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79年5月，新西兰的一个电影摄制组来中国时，我应邀与他们一起旅行，一起工作。当时他们决定为新西兰摄制一部有关我在中国的生活和旅行的纪录影片。我们重访了一些地方，讲述有关我自己的故事和中国发生的事件。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我们从广东从化开始旅行，那里有温泉，是个避寒胜地，我曾在那里度过假。然后经英德去韶关。我们访问了由加拿大华人肯尼思·叶创办的老“工合”合作社。原有的一个机器制造车间发展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大工厂，生产卡车和发动机。梅培基是该合作社的年轻组织者之一，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1977年在一次汽车事故中身亡。在江西赣州的几个老“工合”合作社所在地当中，我们访问了江西空气压缩机厂，在那里见到了几个老培黎学校的学生。令人惊喜的是，在原“工合”东南总部的大院内发现了我们的老房子，它没有变样，现在是一个织布厂的一部分。我参观了我们“工合”的医生弗利兹·严森（严斐德）工作过的3间屋子。这位奥地利医生曾随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后来到中国，在新四军中工作。1955年，他作为记者，搭“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印度尼西亚采访亚非国家的万隆会议，途中失事遇难。破坏分子以为周恩来总理也乘坐那架飞机，在飞机上放了炸弹。但我没能找到建在赣江边峭壁上的我的那间小屋。为建这个屋子，我花了400元钱。但我从没有机会在那里住，只是当拉尔夫·赖普吾（后来任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教授）在那里制订以若干个合作社为会计单位的综合计账法时住过几天。一位老“工合”工作者还和我谈起范·内斯——一位很有献身精神的年轻美国人，在东南“工合”总部工作过一两年，对我们很有帮助，并曾起了很大作用，将一卡车我们的产品样品一直送往重庆，参加“工合”举办的展览。
  随后我和摄制组到了于都，红军长征开始时曾从此地农村经过。然后去瑞金，从东面和南面来的军队在跨越会昌路上的渭阳桥后曾在那里会师。当地的青年为我们做了精彩的演出。他们穿着旧时红军民兵的服装，唱着老红军的歌，肩扛红缨枪，身背斗笠，看上去的确很像他们扮演的角色，只不过他们穿的是长裤和塑料鞋，而不是短裤和草鞋。但那里的农民仍然像过去那样穿着短裤，光着腿。我们从瑞金又到大柏地。毛主席在那里为红军早期所取得的胜利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那里纪念馆的一位姑娘能将这首诗演唱得非常出色，所以尽管天下着大雨，摄制组还是很快决定拍下这个镜头。
  南昌这座革命历史名城，有日益发展的机器制造业。摄制组在南昌拍摄了博物馆及其展品。摄制组在上海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访问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包括新建的宝山钢铁厂及新码头的建筑工地。他们还拍摄了我和耿丽淑及邓裕志说话的情景。她俩都是我们原来的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我们回顾了那些严峻的日子。20世纪30年代，邓裕志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业部工作，曾办过工人夜校。学生们参加1936年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在南京路上手挽手地游行，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当他们打算进入闸北区时，被国民党警察打了回来。我很有兴趣地参观虹口消防站。在我最早住的那间老屋子里，有供12名消防队员睡觉的床铺。他们正坐在桌子旁看报，桌上摆着茶水。车库里有4辆消防车，保养得很好，车身上的红漆闪闪发光，但我们当年那种极端注意整洁的状况已不复见。滑杆已不那么锃亮，车钩及其他铜件已不那么耀眼。每个消防队员的装备都整齐地放在消防车旁。整个消防站有一种讲求军事效率的气氛。该市区在1978年只发生过66次火警，这里防火取得明显的成绩。1927年我来这里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生了5起火警。
  在乘火车去无锡的路上，我注意到茅草屋都已不见，代之以砖瓦房。在车站外面的一个地方，50年前我曾亲眼看到一些青年缫丝工人被处决。现在，这地方已是一个铺了水泥的院子，里面有花园。蠡湖和太湖的岸上已开辟了旅游区，并建设了新的风景点。
  南京引起我思绪万千。现在，南京已成为一个遍布果园和树木的城市。大部分城墙仍完好地保存着。在紫金山山下，有朱元璋、孙中山、廖仲恺及其勇敢的夫人——画家何香凝的坟墓。他们和参加建设现在著名的，而当时被某些工程师认为是不可能的南京长江大桥的人们在一起。
