任。该委员会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敦促美国采取与中国友好、进行贸易和承认中国的政策。在该委员会于1952年被迫解散后，陆慕德又创办了《远东通讯》，提供重要的情况和有资格的远东问题专家的分析。她取得专家们写的文章，与其他材料一并转载，自己也写许多文章。她依靠自己的力量，相当定期地出版该刊物直到今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不断给我寄有关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材料，那是我获得有用的参考材料的经常来源。当她被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传讯，并被指控为“反美宣传分子”时，她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她说：“如果你不跑，人家不会追你。如果你自尊，没有人能侮辱你。”驾车横越全国对她来说是件乐事。1937年我经过纽约时，她带我去过许多地方。她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讲演旅行，带着书、小册子、幻灯片或影片到大小城镇去参加公开的集会或走家串户。在她80大寿时，她被誉为“人民的宇航员”，因为要介绍有关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真实情况，她已旅行了50万英里，相当于从地球到月球一个来回的距离。1978年，她在一次车祸中受了轻伤，1984年摔坏了膝盖，但她仍一心想做许多事情。
陆慕德曾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她1972年来北京时精力充沛。不论到那里去旅行都不嫌累。她看完了预定看的地方，还要求多看。她与普艾达一起受到宋庆龄副主席的接见。她1978年访华时，受到邓颖超的接见。她期待着1993年100岁时，再来中国。陆慕德为人民的事业积极工作，坚持不懈。
娇小而勇敢的普艾达生于山东省，是南方浸礼会传教士夫妇的女儿。1920年，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遴选她在新建的北京协和医院设立社会服务部，她培训了第一代中国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我于1939年在浙江金华第一次见到她。她与协和医院的合同满期后，在斯诺夫妇敦促下来找我。那天我们出发去温州港了解情况，以便我在那里开展工作。她志愿帮助“工合”运动，回上海组织了支援委员会。在香港，她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不久便用自己微薄的积蓄去美国，以成立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这个组织不仅在财力、物力上，而且在建立友好感情和了解中国的斗争方面给予了巨大的援助。委员会得到罗斯福总统夫人（名誉主席）、哈里·E．亚纳尔（主席）、卢斯出版系统的亨利·卢斯等知名人士的声援。这使动摇的国民党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了支持。这是美国政府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的第一个证据，在这以前它一直在悄悄地支持日本侵略者，向其供应汽油和废钢铁。普艾达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领导了这个设在纽约的委员会，给“工合”寄来了图纸和机器，筹款达350万美元；没有这笔资金，我们便无法继续搞下去。国民党解除我在行政院的职务后，普艾达大力支持我创办山丹学校。她多次专程从香港到山丹了解情况，并为我们买了美军剩余的卡车。在美国，她与中国著名的作家和剧作家老舍合作，将老舍的《黄色风暴》①翻译成英文，又与王莹合作翻译了《童养媳》。直到90多岁，她仍喜欢写作。普艾达根据宁老太太给她讲述的故事写成的《汉族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传》，她的自传《在中国的童年》和《殷老太太：生活的回忆》都是记述当时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杰作。新中国成立后，普艾达曾几次访问中国，一直想返回她的故乡——山东黄县。她是美中友协全国委员会名誉成员，直到她1985年去世。
1981年3月，我与马海德从我们避寒的海南岛飞往上海，参加“工合”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耿丽淑的生日庆祝活动。已经85岁的人了，仍然像她那样继续工作，可真不简单。然而耿丽淑善于自我保养，一如既往地稳步前进。她典雅文静地站着讲话，把对她的掌声视若对别人的欢迎。
