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我在中国旅行，主要是搭卡车在内地的大路上来回颠簸。卡车往往要停下来修理，我就坐在路旁胡乱写诗；重新上路时，便把诗稿塞在衣袋里。有些诗是在敌机空袭时写的，或许写在旧信封的背面。写这些诗完全是偶感即发，草草而就，因为我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阅读，我也无意保存它们。据说，唐代大诗人李白焚烧了自己的一些诗稿，看着它们顺水漂走。我早期在旅行中写的诗稿大都派了更实际的用场，因为有时需用一点纸。与我一同去敦煌旅行的李约瑟博士喜欢我沿途写的一些诗，将它们收入在他1948年出版的《科学前哨》一书里。我一直零零星星给我母亲寄些诗去，供她消遣。后来在山丹，我开始把一些诗收集起来，1948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发表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工合》，以出售所得的钱支援学校的经费。1952年，我母亲死后，我把分得的一部分家产变卖后，用来发表《山丹札记》（1950）和《这就是今日中国》（1957）。1955年发表的《活的北京拾零》收进了我以前3本诗集里的一些诗和我后来送往各地的诗。坎特伯雷大学的温斯顿·罗兹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的所有诗作。我后来的一些诗集，收入许多政治诗，大都在新西兰出版，并由新西兰诗人戈登·麦卡阿瑟作序。这些诗集包括《病树前头万木春》（1962）、《谁是敌人》（1964）、《错误》（1965）、《什么是罪过？》（1967）、《抗议诗25首》（1970）、《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崛起》（1970）、《变革之风》（1972）、《在中国的青山上》（1974）和《今天和明天》（1975）。1972年发表的《献给奥蒂鲁阿①的诗》用散文和诗歌记述了我在新西兰访问的地方以及我在中国经历的巨大变迁。《漫步篇，访澳大利亚诗52首》1973年由民主出版社和澳中协会出版。《大雪压青松》和《好风集》选用了许多相同的诗，1977年分别在克赖斯特彻奇和北京出版。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朋友们编辑出版了我1984年春天以前所写的诗歌选集中文译本。所选的114首诗试图抒发我对中国可爱的山山水水、对中国人民史诗般的劳动和斗争的感情。世界上也许没有其他国家会有如此丰富的材料宝库，使诗人能够从中获得灵感。
  我小时候，读过一些描写行动的诗，如雪莱的《西风颂》和莎士比亚的14行诗，印象很深刻。我喜欢读有声有色、充满活力的诗篇。搞“工合”和在山丹工作时，我事实上只在有时间时偶尔写些叙事文章和必要的报告。我写诗的习惯实际上是抒怀的途径。形式参差不齐的诗句，随着我的手指拨动打字机的键盘，像阵风或火山般迸发出来。我把诗歌作为记述我日常的事情和想法、描写使我深感兴趣的人和地方的一种便利的方法。我很赞成忠实描绘事物的原貌。在我看来，西方许多迷失方向的诗人是在用佶屈聱牙的空洞语汇写他们百无聊赖的扭曲心灵，而读者则要费一番心思去琢磨其中的含义。有人喜欢最费解的诗歌，越朦胧越好，越含糊、越隐晦，越被人认为构思巧妙。如果诗人不了解他为之写作的人，或误认为使别人看不懂就是学问深，那么，拙劣的打油诗可真是佳作了。对我来说，只有写人民及其生活，诗歌才有意义，我从来不抱成为诗人的奢望。我的目标是用清晰、简明、直接的语言表达一种意境，不使用音韵技巧，不写学院式的冗长诗篇。我一直感到，一味追求押韵，我可能表达不出或歪曲原有的意思，远不如描写别人一看就领会的意境，以高度概括自己思想的形式使人民很快能吸收为好。这样的风格似乎最能绘成容易理解的文字图画。如果读者能感到触动，那么，诗人便算是有所作为了。
  我觉得诗歌易读也易懂，虽然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不易销售。在当今世界，任何题材的新闻的魅力，不久便烟消云散，只有那些一本正经的人才愿继续了解他们读到的东西。然而，来信要求我接着多写些，特别多写些诗的人却多得出奇。所以我不断地写诗，有时寄给朋友，或在报纸上发表。

①“奥蒂鲁阿”毛利语之意为“新西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