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51年4月，我收到山丹学校驻上海代表雪莉·巴顿（白书玲）的来信，希望我介绍该校前10年的历史。这使我回想起1938年一切刚开始的情景。要写那些年的历史，这可是很不简单的事，因为要把事情说全，恐怕需要写几卷书。即使如此，或许还是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然而，世界各地的人可能对我们这种培训的集体感兴趣，为了对他们有所裨益，我想，至少我可以扼要地加以叙述：这些学校是怎么办起来的，为什么要办，最后留下来的学校又怎么迁到山丹并在那里扎下根的。于是，我开始把过去的一些事情写在日记里，然后寄给雪莉。从此她为我的许多书做了出色的编辑工作，她并且成为新西兰—中国协会的支柱之一。1952年，我的日记由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首次发表，书名为《有办法》。我在第一批送到北京的500本书上签了名，分送给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每位代表。该书于1955年在北京再版，第三版于1976年在新西兰问世。
  以1950年10月至1954年9月的日记形式写成的《有办法》一书能使其他人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以及我对中国普通的百姓的一些了解。我回顾了在上海和“工合”时期令人气愤的经历，谴责了腐朽的社会制度。这本书也简略地介绍了我在山丹与农村青年一起生活并共同探索培训富于创造力的技术人员的方法。“没有办法”，这是连年遭战祸和洪水、饥饿、瘟疫之害的被剥削、受挫折、绝望的人发出的呼号，是旧中国走投无路的人的呼号。一种新的时代精神逐渐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被“有办法”所代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自己的发展道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有办法》已被译成几种文字，它可作为我其他作品的序言。它的续篇《人民有力量》一书于1954年出版。该书是1951年9月至1953年3月我写的部分日记的摘编，我是想借此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中国农村、农场和工厂的普通人有力量了。他们组织起来，互相合作，对自己充满信心，带头为美好的生活奋力前进。
  1951年以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公共卫生、宣传新婚姻法等其他群众运动席卷全国。1953年举行的普选使政府同人民之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结在一起，为政策的贯彻执行增添了力量。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全中国进行的伟大斗争的另一阶段，它清除了过去的压迫和灾难，给一般群众以全新的待遇。参加这一运动的有来自学校、政府部门和农民协会的大批人，他们受到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土地归还给耕作者。为了社会的生产者的利益，又朝着土地的合作化生产方向发展。各小组由一种已证明对每一个人都起作用、因此被大家欣然接受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天才。中国人民已觉醒，决心冲破一切羁绊，这是他们沿着大众进行和平建设的道路迈出的一大步。形势在顺利发展，整个中国变得朝气蓬勃。
  后来，新西兰和平理事会于1957年出版了我的另一本书《人道的中国》，它以日记的形式叙述了我访问兰州、西宁和包头等地的情况，那时一般旅游者不常去这些地方。这本书是在新中国的头10年即将结束时写的，它的出版适逢我到中国30周年纪念日。中国已成为我所喜爱和熟悉的家。
  在我看来，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并有自尊心的人民，虽然他们有时表面上显得拘谨。他们太骄傲吗？可能有些人如此。他们太急躁或太激动吗？是的，在全体中国人中是有这样的人。然而，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能找到更多的人如此态度谦和、细心周到，因此人们乐于与他们一道做实际工作。
  为了使国外的人了解中国，我的散文作品主要是事实报道。但是有些书如：《我们七个——他们五个》（1963年出版）、《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1973年出版）、《囚犯》（1973年出版）和《造反者》（1973年出版），我是选用故事的形式写的，力图使要旨更明了。《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一书出版后立即获得成功，在新西兰很快就销售一空。我原想《造反者》可以用作电影脚本。作品中带点革命的人道主义，在促进了解方面有时产生奇妙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写了《黎明的孩子》一书（1956年在北京出版），介绍中国、朝鲜、蒙古和越南的儿童，旨在使这些国家的关系，可能的话，更加密切。