耿丽淑受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委派，于1926年来中国工作。她与妇女和学生保持联系，目睹劳动人民身受的痛苦与屈辱，因而支持进步运动。当时北方军阀张作霖在处决共产党嫌疑犯，要杀鲍罗廷夫人以儆效尤，耿丽淑和女青年会的一个同事掩护了鲍罗廷夫人逃跑。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1884—1952）本人当时在武汉，他当时正准备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在冯玉祥将军的帮助下，经陆路回莫斯科。在上海时，耿丽淑时常送我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去讲关于“工合”运动兴起的情况，并鼓动她的同事去参观贵阳和宝鸡的合作社，学会如何克服经济困难以发展民族工业。她一直不知疲倦地支持“工合”运动。在她的好友和同志宋庆龄的鼓励下，她在上海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分会，自己担任秘书。在敌人封锁和检查的情况下，她每星期都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国海轮，偷偷地寄发送往香港的信件和其他材料。她还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将国内和国际捐献的钱、药品和医疗器械送往中国的抗日根据地。她回美国后，继续支持“工合”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担任“中国福利呼吁会”主席。后来，由于受到麦卡锡时期反共歇斯底里的威胁，她在1951年又来到了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福利会当顾问。1956年，《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威廉·鲍威尔和朱利安·舒曼（舒子章）在美国国内被指控为叛国，当时成立一个为他们辩护的委员会，由我任主席，耿丽淑在委员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于我们工作的结果，美国撤销了对两人的控诉。鲍威尔继续成功地进行研究，为他在朝鲜战争中的讲话寻找证据。舒子章现在北京的中国日报社工作。
另一位美国爱国者、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是不屈不挠的陆慕德。1930年，我在长沙初次见到陆慕德，那时长沙还残留着红军与国民党鏖战以及地痞流氓洗劫的痕迹。她跟我讲了许多有关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那个恶棍的情况。何键很讨厌她，责令基督教女青年会赶快把“那个女人赶出湖南”。陆慕德对自己这般不受欢迎心安理得。她到上海时还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不久思想上便发生了变化，与劳动妇女结合在一起，并参加了我们组织的政治学习小组。她在中国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的26年，正好是激烈的革命时期。她酷爱中国的瓷器，并热切希望以一切可行的办法帮助“工合”。她从自己不多的薪金中省下一部分，给我寄了足够的钱，邀请景德镇的制陶工去于都，教“工合”社员用当地非常好的高岭土制作瓷器。
陆慕德结束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任期后，对自己该做什么毫不犹疑。美国是她的故土，她要回国去，把她在中国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她于1945年在争取民主的东方政策委员会协助工作，并自1946年起任执行主任。该委员会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敦促美国采取与中国友好、进行贸易和承认中国的政策。在该委员会于1952年被迫解散后，陆慕德又创办了《远东通讯》，提供重要的情况和有资格的远东问题专家的分析。她取得专家们写的文章，与其他材料一并转载，自己也写许多文章。她依靠自己的力量，相当定期地出版该刊物直到今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不断给我寄有关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材料，那是我获得有用的参考材料的经常来源。当她被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传讯，并被指控为“反美宣传分子”时，她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她说：“如果你不跑，人家不会追你。如果你自尊，没有人能侮辱你。”驾车横越全国对她来说是件乐事。1937年我经过纽约时，她带我去过许多地方。她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讲演旅行，带着书、小册子、幻灯片或影片到大小城镇去参加公开的集会或走家串户。在她80大寿时，她被誉为“人民的宇航员”，因为要介绍有关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真实情况，她已旅行了50万英里，相当于从地球到月球一个来回的距离。1978年，她在一次车祸中受了轻伤，1984年摔坏了膝盖，但她仍一心想做许多事情。
陆慕德曾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她1972年来北京时精力充沛。不论到那里去旅行都不嫌累。她看完了预定看的地方，还要求多看。她与普艾达一起受到宋庆龄副主席的接见。她1978年访华时，受到邓颖超的接见。她期待着1993年100岁时，再来中国。陆慕德为人民的事业积极工作，坚持不懈。
附注
①中文全名为何明清。——译者注
①即《四世同堂》的缩写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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