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出席世界和平会议后，我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回到北京，并与她住在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安静的院内的同一栋楼里。我以前曾在那里工作，原来的办公室改为我们共用的餐室，我们在一起就餐达11年之久。
  安娜·路易斯有时候情绪不怎么好，但在她心情愉快时，她就跟我回顾她早年的生活和斗争，讲当年在西雅图大罢工时她编辑一张工人的报纸，如何窥见了事由的真相。后来她在俄国工作，目睹了十月革命的发展，接着又目睹了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这是十月革命在中国的继续。由于她坚决支持中国革命，使她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越来越不受欢迎。她时常把在中国的见闻与俄国的情况公开作比较，自然为斯大林和贝利亚所不容。但她从未和我谈过她在苏联入狱及后来被驱逐出境的全过程。她自己在写自传时停顿在那一段，自传始终未完成。她回到加利福尼亚后的10年，对她来说是痛苦的10年，因为她原来的许多老朋友都不理解她。她被剥夺了原有的讲坛。但这并未阻止她继续以最大的努力去教育人民。她办了《今日通讯》，向世界各地散发。在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垮台后，她被宣布无罪，并克服了巨大困难从美国国务院获得护照，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了世界和平会议。1958年在那里我与她又重逢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世纪40年代初在重庆。她被邀请去莫斯科居住，并答应给她一套公寓；如果她愿意定居，还将归还她在银行的存款。但中国却是她一生中最后10年的目的地。她在72岁时第6次来到中国。她后来写道：“当我向我的中国朋友申请来北京定居时，我说：‘我认为中国人最懂得人类的道路。我要学习和写作。’”
  她在北京的那些年里，我们有时到天坛去散步。那里有一条小道，两边丁香簇簇，是她心爱的去处。我和马海德至今称它是“安娜·路易斯小道”。她经常在晚上招待朋友来吃饭，其中有冀朝鼎博士、柯弗兰一家、艾德勒夫妇及她非常特殊的朋友马海德医生，他始终是她耐心的顾问。在她最后几年，马大夫两次陪她去广东从化过冬，我也陪他们去过一次。夏天她喜欢去北戴河，直到她去世前的一年，还愿意游泳。夜来香开花时，花匠便在晚上摆出来，让她欣赏。过生日是她的一件大事。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其他政治领导人常来为她祝寿。然而她晚年最大的一件事是在上海庆祝她80寿辰。毛主席接见了她，并为她举行了午宴。当晚，周总理主持了盛大的祝寿宴会，还赠给她新版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这使她非常高兴。此后几年，她以非凡的精力不断撰写《中国通讯》，以6种文字出版，广为发行。她对写作技巧十分讲究，每篇文章总是反复重写，直到“贴切”为止。我记得她说有一篇她改了6遍才满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有许多事情不能理解。有一次她气愤地对我说：“刘少奇，是叛徒？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有时，在餐厅，她盯着坐在桌子对面的我说：“要改变人的本性？见鬼去吧！我们一直想这么做，已经2000多年了，也没有走多远！”但她随即缓和了口气说：“你看我的脾气是不是比以前好一些了？”我赶紧对她说，她的确有进步。
  安娜·路易斯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她的家庭出身使她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这种观念引导她在工作中拥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事业。她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运用她的才干去探索蕴含的真理以提高自己对旧方式和新理想之间斗争的觉悟与了解。她在1925年第一次到中国，便支持省港海员大罢工。
  1927年大革命期间，她去湖南采访报道。1946年，她飞往延安，和那里的领导人在一起，直到他们暂时撤离那个地区。就在当时当地，毛主席发表了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这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是经久的鼓舞。后来，她写道：“当我离开延安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我有生之年向往的地方。”
  她一直在抢独家新闻。她不顾高龄，在中国进行广泛的旅行，并在1964年去河内参加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国际会议，当时苏联正设法使越南追随它的路线而不是抵抗它的路线。在北京，一个静谧的星期天早晨，她依次列述了她的几个“第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说：“我从1917年起专门报道社会革命。1921年，我乘坐运送第一批粮食的列车到了发生饥荒的伏尔加河地区。1925年广州大罢工，我想当时只有我一个外国人获准进入广州。1927年，我和苏联顾问穿越中国去乌兰巴托，一行人中我是唯一的西方人；去湖南采访并报道了人民政权的西方人，也只有我一个。我是亲眼看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几个国家举行公民投票加入苏联的唯一的外国记者；阿拉木图——重庆通航时，我坐的是第一班航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我这个外国记者从费尔班克斯取道北极飞往莫斯科；北朝鲜解放后至朝鲜战争开始前，只有我这个外国记者访问过那里；我当然也是第一个访问拉萨的美国妇女。回想起来，我的惊险经历似乎比我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可能现在也才明白为什么苏联人最终要逮捕我。一个人竟然‘闯进’所有那些地点，警惕的公安官员难免要起疑心。我忘了说，1929年我还到过位于苏联一侧的帕米尔高原，自己骑马去的。遇上了探险队，就跟他们一起走。我想，侥幸脱险的外国人，也就我这么一个了。途中，我几次逃脱了暗算，因为克尔吉斯人十分反对妇女解放，他们以为我又是一个搞妇女运动的人。我现在想利用时间写有关中国的报道，直到美国政府改变其发放护照的政策。现在我如果回美国，会因为来过中国而被没收护照的。到了能自由回美国的时候，我打算回去做讲演，介绍我在中国的见闻。”她从未忘记在美国的朋友，并急切希望他们了解真实情况。
  安娜·路易斯因患心动脉硬化症，医治无效，于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宋庆龄主持了纪念她逝世10周年的大会。现在有许多美国人来访。一些认识安娜·路易斯的人都到埋葬她骨灰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去悼念她。然而，对安娜·路易斯的真正纪念是实现美中两国友好。对她来说，中国是最艰巨而美好的事业；她全心全意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从不动摇；她热爱美国，而在中国如此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像埃德加·斯诺一样，她是促进她热爱的美国和其安度晚年的中国之间关系的一位坚定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