  我在中国的东北参观了中国第一个卡车制造厂，从那里我去了朝鲜。当时的朝鲜空无一座建筑，到处是弹坑和被击毁的军用装备，一片荒凉。人民擦干了眼泪和血痕，掩埋好死者，开始重建家园。从瓦砾和废墟中兴起了崭新的、漂亮的城市。朝鲜人民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和平统一。在东德的帮助下，正在咸兴建设一个新的住宅区。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清除平壤的废墟、帮助其重新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尔后，我又去了蒙古，多少体会到蒙古人民强烈的独立愿望，看到了美丽而富饶的草原。蒙古似乎有一个很受苏联人控制的小特权阶层，人口很少，都是健壮的牧民。他们从苏联人那里买东西，不得不按苏联人的要价付钱，而他们出卖自己的产品，苏联人随意付给多少钱，他们也无可奈何。我参加了在乌兰巴托城外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举行的蒙古国庆活动。有人把我介绍给苏联代表团团长。这位团长问我：“你是哪国人？”我说：“新西兰。”他把头一仰，轻蔑地一笑，然后转身就走了，没有再说话。就是这样。
  1956年，我穿过中国的西南部去越南，瞥见了为经济独立而斗争着的勇敢的人民。他们的国土仍分割成两部分，但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当时的局面很安定舒畅。我是在解放奠边府，北越政府成立之后见到胡志明主席的。他为我设了丰盛的早餐，并同我进行了亲切而愉快的交谈。他尽谈关于中国的事，谈他在广州当干部、在广西蹲监狱的经历。后来，我在越南进行了广泛的旅行。在这3个国家的访问，促使我写了4本小书：《清晨大地静悄悄（访朝日记）》《蒙古之行》《越南之春》和《越南的牧童》，全部在1957年出版。
  1957年，我第一次犯心脏病，到北戴河休养了一个月。然后，去了新疆，与外文出版社的英语专家南·格林一起访问了石河子、伊犁、喀什等地，写了一本有关此行新经历的书。一些印度朋友把手稿、照片和底片带到印度，答应在那里找个出版商，但未成功，连手稿也丢了。后来，搞合作社运动的印度朋友向我索要有关合作社运动的课本。我把1948年在山丹由孟受曾协助写成的一本小册子的手稿给了他们，交印度孟买的工业合作协会出版。
  1956年，一位美国朋友欧文·波塔什来访，他要我写一本书介绍几位对中国人民有较深了解并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因此，我写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埃文斯·卡尔逊和约瑟夫·史迪威的传略，主要是个人的回忆。由于美国共产党指导方向的变化，出版书的事一直无任何进展，书稿几度易手，直至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玛丽·戴蒙德夫人承担起文字整理工作。她去世后，承蒙她的丈夫E．格雷·戴蒙德博士将书稿寄回给我，经修改后，1985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由于马海德大夫同意我将他的事迹包括在内，所以现在的书名为《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1958年，我写的一系列历史短论在北京汇编出版，书名为《中国历史故事》。次年，我写的第一本书《山丹学校纪实》的手稿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书名为《山丹：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
  多年来我一直从写中国的旧书中搜集引语，摘录有趣的段落。这些材料积成一厚册，在我的要求下，汉斯·米勒大夫将材料加以编辑，精简为可读的长度，送往瑞典，用瑞典文翻译出版，书名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1973年出版）。像我那本关于山丹的书的翻译本一样，这本书在瑞典也相当成功。
  1978年，越南当局开始迫害和驱赶华人和越南公民。他们强迫华人登记注册，向他们勒索巨款。1979年——国际儿童年令人吃惊的数字表明，约有20万从越南逃走的人死于溺水、海盗攻击、饥饿或曝晒，其中有一半是儿童。这一大迁徙使中国首当其冲，中国政府为提供救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了亲眼看看25万难民是怎样安置在沿南中国海岸的广西和广东的，我于10月和11月间，访问了那里的一些华侨国营农场。此行收获匪浅，了解到很多情况，并且对处境艰难的普通劳动者更加怀有敬意。这次访问的报告由新世界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书名《越南难民在中国》。
  显然，我是个毫无计划的作家。我还写了有关中国台湾、大洋洲以及京剧等题材的书和小册子，并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报刊撰稿。我还有若干不同题材的未完成手稿，很可能就这样搁置起来了，因为我不愿花时间修改、整理和压缩。但是，在我看来，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新中国，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各种事物都应该写。因此，我写了中国古诗又写中国的现代化，写了京剧又写人民的生活等等。