  我们乘坐上海造的一艘舒适的、管理良好的轮船去武汉。我们参观了新近整修过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内有一部分是关于“工合”的展览，陈列了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约里斯·伊文斯、巴苏大夫、柯棣华大夫及其他印度医生的图片，以表示劳动人民之间国际主义的重大意义。看这些展品，在千万个为这一事业而献身的人的功绩面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我还是按老样子在生活。我高兴地看到一张有关儿童话剧团的图片。该团在战争初期曾在农村巡回演出，以激起人民的抗日精神；后来，在重庆被国民党解散了。我把该团最小的一个名叫薇薇的孩子带到了西北。她勇敢的母亲张玉珩，一位寡妇，当时在“工合”的一个孤儿院工作，吃穿供给，但没有工资。我送薇薇上了学，直到她中学毕业。她曾试图出走去延安，但被人抓住并送回宝鸡。后来，她在北京上学，最后到了延安，结了婚，随解放军一起进西安。这次能在武汉再看到她，即使只在一张早年的图片上看到，真令人高兴。
  整个纪念馆的展出，理所当然是以周恩来为主，因为他是那个时期武汉最伟大的人物。叶剑英、董必武和博古也放在重要的位置。展品中有一架摄影机，是约里斯·伊文斯赠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在当时确实很珍贵。
  我们坐火车去郑州，登上了二·七纪念塔。这座为纪念1923年铁路工人大罢工而建造的纪念碑，确实是革命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后，我们飞往兰州。我在石油技工学校做了讲话，这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我们又继续飞往酒泉，参观了玉门油田。然后坐车顺公路回来。这几个地方的前山丹学生也随同一起活动。我非常高兴地见到他们。在张掖，我们参观并拍摄了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提到的、中国最大的一尊卧佛。大佛很值得一看，不仅因为其硕大无比，约34.5米长，还因为它的艺术性极高。现在有关方面正计划对大佛及其弟子连同庙以及周围环境进行整修，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这一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我们在山丹住了几天，听老学生们介绍他们的情况并参观了乔治·何克墓。我们去时，墓地已修复，已成为一个小公园，山丹县政府对我们的访问很重视，召集了约8000人来到墓前。小学生抬着大花圈，高唱《国际歌》，歌声在四周高大的白杨树中回荡。
  “四人帮”曾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控制全中国。他们像希特勒一样依靠的是“流氓无产阶级”。“四人帮”搅乱了教育体制，产生了很多的废才。他们不尊重知识，造成了教育上的无政府状态，以致整个一批青年人不能为发展中的社会所使用。在永登县的街上，我们看到5个年龄约19岁的青年，显然都是那个阶段的产物。他们嘴里叼着香烟，看上去很空虚，很不愉快，与我们在以前八星期中到处所见的有上进心的劳动青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一个好的工厂、公社或大队把实干和苦干的人组织起来以后，就可以把那些游民无产阶级加以控制，并能改造成为一个前进的社会中的有用之才。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属于哪个阶层，还不懂得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教育必须使人们在技术上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同时，还要用易懂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真实的基本的政治教育。
  其后，电影摄制组飞往内蒙古去参观渠道的进水并拍摄一些镜头，我留在兰州看望一些朋友。在石油学校聚集上百个老同事、教师和学生，我非常高兴与他们见面。然后，与我的儿子阿兰全家，包括4个曾孙，共进午晚餐，大吃了一顿由我原来在兰州时的老厨师退休后重新出来为我做的饭菜，我就返回北京了。我很乐于进行这样一次旅行，从一地到另一地，很轻松。但摄制组却很难把工作做好。他们拍摄了30个小时的电影，而又必须把它压缩成两部50分钟的影片供新西兰人看。摄制组组长杰弗·斯蒂文在1980年初夏又来到北京。新西兰外交部向他购买了那两部片子并赠送给中国。摄制组的电影剧本作者杰夫·查普所写的题名《中国的路易·艾黎》的传记已于1980年由霍德和斯托顿公司出版，在新西兰很受欢迎。威利斯·艾雷教授早先为我写的传记——《一个在中国学习的人》，出版于1970年，早已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