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52年以后，我开始到中国各地旅行，看看各地正在取得的巨大进步。有时，一些全力以赴的大项目，如建设大型水坝和水库，需要多年的努力工作才能完成各配套工程的建设。中国必须发展公路、铁路、运河、内河及沿海的运输。必须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进行全面的战争，因为它经由朝鲜半岛向中国边界推进。必须支援越南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还必须制止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必须使全国人民都有工作。当然，这样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如此，总的情况有很大的进步。客观地说，中国在解放初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那些年，在各地旅行可以看到许多苏联人。他们有些很友好，勤勤恳恳地工作；但不少人很傲慢冷淡，以为除他们之外，其他外国人显然都是特务。1957年我去新疆访问。长期以来苏联的影响一直在新疆许多地方扩展。在机场，有4个身材高大的苏联人，又粗又笨的家伙，走过来围拢在我身边，问那位翻译：我在那里干什么，是哪个国家的，怎么来的。显然把他们自己看作当地的主人。然而，他们算计得太早了一点！他们想表明大连港是他们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报酬。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影响从大连扩大到整个东北。他们把许多机器搬走，让它们在西伯利亚生锈。在各地访问中，使我真正感到大吃一惊的是：他们把老式的机器运进中国，而索取的价格从来是按机器的重量计算的。太原化肥厂进口的苏联空气压缩机，是庞然大物，不如几年后江西省赣县生产的小型同类产品好用。他们不按时向武汉提供轧钢机，后来运到时，中国人已自己制造了一部，性能更好，成本只相当苏联货的很少一部分。
  1958年春，我去西双版纳，在允景洪待了一些时间，写作我的另一本书。看到中国的热带地区，这样富饶，草木茂盛，充满希望，目睹傣族人民在思茅地区与脑型疟做斗争的情形，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疟疾给该地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解放初期，思茅的街道上荒无人迹、杂草丛生，成了老虎出没的地方。后来，军队进驻了该城。他们清理了街道，给每个人打针吃药，接着开展了广泛的卫生运动，建起了医院，整个地区面貌一新。
  我最紧张的一次旅行大概是1958年和1959年所谓“大跃进”期间对15个省的访问，行程约4万公里。那时做的许多事情很不经济。例如，在一些地方用小高炉炼铁，那里的人民本来种庄稼比这要好得多。不种庄稼而去搞别的活动，特别是这种需要耗尽当地的粮食储存的活动，很不明智的。次年，即1960年，旱灾出现了，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困苦。“大跃进”时期的极“左”的铺张浪费，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地方因为支援那些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小炼铁厂，浪费了大量粮食而出现饥饿；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而没有保障眼前的农业经济，这也是事实。但是全中国的灌溉工程，在后来若干年无疑对农业有益。例如，河北省东北部的抚宁建造的杨河水库大坝，使几十万亩沼泽地变成了能生长高产水稻的良田。这里的一所造纸厂，现在利用稻草造纸。这里也能种冬小麦了。我反对全盘否定“大跃进”中的努力。对我来说，到农村去，与当地的老百姓在一起，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尽我所能把自己的印象写下来，这是一番兴奋的经历。人民在不断前进，新形势当然使他们大开眼界。
  根据这些访问所得的材料，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写了5本书：《中国内地在跃进中》《江西日记》《在湖南山水之间》《高原省——山西》和《中原的斗争——河南》，全部由北京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另一本关于湖北的书，已经印出，但没有发行，原因是书中有很多涉及贺龙元帅的事，当时他正受政治迫害。这本书现在正准备出第二版。
  1973年我去了藏族的阿坝地区。由于海拔较高，我的心脏受到了影响。阿坝地区气势宏伟，我非常喜欢那里的风景。那里的藏族人民正以新的姿态向前迈进。这是我在内地最感兴趣的访问之一。其后多年，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半年出访，半年在北京。任何人要想深入了解中国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土地辽阔，千差万别。对我来说，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访问时，我总觉得是在学习，好像是在上开头的几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